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转载自T·N·杜普伊 [美国]

20．伟大的变革：帆船->蒸汽船；木->钢铁；舷炮->炮塔(公元1800-1865年)
海军革命  
　　 18世纪后半叶，英国海军霸权引起的政治、经济后果使全欧洲各国领导人明白了海上力量的重要性。打破了海军战术老框框的霍雷肖·纳尔逊对海军战略思想有巨大影响，犹如拿破仑对陆战的影响。但是，凭藉纳尔逊的天才，海战艺术的实践，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已达到了最高限度。工业革命的到来，使海军摆脱了对于风力、对于原始而粗糙的舰炮的依赖，以至最后摆脱了对于旗语的严重束缚。  
　　从特拉法尔加到汉普顿路战役的56年间，海战发生了革命，其变化速度比过去的三个世纪要快，比随之而来的一个世纪的变化也不慢。纳尔逊于1805年10月21日在特拉法尔加用以击败法国海军上将皮埃尔·维莱努夫的战舰与两个世纪以前霍华德和德雷克在英国海峡击败梅迪纳·西多尼亚的战舰并无多少差别。1862年3月9日在汉普顿路作战的不论那艘船本来都能够单独消灭纳尔逊和维莱努夫的联合舰队。  


纳尔逊和特拉法尔加  
　　 1805年，两国最强大的海军舰队，准备在战争高潮中对阵一搏，以彻底夺取为其斗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海上霸权和世界殖民地统治权。1805年10月21日，纳尔逊27艘战舰组成整列舰队，拦截了沿西班牙特拉法尔加海岬20英里处维莱努夫的33艘战舰。  
　　原在加的斯的维莱努夫正按拿破仑命令驶往直布罗陀和地中海途中，当时这位皇帝正拟对奥地利发动胜利的乌尔姆-奥斯特利茨战役，要法国舰队攻击奥地利盟国那不勒斯以支援此战役。维莱努夫知道英国舰队离得不远，但他希望到达直布罗陀，在地中海实施支援之前，纳尔逊不至于识破他的意图。然而富有战略见识的纳尔逊立即掌握了这位法国海军上将的意图。当两舰队相望时，纳尔逊处于上风位置，法海军已无法回避战斗。  
　　纳尔逊知道，在木质战舰对阵，舰队整列舷炮开火的情况下，要夺取决定性胜利是困难的。他在等待法国舰队的同时，一直思索着战术上如何对付此役。他曾给舰长们写过一份备忘录，提出了“以迫使敌人接战的方式获得决定性胜利……”这样一个总的战术计划。他对舰长们说，自由而灵活地向敌舰开火似乎最好，英国舰队成两列纵队，一队由他指挥，一队归副司令洛得·科林伍德海军上将指挥。纳尔逊准备攻击他设想的法军横列队形中部，并“赶在敌先头舰队进行援救之前压倒其后尾舰队。”纳尔逊在备忘录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话，总结了他的战术：只要情况容许，副司令指挥舰队航行时应尽一切可能保持队形紧密有序，舰长们应把他们的特定队形作为集合点，如果见不到或不完全了解信号，舰长们就应指挥战舰与敌舰并进，这样做基本不会犯重大错误。  
　　有两位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曾写道：这备忘录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它充满着进攻精神，信任下级，简单明了，对胜利怀有充分信心。这备忘录之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对英军海军战术家们关于混战对列阵战长期不休的争议，有所结论。纳尔逊发挥两者所长，他保持了战舰列阵的队形，有控制地接战，但他采用二列横队，以混战派所主张的形式打破敌编队，以最大火力袭击敌舰队中的部份兵力。  
　　两个舰队互相靠近时，纳尔逊所在胜利号舰率英北线纵队冲向法国整列舰队的前卫，使法国人以为这是传统的一路纵队攻击。当时在桁端还挂起了信号旗表示：“英国希望每个士兵各司其职。”然后，当舰队将靠近目标，接近其火炮射击范围之际，他命令改变航向，冲向法军舰队中心，并发出了另外的信号：“靠近击敌”。  
　　胜利号桁端上的信号旗一直张挂着，在激烈的战斗中才被打坏。在帆船时代，纳尔逊的战术已属完好，正象他在备忘录中写的那样：“与别的相比，海战中没有一件事情是确有把握的。”战斗结果，英国俘获了18艘法国和西班牙战船，而英国舰船未受损失。  
　　然而英国亦遭受了可悲的损失。纳尔逊受了致命伤。二小时的战斗结束后不久，他就死去了。但是这损失也是英国的胜利。一个英雄在胜利中光荣战死，他的英名将永远生辉。但他的死去，对英国不会产生重大的影响，纳尔逊已经歼灭了法国海军，历史上，无论从战略和战术上讲，英国在最具有决定性意义胜利的大海战中，已建立起海上霸主的地位。  
　　再者，工业革命引起了一连串事件，这些事件将很快消灭纳尔逊式的舰队，但消灭不了英国的海上霸权。1783年，法国第一次成功地在索恩河下水一艘蒸汽船，在特拉法尔加后不到二年，罗伯特·富尔顿发明的蒸汽船克莱蒙号在赫德森河上纽约、奥尔巴尼之间来回航行。  


海军新军械  
　　工业革命对于海战的重大影响不是在造船领域，而是首先在重型海军军械方面。最富有革命性的发明是环箍炮或套筒炮，与后一阶段发展的膛线相结合，开始了向20世纪威力强大的海军火炮的过渡。  
　　早在1829年，法国海军军官A·蒂埃里用铁箍紧套铸铁炮管，获得成功。1843年，哈佛大学的丹尼尔·特雷德韦尔教授用此法为美国政*府制造了几门套筒炮。这环箍技术使炮管大大加强了应压强度，应力与发射药爆炸瞬间所产生的膨胀力和热力相对抗。仅用50或100多年前的铸造或锻冶技术来造这种炮是不可能的。并且，如果没有金属特性和膛内弹道学发展方面的知识，连套筒的作用也不会明白。看来这种方法实际上是知识增长、技术进步的直接产物，而不是迫于某种特殊需要而产生的，需要不是这项发明的缘由。  
　　然而海军并不乐意采用套筒炮，却愿意用改进型铸铁炮。1851年，美国海军司令约翰·A·达尔格伦发展了一种五年后被海军采用的铸铁炮。达尔格伦炮是一种前装滑膛炮。它的明显特征是外形象啤酒瓶，那是因为设计上需要，在压力最大的部位使用了最厚的金属。1860年，美陆军少校托马斯丁·罗德曼，发明了空心铸件工艺，即围绕型芯进行铸炮，再以流水进行冷却，这是一个使炮膛内部先行硬化的方法，是早先套筒炮试验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外层金属冷却时向内缩拢，向已经硬化的内层继续加压。这样，发射药的爆炸力就为炮膛四周的整个厚金属层所吸收，而不是层层向外膨胀。空心铸件工艺曾应用于制造达尔格伦炮，在美国内战及以后的20年里，用这种方法制造了大部份美海军其它重型铸铁炮。达尔格伦大炮和罗德曼滑膛炮口径达15英寸，能有效地击穿美国南部邦联装甲舰的钢板。因而，在当时大家认为这是最好的炮。  
　　 1859年，英国海军部为对付即将下水的法国装甲舰光荣号，从著名的威廉·阿姆斯特朗炮厂定购了一大批40磅、70磅级的套筒炮。阿姆斯特朗炮具有三个先进特点：后装、套筒、有膛线。这种炮的炮弹上缠绕着软金属凸纹——螺旋突纹，啮合于来福线的凹槽之内。来福线提高了弹丸命中精度和末速，所以普遍认为线膛炮是对付装甲的一种办法。  
　　套筒炮当时尚未引起足够注意，然而，来福线和套筒炮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来福线的设计主要用于提高命中精度，但因弹丸紧卡在来福线上，发射药爆炸时，炮管管壁的压力大为增加，炮管的拉伸张力更为紧张。细长形弹丸，是来福线的自然匹配物，使用细长形弹丸是为了增加射击距离，提高命中精度，位于发射药前的这种弹丸，惯性质量大于同直径的球形实心弹，结果，早期火炮常发生膛炸。炮管需要造得更为坚实，套筒炮制造术是个解决办法，虽然这一点一开始还不太明显。  
　　大概就在这时，在埃森的克虏伯公司率先发展造炮钢铁，完善了酸性转炉炼钢法，他们提供的渗碳钢对发展新型火炮进一步作出了贡献。  


蒸气动力的出现  
　　与此同时，18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世界各国海军开始试验蒸气发动机。海军人士除了传统上的保守主义外，还有两个原因阻碍着海军采用蒸气机。第一，18世纪40年代以前蒸气舰船的动力来自船体两侧的大型蹼轮。蹼轮不仅挤占了约三分之一的装置火炮的位置，而且推动蹼轮的机器往往暴露在外，易遭敌炮火损伤。其次，蒸气船装一次燃料只能航行数百英里，而帆船能数月不进港，航行数千里之遥。  
　　当1812年战争之际，罗伯特·富尔顿曾设计了一种蒸气船，企图解决第一个问题。当时为突破英国对美国大西洋海岸的封锁，美国船迪莫洛格斯号设计成双船体间夹单蹼轮型式，蹼轮外层壁厚达五英尺。但该船在战争结束时尚未完工，从未在海上使用。以后二十多年，没有一家海军再要蒸气船，只是在19世纪30年代中叶，出现过一艘样船，是把蒸气作为篷帆的辅助手段设计的。  
　　然后，在1837年，出生于瑞士的工程师约翰·埃里克森发明了螺旋桨。这样就及时解决了前述蹼轮问题，并容许将机器装置于舰船吃水线以下的舱室。美国海军上尉罗伯特·F·斯托克顿首先认识到这一点，当英国海军部拒绝试用螺旋桨时，斯托克顿劝导埃里克森到美国去帮助他设计一艘新型蒸气船。  


埃里克森、斯托克顿和美国舰船普林斯顿号  
　　美国舰船普林斯顿号是世界上第一艘螺旋桨战舰，也是第一艘将机器置于吃水线以下部位的战舰。斯托克顿为普林斯顿号设计了装置两门十二英寸口径的大炮，在当时，至少在理论上这艘舰船的火力最为强大。聪明、乖僻，美国军事史上争论不休的人物斯托克顿拒绝就任泰勒总统的海军部长，目的是为了完成普林斯顿号和其他强大武器装备的制造。  
　　埃里克森尤其才华横溢，可能是海军史上最伟大的设计家。他不仅发明了螺旋桨，成为军舰建造上的革命性创举，而且首次生产了大块锻铁和套筒炮——那就是装在普林斯顿号后甲板上的12英寸“俄勒冈”炮。他后来发明了大炮炮塔，并使美国第一艘铁壳舰班长号进入战斗，从而完成了战舰制造上的革命。  
　　不久，这两位不寻常的人物之间产生了磨擦的火花，争论使他们后来的关系疏远了，主因是普林斯顿号上其余12英寸火炮的设计和制造问题。这种炮，斯托克顿称作“调解人”，埃里克森反对斯托克顿用锻铁加工“调解人”炮管，认为那种方法会留下隐患而危及火炮。斯托克顿专横地撤销了埃里克森的职务，完成了火炮制造。当刚服役的普林斯顿号驶向华盛顿南边的波托马克河时，斯托克顿邀请了首都主要官员参观“调解人”火炮试射。  
　　射击时火炮爆炸，当场炸死了国务卿、海军部长以及几名议员，而爆炸时站在炮旁边的斯托克顿竟不可思议地幸免于难。泰勒总统也未罹难。他在舱下正与贵宾们交谈，而夫人们正在斯托克顿准备的豪华餐室中便餐。调查委员会开脱了斯托克顿的罪责(他应负有责任)，授予他准将衔，成了海军的高级军官。他在墨西哥战争中，征服和平定加利福尼亚时与斯蒂芬·W·卡尼将军进行了剧烈的对抗。  
　　尽管埃里克森的俄勒冈炮试射早巳成功，但美国海军还是禁止使用锻铁和套筒炮，冶金技术和火炮设计都遭受了严重挫折。  


锡诺普  
　　然而到18世纪50年代中期，铸铁炮逐步改良，与炮弹的改进相结合，使海军军械的威力大为增强。这在下述事件中表现尤为明显。1853年11月20日，装备有新型炮弹火炮的俄国海军中队，在锡诺普歼灭了土耳其舰队。这事件触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表明改良的海军武器具有摧毁性的潜力，暴露了木船在这些武器的射击下的无比脆弱性。那场战争中，双方都匆忙成立了装甲浮动炮群，这些炮群后来都参加了克里米亚海战。按演进的规律，法国制造了装有装甲铁板的木船光荣号。当她1859年服役时，在英国引起一片恐慌。英国海军部被迫匆忙地制造了第一艘装甲战舰勇士号。到1860年，铁壳装甲舰才下水，并参加了次年的战争。  


弗吉尼亚号和班长号  
　　 1862年3月8日，美国南部邦联军的一艘装甲舰才无可挽回地敲响了木质战舰的丧钟。  
　　当弗吉尼亚号1861年4月脱离北军时，美国南部邦联军占领了诺福克海军军港。此港停泊着海军最现代化的舰船，装有50门大炮的蒸气动力护卫舰梅里麦克号，因蒸气锅炉尚未起动，此舰未能逃脱，船上官兵将船凿沉而逃，但南军把该船打捞出水面，以法国光荣号、英国勇士号为榜样，加强了该舰的结构，在船顶上装置了装甲炮塔，重新命名为CSS弗吉尼亚号。  
　　在爆发内战的刺激下，美国海军研究了法国和英国的发明。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及其顾问们获悉南部邦联军在诺福克将梅里麦克号改装成弗吉尼亚号的情形后，很快认识到这种新装甲舰可能会冲破北部对南部的封锁，甚至沿波托马克河上驶威胁华盛顿，从而可能赢得战争。面对这个挑战，海军部迅速通过了约翰·埃里克森提出的全新舰艇设计方案。  
　　埃里克森的设计是：军舰的船型较小，比较低矮，铁壳结构，具有装甲和装甲甲板，单个旋转的炮塔上装两门口径11英寸的达尔格伦滑膛炮。它比弗吉尼亚号上三门9英寸达尔格伦和两门6英寸、两门7英寸的线膛炮，威力还要强大。1861年9月中旬，吉迪恩·韦尔斯和埃里克森签订合同，在不可置信的101个工作日中，命名为班长号的新舰竟然落成。她在2月25日服役，3月6日自纽约出发进行试验巡航，这也是她投入切萨皮克湾战斗的试航。据悉，弗吉尼亚号几乎已准备就绪，所以，班长号拟参加北部联邦舰队对诺福克和詹姆斯河进行封锁。  
　　正如所料，3月8日，弗吉尼亚号在海军将军富兰克林·布坎南——前美国海军司令指挥之下，驶出诺福克，进入汉普顿，大约在三个小时占压倒优势的战斗中，弗吉尼亚号击沉了装有44门大炮的篷帆护卫舰国会号，21门炮的小型护卫舰坎伯兰号，以及重创其姊妹舰有五十门炮的螺旋桨护卫舰明尼苏达号，在这之前，她已搁浅。50门炮的螺旋桨驱逐领舰罗阿诺克号，44门炮的篷机护卫舰圣·劳伦斯号以及其他封锁中队的较小舰只命运相似，都逃到门罗堡警戒炮台附近的浅水区了。弗吉尼亚号用加农炮弹对敌轰击了整整一个下午。她本来能够经受住岸上炮兵的火力，但因装甲重量大，吃水深，南部同盟军舰队司令不愿意让舰船靠岸太近，而况，当弗吉尼亚号撞击国会号时，国会号下沉迅速，使弗吉尼亚号撞角断裂，稍有漏水，两门炮口的突出部撞击后已损坏，于是弗吉尼亚号回到诺福克，修复轻微损伤，加燃料后，准备于9日再次出击，以完成歼灭北部联邦海军封锁中队。  
　　那天晚上，班长号从纽约到达。这艘新舰航行颇为艰难，事实证明，她并不完全适宜于航海。上午九点，班长号在汉普顿与遭受攻击的北部联邦军舰船会师。于是，这战场象舞台，上演着将要永远改变海战样式的战斗话剧。班长号舰长中尉约翰·L·沃登，把自己的舰船抛锚停泊，利用军港直接保护搁浅的明尼苏达号。  
　　第二天早晨，弗吉尼亚号出战，希冀突破包围，在班长号封锁之下寻求逃路。后四小时中，这两艘舰船在明尼苏达号附近机动，以大炮在直射距离上互相轰击，双方都未遭到严重损伤。班长号机动力超过笨拙的弗吉尼亚号，互射中似略占优势。最后，弗吉尼亚号搁浅了。如果此时，沃登中尉不是恰巧在低位驾驶舱狭长观察孔被击中受伤，南部舰只可能不是被击沉就是被俘获。事实上，弗吉尼亚号总算有了逃脱的可能，乘联邦舰只驾驶室暂时混乱之际，严重漏水的弗吉尼亚号退出战斗，缓慢费力地驶回了诺福克。  
　　从战术上讲，这次战斗是一场平局，但从战略上看，班长号赢得了决定性胜利。联邦军又重新组织了封锁，而且从此再未遭受严重损失，但南部同盟军已注定要灭亡。  
　　在内战中，海军首次使用另外两项发展成果很有意义。第一项是潜艇，南部同盟军海军工程师对潜艇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直到该世纪交替之际，发明了汽油发动机和蓄电池，水下推力问题才不再是障碍。  
　　第二项发展就是水雷(原称鱼雷)，也是在内战期间普遍使用的。南部用水雷保卫军港，加强海防，以对抗北部舰船，很奏效。南北双方都曾将水雷系在潜艇或其它小船的吊杆一端进行攻击。该世纪末，这些系在吊杆一端的鱼雷已改用自动压缩空气推进，就更具有威胁性，已成为现代鱼雷的原型。随后，世界各国海军出现了快速然而脆弱的鱼雷艇，紧接着出现了更大型更快速的鱼雷快艇驱逐舰。  
　　美国内战中海军最重要的发展成果是班长号及其炮塔的建成，使海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年下半年，不适于航行的班长号在哈特拉斯角附近暴风雨中搁浅，而其它装甲舰已参加了联邦海军。埃里克森和其他海军设计师把班长号上的旋转炮台，装置到适于航行的具有装甲船壳的其他舰船上，这样就很快解决了问题。  
　　美国内战的经验打破了职业海军人员对于以铁代木建造舰只的怀疑和抵制，实际上完成了早在内战爆发前早就开始的从篷帆向蒸气的转变。美国内战是首次现代战争，战争中在海军建设、海上战争方面所表现的趋向，在下一世纪的世界大战中将得到体现。

