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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军残部在缅泰边界的丛林游击战

[转贴]亚细亚孤儿·国军残部在缅泰边界的丛林游击战
　　1950年1月24日，国军第8军主力在元江被共军击溃。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因率1000余人驻扎在元江下游而免遭大难，他们从元江且战且退，撤至车里的大勐龙之蛮宋寨，在蛮宋，由国军93师流落人员叶文强和车里宣慰司土司刀栋材的引导下，渡过打洛河退往缅甸三岛。

      在三岛，他们遇到从打洛退来的国军第26军93师298团部分伤兵，并被告以298团残部已退向泰缅边境，打算经泰国回台湾。李国辉即率部又从三岛渡过楠垒汀，穿过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地区，在饥饿、疟疾、毒蛇、猛虎的袭击下，经12天的艰苦行军，队伍疲惫不堪，沿途不少非战斗减员，于1950年4月21日，到达泰缅边境湄公河西岸的小勐棒，与国军93师278团余部巧遇。

　　2月19日，  国军93师278团在南峤打洛被共军打击，被俘50O余人后，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率领残部500余人渡过打洛河向缅北三岛，再由三岛到小勐棒。到小勐棒后，罗伯刚即卖掉大部武器，换成金条，因其妻已去台湾，就单独经泰国先回台湾，把部队交给副团长谭忠，要求谭率部通过大其力到泰国，等候台湾派飞机来接他们去台。

     谭忠的部队在小勐棒与李国辉残部会合，并经商讨决定留在缅北，不回台湾。小勐棒位于缅北大其力以东、湄公河以西，紧靠泰缅边界，只要步行20分钟就可进入泰国，处于金三角的中心，是个“三不靠”的山区。

     李国辉和谭忠商定自立为一支“复兴部队”，由李国辉任指挥兼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指挥兼278团团长。部队合并后拥有1600余人，司令部设置在小勐棒寨子的教堂里。设法与台北恢复联络，请台湾给予空投，台北回电：“自谋出路。”残军即开荒种地建茅屋、修营房，收税经商，在缅北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也是国军残部在东南亚金三角立足的开端。

　　 这里要提一提云南境外的马帮。清朝中期，从云南到东南亚各国就有商路，云南境内一些苦民，为谋生，常赶上几匹骡马到缅北、老挝、泰国贩卖药材、鸦片，井从泰北买回英国的布匹、化妆品、日用品等。为防止路上抢劫和野兽的袭击，人们往往成群结队同行，并带有枪支武器。抗战时期，马帮有所发展，除贩运鸦片，还贩运军火、药品，所带武器也逐渐现代化。

     他们又多和当地汉人、华侨及少数民族头人保持联系。特别是云南开远、大庄、楚雄的回族马帮尤为庞大，人数多、骡马多、武器精良，逐步控制泰缅商路。国军到达缅北后，云南马帮马守一、马云庵、马绶学、马鼎臣、沐国玺、熊定钦、杨文光等均纷纷投奔而来，混为一体。

　　 李国辉、谭忠的“复兴部队”经过一段整休后，将马守一的马帮、原93师的流散人员加以搜罗，部队逐步扩大到3000人。下属：

　　 709团，团长李国辉；

　　 278团，团长谭忠；

　　 特务大队，队长陈龙：

　　 搜索大队，队长马守一；

　　 独立第一支队，队长张伟成；

　　 独立第二支队，队长蒙保业；

　　 独立第三支队，队长石炳麟。

　　国军在小勐棒修建营地、招兵扩军，引起景栋缅甸国防军的密切关注。  1950年5月20日，缅甸国防军一个连奉命由景栋进驻大其力，要国军派代表前往谈判，国军即派“复兴部队”副参谋长、原93师参谋主任蒙振生前往大其力谈判，缅军要求10日内撤出缅境，国军不从。又于5月25日、6月1 日进行两次谈判，均无结果。

     6月3日，缅军要求派高级代表到景栋谈判，国军派丁作诏和马鼎臣为代表到达景栋，即被缅军扣捕。6月16日至8月23日，缅军集中数千人的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向国军驻地小勐棒、勐果发起进剿。

     国军于6月28日和8月23日组织两次反击，将缅军赶出小勐棒和勐果，重返驻地，并攻占缅军重要基地大其力，迫使缅军停战谈判，释放马鼎臣，以国军撤出大其力和景栋至大其力公路两侧为条件，同意国军进驻猛撒。8月底，缅军派汽车将国军送出大其力，国军返回小勐棒后进驻猛撒。

