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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20位未授衔的高级将领

1955年，我军有20位开国元勋级的将领被授予元帅、大将军衔。其实，在我军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将领的资历和能力并不亚于他们，甚至更高，可惜他们已先后捐躯，没能得到这份殊荣。如果能够活到解放后，也许我军的元帅、大将不止20位。  
    一、北伐名将叶挺：1955年授衔后，几位老帅闲聊，陈毅说：如果叶挺不死，十帅中将会有两位叶帅。叶剑英一听连忙说：如果叶挺活着，我是当不了元帅的。的确，叶挺的资格非常老，他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营长。加入中共后，担任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叶挺独立团团长。在我军建军著名的三大暴动中，先后担任南昌暴动前敌总指挥和广州暴动总指挥。广州暴动失败后，受到瞿秋白中央的错误指责，叶挺不服，为自己申辩，结果受到更严厉的处分，一气之下，流亡国外，自动脱党。抗战爆发后，叶挺回国就任新四军军长，又受到副军长项英的架空，有职无权。气愤之余，他几次提出辞职并离军出走，被周恩来劝回。终于等到毛泽东决定调走项英，给叶挺以实权，却为时已晚，遭遇了皖南事变。关了四年监狱，待到终于获得释放，又重新入党，眼见前途一片光明了，却又遇上了飞机失事，含恨九泉。叶挺的一生充满坎坷，其悲剧遭际真是令人扼腕不已。  
    二、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黄埔二期毕业，是孙中山亲自面试后破格录取的。曾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参谋长，(当时林彪任该团见习排长。)后任武汉国民警卫团团长，该团是秋收起义的绝对主力，因为其他部队都是安源矿工和当地农军，战斗力较弱。卢德铭党性很强，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没有卢德铭的支持，毛泽东做出的不打长沙、转向山区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决定恐怕很难执行，因为那时的毛泽东并没有绝对权威，以师长余洒度为首的一些军官根本不服毛泽东。可惜，几天之后卢德铭就牺牲了，年仅22岁。如果卢德铭不死，朱毛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时，卢德铭肯定是副军长，前途无法估量。  
    三、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黄埔一期毕业，曾任北伐军代师长，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时王尔琢所部跟随朱德在三河坝留守，起义失败后与陈毅协助朱德收集起义军残部，在湖南转战，后与朱陈发动湘南暴动，率部队上井冈山。朱毛会师后建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是井冈山初期的杰出将领，参与指挥几次战斗全部获胜。可惜后来在追击叛变部队时被叛徒杀害，年仅25岁。王尔琢牺牲后，一营长林彪升任28团长，成为南昌起义部队的直接掌门人。  
    四、红四军十一师长张子清：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后到卢德铭部任副营长，参与秋收起义，后任团长，朱毛会师前是井冈山的最高军事首长。朱毛会师后，原南昌起义部队加部分湘南起义部队改编为十师，朱德兼师长，(28团是南昌起义部队。)其他湘南农军改编为十二师，陈毅兼师长，秋收起义部队及井冈山袁王部改编为十一师，张子清任师长兼31团长，(31团是秋收起义部队。)由于张子清因伤住院，毛泽东代师长，朱云卿代团长。当时部队很困难，缺医少药，张子清把自己的药都留下来，让给其他同志，结果自己久病不愈，最后牺牲了。  
    五、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黄埔三期毕业，曾参加南昌起义，后被党派到秋收起义部队，任张子清团的参谋长。他任31团长时指挥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以两个连打退了敌人三个团的围攻，当时毛泽东正带红四军主力从外地星夜兼程赶回井冈山，路上听到胜利消息，遂写下那首著名的《西江月》。朱云卿后升任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后因病住院，在医院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24岁。朱云卿牺牲后，叶剑英接任他的职务。  

    六、红四军军长王良：黄埔六期毕业，秋收起义时任卢德铭团连长，后一直在红四军林彪手下，林任纵队长，他任支队长，林升军长，他升纵队长，后改为师长，林升红一军团长，他升红四军长(罗荣桓任军政委，粟裕任军参谋长。)。后在行军时被地主武装冷枪击中牺牲。  
    七、"偏师借重黄公略"：毛泽东的一曲〈蝶恋花〉使得黄公略在中国广为人知。其实黄公略在军史上本来就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参加过广州暴动，在黄埔上过高级班，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主要助手之一，后来，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黄公略带领其余部队留守湘鄂赣根据地，彭德怀第一次下井岗双方再次会师时黄任红五军副军长。后来他组建了红六军任军长，(陈毅任军政委。)并与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组红一军团，改隶朱毛部。富田事变时，毛泽东派黄公略摸彭德怀的底，得知彭德怀是拥护前委的，便放了心。可见黄公略很受毛泽东器重。黄公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被敌机扫射牺牲后，中央政府专门建立了公略县以示纪念，并把红军步兵学校改称为"公略步校"。  
    八、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彭德怀平江起义的八大助手之一，从平江起义开始，到1935年长征红军攻打遵义时牺牲，一直担任彭德怀的参谋长，先后任红五军参谋长、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长。发动平江起义时，彭德怀团共有九名党员，至此，除彭一人外，其余全部牺牲。  
    九、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国民党西北军师长。1931年与季振同赵博生等举行宁都暴动，参加红军，任五军团副总指挥，后季振同被左倾路线领导人错杀，董振堂升任五军团长。该军团为中央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大刀队赤膊上阵最令敌人胆寒。长征路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混编，五军团划归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后来该军团参加了西路军，在甘肃与马家军激战，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董振堂光荣牺牲。  
    十、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曾到苏联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担任红二十一军长，后到方志敏部担任军区司令兼红十军长，是方志敏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首长。红十军与红七军团合并组成红十军团后，刘畴西任军团长，粟裕任参谋长。后与方志敏率领部队北上抗日，被国民党重兵围堵，除粟裕率小部队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刘畴西和方志敏先后就义。  

