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彭德怀死于刘少奇之手？

脱缰的马会失去正确的方向.
强到无人敢谏的人,注定失去群策群力的明智.
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从来不曾完美过.彭也如此,毛也如此.

[quote]原帖由 [i]baplbapl[/i] 于 2008-11-2 20:15 发表 [url=http://69.4.239.65/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2792498&ptid=1505365][img]http://69.4.239.65/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彭德怀死于1974年，刘少奇是死于1969年。所以彭德怀死于刘少奇之手的说法完全没有事实依据，这一点我比较认可。可你说彭德怀是由于在庐山会议上万言书招惹毛主席，我认为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借“彭德怀冤案”来否 ... [/quote]
对楼主的这种观点感到很困惑，楼主这里说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指的孔祥熙先生，宋子文先生和宋美龄女士吗？他们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的，但是在当时孔祥熙宋子文早已淡出政坛，隐居美国像庐山会议这种事情他们恐怕只能从报纸上看到，至于其中的内情恐怕孔祥熙和宋子文是没有机会了解一二的，只有蒋夫人活到大陆改革开放以后有机会了解一些情况，而且当蒋夫人有机会了解的时候她也早就没了权力还能有什么借彭案来否定毛的手段呢？爱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楼主这样把种种罪名加在不相干的人身上，再去批判早己淡出历史的人们就有些不事实求是了。

[quote]原帖由 [i]baplbapl[/i] 于 2008-11-5 01:10 发表 [url=http://69.4.239.65/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2905839&ptid=1505365][img]http://69.4.239.65/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经济大政已定，毛泽东提出退居二线，让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主管经济工作。由于中央出现了左倾冒进机会主义错误，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等。又恰遇严重自然灾害来临，以至于饿死人。饿死人当然要 ... [/quote]
你引用的那些个人著作，对它们的严谨性，我非常失望。现在有足够的党史可查，有不少当事人的回忆，为什么要在严肃历史问题上参考充满个人主观猜想的文章。杨尚昆回忆录，原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的回忆等都可看。
“退居二线”这4个字，在20年前与现在不是一个意思。蒋先生也退居过二线，总统职位放弃了，人也回到家乡农村去了，看起来干干净净，可李大总统还要早请示，晚汇报。

[color=Blue]1958毛泽东出席一系列会议：1月杭州会议(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南宁会议(九省二市书记会议)；3月成都会议(中央工作会议)；4月汉口会议(成都会议的继续)。毛泽东严厉地批判了“反冒进”，指出：“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毛泽东说：“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得已，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作了检讨：“反‘冒进’的错误，集中地反映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的发言中间。”“反‘冒进’的错误是严重的。幸而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及时纠正……”陈云也在会上作了检查：“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此外，被迫作关于反“冒进”的“错误”检查的还有李先念、薄一波。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的检查，为毛泽东发动批判“反冒进”提供了注脚——他那“有的放矢”之“的”究竟是谁。[/color]


看毛在1956-1958的频繁活动，能与“退居二线”联系在一起？邓小平说要退居二线，一年就露一次面。

你把89搬出来，并有了自己的结论，很没意思。不与未到30的年轻人谈这。该学习时要多学习。不要看了没看过的东西觉得新鲜。不要把自己的叛逆感与什么都联系起来。

如果还要谈彭，以后短消息吧，不会再在贴子里谈了。个人还是喜欢看到两位的光辉形象。

回复 lkmmkl 7086 的帖子

首先感谢你们俩的参与，关于谈彭我想就到此为止，再谈下去谁也说不服谁，杨尚昆回忆录我看过，也看过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可问题是当事人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结果。也许我更相信那些你认为狗屁不通的个人著作。我对彭德怀和刘少奇两位前辈同样表示尊重。7086你来SIS比较晚，如果你早来些，你会发现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爱毛分子，而是个反毛斗士，我当时对彭德怀这件事看法跟你们现在一样。7086你问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指那些人，我告诉你是指目前广大群众所痛恨，也是毛泽东生前最痛恨的那些人，如果你还不明白，我也没办法了。

[[i] 本帖最后由 baplbapl 于 2008-11-5 22:16 编辑 [/i]]

依我看，彭总犯了“军人干政”的大忌！一个国防部长，对经济工作提意见也不能这么直接捅到天上去，起码应该和当时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商量一下。

[quote]原帖由 [i]baplbapl[/i] 于 2008-11-5 22:14 发表 [url=http://69.4.239.65/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2944658&ptid=1505365][img]http://69.4.239.65/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首先感谢你们俩的参与，关于谈彭我想就到此为止，再谈下去谁也说不服谁，杨尚昆回忆录我看过，也看过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录，可问题是当事人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结果。也许我更相信那些你认为狗屁不通的个人著作。我对彭 ... [/quote]
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当时是有人戴的，你是不知道戴的人的痛苦。这里不是说跑掉的，跑掉的都是爱国的什么什么。如果从事实出发和毛主席持不同政见的中共领导人最多是官僚，和买办及资产阶级完全挂不上勾。他们的子孙现在或许有了很多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个成份是可以继承但是不会戴到祖先的头上去的。就算是毛也只会给人冠上某某阶级出身，也没有生出某某阶级的帽子。如果楼主是毛的狂热拥护者就应该从维护毛所创立的这个国家出发，不要揭疮疤，不要对某某阶级。。。。。。。，要和谐，楼主对某些官僚有意见就提他们，不要牵扯不相干的人，不要再提什么什么阶级。还是不跟你吵这些没意思的，你是不了解那个时代，爱毛爱到不行，如果真让你尝尝毛的滋味就说不出这种话了。其实现在讨论毛还太早，因为受过毛恩惠和遭过毛迫害的人都还在，或者他们的子孙还在。还没有忘记自己和家人所受到恩惠和迫害，所以难免带有个人感情如果过多的讨论这种问题难免会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毛就是这样一个人，还是留给后人去评论吧。

[[i] 本帖最后由 7086 于 2008-11-7 19:52 编辑 [/i]]

晕倒，刘少奇和彭德怀应该是一个阵营的吧，就算不是一个阵营的也不可能啊，奇当权的时候说话并不算啊

回复 26楼 的帖子

你还不明白是官僚买办是指什么？资产阶级是有划分的，有外国的资产阶级，有本国的资产阶级，而本国的资产阶级又分为大资产阶级（又叫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种。民族资产阶级，在解放后又可分为“守法户”和“违法户”这么两大基本类型。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党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一直是善待的，甚至包括文革期间。三座大山中不包括民族资产阶级，而毛泽东选集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在解放后公私合营是要资本家自愿的。合营之后资本家还要拿多年的定息。三反五反主要还是反的资本家中的违法户，是不包括合法户在内的，你不会认为黑砖窑那样的资本家也不应当反吧？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不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甚至有可能是敌我矛盾。什么是官僚买办，我转一篇文章让你看看，你会明白的。