　　猛撒，是一个有40多个自然村寨的大坝子，这样，国军便拥有了基地和生存的条件。“复兴部队”即在猛撤建立训练队，由何永年和苏振声担任正、副教育长，公开招收当地华侨和民族子女受训，从而有喘息和发展的机会。国军余部的发展，开始引起美中央情报局和台湾方面的重视。


　　李弥二次进入云南边境

　　为搜集整顿缅北国军流散人员，蒋介石派原第8军军长李弥到缅北进行视察，1950年8月16日，李弥经曼谷到达泰北夜柿；1951年2月20日，李弥第二次到猛撒视察3天，又于3月8日带领参谋长钱伯英、副参谋长廖蔚文等，到达猛撒，正式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兼云南省主席”，直属台湾“国防部”指挥。李还令709团改编为第193师，李国辉任师长，278团改编为第93师，任命原26军军长彭佐熙在香港经商的侄子彭程为师长，任命在曼谷经商的原93师师长吕国铨为第26军军长、叶植楠为副军长。

　　1950年4月，原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第6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傅克军、李弥的妻子龙慧娱、师长李彬甫、副官处长何永年、团长浦景云等20余人，乘私人商车由昆明潜逃滇西畹町，逃往缅甸。

     随后，相继逃来的还有卢汉部队暂编第12军36师参谋长、原云南绥靖公署科长马俊回、腾冲县县长刘绍汤、滇东机场守备司令苏令德，以及云南省政府警务处处长邱开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裴存藩、整编第77旅旅长钱伯英、第5师师长李则芬、第58军26师师长王少才、第125军参谋长和荣先、预备第11师副营长徐剑光、滇西护路总队大队长王晨天、在乡军人团长朱鸣元、第26军输送营连长何子钰、第58军营长杨一波、保安团中队长杨文光、缅宁专员彭季谦等，这些退逃而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均为李弥所收容。

　　同时，李弥还策动境内外民族土司头人武装，外迁外逃投附缅北国军，使国军残部逐渐发展到6900余人。   

　　这时，美国一面在进行韩战，一面要阻止“共产主义”渗入东南亚。美国国防部除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者以军援外，并拟订“堵塞亚洲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的政策。三军联合参谋长于1950年4月向美国国务卿进言：“如果将采取迅速和持续的措施，减少共产党中国的压力……联合参谋长已注意到中国国民党部队活动力重振和效能显著有增加的证据。”并建议，实施“一项在干涉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地下特别行动计划”。

      中央情报局并着手研究如何使用退缅国军“华南计划”的实施。按杜鲁门总统的想法，武装在缅甸的国军，利用他们来使缅中边境，由西藏到泰国，成为坚固的屏障，“显然是解决的办法”。

　　1950年6月至7月，美国前任驻泰国武官谢尔敦在曼谷开设“海洋供应公司”，开始向国军接济军火和服装。12月，美国在泰北清迈设领事馆，专门负责对国军救济，直接指挥和派遣顾问训练。

     1951年2月，美国派人与李弥商谈军人供应，3月，由两名美国人送260驮武器、物资到国军总部猛撒，并用C—46和C—47型运输机向猛撒空投，每月至少5次。从1950年4月起，美国每月给国军20万铢泰币，8月又改为7万美金，9月起每月又增加家属救济费2万美金，直到1952年6月前后才停止。

　　李弥受台湾“国防部”的命令，并在美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于1951年5月发动对云南边境的大规模军事袭扰。6月21日，西路国军攻占沦沅县城、岩帅、党坝、南掌，以及镇康县的南伞、大营盘、山口寨；6月6日，东路国军从缅北盂养地区武装进入孟连县城，占据糯福、孟马和孟连县城；6月12日，游击大队吴运缓部、特务大队罗成部400余人，武装进入孟遮县以南地区，以牵制共军；李弥亲自到缅北班阳雍和设立总指挥部，先后投入兵力8000余人。美国出动无标记的C—47运输机多次向入境国军空投武器和补给。

　　6月3日，共军云南军区在国军进入云南边境时，立即发布剿灭李弥部的命令，组织5个团的兵力分4路追剿。6月上旬，共军云南军区步兵第117团、第121团各一部向糯福、青塘出击；6月10日，吕国铨率部退出国境。6月下旬，步兵120团、123团、基干2团、115团等5个团兵力合围入侵耿马、双江的国军，李国辉率部迅速撤出国境。

     国军第一次武装袭扰成果不大，李弥于7月又组织了第二次武装袭扰。

　　对李弥部两次袭扰，中共云南军区司令部再次组织追剿。两次作战先后50余天，国军先后损失549人，于7月底全部撤出国境，退至缅北果敢至三岛一线，李弥指挥部也由班阳撤回猛撒。   

