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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亲自处理的五大腐败案

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对反腐败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精力与心血。特别是他对谢步升案、左祥云案、瑞金贪污腐败窝案、黄克功案及肖玉壁案等五大腐败案的亲自过问与关注，就足以证明我党惩治腐败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

　　其一，谢步升案

　　这是我党反腐败历史上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终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谢步升，瑞金九区叶坪乡人，共产党员，原任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家境贫穷，12岁时给地主打短工。1929年参加工农武装暴动，任云集暴动队队长。193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虽然这个官职不大，但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他的声望陡然增高，思想作风逐渐变质。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他生活腐化堕落，诱逼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对谢步生进行公审判决，判处谢步升死刑。谢步升不服，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否绝了谢步升的上诉，维持原判，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当日下午，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其二，左祥云案
　　这是我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厅等纪念物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主任。这在当时是重大工程。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整个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审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等行为，犯有严重罪行。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然而，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犯。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左祥云被捉回，中央总务厅的腐败问题暴露无疑。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年1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撤职，管理处长徐毅拘押讯办”的决定。1934年2月13日，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法庭认定：“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勾结徐毅打介绍信到下肖区，准备有计划的逃跑，勾结反动分子刘良芹、刘良棉买卖路条（良芹卖给左犯路条一张花10元，良棉送左犯逃跑至江口给了5元）。盗窃我们的军事秘密图去献给白军，并企图逃到湖南组织蒋介石的游击队来进攻苏维埃，又私偷公章和介绍信到雩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做反革命的活动”。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1934年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其三，瑞金贪污腐败窝案
　　这一窝案的查处，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推动了在苏区开展的反腐败斗争的深入。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同志认为，举报信没有署名盖章，更说明里面问题的复杂性的严重性，更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强调举报信要签名盖章，主要是为方便调查核实，不能因此随便轻易处理群众来信。并当即部署力量进行调查。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在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又派员到群众家里住下，进行明查暗访，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象异常严重，可能还隐藏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对此，以工农检察部的名义报告中央政府，并于1933年12月11日在《红色中华》报上予以公布。苏维埃中央政府指令加紧调查对瑞金县苏维埃的检举。因此，工农检察部与苏区工会、少共中央取得联系，从中抽调力量组成“轻骑队”，在何叔衡部长的亲自领导下开展了调查。“轻骑队”从12月15日开始工作，侦查工作步履维艰，经过轻骑队员的努力，县苏维埃贪污浪费的事实大部分被检查出来。取得结果后，中央工农检察部在瑞金县城召开苏维埃工作人员大会，通报工作经过和检查结果，并以《轻骑队通讯》为题在1933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报第138期予以公布。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1934年1月4日《红色中华》报140期公布了这一处分决定。称唐达仁吞蚀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等款，变卖公家物件和谷子，及隐瞒地主罚款等共34项，合计大洋2000余元，决定将唐仁达交法庭处以极刑，并没收其本人的财产；蓝文勋对于瑞金财政的收支全未理会，唐的贪污他是知道的，但不检举，直至中央工农检察部审查时，才说出曾查出唐贪污土豪刘绳仪罚款20余元。蓝文勋隐瞒唐的贪污案件，有放纵犯罪的重大嫌疑，予以撤职查办。

　　其四，黄克功案
　　1937年10月，老红军担任旅长（红军时期的团长）的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全文是：

　　雷经天同志：

　　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在公审会上被宣判了死刑的黄克功心服口服。临服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霎时痛哭流涕：“我对不起党，对不起红军……我给党和红军的脸抹了黑……我死有余辜……来生之世，我一定要将功补过，重塑红军形象。”

　　其五，肖玉壁案。
　　　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年头，连毛主席都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十分消瘦，广大战士普遍生活很苦。秋初的一天，毛主席去医院看望住院的干部和战士，当他看见老战士肖玉壁病得皮包骨头，很是心痛。便问医生，肖玉壁究竟患了什么病？医生告诉毛主席：“外表看，肖玉壁百病缠身，其实非常好治，只要给他吃一个月饱饭就行了！”毛主席听了心情很沉重。便当场决定把中央特批给他的每天半斤牛奶的取奶证送给肖玉壁，还嘱咐医生每天清早到中央机关管理处取奶，这样一来，肖玉壁很快恢复了健康。

　　肖玉壁出院以后，上级安排他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他认为，当个小小的主任是大材小用，便找毛主席解开衣扣对毛主席说：“你数数我身上有多少伤疤！”毛主席一听就火了，厉声对他说：“我不识数！”

　　肖玉壁不得已上任后，仍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人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主席求情。

