中国抗日战争存在两个战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正面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这点毫无疑义。但是提起敌后战场，更多的只讲共产党游击队，而忽略了国民党的敌后游击队，这一点是十分错误的。国军的敌后游击队是中国抗战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时期内是敌后战场的主力，极大了牵制了正面战场所受的压力，取得了丰硕的战果，可以说是居功至伟。
一、国军敌后游击队的发展与壮大
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国民政府几乎把全部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正面防御上，最初对游击战显然不够重视。但是随着国军在华北正面战场的全面溃退，国民政府指令各战区组织游击队，以游击战辅助正规战，牵制消耗敌人，并掌握沦陷区以防止敌伪夺取治权。针对地方政府及官员溃逃的现象，又通令战地官吏领导地方武力，抗敌自卫,不得擅离辖区。虽然如此，国军的军事重点还是放在正面战场的战略防御上，特别是淞沪战场的开辟，国民政府的战略目的是利用华东河湖交错的地形和大量军队的布置，顶住日军的攻势，争取时间。等待国际势力干预。蒋介石命令国军部队“固守不退，誓死不屈，和敌人对战坚拒，使他无法前进，来消耗他的战斗力量。”
当上海、太原失守后，正面战场国军损失惨重。国军调整了此前正面拼消耗的战略指导，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新战略。1937年冬，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军事会议。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建议，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白崇禧的建议为蒋介石所采纳。12月13日国民党军委会在《第三期作战计划中》明确提出：“国军在战争中应以持久抗战为目标，广泛发动游击战，以牵制袭扰和破坏敌之后方，使游击战争与正面战场相呼应”。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也写到：“保持战斗力，持久抗战，与消耗战斗力，维持一点面子，两相比较，当以前者为重也。此时，各战区应发动游击战，使敌于占领地疲于奔命也。”
其实国军在对游击战并不陌生。早在1933年10月，蒋介石就把游击战术简括为四句口号“轻装急进，便装远弹，秘密便捷，夜行晓袭”。蒋介石在多次演讲中，主张在对日战略上采用“持久战消耗战”，战术上提出的“新的战术”其中就包括“要注重游击战术”即“主张用各种各样的军队甚至非正式的军队来游击”蒋介石认为将来抵抗日本“这个方法的确非常要紧，非常有价值”。 在1937年3月，国民党制订的《民国二十六年度作战计划[甲案]》中就有如下方针:“作战期间，应有专门机关指导民众，组织义勇军并别动队，采用游击战术，以牵制敌军，并扰敌其后方。”
由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重视游击战，并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的战略，研究、讨论如何打游击战一时成为国民党军的一种时髦。一些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还先后写了关于游击战的书。为培养游击干部，蒋介石在1937年底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在武汉珞珈山举办了为期二三个月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周恩来、叶剑英和叶挺等被请去讲课作报告。到1939年冬，国民党军训部编发《游击战纲要》一书，作为各战区“实施游击战之依据”，其中提出游击队之战都要“竭力避免攻坚，打硬仗或死守”。
在国军的大力推动和部署下，抗战初期大量国军部队留在了敌后战场，开始了敌后游击战争。在河北，河北保安队两个旅由宋哲元改编为第181师，留冀南进行游击。万福林的第53军后卫部队691团吕正操部留冀中游击。第53军余部奉命向陵川、林县一带游击。孙殿英部在太行山南部游击。29军别动队队长李福和在武安、涉县一带游击。在冀中还有张荫悟组织的好几支由警察和地主武装组成的抗日队伍。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河北游击战，任命吕正操、李福和分别为独立第1游击支队和第2游击支队司令、孙殿英为冀西游击司令、张荫悟为河北民团总指挥。1938年夏，蒋介石接受冯玉祥的推荐，派鹿钟麟到河北去任省政府主席，后为冀察战区总司令总领河北敌后全局。