21．来福枪、圆锥形子弹和散开队形(公元1800-1875年)
来福枪的出现  
　　十九世纪影响陆战很有意义的最早的技术改革是发明和应用火帽，情形已如前述。几世纪以来，在战场上使用手中火器时的射击动作本身，是所有动作中最不可靠的。火帽出现后，就消灭了这种现象。燧发枪大约每射击七发子弹，要瞎火一发。火帽的应用，就使瞎火子弹降为低于每两百发出现一发。  
　　然而，更为革命性的改进是圆柱锥形子弹，这使高度精确的远射程来福枪最终替代了精度差、射程近的滑膛枪，成为基本的步兵武器。在发明新子弹之前，来福枪的射击速度比滑膛枪慢，因为装弹很困难。由于火药气体对铅弹弹底凹部发生作用，使弹丸具有膨胀的特性。子弹形体小，便于装填，但射击后体积膨胀，紧嵌入枪管来福线中，获得最大转速以保持精度。弹丸形体改进后，减少了空气阻力，又进一步提高了精度和增大了射程。  
　　如要使滑膛枪与来福枪射击效果相当，在200步距离处射击，前者需费相当于后者二倍的子弹，300步处五倍，400步处至少十倍。超过400步射击距离，滑膛枪已完全失效，而来福枪在800码处还可射击军队队形等大目标。在1000码处，弹丸还具有足够的末端能量，可穿透四英寸厚的软质松木板。  
　　在1850-1860年之间发明的来福枪和圆锥形子弹与任何先后的新武器技术发展相比都具有最深刻的直接革命性影响。当然，如果现在战场上出现战术核武器，估计会有更大的影响，但在20世纪出现的高爆弹、飞机、坦克对当代产生的影响肯定比不上当时的来福枪。  
　　主要理由是：因为轻武器与火炮和冷兵器相比，它的杀伤力突然提高了，除了山头或者山瘠挡住视线是个限制外，等于每个握有来福枪的步兵有了一门具有同样有效射程和最大威力的火炮。况且，炮兵人员更易受步兵火力杀伤。当然，若在防御工事坚固的炮台中是例外。因而炮兵再也不能持续发扬火力，象在拿破仑的战场上那样支配一切了。  
　　早期火器的另一特点是后膛装填，此法当时久已废弃，19世纪的科学技术让它在古时无所作为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传统上，后膛武器的困难在于金属部分装填接合不严密，燃烧火药产生的气体和火焰从后膛的缝隙中喷射出来。为了与19世纪后膛武器的发展相适应，终于发明了金属弹药筒，它连结弹丸、火药和火帽于一体。这种子弹用特制铜和其他软金属制成，爆炸受热后就会膨胀，能有效封闭向后逃逸的气体。后膛装填法使步枪手能够快速装弹，免得在敌火下站立或暴露。  
　　后来轻火器最重要的基本进步是发现了连发射击和自动射击的原理。此原理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应用极为广泛。自动武器并非发源于新冶金学的进步，而是由于机械学方面的发明。当然，早期的冶金学和弹道学上的进步，的确提高了自动化武器的效能。  


新炮  
　　 19世纪的新冶金学、化学和弹道学，是在火炮、尤其在重武器的发展中最终获得了辉煌效果的，至于要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那是20世纪的事了。意大利的卡韦利于1846年制造第一门线膛炮获得成功，该炮后膛装填，炮管中有两条旋转的来福线，使用圆柱形炮弹。稍后，一个英国的重要制炮商约瑟夫·惠特沃思，也生产了一门“线膛炮”，也是后膛装填，用的是盘旋的六角炮膛以代替旋转的来福线。  
　　 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证明拿破仑三世的线膛炮在射程和精度方面绝对优于奥地利的滑膛炮，但多数军队直到该世纪70年代才不再依赖滑膛炮。主要因为滑膛炮比试验中的火炮造价便宜，更加可靠。实际上，由于战场上新炮的有效射程受炮手视力限制，制造这种新炮并不真正合算，除非观察距离能大幅度增加。在美国内战中，线膛炮、滑膛炮，南北双方都用过，双方都同样喜好前装滑膛青铜“拿破仑”炮。这种便于使用的火炮，实际上是在欧洲早已过时，在美国寿命也不长的12磅级榴炮。青铜性质较软，这一直是个严重缺点。人们将新的冶金技术结合膛内弹道学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利用了钢的坚硬和耐久的优越性。  
　　来福枪本身既不是新冶金学又不是新弹道学的产物，因为靠来福线增加精度和射程的原理早已众所周知。但是十九世纪线膛武器的发展大大得益于上述两门知识的增长。随着技术的改进，又有了金属加工机械，就能空前提高镗孔精度，并在身管中刻划来福线。几世纪以来，制造手枪常常是熟练军械匠的任务，每一件武器他都是作为个人产品生产的，往往是一件艺术品。造枪的基本金属材料是锻铁，所用工艺通常是在芯管周围绑扎或焊接铁条。十九世纪，在纽约雷明顿枪炮厂，第一次用铸铁镗孔，制造出带来福线的身管。生产装备线也是雷明顿枪炮厂第一家发展的，它的基础是该世纪早期伊莱·惠特尼和其他人创导的零部件通用互换原则。人们运用弹道科学，设法对这个时期的新线膛武器进行了系统的试验，从而迅速积累并总结了对于弹丸性状等各方面的知识。  


新武器对战术和编制的影响  
　　随着作战武器经历了深刻的技术革命，射程增加，精度提高，射速加快，显然在编制、战术和后勤支援方面也需要作相应改进。在拿破仑发展了军、师编制之后，在编制和战术方面，如果说不是倒退的话，起码经历了相当长的停滞时期。1815年到1845年之间著名的一场冲突——即俄土战争(1828-1829)中，所使用的陈旧步兵战术就是明显例子。俄国人放弃了拿破仑的集中兵力的战术和战略原则，同样，法国和英国部队仍然坚持阅兵式的操练而损害了战斗训练。  
　　编制和战术适应武器的变化较为缓慢，大部分原因在于新武器要求战场兵力配置分散，而职业军人却害怕一旦部队分散会失去控制，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问题在于如果士兵分散到让敌人难以发现，自己的司令官自然也一样很难观察到他们。如果中层指挥官未能改变战术机动动作以适应清楚而容易识别的友军的部署，那么和友邻协同也非常困难，甚至令人恼火。因此，要求战术跟上武器的发展，就要涉及到工业革命的另一个范畴，即电和电子。  
　　在那时的军事专业文献里和各国军事指挥部门的上层圈子里，对于新武器发展的讨论相当透彻，有时甚至很激烈。但主要由于担心战场失去控制，该世纪中叶大部分职业军人不同意改变基本的编制和战术。骑兵的作用未受影响。现在回顾起来就很明白，先入为主的观念使得军事专家们对明显的问题竟熟视无睹，这一点，到后来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  
　　这时期，欧美作战各国的大多数军队，旅、团都不是战术基本单位，而师是便于管理和机动的标准建制。“师”这个词用得不严格，一般按中世纪习惯是指部分战线，或者指一支大于旅、然而在规模上还是模糊的步兵或炮兵部队(事实上，这个词仍然使用得很松，没有什么标准)。  
　　英国和美国有保持师一级的法律和条例，但在和平时期，两国都不保持大于团的现役编制。在战时，这些团或多或少还可任意编成旅或师，到战事结束，就又解散。和平时期的参谋人员，不能按扩编需要保留那么多，所以在战时，参谋军官担任严峻的任务往往缺少实践机会。  
　　但在上述军队里，和平时期也有保持师和军的建制的，它们的编制和参谋人员从现代标准看还很幼稚。普鲁士虽然主要集中精力于军一级的编制，但在参谋总部的建设方面也已跨出了很大的步子。其他各国军队的参谋人员，主要担负行政和后勤供应任务，而不进行计划和指挥作战，认为那是司令官和战争委员会的特权。司令官只要求下级指挥官提供建议(而不要求参谋人员提供意见)。如普鲁士新任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1864年所说，这种做法在普鲁士司令官中也无一例外。  
　　从理论上讲，在一切现有或预期要建立的军队中，师是个合成军队单位，主要包括步兵、炮兵、骑兵，有时还有编制的或临时配属的工程兵支援部队。一般情况是一个师包括两个旅，每旅两个团。战斗支援问题各国不一样，甚至各师之间也不一样。在法国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一个作战师的实力通常不多于5000人，不少于2500人。然而在俄国和普鲁士，师的实力达12000人，甚至更多。因此，实力数字不大可靠，就是在有些国家里勉力按文件或编制配足了兵员的部队，也会迅速减员，从而低于规定的编制数，原因是生病、开小差、掉队和战斗伤亡。研究这时期的战斗，障碍往往在于很难断定实力数字是真的呢还是纸面上的？  
　　这时期最重要的冲突对抗是美国-墨西哥战争(1846-1848)、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美国内战(1861-1865)、奥普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  
　　欧洲对墨西哥战争其实未加注意，它的主要军事意义在于当时人数不多的美国陆军军官具有罕见的高度军事素养，决定性地击败了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墨西哥军队。  
　　克里米亚战争的大部分经验教训都是反面的。在武器装备、编制和战术方面没有剧烈的变革，甚至连温和的变革也没有。事实上，双方的战术水平一般都很糟糕。当时几乎没有察觉到野战筑城对武器的防御还卓有成效，这一点在塞瓦斯托波尔包围战中表现了出来。该战役历时12个月，英、法用2,587门炮共发射了2,381,042发炮弹，消耗大，战果较小，与当时军事上的要求不相符合，只引起了内行人一阵短暂的兴趣。以电报为方式的电子通讯的出现也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内战  
　　许多历史学家把美国内战说成是最后一个老式战争和第一个现代战争，这并未言过其实。这次战争中发生了武器和战术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导致了1914年的血腥大战——虽然当时欧洲士兵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战争开头，双方军队主要装备各种型号和口径的前装火帽滑膛枪。北部联邦军队最后普遍装备的步兵武器是斯普林菲尔德0.58吋口径步枪，也是火帽前装枪，射击小型圆锥形弹丸。南方兵工厂生产的武器，也成了同盟军的标准步兵装备，他们从国外购买少量来福枪作为补充。从北军缴获部分装备也有助于南军的发明创造。  
　　象海勒姆·伯登上校的两个一等射手团这样的特别部队，装备了0.58吋口径的夏普后膛枪。内战的最后两年，北军骑兵越来越多地装备了夏普后膛卡宾枪、斯潘塞卡宾枪和亨利弹仓卡宾枪。步兵部队也装备了一些斯潘塞步枪。南军缴获这些武器后并不适用，因为南方没有这种枪使用的金属边缘发火弹。  
　　新固定式弹药对所有武器的使用都有影响。炮兵方面，三英寸口径的锻铁前装线膛炮，逐渐在南军中得到普遍使用。具有火帽和时间引信的低杀伤力炮弹双方也已普遍使用。榴霰弹的使用也已广泛。双方并广泛应用大口径火炮作为对抗炮兵作战的火力。双方还普及了地雷，尤其当战争接近结束时，武器杀伤力日益提高，双方被迫分散配置兵力，在采用野战筑城的情况下，更注意使用地雷。  
　　美国内战时期，自始至终采用线式战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不少明显的变化。在早期战斗中，双方兵力向前配置，靠拢对方，用排枪射击或任意射击，直到其中一方发起冲锋，以白刃格斗决定胜负。随着来福枪使用的增加，这类冲锋代价太大，所以防御时兵力分散配置已成常规。战争末期，攻方还试验了渗透战术。战壕战已成习惯，为攻防双方机动提供了发扬火力的基点。这些虽然没有条例和规范的认可，却是双方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势。因为火器的杀伤力日益提高，先在墙壁或篱笆后隐蔽，后在速成野战工事中隐蔽，最后在完善的筑城工事里隐蔽。在维克斯堡、彼得堡、里士满和诺克斯维尔的战斗中都是如此。由于双方都重视了隐蔽，这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美国内战中火器杀伤力提高的效力。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步兵战术发生的变革并未得到官方认可。  
　　战争第一年底，北军曾重新编制为师、军。每军由二到三个师组成，每师由二到三个旅、每旅由四个(偶尔三个)团组成。炮兵，通常每师编有四个炮兵连。每个军配备一个骑兵团，这个团有时将一个骑兵连或骑兵中队配到师一级。但是直到战争结束，编制上还有两个例外。第一个是骑兵终于归并到各该军、师，这大大增进了骑兵的使用价值(当然，这和拿破仑集中使用兵力的观念是抵触的，但与现代装甲兵的使用可以相比拟)。另一个例外也是违犯拿破仑逻辑的，即军和集团军一级编制了炮兵预备队，这极大地加强了火炮的作用。  
　　 1861年冬-1862年，南军组成步兵师。师和旅都缺乏统一编制。师可以包括2-6个旅，每旅则可包括3-6个团。偶而也可能将一个炮兵连配属给旅，但通常这种武器又归军部或“侧翼”司令部使用。在南军西翼，军又往往组成临时“侧翼”，置于某一师长的指挥之下，直到1862年后期，才正式采取了永久性的军的编制。  
　　整个战争中，南、北两军步兵的基本战术单位是配置成一线的旅。南军首先倾向于集中使用骑兵和炮兵，并屡次表明这样使用相当成功。北军也采用了这种配置方法。这次战争并未使师的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而师编制本身也未直接影响战争指挥。  


莫尔特克(毛奇)的影响和普鲁士总参谋部  
　　在历时七周的奥普战争中，后膛枪首次受到了全面考验。尽管设计上还有严重缺点，但普鲁士后膛“针枪”(因有很长的撞针，所以称“针枪”)在危急的克尼希格拉茨或萨多瓦战斗中却很好地经受了考验。各国军队中反对后膛枪的意见，从此悄然无声。  
　　但是，毛奇认为普鲁士骑兵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与下级指挥官未能果敢派遣骑兵在陆军前面进行警戒和侦察，这对为时一周的克尼希格拉茨战斗带来了严重后果。在普鲁士军队盲目地跋涉通过波希米亚山垭口时，其中一部分前卫部队在波希米亚北部外围与奥地利军队不期遭遇而发生战斗。此后，毛奇提醒各级指挥官要注意骑兵的重要性。因为骑兵可以进行侦察，与敌保持接触，不间断地监视敌人活动；骑兵亦可用于屏护主力，防止敌方骑兵侦察，获取类似情报；骑兵前出作为警戒分队，可以滞迟或骚扰接近之敌。  
　　毛奇还发现了普鲁士炮兵武器和炮兵学说上的缺点，这点也很重要。就武器而言，普鲁士炮兵应尽量加快完成钢质、线膛、后膛装填的技术转变，这一点是清楚的，但问题的根本是这些大炮的使用。普鲁士习惯于把炮兵配置在行军纵队的后尾，因为大家都了解，除了预备队和后卫部队外，炮兵往往配置在所有步兵的后方位置。这就意味着，从山垭口涌出来的普鲁士军与山脚下的奥军遭遇作战时，就全然脱离了炮火支援。虽然还不是那样严重，但在克尼希格拉茨主要战场上出现了炮火支援战斗分队迟缓的问题。从此，所有用得上的普鲁士炮兵都及早投入了战斗。普鲁士率先提出了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即炮兵的预备队就是弹药。  
　　普鲁士人把1866年的教训彻底应用于军队，投入普法战争(1870-1871)，在编制、装备、指挥、战术思想等方面比当时任何陆军都准备充分。结果，突然而迅速地占有压倒优势，战胜了法国皇帝。  
　　法国和普鲁士一样，已经认识了1859年、1861-1865年和1866年的教训。但总的来说，对这些教训有错误的解释。从美国内战和奥普战争时膛线防御火器的破坏性威力中，他们推论出适宜的战术是阵地防御，让敌人面对膛线火器，消耗自己。普鲁士也已经注意到了防御的威力，但作了进一步推论，认为指挥有方的战术防御不仅是对弱敌的适当攻击基地，而且在逻辑上是战略进攻的结果。  
　　由于新步枪射程远，使用精度高的圆锥形子弹，毛奇在奥普战争之前就已注意到这种武器的效能。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要求普鲁士陆军采用德赖泽后装针枪，以便与提高精度、增加射程相结合，发扬最大的火力。后来又在1864年对丹麦的战争中，他了解到丹麦防御普鲁士进攻时的火力效果，或许再加上美国内战的报道，使他相信一场武器杀伤效果的真正革命正在进行。  
　　于是，他在1865年年中时写道：  
　　很明显，对阵地攻击比之防御更为困难，防御战斗的第一阶段往往具有压倒优势，巧妙进攻的任务也包括迫使敌人攻击我方选择的阵地，当敌伤亡惨重、士气低落、疲惫不堪时，我们就进行战术进攻……，我们的战略必须是进攻性的，战术是防御性的。  

　　毛奇的著作反映出他对美国内战兴趣甚少，似乎还没有可靠权威肯定他说过：“南北两军都是武装暴徒”这样轻蔑的话，这种话是有争议而不足凭信的。他自己1864、1866和1871年的经历也证实了内战的大部分经验。在上述战争中，步兵的线膛枪导致了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的伤亡，而炮火造成的伤亡只占总伤亡数百分之九到十。这与19世纪初叶的情况明显不同。后来的美国墨西哥战争、克里米亚战争，火炮杀伤的人员占总伤亡数将近百分之五十，步兵火器杀伤的人员占将近百分之四十。这证明了步兵轻武器日益增大的杀伤力，使总的伤亡率大大高于19世纪早期，比拿破仑时代血腥战斗的伤亡率还要高。  
　　保守的普鲁士军官在与奥地利爆发战争之前，还来不及把上述概念上升为有效的战术理论(这理论象促使它形成的武器变革一样，具有革命的性质)，虽然毛奇在判定克尼希格拉茨包围战计划时，可能有过这种想法。不过战场和其他战场所显示的火力效果进一步证明上述战术概念是正确的，于是他立即把它总结上升为理论。  
　　普法战争中，双方军队都装备了后膛枪，普鲁士还装备了针枪。法国则装备了.51毫米口径的夏斯波枪，它的枪机附有橡皮圈，射击时可封闭枪膛，防止漏气。这种枪象普鲁士武器一样，它使用装在纸药筒上的圆柱锥形子弹，除射速之外，各方面都比针枪优良，尤其在精度和射程方面。  
　　普鲁士野炮虽然全部是克虏伯后装线膛钢炮，法国却仍然依靠前装线膛炮，此外，法国还采用一种摇柄操纵的机枪，但他们严格保密，使人难以捉摸，所以使用这种机枪应采取何种战术并无发展。法国把这种机枪作为火炮而不是作为步兵武器使用的，这样做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灾难，因为它造成了法国高级司令部的盲目优越感。他们把机枪作为火炮使用遭到了惨重失败。但不幸的是许多观察家错误地解释了这种失败(德国除外)，因此在英、法军队中推迟了使用机枪。这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遭受了严重挫折。事实上，英国士兵在19世纪末叶曾推荐使用机枪，但考虑到费用昂贵，议会拒绝为研制机枪拨款，结果，英国陆军只依赖使用标准步枪进行速射操练。这种做法，在1914年使有些德国人误以为驻蒙斯地区的英步兵正规军已装备了机枪。与此同时，英国人认为德国在机枪问题上也同样存在争论。德国采用机枪的原因是为了弥补其预备队射击能力上的缺陷，但当时德国正规部队也已装备了机枪。  
　　骑兵在大多数陆军中仍然是一支精锐部队。1866年骑兵的失败并未影响其在冲锋中的传统作用。1870-1871年，普鲁士曾适时而果断地把骑兵用于掩护和侦察，但在新式步兵武器面前，骑兵遭到了失败。尽管如此，大部份陆军中的骑兵仍然认为其失败是由于对他们的使用不当，而不是在致命武器面前易遭杀伤这一固有的弱点。  
　　普鲁士军队的编制，虽然毛奇作过调整，还改良了总参谋部，但基本上还是1866年作战时的编制样式。法国编制着重于把陆军的军这一级作为行政机动作战单位。每个军编有二个师，每师编有二个旅，每旅二个团，每团配属有炮兵，一般四个炮兵连。其严重缺点是在总部和野战军中缺乏中心协调参谋机构。  
　　双方用的都是纵队、横队相结合的线式战术，当部队需要时或接敌前，就从一种队形变换成另一种队形。部队训练是按这种设想安排的。法国继续使用大群散兵，他们在过远的距离上射击，因而往往影响效果，难以在有利情况下发起攻击。  
　　毛奇的“战略的进攻性、战术的防御性”这一概念，表述准确，是战术方面极有意义的发展。这是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特和色当战役获胜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两次战役中，毛奇在骑兵帮助下进行巧妙的掩护和侦察，在大包围圈中，沿着法军交通线，在法军后面大摇大摆地前进。法军别无选择，只有立即进攻以防止普鲁士军队的伏击。普军主要依靠防御火力的优势赢得了战斗。  
　　毛奇把步兵配置在能够发扬战术防御火力、对抗翼侧或后方敌人的位置上。这个战略概念或进攻性机动，事实上并不新鲜，这个概念是李和杰克逊在1862、1863年的第二次马纳塞斯和昌斯洛维尔战斗中首创，而格兰特经历了1864、1865年早期在里士满附近的残酷战斗后又加以改进的。美国内战中，北军将军还曾出色地运用这种战术把李将军最终驱赶到阿波马托克斯。  
　　这一时期诸兵种合成师的编制及其应用，在战略战术上对战争指导未见明显效果。从1845年线膛枪大量使用到1878年后装线膛枪的推广，确实发生了革命性变革，但那只是技术上的变革，还不是编制和战术上的变革。火帽击发线膛式步枪确实把炮兵逐出了步兵阵线，迫使火炮也采用线膛和后装。这就最终广泛地加强了战场上炮兵的作用。线膛枪以及后来的线膛后装枪，使线式战术在战斗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在美国内战的教训中，显示得最为清楚。但密集队形的线式战术仍被坚持运用，这使部队遭受了不必要的巨大伤亡。  