　　李弥组织武装袭扰云南边境后，把部队集中在云南境外的几个基地上，分兵四处抢占地盘，迅速占领缅北萨尔温江以北，云南境外以南掸邦科康、佤邦、景栋3个省的大片地区，控制该地的鸦片和贸易，收纳赋税，收缴公粮，使当地民族土司、头人纷纷依附国军。李弥在猛撒开办“反共抗俄大学”，由李弥、李则芬任校长和教育长，大批招收华侨和汉族子女扩充实力，休整训练，收编土司民族武装，给予番号。台湾还派遣军官和特工人员700余人到缅北，充实国军。

      1951年11月，李弥在猛撒修筑机场。 1952年1月，又从台带回“民航运输公司”空运飞机到猛撤，此后，C—47型运输机定期每周两次由台湾至猛撒往返。美国还以M—1 型步枪、五○口径轻机枪、反坦克炮、高射炮等武器装备8000名新兵。到1953年1月，国军复兴部队已发展到1. 85万人，编为1个总部、1个指挥部、3个军区、4个师、16个纵队，活动地区北至缅甸昔董、南至耶县，西至盂苏、孟畔土司管辖区，东至老挝孟信，南北长达530公里，东西宽有280公里。

　    国军余部被迫退台

　　1952年8月，国军在美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渡过萨尔温江向缅甸中部帕奔、毛淡棉、耶县发展，并与缅甸“克伦自卫军”成立“联合作战指挥部”，公开宣称联合缅甸所有反政府武装，推翻缅甸政府。国军向萨尔温江以南的发展，直接威胁缅甸主权。

　　缅甸政府为自身的利益考虑，于1953年1 月集中3个精锐步兵旅拦击。缅军这次作战以萨尔温江为中心，波及范围广，动用兵力多，战斗极其激烈。当时，缅甸海陆空国防军全部只有20000人，而用来围剿达10000人以上。在这1万多兵力中，7000—8000人是骠悍善战的钦族部队。钦族部队在二战中以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亚洲。他们擅长山林作战，身背轻机枪爬山越岭如履平地。此外，缅甸还雇用以印度人为主体的“国际兵团”3000—4000人。　　　　　　　　

　　这次战役，缅军是经过长期准备的。他们易集中兵力，处于主动攻击的地位，在人力、武器装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

　　战斗开始，国军毫无准备，司令部主将李弥及参谋人员均不在，剩下的有“反共大学”教务长、副总指挥李则芬、参谋长杜显信坐镇盂萨。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可参加劲战，其他团队番号、人数虽多，但未经过正规训练且分散于近20个点，易被各个消灭。

　　缅军的第一个战略步骤是：先消灭驻守萨尔温江东西两岸的江口、孟板之敌，然后分兵两路，北攻孟布，东夺国军总部所在地孟萨。

　　这时，国军在这些地区的兵力均甚薄弱，孟板由邹浩修率两个连防守，另1个连驻江口以东的拉牛山。孟萨总部仅仅有2个连和1个排，而孟布也空虚，93师师部及1 个直属连，总共不到400人。

　　5月21日，在萨尔温江的沙拉渡口，杜显信命令张云岳带领总部的两个连去江口增援。这时，警卫营邹浩修率两个连从孟板败退，渡江至东岸的江口，与张云岳两个连汇合。缅军1个团合围江口，一连发动3天猛攻，遭到国军拼死顽抗，即又调来重炮参战。

     5月22日，缅军在空军的配合下，攻克萨尔温江西岸的国军桥头堡猛畔据点，国军坚守沙拉渡口。23日，缅军集中炮火猛击沙拉渡口，这时，缅军采用美军在二战时采用的跳蛙战术，跳过江口，在江口分兵上下游各30里处渡过萨尔温江，向国军猛撤总部和猛布据点进攻。这就是有名的萨尔温江战役。

　　24日，国军被迫放弃沙拉渡口，固守拉牛山。

　　在拉牛山山口，国军与缅军相遇并展开激烈的肉搏，双方伤亡惨重，国军只剩下400余人。缅甸国防军于第二天开始猛攻，105大炮轰得拉牛山口土崩石碎，浓烟滚滚。第4天，缅甸空军参战，飞机同时轰炸孟萨、孟布和拉牛山。30日，国军放弃拉牛山。

　　缅军并没有巩固好胜利果实，国军在杜显信的带领下，炮轰萨尔温江江口重镇，并以“反共大学”学员为先锋，警卫营殿后，攻占江口，虽伤亡惨重，但缅军也痛失江口。随即拉牛山又回到国军手中。