[color=DarkSlateBlue]“官僚买办”将是葬送中国的祸根
要认清“官僚买办”的卖国本质，应首先了解“买办”的形成发展与历史背景，和它在历史及今天的汉奸作用。

什么叫“买办”，受雇于外商，并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和经理人。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经理对外贸易的公行中，就已设置“买办”为外商服务。当时“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外商船只，采买物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另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代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

“买办”原来专指清末为居住在，广东十三行外商服务的中国籍，采购人或管事，后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的代理人。

“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的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鸦片战争以后，“买办”制度，随着洋行业务的开展，而发生了变化。

“买办”阶层，同外商利益上的共同点，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具独特色彩的集团，他们成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侵略和控制中国的工具。

“买办”们有两个特点：一是其双重身份，在洋主子面前是奴才，而在国人面前又是老板；二是其经济利益是依附于外商的，与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没有任何联系。

“买办”们的这两个特点，与汉奸是完全一样的。“汉奸”与“买办”的分别是，“汉奸”完全脱得赤裸裸的，而“买办”则是半隐蔽的。

“买办经济”，是一种严重依存于外国经济势力，而存在的经济方式，是一种依附经济，没有自立能力。当然，这并不影响“买办”阶层们先富起来，而且这个先富速度是很快的。先富的手段无非是，把国外的垄断产品贩到国内来，再把国内的资源廉价的卖出去。

为什么会出现“买办”？象美、日等所谓崛起的国家，当初都是通过明火执仗的抢劫式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后来的国家想如此崛起，就没有条件了。这些强盗发财后，当然会洗黑钱漂白了。

今天这些崛起的国家，大多都是鼓吹公平竞争自由贸易的。落后国家想崛起，就只能够勒紧裤带苦干了，这个苦干不是短期内的干，而是干上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没有捷径可走。但是，把国外先进的产品贩进来，和把国内的资源廉价卖出去，却很容易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天睡床板，明天当老板，这就是“买办”经济，如此吸引一部分人的重要原因。

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自然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思想解放了，从新的视角来看问题，就会发现李鸿章、汪精卫的确都是如此的。

“买办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母语的衰落。韩国是一个小国，在历史上也受到过日本殖民的残酷统治，韩国人当中，也出了不少韩奸。但是，韩国人在前些时候，对历史上的韩奸进入了界定，把这批人，打入了历史的耻辱柱中。一个小国能够这样有骨气，猜想，韩国的经济一定不是什么“买办”经济，韩国的民营企业家阶层们，一定是通过“剥削”外国而崛起的，肯定不会为外国民营企业家做监工，做“买办”。所以韩国是不会容许戏子们去演日本艺妓的，也不会为了与“国际接鬼”而修改历史教科书。

“买办”一职，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控制，中国人不得随便充当，外商亦不能任意选雇。为打破这一限制，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规定，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等项，由外商与中国人自行协议，中国地方官不得干预。

“买办”的身分与性质，从此完全听从外商主东的决定。最初，外商进入新开口岸，大半雇佣广州原有的“买办”，或由他们荐引的故旧亲友。随着侵略势力的扩张，宁波、湖州等地，也先后出现了大批当地“买办”。至19世纪60年代，通事、“买办”已成为士、农、工、商之外的另一行业。“买办”与外国在华洋行之间，立下保证书与合同后，即可得工资、佣金收入。

鸦片战争后，外商放手派遣“买办”携带巨款，深入内地进行商品购销、磋商价格、订立交易合同、收付货款、保证华商信用等活动。这些“买办”成为洋行业务的实际经理人或外商代理人。很多洋行的在职“买办”同时又是投资于钱庄、贩卖鸦片、经营丝、茶的巨商。为扩大洋行业务，洋行主东还要求“买办”勾通封建政权，依托地方“官绅”势力。外国商人与“封建官僚”之间，往往通过“买办”建立密切联系。

由于“买办”职能的扩大及活动的增加，“买办”在洋行中的地位，及其雇佣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首先，在大洋行内，出现了层层相属的各级“买办”所构成的“买办”间或华账房，洋行主东只要控制“总买办”便能驾驭他以下的全班人马。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买办”要向洋行主东承担，以至保证洋行全部购销任务的完成，从而使洋行老板无需承担风险，就能随心所欲地开展进出口贸易业务。其次，“买办”的佣金及薪资制度，也有相应变化。以经手洋行生意为主要职责的“买办”薪俸，只是表明其洋行雇员身分的标志，而佣金则成为其重要收入。

有的“买办”每年佣金收入不下五六千两。此外，“买办”还利用职务之便，独立经商，投机倒把，走私偷税，敲诈勒索，由此而来的收入，几乎没有限度。

“买办”以自己雄厚的资本实力，在各个通商口岸的鸦片、丝茶、洋货、钱庄以及船运等，许多领域保有庞大势力。甚至有些地区的征税大权均落入“买办”巨商手中。清代末期，甚至形成了由“买办”势力控制的，自通商口岸至内地城镇的“买办”商业高利贷剥削网。在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过程中，“买办”起着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什么叫“官僚买办”，鸦片战争前，“买办”必须经公行行商推荐、担保，并向广州地方政府及海关监督，请领执照才能充当“买办”，从外商处领取少量薪金，主要收入来自佣金和小费。

鸦片战争后，行商制度被取消，外国商人，自己物色并雇佣“买办”，而“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结成直接的人身雇佣关系，或者直接的资本合作关系，成为外国资产阶级入侵的“帮凶”，同时也为自己积累资本。

在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一部分“买办”逐渐“官僚”化，与此同时，一部分“封建官僚”主要是洋务派“官僚”也日益“买办”化。这有力地促进了“买办”势力的发展，并使得中国“买办”阶级，一开始便同“官僚”结合起来，成为了早期的“官僚买办”阶级。

“官僚买办”阶级，与中国古典“官僚政治”的延续性问题，应首先需要论究到它发生或形成过程的起始点。

“官僚政治”是当做“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似乎只要问中国“专制政体“是何时开始的就行。

新旧历史学家、社会史学家已公认，秦代是中国“专制政体“发轫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现代化开始的清代，其间经历了二千余年的长期岁月，除了极少的场合外，中国的政治形态，并没有了不起的变更，换言之，即一直是受着“专制政体”即“官僚政治” 的支配。谭复生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政，如何皆是“大盗”，且不忙解释，但二千年之政，皆是沿袭秦代“专制政治”而来，却是一个事实。而“官僚政治”必然派生出腐败的“官僚买办”，这就是中国二千多年历史的不争事实。

痛将士之壮烈，恨当今之腐败“官僚买办”。偌大之中国，屈服于西方，惨败于倭寇，让百姓欲哭无泪。纵观中国几千年，未曾如此阳痿不举。明治维新，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几乎在相同时代背景下进行，结果却天壤之别。日本花了50年时间，打败了中国清王朝，还打败了俄国。是什么原因，使一个“盛世”的大清朝，在一个甲子年间60年中，走向“毁灭”？，答案是“官僚买办”葬送了大清朝！