铁路和战争  
　　在接近19世纪中叶时，出现了铁路，它成了新武器得力的后勤输送手段，因而军队很快就利用铁路以迅速运送人员及装备。在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法军于三个月内用铁路输送了604,000名士兵和129,000匹马。  
　　美国内战表明，保证军队在战场上能够长期坚持，铁路起到了主要作用。毛奇透彻地研究了这种新运输方式的潜在作用。在他的鼓励下，普鲁士军队在1866年，后来又在1870-1871年间广泛地利用了铁路。19世纪末，铁路已日益显示其重要性。19、20世纪交替之际，各国都动用了大量军队，如果没有铁路，就无法动员、机动及保证供应。

22．战列舰->无畏舰->航空母舰(公元1865-1945年)
战舰的兴起  
　　美国内战以后的八十年中，海战变革的剧烈程度与19世纪前55年几乎相同。海战连续变化的关键是1862年约翰·埃里克森的班长号战舰的出现。该舰装有旋转装甲炮台。该世纪末，这艘战舰是海上霸王，但不久，约翰·费希尔的无畏号及其后继者却发挥了最大的潜力。  
　　这几十年中，蒸气动力已成为国家大战略计划需要考虑的紧要问题。加煤站地点不只是殖民扩张方向和扩张程度的限制性因素，而且是直接的决定性因素。西班牙-美国战争中，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由于缺乏加煤站，海军上将乔治·杜威靠现场购买英国运煤船上的煤碳，他的舰船中队才从香港开到了马尼拉。美国军舰俄勒冈号从旧金山绕过合恩角到古巴海域，与那里的舰队会师，这次长途巡航约13000海里，使美国后来获得了巴拿马地区，开凿了巴拿马运河。  
　　与舰船设计和蒸气推力装置的革命性发展并驾齐驱，武器装备也经历着急剧的变革。  
　　 18世纪60年代初，大型线膛炮暂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与射击球形弹丸的滑膛巨炮相比，似乎在穿甲效能上较差。对于相隔臼炮时代不远的海军一代来说，他们很明白，球形弹丸比之同口径的长形炮弹，装药要多，因而在短距离上打击力更大。这在美国内战中达尔格伦炮和罗德曼斯炮与南军装甲舰作战时，一再出现过这种情况。事实上直到18世纪60年代慢燃火药发展之后，重型线膛武器的充分潜力才得以发挥。使用慢燃火药比瞬发火药能推动重量更大的长形弹丸，初速更大，射程更远。  
　　约在同时，阿姆斯特朗套筒炮正风行一时，英国上尉A·T·布莱克利发展和总结了加固炮身的方法，即在炮身应力最大处热装环箍以及应用不同张力的同心炮管技术。大家看到，由于廉价的酸性转炉钢的出现，钢炮更为普及，也生产出了合金钢锻铁和铸铁，使用的是环箍和套筒造炮技术。约在1881年以后，随着马丁炉炼钢法的完善，已能完全控制钢的质量。这样，钢的使用就普及起来。从此，威力最强大的海军炮有铸钢、锻钢套筒炮管或铸钢环箍加强炮管。钢铁冶炼技术的改进，增加了火炮的强度；慢燃火药，推力大，对膛壁压力小，可以减少对火炮强度的要求，于是就有可能制造细长的、前所未有的大威力火炮了。  
　　 18世纪80年代，出现了无烟火药，因此，连发射击时视界仍然清楚。发展了制造短后坐炮架的技术，才有可能进行快速射击。当时新炸药也促进了炮弹的发展，使用高爆弹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军炮兵的最后重要作战手段。  
　　 19世纪中叶，战斗中一路纵队(舰船成单一纵列)仍是正常的战术编队，使用舷侧炮火，大家认为最适宜。然而，1866年7月20日，在利萨，双方拥有装甲舰的第一次舰队作战中，认为较为弱小的奥地利一方却赢得了胜利。奥方利用锲形队形向意大利舰船纵队队形的间隙处集中兵力突击。奥地利海军上将威廉·冯·特格特霍夫再次表明集中兵力的原则在海上同陆上一样，是可行的。这和纳尔逊61年以前在特拉法尔加的突击是相似的。  
　　但是，这些大胆偏离常规的海军战术例子，只不过是制造或者利用了意外的机会而成功的，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即采用阵线严密、指挥得当的一线纵列队形，进行集火射击，就有得胜的机会，如编成其他队形，则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海军炮射程增大，一线纵队集火射击的能力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在另一次重要海战中，即1894年9月19日鸭绿江之战，日本海军上将伊东佑亨所指挥的舰队与丁汝昌的中国军队实力悬殊，约略相当于利萨战斗中意、奥双方的实力。战斗开始，情况如常，日本人以一线纵列队形开进，中国人形成了一个不大整齐的锲形队形。丁将军采用这种队形的部分原因是，他想用最大的两艘战舰上的最大舰炮先敌开火；还希望有机会以战船的撞角撞击日舰舷侧。丁将军似乎也受到了利萨之战中特格特霍夫将军的影响，或者无意识地追随了影响过特格特霍夫的某种战术理论。但是伊东佑亨将严密控制的一线队形的火力与机动相结合，以两个中队的实力在远距离上击沉了大部分中国较小的舰艇，逼迫丁将军幸存的重型装甲舰撤回中国海岸。  
　　同时，美国虽然在内战结束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装甲舰队，现在竟听任其舰队衰退败落。内战后20年，美国海军军官都羞于见到南美小国的军官，因为这些小国的海军比美国的现代化， [ 注：波特和尼米兹所著《海上力量：海军历史》340页。 ] 而且数量也比美国多。  
　　但是从18世纪80年代中到90年代末，多半因为受到海军上校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作的影响，美国海军事务变化极大。1898年两次意义重大的西班牙-美国海战中，由于美国舰船新型，水兵称职，指挥官熟练，美国面对的敌人虽然很勇敢，但技术落后，所以美国海军在兵力数量和火器威力上都占压倒优势。1898年5月1日，乔治·杜威上将在马尼拉湾战斗中的胜利，证明了美国是太平洋的强国。1898年7月3日在圣地亚哥湾，威廉·T·桑普森上将的舰队表明了美国海军在西半球也处于霸主地位。  
　　 19世纪后期，出现了鱼雷、鱼雷艇和驱逐舰，但无论如何，纵列编队仍然是战斗舰队最乐意采取的队形。要“越过敌人的T字队形”是新的强调重点。那就是把舰船纵列横向敌纵列队形前端，这种机动和帆船时代的“纵射”相似，让横向队形的舰船集中火力射击敌先头舰艇，而敌先头舰艇只能以前炮射击射程之内的横向舰船。快速的鱼雷艇式驱逐舰可以同时或独立地攻击敌队形内的个别舰船，进行骚扰。  
　　 1905年5月27日，在对马海峡，东乡平八郎上将占优势的舰队，有效地运用了这些新战术，摧毁了季洛夫·P·罗杰斯特伦斯基指挥下的波罗的海舰队。日本鱼雷快艇和驱逐舰分割了俄国舰队队形，起到了一定作用，然后较为快速强大的日本军舰越过罗杰斯特伦斯基的T字队形时，击败了为数众多的俄国军舰。  
　　一当俄国纵列队形被打乱，残存的俄国军舰狼狈逃窜，大部分舰船当晚被日本装甲巡洋舰、驱逐舰和鱼雷艇所击沉。  
　　这次日本占压倒优势的胜利，加上陆上战事顺利，立即制止了俄国的殖民扩张，三个世纪以来欧洲在海上、陆上入侵亚洲的军事行动，几乎无不获胜的局面从此结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畏战舰和潜艇  
　　 1906年2月10日，英国无畏号下水，这是一艘具有厚重装甲、安装了12门同类大口径(12英寸)火炮、且能全向射击的战舰。相比之下，以前建造的所有战舰都显得陈旧了。结果大国都被迫陷入海军军备竞赛。海军舰船设计家们力求将火力和机动相结合，很快制造出了战斗巡洋舰，装备的火炮与无畏号不相上下，但缺乏装甲保护层——作出这点牺牲以获得较快的速度。战斗巡洋舰和大多数混合舰只在1916年的日德兰半岛战斗中证明效果不佳，立刻在世界海军中消失了。  
　　日德兰半岛海战标志着海战中一个时代的结束。这是一次敌对双方在目视距离之内恶斗的最后一次大型舰队战。数量众多的英国舰队利落地打败了顽强灵巧的德国人——虽然不是决定性胜利。若不是英国杰利科上将较为谨慎，德国人可能被消灭。象陆战一样，海上敌对双方直接接触，战力不相上下，则往往以兵力数量多寡来决定胜负。但指挥的英明与否往往决定胜利成果的大小。  
　　 20世纪初期，海战中意义重大的发展是出现了改良型潜艇，作为封锁反封锁武器加以使用。英国海上霸权只受到过一次挑战(在日德兰半岛)，且未受严重危害，但在1917年，德国U型潜艇进攻英国商船后，几乎使英国屈膝投降。潜艇击沉商船，企图使英国挨饿而降，后来成立了配备有美国驱逐舰的护航队，才使英国摆脱危机。  
　　协约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虽不象德国潜艇封锁英国那样壮观，但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对德国经济的慢性扼杀，在战争最后年月很有意义。引起厌战情绪的德国人民要求和平，而协约国拒绝与德皇政*府谈判，是为了推翻君主政*府达成停战。继续封锁就迫使勉强的德国政*府和饥饿的人民接受了凡尔赛和约的条款。  
　　美国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的只有8万人兵力的海军主要关心的是反潜和护航活动。由五艘战舰组成的分队参加了英国大舰队。另三艘在爱尔兰洋面与海上入侵者作战。总计，美国有79艘驱逐舰担负护航任务，135艘猎潜舰艇就在欧洲近海活动。美国海军还撒布了总共7万个水雷中的5万个，形成了从苏格兰伸向挪威的北海水雷带。这是美国参加战争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困住德国潜艇所作的部分努力。海军航空中队沿着比利时海岸轰炸德国潜艇基地，也发挥了作用。  


电子通信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线电的发报装备和初级接收机虽然不大可靠，但它是挫败德国海上侵略者的重要因素。为了在远距离上收发电报，军舰后面拖着长长的天线，有些长达一英里或者更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电子技术空前发展，尤其发明雷达及改良无线电通信，在海战中发挥了更大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发展了三极管，用以产生和控制发射机的功率。以较小的三极管型号为基础的放大器已应用在无线电接收机中，长天线已不再需要，原来几百英里的通信距离需几千瓦电能，现在几瓦电能就足以进行全球通讯。有了三极管及其更为复杂的后代产品，就能够在无线电上发射传输声音，而这一点，陈旧的电花式发射机就做不到。  
　　与电报、电话相比，无线电大部分发展为军用，这方面的努力美国海军处于领先地位。海军舰队里对无线电方面的发明似乎无人反对，一旦有效即被采纳。因为这解决了公海上的通信问题。这一点，海军战略、战术家们早已深感需要。当蒸气动力出现以后，他们必须处理越来越多的行动安全问题，通信的需要更为迫切。在日本海战、福克兰群岛海战以及历史上最著名的海难——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事件中，完全表现出了无线电通信的优越性。泰坦尼克号海难事件是在无线电通信出现了十余年之后发生的。  
　　无线电通信出现后将近两代人的时间，雷达就完全为了军事的需要而得到发展。雷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转为民用。它是无线电研究的副产品，它发射高频信号，从远距离目标上反射回来，然后用强方向天线接收反射信号，以光的速度(或无线电波发射的速度)比较回波到达的时间，测出目标的角度和距离。  
　　约在1938年，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第一次作了雷达的实际试验，但是，约在一年以后，英国人在雷达技术研究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那就是罗伯特·沃森-瓦特发明了磁控管，这是和三极管在原理上全然不相同的真空管，它能产生短促的高频高能脉冲信号。1940年夏、秋，英国战役情况危急，皇家空军获胜诸因素中，恐怕雷达的意义最为深远。雷达在空中和海上使用时，成效卓著，但当时对陆战尚无显著影响。  
　　 20世纪上半叶，武器、运输、通信方面的进步改良，给战术和作战技巧带来了极大变化，对海上、陆上的后勤支援本身已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建立的美海军支援组解决了海战中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即舰船必须返回陆上基地进行加油、供应和维修的问题。海上快速运输辎重舰和浮动修理所都成了特混舰队的组成部分，这样，海军战斗单位即使必要时撤出战斗，也不过是几天或几个小时的问题，而不需要几星期或几个月那样长的时间了。  


海上空中力量  
　　对海战特点和现代舰队组成影响最大的是飞机的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自飞机在北欧战场进行战斗支援以后，对于飞机的能力，尤其飞机能使水面大型舰船沦为废物这一点，成了争论的题目。大部分人赞成美国陆军航空兵少将威廉·米切尔的坚定见解，认为飞机出现后，战舰和其他大型舰只再也不能生存。对于飞机炸沉停泊舰只的能力，在1921年和1923年进行过试验。试验后，许多有影响的人士相信米切尔的观点是正确的。然而大型舰只却继续建造，海军战略家们另辟途径，把飞机移到海上，以迅速利用飞机击沉舰船的能力。这首先要用大舰装载飞机，然后从舰上把飞机弹射飞出去，把老式的船体改装成发射平台，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到从巨型航空母舰上派出飞机，前出到远离舰队的前方去攻击敌船，从而使舰对舰的作战编队陈旧过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战  
　　以陆上为基地，或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轰炸机、鱼雷机对水面舰攻击，颇有效果。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很明显。从而人们很快明白，不论双方水面舰船实力如何，有了空中优势，自然也就有了海上优势。引人注目的中途岛海战的情况表明，上述观点是无可怀疑的。那次战役中，日本舰队的航空母舰被击沉，才保证了规模较小的美国舰队取得了胜利。  
　　战争早期就明显看出，以航母为基地的飞机，不仅是海军水面部队的支援者，而且实际上是首要的海上攻击分队。航空母舰提供武器歼灭敌水面部队，这是明显的火力延伸，这样航母就很快取代了战列舰作为主力战舰的地位，此刻正是具有各式大炮的、超无畏级军舰的火力已达顶峰。一些令人生畏的战舰，如德国俾斯麦号，1941年12月建造的最大的日本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对她们进行炮击也不能造成损伤。大和号装载9门18.1英寸口径火炮，射程42000码，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军舰。她的姊妹舰武藏号建造于1942年7月。  
　　从战列舰拥有的海上支配地位向航母和舰载机转移，始于日本航母攻击珍珠港。珍珠港事件后二天，英国军舰声望号和韦尔斯王子号，在马来西亚近海被击沉，说明水面舰艇无力对抗猛烈准确的陆基或舰载飞机的空中突击。  
　　二次大战结束前，海上大规模的争夺战往往是在空中用舰载机轰炸或发射鱼雷获胜的，而双方舰只并不照面。1942年5月7日和8日，在珊瑚海第一次发生了这样的航母战，整个战斗期间，双方根本看不到对方舰艇。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些海战仍是以水面舰艇的炮火决定胜负的。普拉特河战役、科曼多尔群岛战斗就是著名的例子。而苏里高海峡战斗本身，就是一场水上机动和火力的竞赛。它是大规模的莱特湾海战的一部分。在这场海战中，舰载机发挥了主要作用。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的所罗门群岛之战是现代海战的缩影，因为日本海军凶猛而徒劳地企图孤立在瓜达卡纳尔岛的美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自17世纪英荷海战以来，还未见两支强大的海军进行过这样长期的、激烈的毁灭性海战。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一样，潜艇已成为海上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击商船。德国的大西洋潜艇战几乎总是对纳粹有利。在太平洋，日本虽拥有技术上最先进的“长矛”鱼雷，但并不了解潜艇的战略使用，在战术使用上效果也不好，尤其在中途岛战斗中是如此，所以一直没有形成行之有效的反潜原则。结果，美国潜艇战扼杀了日本海运商船。从这场对抗中，看出了一个合理的前提，即进行潜艇战，无论是攻是防，象当时的所有军事行动一样，都要求官兵具有高度专业水平和远见卓识。  
　　另一方面，美国海军在吕宋战斗之初，第一次企图利用潜艇突破洋面封锁。这个战法，日本以后在南太平洋曾加以高度发展。水下潜艇运载人员物资，配合快速驱逐运输舰执行同样任务。  
　　用海军火力支援登陆作战是水面作战的突出发展。英、美在欧洲外围和横越西太平洋区域的作战中，火控和瞄准装置都有改良，所以当登陆部队的突击火炮登岸之前的敏感阶段，英美海军飞机常在此刻或先于此刻，对最有效的敌炮兵支援火力进行压制。  
　　雷达，尤其声纳，以及其他电子通讯等方面的技术发明，广泛而巧妙地改善了指挥控制系统。截获无线电报已成为普通常事，破译密码极大地影响了大西洋作战中潜艇和反潜部队的行动。  
　　发展电子技术的重要结果是出现了指挥舰。在海战中，在主力战舰上的将军及其参谋人员从此不再是麻烦的累赘。两栖登陆战中，水上指挥所可以使海军和地面指挥官密切合作。海军指挥官负责运送地面部队上岸，陆地指挥官一当登陆部队在滩头立足，立即负责指挥控制。  
　　中太平洋、南太平洋的跳岛战略，要求迅速发展两栖作战的有效战术、技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加利波利大败后，海军理论家一直把这特种形式的战斗作为研究的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几个月，日本军队在一些地方登陆，很少遇到抵抗。但进攻日本的主要作战样式是海军及其陆战队或海、陆军在敌火下向滩头阵地联合大举登陆。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是这种作战样式中规模最大、情况最为复杂的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核能正在发展为实用的动力能源。世界各国海军面临着新能源的应用问题。这种新能源的潜力，远远胜过前两次能源的转变。那两次是从划船奴隶向风帆转变，又从风帆向蒸气转变，这种转变推动了海战的革命。  
　　这样，不到一个世纪，海军舰船的动力从风帆转变为由煤、油烧出的蒸气，又转变到由核裂变产生的蒸气。世界上海军武器装备的变化大于陆军，因为冶金学、重型机械发展了，就有可能将木船换成厚装甲舰，舰上安装的大口径大威力火炮，在陆地上不易操纵。  
　　但是，十九世纪海军战术变化不大，而陆战的战术变革比海战普遍，这很可能是由于从出现装甲舰的美国内战到该世纪末缺乏海战机会所致。海军战术家准备作战，舰队模拟打仗，研究两栖作战、研究侦察、封锁以及舰队作战时各型舰艇的协同等等，这些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很少进行的，实践就更少。总之，从1860年到1914年间，重要的舰队作战只发生过两次。  
　　人们曾经仔细研究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以及随战争而来的技术发展。在1939年就可看出，世界各国海军对于世界大战所作的准备比起25年前要充分。

23．堑壕、铁丝网、机枪和高爆炸药(公元1870-1918年)
战术和军事学说的落后  
　　美国内战后的半个世纪里，技术上的发明接踵而至，武器的潜在杀伤能力大为增加，对当时陆上战术学说的旧有形式有所冲击。有个美国人翻译了法国上校夏尔·J·阿登特·迪·庇克的《战斗研究》一书，书中精当地估量了战争中的人类行为。这位美国译者在1902年引述了阿登特·迪·庇克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前不久写的一封信并评论说，所写内容，今天看来仍象当年一样正确。信中写道：  
　　上一世纪，在步枪和野炮改进以后……近来普鲁士在战斗中获胜，部分原因是上述武器有了发展。我们发现所有军队里肯动脑筋的人都自问道：“明天将怎样打？”我们尚未有作战的理论，而各种对立的战法(那些都是作为建议提出的)把军界人士弄得糊涂不堪。  