在山东，国军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为保存实力，弃济南而率部退往鲁西，济南、泰安相继失陷。国民党又“令韩复榘入泰安并以泰山为根据指挥地方团队打游击战”韩复榘此时一心逃跑，拒不执行命令，结果被骗回开封处决。由于韩复榘的避战、观战，鲁北胶东等地很快沦陷。1938年1月，第三集团军余部由孙桐萱率领停止退却留驻鲁西南，展开游击战。没有跟随韩复榘后撤的山东第6行政督察专员范筑先在鲁西北竖起敌后抗日旗帜，范筑先将鲁西北各县保安队和该区各色武装，整编为36个支队，共五万余人。青岛市长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在诸城、沂水一带发动游击战，并配合庞炳勋部收复蒙阴。山东政府委员秦启荣组织鲁北边区游击司令部展开游击战。第三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张里元、国民党军委会中校咨议孟昭进也很快在山东组织起了数千人的抗日游击队。
在山西，太原开战之初，蒋介石就曾电令阎锡山，不准第二战区一兵一卒过黄河。太原失陷以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晋绥军于1938年2月退入临汾整军。年底，阎锡山把山西划为7个游击区，将部队分散于各区游击。其晋绥军主力位于部署于晋西吕梁山一带，新编第二师金宪章部部署在晋东北芳兰镇，第35军傅作义部部署在晋西北柳林镇，第71师郭宗汾部署在晋西北临县、离石一带。后来骑兵第1军赵承绶部也由雁北、绥远移至静乐、岚县一带。骑兵1师彭毓斌部则沿乡宁汾南稷王山一带游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从2月中旬起，在韩信岭与日军激战10余日，终因挡不住日军的攻势而将部队撤出向中条山转移。除此之外还有归第二战区东路军正、副总指挥朱德、彭德怀“指挥”的国军第14军李默庵部，第3军曾万钟部，第47军李家钰部，第17军高桂滋以及第44军、第17师、骑4师、52旅，决死第1纵队和决死第3纵队等部队在晋东南一带游击作战。
在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将苏北各县保安团组成第89军，同时还有缪徵流的第57军，李明扬、李长江指挥的苏鲁皖游击队和陈泰运的税警团在敌后游击。
在浙江，蒋介石任命军委会副总参谋长黄绍竑为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游击总司令。黄绍竑到任后先后在浙江各县组织建立了54支游击队，活动于杭嘉湖、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和天目山南北，给了日军以极大的打击。
在河南，张自忠部第38师副师长何德修、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魏健亭、宋克宾等人在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授意和支持下，积极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作战。
1938年2月海南沦陷后,琼崖保安司令王毅退守五指山坚持，并展开游击作战。
在这个阶段。国军的各个敌后游击队积极作战，给了日军部队以极大的杀伤，同时也牵制了大量日军部队，有效的减小了正面战场国军所受的压力。同时要指出的是，此时的共军敌后武装斗争也同样展开并逐步壮大，但国军的敌后抗日力量乃是决定的主力。
二、国军敌后游击队的鼎盛与辉煌战果
随着武汉会战的结束，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而敌后战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1938年11月，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又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根据会议精神，军委会制定的第二期战略指导为：“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扰，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限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
早在武汉失守时, 李宗仁就派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开进大别山游击作战，牵制平汉、津浦路南段之敌。到了1939年1月，国民政府增设了冀察、苏鲁两个游击区，冀察战区以鹿钟麟、石友三，苏鲁战区以于学忠、韩德勤为正副总司令。先后调第51军、第69军、新8军和第97军等挺进山东与河北，以加强游击力量。除此之外还先后成立了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鲁中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并建立了太行山东南部根据地、中条山根据地、吕梁山根据地、五台山根据地、大别山根据地、浙西根据地以及皖东、皖北和鄂东根据地等。