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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惊人之六无

[size=3]周总理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１９７６年１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２０多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

　　[color=Blue][align=center]一、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align][/color]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１９７６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容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八宝山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１月１５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千百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哀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博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宣言。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并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１９９４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align=center][color=Blue]　　二、总理之生而无后 [/color][/align]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２１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

　　[align=center][color=Blue]三、总理之官而不显 [/color][/align]

　　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位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的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２５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９６０年３月６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贴，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古人一考上进士，就要呜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就为的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扬：“红漆了银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大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了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疱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樟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

　　[align=center][size=3][color=Blue]四、总理之党而不私 [/color][/size][/align]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孙、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最多的机会，最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５０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１９５７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后来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留了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须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商量***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周恩来于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九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领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于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他只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align=center][color=Blue]五、总理之劳而无怨。 [/color][/align]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吃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１至５月共１３９天，他每天工作１２至１４小时有９天；１４至１８小时有７４天：１９至２３小时有３８天；连续２４小时有５天。只有１３天工作在１２小时之内。而从３月中旬至５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２１次，外事活动５４次，其他会议和谈话５７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１９３４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的指挥权。１９３８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６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１９３８年住到了１９４１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这样的苦撑派，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悲剧。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他能够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曲。

　　[align=center][color=Blue]六、总理之死而无言 [/color][/align]

　　１９７６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好Ａ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折。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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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１９９８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１５０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１５０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当数周恩来。因为即使如马恩、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诱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１９５４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２１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己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十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们的爱，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５０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文革”后期他托出***。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狂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君受人爱。诸葛亮治蜀２７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１５００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２２年渐渐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园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先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b]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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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为什么周总理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敬仰？这一直让我不断地思考：

      没怎么整理，只作意识流信笔为文吧。
     
[align=center][b]总理的手[/b][/align]

      忘不了周总理的那只手，那是一只永远伸不直的手，每想到这手是江青搞的，我的牙就咬得咯咯想，当年要不是江青，这手也不会残疾。有一次，江青要骑马，但毛泽东没空陪她。新娶的主席夫人，一时无聊，就打起了周总理的主意，要他陪她骑马。一路上，两人聊这聊那的，周总理的渊博知识，让江青很是敬佩。路上，江青询问了有关新中国未来文艺建设上的话题，总理正在思考时，不想，江青竟然在总理的马P股后面猛然一抽，马一加速，总理摔下马来，倒致总理的左手粉碎性骨折，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结果留下了终身残疾。事情过后，江青竟然说：“我想开了玩笑，不小心的。”蒋介石对此评价，原话已经忘记了，大意是毛的过错，总得要有人替代的。

     从此，我们的好总理，他的左手，总是伸不直了。

[align=center][b]总理的爱情[/b][/align]
   
      在这个世上，有哪个男人能够做到，一辈子只忠于自己的妻子，不离不弃呢？而这前提是：这个男人权高位重，一生在权利中心，英俊潇洒，中国超凡之美男子，而且他的妻子不能生育了。

      在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里，能够终身相守，相濡以沫能有几个？革命成功了，不弃旧妻者几何？

      在1988年时，邓颖超讲述了他们的爱情法则：“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谅，互慰”。这八互法则，不论实用有否，但是，周总理用自己的言行实践了他的法则，验证了总理的高贵的人品。

[align=center][b]总理的亲人[/b][/align]

     在这个世界上，做总理的亲人是不幸的。他的亲人虽然有如此高位的亲人，但是在总理一生，总理以身作则，从不为自己的亲人开后门办过事，试问当今领导，现在自称人民的公仆者，有几个做得到？不做坏事者，都算是老百姓烧了高香，求了五百年才得到的荣耀。这一点上，总理是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在下没有信心。

[align=center][b]总理的牙齿[/b][/align]

     周总理一身最痛恨搞特殊化。但有一次，总理终于提了一次特殊要求。

      有一次搞完了活动后，总理留下来与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吃了好一阵子，食堂管理人员，发现总理有些不自然的神情，就问总理，是怎么了？[color=Blue]总理沉吟了一会儿， 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color]