    十一、黄麻起义副总指挥吴光浩：黄埔三期毕业，北伐时任铁军营长。北伐失败后到湖北发动黄麻起义，任副总指挥。不久，总指挥潘忠汝牺牲，起义部队遂由吴光浩带领，改称红七军，吴光浩任军长，后改编为红11军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吴光浩牺牲后，中央派徐向前来接替了他的职务。吴光浩的地位有点类似卢德铭。秋收起义打出了一个红一方面军，黄麻起义打出了一个红四方面军。  
    十二、红一军军长许继慎：黄埔一期毕业，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在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中负过伤，后升为团长，在平定夏斗寅叛乱时再次受伤。北伐失败后在中央军委工作。后被派到鄂豫皖地区工作，把三省的三块根据地合并在一起，组建了红四方面军的前身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许继慎对张国焘的错误多有抵制，国民党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许继慎遂被杀害。也不知张国焘是误杀还是将计就计除掉对手。直至党的"七大"，许继慎才被平反。  
    十三、陕北领袖刘志丹：黄埔四期毕业。在陕北根据地，论军事地位，谢子长、王泰吉都高于刘志丹，论党内地位，高岗也高于他，而论行政职务，属习仲勋最高。但刘志丹的影响则最大。他曾任红26军、28军总指挥，徐海东率红25军来陕北后，双方合并成立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刘志丹党性很强，"左倾"路线执行者出于宗派目的逮捕他时，他明明已得知内情，但仍然主动持密令接受逮捕。如果不是中央红军正好到达陕北，毛泽东得悉后立刻派人解救他，也许他就被冤杀了。  
    十四、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即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同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同学。左权党、军资格都很老，但曾被诬陷在中山大学时有托派嫌疑，因而一直不顺利。到中央苏区后曾任过军长，军政委，后任红一军团参谋长，长征到达陕北后，林彪调任红大校长，他代理军团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朱德又对彭德怀很放手，当时八路军实际是由彭德怀指挥、左权协助的。1942年，日军围攻八路军总部，左权在突围时中弹牺牲，是抗战时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  
    十五、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1930年被党派到红三军团工作，曾和黄克诚搭档，当过师长，长征时任红一军团师长，抗战时期任新四军四师师长，1944年牺牲。是我党抗战时期牺牲的为数不多的高级干部之一。当时，他刚在党内挨过批判。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挨批判时，老部下彭雪枫也被扯出来陪斗。这种烈士死后挨斗的现象是很少见的。  
    十六、东北抗联总司令杨靖宇：早年曾在家乡河南组织农民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九一八"后被中央军委派到东北工作，从游击队政委做到抗联一军军长兼政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是东北抗联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东北抗联不受中共中央领导，而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即直接由莫斯科的王明指挥，虽然有十二路军，但有一半是收编的"胡子"，每个军的人数也不是很多，这一点与中共的其他军队不太相同。由于共产国际的不负责任和日本关东军的过于强大，抗联大部分被消灭了，只有少数逃到了苏联(其中有师长金日成)。杨靖宇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  
    十七、从奴隶到将军的罗炳辉：原是云南的彝族娃子，后参加滇军，当到营长。29年率部起义参加红军。从团长一直当到红九军团军团长。抗战以后担任新四军二师师长、第二副军长(第一副军长粟裕)，1946年病逝。  
还有三个人情况特殊一些，在这里也提一下：  
     十八    卢冬生：1955年，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当时王震、萧克、张宗逊都比他更有资格，却只授予上将。是因为他作为红二军团的代表，才被破格照顾。如果卢冬生活着，这个照顾名额很可能是卢冬生的。可惜他在1945年担任松江军区司令员时在哈尔滨被苏军违反军纪的士兵杀害了。卢冬生在红二军团当过师长，是该军团的四号人物。八路军改编时曾任命他担任红二军团改编的358旅旅长，但他当时因为有人批判他的军阀作风而正闹情绪，不肯就职，要到延安学习，后来又到了苏联，抗战胜利才随苏军回国。由于他耽误了八年，55年时他的职务可能是上将级的，但作为一个山头的代表，他比许光达更有资格。  
      十九    朱瑞：早年曾在苏联学习炮兵，回国后提升很快，开始时只是红军总部的一个科长，但很快就当了军政委，红五军团政委，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战后一直当到山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是115师的最高首长。但延安整风后，大概是受了苏联留学生身份的影响，职务掉了下来，到延安当炮校校长，1948年时任东野炮兵司令，在辽沈战役中踩地雷牺牲。按他在解放战争中的职务只能授上将，解放后我军第一任炮兵司令陈锡联就是上将，不过，朱瑞早年曾长期任罗荣桓的领导。  
     二十  陈光：长征时曾任红一军团师长，八路军改编时任红一军团改编的343旅旅长，林彪负伤到苏联治病后，他任115师代师长，与罗荣桓到山东开辟根据地。但不知为何，以后他开始走下坡路，49年时，只担任了四野的副参谋长，解放后不久又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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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帖子，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里，那些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纵横驰骋，可谓少年得志。在这份名单中，一部分是因为战争的残酷性，牺牲在他们战斗过的热土上；一部分是因为派系斗争的内耗中，牺牲在战友和同志们的手中。对这份名单，我认为，历史如果可以重写，他们都能够保持他们的历史战绩并有幸活到五五年授衔的话，叶挺、黄公略肯定会在元帅序列中长有一席之地，叶挺自不用说，那是我军创始人之一，北伐军名将，而黄公略，当年与彭德怀齐名，又有黄埔军校学习的经历，资历和战绩更在林彪之上，重要的是深的毛泽东的器重。如果还有一个人选的话，许继慎应该是第一人选，林彪可就是因为在他战死后才出头的，他活着，也许就没有林彪那么出众的战绩了。大将吗，我认为卢德铭、王尔琢、刘志丹、左权、杨靖宇要强于多数已授衔的大将，他们是大将的有力竞争者，如果他们活着，并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有上佳表现的话，个别人授衔元帅也不是不可能，终究他们的资历和历史战绩不比十大元帅差。而其他人也有个别人具有大将的竞争力，但最少应该有上将的实力。但这篇文章也漏掉了几个人，如方志敏、赵尚志等，最少这两位比这二十位的个别人甚至半数人要强一些，方志敏应在大将以上，赵尚志不比杨靖宇差太多，最少上将，整好了就是大将。这里最可惜的就属陈光了，林彪受伤后，115师代师长没有交给副师长聂荣臻和罗荣桓，而给了旅长陈光，而115师另一个旅长是十大将军之一的徐海东，陈光能够在众多名将手里取得代师长之衔，可见他的军事才能之强，如果不是后期的种种事件，大将应该跑不了的。如果可能，找找他的资料，共大家分享。