　　缅军原打算跳过江口，分兵两路攻打孟萨和孟布，一举歼灭国军。现在，江口已失，而国军在孟萨总部又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缅军捕捉不到作战对象，于是转而集中兵力围攻孟布，以期消灭国军主力——李国辉部队。由于山势陡峭、地形复杂，缅军大部队四面包围孟布，但还不能合围，国军仍能从许多小道与外界联系。经过20多天的围困，仍没能达到战役目的。   

　　6月，国军主力由缅北基地回军增援，收复拉牛山、沙拉渡口，同时增兵猛撒、猛畔、猛果，缅军腹背受敌，于6月13日被迫撤回萨尔温江以西。

　　缅军这次以萨尔温江区域为中心对国军复兴部队的围剿，就这样草草基本结束。   

　　1953年，缅甸政府在展开军事行动的同时，向联合国控诉台湾方面侵略缅甸领土，危害缅主权与安全，并提供大量的国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4月23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国军撤回台湾或居住在指定的禁区内。尽管美国设法把提案搁置，但在大量的物证面前，美被迫利用影响力，于5月23日在曼谷召开美、泰、缅、台湾“四国军事委员会”会议，经1个月的谈判，决定在缅国军余部全部撤往台湾。

　　但李弥总部拒绝撤台，会议只好拖延下来。由于联合国做出要求国军撤退的决议，国际压力下，缅北国军不得不同意派代表去曼谷参加谈判。由于李弥当时不在台湾，故由副总指挥李则芬充当谈判代表，另一副总指挥柳元麟为代总指挥。

     当要“撤回台湾”的消息传到孟萨的时候，国军内部顿时思想混乱起来，年轻人希望回台湾进学校，做劳工赚钱另谋出路，免得受苦；老资格的军官们则另有打算。李弥、参议员及总指挥部秘书长丁作韶不主张撤退，而在台有后台的柳元麟则认为应服从台湾的命令撤退。

     思想顽固的丁作韶到处宣传不能撤退。他的理由是，撤退到台湾，大家挤到一个小岛上，有什么作为呢？留在缅甸这个无限好的江山，大有作为。以缅北国军的力量而论，如能和缅甸山地民族反政府武装相结合，足可以成立一个“缅甸民国”，然后进入联合国，不但个人有出路，将来说不定还能返攻大陆，重回云南哩。

     但是，同意丁作韶的意见者甚少。当时，在台湾公干的李弥是主张不能撤的，因为他不肯把在缅甸的既得地盘和人马输掉。但当他看到“金三角”的台柱子李国辉愿撤退时，就主张以退为进；只撤老弱残兵，留下骨干以期东山再起。在这关键时刻，国军内部顿时四分五裂，柳元麟甚至公开冲突起来。

      9月，缅甸政府再次把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台湾驻泰国的代表才同意撤退部分国军。　　　　　　　　　　
　　撤退工作从11月开始。国军由缅北开往泰国边境，再乘卡车前往泰国清莱，然后乘陈纳德“民航运输公司”的飞机赴台。由于撤退时不带武器，缅甸政府提出抗议，美驻泰大使威廉·唐纳德为此给美驻台大使发电。11月9日，美驻台大使卡尔·蓝钦回电答复：蒋提出，如果美继续施加压力，台湾将公布美中央情报局支持在缅甸的国军的内幕。唐纳德认为，此时，中共和苏联早已知道中央情报局在缅的活动，便坚持要国军撤退时带走武器。

     此后，国军撤退时只带走一些破残老式武器，撤退一直延迟到1954年5月。先后撤退的有，李弥总部、“反共抗俄大学”、第26军军部、93师、193师、第10纵队、第4纵队和第3军田中田部的全部；保2师的大部，第18纵队、21纵队和18支队的一小部，共5472人，家属1035人。撤台的国军中除少数身壮年轻的编入台湾特种部队外，大部被安置在台湾花莲。李弥本人在1961年才回到台湾。

　　李弥回台后，即居台北新店镇北新路，长子云川，次子获之，均学成居美国。李则归朴返真，成虔诚的天主教徒，时与于斌枢机主教，关吉玉、蒋复聪相过从。1973年12月8日，突以心脏病复发而逝世。死后之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谷正纲、于斌、薛岳、李宗黄、张宝树等主持。