游击区多处于战略位置重要之地，如第一、二战区的主要游击范围在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第三战区在天目山，第五战区在大别山，第九战区在庐山、大云山、岷山等，它们进可攻、退可守，直接威胁敌之要害部位，迫敌以重兵防守。策应、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不断出击，牵制、消耗敌人，较好地发挥了作用。一时之间国军在敌后战场兵强马壮，部队达到了60个师的规模。主要部队有：冀察战区的第69军石友三部、第97军朱怀冰部、新编第5军孙殿英部、河北民军张荫悟部以及后来的第40军庞炳勋部。鲁苏战区的第51军牟中珩部、第57军缪徵流部、第89军李守维部、新编第4师吴化文部和海军陆战队以及李明扬、李长江指挥的苏鲁皖游击军在内的大量地方武装。山西游击区的第4、第5、第14、第6、第8、第13集团军，共28个师、5个独立旅。还有前文提到的在大别山地区的第21集团军等部队。
在1938年之前，国军在敌后抗日战场就取得了不俗的战果。例如抗战初期孙殿英部一度攻入赤县附近机场，毁坏飞机多架。后为配合徐州会战。卫立煌命新编第33军团李默庵部、第33军刘勘部和第14军陈铁部分别在同蒲线以西、汾河以北及同蒲线以东、汾河以南交替游击，使日军晕头转向，同蒲路一度几乎不能通车。与此同时，其他各部队奉命开展了广泛的游击。国民党军共有20多个师的兵力参战，把晋南的日军打得十分狼狈不堪。日军第1军不断增兵晋南，但仍感兵力不支，华北方面军只得又将配属于第2军的第14师团调回第1军。
从1938年底到1941年底，是国军敌后游击作战的鼎盛期和活跃期。正面战场上几乎每一次重要战役，军委会都直接指令敌后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如1939年3月的南昌战役打响前，蒋介石就明令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部署游击队在敌后破坏交通，袭敌辎重，遮断阳新、通山、崇阳公路，阻敌增援。1939年5月的随枣战役中，第五战区第58军刘汝明部，第39军刘和鼎部，奉命在桐柏山大洪山展开游击作战。1939年9月至10月的第一次长沙战役，第九战区为加强游击战，以湘鄂边为主要游击区，设根据地于九宫山。1939年末发动冬季攻势时，国军鲁苏、冀察游击战区的兵力尽出，佯攻配合。1940年5月，日军发动宜枣战役，大别山游击队奉命袭击敌人后方和侧翼，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接任去世的廖磊担任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的李品仙亲率第7军及游击队游击黄陂、孝感敌人后方。在共军百团大战期间，山西游击区部队给予了配合作战。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战役发动时，军委会也是明令第五战区“向长江沿岸、平汉铁路、襄花、京钟、汉宜公路及荆宜当面敌人，发动全面游击”；并颁布鲁苏豫皖游击计划，要求淮南、淮北游击部队“向淮南、津浦、陇海铁路发动广大游击战破坏遮断敌人交通，策应长江方面作战”。大别山游击区奉军委会之命派第48军一部协同豫南游击纵队进攻信阳，第7军一部会同鄂东游击队向礼山、花园方向出击，威胁平汉线。第48军袭击长江沿岸据点，封锁江航;。驻皖东第171师配合地方游击武装袭扰津浦线南段。可以说这个结果国军敌后游击队的战果辉煌，同时游击战争也卓有成效。
但是战绩辉煌的背后却也隐藏着危机重重。国军的敌后武装由盛而衰，情况急转直下。1938年11月，日军第15、第10、第27 师团调回华北，第2军司令部也返回华北。日本大本营命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确保已占领的华北地区的治安，尤应迅速恢复河北北部，山东、山西北部及蒙疆地方等重要地域的治安，并确保主要交通线。”由此华北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军游击部队就与中共游击队产生了几次磨擦。到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界五中全会，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和原则上通过了《限制共产党活动办法》等反共文件，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后，这种磨擦呈现出日趋严重的局面。双方为了控制敌后非敌占区的争夺激烈，双方摩擦不断。国军对敌后的共军武装限制重重，频频打击。1939年４月秦启荣在鲁中制造“博山惨案”。张荫梧为河北保安司令兼民军总指挥，到冀南收编土匪武装，建立双重政权并袭击八路军。后又策动八路军冀中独立支队叛变，并于1939年6月制造“深县惨案”。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等等，山东一些国军游击队更是流传出：“宁匪化,勿赤化,宁亡于日,勿亡于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以不扫。”这样的口号。