四大家族概念是20年代，由瞿秋白提出的。他提出了“官僚资本”的概念。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是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这和今天的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大有非常相似之处。

四大家族这个概念，风行了近二十年，最终由当时的文人陈伯达，在内战的解放战争中完成的。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且估算，这四个家族约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由于先欧后亚的政策，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

据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日记所载，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他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

根据日本资料，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

摘引于下：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2400 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

还有美国方面的，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官僚买办”所致。有些国会议员，还说美国送给蒋介石的几十亿美元的军援，都被国民党贪污了。这就是“官僚买办”葬送国民党的历史片段。

洋腐蚀，催生新的“官僚买办”，当前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民生惨淡、消费不足，而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出口增长太快、外汇储备太多，社会主要矛盾之一是，“官僚买办”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

中国人早已习惯了“二元对立”。“科学”与“人民群众”对立，“发展”与“公平正义”对立，“效率”与“环境保护”对立。这是何等荒谬的逻辑。这不是学术问题。这是对包工头们的辩护词，是最厉害的“豆腐渣”工程、最高明的“假冒伪劣”、最毒的“精神消费品”进行辩护。这是为一切针对民众的“劫掠”、“盗窃”、“剥削”的辩护。

当一个民族的知识精英，与人民分离甚至对立的时候，这个民族就极其危险了。这就如同一个人肉体与精神的分离。精神分裂或精神错乱的人，拥有一个健康的肌体，并无实际意义，仅仅摆设而已。

中国的知识精英，整体上是稚嫩的。知识精英有了知识之后，失去了境界。一经进入市场经济大潮，现实主义就压垮理想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加无政府主义，堕落了知识精英的灵魂。一群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但却没有良知的精英们，变成了聪明机警干练的苍蝇，附着于污浊和丑陋之上。最可怕的是，他们并不觉悟，并不以此为耻，他们还在制造、传播、散布污浊和丑陋。中国的知识精英，需要一个当头棒喝。为什么150年的苦难，还不能提高一点，中国知识精英分子的境界？遗憾的是，很多的精英，没有经得起考验，在向“钱”进的过程中，他们变质了。

他们原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现在竟然长出伶牙俐齿，开始吃人肉了。谁是肉？当然就是人民大众的肉了。

“官僚买办”让外资廉价参股中国银行，就是摘桃子，那么“官僚买办”让外资廉价控股中国银行，就是砍树，并且是连根刨走。外资摘桃子砍树，引发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三次争论，姓中姓外的争论。目前外资借助“官僚买办”对中国产业和金融的扫荡，就是对中华民族的严峻威胁，这完全是在瓜分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只是第一次是领土瓜分，这第二次是经济瓜分；第一次是用鸦片摧毁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盘散沙，这第二次是用“官僚买办”的唯利是图，摧毁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把中国人再次变成了一盘散沙，并且培育“官僚买办”精英集团，误导中国改革，用两极分化的鸿沟，把中国撕裂为许多碎片，中华民族的确己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当前右派的“官僚买办”言论甚嚣尘上，认为外资来到中国就变成了中国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样，都是中国的企业，对国家对民族只有好处没有危害，并且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讲什么内外企业，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官僚买办”的理论，表面好像很有逻辑，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十分荒唐，如果说，目前整个世界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全球化了，不分彼此地融为一体了，可关键目前世界国民收入的分配，仍然是以国家为单位，虽然正在形成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但是分配却没有全球化，仍然是谁的就归谁，美国就是美国的，中国就是中国的，彼此谁都不肯化给对方一分一厘，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

所以对外资既不能妖魔化，更不能神圣化，它既不是魔鬼也不是不是雷锋，他是来中国赚钱的，并且赚了钱要带走，既然是要赚钱带走，中国的产业，中国的银行，如果都被外资控制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财富，会越来越大规模流向国外，我们牺牲资源，付出劳动创造的财富，就都流进了外资所在国，我们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上班下班就都白干了，那我们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

“官僚买办”经济，需要汉奸文化，汉奸文化方兴未艾，大小汉奸，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风光。

中国的“官僚买办”腐败主要集中在，国家广泛参与的领域。包括大坝、道路和电网的建设。土地出售或授予使用权，也容易受到影响，金融服务和管制严格的行业。缺乏竞争性，高风险领域更易受到诈骗、盗窃、回扣和贿赂的影响。

美国、日本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可能因为竞争对手从事非法行为，以争取中国的业务，而处于竞争劣势。

“官僚买办”腐败，令西方公司的知识产权特别受威胁，因为那些不道德的地方官员，常常为保护中国造假者，以换取贿赂。

“官僚买办”的腐败，通过贩毒、拐卖人口和洗钱等，跨境犯罪的传播影响到其他国家

“官僚买办”让中国的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存活仅是5－8年，而发达国家的生命周期存活是10－20年左右，“官僚买办”让中小企业总是昙花一现，难以脱离各领风骚两三年的宿命。

“官僚买办”危机使得产品的利润空间迅速降低，市场渠道一旦动力不足或失去动力，市场注定崩溃。用一家美国银行高管的话，美国银行，从中国建设银行投资中，潜在获利320亿美元，远远超过其在美国次级贷40亿美元损失。这就是很好的证据。

中国的“官僚买办”官员，廉价出让中国建设银行资产。为了保证中国国有银行成功IPO，一些“官僚买办”官员，采取非公开、非竞争性的私下募集方式，不惜以重大利益诱惑，拉拢国外银行参股。结果是损失了国家利益，肥了“官僚买办”个人利益。

原中国建设银行“官僚买办”行长，接受国外巨额贿赂，就是一个明证。类似，一些“官僚买办”官员，在对外金融投资中，同样出卖国家利益。

中投公司“官僚买办”高价购买美国黑石公司股票，损失数亿美元，个中原由不言自明。这种“官僚买办”腐败，已经导致国有企业大量破产，如此下去，是否会导致中国破产？2007年11月12日，中投公司，首个投资对象，美国黑石集团股价再次跳水，单日跌幅2.20%。至此，中投公司，亏损金额达到约7.44亿美元，约合55.34亿元人民币。按照20万元建设一所“希望小学”计算，中国国家投资公司，毁掉了“27670个希望小学”，数以百万孩子的梦想，因此破灭了。

“官僚买办”的内奸遍布朝野，重要经济信息，总是对外单向透明，无密可保。中国购买力，理应占有大户优势，甚至支配市场；本应我大量买了何物，该物才涨价，卖了何物，该物才降价；但因“官僚买办”的内奸之故，重大经济情报，总是提前外泄，总是刚要买什么，还没买，就已传遍全球，该物价格随即暴涨。重大经济决策也是如此，国外总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知晓，先我而动。

“官僚买办”以紧货币高税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将内需为主的中国经济，改变为，主要依赖美国市场的廉价商品供应国。