　  中缅联合打击国军残留力量

　　李弥总部撤台后，留在缅北的国军力量还有1万余人，多数是云南籍及当地民族武装，不愿去台，因没有统一的指挥部，台湾曾一度停止物资供应，加之缅军又出动1.6万兵力攻占驻地，国军大批逃亡。与此同时，云南境内中共力量向国军发起政治攻势，即一方面散发“回归证”，另一方面，边民纷纷出境呼夫唤子，至使外迁的民族土司武装陆续回国。这样，少数民族武装基本瓦解。1952年至1955年，被中共争取回国的国军官兵共3296人。至1954年6月，国军剩余力量缩减到5800余人。

　　1954年，中共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境进行民主改革，台湾即派原缅北国军副总指挥、原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重返缅北，搜罗旧部、恢复补给。柳返缅北后，搜聚4500余人，组成第3、第5、第7军3个军，成立“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踞守在泰缅边境。11月1日，改番号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隶属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

     1955年10月，曾德兴率部由老挝到达缅北，编入柳元麟部。另以吕维英为首的一股，亦于1954年10月1日回缅北，在三岛地区成立“滇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军”，共1300余人，盘踞孟美、三岛、孟歇、孟坎一带。1956年初，台湾派“国防部情报局”游击行动处处长罗果到缅北，传达“统一指挥、统一补给、整编部队、加强训练”的命令。2月，吕维英部编入柳元麟部。   

　　1957年，国军剩余力量经过整顿，统一指挥关系，将总部设在缅老边境、湄公河西岸的江拉，在孟百修筑机场，台湾恢复交通联系和补给。10月，台湾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强调对大陆的政治反攻，指令缅北国军对云南进行情报、心战、策反、组织暴乱。国军为此拟订一个“安西计划”。

     8月，为配合台湾对大陆东南沿海制造紧张局势，柳元麟亲率国军1460余人，分4路进抵云南边境。对柳部的武装游击，中共云南军区在边疆成立7万余人的联防队，执行“以军队为骨干，以群众为基础，以政治斗争为主，建立一条人民防线”的方针，抗击国军的袭扰游击战。

　　1959年初，西藏公开叛乱，台湾方面认为形势有利，对缅泰的国军力量更为重视。2月，蒋在台亲自召见柳元麟；3月开始恢复空投装备、给养；4月，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率督导组到缅北调解内部纠纷，点验人员，统一指挥。国军着力改编民族武装，在缅北果敢、大孟宜、卡佤山等地招兵，利用云南边境“大跃进”中不稳定的情况，发动边民外迁外逃，扩大队伍。

     到1959年底，柳元麟部已发展为5个军、1个军区、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共9400余人。1960年7月，台湾将特种作战部队的1个大队400余人，由台空运缅北，加强指挥、技术、通讯、医务、政工力量，并制定对云南边境的游击战计划。台湾的特种作战部队中将司令夏超、第6军中将政治部主任徐汝辑、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胡开业，亦受命分别赴缅，担任副总指挥兼教导总队长、政治部主任、孟百了守备区司令职务，加强对国军力量的控制。

     1960年1月，缅甸联邦奈温将军访华。1月28日，中共周恩来、缅甸联邦总理奈温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按协定，中缅成立边界联合委员会。1960年，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第一次联合会议。会议讨论边界安全等问题。　　   

　　由于柳元麟部在边境不断进行游击战活动，使中缅勘界受到严重影响。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于1960年11月4日在昆明市召开联合会议。会议根据《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专门商讨如何保障边界勘测的安全警卫问题。这次会议商定，中共武装可跨越国界，进入缅甸20公里范围内清剿国军残部。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将军和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联合签署《捕诛蒋军残匪协议》和《联合作战命令》。缅方派出苏敏昂少校作为山友准将特派代表，到西双版纳的中方指挥部，做联合作战的联络员。

　　1960年11月，在中缅边境的中共第13军39师、云南省军区的部分边防部队，共5个团和1个营集结边境，并在云南渤海县成立前线指挥部。   

　　缅甸政府于1961年1月出动5000主力部队集结在大其力、孟岭，准备进剿柳元麟总部。此时，缅甸国防军在大规模中共武装有力配合和支援下，很快攻占柳总部所在地江拉。柳部则分头突围，柳率总部及主力2500余人渡过湄公河退往老挝；第3、第5军3500余人，退往泰缅老边境；其余1300余人退往卡佤山区。

     是役，中共武装与缅甸国防军在江拉总部缴获美制弹药和军用物资有5吨之多，为此，缅甸政府再次向联合国控告台湾政府侵犯缅甸主权，同时还将缴获的美制武器进行展出，邀请美、泰、印尼等国武官前往参观。2月16日，缅甸空军又击落1架美制4引擎运输机，当时该机正向缅甸境内的国军隐藏地空投供应，这使美的处境十分尴尬，被迫表示愿意协助将国军剩余力量遣返台湾。