　　那些话如写在1950年或1980年，其实也可以。  
　　普法战争后(阿登特·迪·庇克在这次战争中战死)，技术上除其他发展之外，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1885年完善了无烟火药，这样就消除了暴露己方阵地，妨碍观察敌人的烟云。对于19世纪末美国战备的情况无需作进一步评论，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那就是在西班牙同美国战争中，美国用的是黑火药子弹，而所谓“颓废分子”西班牙人却有了无烟火药。  
　　这半个世纪中，陆战最重要的发展是，炮兵又逐渐恢复了1850年前所具有的支配战场的地位。此外，出现了线膛枪。这次又摇摆回来，是因为军事技术上有了许多新发明，或者采纳了一些原来的革新方法，例如无烟火药、膛线、后膛装填、反后坐装置和无后坐炮架等。上述革新互相结合，就能够使火炮射击精确、射程远、射速快。1886年首次出现高爆榴弹，证明比老式黑火药弹杀伤力高得多，摧毁硬目标也更有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三英寸口径的标准榴弹爆炸后形成初速很高的上千块破片，而美国内战时期的黑火药炮弹只炸成2-5片，到普法战争时，可炸成20-30片。  
　　快速发射火炮之所以能成为战场上的支配性武器，有一个主要原因是通信技术的改进。依靠配置在视界最好位置上的观察员的及时报告，新型火炮利用其弯曲弹道和较远的射程，可进行超越射击，对步兵进行间接的火力支援。火炮可离开前线，配置在山后或树木等遮蔽物后的阵地上。  
　　一当步枪在美国内战时期占支配地位后，那暴露在外、缺少防护、易遭杀伤的炮手应撤离步兵线，很清楚，这样是必要的。显然，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火炮射程远，弹道弯曲这个特点。但要找到火炮的瞄准方法，以便从不能通视目标的阵地上打击敌人。早在1794年曾试验过利用气球，美国内战时还认真使用过，但成效不大。后来又试用过新式电报、回光通讯机以及基于莫尔斯电码改编本的旗语。但是这些通讯方法都很缓慢，回光通讯机又受天候条件限制。旗语和战争的资格同样老，双旗旗语技术能快速传递准确的信息，20世纪初就曾广泛应用。站在山顶上能看到敌人的观察员，通过旗语讯号人员向隐藏在山后遮蔽物中的火炮发出射击命令，然后观察员往往通过信号员发出补充命令，修正对目标的射击。  
　　这时又出现了野战电话，给火炮技术的改革带来了新成果。观察员从此不必通视目标和火炮，射击指挥命令传递也不再因旗语的来回翻译而被耽误。而且通过电话，数炮或数个炮兵连可同时对一个目标进行集火射击。在火力控制和射击指挥上这样灵活，又加上火炮和弹药的改良，使火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比拿破仑时代更占有优势地位。  
　　在1886年和1900年之间，大多数陆军已放弃使用配有软铅黑火药子弹的单发步兵武器，采用了德国毛瑟式连发步枪。这种步枪是机柄式，弹夹装填，并用无烟火药发射弹丸。弹丸裹以硬金属，口径在8到10毫米之间，或者大约等于十分之三英寸，叫做0.30口径。新子弹弹丸飞行速度加快了一倍，从大约每秒1300英尺加快到每秒初速2800英尺，超过音速。初速越快，弹丸打击目标的力量越强，对击中的身体或其他目标造成的损伤越大。有了机柄式装置，步枪手只用一个动作就可抛出弹壳，同时把新弹推进枪膛，这样就大大加快了装填子弹和射击的速度。  
　　 1885年到1900年的同一时期内，现代机枪作为军事上的发明出现了。生产连发火器的意图可以追溯到15世纪。但制造自动机枪需要等待金属子弹完善之后才可能。第一支灵验的机枪是多管加特林机枪，曾为美国内战时期北军所采用。这种机枪用手摇机柄操作，但可自动装退子弹。其实可以把这种机枪称为“半自动”，假定当时使用这个名词的话。全自动现代机枪是利用枪的后坐力(约于1885年出现的马克沁机枪)或火药燃烧产生的气体(1897年出现的霍奇基斯机枪)来装退子弹和射击的。完善的自动机枪理论射速要高于机柄式步枪许多倍。机柄式步枪每分钟最高射速为30发。  
　　同四十年前一样，武器杀伤力方面新的技术进步一般并未引起战术上的相应改革。南非战争(1899-1902)和日俄战争(1904-1905)明显表现了机柄式步枪、弹合装弹、战壕和速射火炮的战场效果。对于夺取主动权，发动无坚不摧的大规模进攻所产生的心理作用和实际效果，虽有上述例子，也未能促使军方重新加以充分估量。  
　　约在一个世纪以前，克劳塞维茨曾经写道，防御是“更有效的作战方式”，但他告诫要使战斗胜利告终还需进攻。在18世纪60年代，毛奇发展了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的概念。毛奇也懂得掌握主动的重要性，并知道在激励人心的指挥官指挥下，纪律严明的大量士兵进行强攻，无论对于防者、攻者所产生的心理作用是何等强大。  
　　一方面由于毛奇的洞察力，另一方面因为具有参谋部体制，德国人对于新武器的估量比大部分其他国家更为客观，对新武器的效能有所了解。在20世纪初，德国的战术较为灵活；按人均计算，他们的机枪和火炮数量比其他各国陆军多。他们还记得1864年普鲁士人在杜佩尔战斗中冲击成功，赢得了对丹麦的战争。他们对1870年法国人在圣普里瓦特的冲击基本获得成功，也还记忆犹新，对法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当·迪庇克强调军队士气重要这一点，有深刻印象。他们也非常了解法国上校福熙和格兰梅森在本世纪初提出的进攻理论。但是，就是德国的战术理论，也未能把新武器的强大火力与战争心理因素的关系，作出充分估计。  
　　 1914年前的四十年间，欧洲国家在武器装备、士兵动员的数量、质量方面竞相争夺优势。除英国外，各国都采取了国家短期征兵制。所有强国都建立了各种样式的总参谋部体制。各参谋总部一般都这样设想，由于新式武器威力强大，如果发生战争，将是短暂的，战争的进程将为英勇的突击进攻所决定，在战备中缺乏经济方面的筹划，正是反映了短期作战的设想。  
　　理论家们对下一次战争的描绘与1866和1870年的战争惊人地相似。那两次战争都是经过初期突击就成定局，败者决无挽回余地。于是这些理论家们从历史上的战例出发争辩说，所组建的庞大军队似乎只能按历史上战例的样式来进行作战。 [ 注：德国人象英法军队一样，制式步兵营只配备两挺机枪，但在军直属部队和军属骑兵师，增编几个狙击营，每营配六挺机枪。西奥多·罗普《现代世界战争》(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55年版)204页。 ]  


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1914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六强中的五个强国(法、英、俄、德和奥匈帝国)作为协约国和同盟国成员，都把他们长期准备的作战动员计划付诸实施(意大利保持中立。他是钻了同盟国条约的空子，拒绝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联合，否则必须对英国宣战)。这些计划没有进行一场长期消耗战的设想。  
　　根据德军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1905年提出的战略原则，经过修改之后，制订了德军作战计划。这计划曾主动设想未来战争可能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这点很有意义。施利芬害怕战争僵局，主张在东线用少量部队抵挡动员缓慢的俄国人，用德军主力横扫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以便包围粉碎法军。施利芬相信用这个办法可以防止出现僵局。但由于小毛奇对施利芬原来的原则修改不当，加上体现上述原则的战术与新武器并不适应，所以德国计划失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了施利芬曾想竭力避免的长期血腥的僵持局面。  
　　按照修改过的施利芬计划，德国人越过比利时入侵法国，战斗就此爆发。英国长期服役的正规野战军，虽然人数不多(10万人)，但训练有素，装备了李-恩菲尔德步枪，射击技术精良，在法、比边境的蒙斯战斗中，德军的连续冲击都被击退，德国人还误认为是机枪火力。而英国高级司令部却因此而低估了机枪的必要性，不愿立即大批购买。  
　　蒙斯的士兵因不能装备机枪，很快就完蛋了，英国头三个月的兵力损失，毙、伤、俘共85000名。同期法国损失854000名，德国损失677000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机枪、现代步枪以及德、法两国的速射火炮的杀伤能力表现得十分充分，僵局延续了三年。  
　　从1915-1917年期间，协约国常常企图从西线突破僵局，但伤亡惨重，进展甚少，双方对峙的战壕一直从北海伸展到中立的瑞士边界。因没有翼侧，要进攻就是对强固野战工事的直接正面攻击。工事内有隐蔽的机枪(英国陆军每营有32挺)，并装置有刺铁丝网加以防护，这样就增大了士兵伤亡。  
　　由于指挥进攻的方法不当，进攻未能保持突然性。例如从兵员物资的集中到长达两星期的火力准备中，就可以清楚看出突击方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估计出攻击的时间。针对这些迹象，防御一方显然就要采取对策。往往把预备队集结于离被威胁地段一、二天的行程之内，进行纵深配置，适时进行反冲击。1916年7月到11月的索姆进攻战中，英国伤亡惨重(共计伤亡41万，第一天伤亡就将近6万)，为此英国议会和公众进行了抗议。1917年法国将军尼韦尔指挥的埃纳进攻战，代价沉重，在法军54个师中掀起了逃亡的浪潮。进攻中，尽管进行了炮火准备，伤亡数往往还是比防者高出一倍。  
　　指挥官们认为要进攻成功，威力强大的火炮是必须的，但为什么又得不到火力上的优势呢？原因是火炮自身在防御中比在进攻中能发挥更好的效果。炮火与铁丝网和机枪相结合，迟滞了进攻者的速度，使攻者更加暴露在炮兵火力之下，高爆弹就大大杀伤，这种情况下，就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士气高昂的部队也要受阻。反炮兵火力用重型、中型炮企图摧毁防御火炮，或至少暂时压制对方，但总是不能完全取得成功。防御一方的炮火往往能够滞迟进攻的部队(起码1918年8月以前的情况是如此)，然后等待预备队及时赶到增援受威胁阵地，于是进攻部队突破阵地的一切希望破灭。  
　　用榴霰弹杀伤行进中(在战壕掩体之外的)、或在战壕中的士兵，特别有效。军语中经常被用错的莫过于“榴霰弹”一词了，就是知识较多的专业人员也如此。因此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意思，它怎么被用错的，会有些用处。  
　　 19世纪初期，一名外国炮兵，名叫亨利·施雷普内尔研制了一种新颖的葡萄弹，那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主要用以杀伤人员的炮弹，把小铁珠用布、网状织品或木匣子包装在一起，用炮射击出去，就是葡萄弹。用这种炮弹杀伤开阔地形上行进的步兵，往往产生灾难性后果，其主要缺点是射程近，对利用起伏地形之敌，杀伤效果不大。后来，施雷普内尔把葡萄弹作了些改进。把弹珠(通常小于葡萄弹的铁珠，常用铅而不用铁制造)安装在炮弹内，装上定时引信，使其在敌步兵上空飞行时爆炸。这样就克服了上述葡萄弹的两个缺点：炮弹在引信引爆之前已飞行相当距离，而在开阔地上的部队无法躲避空中爆炸后飞溅下来的弹丸。但是这种以它的发明者姓氏命名的新弹药，有它严重的固有缺点，如很难让引信在准确的瞬时引爆；就是引信工作性能完好，也只有高度熟练的炮手，综合考虑距离、方向、敌上空爆炸高度等诸元以后才能进行射击。所以榴霰弹尽管成效卓著，在19世纪使用尚不普遍。  
　　有一种炮弹弹头的铁皮较厚，爆炸后它的破片杀伤效果和榴霰弹铅球相似，但由于引信和其他技术问题，这种炮弹也未普遍使用。况且，炮手需要在较远的距离上发现步兵时，才可使用早爆榴霰弹或其他早爆炮弹，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敌人靠近时，则用葡萄弹射击较为方便和有效。当亨利·施雷普内尔死后第五年的1847年，据说扎卡里·泰勒曾在布埃维斯塔说过这句话：“还要点葡萄，布雷格上尉！”(实际上更为可靠的引述应是“布雷格，加倍开炮，让他们够呛！”)这句话，为他当上美国总统，帮了点忙。  
　　 20世纪初期，出现间接瞄准射击，榴霰弹原理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壕战僵持期间，榴霰弹威力特别明显。而威力大得多的弹头引信高爆弹对付战壕里的部队，效果并不好。但是榴霰弹片象倾盆大雨似地落在战壕里或开阔地的士兵头上，却具有致命的效果。尽管引信的可靠性大为增加，空中爆炸却还有问题。空中爆炸过高，弹珠飞散了，杀伤效力就小；爆炸过低，则杀伤力更小。要想使用榴霰弹成功，观察员需要娴熟的技术，以便调整火力，使之命中目标。1914-1917年双方对峙期间，陆军中炮手们时间充裕，炮弹数量几乎不限，实践机会很多，使他们的技术有了提高。  
　　后来在战争中发现，高爆弹以同样引信在空中爆炸，效果比榴霰弹还好，那锯齿状的弹片比榴霰弹打击力量大，破坏效果好。步兵不了解榴霰弹丸与炮弹片在技术性能上的差别，以前只知道凡空中爆炸的，都是榴霰弹，凡空中爆炸弹致伤的，都叫“榴霰弹伤”，治疗这些伤兵的医生也同样把这些炮弹一律称为“榴霰弹”。由于装有弹头引信的高爆弹的破片与空中高爆弹破片效果并无不同，凡是上述弹片所致伤口都称作“榴霰弹伤”。这种用词不当的现象存在于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看来，就是有位老炮兵要来纠正这个错误，也是无能为力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引人瞩目的一种火炮，是人所共知的德国远射程“巴黎炮”。或者有时人们误称它为“大伯莎”(这是德国18英寸的强有力的攻城迫击榴炮，射程较近，但在列日、那慕尔和安特卫普各次战斗中，使用初期都很成功，所以被使用者亲昵地称呼为大伯莎)，借以对刚刚继承克虏伯家业的豪富，大伯莎夫人表示尊敬。  
　　巴黎炮口径9英寸，炮管长117英尺，于1918年3月23日的战斗中首次使用，所有火炮中，它的炮管最长。凭借炮管长，装药多——药柱长10英寸，该炮最大射程可达80英里。这种炮共有7门，在1918年3月到8月之间服役。炮弹第一次袭击巴黎时，引起了恐慌，因为头上未见飞机，战线在70英里之外，已知火炮最大射程不过30英里。但法国军械专家迅速而准确地分析了弹片，利用日益精湛的反炮兵侦察技术，很快侦察出火炮阵地，使用自己的大炮在靠近前线的阵地上进行了反炮兵作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武器  
　　武器方面除上述发展以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出现了三种很有意义的新武器，即飞机、毒气和坦克。不过毒气和坦克都未能成为赢得战争的决定因素，因为技术不完善，数量不足，使用时又没有适当战术，而且因为缺乏预备队，武器首次使用时获得的短暂优势，未能加以充分利用并扩大这种优势。  
　　而飞机对于军事行动的指挥具有重要意义。1915年末，飞机已成为侦察的主要手段。因为自北海延伸到瑞士，都挖有战壕，地面侦察的效果受到了限制。飞机用作炮兵观察和远程骚扰轰炸也很有用。1918年，飞机对地面部队进行直接支援，成了地面战斗的重要参加者。  


装甲车辆的出现  
　　坦克是差不多同时在英国和法国发展的。发展坦克有其单一而特殊的目的——即为步兵在前沿向战壕和铁丝网后的步枪、机枪冲击时开辟道路。因此，坦克是仅仅作为突破工具而发展和应用的。在海军部长温斯顿·邱吉尔的热情支持下，英国在1916年9月15日，首次将这种新武器用于战斗，希望借此重新发动在索姆地区陷于停顿的进攻。  
　　当时英国派到法国的有两个坦克连的60辆坦克。但这两个连的官兵中很少有人参加过战斗，坦克分散配置在9个师三英里长的战线上，竟不顾及坦克连自身的编制。60辆坦克中开出车场的49辆，其中36辆到达了进攻出发线，在步兵前面或和步兵一起发起了冲击，局部战绩很好。但只有9辆依靠自己的能力又开了回来，其余都因为机械故障或翻在沟里而动弹不得，被德国人的炮火所击毁。  
　　英国坦克投入战斗前的七个月，最早的坦克提倡者之一，欧内斯特·斯温顿上校提出了装甲兵使用原则，有如下几点：  
　　 1．除通过伴随步兵的有线电话外，还应另外设法沟通司令官和坦克之间的通讯联系，斯温顿明确地设想过无线电通讯，但当时技术不够完善，还不能将无线电通讯设备安装到坦克里面去。  
　　 2．坦克最忌火炮和地雷，前者应使用支援飞机或反炮兵火力予以攻击和压制。  
　　 3．为了保密，这些坦克不要零星使用，应当作好充分准备，乘员在接受大规模协同作战训练之后，才能投入使用。(斯温顿激烈抗议9月15日的坦克进攻，他认为那样做是不成熟的，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  
　　 4．要仔细选择攻击地段，以减少对于坦克的限制，加强坦克的战斗力。  
　　 5．从集结地域运动到进攻出发线应在夜间进行，距离以不超过二英里为宜，坦克进攻应在拂晓进行。  
　　 6．冲击时坦克应先于步兵，在步兵到达攻击目标之前，应与步兵保持一定距离，把敌步枪、机枪火力集中引向坦克。  
　　 7．一当步兵到达，坦克即向下一道战壕进发，对敌进行纵向射击，并轰击敌预备队和向前沿行进的部队。  
　　 8．坦克应持续而不停顿地攻击前进，突破敌炮兵阵地(约12公里)。  
　　 9．要在一次进攻中深入突破敌阵地，并维持攻击势头，必须仔细计划后勤支援事宜，以便持续地充分供应油料弹药和其他必须物资。  
　　 10．要尽最大可能利用烟幕来掩护坦克进攻。  
　　对于今天的装甲兵军官来说，这些战术观念是很粗浅的，但在1916年及其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提出这些原则还是大胆而激进的，因为它所依据的理论还未被证实，当时战争的实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事实上，当时斯温顿似乎过高估计了坦克的能力。  
　　 1917年11月20日在康布雷，英国坦克兵在六英里宽的阵线上对有限的目标发动了进攻，这是一次把理论放在实践中加以检验的机会。450多辆坦克中，有300辆到达进攻出发线。头12个小时战斗中，已有一大半伤残毁损，所剩坦克，大部分不是因机械故障而未能坚持到24小时结束，就是因驾驶员精疲力竭而无法开动，只剩少量坦克，集中起来又进行了一天的战斗。第二天攻占了宽度低于12英里的突出部，当时坦克已突入德国领土6英里。这是从1914年以来在西线最成功的一次突破，而这突破又是在不可置信的短时间内完成的。  
　　英国高级司令部因不重视坦克在战术变革上的价值又未能将康布雷之战打成一场胜利的突防战而受到了严厉批评(主要批评者之一是J·F·C·富勒少将，他作为参谋官，参与制定了康布雷作战计划，他对高级司令部未能抓住有利战机感到失望)。有些批评比较轻率和感情用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坦克的机件性能还不能维持长期战斗，也还缺乏必要的速度和行程进行非常深远的突破。通讯方面除目视联系外，还没有其他通讯联系方法，因而要实施计划之外的大规模战场机动就不可能了。也有些批评者好象是以1940年的坦克性能的标准来评价1917年的坦克使用的。但J·F·C·富勒的批评并不是这样的，他不同意把他的批评扩大化，也不同意夸大反批评的意见。  
　　康布雷战斗最好的教训或许是认识了坦克的首要功能，那就是坦克有控制地面的能力而无需占领地面，但这一点，许多年来却未被军界所认识。后来明显不顾安全和集中的传统原则，大胆利用坦克扩张战果，是以上述认识为基础的。  
　　确实给人印象深刻的一条经验是坦克进攻对士气有巨大影响。如富勒在评论康布雷地区的坦克作战时曾说：“坦克的主要价值在于对士气的影响，武装部队的真正目的是威慑而不是摧毁敌人。”这确实是一条深刻的教训，虽然在开始不免失之过窄。1939年当时所有准备参战的国家中，只有德国和苏联把这一条教训写进了装甲兵条令——苏联是从1925-1933年与德国人的七年密切协作中学到了这一道理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要发挥出巨大的潜力为时尚早。但自动武器和速射火炮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人们所期望的一切，因为工业和技术带来了后勤系统的更新和改进，不仅提供了武器所需的弹药，而且为武器的使用者——几百万士兵提供了食物、燃料、衣服以及其他许多物资和各种服务。各军能够长期互相对峙，有了铁路运输是个主要原因。铁路与最庞大的马车队相比，火车运输的食品更多，距离更远。火车还要运输由工厂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几百万磅弹药。  
　　内燃机也有助于武器杀伤力的利用提高。假如没有卡车，那么铁路终点站就好象瓶颈卡住了口子。因为用马车运输，需要大量饲料，这就限制了向前方运送物资。而卡车则能够将物资运达战区的物资分发站，再用马车从分发站运到前线，进行最终分发。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境内英军所需的卡车、火车所用之燃料以及马匹本身的运输，差不多占去了他们供应吨位总数的一半。  
　　 1917年末，德国在战争中击败了俄国和罗马尼亚，这样就可从东线机动出大批部队。德国拥有大量经过训练的人员；法军、英军已精疲力尽；加上德国攻击英国潜艇获得胜利，这三者结合，对德国高级司令部来说，出现了干脆战胜或谈判逼和以结束战争的机会。德国人需及早作出决定，因德国军队士气和素质不断下降，美国又介入了战争，协约国海上封锁导致德国经济萧条以及反德国潜艇战的成功，这些因素都逼迫德国及早作出抉择，而且压力越来越大。  
　　德陆军军需兵司令埃里希·鲁登道夫(实际上是参谋长)认识到只有通过进攻才有可能获得积极的军事结果，不能满足于消耗战的战略，只有对英、法致命的战略要点实施深入突破，才能解决问题。在这以前，尽管双方作了种种努力，动用了部队，使用了武器，在前沿发动过进攻，但哪一方也未能深入突破。英国在康布雷的坦克冲击，也是收效甚微，大胆的德国人一反击，就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德国人在最近的将来能否发动一场坦克进攻，他们自己也是无从设想。他们看到英国发明坦克后，也仓促生产坦克，只是数量很少，把从协约国缴获来的坦克也算进去，仍是寥寥无几。  