     我记得这个故事最初是我的上中学时的校长在大会上讲的，他是一个政治老师，讲得很是仔细，很有感情，听过很多总理大大的故事，敬佩过，现在吃到的小故事，差点让我流眼泪。想起中国每年政府官员的几千亿的公款吃喝费用，说明了什么？

     我们没有照顾好我们的总理，这是中国人最好的总理。可是，他只是千古一人，这是不幸！

     [b][align=center]总理的仪容[/align][/b]

     没有亲身见过，只在纪录片上看过。有些遗憾！

     瘦弱的身躯，满是老年斑。八十不到，就成这样？堂堂十亿人口大国的总理，竟然不能保全好我们的领袖！忘不了邓颖超在他额前的一吻，忘不了红旗下的瘦弱身躯，忘不了哀歌里的啜泣声，忘不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举国哀恸……
     
　　

[[i] 本帖最后由 极寒六月天 于 2008-11-1 14:53 编辑 [/i]]

劳苦功高，鞠躬尽瘁。大公无私，流芳百世，壮哉

周总理走好！！我们会继承您的遗志，永远前进的。。

看来楼主是周总理的粉丝，说实话要是领导新中国的周主席而不是毛主席对国家对人民对江青都是大幸。

我还是非常佩服周总理的，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经典

死不留灰，是他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训，怕掘了坟墓；
生而无后，是他作恶多端，伪善隐君，惨遭报应。
官而不显，是因为他的官做到顶了，还用显贺吗。
党而不私，当时的全国家都是公有，还用私吗。
捞而无怨，当时如果他有怨言，他就是第二个林彪。
死而无言，已经没话可说了，临死了才明白了他伪善的一生，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晚了。
建议楼主看一看《晚年周恩来》吧，那里会告诉一些档案解密后真实的情况，你所知道的都是正面的政府的宣传。

[[i] 本帖最后由 yichibailing 于 2008-11-3 10:53 编辑 [/i]]

中国人民的好儿子 ，我们的好总理 ，向您致敬！

我是满含热泪读完的，各位朋友，试想一下，如果你是我们好总理，你能做到吗？
他代表的是我们的民族，他的思想和精神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精英的思想和精神！类似文章和著作我读无数，我每一次拜读，我就净化一次灵魂，周总理我们爱你！

[[i] 本帖最后由 lz888 于 2008-11-22 10:37 编辑 [/i]]

请您自己好好看看吧！不要相信一本无聊的街头八卦！

[quote]原帖由 [i]yichibailing[/i] 于 2008-11-3 10:46 发表 [url=http://69.4.239.65/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2815610&ptid=1502837][img]http://69.4.239.65/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死不留灰，是他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训，怕掘了坟墓；
生而无后，是他作恶多端，伪善隐君，惨遭报应。
官而不显，是因为他的官做到顶了，还用显贺吗。
党而不私，当时的全国家都是公有，还用私吗。
捞而无怨，当时如 ... [/quote]
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问世一年了。一年间，这本书被炒得沸沸扬扬。我出于猎奇，买了一本，边看边检阅史料，越看破绽越多，读罢忍不住提笔写这篇文章。篇幅所限，只能择其若干，略加考辨，读者可以窥见一斑。



“鞭炮事件”与毛周关系《晚年周恩来》在引子里讲了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周恩来去世后三周的除夕之夜，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让人放了一大阵鞭炮，据说鞭炮屑就拉了整整一卡车。于是，“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放鞭炮”的传闻不胫而走。书中称这个故事为“鞭炮事件”，并以此作为剖析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的切入点。

   

书中把“鞭炮事件”称作“传闻”，但从上下文看，它对这个传闻的真实性是深信不疑的，而且作为毛周关系的典型案例。



毛泽东放鞭炮时有谁在场呢？书中没有交代。书中曾经多处引用过张玉凤的一篇文章，题为《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见该书第602及603页）。张玉凤是当事人，她的回忆当是可靠的。于是，笔者在大陆出版的《炎黄春秋》1989年第一期上，翻检到了张玉凤的这篇回忆。她果然在现场，还详细忆述了全过程。摘录如下：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著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读至此处，我恍然大悟，所谓“鞭炮事件”不过如此，和周恩来去世毫无关系。