     遣返工作从3月14日开始，国军剩余人员由美国飞机从老挝南塔空运到会晒，渡过湄公河，即乘大卡车运往清莱，在清莱再乘飞机撤往台湾。到4月12日，撤台告一段落，先后撤台人员4521人。柳元麟回台后，任“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　


　  留缅残军各寻出路

　　1961年5月，柳元麟总部撤台后，“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随之撤销，台湾即停止对不愿撤台的国军剩余力量大物资、给养等供应。当时，留在缅北的剩余力量有5000余人，则分别由段希文、李文焕、马俊国掌握，各自为政，各据一方。不久，因生活补给没着落，剩余人员纷纷自寻找出路。

     当时，主要大剩余武装力量尚有四部分人马。一是原第25师师长曾德兴，则率部500余人，进入老挝，投靠老挝右翼军队；二是马俊国率余部投靠台湾“情报局”，改编为“滇西行动纵队”，专门从事武装特工活动；三是段希文率第5军2000余人，进入泰缅边境的孟放、回中坡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收编吕维英从老挝富米带回的残部和屈鸿斋部，成立“东南亚反共志愿军”；四是李义焕则率第3军，始终坚持盘踞泰老边境景康山区和泰缅边境的景老山区。　　   

　　台湾方面为控制利用段希文、李文焕部，于1961年令驻泰国清迈代表杨文湘传达台湾的“关怀爱护”之意，要段、李服从台湾决策。李以“化整为零，以求生存”，拒绝撤往台湾，并对其部属说：“总部叫别人去台，我管不着，13师是下去的，镇康弟兄我要带着，弟兄们去台湾回不了家，见不了爹娘。”杨即向台报告：“李文焕不会将武力用于反共，主要留用在当地做大烟鸦片生意。”段在一次招待台北要员的宴会上说：“有人指责我违背上级命令，才陷入今天的困境。如果上级认为我还有用，我当鞠躬尽瘁，否则唯盼了清一切手续，候命行止。”从此，台湾停止对第3军、第5军的补给。　　　　　　

　　1963年，台湾方面为配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东南沿海的军事袭扰，又先后派“情报局”副局长沈之岳、“特情室”主任徐仁隽、“监察委员”段克昌等赴泰北，到段、李两部“视察”，以恢复补给为诱因，策动两部对云南边境进行心战策反，袭扰游击战。

     段、李二人为求于台湾补给，从1963年至1966年9月30日，多次由第3军、第5军派出小股武装向云南潞西、孟连、沦沅、镇康等县进行武装游击。虽被共军边防部队打死27人，俘虏11人，但台湾仍要段、李两部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否则不予补给，段、李因感到袭扰云南边境费时长、损失大，因而停止了游击战行动。

     1966年10月和1967年3月，蒋介石、蒋经国两次亲自召段希文、李文焕到台湾，商谈3、5军力量的统一合作事宜，原则上同意恢复补给，但未作具体承诺。1968年3月，台湾又派罗汉青到曼谷，发给慰问金2万美元，继续商讨“节制”问题；年底，台湾又单独召见段。

     1969年5月，蒋经国亲赴泰国；7月，又派参谋次长易瑾、特种作战部队司令夏超，分别到段、李两部商谈补给整编问题，条件是要兵不要官，老弱一律不要，军官重新调整，由易瑾、夏超、项成豪任正副指挥官、参谋长。

     段、李召开骨干会议研究，认为条件苛刻，旨在瓦解其部，从而拒绝台湾的条件，不接受改编。1970年1月，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周中峰、“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再赴泰北，进一步压段、李接受改编。段、李两部从两次撤台的教训和本身利益出发，怕改编后丢掉老本，但又想到台湾的补给，很是矛盾，因此长期讨价还价，却始终不同意被改编。

　  残军余部投靠泰国

　　段希文、李文焕多年求援台湾补给无望，决定投靠泰国政府。从1970年2月至10月，段、李与泰国军方经过6次会谈，于10月17日正式达成协议。泰国军方同意剩余大国军3、5军以“移民”方式进踞泰北境内，青壮年编入泰国地方自卫队，待遇与泰边防警察相同，担任泰、缅、老边境一线的驻防和防共任务，老弱病残的官兵和家属迁入泰北清莱府帕蒙山和雷峦山居住、生产，每人分地2.4亩，由泰国军方供给1年生活费，从1970年10月份起进行补给。