在1939年，河北的八路军首先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先是消灭了张荫梧的河北民军数千人，然后接连消灭和打垮了其他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游击武装，包括乔明礼、金宪章、薛文教、石友三、朱怀冰、孙良诚等人所率领的部队。几乎与此同时，邻近山东和山西两省的国共两党军事力量，也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八路军在山东重创了齐子修、秦启荣和沈鸿烈的部队。
与此同时，日军从1939年2月开始就接连发动了鲁北作战、鲁南作战。将山东国军主力部队于学忠部与第39集团军高树勋部分割开来，之后接连对山东地区的国军游击队进行扫荡。
1940年初，冀察战区第97军、第69军在日军集中扫荡冀西八路军前后与八路军发生“摩擦”，但是遭到八路军的沉重打击，损失渗重。石友三部被迫从冀南退至鲁西。鹿钟麟被免职，其冀察战区总司令职由卫立煌“兼代”。这次事变的结局，使第2战区、冀察战区与苏鲁战区的联系被彻底截断了。同时在苏北的黄桥战役中，陈毅领导的新四军击败了国军韩德勤部，国共关系日渐恶劣。
1940年4月17日至5月8日，日军发动春季晋南作战。以三个师团的力量扫荡中条山游击区。虽然击败了第99军李文部占领了宁乡，但是中条山大部仍在国军手中。
随后共军发动了“百团大战”，战后日军对共军疯狂报复。集中力量对共军解放区发动攻击，国军敌后部队压力得以减轻。
1941年初，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所部8个支队叛变投敌。日军又对苏北进行大规模扫荡，第89军虽进行了抵抗，但由于不适应游击作战，屡战失利，被迫转移至淮东地区。
共军在日军的一年多的扫荡中元气大伤。同时“皖南事变”的爆发让国共关系到达了冰点。国共双方都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单独抗衡日军。而日军向来又对国共摩擦日军又集中力量攻击国共的敌后武装。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
铲除晋南的国军敌后武装，日军于1941年5月7日至6月15日发动了大规模的中条山作战。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第35、第36、第37、第41、第33、第21师团及其他兵团各一部及第3飞行团约15万余人“扫荡”中条山脉及其附近地区。据守该地的第l战区26个师共18万人，在敌人的进攻下遭到惨重失败，根据地全部丢失，据称敌我损失对比达到了惊人的1:20。这是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中规模最大、损失最巨的一次战役，因而也被称之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1941年9月，华北日军又乘中条山会战之余威，围攻太岳山游击根据地。驻守该地的国军第98军苦战半月，伤亡惨重，军长武士敏牺牲，太岳游击区全部丧失。
1942年4月下旬，日军对位于濮县的冀察战区总司令部进行围攻，第69军、新8军顽强抵抗至6月末，伤亡惨重，被迫越过陇海铁路向安徽涡阳地区转移。与此同时，在鲁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被击溃，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孙良诚率2万5千人投降。冀察战区在太南的部队归副总司令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至此，冀察战区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1942年，日军集中力量扫荡山东国军，于学忠部经多次打击后，部队不断发生降日事件，势力逐渐衰退。4月29日至5月15日，日军第12军以3个师团的兵力再次到鲁西郓县、南乐、继泽地区扫荡高树勋第39集团军，国民党军4127人战死，2350人被俘，损失很大。高率部撤退越陇海线到皖北涡阳整补。
1942年8月，于学忠所部第113师发动兵变，包围了司令部，于学忠冒险突围后平定了兵变。日军乘机扫荡鲁中。在沂水东北唐王山附近将于学忠主力击败。国民党军战死1867名。于学忠本人身负重伤，1943年初，国民政府派遣李仙洲的第28集团军由皖北入鲁接防，遭到日军的堵截。另外，李仙洲部进入鲁南后，以“驱逐逆流，收复失地”为口号，公开向共产党抗日根据地进攻，以致又遭到八路军的反击。结果，李部被阻于微山湖以西地区，迟迟不能接近于学忠防地。同年1月18日，国民党军新编第4师师长吴化文率该师及新编第1师约4万人降日，接着在4月中旬协助日军扫荡国民党军第51军及新编第36师。山东战区国军敌后武装在日、伪军的连续扫荡下，只得苟延残喘。5月14日，日军独立混成第7旅团和吴化文指挥的伪军6个团，在新泰东部地区搜索到于学忠军部及第114师，经扫荡，国民党军约2000人战死和被俘。6月6日，国民党苏鲁战区鲁南指挥部日荣子恒率部下2万人降日。7月上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地步的于学忠，不等李部接防就开始撤离，向皖北转移。