“官僚买办”导致中华民族的资源和财富，如长江大河般流向国外，形成了旷古未有的“财富浩劫 ”，张宏良教授的统计资料显示，仅仅十多家银行，由“官僚买办”低价贱卖的资产损失，就超过10600亿元，加上广发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损失7000亿元，达到170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损失。

这些损失意味着：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我们2006年GDP增长额的六分之五；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三；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全国2年半的公费医疗，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计算；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全国2年多的教育经费；

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当年全国房地产的六分之五……这还仅只是十几家银行“官僚买办”贱卖的损失；

全国100多家银行，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的损失，到底会有多少？

全国所有行业外资，又让“官僚买办”间接拿走了多少？

中国在连续数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在耗尽全国资源换取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现象。祸国殃民的就是“官僚买办”集团。它也将是葬送中国的祸根。

“官僚买办”将外汇储备主要用于买美国政府债券，“官僚买办”让大规模国企私有化，造成大量资本外逃，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利益。

“官僚买办”将我黄金储备运到美国存放，置国家最重要之经济战略储备，于最危险之困境。

“官僚买办”在入世农业谈判中，对美让步过大，大豆等农产品进口关税仅3％。致使控制着国际大豆贸易的“四大跨国粮商”，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法国公司，能以低价向我倾销巴西和阿根廷转基因大豆。形成其压价收购南美大豆，中国人大量消费大豆，美国人决定转手利润的格局。

在美国施压下，“中国大豆采购团”于2004年3月前往美国“集体采购”，美国乘机操纵市场，大豆期货从220美元／吨暴涨到391美元／吨。当中国企业的代表们签下了高价进口合同离美后。美方却发布报告：“新的统计数据显示，04／05年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增。”国际大豆价格随即又暴跌50％。

“官僚买办”让中国绝大多数榨油企业，由此被送上绝路，亏损高达60亿元。随后，跨国粮商对幸存的中国油脂企业，趁机大规模并购，1000多家内资榨油企业，瞬间烟消云散。四大粮商，从此控制了中国85％以上的实际加工总量。

这样，“四大跨国粮商”在控制了国际大豆贸易及定价权后，又完全控制了国内大豆加工业、贸易及定价权。然后他们就利用其垄断地位，压价收购，致使我大豆种植业，濒临被彻底剿灭的厄运，农户纷纷破产而改种其它作物，大豆种植面积已下降一半，只剩 940万公顷。晚清洋人控制我大宗商品贸易，压价收购，高价卖出，而榨取垄断暴利的历史，今天终于又重演了。这就是“官僚买办”的卖国作用。

建国后，我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汽、二汽等国企，本已具有相当技术能力，然而 90年代后“官僚买办”让全部汽车工业，走上合资以市场换技术道路，现已基本丧失自主研发能力，“官僚买办”导致每年向外国合作方，支付巨额技术转让费。若无奇瑞、吉利等民族企业崛起，我汽车工业，早已彻底沦为受制于外国的低技术装配车间。

早在80年代，我国科研人员仅用3.5亿元人民币，就成功研制出大型客机“运十”，造出三架样机，但仅因缺少3000万元资金，就于1985年惨遭人为扼杀。

“官僚买办”致使我至今每年仍要花费巨资，进口大型客机。军队也因此而无自己的大型运输机，及以此为平台的加油机和预警机等。

铁道部“官僚买办”，将八种自主研发，可立即实现产业化的国产高速列车机车全部封杀，其中包括最高时速可超过320公里，而研制费仅1.3亿元的“中华之星”，“中华之星”悲壮地成了“运十”第二。然后，铁道部“官僚买办”一下子引进了日本等国好几百台并不先进的机车，挤掉了民族产业的国内市场。

“官僚买办”导致机车制造业都成了合资企业，与汽车一样，都是外国零部件的组装车间。

铁道部“官僚买办”无端限定自主开发的高速列车，样车，只许跑160公里/小时速度，目的是为进口200公里/小时以上速度的高速列车制造借口，使国产列车机车，永远没有机会进入高速铁路的运输市场。

在青藏铁路机车招标中，铁道部“官僚买办”不许国产机车单独投标，而只能作为外国公司的附属参与。于是78台美国通用公司，GE原装内燃机车中标进口。GE车价格比我国专为青藏铁路研制的“雪域神州”号内燃机车贵一倍多，但无论其功率、性价比还是安全可靠性，GE都远不如“雪域神州”。在累计150万公里的运行过程中，已投入使用的18台GE机车，和ITCS控制系统共发生包括制动器失灵、柴油机连杆断、丢车等等，重大安全质量问题16个。尽管如此，铁道部“官僚买办”却有意对之低调处理。对比他们当年对“中华之星”和“雪域神舟”的苛刻要求，真有天壤之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电力机车工业因“官僚买办”势力的破坏，在国内虽失去大量市场。但多家中国机车厂的产品，却能大量出口到国外，并受用户好评。工人们诙谐地说：“不让咱们挣人民币，咱就打出去挣美元”，这种幽默，既自豪又悲愤，是壮志未酬的无奈，也是士气犹存的不服。

目前铁道部“官僚买办”又打算以空前规模，购买1500台装备“外国芯”的六轴机车，其中一部分，还拟整机进口。而目前我国货运机车，包括两万吨重载列车的机车，已经可以国内制造，没有任何必须进口的理由。

除机车外，耗资超过上万亿元的7000公里高铁工程，现已陆续上马，主要技术设备“官僚买办”又是严重依赖外国。外国机车列车及高铁技术，系统价格昂贵，因此已经扭亏为盈的我国铁路运输部门，必将又重新陷入亏损的尴尬局面。并因此而形成我财富外流的又一重要失血口。

更为致命的是，铁路及其车辆制造产业，事关国家重大安全利益，“官僚买办”让核心技术由外国人掌握，存在重大隐患。当国外敌对势力需要时，就可能使我国高速列车、机车和铁路网，整个系统陷于瘫痪。以上关于铁道部的内容，参见原国家科委，科技干部局局长、科技部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履忠“请端正我国高速铁路装备的发展方向”。

中国市场虽大，但很大一部分属政府“官僚买办”采购或“官僚买办”审批范围。而控制这庞大市场份额的“官僚买办”们，却将这些市场资源，尽可能优惠给外企，而不给民族企业。除铁道部外，其它各部门“官僚买办”和各地方“官僚买办”在政府采购中，也普遍存在“抵制国货”的情况。在这些采购招标中，不是以技术、价格、售后服务等综合实力为标准，而是首先将国货的竞标资格，彻底排除。与铁道部如出一辙。

如：江西省“官僚买办”采购路面设备，拒绝国货。又如：江苏、安徽等地许多政府部门“官僚买办”，在进行中央空调招标时，都明确要求，只要进口、合资品牌。但实际上，中国的中央空调技术，早已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很多国外品牌，从压缩机到零部件，都是在国内生产，然后贴上国际品牌进行内销。