德国新的战术原则  
　　鲁登道夫和他的参谋总部认为在战术范围内决战决胜是可能的。他们对1917年情况作了认真研究，发展了一种新的战术体系。认为获得成功所需要的各因素中，首要的因素是突然性，然后是找出敌防御阵地的薄弱点，并进行突破，避免对强固防御设施进行持久攻击，要迅速、猛烈而深入地扩大突破口，要自始至终的进行火力支援，以维持攻击的势头。  
　　德国人为在战场上造成上述因素，采取了如下战术：  


1．突然性  
　　 (1)采取措施，把表示攻击发起时间的征候，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要避免长时间的航空火力准备，炮火准备不得在攻击发起时间的四小时之前进行。  
　　 (2)限制新到炮兵连的检验射击，以隐蔽攻击地段的炮兵集结情况。  
　　 (3)攻击部队只能在晚上向前运动，然后隐蔽在攻击地段后方的集结地域。  
　　 (4)在前线其他地区佯装战备活动，以进行伪装欺骗。  


2．突破弱点  
　　 (1)要把“避实就虚”的渗透战术思想灌输给部队。攻击后向前推进要有一定限度，只有当敌抵抗微弱或无效时才紧接着进攻。这一原则对于从班排到野战军各级都是适用的。  
　　 (2)攻击部队应绕过坚固支撑点或坚固设防地区，留待下一步后续梯队加以“扫清”。  


3．扩张战果  
　　 (1)突破成功后，突击部队不管大小，应迳直向前强攻。  
　　 (2)跟随突击队的部队应向突破地区两翼施加压力，以扩大突破口，进而包围其翼侧。  
　　 (3)团、师扩大突破口间隙时，与最初攻击时一样使用避实就虚的渗透战术。  


4．最大限度的火力支援  
　　 (1)步兵班(在德国军队中相当于半个排，14-18人)可得到一支自动步枪(或一挺轻机枪)和一门轻型迫击炮的支援(自动步枪一般是指20磅重的马德森步枪。也用过伯格曼枪和22磅重的帕拉贝吕姆步枪。)自动步枪和迫击炮是班里步枪手进行机动时的火力基础。  
　　 (2)掷弹筒(近来从法国的维维安枪榴弹射座改装而来)每步枪班装备一支，每个士兵的手榴弹分配数应增加。  
　　 (3)除标准的炮火支援技术装备以外，步兵营应配属轻型火炮，以提供直接近距火力支援。  
　　 (4)营机枪连应靠近集中于步兵突击部队之后，还可指定少数火炮前移，进行隐蔽，然后以超越射击或从步兵编队间隙射击的方式进行火力支援。  
　　 (5)轻型、中型和重型支援火炮，不要按习惯严格地作线式配置，而应在隐蔽阵地上作不规则配置。炮兵连和炮兵营应准备跳跃式地向前变换阵地，以提供不间断的火力支援。  
　　 (6)战斗机和轻型轰炸机也要提供直接的火力支援。应攻击进行顽抗的小块孤立地区及向前行进的敌预备队等临时目标。而侦察机应协同修正火炮弹着点。  


5．维持攻击的势头  
　　 (1)装备有架桥器材的工兵应配属突击部队，以保障伴随火炮和供应车辆前进。  
　　 (2)不要给先头突击部队指定目标点，仅指示其照直攻击前进，不要理睬翼侧的迟滞干扰。  
　　 (3)增援和补充，尤其是自动步枪和迫击炮的增援和补充，要用从后方到前线直接补充的办法予以满足。疲惫不堪，伤亡减员的突击部队的补充增援，也以同样方法完成。  
　　 (4)使用紧跟的步兵预备队，发扬机枪和火炮火力，迅速而猛烈地扩大局部战果。  
　　前面所说，好象是现代战场的战术总结，如果有这个印象，那就对了。鲁登道夫1918年有所创新，尤其在编制、装备和班以上战斗编组、战术运用上的创新，是现代编制和战术的基础。现代战斗队的概念是鲁登道夫的班这一级编制的扩大。至于战斗队的战术，也是鲁登道夫班战术的更大规模上的运用而已。  
　　如果德国的一些军官不提出抗议的话，他们的陆军还不会采纳上述新的战术原则。首先，陆军认为强调半自主小部队的独立行动，就有离心的倾向。这似乎与德国长期坚持的严密控制的原则相违背。其次，让下级军官、军士和个别士兵负起重大的战术责任，这对许多德国军官来说是一种侮谩。但是德国陆军兵力不足(他们比其他国家陆军早几年编成三三制步兵师)，部分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早就表示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  
　　奥斯卡·冯·胡蒂尔将军于1917年9月的里加进攻战中，运用了上述新的战术原则获得成功。同年10月、11月，在卡波雷托与意大利军作战中，又获辉煌胜利。因为冯·胡蒂尔首先使用这套战术，所以很快被称为“胡蒂尔战术”。  


德国人1918年的进攻  
　　鲁登道夫深信他已掌握战术上致胜的秘诀，他和参谋部研究如何运用这些战术在1918年赢得战略上的决定性胜利。他们断定在萨温谷地英、法军接合部是协约国一方最薄弱部分。英国第五军兵员不足，配置稀疏，在该处突破，对巴黎和英国远征军所依重的海峡港将构成威胁。进攻的结果，自然是法军退守巴黎，英军退而保护其交通线。由于英、法军分路撤退，突破战也就成了持久战。  
　　冬天，德国人从战略、战术上积极进行准备。所有35岁以上的士兵从现役作战师调往执行占领任务的部队，把35岁以下的士兵从执行占领任务的部队中调到现役作战部队。所有师，包括东线师，在1917-1918年之交的冬天，实施了紧张的新的战术训练。训练中强调渗透作战并不光是专业部队的任务，而是所有步兵的任务。此外，炮兵不仅训练从遮蔽物后进行射击，而且还在使用前进观察员改进讯号的情况下，进行按地图试射，和以一分钟40米的速度进行徐进弹幕射击的训练。  
　　 1918年3月21日，在努瓦荣、阿拉斯之间，德国与英第5军、第2军、第1军作战时用了“胡蒂尔战术”。攻击前进行了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准备，对炮阵地、指挥所、交叉路口、停车场以及后方的其他敏感地区，施放了百分之五十剂量的毒气。大约两小时后，主要火力转移，轰击英国一线阵地和供应线。又两个小时之后，德国步兵跟随徐进弹幕前进。这种徐进弹幕射击是由专门指定的炮兵连负责实施的，所以不会突然中断火力，表示步兵突击正在进行。  
　　这次战斗中，德国各步兵班如预料，表现正常。但遇到了浓雾，迟延了计划中的空中支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机枪和近距火炮的火力支援。使用新战术的最后结果是，在15天中德国人突进了对方阵地，最深时达40英里。这样，德军第二军就进到了离重要交通枢纽亚眠仅9英里处。从1914年9月以后，还未见过各交战国在西线上有如此深入的突破。  
　　如果德国人的运输和后勤支援能力与新战术的发展相适应，或许德国还有可能达成他们的战略目标。到4月5日，德国军队终于停止前进。此时进攻部队已精疲力尽，弹尽粮绝，且已远离其炮火支援的范围。  
　　德国在运输和后勤上出现的问题，一般认为是由于他们进攻时选择地点不当。他们这次所选的作战地域，也是他们自己在1917年向兴登堡防线撤退的地域。由于撤退时把这里洗劫一空，今天已找不到一草一木来支持或帮助他们进军，而只能完全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在弹坑累累、战壕纵横、铁丝网密密层层、道路缺少、泥泞不堪的地区负重前进。  
　　在以后几个月里，鲁登道夫又发动了四次进攻，也都失败了。其原因不仅因为德国火炮依然无能，后勤供应跟不上步兵，而且还因为德步兵遭受损失后疲惫不堪、士气低落。还有一个原因是在紧急关键时刻，协约国一方最后任命了费迪南·福煦为最高司令，他了解德国人的意图和行动，能迅速采取充分的反措施。  
　　尽管德国人在1918年的进攻中战略上失败了，但在战术上给协约国司令官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当年7月，协约国将德国战术稍加修改，与空军和坦克相结合，转而自己发动了进攻。这场进攻持续到11月11日停战时才结束。战后，所有陆军都在不同程度上是以1918年的德国战术为基础来更改编制的。  
　　战术革新的显著特点也许是对班这一级的运用，有革命性的创造。1918年以前，班这一级不过是部队内部的一个小单位，主要为了便于基层行政管理和机动中纵横队的变换。1918年以后，步兵班才以一件或数件自动武器为火力基础，以火力和运动相结合，在排、连建制内成了一个战术单位。鲁登道夫及其参谋人员首创的班一级编制及其战术，后来被扩大运用到营、团、师，所以每一级都成为一个战术单位，能够在其自己的基础火力支援之下进行机动。1937年，美军在莱斯利·J·麦克奈尔准将指挥下，进行野战实验以后，美国陆军采用了三三制编制师。师本身是个战斗单位，又可以分成具有特定战斗能力的更小的战斗单位。  
　　大家确认1918年鲁登道夫的战术改革具有革新的性质，对陆地作战的影响可以与马其顿的方队、古罗马军团、瑞士进攻中的长矛兵集群、英国防御中的弓箭手集群、西班牙方队和古斯塔夫·阿道夫横队的影响相媲美。

24．从建立新军种到闪击战(公元1919-1945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20年间，各国军队都乘机将战争中出现的武器方面的进步加以吸收，尤其注重坦克和军用飞机。吸收的方式就是以1918年德国人的战术革新为基础的那种原则，我们称之为20世纪战斗队。这原则就是火力队和实施机动的突击群相结合，每个战斗群相互之间和总的作战计划之间互有关联。1939年的装甲师、空中突击队、英美登陆队都是火力队和实施机动的突击群相结合的例子。这是充分发挥空运、战斗航空兵、装甲车辆、登陆艇、海军火炮等各种军事装备和军事手段作用的一种方式。联合勤务特混部队的组成就是企图将海、陆、空部队的进攻能力和支援能力相结合，以执行单一的任务。  


协约国一方的估量和军事行动  
　　两次大战之间，西方各国关于装甲兵的军事指导思想存在着矛盾心理。象英国著名的J·F·C富勒少将及其信徒巴兹尔·利德尔·哈特和法国的J·B·埃斯蒂安纳少将等热情支持者都明确预言装甲兵将有巨大作用，虽然他们的理论有些言过其实(富勒承认这一点，但并未将这一点报告关键的领导人)。上述三位军人作风细致，但脾气急躁，在坦克方面所提主张，往往过于轻率而容易引起争议。这种种情况可能影响了他们的上级，从而低估了装甲兵的潜在能力。还有一点很重要，军事领导人往往并不愿意将尚在试验中的东西，贸然取代成熟的武器及其理论，这是可以理解的。协约国在革新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冷漠情绪，这点不可否认。例如在法国，当国防部长保罗·雷诺想在1935年组建装甲兵部队时，遭到了军、政界人物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他们认为在现代战争中，胜利的关键是防御而不是进攻。  
　　作这样一般的回顾就像一般的概括，往往把问题简单化了。其实反对装甲兵的观点含有多种因素，有些是基本因素，有些是从一国国情和政治衍生而来的。法国依重防御工事，认为防御火力效果可靠。英国相信，依靠其海空军力量能够避免卷入未来的欧洲大战，保证其岛国安全。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惨重，人们厌战情绪遍及四方，形成了强烈的和平主义潮流。尤其在英国和美国，许多人直截了当地主张国际间交往应排除与战争的任何关系。在美国，和平主义与孤立主义情绪有关。孤立主义的基础是该国与世界各大国隔着广阔的大洋，具有安全感，让别人打他们自己的仗去，美国自己资源丰富，再也不必介入战争。  
　　西方国家并不是要放弃坦克，只是把坦克仅仅看作是突破的工具，起到辅助步兵的作用。这个观点不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所证实，而且还留下数以千计的剩余坦克可资证明。当时坦克速度慢(每小时4-8英里)，限制了行程(12-25英里)，机械性能不可靠，装甲防护力弱，武器不足，这样就把装甲兵的发展局限于与步兵同步，并接受了步兵的战术思想。这种状况延续到所有老坦克都磨损报废才停止。  
　　坦克在设计和性能上的改进，成果丰硕。30年代制造的新式坦克就是这些成果的体现，其中坦克悬挂装置、装甲、发电和传动装置以及车辆自身之间的通讯联络最为重要。此外还有液压气动装置，可增大火炮威力而不增加后坐力。陀螺稳定仪，在理论上讲可使坦克在行进中进行稳定射击。斯温顿所预见的装甲车辆无线电通讯系统也是成果之一。虽然上述成果在理论上还未达到预想的要求，30年代的坦克也远非富勒所想像的那样理想，但与1918年笨拙的装甲车相比较，是一种很大的改进。就像1906年的无畏号战舰是1862年班长号的改进型一样，进步很大。坦克改进后，车速、行程增大，在通行性能，机件的坚牢度，单车和集体的机动性等方面都日益提高。  
　　但是，从理论上人们仍然把坦克归结为步兵支援武器，把坦克武器限制在与杀伤人员的自动武器和小口径炮的同样水平上。虽然研究装甲兵理论的人赞成坦克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将引起坦克对坦克的作战，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陆军中具有反坦克能力的坦克却很少。从法国加厚坦克装甲，英国提高坦克机动能力的情况看，各国已经从一般意义上模糊地预见到坦克战的可能性。对此，美国决策人员却并无多少印象，美国步兵、骑兵之间内部争吵不休，法律限制坦克只能作为步兵武器使用。  
　　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留了坦克部队，但实力大为减少。他们沿着两个独特的方向发展坦克：一是发展归属坦克部队并在其中作战的“巡洋坦克”，二是发展在步兵控制之下直接作战的“配属坦克”。美国在1928、1930年的演习中试验了机械化诸兵种合成部队，1932年在肯塔基州诺克斯堡组建了第七骑兵旅(机械化部队)。为完成组建任务，美国陆军把机械化部队的坦克称作“轻型装甲车”，这权宜之计虽然荒谬，但也必要，因为这样可以巧妙应付把坦克作为步兵武器使用的法律限制。法国保留坦克营的唯一目的是支援步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才开始组建装甲师。组建之后，也很难抵制要把坦克分往各步兵部队的要求。  