[[i] 本帖最后由 poi1001 于 2009-2-2 21:33 编辑 [/i]]

时世造英雄呀,贴子已阅感慨由多, 这么多多的人才没能混到封候拜帅的那一天 惜哉!
可是如果真的如彭老总,贺老总,陈老总,等人到了那一天,一声十年文革,不知道又是什么下场!命也~

上述将领都是在55年之前去世的，怎么授衔呢？追授？

陈光貌似授衔了吧？只是缓授而已。

一将功成万骨枯啊！

时世造英雄,在那个年代,很能够造就英雄的,看他们的简历,大都20~30来岁时,都官拜军长,军团长,放到如今最多也就一连长,应了一句古话"乱世出枭雄"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即使熬到文革，下场或许更惨。
按照叶挺这样出走的性格，说不定文革中还会搞出个“叛国”罪名。

　陈光---原名陈世椿。湖南宜章县栗源堡人，1905年生。是解放军一代著名将领。
　　10岁入学读过短暂的３年私塾，１４岁弃学务农。１９２６年，北伐军入湘。陈光所在的家乡－宜章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他成为农协会员。次年底，经当地地下党员陈东日、陈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１月初，朱德、陈毅率“八一”南昌起义的余部１０００来人进至宜章，陈光异常兴奋，当即将“马日事变”后收藏的１２支步枪献出，组建了一支农民赤卫队，然后配合红军参加了湘南暴动。曾率部浴血罗霄的原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者萧克将军解放后评价说：“陈光当时献出的１２支步枪，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那时赤卫队武器很少，多是一些大刀梭标、土枪，能有这十几支步枪真不简单，对宜章暴动的成功，有着重大的意义。”
　　湘南暴动成功后，陈光随朱德、陈毅走上井冈山，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独立三师第二十九团一营任连长。１９３０年２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陈光这时已是红四军一纵队（纵队长为林彪）一支队副支队长。在中央苏区进行的反围剿战斗中，红四军３个纵队在红六军二纵队的配合下，首先在富田一带彻底歼灭了敌先头部队一个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役中，林彪的指挥所为突围之敌所围困。在此紧要关头，陈光带领本支队拼死突入前沿，将林彪安全救护下来，自己却在战斗中挂了彩。事后，不善言谈的林彪到救护所看望陈光时，一再表示感谢并主动为他请了功。
　　是年６月，陈光所在的红四军与红六军、红十军组成红一军团，在胡耀邦家乡文家市的一次战斗中，已升任营长的陈光第３次负伤。敌人的子弹穿过他的右膝，卡在骨缝里，血流如注。同志们把他抬上担架，他挣扎着从担架上滚下来，重新爬回阵地，直到将敌人击溃。１０月，红四军进行整编，林彪出任军长，罗荣桓担任政委。陈光则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该军第十师三十团团长。由此，性格坚贞倔犟、刚直易怒的陈光和两位领导便开始了恩怨集结的配合。
　　次年５至９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三两次围剿，陈光在作战期间，升任十师参谋长，带领本师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１１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隆重召开，陈光被授予二级红星奖章。年底，他调任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１９３３年８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采取碉堡战术对中央苏区发动了残酷的第五次围剿。为了扩红，党中央组建了日后名闻遐迩的“少共国际师”。当时，这个师共青团员占到了７０％以上，平均年龄仅为１８岁。为了把这些“红小鬼”培养成坚定合格的战士，中央军委在师长和政委的人选上反复遴选，最后决定派战术素养好、政治觉悟高、指挥能力强、作战勇敢的陈光出任该师师长，政委则为年仅１７岁的总政青年部长肖华。
　　在陈光、肖华的带领下，“少共国际师”第一仗便在福建一役中歼敌５００余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为此，朱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专电嘉许该师，称赞他们是“铁拳初试”。３个月后，陈光调任红二师师长。虽然他在少共国际师只有３个月时间，但正如后来肖华上将评价的：“陈光对培养这支年轻部队呕心沥血，打下了良好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４日夜，陈光率领红二师渡过于都河，踏上长征路。长征之初，陈光带领红二师担任突前前卫的任务，掩护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经过浴血拼杀，终于来到了贵州。“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遵义进发，红二师四团被选作前卫。陈光被军委首长亲自点将，带领耿飚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的四团抢渡乌江天险。随后，他折回师部，指挥六团、四团，分别攻取遵义，抢占娄山关，占领松坝，然后再度集结部队沿西北方向警戒，与兄弟部队一道警卫着遵义会议的召开。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重新确立了领导地位。随后，陈光带领红二师参加了四渡赤水，顺利进军川西。行至大渡河安顺场渡口，中央红军面对几十万蜂拥而至的敌军，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当时正值５月雨季，安顺场渡口水流湍急，河床宽广，工兵部队无法架起浮桥，全军上下费尽心机搞来的４只小船只是杯水车薪。唯有抢占泸定桥，才能保证部队抢渡完大渡河，避免当年石达开在此全军覆灭的命运。重任又一次落在了陈光肩上。他带领红二师四团以一天狂奔１２０公里的速度，创造了军史上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奇迹--飞夺泸定桥，打开了红军的北上之路。