在核工业领域，清华大学自主研发的高温气冷堆，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安全可靠的第四代核电站。且于2000年12月，就已完成10兆瓦实验堆一期工程，2003年1月，满功率运行并网发电，这是世界上第一座模块化，高温气冷堆实验电站。但“官僚买办”却屈从美国压力，花600多亿购买4座美国西屋公司，现由日本东芝控股的第三代核电站AP1000。AP1000无论是从安全可靠性，还是从技术先进程度，都不如第四代的我国高温气冷堆，而且AP1000还只是一个概念，连图纸都还没完成；而我们的高温气冷堆，已经是成功运行数年的实验电站。

核电设备，是关系国家重大安全利益的战略产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让他国控制其核电技术和设施。一些中日关系专家认为，日本政治倾向攻击性，东芝与政府间关系又非常默契。因此，中国“官僚买办”选择西屋技术，将使中国核电安全，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此举，除使西屋和东芝获巨利外，据说还可解决5500美国人就业。

“官僚买办”花自己的大价钱，买的是日本和美国获巨大利益，而得到的却是，自己巨大的风险。

全国500强企业，重庆钢铁集团的垃圾发电技术设备，是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基础上，经消化创新，而形成的国产先进技术，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建设、运行起垃圾焚烧发电厂。其技术领先，价格只有国际同类产品的一半，但其市场推广，却屡屡遭遇“官僚买办”阻挠。发包单位某些“官僚买办”官员，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

“官僚买办”，在国产设备明明占优的情况下，还大力支持设备进口。如：重钢在竞标南方某市一个垃圾发电项目中，当地负责该项目的一名“官僚买办”官员，与日本公司关系密切，一期项目1000吨/天的处理能力，花了7.5亿元的巨额投资，从日本进口设备。重钢只以日方近一半的价格，参与二期项目竞争，这位“官僚买办”官员，在考察到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后，便想方设法，阻挠重钢中标。

重钢在竞争西部某市生活垃圾焚烧电厂项目时，投资报价最低，运转后预计收取的垃圾费也最低。最后发包方“官僚买办”，为了排除重钢，违反国家规定，找来一些评审专家，否决了重钢，其理由十分荒唐：怀疑重钢的项目发不了预定的电量，但是垃圾焚烧电厂的主要功能是，处置垃圾，不在于发电量，而且，此前重钢在重庆和福州的项目，都达到了预计的发电量。最终“官僚买办”将这个项目，交给了有跨国公司技术背景的公司，不仅投资大增，当地财政，每年缴纳的垃圾处置费，也要多出700多万元。

国外公司，通过商业贿赂，买通“官僚买办”关键人物，“官僚买办”限制国产设备。而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官僚买办”阶层，“官僚买办”他们为个人利益，不惜疯狂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创新。

“官僚买办”，让中国羽毛球队的一切专用器材，只许用日本尤尼克斯，尽管国产品牌质量并不差，但国家羽毛球队“官僚买办”就是不用。“神通广大”的尤尼克斯，不仅搞掂了中国羽毛球队“官僚买办”，而且每年，都能从我有关部门，拿到大量金属钛，而钛是我国控制最严格的珍贵战略材料，国产羽毛球拍厂家，从未能买到过国家一点点钛。而“官僚买办”们，却不顾国家重大安全利益，以如此宝贵的紧缺战略材料，去扶持日本厂家，与自己的民族产业竞争，真令人不可思议。

“官僚买办”在电力、石化等，垄断行业的机械产品采购会上，常出现招标要求中，明确规定，只采购国外品牌，而国内机械产品，即使价廉物美，也照样遭到排斥。

“官僚买办”，在庞大的建筑市场重大项目招标中，几乎把绝大部分建筑设计机会，给了外国人，尽管这样做，要多支付几倍，甚至十几倍设计费用。

“官僚买办”，在城市繁华路段商铺招标中，有些地方政府“官僚买办”，只准外商进驻，排斥歧视民族商家。在地方政府“官僚买办”崇洋媚外方针指引下，许多中高档百货商场，都抵制国货。只要是洋品牌，不论好坏，都可进来，而国产品牌，一律清出去。在中国的土地上，歧视中国人的，却是中国人自己！

“官僚买办”，在国家财政和环保，2006年10月24日联合颁布的“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附件“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中”，推荐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洋品牌。

“官僚买办”，在公车采购中，锁定的是现代、东风标致、雪铁龙、日产、思威、奥迪、宝来、捷达、开迪Caddy等外资或合资车型，而“官僚买办”，让代表民族品牌的奇瑞、吉利、中华、红旗等，无一上榜。

“官僚买办”列入复印机、打印机采购清单的，全部是日本品牌；列入水性涂料采购的9家，外国品牌至少占7家。

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无一不在政府采购中，明确保护本国民族产业，美国还通过立法规定，政府采购必须“扶持和保护美国工业、美国人和美国投资资本。”虽然我国也有“政府采购法”但由于关系到势力强大的“官僚买办”阶级的重大经济利益，因此“政府采购法”这些规定，很难落实下去。

外资巨头的这些兼并，普遍存在贿赂政府“官僚买办”官员，等违法行为。如凯雷收购徐工，就是以一个皮包走帐公司，为财务顾问，制作了溅卖徐工的改制方案。见2007年03月14日“经济参考报”，“徐工并购案再调查”记者：丛亚平王文志。

在外商巨头如火如荼的兼并浪潮中，像：西北轴承、大连电机、锦西化工机械、无锡威孚油泵油嘴、杭州齿轮、佳木斯联合收割机、武汉锅炉厂、鸡西煤矿机械、佳木斯煤矿机械、沈阳凿岩机、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合肥变压器厂、山工机械、南孚电池、活力 28、乐百氏……等等，一长串大型骨干国企，其中很多是行业龙头，及承担重要军工任务，连同其艰苦奋斗几十年形成的品牌、市场占有率、国家的巨大投入，及宝贵的立国战略基础，工业核心技术能力，在我们自杀性的国企改制政策协助下，被外资一个个收入囊中。这一长串企业名单，是新中国几十年工业建设，自强奋斗的历史结晶，现在就这么轻而易举，统统被“官僚买办”对手消灭掉了。

据“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一年前，2006年7月，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玻璃行业、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企业，在外资手中。

据国家工商总局调查，电脑操作系统、软包装产品、感光材料、子午线轮胎、手机等行业，外资均占有绝对垄断地位。

“官僚买办”让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外资公司的产品，已占据1/3以上的市场份额。”见丛亚平“利用外资八思”，这还仅是200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现在外资兼并，又有了新的恶性发展。最近居然连军工企业，也要“有条件”对外资开放。

外商巨头谋求垄断地位的兼并，是经过“官僚买办”充分“调查研究”后，深思熟虑的系统工程。通常以垄断下游产业，来控制上游产业的市场，控制了某原料的加工行业，就等于控制了此原料的生产行业，垄断了零售业，就可进一步垄断批发业，控制了流通，就可控制生产。