德国人的估计和军事行动  
　　在德国，需要坦克的理由很多，上层也有发展坦克的眼力和胆识，但情况与其他各国完全不同。凡尔赛和约限制德国军队不超过10万人，特别禁止德国拥有装甲车和战斗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大半由于工业条件限制，德国很少使用坦克。战后，在汉斯·冯·泽克特将军领导下，偷偷地加强了军事训练，重点放在装甲兵及其理论的训练和学习。德国起先注重机械化以代替被凡尔赛和约所严加限制的兵力。德国总参谋部认真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教训，结合装甲车辆在野战训练试验应用中的经验，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来满足替代人力不足的需求，这在军事上震撼了全世界。  
　　德国隐蔽试验计划需在协约国控制委员会监督之下进行，这个委员会负责执行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条款。德国人竟然和俄国进行秘密合作，以欺骗控制委员会。德国陆军部队以其建制的摩托化步兵和工兵发展为装甲师。自行火炮的发展较慢，近程步兵突击炮的发展较快。训练开始用的是卡车车身制作的假坦克，以代替凡尔赛条约禁止的真坦克。德国人在突然袭击和装甲部队快速作战理论方面的发展比协约国原来想象的都要先进。  
　　德国装甲兵得到发展，并不是因为大家已经认可，也不是出于军事统治集团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装甲兵的热情支持者也遇到了许多类似的阻力，如隋性、狭隘观念以及职业军人团体的公开反对等。但在德国具有其他西方国家所没有的某些有力因素，起到了推动作用。  
　　德国并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继承过有关坦克的特殊理论，也没有如协约国那样拥有过剩的旧坦克那种累赘。德国以其参谋总部研究分析军事问题的传统习惯，比较易于接受改良的新坦克及其使用的战术理论。当德国能够购买或制造坦克时，他要求坦克设计先进，操作运用的理论也要先进。当德国坦克出现时，无线电报话已经发展，司令部门已经能够借以对装甲部队进行控制和指挥。  
　　和协约国相比，虽然德国在战术理论和编制方面具有远见，但仍然把装甲兵仅仅看作是突破的工具。协约国倾向于把这个工具作为步兵的助手，德国却认为，要圆满贯彻坦克使用原则，必须把装甲兵集中，组成装甲兵师、装甲兵军，并与摩托化步兵师一起作战。摩托化步兵师是为扩大快速行进坦克的战果而专门组建的。由于缺乏建制的自行火炮，德国空军考虑用俯冲轰炸机能否提供与机动火炮相等的火力以支援快速行进坦克。  
　　 1935年德国空军亮相，开始试飞容克Ju-87俯冲轰炸机样机，试飞成功，驳回了许多德国军官的反对意见。1937年出现了首批实战的容克Ju-87，这些飞机列入编队，在有关空军大队长指挥下，以代替机动火炮。后来，这些飞机安装了叫啸装置，最大限度地发挥富勒所强调的鼓励或瓦解士气的作用。飞机与坦克协同并不始于德国，斯温顿在他的1916年装甲兵概则草稿中就已提到过飞机的使用问题。1918年8月英国进攻亚眠时，就把双座阿姆斯特朗-惠特沃思型飞机一个中队配属坦克部队，进行紧密火力支援，使用一个中队的索普威思骆驼型飞机，试验能否起到反坦克火炮的作用。富勒在《野战条令(三)》讲义(1932年)中写道：“坦克和飞机是互为补充的，从长远看，只有其一，而无其二，则不可能安全地进行作战……在未来战争中，坦克和飞机的协同将远比坦克和步兵的协同重要。”然而在作战需要，又要进行野战试验的双重压力下，真正发展了“坦克-飞机协同作战”的是德国人。  
　　 30年代早期，德国陆军秘密发布命令制造装有37毫米口径火炮的轻型坦克和装有75毫米口径的中型坦克，并要求以低碳钢制造，而不用装甲钢板。在总部参谋官海因茨·古德里安中校的鼓励之下，于1931年，一支坦克部队逐渐组建完成。1932年德国又把从英国购买的卡登-劳埃德履带高射炮架为底盘制造了一些训练坦克。这就是1939-1940年间实际参加作战的一型坦克。  
　　希特勒当总理后，他不仅赞成和支持年轻的装甲部队的宗旨，而且在1934年下令，公开制造装甲完善的、设计方面符合新战术要求的坦克。这次任务十分紧迫，终于在1935年10月15日德国首批建立了三个坦克师。坦克师的编制如下：  
　　一个坦克旅，包括二个坦克团，每团二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十五辆坦克，全师共有240辆坦克。  
　　一个摩托化步兵旅，包括一个步兵团和一个摩托车营，步兵总数约3000名。  
　　一个反坦克营，包括三个连，起先装备了37毫米炮。  
　　一个装甲侦察营，每营有二个装甲车连，一个摩托车连，一个混合连。装甲车总数约有50辆。  
　　一个炮兵团，每团二个营(每营六个炮兵连)，装备有牵引轻型榴炮，每师72门。  
　　一个摩托化通信营。  
　　一个摩托化轻装工兵连。  
　　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中，对于装甲兵及其学术理论的考验，一般较为失望，得失并无定论。德国人却把装甲兵的失败归因于缺乏经验，坦克乘员不全，指挥失当和友邻部队的缺点等等，这是正确的。他们对于空中侦察的结果和利用俯冲轰炸机对付炮兵表示满意。总的来说，德国人相信他们的编制和学术理论的正确性已为西班牙内战的经验所证实。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敌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除有将近一百个步兵师之外，还集中了六个装甲师和四个摩托化步兵师，意在扩张战果。在骑兵的坚决要求之下，还组建了三个轻型师遂行传统的侦察和搜索警戒任务。波兰战役中，装甲师被用作突破的工具。从战役的性质来看，装甲部队扩张战果的潜力并未充分发挥。  
　　 1939年波兰战役之后，装甲师有了加强，计增编了一个高炮营，一个航空侦察中队，一个供给营，原有工兵连扩编为营。发现轻型师战斗力不强，机动力不足，不宜继续存在，所以三个轻型师在波兰战役之后，全部改编为装甲师，第二年冬天又新组建一个装甲师，所以在1940年入侵法国时，德国已有十个装甲师。  
　　这十个装甲师装备2574辆坦克，其中135辆用作指挥车。2349辆作战坦克有四种是德国型号，两种是捷克型号。其中装备20毫米火炮的德国马克II型数量最大(40%)。  
　　 1939-1940年秋天之际，当时指挥19军的古德里安将军强烈要求使用装甲部队开辟突破口并扩张战果。虽然他的意见与总参谋部计划局长埃里希·冯·曼斯坦因完全相同，但对于他们的建议，陆军高级司令部感到怀疑。在1940年2月7日和14日的两次重要的图上演习中，古德里安应用他的部队扩大战果，获得明显效果，他和曼斯坦因战胜了昔日的怀疑论者参谋总长弗朗兹·哈尔德将军。曼斯坦因在阿登地区的闪击突破计划和古德里安的突破的观点都被采纳了。1940年5月古德里安实施进攻时，势如破竹，15天内就打到了英吉利海峡。  
　　德国在准备坦克战中，将物质因素和原则理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自拿破仑全盛时代以来，还未见到这样完美的结合。法国和英国在30年代后期才迟迟开始组建装甲部队。法国认为装甲兵仅仅是支援步兵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所以直到1938年9月法国才成立了第一个装甲师。这个师包括四个重型坦克营和二个配有初级支援分队的摩托步兵营。每二个坦克营又组成一个团。1940年1月组建了第二个装甲师，同年5月又组建了第三、第四个师。此时每个团又重新改编，编有一个重型坦克营，配备34辆坦克，一个轻型坦克营，配备45辆坦克。全师共有坦克158辆。摩托化步兵分遣队减少到一个营。炮兵减为二个群，每炮兵群配属12门牵引炮。1940年5月投入战斗时，这些师装备不全，训练不足。而且，大部分装甲兵部队只进行逐次突击，收益甚微。英国是激进而精明的坦克战倡导者的故乡，但在发展坦克师方面竟然比法国还落后。尽管英国已对各种类型的机械化部队进行了相当规模的试验，直到1938年才组织了装甲试验师，作为机械化骑兵师使用。英国在1939年4月才开始组建现代意义上的装甲师，这种师包括轻重型坦克旅各一，每旅三个坦克营，全师共有坦克321辆，一个摩托化步营，一个“支援大队”。这个支援大队由一个摩托化炮兵团和一个工兵连组成，炮兵团拥有16门炮。战争爆发时，这个师装备不充分，所以当德国人首战获胜以后，才调到法国，且未接战。  


采用闪击战  
　　德国关于装甲兵编制和战术的观念，对于积极大胆使用装甲兵及其与支援飞机密切协同的观念，大家从1939年的闪击战就已看清楚了。这一点集中体现在1940年欧洲西部的战役，这是战争史上一次势如破竹的胜利。冯·龙得施泰特的A集团军的装甲兵先头部队尽力通过阿登地区，15天内到达了海峡地区，然后北向比利时，与冯·伯克的B集团军会师，把盟国部队困在两个集团军和海峡之间。在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的全力支援下，大部分英国远征军进行了“奇迹般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英军的重装备被悉数抛弃。6月5日英军从敦刻尔克完全撤退之后，重新集结的德国陆军南下越过索姆地区，迫使法国在三星期内投降。就这样，闪击战的型式形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新武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中，技术上出现了惊人的发明和改进。例如无线电引信、“锥形装药”、火箭筒(反坦克火箭的原型)、无后坐力炮、火箭(消失了一个世纪，又回来了)以及伴随出现的炮火瞄准和控制方面的改良。机动军用器材、快速坦克、自行反坦克火炮和其他越野车辆的广泛改进，结合在一起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强了机动作战的能力。  
　　从古斯塔夫·阿道夫时代以来，美国陆军在加强炮兵火力方面的发展，意义最为重大。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在俄克拉何马州西尔堡的野战炮兵学校发展了集火射击技术。单一的射击指挥所能够在宽阔的阵地上迅速而准确地指挥许多炮兵连，或许多炮兵营的火力进行转移，因而炮兵火力效果增强了许多倍。火力集体转移的能力和对单一目标的多炮同时弹着集火射击技术，形成了瓦解士气的强大摧毁力。美国在战场上的火力优势确非其他国家可比，不过苏联同样重视火力，他们以数量充质量，即以炮的数量代替技术改进的不足。  
　　德国人偶尔发现其高初速88毫米高射炮用以反坦克非常有效。事实上，那是当时世界上最优良的炮，在平地或起伏地形上亦可用于常规的火炮支援，在那种地形上，低伸的弹道不构成障碍。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在北非沙漠中使用88毫米火炮的效果最好，他积极调遣88毫米炮与装甲兵一同前进，形成威胁性极大的火力基地，基地周围的坦克迅速向前机动，使英军惊恐万状。  
　　 1941年美国、英国同意在两国分工生产当时还在设计之中的新武器。美国负责发展英国首先设计的无线电引信。英国科学家曾致力于设计测试大气电场变化的设施，但美国科学家断定这种静电设施不如雷达引信有前途，所以在最后发展中，用的是雷达引信。这种引信是装置于普通炮弹顶端的小型雷达。当小型雷达感知附近导电体时，炮弹即行爆炸，临近固体目标时，如树林、地面或飞机时，就触发引信，一般在离目标20英尺到50英尺时在空中爆炸，形成数百片具有杀伤力的散射弹片。  
　　无线电引信第一次用于布尔基战的地面战斗中，不久之后就在英国用以抗击V-1火箭，效果很好，在太平洋战场上曾用于高射炮弹。使用这种引信，不再需要调整空中爆炸的高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曾研究过炮弹空中爆炸问题，遇到很多困难)，瞄准飞机，也不必如定点射击时那样精确。但是据《布尔基战斗》作者休·M·科尔说，那种作用“被严重夸大了。”  
　　战前，英国、美国和日本各自独立地设计武器、装备，研究技术以改进突击登陆战。三国都发展了浅水艇和斜板卸载登陆艇，使登陆部队能够靠近滩头，卸载迅速。在战争期间，英、美制造了如坦克登陆艇、步兵登陆艇等远洋舰船，把突击部队运送过海洋，把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运往敌方滩头。  
　　 19世纪在陆战和海战中都用过火箭，但是从效果看，壮观有余，杀伤力则不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火箭型导弹才真正成为有效的军用武器。从1945年以来这类武器都有迅速改进(见第27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美国罗伯特·H·戈达德博士在实验室进行试验和计算表明，燃烧液体化学混合剂所获推力和末速要大于以前使用的固体推进剂。戈达德博士发明的火箭是具有简单高压推进系统的自由飞翔器，他除了在美国提供了描述其试验和成果的技术文献之外，在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通信时，也对此进行了广泛讨论。  
　　这发展的重要意义在欧洲尤其在德国是得到了承认的。德国火箭学会成立于1927年。在奥地利、英国和俄国也进行了液体推进火箭的实验。希特勒很重视火箭式导弹的潜力，他建立了工程师、科学家专门小组来加以研究发展。他为此花了无数金钱，并深信如用以攻击英国，会摧垮英国人的战斗意志，因为这种火箭会导致严重破坏和巨大伤亡。  
　　 1944年诺曼底登陆战后，德国亚音速脉动喷气式V-1火箭第一次发射，它精度很差，易被侦察发现，也易于被飞机或高炮所击落。更大型的超音速V-2火箭是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弹道导弹，其弹道计算的基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巴黎炮”是一样的。火箭发动机燃烧酒精或液氧所产生的巨大能量，使V-2火箭能运载半吨重的高爆炸药弹头，射程达200英里以上。1944年初，虽然希特勒已拥有数千枚V-1弹道火箭，但直到六月他才下令使用。从九月初到1945年初，对英国和海峡港口发射了大量V-2火箭弹，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希特勒把这种火箭看作复仇武器，用以摧毁非军事目标，作为向盟国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的报复。  
　　德国V-2火箭大约燃烧二吨液氧和酒精，产生20000磅推力，持续62秒或一分钟多一点时间，起飞重量约8吨。在燃料燃烧时所产生的能量可将火箭推到约80英里的高度。在“燃料燃尽”时，火箭的初速可达每小时3000英里，或四倍音速。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及以后陆上、海上使用的战术火箭，当然比V-1和V-2火箭小得多，并且用的几乎全是固体推进剂。第一枚“火箭筒”和防卫伦敦的防空火箭，是用无烟火药作为推进剂的，改良的速燃硝化纤维推进剂，具有足够推力以发射无后坐力炮炮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比赛机动力、人力和后勤支援能力的战争。这次战争中作为机动出发点的工事——不论是永久的或是临时的，再次证明还是有价值的。至于包围战，除了心理作用之外，并无明显效果。空军作为战斗力量与陆军、海军已处于同等重要地位。

25．空军(公元1935年迄今)
空战起源  
　　从神话和民间的传说中证明，自人类进行有组织的战争之后，从空中进行攻击一直是人们渴望的梦想。骑上飞马的勇士，训练有素的天鹰运载着部队，这样的故事难以数计，更不必说骑着炮弹飞越敌人阵线的那些过于夸大其词的神话了。  
　　自从1782年热空气球首次飞行成功以后，专业军人和军事学的初步涉猎者梦想把部队或弹药从空中运往敌后方敏感地区，就有了实现的可能。1794年在莫伯日的法国革命战争中，气球首次用于军事。美国内战中，气球广泛应用，但成效不大。当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被围四个月，共有65个气球在巴黎煤气厂充气后，执行向城外单程空运任务，共运输了23485磅急件，164名人员和381只信鸽。  
　　正是这次任务表明战争中不能用气球进攻，因为这样做几乎肯定要失败。许多巴黎气球降落在德国阵地之内，有些飘落出海，至少有一个气球已飘到挪威。很清楚，气球必须有了更加容易控制上升和推进的方法之后，才能梦想飞到敌人后方去。  
　　 1903年莱特兄弟的发明找到了更好的路子。从第一次动力飞行到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才间隔11年时间，飞机已发展成为战斗武器。第一架飞机意在补充信鸽进行通信和加强骑兵侦察。1907年美国陆军为此目的建立了陆军通信兵所属航空小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空战  
　　从一开始，美国军人和军事航空人员就在考虑使用飞机遂行直接作战任务的方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参战军队都想使用飞机。从仅能进行观察的侦察机演进到战斗机，是在飞机上装置机枪之后不久的事。机枪可以由驾驶员或观察员射击。这样，虽然军用飞机的主要用途仍是侦察，但飞机已具备了积极作战的能力，从此在战场上获得制空权就成为机载武器的任务了。  
　　飞机里安装机枪的想法在战争中双方早有酝酿，但当时的飞机和武器有许多缺点，机枪需装置在螺旋桨翼旋转的半径之外，如装置在机翼上下，但这样很难进行有效地射击。解决的办法是把机枪安装在驾驶舱飞行员的旁边，这样飞机头部和武器可同时瞄向地面或空中的敌人。但是麻烦在于机枪子弹碰击螺旋桨，会很快把桨翼打坏。  
　　法国人临时想出了一个原始的解决办法，即在螺旋桨翼上包一层钢板，这样本来要穿透桨翼的子弹就可弹跳出去。德国人从缴获的法国飞机上看到了这粗糙的防弹装置，进而在福克尔型单翼机上安装了性能良好的固定机枪，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快就处于领先地位。德国机枪射击时与螺旋桨旋转同步，子弹可在旋转的螺旋桨翼之间射出。后来在此基础上，法国人在纽波尔特飞机上安装机枪时，又作了改进。机枪装在机翼上的做法，当时还很少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有三种不同的军用飞机：即侦察机、战斗机和更为笨重的轰炸机，轰炸机通常装置多个发动机。大多数是双翼机，也有三翼机和少数单翼机。  
　　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队长休·特伦查德将军于1917年发展了合成战斗轰炸机，这是最重要的进步。把战斗机稍作改动，携带四颗轻型(25磅)炸弹，用以支援地面战斗，而战斗机的性质未变。这样，战斗机夺取空中优势的主要目的达到之后，就可以单独使用机枪，也可投掷轻型炸弹以支援地面部队。1918年使用战斗轰炸机，对于德国大规模进攻获得初胜是有贡献的。英国的战斗轰炸机在抑制德方进攻方面，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英国的索姆河反攻(1918年8月)和美国的圣米耶尔进攻中(1918年9月)，首次大规模使用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进行航空火力准备。  
　　空军领导人员，尤其特伦查德将军强烈要求组建独立的空战军种，就象陆战有陆军，海战有海军一样。1918年初，特伦查德将军获得如愿，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改编成了独立的皇家空军。当然，应否独立这个问题还是可以争论的，但采取空军独立方针的英国和别的国家，总的看来，更加有利于灵活而大胆地使用空军。  


空军的热心倡导者  
　　 20年代、30年代关于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军事理论家当中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有一些国家，如意大利、德国等学英国的样子，建立了独立的空军，使空军与陆、海军平起平坐。但大多数国家还是把军事航空部队作为陆军的组成单位，在多数情况下，如像在美国，把军事航空部队分别编入陆军、海军。  
　　虽然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创建了独立的空军，皇家海军却坚持要继续控制海上的飞机，尤其是舰载机。所以海军航空兵隶属于皇家海军，而不是皇家空军的组成部份。美国海军同样坚决要求控制海上空中力量，因美国的其他军事航空部队仍然置于陆军控制之下，这个问题争议不大。  
　　最著名的空军倡导者是意大利飞行员朱利奥·杜黑。他在1921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空中指挥》。有些人把他比拟为伟大的美国海军倡导者——称他为“空中的马汉”。世界上的空军人员，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空军人员是同意杜黑下述论点的：即在未来战争中，将依靠空军取胜，空军需要袭击敌国后方地区和地面战线。早在严阵以待的敌方地面部队作出反应之前，敌方工业国家的作战能力已被破坏，人民受到恐吓，继续作战的意志已被摧毁，杜黑认为在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中，空军占据第一位，而陆、海军已沦为空军的支援部队。无怪乎大多数将帅不同意这种观点。当然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空军人员和一些军事战略方面的文职著述家是同意这种观点的。  
　　有趣的是，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来之际，美国空军虽然还在陆军控制之下，却像英国皇家空军人员一样，热情地采纳了杜黑的主张，同样有意思的是，德国空军虽然是个独立的军种，但只作为陆军和海军(一定程度上)的助手在使用，从未真正试验过杜黑的论点。许多英国人把特伦查德的理论，许多美国人把米切尔的理论和杜黑的论点是等量齐观的。  
　　事实上，诚如我们所见，空军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指挥和结局的影响，比大多数将帅在战前的估计要大，但还达不到杜黑、特伦查德和米切尔所预料的那种程度。事实很显然，如果武器的杀伤力能够达到极大数量级，战略空军理论才能成立。高爆炸药可以造成惊人的破坏，但炸药本身还不能如杜黑所言，可以摧毁某个国家及其作战能力。原子弹的使用(这一点杜黑并未估计到)才给他的理论赋予了真正的意义。  


技术和飞机的发展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技术进步，尤其在发动机和飞机结构上的进步，明显增大了飞机的速度、航程和运载能力。这期间出现了现代高速战斗机和近程、远程轰炸机样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殖民地边界战争或种族战争中把飞机看作是一种效果极好的惩罚性武器，使用飞机不仅对地区暴乱能作出快速反应，而且常常因此而避免了代价高昂的地面讨伐战。  
　　英国的飓风，尤其是喷火式战斗机是下单翼单发动机的典型机种，在德国，梅塞施密特Me109是典型机种。这些飞机在机翼上安装了多达6挺或8挺机枪，改装后并可运载轻型炸弹，起到轰炸机的作用。其飞行速度每小时达350到400英里。  
　　双发动机的下单翼轰炸机(道尼尔、海因克尔、布伦海姆等各型号)也出现在这个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现代轻型、中型轰炸机的样机。这些飞机的航程、速度、载荷量都有提高，可以装载更多的杀伤武器，航程可达500英里。这些飞机在当时已可大批量生产。  
　　 1935年，美国生产了战略轰炸机样机，设计者意在实现杜黑、特伦查德和米切尔所预言的那种战争。B-17或“飞行堡垒”是第一种现代化的四发动机远程轰炸机。B-17和基本相似的B-24“解放者”和更先进的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B-29“超级空中堡垒”，在击败德国和日本时起了主要作用。  
　　 1939年，英国雷达有了革命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完善了战斗机的引导方法。无线电通讯和控制中心发展后，就能够十分有效地使用战斗截击机。新引导系统增大了英空军单机或多机作战的效果，为英国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英国喷火式战斗机的质量稍优于Me-109，实际上在英国战役中，喷火式战斗机尚未充分发挥潜力。大部分喷火式战斗机装备有甚高频无线电，但因有些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和大部分飓风战斗机中队尚未装备无线电，所以只能以高频通讯实施无线电指挥。  


德国空军和闪击战  
　　新型战斗机和轻、中型轰炸机性能日益提高，为创建第一支现代战术空军——德国空军提供了手段。西班牙内战为地面武器及其原理的发展提供了试验场地，同样也为飞机和空战提供了试验场地。德国、意大利和苏联对于飞机的战术运用都获得了相当的经验。当时德国和意大利支持佛朗哥将军的西班牙“叛乱者”；苏联帮助“忠于共和政*府者”部队。后来，德国空军与装甲师、步兵师互相协同，才得以快速蹂躏波兰、法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和苏联西部。德国进行闪击战，几乎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就能决胜。  
　　当然，闪击战大大得力于德国人有效而彻底地改革了战术空中支援。他们从闪击战的原理出发，把战斗机、俯冲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组合成一个战术武器系统进行作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德国和英国都试验过战斗轰炸机空中战术支援的原则。但实施这个原则最成功的第一个战例还是德国入侵波兰之战。德国人在此次入侵中，飞机和装甲车辆的协同也是成功的。这一点早在20年前就为某些英国人如斯温顿和富勒所预见。  
　　在飞机(俯冲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支援之下，装甲纵队的包围行动体现了战术空军的三个基本功用，就是：(1)击败空中之敌，摧毁和压制敌空军基地以取得空中优势；(2)遮断交通线以断绝敌方增援和供应；(3)用航炮对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火力支援，攻击战场目标。德国起先最强调第二方面。因为德国第一个对手在空中只能进行微弱抵抗，而德国空中武器对于暴露的静止目标最为有效。经过西线八个月的“假”的战争僵持局面之后，德国继续对荷兰、比利时、法国进行了同样的闪击战。上述战争中斯图卡和梅塞施密特飞机大力支援地面部队行动，尤其对于交通中心和车辆集中地区是个致命的威胁，这些飞机还承担侧翼掩护的任务。  