　　走出草地后，红二师率先进入甘南境内。又一道著名天险--腊子口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这道关隘被夹在连绵的群山中，在两道山峰间如同一条狭窄的口子，刀砍斧削。两面尽是绝壁悬崖，下面则为一条奔腾的河流，其间仅有一座木桥，是出入腊子口的唯一孔道。林彪、聂荣臻等军团首长和陈光一道仔细观察了地形，决定由陈光和四团政委杨成武指挥。经过一夜激战，腊子口终于被攻克。１９４４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党小组曾对陈光的这一功绩作了如下评述：“在长征中腊子口攻坚，陈光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贡献极巨。”
　　１１月１９日，红军进入陕北吴起后，陈光改任红四师师长，彭雪枫为政委。在”直罗战役“中，他带领四师，在友邻部队配合下，担任主攻任务，最后一举攻克直罗镇，全歼敌一０九师，生俘师长牛元峰以下５０００余人。“西安事变”后，陈光接替已调任红军大学校长的林彪，成为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直至半年后，红一军团被改编为八路军第１１５师。
　　接替林彪出任１１５师代师长
　　１９３７年８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总指挥，下辖３个师，即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９，而以１１５师实力最强，有１万５千余人，由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合编而成。１１５师成立之初，师长为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实际上是政委角色），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３４３、３４４两个旅。徐海东任３４４旅旅长，陈光则担任３４３旅旅长。
　　９月，１１５师出师即胜，创造了中国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林彪集中该师兵力，在山西平型关设伏，歼敌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１０００余人，打下了全国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一个月后，陈光和老搭档肖华一道率３４３旅于广阳再次设伏，毙伤日军千余人，取得了广阳大捷。改变历史序曲的往往有很多偶然因素。次年３月，林彪在清晨的一次策马晨练中，为晋军误伤，生命垂危，旋即被接回延安，转送苏联救治。经中央军委提议，八路军总部任命陈光为１１５师代师长。
　　不久，１１５师大分家。聂荣臻带部分人马去了五台山，建立晋察冀根据地。陈光和政委罗荣桓一道带着主力部队东进山东。进入齐鲁大地不久，他们便指挥杨勇打下了樊坝，树立了八路军的声威。接着，一鼓作气，直插泰山以西，建立起各级抗日政权，有力地威慑着津浦铁路中段的日军。５月初，日军驻山东最高指挥官尾高龟藏，亲自纠合８０００余人马，兵分九路，杀气腾腾地在飞机、坦克、大炮掩护下，向泰西地区扫荡，伺机寻找１１５师主力决战。
　　这时，陈光率领的师直、６８６团、津浦支队以及鲁西区党委共３０００余人，顿时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实际上，早在日军有所动作之初，陈光就有一种预感，日军会对１１５师进行大规模扫荡。但罗荣桓去东汶支队检查工作不在家，他虽有些意识，但没料到日军会有如此大规模的九路围攻。当发觉情况的严重性时，陈光决定紧急突围。５月１１日拂晓，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全线发起攻击，并出动飞机轰炸扫射。１１５师总部所在的陆房村房倾墙摧，地动山遥。这是陈光在战斗年月遇到的最被动最危险的局面，他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坚守阵地，夜间突围１各线守军也英勇顽强地抗击敌人，打退敌人一次冲击。
　　在战斗最紧张激烈之时，陈光到正面的６８６团督战，该团官兵大受鼓舞，坚守阵地，连续打退敌人９次疯狂进攻。坚守在陆房村东面凤凰山阵地的师特务营和津浦支队，也打垮了敌人５次攻击。战事炽烈时，日军几乎攻进１１５师师直，陈光立即命令师指挥所掌握的特务营一个连、师直骑兵连以及津浦支队等部队人员，迅猛进行反击，英勇地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终于打退了敌人，守住了阵地。保卫了师部机关的安全。
　　激烈残酷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毙伤敌联队长植树田大佐以下１３００余人。黄昏时，敌人停止了攻击，企图次日清晨再攻。夜幕降临后，陈光立即召集师部机关的参谋处长王秉璋等，研究并确定了当晚突围的路线、时机和具体安排。夜１０时后，利用敌人不敢夜战的弱点，在进行动员、紧急埋藏笨重物资之后，从敌人阵地的空隙，分两路向东南及西南方向隐蔽地突出重围。１２日拂晓，安全到达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一带。５月１２日拂晓，１１５师渡过汶河，跳出陆房村，在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与政委罗荣桓会合。这便是抗战军史上有名的“陆房突围”，也是陈光日后蒙冤的一大伏笔。