为实现其垄断大计，外商巨头通过“官僚买办”，对我实行“三光政策”：把我们的龙头企业兼并掉，技术力量收编掉，民族品牌消灭掉。

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于2007年6月整理了一份“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概况”，长约六、七万字，读来太令国人心痛刀绞，高梁在文中写道：“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所有行业的主导企业，都将被外资控制，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经没有能力，对任何一个行业和市场拥有发言权。国家的经济政策，将失去根基，包括反垄断政策和价格调控，包括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鼓励政策。这样国家尽管可以拿到税，但宏观调控权力，将被架空，甚至金融调控权，也被消融，大量利润外流。总之，国家的经济主权，将丧失殆尽”。

“官僚买办”，在中国已然大面积出现，而且十分嚣张，嚣张到了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地步。

“官僚买办”，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80年代的民航总局，局长沈图，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僚买办”。

“官僚买办”，为了自己的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仅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且还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发展进步和自主创新，遗祸子孙后代，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大敌。

“官僚买办”无祖国，买办化道路发展的是外国的利益，与外国主子，勾结的“官僚买办”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

“官僚买办”，为己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卖了----------！！！！！！！！，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收复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官僚买办”们，能够苟且偷安，能够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廉价的出卖出去。

“官僚买办”的利益，依附于西方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

“官僚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官僚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中国的“官僚买办”官员，与外资外商内外勾结，里应外合，损害中国利益，为外国主子谋利益是，“官僚买办”动用权力强迫中国人做出牺牲。

“官僚买办”用权力参与，加利益转移。就构成了“官僚买办”。

“官僚买办”是家族分工，老子官僚、儿子“买办”、是最佳组合，只要涉及钱权交易，那就多是“官僚买办”。

在中国，老子官僚、儿子“买办”，早己很普遍存在，外资外商通过这种曲线的“官僚买办”，干涉左右中国决策，强迫牺牲中国利益，面对如此强势“官僚买办”，如此吃香的“官僚买办”集团，中国的民族利益何在。

“官僚买办”定将是葬送中国的祸根。

“官僚买办”的出现，该怎么办？，党的纪委和监察部门，决不能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对这些恣意妄为的“官僚买办”，绝不能手软，对他们手软，就是对党和人民犯罪。纪检监察部门，是该到了采取断然措施，出击重拳的时候了！对这些人，要毫不留情地杀！否则，对不住今人，对不住后人，更对不住历史。“官僚买办”，单靠纪检监察部门查处，是远远不够的，应充分调动依靠群众，恢复大众立法，由人民对“官僚买办”进行监察。

恢复以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原则，以大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彻底消除法律存在的权力基础和资本基础。

通过人民陪审团，确定“官僚买办”有罪无罪的方法，来纠正立法过程中，违背人民意志和利益，由人民陪审团对“官僚买办”断案，公众立法的本质就是，体现在法律内容和法律本质上。[/color]

[[i] 本帖最后由 baplbapl 于 2008-11-7 20:26 编辑 [/i]]

楼主有完没完？是不是想重新挑起阶级斗争的烈火？除了资产阶级还有反革命地主富农坏分子右派等很多帽子，牵涉其中的人少说也有两亿人。你是不是认为给人家摘帽子都摘错了？非要把过去的四类分子也牵涉其中吗？这是毛的国家，如楼主般出身好表现好的不爱惜，别人有何惧把他搞成伊拉克？楼主还挺有意思，还指望什么纪委人民陪审团之类的，原来也是不革命的，只是希望皇恩浩荡。都管他们叫官僚资产阶级了，还指望官僚来打击？楼主到底指的是谁？就好比要让蒋介石来审宋美龄吗？

[[i] 本帖最后由 7086 于 2008-11-7 21:40 编辑 [/i]]

回复 29楼 的帖子

7086,关于毛的争论，有一类人我是极不想跟他们争论，因为跟他们争论，就是摆一千个事实，讲一万个道理都没用，你不应该问我：“所谓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指哪些人”，从你的提问中我就怀疑是你是这一类人，但出于礼貌我还是给你回复。7086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以前是个反毛分子（不相信的话看我早期在军事天地发的帖），之所以成了拥毛者，是因为我只相信有关毛的事实和证据。是事实和证据改变了我对毛的看法，不要老说别人出身好。你应该用事实和证据来反驳我的观点，关于毛我不想再跟你讨论。你说我是不是想重新挑起阶级斗争的烈火？笑话，我给你的资料本来就自于党校文章，是党喜欢讲阶级斗争。

[PP=周]下面接着讨论时，要注意讨论的气氛[/PP]

[[i] 本帖最后由 周郎 于 2008-11-8 10:42 编辑 [/i]]

因为是犹太人所以该杀该迫害和因为出身不好所以该迫害有什么区别吗？还说自己是反毛分子，毛错在哪里都不知道，果然是爱毛爱到不行。就算是对今天的腐败不满就想恢复毛的那种时代，就不知道只有民主和监督权力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公正，寄希望于再出毛这种统治者来恢复某些人失去的东西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楼主举了一个关于蒋宋孔等人个人财产的例子很有有意思吗，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的调查报告，也不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推敲一下就给引用了。这几个人的存款加起来也有一亿多吧？是存在上海的银行里叫日本人给查出来的，可是这个钱是什么时候存进去的？据本人推测应该是在上海沦陷以前吧？这个上海叫日本人占了老蒋再要去存钱似乎很危险，要知道这一个多亿在1937年可是一笔了不得的巨款！比国民政府一年的税收还多！老蒋可真够贪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疑点，为什么老蒋他们在上海沦陷以前不把这笔钱转移走?这个钱放在上海的银行里虽然是租界可是这个钱老蒋他们是无法再支配和使用了，而且上海的银行区是在公共租界这里日本人也是有份的。这个湾湾的阿扁贪来的钱也知道用人头转到国外去，是绝不可能转到中国大陆来存在北京的银行里还不用假名？日后中共一统大陆之时也没有在上海的银行里捞到老蒋的存款，难道日本人就有这种福气？这个问题有点离题了，如果楼主感兴趣就在发一个主题来讨论吧。

[[i] 本帖最后由 7086 于 2008-11-8 11:05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7086[/i] 于 2008-11-8 07:15 发表 [url=http://69.4.239.65/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3050595&ptid=1505365][img]http://69.4.239.65/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因为是犹太人所以该杀该迫害和因为出身不好所以该迫害有什么区别吗？还说自己是反毛分子，毛错在哪里都不知道，果然是爱毛爱到不行。就算是对今天的腐败不满就想恢复毛的那种时代，就不知道只有民主和监督权力才能真 ...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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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6你知道是谁迫害所谓的出身不好之人吗？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刘少奇与毛泽东都是整人高手，可毛泽东整人主要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整人主要指向社会下层的“阶级敌人”，包括“地、富、反、坏、右”、已经被中央定性的“黑帮份子”、农村的“四不清”干部、学校教师中的“牛鬼蛇神”、“右派学生”等。