英国和美国空中支援的基本原则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和美国也想要发挥空中支援的潜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空中支援方面最重大的发展是在中东战场。1943年英空军在阻止隆美尔向埃及进攻的战斗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空中和地面部队之间灵活协同的程序由英国战场司令官制定。司令们在这时候才能第一次搞清楚德国人早已实施的战术空中支援三大任务。英国和德国在方法上的主要不同点是空、地指挥关系问题。按德国的体制，空军指挥官隶属于地面指挥官，并按地面指挥官的要求部署部队。如无重大空战，这样也无多大问题。但英国人发现在与凶恶之敌较量中，若要夺取或阻止敌人取得空中优势，空军将顾不得地面战斗如何，只能把夺取空中优势作为第一位目的。因此，空军指挥官必须从最适宜于空战的原则出发来部署和使用部队，对地面目标则顾及甚少或不予关照。  
　　美国参战后，起先是按德国的体制行事的，但在突尼斯早期空战和地面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之后，美国采取了英国体制，成了美国认可的空战原则。战后，根据飞机的急剧变化，对于上述原则是否正确，又引起了许多争论。不过从1942-1945年的飞机和武器情况看，当时采取这种原则，无疑是最好地发挥了现有能力。  
　　在对日本的战争中，确定战斗机的首要任务从未象在北非和欧洲作战中那样成为严重问题。部份原因是，经过几个月的交锋之后，日本在空中的抵抗不象德国在西线那样激烈。因而在太平洋和亚洲大陆战场上，陆军飞机、海军飞机和海军陆战队飞机的作用与早期欧战中德国空军的战术支援作用十分相像。太平洋地面战斗中飞机的最佳使用是对敌滩头防御实施猛烈轰炸和支援两栖登陆。在中太平洋作战中，航空火力准备的任务以及随后对地面战斗的紧密火力支援，主要由舰载机执行。  
　　在西南太平洋，空中支援任务通常由第五航空队的战斗机执行，其机场在离滩头堡500英里之内。只在霍兰迪亚和莱特湾登陆战中，突击部队起初依靠舰载机支援。两次登陆战斗空中支援效果都很好。只是莱特湾海战时，日本陆基飞机在滩头与虚弱的美国舰载航空部队较量中，一度短暂地占有空中优势。由于美军快速改建了岸上机场，陆基战斗机迅速到达，加上航空母舰的增援，形势立即有了改变。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地面部队再未遇见严重的空中抵抗。  
　　在缅甸和中国作战中，1941年底和1942年初，日本具有空中优势，但到1943年，情况有变化，主要因为日本被迫把绝大部份空中力量部署在太平洋上以对抗美国，这样盟国完全控制住了缅甸上空，盟国飞机在华南和华中上空也很少受到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两类主要武器(空中格斗武器除外)与对地战术空中支援有关。第一类是防空武器，这是地面部队用以回击进攻飞机，以限制其夺取空中优势；第二类是飞机用以攻击地面目标的武器，这有助于夺取空中优势。  


防御空袭  
　　首批防空武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步兵的步枪和机枪，用以对抗扫射的战斗机。这些武器一般用处不大，仅仅对维护受到惊吓的部队士气有所帮助。后来使用了特别装配的0.3英寸和0.5英寸口径的机枪，附有粗糙的瞄准装置，可以使机枪对攻击飞机作“前置瞄准”。也还使用了附有类似粗糙瞄准装置的轻型火炮。这些火炮发射装有瞬发引信和定时引信的高爆弹。可是这些防空武器效果仍不理想。  
　　两次大战之间，所有国家的高射炮都有极大改进。由于加强防空的需要，军用电子技术大为发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已经有了较为精巧的计算装置(与现代光学设备相结合)，可以精确追踪飞机，预测飞行路线，测算距离、高度和高爆弹到达拦截射向点的飞行时间。通过这种计算装置可以电动调整火器的左右高低射向。这些改良，对于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飞机确是致命的威胁，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飞机性能已有提高，那些改进后的武器，精度相对又显得差了。所以这次战争中飞机损失率虽极高，原因还不在于此。  
　　无线电引信或者延炸引信的发展(见第24节)，大大增进了高射炮的杀伤力。由于雷达跟踪设施和电子装备的发展，高炮对于低空飞机的杀伤力进一步增大，然而为抵销新技术效果的反措施又跟着出现。如1943年盟国轰炸机进攻时，撒布“金属干扰带”或者无数金属箔片以干扰德国电子防御设施。具有“机载导航雷达”系统的飞机，高速、高空飞行能力日益提高，能够用雷达发现并指示目标。这就大大抵销了新的防空技术的优势。  
　　防空武器的近期发展包括大型火箭发射的自动寻的导弹或电子制导导弹。  


航空武器与地面目标  
　　谈到空对地武器，至少直到50年代，主要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用过的两种，即机枪火力和小型杀伤高爆炸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增加了很重要的两种，即凝固汽油燃烧弹和火箭。这两种武器增强了空中支援的实际效果，亦有助于增长己方士气和瓦解敌军士气。  
　　空中对地面目标的袭击效果，就摧毁杀伤力而言，不能尽如人意，而人们对一架较小的飞机能集中装载数量惊人的武器弹药，曾寄以更大的希望。飞机历来在发现和攻击远距离目标时精度差，飞越目标时速度高，飞机作为射击平台与地面相比不太稳定。不过当炮兵支援有限，或火力不能有效打击目标时，飞机常常在支援地面部队时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支援飞机对地面部队的士气影响极大，对被攻者可使其士气消沉，对被支援者可使其士气振奋。  


空军和后勤  
　　飞机的后勤支援潜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尚未被完全认识，但使用运输机进行空降突击，许多国家在战前就认识到了，德国人和俄国人曾进一步发展了空降作战原则。使用运输机对地面部队进行大规模的后勤支援，大量地面部队的战略性空中转移，日常的和大规模的空中后送伤员等等，这些做法都是美国人在英国大力配合下首先实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中、缅、印战场上，最广泛实施的是空中运输。史迪威将军在北缅的作战部队(最后战斗实力超过六个师)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全由空运解决供应。能远程突进温盖特的钦迪特旅全是依靠了空军进行突击、空中战斗支援和空中后勤支援。斯利姆将军的第14军在中缅进攻的胜利高潮中，主要依靠的也是空中供应。与此同时，在更靠北的地区，中国人和美国人也是靠空中供应进行作战的。上述种种显示了飞机惊人的空中后勤支援能力。  


空降作战  
　　空中突击部队如同装甲师，是属于20世纪型的部队，它的特点、训练、武器和技术等方面都需从特定任务出发加以考虑。部队的使用原则必须和其特点和所执行的任务相一致。不仅空降部队内部要协同，还必须和执行共同任务的其他作战部队协同。例如在空降突击的情况下，有一条主要原则是：空降部队必须迅速和配备有重武器的常规部队会合，这就是协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飞机的机件不可靠，载荷能力有限，起飞性能不稳定，这样，作战中就不能用飞机运载部队作战术上的调度。而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结束时，普通的和驾驶员专用的降落伞才得以改进完善，这种降落伞能快速张开，便于携带，牢固结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部队进行空运的必需条件已开始趋于成熟。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结束，美驻法勤务部队的威廉·米切尔准将，已准备于1919年进行空降作战。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苏、德两个政治上具有明显侵略性的国家曾坚持不懈地试验过空降作战，或许这也是自然的。苏联在1930年就进行过试验。德国自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也跟着进行试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德两国已拥有师规模的伞降部队和空运部队。  
　　当时其他西方国家这方面的进步不太显著。美国在1928年的陆军训练中，曾用降落伞投降过少量人员和装备，随后，还偶尔进行伞降训练，但直到1938年才将空降作战列入陆军条令，到1940年才开始整编和训练空降部队。英国虽然早在1927年已进行试验，但也是到1940年才组建了空降部队。法国和意大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还没有空降部队。  
　　俄国在空降部队的发展方面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国家，虽然就空降作战而言，他们是微不足道的。西班牙内战的经验并不令人满意，接着1940年，空降部队在芬兰的作战也令人失望。所以大家都不再重视空降作战，直到1940年和1941年德国分别在荷兰和克里特岛空降成功，情况才有所改观。这也使苏联恢复了对空降作战的兴趣。德国对苏侵略时(1941年6月)苏联有三个前出的军，每军配属了一个空降旅，装备齐全。以后几次主要作战中，苏联空降部队屡遭挫折加上飞机缺乏，作战又有紧急需要，所以就把空降部队作为常规地面部队使用了。  
　　 1940年以后，德国空降部队的发展情况很少透露，但成效显著。德国在大战之初，空降战获得成功，不仅因为实事求是地估量了空降部队的局限性，而且还能冷静地对待任务和客观地估计他们的能力。所以除一、二次例外德国人一般不给仅装备轻武器的空降部队分配不适当的任务。他们在条令上规定空降部队应与装备重武器的常规部队迅速会合，条令中最后特别强调了要充分利用突然性的作战原则。  
　　 1940年春天，德国以经过训练的空降兵4500人组成第七空降师。该师隶属于空军，而不归陆军领导。德国空降师下设三个步兵团，一个通信营、一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反坦克营和一个高炮营。辅助部队和其中的一个步兵团是由滑翔机运输的。  
　　德国为增进空军空降师的能力，将陆军第22步兵师(12000多人)进行了机降训练。用来进行空降作战、投伞空运、滑翔机牵引和部队运载的飞机都是容克52式运输机，这是一种能装载22名武装士兵的三引擎单翼机。1940年时的滑翔机是DSF230式，能载9名士兵。  
　　从现代意义上说，上述两个师中只有一个才是空降师，另外的一个步兵师可以机降，这就是1940年5月10日德国发动西线进攻时所拥有的全部空降力量。考虑到德国空降部队人数不多，其所获战绩已很辉煌，主要原因是他们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富有胆识，战术上足智多谋。例如德国人用了投降假伞兵的办法把敌方注意力引离实际投降地域，并在这些地域造成增大实力的印象。另外一个办法是对空降地域实施猛烈的航空火力准备，有可能时，也进行炮兵火力准备。1940年5月10日德国实施空降战，主要针对荷兰，只留下500名士兵的预备队用于比利时。对荷兰实施空降战的主要目标是鹿特丹、多德雷赫特和莫尔地克的桥梁。海牙只作为第二位目标。四个伞兵营、一个空降团进攻三个主要目标，获得完全成功，损失极小。一个伞兵营、二个空降团进攻海牙，伤亡惨重而导致失败。  
　　德国在比利时的空降作战获得险胜，但战绩出乎意外地辉煌。此次作战的目标是“马斯特里赫特附属地”以西阿尔贝河上的两座桥梁和埃邦埃米尔堡，该地扼守空降地域翼侧。攻占运河上的桥梁和要塞是场漂亮仗，并不费事。但荷兰人成功地炸掉了马斯特里赫特的默兹桥，滞迟了自东而来的会师部队，但并未影响最后结局。  
　　此外，德国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进行了四次空降作战，其中克里特岛是一次大规模的空降战，是历史上唯一仅由空降部队进行的主要战役。德国空降部队和飞机的损失十分严重，从此再也无法进行重大的空降战。  
　　进攻克里特岛是由第7空降师在希腊第五山地师支援下进行的。按计划此次登陆战可以立即得到舰载部队的支援，但海上支援遭受英国海军阻挠。该岛英国战斗机的防御十分微弱，空降第7师着陆是在德国空军严密掩护下进行的。但空降部队着陆后受阻，遭受严重伤亡，于是决定第5山地师着陆。若不是冒着英国人的炮火，在表列梅机场着陆成功，山地第5师的增援也要失败。表列梅机场着陆成功为最后进攻获胜奠定了基础。  
　　德国空降战虽有局限性，但对所有参战者提供了有用的经验，以后又为盟国的经验所印证。空降作战中突然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旦达成突然性，就必需迅速猛烈地扩大战果，不给敌人以喘息和作出反应的机会。  
　　空降作战中陆军和空军各自分开指挥会造成困难，因为伞兵和滑翔机降部队不可能装备齐全，以对付地面的顽强防御，尤其缺乏装甲车辆和反坦克武器，使情形更为困难。所以，空降部队着陆后，必须迅速在短时间与常规部队会师，这一点对于取得胜利十分重要。最后要注意，空运要和地面部队的行动相适应。  
　　随着战争的进展，美国、英国在进攻中经常实施空降。部队经常由飞机空运，然后伞降到地面，或者由滑翔机运载，进行“摔机”着陆。  
　　在海上，飞机对于水面部队的支援，其原理与陆上相似，虽然在某些重要细节方面有不同之处。两次大战接近结束之际，专家们对于空军能力及其局限性的看法，意见极为分歧，但空军已成为战斗部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在这一点上，大家是一致的。