顺便多说两句。其一，书中说，按照规定，中南海禁地绝对不准燃放鞭炮。而据张玉凤所谈，毛泽东往年也放鞭炮。这两种说法，我更相信后者。过年放鞭炮是人之常情，毛泽东不单是血肉之躯，还是不受规约之人。何况张玉凤的文章发表在十多年前的1989年，应当更客观些，更无功利心。其二，书中说，按照中国的习俗，只有办喜事才放鞭炮，若要办丧事时放鞭炮是对死者的大不敬。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红白喜事之说，遇到丧事，敲敲打打放鞭炮，也是常有之事，表示一种趋利避害的祝愿，和“大不敬”风马牛不相及。



故事毕竟是故事。“鞭炮事件”既然靠不住，以下的种种议论可靠性又究竟如何呢？读者一看自明。



“冤家”还是患难之交



孩提时代看戏、看电影，每每要先辨出个黑白好坏、曲直是非。成人了，才知道世间哪有这等简单明白之事。这时，再碰到有人硬要给你个“脸谱相”的时候，那可就要多加小心，多问几个为什么？读了《晚年周恩来》的头一章“毛、周关系的历史回顾”，就给人这样的感觉。



《晚年周恩来》的头一章，给人以直挖周氏“祖坟”的架势，从红四军争论到宁都会议，从遵义让权再到延安整风，似乎是在讲一直被中共“讳莫如深”的一段历史。对这段历史，“大陆的难以跳出意识形态的桎梏，多有顾虑，欲言又止；而海外的则又给人以捕风捉影，隔靴搔痒之感”，唯有该书作者“寓居美国，与大陆学术界的同仁相比，享有写作上的自由。”言谈中，颇有舍我其谁的意气。不过，尽管书中绕来绕去，无非是要证明一点：周恩来是以封建君臣之道来侍奉毛泽东，他的作为“不过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即使在国家民族陷入灾难之时，也“总是引忍退让，委曲求全，从不出一句恶声”。而真正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真正的周恩来，而是带有高氏印记的、脸谱化了的周恩来。



其实，书中描述的这段历史，近些年大陆上早已有不少号称“揭秘”性质的书刊给以绘声绘色的描写。其真实性如何姑且不论，这段往事并非该书作者所称的“讳莫如深”则是不争的事实。只要留意察看《晚年周恩来》一书注脚上的资料来源，其中引自大陆出版物的就有不少。前不久，大陆央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长征》、《延安颂》，更是披露了不少历史细节，并得到官方称赞，展示了中国大陆尊重历史原貌的趋向。



然而，就是号称“还人们一个真实的周恩来”的《晚年周恩来》一书，在回顾毛周的历史关系时，却回避了一些明显不利于其结论的历史事实。这里仅举几例。



其一，宁都会议召开的原因。照书中的说法，会议召开是由周恩来在会议前夕的一封电报引起的。对这封电报的拍发时间，该书作者一会儿说是1932年7月29日，一会儿说是同年9月24日，莫衷一是。据该书作者说，这封电报大陆学者往往避而不谈或一笔带过，“但舍此就无法对宁都会议的前因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



笔者翻阅了大陆出版的《周恩来年谱》，电报的日期应当是1932年9月24日。据《年谱》记载：“信中针对前方在作战指挥中存在议而不决的问题，提出应改变目前的作战指挥方式。”以下引用了几段电报内容。



当时，前方军事领导人和苏区中央局在作战行动方向上发生意见分歧。周恩来希望到后方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王稼祥、毛泽东等主张会议到前方来开。因此，周恩来在电报中一边表示可以到后方开会，一边又希望中央局全体会议能在前方开成，地点在广昌。但是，苏区中央局在9月26日的复电中，坚持“向西进军永丰”的意见，表示中央局全体会议不能开。



就在9月26日这天，朱德、毛泽东发布了关于部队向北工作一段时期的训令，明确不执行苏区中央局的意见。这一训令惹怒了苏区中央局。9月29日，苏区中央局致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以断然的语气表示：“九月治（二十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其二，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地位。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书中说了许多，然后笔锋一转，卖起了关子：“目前，中国大陆官方和学术界出版的各种著作多把军事三人小组说成是以毛泽东为首，并据此推断毛由此正式取代了周恩来的地位，成为中共党内主管军事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因此似乎为毛找到了确立起全党领导地位的组织决定上的依据。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该书作者想让读者相信，只有该书说的才是真话，大陆学者讲的你们都不要信。