　　毛主席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主席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毛主席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主席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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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败问题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问题，也是任何国家都头疼的问题。看看我们老一辈的共产党员是怎么把国家建立起来的？现在的共产党员的党性都丢了，看着他们的刑量，我都感觉他们死的优点委屈。
      腐败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猖獗，特别是在独裁的国家，记得一个笑话，朝鲜有两个胖子，一个是金正日，一个是金正日的儿子。咳 就能看出来独裁带来的后果。中国也存在这种现象，我说一个事，当然无从考证，以前的国家公安部部长叫陶驷驹的不知道大家又印象没有，就是一个例子他就是因为厦门远华集团的背后后台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的上级。随着厦门远华集团的案子出来了，也把陶驷驹牵扯进来，但是不管怎么说政府还是为其掩盖了，现在网络上有的一般都连接不到网络了。我主要说的事是这个，陶驷驹当年是公安部长的时候罚没一批走私手表，部长就在各位国家领导之间卖。100元一个瑞士表，朱镕基当时我们的总理没有买，而他的前任总理由夫人出面买了两块。这就是腐败，当然事情的真假我不知道，权当例子。
       可以看出腐败滋生人的惰性，那么这个惰性从哪里来呢？没有权利怎么能有腐败，所以中国在治理腐败的道路上任重道远，希望能象以前的老领导一样，洁身自好。

腐败问题一直是中国政府心中的痛，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形象，成为社会矛盾中的组成部分之一。89年的学潮，反腐就是主题之一，当时官倒十分猖狂，相当高干子弟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官员作风粗暴，贪污现象时有发生，使民众十分不满，学生作为时代的标兵，首先躁动起来，加上胡耀邦突然病逝。胡耀邦在任时，对知识分子地位的改变和待遇照顾较多，也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摘掉了不少知识分子的帽子，所以在学界声望较高。他的逝世，使相当知识分子沉静在悲痛当中。人民尤其以学生为主，走上街头，一方面缅怀胡耀邦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抗议贪污腐化现象；顺带说一句，胡耀邦下台，就是因为他在86年学潮当中，不支持镇压学生而下台的。最后随着事态的进一步扩大，逐渐演变成暴乱，这些绝对不是胡在天之灵所愿意见到的。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导致赵紫阳下台，原因也是不愿意镇压学生。当然，中央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个人还是认同的，因为中国实在没有乱的资本。
最近的瓮安事件，官员作风腐败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也出台一系列措施，想抑制腐败，但收效甚微；原来准备出台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也不了了之。其实即使官员财产进行申报也没有，关键能不能透明，接受群众监督才是关键。希望国家能够尽快找到好的办法，打击腐败，还人民以更为明亮的天空。

如果用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不会有今天的登峰造极的腐败!

什么土地长什么庄稼。

什么百姓养什么官员。

不能老是怪官员腐败，官员的腐败正是善良勤劳的老百姓培养出来的。

对所有贪污,腐败分子要用重典,这样才能重拾民心!杀无赦!

毛泽东时期反腐还是很有力度的，虽然没有朱元璋那么夸张

有人问，政府反腐败咋就这么难呢？
有人答，P话，让你割自己JJ，你说难不难？
本人曾在基层纪检部门工作9年，离开5年了，反腐反贪？那什么...大家去看片去吧，然后睡觉

谈到中国长久不息的腐败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仔细研究根源倒是有几种说法：

1）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腐败现象是由改革开发政策引进来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造成的。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取得巨大经济发展成就，是得益于毛时代打下的坚实经济基础；而通货膨胀、失业、腐败都是改革的直接后果。毛时代，中国出现的政治体制保护特权，使之成为中国社会腐败问题的根源，毛独创了这样的政治体制，对此，他难辞其咎。

2）一些人认为中国的腐败问题植根于中国文化。他们认为，中国人有着将个人关系置于法律之上的悠久传统，这才是腐败的真正源头。他们最后下了结论，中国无论采用怎样的政治体制，都无法避免腐败问题。很多官员和商界名流同意这一观点，虽然他们不会在公共场合承认。一些中国商界成功人士私下告诉我们：腐败并不是太坏，只要好好利用它，它还会有效为你服务，而且，在中国，想要生存，你必须接受它的存在。

3）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汉代早期和唐代早期这样的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里，史料几乎没有严重腐败案件的纪录。然而，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都与腐败的政治体制有关，一小撮政治要人或独裁主义者受到昏君或放纵统治者的袒护。即使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都挖掘出了中国现代腐败问题的根源：在逐渐开放的中国社会经济过程中，中国社会没能成功将政府职能与商界活动分开。

4）中国的腐败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就在于中国存在特权阶级。改革开放后，一种暴露式腐败盛行于80年代初期。最初的腐败形式是“走后门”，这有两种意义：一些官员之间彼此用他们控制的国有资源贿赂对方，好比一个电视台的头头就可以用电视媒介为政府人力部唱高调，以感谢人力部官员为电视台的头头提供了好职位。

而当指普通百姓和官员之间的关系时，这就是前者一定要给后者行贿以便让他帮忙做事。不然，即便这些事是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官员也毫不犹豫拒绝。投诉时没有任何效果的，因为这些官员之间是串通好了的，即便投诉也没人关照。在这一点上估计我们都深有体会。

如果用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不会有今天的登峰造极的腐败!腐败是永远的问题

当加入GCD不再意味着流血牺牲,被别人出卖,而变成升官发财的工具.一切就变味了!