　　此役１１５师伤亡３００余人，丢掉部分骡马和辎重，暴露了部队的一些问题。对此，一些干部颇有怨尤，有的甚至指责陈光“指挥失误，受到些损失，不好向中央交待”。陈光听到这些议论，心情可想而知，后在罗荣桓的鼓励下，情绪得以稳定下来。两个月后，陈光又用手里仅有的三四百人，将日军长田大队包围，打了一个大胜仗。战后第二天，八路军总部传令嘉奖，称是一嘲漂亮的“歼灭战”。陈光的威名，遂在山东流传开来。他和政委罗荣桓紧密配合，精诚团结，以致山东军民一提到１１５师，便呼为一个人“陈罗”。
　　随后数年，陈光和罗荣桓一道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取得了甲子山、梁山、剡城等著名战役的胜利，当初不到一旅人众而入山东，到抗战结束时，已发展到１０余万人。陈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致在日军本部，有关部门专门撰写了《陈光部作战研究》的小册子供他们指导作战之用。
　　１９４５年，陈光在延安出席党的“七大”，并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生性率直的他在出席七大代表的人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于情于理，皆不为过。不料，此举引来轩然大波，有人以“陈光欲抵制党代会”为由，直接上书毛泽东，指斥其有“反党行为”。这也成为后来陈光蒙冤的又一罪状。
　　毛泽东对这位井冈山会师时的连长毕竟是了解的。他经过调查，当即给陈光回了封信，称：“你的意见我是了解的。有些意见是对的。你在山东执行的路线是对的。‘七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信你能致力于开好这次大会。敁意见可以会后交换。”陈光接信，释然于怀，并将书信一直珍藏在贴身衣袋里。七大以后，毛泽东果然践诺，特地邀请陈光和夫人史瑞楚一道来家中作客，同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对陈光参加革命以来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对以后的工作进行了很多指示和嘱托。
　　当时的延安审查小组经过全面考核，在陈光的《历史总结》中作了如下评述：“陈光是我军有数的军事人才之一，他一贯忠心耿耿，具有为党为阶级虚心学习，联络群众的优良品质。”“抗日战争中，陈光率１１５师转战华北，１９３９年进入山东，创造了梁山歼灭战、陆房突围等有名的战役，使我党我军威名远扬，鲁苏局面大开，根据地建立。”
　　所谓的“扣压电台”事件
　　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双方瞩目的焦点。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林彪、陈云、彭真等率１０万余干部昼夜兼程赶往东北，罗荣桓与黄克诚分率山东八路军、苏皖新四军齐头并进。陈光原本回山东，由于形势的变化，也和林彪一道赶赴东北。１０月，陈光在与罗荣桓及老部队会合后，中共东北局决定，在黑山、北镇一带设置第二道防线，交由陈光负责指挥。出于战略需要，罗荣桓当即把从山东带来的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交与陈光使用。
　　约两月后，林彪带领东北民主联军指挥所出关撤往阜新。此时，国民党部队已进占锦州、沟帮子一域，恶战一触即发，情急之中，林彪得知陈光处有部大功率电台，连忙致电陈光，要求调电台和机要人员火速赶往阜新。陈光考虑没有电台无法进行联络、指挥，况且林彪部已有两台大功率日制电台，当即回电希望不要调走电台。林彪则两度来电继续催调，并严辞责问陈光扣压电台，妨碍其指挥作战。见此情况，陈光忙抽调出电台及机要人员，准备送往林彪处。不料，锦州之敌大举进犯陈光部，仓促撤退之际，陈光只得带走电台及机要人员。电台就此无法上交。随后，性格内敛、含而不露的林彪多次在公开场合指斥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
　　在东北数年，在林彪、罗荣桓节制下，陈光参与指挥攻打长春、拉法、新站等战斗。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六纵司令员、松江军区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三下江南战役，参与指挥焦家岭、城子予、德惠等战斗。１９４９年初，陈光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的副参谋长。３月进驻北平时，林彪在防止居功骄傲的会上，既未征得东北局同意，更未得到罗荣桓首肯，再次点名批评了陈光。
　　随军南下，广州蒙冤
　　由于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陈、林矛盾达到了白热化。１９４９年５月，陈光随第四野战军司令部抵达武汉。次年１月，被任命为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元旦节时，陈光撇下妻儿径赴广州上任。对于陈光新的也是最后一次的履新，其夫人史瑞楚对笔者这样说：“陈光自从在北京的防止居功骄傲的会上受到点名批评后，情绪一度低落。到了武汉，心情方才好转。接到新的任命后，他愉快地赴广州上任了。但是，对于新环境、新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却缺乏应有的认识和必要的思想准备。”
　　陈光到职后，在当时的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的领导下，负责剿匪肃特、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市场物价等多方面的工作。广州紧邻港澳及海外，是新中国的南方前哨，百废待兴。与许多枪林弹雨中厮杀过来的战友一样，陈光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缺少对城市管理建设的经验。当时，中央明确规定，在港、澳、台做情报工作，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高度的纪律，结果陈光在掌握政策时，表现得主观、简单和不够审慎，以致出现一些较大的错误。同时，他从局部利益出发，在老家宜章违反干部政策和一些规定，将烈士子弟和知识青年招来广州，办起了训练班。