其实，书中引用的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早在20世纪80年代大陆官方就已公布，其中关于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情况，早已被大陆出版的各种书所引用，可谓屡见不鲜。



至于该书作者所说的军事三人小组，笔者随手翻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和《周恩来传》，其中是这样记载的。（一）《毛泽东传（1893-1949）》：“经他（按：指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二）《周恩来传》：“毛泽东在1967年一次谈话中讲到：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从注释来判断，这两个记载的根据应当是一样的，都是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上面随手捡得的几本大陆出版的书，都远早于《晚年周恩来》出版之时，读者们应当信谁的呢？



其三，所谓抗战初期王明、周恩来联盟。书中对此颇有绘声绘色的描述，一会儿说“毛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让王明起草十二月会议的决议，以化解史达林的疑虑”；一会儿又说“毛泽东开始著手拆散王明与周恩来的联盟，以便分而治之”。对于后者，还说：“他先是将周氏派驻武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并负责与国民党谈判，而准备将王明留在延安。但当喜欢出风头，不愿困守在延安穷山沟里的王明提出蒋介石要他‘在汉相助‘后，毛又顺水推舟，趁机调虎离山，同意他留驻武汉”。读到这里，读者不禁要问，书中前面不是说毛“不免在与王明的争斗中陷于孤立，暂时居于下风”了吗？这里的描述，却似乎一切又都要听从毛泽东的调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查阅有关的记载，经过是这样的。1937年8月下旬洛川会议后，曾准备由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担任书记。行至西安，接到毛泽东的急电，要他去山西安排八路军入晋事宜。以后便滞留山西，直到11月下旬才回到延安。这时，王明尚未回国。



王明是1937年11月29日回国的。接着召开十二月会议，王明在报告中批评中共对国民党的统战政策，并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在场的许多人认为王明代表共产国际的意见，便纷纷按照王明的意见检讨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检讨了山西统战工作中过分看重独立自主的问题（按：这不等于是“批评了毛泽东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主张”）。这次会议作出了两项决定（按：不是毛泽东一手安排的）：一是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局，二是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王明应蒋介石的邀请亲赴武汉，周恩来、博古等一起前往。12月21日同蒋氏会谈后，因蒋介石答应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应允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参加，王明感觉良好，便向张闻天、毛泽东和政治局提出留在武汉。23日，王明召开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将两机构合并，白己担任书记，周恩来担任副书记。王明同周恩来的这种主持与协助的工作关系，一直维系到翌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尽管王明的右倾错误，周恩来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同王明仅限于工作关系，就如同他和李立三、博古、李德等人的关系一样，从不会超越这种关系而有联盟之说。



其四，周恩来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检讨。书中用了不少笔墨，把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作检讨，说成是毛泽东既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也为了整服所谓“以周氏为首的经验宗派”，而采取的“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周恩来则“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往自己身上泼了不少污水，加了不少罪名，不如此就过不了关”，并从此“洗心革面”，“以君臣之道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由于过去对这类问题披露较少，许多读者看到书中的描述，往往会联想到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或表象，把书中所说误认为是真的。



综合笔者看到的材料，周恩来是1943年7月中旬回到延安参加整风的。这时，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早已确定，高级干部对历史问题的检讨工作早已开始，博古、洛甫等犯有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均已作过检讨。



在检讨路线错误的时候，毛泽东多次点名批评，始终认为内战时期的路线错误，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并没有把帐集中算到周恩来身上，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多次讲到，这次整风一是要整教条宗派，二是要整经验宗派，但始终强调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第六点是：“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这里所说的“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都是对事不对人的一种说法，重点在教条宗派。毛泽东也说过：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任何一场政治运动，总会带有后遗症。关键是时过境迁以后，怎样客观地来看这些问题。