第一代开国者对腐败都是相当重视，朱元璋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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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腐败其实极其严重，盘根错节，已病入膏肓。可以说真正公布官员财产，接受群众监督，严格执法打击腐败，几乎整个中国政府将会瘫痪。在中国政府任职的官员，达70%的人有经济问题，但没人敢查，也不会去查。前不久，新疆想推行阳光工程“公布官员财产”，反对者多达70%，就可以想象中国腐败的严重程度。中国经济年年快速增长，但大部分老百姓并没有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多少实惠。这些钱到哪去了，都去了贪官的口袋。每年中国贪官逃往国外所携带的脏款达500亿美元以上，可谓触目惊心。在中国流行着“反腐就会亡党，不反腐就会亡国”。每次反腐，都会抓一些的贪的太大的腐败分子，表明中央的反腐决心，这不过是做给老百姓看的，但是更多的腐败分子逃掉了没有被抓出来。“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话很有道理，中国官场从上到下迷漫着腐败气氛。

    现在的中国任何一届政府也不想真正反腐，就是反腐也是表面功夫，装装门面给老百姓看的。中国反腐的成本太大了，涉及的人太多了，阻力也太大了，弄得不好就会下台。现在中国官员的权力太大，说是人民的公仆其实人民是他们的仆人，老百姓无权对官员进行监督。名议人大代表人民，人大是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官员是最高权力机关，老百姓通通要听从他们的指挥。任何在位的领导人也不会制定对自己不利的法律，不会让老百姓真正监督自己，反腐不过是走过场，这就是为什么年年谈反腐，年年反腐，但收效甚微。

  毛泽东时代严历打击腐败，首先是毛泽东本人非常清廉，再者那时代的大部分官员也非常清廉，所以反腐彻底。现在清廉的官员不多了，越是清廉官员官场就呆不下去。清廉的官员在官场，贪官捞不到油水必定想办法会把清官挤走。现在官员多数本身不清廉，底气不足，怎么反腐？弄得不好就把自己给揪了出来。在当今的中国，官员的财产不公布，政府运作不透明，新闻舆论不自由，司法不独立，想要真正反腐，彻底清除腐败分子根本不可能。老百姓所期待的政治清明只是遥远的梦想。

关于贪污腐败的问题，我只想做一点说明，也就是大家一直被精英所诱导的误解，认为贪污和腐败是专政的结果，因为我也曾经被“绝对的权利造成绝对的腐败”这句话所误导。
    如果按照这句话来理解，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就存在着严重腐败现象，可实际上呢？到了76年主席逝世，我们国家还是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
   我认为造成现在国家这么严重的腐败现象是国家的政治伦理，执政者的执政理念所造成的。
   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几千年的统治者第一次喊出“中国人民万岁”“为人民服务”“让人民当家做主”时，就体现了主席的执政理念，这不是口号，而是实实际际的行动。稍稍回忆一下就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大代表80%来自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政协也是如此。典型的代表有石油工人王进喜，掏粪工石传祥等一批批来自最基层的百姓参政议政。不仅如此，那个时候工资收入最高的也是来自一线的干活工人。
   并且主席也明白一党专政的利与弊，为了防止干部贪污腐化，所以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等并且有很多群众运动，假如把一个国家比喻为一台电脑，那群众运动就是这台电脑上的杀毒软件。所以从上到下根本没有贪污腐败的土壤。
   当发展就是硬道理，一切以GDP为标准来衡量一个干部时，就再也不会出现焦玉碌似的好干部，因为建一座青山要花钱，而毁一座青山会增长GDP，是好干部。所以出现了前些日子大河网所报道的内蒙乌海地区人民因为环境污染恶劣到无法生存，跪地打出：要生存不要发展的牌子。
   当不再搞群众运动时，慢慢发现百姓失去了话语权，没有了话语权谈何监督能力，也就滋生了明目张胆的腐败现象。
      请看看现在人大里有多少石油工人，有多少掏粪工？有多少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再看看政协中有多少的各地领导，演员戏子，有多少的足球体育明星，让这些演员戏子手拿美国绿卡参与中国的政治建设，反腐倡廉，这不是开玩笑吗？让他们为百姓说话，做梦吧！
   还好现在有了互联网，现在互联网各时政论坛起到了当时大字报的作用，很多贪官落马也是因为首先在互联网上曝光，引起国家重视，并且国家新一代的领导人也关注互联网，重视网上来自基层民间的声音，但冰冻三尺，相信现在国家领导会慢慢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

毛自己就不贪污？谁信啊，看 他那肥头大耳

我们总是希望一个廉洁的政府，但是廉洁从何而来？
当权者的严于律己一直以来是我们期望的，却并不那么可靠。
邓小平说过：“把希望寄托在一两有威望的人的身上，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健康的。”
当然，有威望的人的以身作则是很重要的，但是，政府毕竟是一个系统，由许多的人构成的一个系统。要求系统中每一个个体都严格地自律显然是不现实的。
总设计师的政治理念相比前辈更加靠近现代政治，只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现代政治体制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也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