     台湾方面获悉后，通过原总指挥柳元麟专函致段、李，劝阻其不要接受泰国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同意解决。1972年10月，叶翔之再次赴泰向段、李表示，愿意恢复补给。此时，台已被逐出联合国，尼克松、田中相继访问北京，段、李认为此时接受补给“害多利少”，当即拒绝。李通知所属部队：“余意：没有补给10余年，我们都撑过来了。现在国府日趋困难，日本驻台使馆已关闭，中共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互派大使，泰国承认中共亦不会长，我们如再接受国府补给，短时内官兵生活固可稍加改善，但泰国与中共以后压力必定很大，到时非逼着撤台不可，因此要求各部不准台湾人员进入驻地。”

　　国军剩余力量进入泰北后，曼谷的大学生发表声明称：“泰国国土不可侵犯”，“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队在泰国国土上”，要求残军“撤出泰国国境”或“解除武器”。国军知道缴出装备就意味着死亡，但泰国军方还是要收缴，国军只好一面交出旧式武器，一面再向商人购买新式武器，既应付舆论，又更换装备，以免被吃掉。　　

     1970年12月8月，“联合指挥部”在昌孔成立，由泰军草信少将、吞通上校为正、副指挥官，由国军第5军参谋长陈茂修为联络官；由国军3军、5军中抽调人员，组成“剿匪”部队，分别进驻泰老边境的帕蒙山和雷峦山。随后3军在帕蒙山成立帕蒙总队，兵力增加到850人；5军在雷峦山的密耳成立“莱弄指挥部”，兵力增加到800人。

     从1971年7月到1973年11月，先后“剿匪”作战8次。如叭当战斗，在段希文指挥下出动700余人，由段国相率敢死队一举攻克叭当，将反政府游击队赶出湄公河。该役国军战死70余人，负伤300余入，占“剿匪”部队的一半。泰国军方授予段1枚勋章，并慰问作战部队，对伤残官兵发给公民证，对参战官兵发给居住证。

     泰国军方批准国军3、5军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为指挥官，李为副指挥官，编制为1500人，属泰国陆军“保安司令部”指挥，由泰军方供给粮食和弹药，不发武器，打仗时由军方临时供给，或由泰军配属炮兵。“联合指挥部”在清莱设立“分指挥部”，在唐窝、美斯乐设有“联络处”，但国军内部仍称“3军”、“5军”，国际舆论也仍称“93师”。   

　　1980年6月18日，段希文死于泰国曼谷。由副军长兼参谋长雷雨田，升任军长及“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指挥官。  

　　1981年春，泰国政府在泰中部修建一条以彭世洛为中心、由西向东的横贯公路。公路修到考牙山麓时，遭到当地民族游击队的阻击，修筑公路被迫停顿，于是泰军方命令国军进攻考牙山游击队。考牙山，位于泰国中部密索至汪沙公路北侧，海拔1290米，国军出动500人，由陈茂修指挥，青年指挥官杨维纲为前敌指挥，会同泰军“黑豹军”，于同年3月击溃游击队，从而得到泰军方的赞赏。

     战斗结束后，泰国空军派4架专机将国军人员送往清迈，并在清迈当地举行“欢迎会”。泰国报纸大幅报道国军“功迹”，泰国《民众日报》誉称国军为“山老虎”。战利品被送到曼谷进行展览，死亡者被给予国葬，列名纪念塔，参战部队全部批准加入泰国国籍，发给身份证。泰军方进一步控制对国军武装的指挥权，在参加“剿匪”、护路期间，泰军方每人每月发给370铢，每月补给泰币约60万铢，至1981年12月“护路任务”结束。  

　    金三角的异乡人

　　1961年，国军第二批撤台后，不愿意撤退的第3军、第5军官兵家属有1500余人逃入泰北，被泰国移民局以“难民”身份安置在泰北7个村寨。1970年10月，国军与泰军方达成协定，同意老弱官兵和家属迁入泰北山区居住和生产，每人分给土地，由泰国移民局安置6000余人在“难民村”内。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泰方为防止对北京的刺激，将“难民村”改名为“自立村”，意即村民要自立更生，依靠正当行业，发展经济，独立防卫。

     1980年，“自立村”由7个发展为13个：联华新村、和平新村、满堂新村、老象塘新村、万养新村、蛮丙贺肥新村、光武新村、帕弄光华新村、黄果树新村、美斯乐兴华新村、热水塘新村、回中坡新村、盘龙新村。经过20多年的变迁，至80年代后期，他们及其后代人数己逾4万人，但居住在村寨里的却不足3万人，因为有人在附近城镇出生，而已取得泰国国籍，可以自由移居泰国其他地方。