在延安整风前后，有两次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一次是在1941年，周恩来没有参加，博古、洛甫作了检讨。另一次是在1943年，周恩来参加了。据当事人杨尚昆（他曾被作为教条宗派的所谓“二十八个半”遭到整肃）回忆：“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一方面，从大家揭发的事实来看，‘左’倾教条主义对革命的危害确实十分严重，而玉明的态度又令人十分气愤。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会上也出现了‘左’的偏激情绪，有人把教条宗派说成是反革命集团，说王明是特务，让他讲怎样出卖党的利益。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条宗派面目已经统统暴露了，现在的问题就在经验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风点火，攻击武汉长江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他还企图把矛头转向在长江局工作过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同志，要公开批判周恩来。这个时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说：周恩来同志自大革命以来做过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等同志打响第一枪。”



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期间的发言情况和所写材料的情况，《晚年周恩来》只提到了一个，就是1943年11月1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提纲。而搞清楚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发言和写材料的总体情况，是一个关键的情节。根据已公布的材料综合起来看，笔者列了一个时间表：1943年8月30日、9月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汇报南方局三年来的工作情况，对工作中的错误作了初步检讨。



同年9月16日至29日，周恩来写了四篇学习笔记，共五万多字。包括：《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关于四中全会决议和1931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的研究》、《阅读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记录后的笔记》。第一篇和第三篇学习笔记，着重分析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第二篇分析了王明路线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第四篇着重说明王明教条主义者能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同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受其迷惑有关。可见，周恩来不仅仅是在“忏侮”自己，更重要的是在根据亲身经历来清理和清算王明统治时期的错误。



同年11月15日起，周恩来准备整风检查的发言提纲，写出了一个2万多字的长篇提纲。接着，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整风检查。发言分“白我反省”和“历史检讨”两部分，并以“历史检讨”为主线，从大革命后期的中共五大讲起，一直讲到抗战中期。此前，博古在11月13日，李维汉在14日，洛甫在21日，相继作了整风检查。可见，1943年的9月政治局会议，不独是对着周恩来的，在会上作整风检查的也不仅是周恩来。诚然，周恩来“在检查中，曾说了一些过分谴责自己的话。”但更重要的是，他对白己的主流方面也实事求是地作了肯定，说“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同时，我本质还忠厚，诚实，耐心和热情。”他坦然地承认，对王明在抗战中的机会主义和统战中的投降主义有容忍退让的地方；他也自责地肯定，他始终尊重中央，特别是从1939年5月到1943年6月返延安前这四年中，他实行的路线同中央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这次会议总体上成功，并不是没有问题。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记载：“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有的说：王、博、洛、稼已在党内没有多大危险了。再来统治党已很困难，但经验宗派的危险还未过去，因此仍是最危险的人物。这样的发言，无疑加剧了会议的紧张气氛。再加上康生这样的人不断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因此，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倾向。”这一记载，和杨尚昆的回忆是一致的。为了纠正这些偏向，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提出了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在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一天的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



顺便提一句，1944年3月3日和4日，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第二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在讨论中有少数同志企图否定六大，有人说六大基本上是错误的。我认为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既是对六大的肯定，也是对作为六大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的周恩来的功绩肯定。至于在七大期间和七大以后，周恩来继续在中央担负核心领导职务，是和他对统一战线工作、军事工作乃至筹划建立新中国政权做出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晚年周恩来》把毛周关系仅仅归结为两类，一类是“无端受到毛的猜忌和整治”，另一类是“在毛陷入狂想，将国家和民族引入灾难之时”，大事渲染夸张，却对自遵义会议以来、特别是延安整风以后直到解放战争、建国以后，周恩来在毛氏的领导下，为国家和民族做出的巨大贡献“讳莫如深”，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一则以喜，一则以爱



如果说，第一章通过回顾毛周关系的历史而道出令读者先入为主的若干定见，成为笼罩全书的总枢纽、总关节，那末，从第二章起作者便言归正传，由“毛发动文革的心路历程”说起，引出毛刘矛盾，再描写周是如何在“文革”初期毛刘矛盾之间周旋的。



不料，从一开头就是张冠李戴。书中称，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出于内心恐惧感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的先发制人之举。还称：“对于斯大林之死，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确出自毛泽东之口，但不是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而是苏共二十大召开后的1956年，真实的含义也不是像书中所言。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喜的是揭开了对斯大林神化的盖子，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使大家敢于讲真话，敢想问题；忧的是对斯大林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他还对出席中共八大的南共联盟代表团说：“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以上毛泽东所言，均是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期间的“秘密报告”。今天来看，这种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