　　对于这些错误，组织上发觉后，叶剑英亲自出面找他谈话，劝他认识和改正错误。但是由于性格的原因，加之组织上对其错误有些不实和夸大，陈光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据其夫人史瑞楚介绍：“陈光在组织上找他谈话时，表现得不冷静。他一听那些错误有些不实和夸大，情绪立刻波动起来。本来，叶帅找他谈话时，两人还握手问候，气氛是融洽的，但到后来，两人争吵起来，甚至还拍了桌子，谈话只得不欢而散。后来，在广东军区党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大家就其错误继续开展批评，结果陈光又因上述原因，再次发了脾气。叶帅当时说‘陈光，你是党的高级干部，又是老同志，总要讲点组织原则吧。’陈光说，‘无原则的批评我就是不能接受。’双方都不让步。”
　　鉴于陈光的错误和抵触的态度，中南军区报请中央后，给予他开除党籍的处分。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３日，陈光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理。这天一大早，原１１５师作战科长、陈光的老部下、时任广东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邀约他赴广州荔枝湖游玩。陈光很开心。两人在湖中泛舟，还搞了野餐，颇为尽兴。但是待到下午归来时，陈光大吃一惊，只见其达道路的住所已戒备森严，跟随他多年的老炊事员含泪望着他，四周则站满了他不认识的战士。警卫全部撤走，查抄了住所，在二楼的房间里，李作鹏尴尬地望了望他，然后朝保卫部部长呶了呶嘴。保卫部长便捧出上级的电令，宣布他已被撤销广东军区副司令兼广州警备司令的职务，旋即将他软禁起来。
　　实际上，对陈光的处理意见已在７月２２日晚由中南军区电告了广东军区，鉴于陈光性格刚烈，又是战功卓著的老同志，电文强调尽量做到不扩散，具体实施由广东军区党委安排，采取先撤换警卫，再行就地软禁的办法。但是怎样实施呢？广东军区连夜召开党委常委会（未通知陈光参加），由叶帅主持，拟了几套方案，都未获认同，最后李作鹏自告奋勇提出了邀陈光游湖、再派人查抄住所的办法。客观上讲，李作鹏提出这个建议，一是基于多年的战友情谊，希望在老战友被打入“另册”前，能够开开心，叙叙旧；二也是执行上级尽量不扩散的指示。作为参谋长，这是他的分内之事，不能因为后来的蜕变而在这件事上指斥他。
　　陈光被软禁后，据当时看守陈光的保卫干事王大述回忆：“我带一个警卫班负责对他进行监护。陈光在二楼听到对自己的处理意见后，情绪很激动。因执行者都是他的老部下，不便作什么解释。开始几天，他饭量很小，常常大发脾气。我职务低，只负责看守，便对他说，首长，你的问题我们不了解，领导派我们来，有三条任务，一是保卫你安全，二是照顾你生活，三是限制你自由，不能下二楼。你有意见可以向组织反映，但不能老发脾气，不吃饭，这样会影响健康的。”
　　陈光连连摇头，两行清泪挂满腮边，盛怒中他掏出珍藏在贴身衣袋里的毛泽东１９４５年写给他的信，气愤地说：“有人陷害我，毛主席了解我，信任我，我要见毛主席。”说完，把信递给了王大述。王大述看完那封信，叹口气劝道：“首长，你不要着急，事情会搞清楚的，你可以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嘛。”陈光点点头，情绪才稍稍稳定下来。
　　对于陈光问题的处理，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央。当时，中央是根据中南军区、华南分局、广东军区的报告处理意见为依据的。解放初，一切尽在草创阶段，不可能像今天有一套严格、完整的监察、纪检系统，对于党内干部的处理，基本上沿用战争年代的办法，这样难免会轻率、粗疏；同时，由于性格原因，陈光与一些同志尤其是主管军队方面的个别元戎、战将有些积怨；犯了错误后，陈光又与组织上有严重的对立抵触情绪。自然，各种因素纠合在一起，这种处理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病殁武汉，３０余年后终获平反
　　这年１０月，抗美援朝战端开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陈光在王大述和其他警卫人员的护送下，被转送武汉，软禁在中南军区的一座二层小楼里。期间，中南军区不少旧部以各种方式探望过他，由昔日功臣沦为今日的楚囚，陈光百感交集，情何以堪？在以后长达３年半的时间里，他一直被监禁于此，从来没有离开过二楼。
　　对于他的错误，显然是夸大了。尽管当时的中南局、中南军区先后派苏静、刘兴元、梁必业找他谈话，劝他认识错误，但陈光认为，“当年的陆房突围，七大代表的审定，无故扣压电台，对港澳台情报工作以及私自招收宜章子弟开设训练班”等主要错误，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处理得极不公正；他还认为，林彪出于历史过节，刻意加害他，因而拒绝接受组织对他的处理。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
　　１９５４年６月７日，陈光在那栋２层小楼里，含冤去世，终年４９岁。此前，他已有精神病征兆出现。不过，关于其死因，至今仍未解密。一切归尘土，是非却待后人说。陈光逝去一年后，其夫人史瑞楚带上两个儿子改随母姓，悄然隐居于北京。如今，两个儿子学有所成，多不愿提及父亲的悲剧。
　　３０多年后，在纪念长征五十周年之际，熟知陈光的人，包括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在内的１０余老同志，联名上书陈云，希望重新公正处理陈光的问题。１９８７年，中纪委、中组部、军纪委和总政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过认真细致的审查，实事求是地认定其解放初所犯错误纯属人民内部矛盾，受到了林彪的诬陷和打击，以致长期非法监禁和错误处理。１９８８年４月，经中央中央批准，撤销了强加于陈光头上的“反党”结论，恢复他的党藉和名誉。此时，距陈光蒙冤去世已是整整３４年。
　　经历：
　　1915年，10岁入读私塾叁年，因贫困，14岁弃学务农。