　　据1988年资料，清莱和平新村有400余户，粮食已能自给，居民不再种罂粟，而改种咖啡、茶叶、水果，但蔬菜还得向外族购买，村内有商店十多间，每逢街天集市，更是热闹。各自立村均设有村长，多由国军留下的老年军官担任；每个自立村有1个自卫队，人数从几十人至100人不等。13个自立村计有自卫队1000余人，多系本村国军的第二代、第三代中青年人。每村有1个由本村村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本村的一切事务，并秘密向过往商队或贩毒马帮征税。

　　泰国军方设有“三二七部队”，专门负责管制13个自立村，白天由陆军数人把守村口，检查出入证件，晚上自立村自卫队负责治安。1986年4月，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某负责人曾说：“自卫队先缴枪，经过甄别考查，是否忠于泰国政府后，再吸收他们加入泰国国籍，并重新发给武器，成立新的自卫队，但只能穿便衣。被吸收泰国国籍的只有2000余人，其他村民只能领取外籍人临时居留证，只能到离村100公里的地区活动，不准许出国，并严加管制，不准搞两个中国。”

　　台湾于1970年全部停止对国军剩余力量的补给后，官方关系已断绝，只有台湾“华侨联合会”、“难民救济总署”，每年派人到泰北送给各种树苗、种籽并派遣农业专家帮助国军人员和其眷属发展农副业生产。

     为解决自立村村民子女读书的课本，又委托香港“集成书店”铅印课本，通过泰国“中华商会”供应自立村子弟学生，并派教员到这些子弟学校当教员，准许每年以奖学金形式接收自立村选送40名学生到台湾上学。每年“双十节”，自立村可派代表到台观光、观礼。“中华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常派人以“地下大使”人员身份到驻地视察，台湾有时还派记者到泰北采访。

　　国军人员尽管生活极不安定，但中文学校仍以各种形式继续开办。80年代末自立村共有中、小学校17所。泰国政府1984年6月作出决定，自立村所有学校应受泰国教育法令的约束，应以泰文为主课，中文为选修课，每周授中文不得超过5小时。但学生学中文如饥似渴，师生就利用早晨和晚上非正课时间，系统补习中文，这样既不违背泰国法令，又可以学好中文。

　　1950年退往境外的官兵，现在多是60岁开外的老人，他们多数和缅甸、泰国的华人，或当地少数民族女子结婚，与当地人结下深厚的友情。第二代、第三代都能讲云南话，大多数人不懂缅老语，形成一个与住国隔绝的封闭社会，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并有不少人定居于泰国其他城镇，从一些夜总会、酒巴间的歌女、招待员的身上可看到形影。

     他们这泰国一些华文报社的排字工也占相当的比例，因为中文水平较高。这些年轻人出生于泰国医院，根据泰国国籍法的法令，他们自然获得泰国国籍。他们工作努力、学习刻苦，有中华民族意识，但不大关心形势，对前途仿徨苦闷。在泰国北部的一些城镇，可看到相貌酷似云南人，讲着一口云南话的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在街上驰骋——这就是当年缅北国军大后裔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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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政治只有生存，这就是这些军人的写照。台湾要成绩才能给供给，就好像打一枪给一碗饭一样，哎，怎样评价好呢？按照当时国军的实力取得缅甸政权都是可想之事，实在是没有一个有眼光、有实力的领头人呀！李弥是这些人的精神领袖，但因为不属于一个系统，不具备更多的发言权和领导权，只好看着这些兄弟做鸟兽散了。这也许只能算是历史的孤儿吧！当然从中我们也看出国军还是很有实力的，这东南亚再是虎，对着国军也是猫！中国军人还是很强！

很详细的介绍， 这是一段不太为人注意的历史。原来国民党军队在缅甸搞出这么大动静。

国军内战不行 外战周边小邦还是很轻松 国民党直接南下就好了

一帮残部把缅甸搞的乱七八糟，政府军都无能为力，所以才有最初让边境联络官透漏政府高层口风，即中国能否出兵缅甸打击国民党残部，中国边防军也很敏锐，迅速上报中央，后来商谈的级别越来越高，最后根据实际情况，制定20公里的出兵红线，由于中国刚建国不久，为了不对东南亚造成恶劣影响，要求出境剿匪的部队严格执行兵和子弹坚决不能过线的死命令。开始的时候国民党残部没有想到中国军队能过境攻打他们，以致损失惨重，后来是见中国军队就跑，见缅军就打，缅甸没有办法，又提出扩大出兵红线，这样国民党残部投降的、散落的、逃到泰国的，所剩不多，至此中国解放军入缅追剿国民党残匪的行动胜利结束，不但稳定了缅甸北部局面，还给云南创造了一个和平生活环境，不再受过境匪患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