[color=DarkSlateBlue]作者“巫山云”也在他的文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点思考》中写到：　　

　 　先期的红卫兵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大中学校，他们之中以干部子女为主体，像北京“联动”那样的红卫兵组织，甚至以每个成员的老子的级别高低决定该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他们标榜“根儿红苗正”，自称为“红五类”，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他们把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家长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同学，叫做“黑五类”，而“黑五类”是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们说：“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哪有你们的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破四旧”为名，抓人、抄家、游街、斗“黑帮”、戴高帽、挂牌子、坐“飞机”，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由这批早期红卫兵搞起来的。人民文学家老舍蒙冤自沉，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剃发扫街，以及许多知识界、文艺界的名流，被批斗、抄家、住“牛棚”，就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这个号称“红色恐怖”实为白色恐怖的波涛，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方、各系统、各战线、各单位。当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即“前文革 ”，以下简称“文革”），除在校学生外，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青年工作人员和职工中，也陆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类“文革”和红卫兵，因为是官办的，他们之中有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有党团骨干分子，有先进模范人物，当然也有善于迎奉拍马，深受领导赏识的“红人”。他们成立起组织之后，并不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本单位所谓“有问题的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他们在单位领导的授意下，翻档案，查材料，排名单，搞外调，把平时爱给领导提意见，或是已经贴了党委大字报，或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本人历史有问题，或是出身知识分子又常对领导评头品足，或是以往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或是性格倔强、不好领导，或是思想落后，表现不好，甚至仅仅是与领导关系不好，为领导所厌恶，以及戴过和摘过“五类分子”帽子的人统统“揪出来示众”，分别给这些人戴上写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三家村村长”、“四家店店主”，以及“大破鞋”、“女流氓”等等五花八门罪名的纸糊高帽，挂上纸板牌子，拉到街上游街示众。队伍前面敲锣打鼓，队伍后边红旗招展，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文革委员”们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大破鞋×××！”、“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那些日子真是热闹非常：从早晨到夜里，各单位争先恐后地拉着本单位的“反革命”们，像赶庙会、赶大集一样涌上街头。只见大街小巷，一队队游街的过来了，一队队抄家的过去了，锣鼓喧天，红旗飞舞，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这真苦了这些“反革命”们了。不知是哪位很会“革命”的人发明的这种酷刑：“反革命”们必须赤着脚，两只手各提着一只鞋，还要用双手扶着硕大的高帽不准歪倒。由于手提的两只鞋底不断地晃动着拍打他们汗泪双流的两颊，他们的脸被抹上一道道泥巴。他们赤着的双脚踩在晒得流油的柏油马路上，就像踩在北方人烙馍的鏊子上一样滚烫难熬。最可怜的还是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大破鞋”的“女犯们”。她们大都被剪光了头发，或是被剃去一半（据说这叫“阴阳头”），“革命者”们找来一些破了帮子的破鞋挂在她们的脖子上。队伍不时停下来，“革命群众”围在“反革命”们的周围，进行所谓“街头批斗”。男女“反革命”们像被耍的猴子一样站在圈子的中央，被强迫交代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当你耳闻目睹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在“文革委员”和“红卫兵”们一声声断喝下，无地自容地呻吟出：“我是大破鞋×××------我和×××发生过男女关系------”“ 几次？说！”“×次。”的时候，你的心能不颤抖吗？我记得，我只在六十年代初上映的一部叫做《　马门　教授》的德国影片中，看到过类似的场面，但那是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恣意侮辱犹太人的镜头。当时看着这一切，我不禁愕然：这难道就是革命？这难道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这一切暴行的制造者们是人，实在是玷污了“人”这个字眼儿！　　

在各单位，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们，除去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都被关进本单位的“牛棚”里。各单位普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强迫“犯人”们挽起裤腿，跪炉渣，跪石子，甚至跪在碎玻璃上，面对着毛主席的画像，向毛主席“请罪”。不少人，由于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虐待和对人格的侮辱而含冤自杀了；死后还落个“ 畏罪自杀”的恶名！许多家庭由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当时，根据刘少奇提出的：“中小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决教师中的问题”的方针，全市中小学校的教师都集中在本学校食宿，不准回家。小学生们年龄小，不懂、不会、也还不敢斗争老师，官办“文革”和“红小兵”组织成立后，都由学校领导人和“革命教师”们去斗“有问题”的教师。也是戴高帽、挂黑牌、关“牛棚 ”、游街示众、群众批斗这一套。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斯文，由知识分子们自己动手打了个粉碎，孩子们只顾睁大了惊奇的两眼，看着他们平素敬重的师长们淋漓尽致的表演，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中学就大大不同了。中学的孩子们正处在“牛犊不怕虎”的年龄，调皮一些的孩子，想出各种各样的孬主意、恶作剧，来整治那些曾经用知识的乳汁哺育着他们、自己却像蜡烛一样点燃了生命、而如今被打成“反革命”的男女教师们。孩子们在学校领导和“革命教师”唆使、指挥下，轮番批斗“黑帮”。他们像过节一样，情绪处于极度亢奋之中。他们“造反有理”——批“黑帮”；闲了没事——批“黑帮”；一时心血来潮——批“黑帮”；有时完全是为了取乐也批“黑帮”。也不知是什么样的“艺术家”来了“猫玩儿老鼠”的“灵感”，居然“创作”了一首《黑帮歌》，一时风靡各中学。这可真把这些“反革命”书生们整苦了：他们挨斗时要唱《黑帮歌》；“请罪”时要唱《黑帮歌》；开饭时，“黑帮”们要集体合唱《黑帮歌》！就这样，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灵魂在经受着丑恶灵魂的折磨和摧残！　　

在大学里，斗争的矛头也首先指向了广大教师。　　

知识分子大多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人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有的人性格高傲，玩世不恭，妄论校政，语多讥讽。于是，运动一来，领导稍加“引导”，他们便成了众矢之的，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关进了“牛棚”。与此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青年学生。在省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的指导下，各个学校都在发动学生中的“ 积极分子”清查所谓“右派学生”，抓所谓“游鱼”、所谓“真右派，假左派”，要求他们“行动起来，保卫校党委”。一些读过《十六条》后，心潮澎湃，毅然贴出大字报，批评校党委“怕字当头”、矛头向下的学生便首当其冲地被扣上了“攻击党”的罪名。各个大学的校园里，用苇席竖起的大字报“围墙”上，铺天盖地，密密实实贴满了声讨、批判所谓“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声称：他们批评校党委就是攻击党、就是反党。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不仅遭到大字报的围攻，还被拉到大小会上批斗。一些学生没有经过政治斗争的锻炼，承受不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有的自缢，有的跳楼，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时许多高等院校都发生了学生被迫害致死的事件。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刘少奇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多天里！[/color]