　　1926年，参加革命，任栗源堡农协会会员。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任栗源区赤卫队长。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十师二十九团叁连连长，后任永新北乡游 击队队长，九月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叁十一团任排长，连长。
　　1929年，10月起任中国工农红军一纵队一支队副大队长，大队长，副支队长，支队长。
　　1930年，10月起任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四军十师叁十团团长、师参谋长。
　　1931年，12月任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十二师师长。
　　1932年，3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十一师师长
　　1933年，5月任少共国际师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师师长，红一军团二师长。
　　1933年，8月1日荣获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
　　1934年，2月1日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其间参与了自1930年11月起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并十次负伤。
　　1934年，10月任红一军团二师师长，率部担任前卫，参加长征。其间，连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指挥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参加 四渡赤水、夺取泸定桥，攻占腊子口等著名战斗。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副军团长、四师师长。 率部 参加直罗镇和东征等著名战役。 1936年，6月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任高级干部科科长（政委罗荣桓）、红一军团副军团长。结业后，1936年12月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
　　1937年，7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叁四叁旅旅长，参与指挥平型关大捷的战斗及广阳战斗。
　　1938年，3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代师长。1938年12月，与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率部挺进山东,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次年到达鲁西。
　　1941年，8月8日中央军委决定；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任委员。
　　1942年，8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1938年至1942年间指挥攻克樊坝、陆房突围、梁山战斗及1941年11月对日寇铁壁合围“大扫荡”的斗争。
　　1943年，3月离开山东赴延安，由罗荣桓精心安排,在以史瑞楚为书记的11人临时党支部护送小队护送下,于10月中旬抵达延安，入中共中党校学习。
　　1944年，5月所在中共中央党校通过了《陈光同志的历史总结》。称“是我党有数的军事人材之一”。其间著述《我的历史自传》是当今考证我党我军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珍贵的史料文献。
　　1945年，4月23日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任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其间，毛泽东致信陈光称：“你在山东执行的路线是对的，“七大”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相信你能致力于开好这次大会”。
　　1945年，8月25日离开延安，与其他二十几位中共高级将领一道乘美军飞机奔赴前线各战区。几经周折转道与林彪、肖劲光、邓华等于10月29日抵达沈阳。11月，初战山海关时在黑山一带组织第二道防线。 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
　　1946年，2月任吉辽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与指挥攻打长春、拉法、新站等战斗。10月任第六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叁下江南战役。 参战指挥焦家岭、城子屿 、德惠等战斗。
　　1947年，5月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参与围困长春、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及北平入城式。
　　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其间，四野在北平朝阳门内“九爷府”高级干部南下动员会上，未征罗荣桓首肯，林彪公开点名批评陈光“居功自傲”。后随军南下进驻武汉。
　　1949年，11月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
　　1950年，7月23日遭软禁。10月转到武汉继续被关押
　　1951年，3月被开除党籍。继续被长期非法关押。其间,有梁必业、刘兴元奉命面劝其承认错误,但遭拒绝。
　　1954年，6月7日于武汉关押处一幢二层楼里，一代名将陨落。时年四十九岁。
　　1988年，4月，中共中央为陈光将军正式恢复党籍、名誉。