1943年2月，日军大规模扫荡淮安以东地区，鲁苏战区总司令部及其所属的独立第6旅、保安第3纵队等部遭受重大伤亡。这时国军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王仲廉部由皖北东进，企图与韩德勤部会合。在3月的山子头一役中，韩德勤所部再度被新四军打垮，被迫向西退入安徽。至此，国民党苏北游击区完全消失。苏鲁两省国军主力全部退出，国民党军委会被迫于1944年5月下令撤销鲁苏战区。
1943年4月上旬，日军调集5万余兵力，在30多架飞机支援下，向太行山根据地发动进攻。第24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指挥李振清第40军于林县、孙殿英新5军于临洪、刘进第27军于陵川迎敌。4月24日，孙殿英首先率部投敌。5月上旬，庞炳勋被俘后投敌。第一战区豫北游击总指挥兼专员杜淑也在同一时期投敌。刘进不得已率部南渡黄河。日军追击国军，企图全歼国民党第24集团军之第27军、第40军。两军在第24集团军继任总司令刘进率领下，由豫北向晋东陵川方向游击，逐次抵抗。经两月苦战，寡不敌众，损失惨重，被迫在8月初南渡黄河，进入河南。国民党太行山游击区丧失殆尽。
在日军的频繁扫荡下，到43年底44年初，敌后国军除在大别山、海南、吕梁山、鲁西南四块根据地之外。其余根据地均被日军摧毁占领。
三、国军敌后游击队的败亡与思考
国军敌后武装从坐拥百万大军到烟消云散，一共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国军在敌后的游击战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发展到衰落的过程，这其中的经验不能不让我们思考。是什么原因让国军衰败的如此之快。个人认为有如下几点：
首先，国军虽然对游击战很重视，并且投入了大量精力和兵力。国军作战方式并不适合敌后游击，也没有做出相应的改变。国民党敌后国民党军打得较多的是阵地战，表现出国民党军死守而没有主动性的特点。众多敌后的国军名义上执行的是游击战的任务，实际上依旧是在用正规战的战法。进攻时强调与正面战场的配合，侧重于大兵团作战，防守时寸土必争，节节抗击，结果是打不赢，走不掉，一旦被日军抓住，便会遭受重大损失。
在《华北治安战》中，就有描述日军的评价：“国民党系统军队的政治工作和游击战，与中共方面比较，则相形见绌，不够熟练和不妥当。”
其次，国军的敌后游击队没有能够建立稳固的敌后政权。国军敌后游击部队在能够得到正规军物资人员补给的时候就主要依赖正规军支援。而当被日军封锁，与正规军失去联系补给不足的情况下，军队不会做群众工作，他们与根据地群众的关系很不融洽。很多敌后队伍是从军阀部队和地方武装脱胎而出。本身的军纪就不好，再加上敌后武装疏于管理，更是让军民势同水火。敌后游击战是以根据地为依托的，国军敌后游击部队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无法获得人力、物力的支援，成了无源之水、无水之鱼，当然难以坚持和发展。同时因为人员补充困难，使得国军游击队出现了打一个少一个，兵力得不到有效补充的情况，一个军的兵力剩到只有几千人。
再次，国军伪化严重，内部勾心斗角。在敌后的国军部队中，中央军、杂牌军、保安部队、游击队之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各自为战，缺乏配合。在苏鲁战区，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与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之间，为争夺地盘而发生尖锐矛盾，甚至发展到沈鸿烈谋杀于学忠。沈鸿烈、李树椿与范筑先的矛盾导致日军进攻聊城时李拥兵不救,最后范筑先战死。同在太行山作战的庞炳勋、孙殿英，视若仇敌，互相提防，被人戏称为“孙庞斗智”。孙、庞又共同仇视胡宗南系统的刘进，双方有如水火。李明扬、李长江同韩德勤不合，在黄桥战役时袖手旁观。随后韩德勤在第五战区西撤之后立刻换掉了二李江苏省正副保安处长的职务，二李对此极为不满。1941年李长江因此率部投敌。国军内部之类的例子层出不穷。这些内部矛盾，对国民党军敌后游击战的失败起到加速作用。尤其是汪伪政权建立之后，敌后国军将领投敌人数极多，直接导致了根据地的灭亡。
最后，与共产党的磨擦以及受到日军的打击。国共双方在敌后摩擦不断，极大的消耗了双方的抗日力量。国军在与共军摩擦中，国军往往不占优势，很多国军部队在共军的打击和日军的压力下，为求自保只有走投日投伪的汉奸之路，例如乔明礼、陈泰运、侯如墉、岳德功等。这样国军部队从部队实力到土地人口，都有非常大的损耗。这让日军更加有机可乘，得以抓住机会集中扫灭国军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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