刘少奇如何搞斗争范围扩大化，将斗争目标转移到普通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身上，所造成的混乱和祸害最终导致1966年8月5日，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文革初期在北京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除了学生、老师，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有大批人遭到残酷斗争，也因为各层当权派在这“50多天里 ”以及8月后继续执行资反路线中的组织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给文革全面展开后形成两派斗争及其残酷性留下了祸根。

[[i] 本帖最后由 baplbapl 于 2008-11-9 03:51 编辑 [/i]]

许多人只知道刘少奇被毛泽东整死，可谁知道刘少奇本人也是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人、迫害人的内行里手。
《血泪的控诉－－刘少奇是怎样害死优秀的共产党员彭梅秀的》的调查报告就是根据彭梅秀的爱人万国华口述写的。

我可没说刘是好人，只不过毛是最高领袖，就应该负起主要的责任来。我们现在难道还要像封建社会一般吗？皇帝总是好的，只是奸臣们不好吗？毛也有功劳，这个功劳和荣誉就是属于毛的，所以才做最高领袖，这个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嘛。依你看毛下面的干部有谁是真的可以被赋予不受监督的权力？其实这些整人整的很起劲的大多数人的子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官僚资产阶级吧？如果真如楼主所愿再出毛，那也是出在这批人之中，所信任的还是这批人。要不是这样非打个几十年内战不可。你认为削弱这批人的权力，建立起约束和监督机制来，还是把杀人的大刀，整人的大帽子再还给他们好呢？就算是打个几十年，新上去的就会是好人？其实也不是人不好，而是对权力缺乏建督和约束的制度不好，谁拥有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都不能保证权为民所用？这个问题应该是共产主义阵营失败的根源。打出来的权力必定是不受约束的，就像毛主席一样的。不管毛还是刘他们的本质和出发点也许都是好的，但是当他们拥有了至高无上的不受约束的权力之后，也难免被权力所腐蚀，只能希望中国未来不要有人再拥有这样的权和威。敬爱的胡总最好还是干满任期就光荣离休，把我国的任期制巩固起来，千万不要去做毛泽东为好（也不是想做就做的成的），一个伟人永远都不如一种好的制度对国家对人民有利。

[[i] 本帖最后由 7086 于 2008-11-9 10:42 编辑 [/i]]

我不认同楼主的观点，彭德怀被毛泽东害死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刘少奇最多只是帮凶

回复 5楼 的帖子

搞清楚，现在是20/21世纪，不是封建社会，更没有所谓的皇帝！
皇帝开国杀功臣？刘邦？
怎么还整天盼着出现皇帝？当奴才当上瘾了？

[quote]原帖由 [i]7086[/i] 于 2008-11-9 10:35 发表 [url=http://69.4.239.65/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3103921&ptid=1505365][img]http://69.4.239.65/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我可没说刘是好人，只不过毛是最高领袖，就应该负起主要的责任来。我们现在难道还要像封建社会一般吗？皇帝总是好的，只是奸臣们不好吗？毛也有功劳，这个功劳和荣誉就是属于毛的，所以才做最高领袖，这个像还挂在天 ... [/qu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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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6看了你的回复帖，我真的很难说你对和错。说你对，是因为你现有想法跟我二年前想法一模一样，说你不对，是因为你没有正确的理解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你把毛泽东思想看成是专制的思想。毛泽东的思想核心有两条，第一是：人民万岁；第二是：造反有理。毛泽东的思想是希望人民的命运只能由自己把握，而不是靠什么神仙皇帝，要人民建立起自觉的、真正为平等敢于反抗的精神，不要希望有一个权威的“毛泽东”来帮助他们。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政治上，我们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经济上完成了公有制改造，但人们在思想上仍然受旧有道德体制约束，人们获得了政治经济的地位，却无法摆脱儒家思想的控制。仍然用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表现在一些人对毛个人崇拜，喊毛泽东万岁，对现实的不满总希望出那么一个领袖，出一个象毛泽东一般的人间之神，或者指望胡总，将来指望习总，这显然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文革虽然没有成功，但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树立起了大众的平等观，包括把毛泽东自己从神位上请下来，即毛泽东所说的自己死后会被“打得粉碎”，将毛泽东请下神坛，正是思想解放重要的一步，也应是文革的目的之一。

[color=DarkSlateBlue]毛泽东思想让某些‘稳定派’胆战心惊”。他们反毛尊儒，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什么呢？那就是“礼”字。“礼”是什么呢？礼就是“秩序”，是社会的“稳定”要素，“稳定派”们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秩序，也就是“礼”。哪些人是“稳定派”呢？当然是社会上的既得利益者们希望社会稳定了，因为只有稳定，他们享受的既得利益才可以长久保持。所以，传统 的稳定派，基本上都是统治阶级成员。而孔子的“礼”，正是他们寻求稳定的法宝。所以，历朝历代，在取得政权后，基本上都会尊孔。这也是儒家思想长久占据统治地位的原因。古代统治阶级尊孔的后果就是掩盖了和发展了社会矛盾，维持了剥削阶级社会的稳定，有利于统治阶级们的既得利益。但也因而造就了中国历史特定的300年王朝更迭定律。从中国文明的传承上来说，儒家具有非凡的历史功绩；从麻痹人民维持阶级压迫的角度来说，儒家又是罪大恶极。[/color] （以上内容选自《毛泽东晚年为什么要批孔》）

[[i] 本帖最后由 baplbapl 于 2008-11-9 20:21 编辑 [/i]]

[quote]原帖由 [i]七探蛇盘[/i] 于 2008-11-7 09:29 发表 [url=http://64.32.16.11/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23003612&ptid=1505365][img]http://64.32.16.11/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依我看，彭总犯了“军人干政”的大忌！一个国防部长，对经济工作提意见也不能这么直接捅到天上去，起码应该和当时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商量一下。 [/quote]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当兵的就是保家卫国干嘛！去管政治！自己找事做！当兵的性格就不能去搞政治。特别是身经百战的将军、看看历史吧！那个干涉政治的将军有好下场有几个！

回复 7086 的帖子

你认为我是个喜欢鼓吹阶级斗争理论之人，我不否认阶级斗争理论,但反对滥用阶级斗争理论。要知道“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是文革悲剧的根源，滥用阶级斗争理论，并非文革特有的现象，如前苏联的斯大林时代发生的对党内进行的大规模清洗等，也是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表现。
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的表现形式如下：
1  怀疑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阶级敌人”。
2  随意给个人贴“阶级”标签，即试图确定每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凡被确认为属于敌对阶级的人，即被视为“阶级敌人”。
3  一旦将一个人判定为“阶级敌人”，即剥夺了他（她）的一切基本的公民权利甚至最起码的人身权利。
4  滥用阶级斗争理论盛行时的另一个现象，就是整人者常被整。当一些人在整另一些人时，一旦情况有变，别人整起他们来也毫不费力。

毛泽东应对“滥用阶级斗争理论”承担首要责任。

[[i] 本帖最后由 baplbapl 于 2008-11-9 20:52 编辑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