这是陈光的一片比较完整的资料，对不了解这个人的人有些意义，可惜了这个人了，不是封不封将的问题了，但愿日后有解密资料看看这个人的真实死因

[[i] 本帖最后由 wushisheng 于 2009-2-8 11:07 编辑 [/i]]

是他们的默默无闻，成就了共和国的辉煌，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为活着的将领们铺垫起了成功之路！

据说，建国之前，有六百万共产党员
但是，活着见到新中国诞生的，只有六十万

值得纪念的，不止这20位吧

李先念邓小平也可以酌受元帅衔的。但实际上没有。

陈光是熬不过十年动乱的。他是老林的嫡系。而且lz列出的大部分如果处于十年动乱中，都属于出身有问题或曾经有过立场问题，都是重点打击对象，当然凭他们的功绩和能力关系，能熬过十年动乱就肯定能成为豪门。现在的八大家族就是例子

不止这20位啊,像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潭震林等解放后都转业了，没授衔。

如果都不死

如果都不死的话，共和国的军事历史可能就要改写！增添一大批卓越的将帅！

还有一位开国将军从上将变成了中将，就是原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也介绍一下。
  
徐立清中将。他是我军在战争年代时大兵团级唯一一个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同时也是在1955年授衔中，唯一一位要求降低军衔，而被批准的人
在1955年的授衔过程中，一些同志认为给自己授衔高了，主动要求低授一级军衔。其中徐向前、罗荣桓要求不授元帅军衔，徐海东、许光达要求不授大将军衔，徐立清要求不授上将军衔，孙毅要求不授中将军衔。最后评定的结果，除徐立清由上将降为中将之外，其余要求低授的同志在组织上做说服工作后，都授予了他们应授的军衔。
按照授衔条件，徐立清应该被授予上将军衔，可他三番五次地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请求不要上将军衔，在全军传为佳话。当时在正兵团级干部中，徐立清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其他都是上将。一位老将军这样称赞道:“徐立清精神可嘉，人品难得，从古至今，少有少有。”
1910年，徐立清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先后历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与第一野战军第六军政治委员等职务。1949年10月率部进军新疆，11月任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1950年9月，徐立清任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1954年10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为统一全军的干部管理，建立正规的干部工作制度做了大量的工作。1960年12月，徐立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受到诬陷和残酷迫害。1973年恢复工作后任济南军区政委。1975年再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任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
早在1955年让上将军衔之前，徐立清就已在评级中主动提出让级别，要求将自己的正兵团职降为副兵团职。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赖传珠副部长也都认为徐立清应定正兵团级，但又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们学习的榜样”。
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申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1955年2月8日，毛泽东主席正式签发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这在全军上下引起广泛的关注，绝大多数干部对此都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也有一些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
有的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觉得应该得到更高的荣誉和奖赏。更有甚者，在提出要求未能满足后，竟闹起了情绪，哭起了鼻子。有一位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他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时候，十分不满，竟然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主席当时风趣地批评这种现象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还有一位开国将军从上将变成了中将，就是原总政副主任徐立清。也介绍一下。
  
徐立清中将。他是我军在战争年代时大兵团级唯一一个被授予中将军衔的。同时也是在1955年授衔中，唯一一位要求降低军衔，而被批准的人
在1955年的授衔过程中，一些同志认为给自己授衔高了，主动要求低授一级军衔。其中徐向前、罗荣桓要求不授元帅军衔，徐海东、许光达要求不授大将军衔，徐立清要求不授上将军衔，孙毅要求不授中将军衔。最后评定的结果，除徐立清由上将降为中将之外，其余要求低授的同志在组织上做说服工作后，都授予了他们应授的军衔。
按照授衔条件，徐立清应该被授予上将军衔，可他三番五次地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请求不要上将军衔，在全军传为佳话。当时在正兵团级干部中，徐立清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其他都是上将。一位老将军这样称赞道:“徐立清精神可嘉，人品难得，从古至今，少有少有。”
1910年，徐立清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先后历任红四方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与第一野战军第六军政治委员等职务。1949年10月率部进军新疆，11月任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兼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书记。1950年9月，徐立清任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1954年10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为统一全军的干部管理，建立正规的干部工作制度做了大量的工作。1960年12月，徐立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受到诬陷和残酷迫害。1973年恢复工作后任济南军区政委。1975年再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80年任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
早在1955年让上将军衔之前，徐立清就已在评级中主动提出让级别，要求将自己的正兵团职降为副兵团职。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赖传珠副部长也都认为徐立清应定正兵团级，但又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们学习的榜样”。
后来，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专门找到徐立清，明确提出不同意他定副兵团级。因此在定级的申批报告上，彭德怀又将徐立清的副兵团级改为正兵团级。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对军衔评定工作给予了政策性的规定。1955年2月8日，毛泽东主席正式签发了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实行军衔制度。这在全军上下引起广泛的关注，绝大多数干部对此都能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也有一些干部担心自己的军衔评低了，面子上不好看。
有的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觉得应该得到更高的荣誉和奖赏。更有甚者，在提出要求未能满足后，竟闹起了情绪，哭起了鼻子。有一位红军时期的老干部，在他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时候，十分不满，竟然公开地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毛主席当时风趣地批评这种现象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 [size=5][font=黑体] 实在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时出故障，以为未发出。又发一次结果造成重复发帖。请斑竹删除，甘愿受罚，下不为例。[/font][/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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