目前，前苏联的档案已经公布不少。种种证据表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是1958年以后的事情。起因主要是“长波电台”、“联合核潜艇舰队”事件，以及中国炮击金门和发动“大跃进”遭到苏方批评。不过，查过当年的档案，也找不到书中所说“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中坦言劝告，希望毛不要走火入魔”。以当年赫氏在毛泽东面前的种种表现推测，量他也不会斗胆面向毛氏进言。如今真正有案可查的，是他1959年7月18日在波兰的一次演说中，借谈苏联曾经有过的公社制度，来影射中国的人民公社，而且讲得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书中作者“潜心研究过这段历史”，“看过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对上述情况恐怕不会不知情。
毛泽东担心中国出了赫鲁晓夫，那是1964年前后的事情。他在同年6月16日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谈话中，明确提出要防止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此前还向省委书记们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这以后，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出修正主义问题、出赫鲁晓夫问题，不但毛泽东谈，刘少奇也谈，成为当时中央和省一级高层领导干部普遍议论的话题。这就是中苏论战给中国国内政治带来的负面效应。在这个背景下，爆发了“四清”指导方针上毛刘冲突，爆发了“文革”初期在“二月提纲”和派工作组问题上的毛刘冲突，使得毛泽东越看刘少奇越像中国的赫鲁晓夫。
由此观之，毛泽东每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思考重点，他的心路历程有着比较明显的时空界限和发展轨迹，只要客观公正，并不难把握。《晚年周恩来》却含混时间界限，以偏概全，来误导对这段历史并不熟悉和了解的读者。

周恩来是伟人，永远是我们崇拜和敬仰的偶像。

[quote]原帖由 [i]yichibailing[/i] 于 2008-11-3 10:46 发表 [url=http://69.4.239.65/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2815610&ptid=1502837][img]http://69.4.239.65/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死不留灰，是他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训，怕掘了坟墓；
生而无后，是他作恶多端，伪善隐君，惨遭报应。
官而不显，是因为他的官做到顶了，还用显贺吗。
党而不私，当时的全国家都是公有，还用私吗。
捞而无怨，当时如 ... [/quote]
竟然还有人否任周总理:wad31 ，不晓得怎么想的。没有他，你老毛能在遵义会议后重新掌权？就算老毛起来了也不过最多给他军权，党权轮得到老毛吗？他有什么资历跟周总理比的？中共一大的时候老毛还不过是个候补委员而已。

看一次，激动一次。从小最敬佩的领导人就是他

我每一次拜读，我就净化一次灵魂，希望现在部分当官的能学到周总理的1/1000就可以了！

我们中国伟大的好总理,我们后辈人会永远记住您的,我们敬爱的一代伟人周恩来总理.

每一次看到关于周总理的贴子,心头都为之一震,总不自主地满眶酸泪.伟人虽去,音容犹在;灰撒大地,精神永在!总理甘愿绿叶衬红花，路石承重载，堪称做人做官之楷模。

总理无后，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不然中国又会有一个伟大的人出来

劳苦功高，鞠躬尽瘁。中国的伟人啊在我心中世界上就的有他的排名啊

[quote]原帖由 [i]yichibailing[/i] 于 2008-11-3 10:46 发表 [url=http://69.4.239.65/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2815610&ptid=1502837][img]http://69.4.239.65/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死不留灰，是他吸取了斯大林的教训，怕掘了坟墓；
生而无后，是他作恶多端，伪善隐君，惨遭报应。
官而不显，是因为他的官做到顶了，还用显贺吗。
党而不私，当时的全国家都是公有，还用私吗。
捞而无怨，当时如 ... [/quote]
我暈，你也太那个了，如果你当总理，你会不会只娶一个老婆，你会不会不要后代？你所列举的，你有一样做得到吗？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老毛都有人夸，有人骂，周总理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我从小就把他当偶像，人都是会犯错的，关键我们要看他付出了多少

仅就人品上来讲，周恩来无疑是全体中国人的精神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