26．从登陆队到联合特混舰队(公元1940年迄今)
两栖作战的来历  
　　自从人类开始“上船下海”，不论他干什么“海上营生”，在航行中总是要牵涉到在外方陆地登岸的问题，而在陆上的人们又往往企图阻止船上人员登岸，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传统的对抗形势就形成了，船上人员进行登岸的战斗，而岸上的人进行反登陆战斗，对于守在岸上的人来说，进行这种战斗没有什么异常之处，但对于登陆者，战斗就比较特殊。有关的水手就要从船上活动过渡到生疏的陆上战斗，这是很棘手的问题。但多半情况是水手留在船上，作为船上乘客的士兵就要承担登岸的任务，并要求其登上岸后立稳脚跟。从乘客转变为战斗员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处在这样一个尴尬的转变时期，使得登陆作战——近来才称为“两栖作战”，变得既复杂又危险。为减少危险，把麻烦减少到最低程度，规定操纵船只，运载士兵(或者也就是其他水手)上岸，是水手的责任，为了使士兵上岸后迅速方便地到达滩头，登陆还应选择在岸上人员抵抗较微弱之处。所以很显然，作战若要成功，船只操纵人员和参战人员之间需有相当的计划和协同。  
　　纵观历史上无数登陆作战，成功的固然很多，但失败的也不在少数。水手负责船只操纵和运载士兵上岸，士兵上岸后负责战斗。这两种人员之间在计划和准备阶段，除少数情况外往往意见不一致。海上作战和陆地作战不同，水手、士兵之间观点不同，在进行复杂的登陆作战中，摩擦几乎不可避免。  
　　水手们要保证船只不搁浅，希望不要在无准备情况下被不意出现的敌方舰队卷入海战，士兵则希望不湿衣服就能上岸，希望在全部上岸摆开阵势之前不要遇见敌人。这种希望也是不奇怪的，但对立的愿望很少能够完全得到调和。所以，很自然，士兵和水手只要可能总是回避两栖作战或登陆作战。历史上，20世纪之前这是通常的情况，只有少数重要例外：如古希腊人，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他们在爱琴海上和在岩石重垒的海岬之中几乎感到同样舒适而习惯。北欧海盗又以他们善于在海上、陆地以及海陆之间的滩头上作战而自豪。  
　　到17世纪末，士兵和水手之间的区别自然也常常转化，有时甚至已经消除。例如在军官和高级船员之间尤其如此。在古代和中世纪，舰队入海，船上战斗人员及其指挥官都是军人。那时大多数海军将领往往是原来的陆军将领。但火器改良完善之后，出现了海上作战的帆船，海战陆战就各自向专门化发展而区别越来越大。随着17世纪后期英国著名军舰“海上将军”布莱克和蒙克号的出现，后甲板上、马背上——即海上、陆上指挥官相等的时代就此结束。  
　　往后250年，海、陆军事专业进一步分野并趋于专业化，当需要进行登陆作战时，协同更加困难。也有例外：如1759年沃尔夫将军和桑德斯海军上将在魁北克，1801年海军上将基思和艾伯克龙比将军在阿布基尔都曾进行协同。尽管在协同过程中有些摩擦和误会，甚至常常提出临动议，但英国陆、海军司令官们在上述两次战斗中，至少是努力合作的，他们真正共同计划，共同努力作战。  
　　上述例子说明，大不列颠帝国的海上利益和殖民利益，迫使皇家海军和陆军在两栖作战中进行协同。这种被迫协同的因素多于自觉的因素。19世纪，英国作战中胜败参半。1814年打算占领华盛顿的登陆作战，以及后来1815年新奥尔良之战都失败了。  
　　在该世纪，美国也吸取了一些教训。美国早期最能干的两栖登陆战实践家是温菲尔德·斯科特。由于他的1813年安大略湖乔治堡之战和1847年墨西哥湾维拉克鲁斯之战获胜而名声卓著。(第一次作战是和海军准将奥利夫·哈泽德·佩里合作，第二次作战是和他的弟弟马修·加尔布雷思·佩里合作，这是很有意思的巧合)。美国内战中，在北卡罗莱娜的开普菲尔河口的菲什尔堡是北军发动数次两栖作战的战场。1864年12月，在愚昧的本杰明·巴特勒将军指挥下，打过一仗失败了。一月之后，艾尔弗雷德·H·特里将军和戴维·D·波特海军上将协同之下，共同计划，共同指挥作战，获得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登陆作战和加利波利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有两次登陆战失利，这表明英国和美国需要维持和发展海上力量。登陆战原则应与当代武器技术的发展充分地保持同步。1914年11月在坦噶，德国将军保罗·冯·莱特欧·沃尔贝克打退了英国登陆部队。这是他连续四年在东非所获一连串胜利中的首次胜利。然而那是1915年4月和8月，在加利波利的失败才使英国最清楚地暴露了陆、海军之间的差距。  
　　英国的经验，事实上导致当局认为面对现代精锐陆军，两栖登陆战不可能获胜。防者凭借野战工事掩护，处于有利地位，使用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现代武器进行射击，这对于蹒跚上岸、处于开阔滩头上的攻者似乎是无法抗拒的。但其他军事分析家对于加利波利的结局又有不同的看法。为了了解他们争论的性质及其结果，理应回顾一下过去。  
　　 1915年2月，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进攻流产，这是个预先警告。土耳其在德国奥托·利蒙·冯·桑德斯指挥下，在达达尼尔海峡地区集结部队，并在可能登陆地区建筑了工事。1915年3月底，一支规模巨大的协约国舰队，集合在靠近海峡出口的希腊群岛上，防御者也迅速作好了应战准备。  
　　出乎意料，由于英军措置失当，土耳其赢得了更多的战备时间。当英国司令伊恩·汉密尔顿将军命令部队做好登陆准备时发现，部队已上了运兵船，装备和枪炮已装在货船上。如果平时行动，无疑人员和装备分船装运比较方便，但对于两栖登陆，却十分不利。于是船只开回亚历山大，按单位进行战斗装载，人、枪、弹药、装备在同一船上运载。  
　　与此同时，利蒙·冯·桑德斯充分多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他组织指挥大约6万人进行弹性防御，尽可能作好准备，以对付英国可能沿长达几百英里海岸线上任何地点进行登陆。  
　　 4月23日，登陆战开始，登陆部队由各种不相匹配的小船装载，形成杂乱的纵队进行登陆，舰炮进行火力支援。尽管损失重大，英国人仍夺取了两个主要据点，并很快就要占领两个能够鸟瞰整个半岛和海岬的制高点。但由于动作十分迟缓，加上指挥无方，竟失去了取胜的机会。而迅速集中的土耳其人却占领了高地，并在狭窄的滩头四周挖壕据守。  
　　战后，研究这次作战的分析家认识到，英国没有取胜，并非由于土耳其火力猛烈，虽然土耳其的火力也使英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分析家注意到火力优势是在英国一边，英国能够突然集中重型大炮火力射向选择的登陆点。而土耳其人并不知道英国将在何处发动攻击，所以把绝大多数人员和武器作为预备队配置，直到英国人发起攻击才投入使用。所以当英国部队靠岸时，尽管据守若干滩头的土耳其部队以战壕为依托，重创了英军，但开始时的火力对比，英国占优势。并且，英国部队登岸后，其增援部队要快于土耳其预备队的陆上增援。英国的失败是由于缺乏原则，缺乏计划，缺乏协同和缺乏果敢的指挥。  
　　 1915年仲夏，已登陆英军陷于半岛一端的几个令人烦恼的浅滩之中，英国人决心在新到的一个步兵军共25000人的增援之下准备再战。  
　　 8月6日晚，新到的步兵军在苏夫拉湾上岸。目的是重新夺取全局的主动，解除来自筑垒环形防御的压力。登陆时间预定22点30分，恰值下弦月亮上升之际，作战由弗雷德里克·斯托普福德指挥，他被选定担当这个重任，并不是因为他英明果断，而是因为资格老。他和他的部队均无作战经验，他的下级指挥官没有经过特别的训练，对于此次作战的特殊战术问题一无所知。而海军已把许多舰船，包括威力最强大的战舰调遣回国，所以不能提供足够的炮火支援。  
　　在夜暗中登陆成了组织指挥和没有经验的官兵的沉重负担。单位建制互相混杂，官不能指挥，兵难于受命，因为谁也弄不清他在和谁对话。敌人火力又加剧了混乱，后果自然是一片惊慌，失去控制。  
　　其实，射向一片混乱的登陆人员的敌人火力是微弱的，但那么微弱的火力也被证明它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登陆部队经过一夜惊吓，变得死气沉沉，第二天天亮，也不能使士兵们有所振奋，要沿着海滩连接的盐碱地直到远处的高地，用靴子把士兵们踢醒过来。少数勇敢的士兵已向东边攻打过去，大量的还在离水边不远处纹丝不动地耽着。斯托普福德将军上了一艘英国战舰，似乎也无法恢复对部队的控制。他的师长们既无指挥也无引导，实在是等而下之。土耳其部队却向前靠拢，固守鸟瞰海湾的山瘠。这山瘠本来英国人早在7日就应抢占，哪怕没有海军炮火支援也必须抢占。加利波利的希望成了泡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场大规模登陆战告吹，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两栖登陆战原则  
　　从加利波利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两栖登陆战变化剧烈，引人注目。历史清楚地表明，不研究这个时期中两栖登陆战的曲折发展过程，就无法叙述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在大战的最关键时刻，欧洲轴心国控制了欧洲大陆的海岸线。日本则占据着包括西太平洋海岸的整个环形地带，只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留出了一条海上通道。这种情况下，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取胜，只有在一个战场上从海上入侵欧洲大陆，在另一个战场上一环一环地夺回日本人设防的群岛和环礁岛。日本人在这些岛上严密设防，抵抗敌对力量以保卫本土。  
　　同盟国执行了上述任务。在恢复战局过程中，同盟国的两栖攻击从未失败，这看来似乎是个奇迹。因攻击部队人员易被杀伤这个固有特点仍然未变，防者往往具有强大的火力优势。那么登陆战为何又能获胜呢？这种现象只能作如下解释，即两次大战之间两栖登陆战理论已发展健全，火力支援包括航空火力支援有了改进，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制造了新的、专门设计的登陆车辆和舰艇。  
　　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的两栖登陆战原则，大部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在1922-1935年之间发展的。虽然大部队实际投入两栖攻击战时，这些原则要作大量修正，但基本上是正确的。这原则实际上就是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军事思想家约米尼的一个格言的修正而已。约米尼说：“在选定登陆点方面要欺诈敌人，选择滩头时，在水形和地形条件上要有利于攻击者，要使用海军炮为部队开路，要尽早将火炮搬运上岸，抢占能扼守登陆地区的高地，把攻击推向前进。” [ 注：杰特·A·艾斯莱和菲利浦·A·克劳尔著《美国陆战队和两栖登陆战》(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第4页。 ]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战试行教范》(1934年)强调了海军炮代替陆上火炮的支援作用。在步兵进攻时应当有陆上炮火的支援。教范重点强调了人员、供应品的战斗装载规则，作出了先登陆、先卸载、在岸上先使用的安排。部队各单位应靠拢，以维持统一指挥。需研制能在船首开门，使部队和装备能快速登岸的低吃水线的登陆舰，滩头调整哨分队应首先登陆，对滩头进行标示，维护通向舰船的交通，指挥各部队单位离开登陆地域，这样可避免登陆地域的拥挤和混乱。教范认为，空中优势要达到三比一的强度，这个比例是进行成功突击所必须的。还需解决空对舰船、空对地面的通讯联络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栖作战  
　　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栖作战的原则作了修正和改良，然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首先运用。比较重要的最新改进有：(1)重点强调对登陆地域敌防御设施、敌部队集结地域、公路、铁路，尤其对滩头后方地域要进行火力准备。(2)大力改进支援火力的组织指挥，大力增加舰炮火力数量。(3)制造一批船身较低的中小型登陆舰，要求速度更快，防护力更强，性能高度可靠，以保证统一运载，是一种真正的、具有两栖作战特点的、更加新型的先进登陆艇。(4)发展另一类远洋运输舰，最有代表性的是坦克登陆舰。它具有紧闭的舰首翼门，可直接向海滩卸货(人员、重武器和供应品)，从而更便于在滩头阵地集结力量，加强攻击，船对岸的后勤供应大为简化，火力支援大为增强。登陆部队进攻，可以与航空火力和舰炮的火力的准备准确地同步进行。所有这些，都能震撼防御部队。无线电话通讯的发展对上述进步也是至关重要。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30年代都曾试验过平底登陆船，并各自发展过具有防弹性能前跳板的类似舰船，这种船在接近滩头时有防护能力，一旦船首在水边搁浅，放下跳板，船上人、货、装备可迅速登岸。日本也曾试验类似舰船，在和中国作战时，曾实际应用。日本人还建造过比英美更大的舰艇和驳船。最早在侵略马来亚和爪哇战争中使用过这些舰船，这样就引起了英美仿造的连锁反应。1944年8月13日，罗斯福总统在提到这种舰只时曾不无夸张地说：“这是一种我们在二年半以前还未梦想过的全新的登陆舰。”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曾大批量生产登陆舰船，生产登陆舰并不是由佛兰德和敦刻尔克失败的刺激而引起，而是发生在珍珠港灾祸之后。  
　　另外，生产弹药也十分重要。攻击前的火力准备所需弹药，往往比预计的要大得多。“贾法尼”作战(1943年入侵吉尔伯特岛)之后，里奇蒙·凯利·特纳海军上将不得不电告海军说，这短暂一战竟耗尽了他60%的弹药，这些弹药本拟用以对付整个战争。  
　　两栖攻击部队或登陆队，在开始登陆时与空降作战肯定有相似之处，在如下两种情况下，却与其他步兵进攻相反。突击部队最终到达战场之后，易受防御者火力杀伤，而自身武器因不能发挥作用而几乎无能为力。这方面单个空降兵比登陆队士兵就更加孤立，在敌火下更加暴露。登陆队士兵在登陆艇中对敌火还有所防护，也还有同伴。空降兵突然自天而降对敌士气有更大的瓦解作用，而登陆艇公开向敌海岸靠近，缺乏突然性，对敌士气瓦解的作用较小。空降兵具有突然性，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抵销了它不利的一面。然而，登陆部队不仅有运载自己上岸的舰上固定机枪的掩护，也还受到支援舰火力的掩护，包括外海舰重炮和近距火箭炮火力的掩护，他们还能观察到对敌防御阵地摧毁性航空火力准备的情形。  
　　然而当第一突击波到达海滩时，步兵此时是精神上最脆弱、肉体上最疲劳的时刻，登陆虽然亦可能达到突然袭击的效果，在水上接敌时，一般不易遭受损失。但事实上，他们的体力疲劳和害怕紧张肯定要比岸上驻守部队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表明，不管火力准备的效果如何，防御部队凭借普通的土木工事，经受空中和舰炮的“饱和”火力袭击，而仍能保持有效的战斗力。  
　　登陆部队由于在船上拥挤、晕船，加上陆地进发过程中对于前程的长期忧惧，所以往往病员猛增，一旦遭受射击，他们又无能为力，无法作出反应。美国联合特混舰队对欧洲、北非沿海和太平洋、地中海诸岛的突击差不多有数百次之多。其中许多次攻击避开了严密设防的滩头，但其他多次攻击却遭到了防者水线瞄准火力的致命射击。其中较重要者至少有三例，即中太平洋的塔拉瓦之战，意大利的萨莱诺之战和诺曼底的奥马哈滩头之战。这些战斗开始时，对于结局如何，攻方是极为焦虑的。往往战斗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而结局仍然是成败未定。这三次登陆若被击退，对于美国是骇人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失败。但每次都获得了险胜，原因是在不同程度上攻者受到了四种援助：在盟国占空中优势的背景下，空中支援得力；准确有效的舰炮火力支援；攻方越过滩头的增援部队比防者数量多、行动速度快；部队按两栖登陆战的原则受过很好的训练，指挥官又都信奉这些原则。  
　　两栖登陆战原则中的关键因素是作战的目的，这点谁都能理解。就是说登陆部队的作战目的不仅要通过水线，而且要通过滩头到海滨沙石地区，进而到达岸边高地。行进时尽可能队形严密，武器、主要供应品尽量齐全。加利波利战斗证明，登陆部队如在滩头被困住，就会彻底失败，如能到达滩头，并前出到道路出口，就能如其他野战一样，进一步以火力和运动相结合，来分割和攻击敌军。1933年，共同博德出版社出版的登陆战旧教范中叙述两栖登陆战发展到上述阶段后，和其他作战的区别只是“登陆战事实上不过是对有组织的防御之敌的阵地攻击，只是以舰炮火力支援代替师、军和集团军炮兵火力，以一般的海军飞机的支援替代了陆军飞机的支援。”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需要在北非、大西洋、地中海欧洲沿岸、东南亚沿岸和太平洋岛屿进行登陆战，但小型两栖登陆舰未能满足这种需要。结果作战原则普及了，但遇到某些具体问题却拿不出真正的标准。如从舰到岸的车船一次载运量是多少；攻击舰波中究竟应使用何种型号的舰艇，要多少；要多少非编制的支援火力和装甲车辆，用以掩护靠岸中的营基本登陆队。  
　　处理这些问题的规则是尽可能使用现有物资器材。在欧洲，直到最后一次登陆战，营登陆队都以希金斯舰船——即步兵登陆艇、车辆人员登陆艇、坦克登陆艇和水陆车辆来装载登陆人员和装备器材。这些舰船都很引人注目，却无装甲防护，因为实在拿不出别的舰艇来满足需要。但是到进行太平洋战争时，除上述基本舰船之外，真正的两栖登陆车辆的数量日益增多。如鳄鱼式(履带式，无装甲防护)，水牛式(履带、有装甲防护，炮塔上装有一门37毫米炮和二挺机枪)，还有普遍应用的“鸭子”式水陆两用运载车。这些目标小、防护能力强的登陆车辆，攻击舰波能携带多少，每个战役也大不一样。其数量多少并不根据过去的经验教训，而要根据美国工厂能生产多少，并可以送过大洋供应战场。  


舰炮火力和空中支援  
　　舰炮火力支援和战术航空轰炸的样式和数量，也是各不相同的。火力支援要看对于突然性的强调程度如何，参战的战舰有多少，基地和目标之间的距离远近，以及司令部对周密炮火准备中的目标递减律的估计如何等等而定。  
　　要提供火力准备的样板是没有的，但带有启迪性的战例是有的。两栖登陆战中有两个例子表明，火力支援固然重要，但火力支援再猛烈，其本身还不能保证对防者取得战斗优势。  
　　 1943年11月，“贾法尼”作战的火力准备中，第七航空队对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和马金岛二个目标反复地进行了轰炸，轰炸的时机是在发起直接攻击之前的一个星期，当舰载部队向目标进发之时。后来发现只有敌表面工事有所损毁，军事人员伤亡甚少。1943年11月20日，海军舰载轰炸机就先于舰波直接对马金岛进行了轰炸。对海岸炮兵阵地的重型高炮、发射点、仓库和人员投掷了每枚重一吨或半吨炸弹，轰炸长达一个半小时。轰炸完毕，相对而言，工事破坏不大，只在工事中间及其附近发现四个弹坑。  
　　与此同时，在塔拉瓦环状珊瑚岛主岛贝蒂奥的两次分阶段登陆战中，舰炮进行了大力支援。这两次登陆战，一次是在黎明时分，另一次则在上午稍晚的时候。火力计划规定射击14英寸口径的炮弹1990发，8英寸炮弹1645发和5英寸炮弹7496发。这些炮弹是从四艘战列舰、四艘巡洋舰和六艘驱逐舰上发射的。在首批突击部队到达海滩前的四个小时，差不多有3000吨舰炮炮弹倾泻到敌人阵地上。(实际突击前的炮火准备时间稍少于三小时。)  
　　这次大规模轰击的目击者，尤其在旗舰上和武装运输舰上的人员，比之拥挤在旋转小艇里的人员观察得要清楚，他们确信敌抵抗能力已完全被摧毁。攻击主岛的火力支援大队的指挥官霍华德·F·金曼少将说：“贝蒂奥岛上还有人生还似乎已无可能。”但他的这种印象是一种错觉。轰击后的主要影响是通讯设施破坏，防御体系解体，道路被毁，雷达设施和铁丝网被破坏，日本人不能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守卫分队除大多数有地下工事掩护的以外，留下的已被炸死。表层工事结构已被破坏或颠覆，但战壕工事和土木强固支撑点未被触动。事实上对攻者而言，在有限时间里，目标太多，炸不胜炸，而且许多炮弹都炸在空旷野地里浪费了。  
　　攻占塔拉瓦一役，估计歼灭日本人达4690名，陆战队伤亡人员达3178名。马金岛战斗结束，毙俘敌550人，(除一名外，其余俘虏全是朝鲜劳动部队人员)，美军总伤亡218名。这样，总共每亡三名士兵，就有二名美军士兵或伤或亡。这数字表明，火力准备的杀伤能力并未严重影响防者的抵抗能力。在两个岛上剩下的警卫部队，从数量和士气看，还可以与同等规模的进攻部队作战，并能抵御得住。这次攻击所以获胜，因为有得力的支援和攻方有预备队的增援，而防者却得不到增援。  
　　尼米兹上将的中太平洋部队的下一个主要目标是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环状珊瑚岛。该岛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躲避轰炸，也没有自然地形可用来防御海上火炮的轰击。这里除少数礁岩外，几乎全是平地，土层很浅。此岛平均高出海面一人高。日本人在岛上清除地面、建造基地及修筑道路网之后，植被亦不复茂盛。在岛的一端，除了保护海岸炮兵的工事之外，没有明显的水泥建筑。该岛屿长2.5英里，大部分地区平均宽800码。夸贾林岛就是这样一个仅有1.5平方英里面积的、没有自然地形可资利用以限制高爆弹爆炸威力的小岛。  
　　夸贾林岛之战的前一个“燧发枪”战役，美国人有充分时间从吉尔伯特的新机场对目标进行系统的陆基轰炸，也用舰载机进行了轰炸。1943年12月21日，美第7航空队首次轰炸夸贾林岛时，4架B-24型飞机投掷了6吨炸弹，1月份又炸了9次。在这个环状珊瑚岛上，共投下了200吨炸弹。  
　　 1944年1月29日开始，第59特混舰队的海军轰炸机对该岛轰炸了2天，共有4批独立的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及700架舰载飞机参加了这次攻击。  
　　 1月31日是大规模进攻之日，那天一早，近岸炮轰恢复，战列舰开到了靠近本岛1500码距离之内。美官方陆军史描述，当时所形成的火力“在数量和威力上是空前的”。每秒有2颗炮弹在夸贾林岛上爆炸，共约7000颗舰炮炮弹(口径分为14英寸、8英寸和5英寸)，把该岛从一端到另一端耙了一遍。从附近的卡尔森岛有五个营的野战炮兵，又对夸贾林岛发射了29000发炮弹，这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炮击最为密集的一天。6架解放者轰炸机，就在炮弹飞行轨迹上空飞行，对同一目标投掷了15颗1000-2000磅的炸弹，袭击了岛上的重型火炮设施，接着又有18架俯冲轰炸机和15架鱼雷轰炸机攻击岛的一端，同等数目的战斗机以机枪和火箭扫射岛的另一端。总计，此役共有96架次飞机从6艘航母上起飞参加作战。  
　　一天过去，该岛已成废墟。即使见识过其他战场的经验丰富的人看来，夸贾林岛上似乎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已经消灭。这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是当时美军火炮和炸弹造成的最混乱的惨景。当夜，在废墟瓦砾堆中还燃烧着熊熊大火。  
　　 2月1日，美军第7步兵师两个团从小船登上夸贾林岛南端，越过沙滩，仅遇到微弱抵抗，几乎是跑步进入有效防御火力圈之内的，然后一步步打到北端。到此，已是2月7日，战斗结束，卡尔森岛刚近的5个炮兵营，直接的全股支援火力跟着进攻线延伸，未曾懈怠。  
　　战斗第三天，对散布在大约六英亩面积上的敌军尸体进行力所能及的检查，以确定死因。从伤口的性质、尸体附近的弹坑，加上一定限度的误差率综合考虑，以抽样抽查为基础，计算出大约70%以上的地表面敌人死于陆军野炮或迫击炮的火力。从检查的地表面敌尸体看来，这些敌军显然是死于美军登陆之后。  
　　这次战役和其他战役证明，估计只有4%的日军伤亡为海、空火力准备所造成。虽然伤亡不大，但生还者惊魂未定，足以影响防御者的意志，待攻者上岸之际，日军已无力集体抵抗。随后的抵抗比起塔瓦拉岛的情形也大为不如了。对夸贾林岛按计划实施三天火力准备，规模大，火力猛，比起仅实施了三小时火力准备的塔瓦堡岛战斗，在削弱日本的抵抗能力方面，作用要大得多。  
　　对贾夸林岛的野炮射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登陆战中是最猛烈、最得法的一次。目标很适合于运用逐次弹幕射击，以掩护步兵在战场上向纵深前进。这是个较小的目标，总面积大约为4,500,000平方码。倾泻在它上面的105毫米、155毫米的炮弹共65000发，这意味着平均每69平方码就爆炸一发炮弹。在攻击发起前的火力准备期间，大约每100平方码就有一发炮弹或一枚炸弹爆炸。但结果证明，就是这样猛烈的火力还不是“饱和”轰炸，躲在战壕、防空洞或水泥掩体里的士兵，如不被直接命中，也还能生还，可能受点小伤或者被震昏过去。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所有火力的杀伤效果，使登陆队达到了登陆和建立滩头阵地的目的，但即使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对于防御者的杀伤率从未超过百分之三到五，那就意味着95%以上的防御人员并未遭受火力准备的杀伤。但每次战斗中，火力准备已足以压制和瓦解敌军，而保证登陆成功。火力准备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打乱防御者的通信系统。大规模轰炸对防御士兵个人会引起震惊、混乱和士气低落，防御的效果估计要降低一倍半到三倍，这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战蔓延到极为广泛的地区，许多战斗涉及到两栖作战，因此联合特混舰队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虽然军种间的矛盾，使得合同指挥的原则很难向战略的高度发展，但联合军种的战术原则是得到了证明的。从前，各海战、陆战严格分家的现象消失了，一种新的陆、海、空协同的“立体战争”，对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27．导弹、核武器及其威慑作用(公元1945年)
广岛和长崎  
　　 1945年8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一架美国飞机在日本的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广岛，投下了一颗炸弹。”接着他又补充说：“这是一颗原子弹，其威力超过了2万吨梯恩梯当量。”  
　　 1942年12月2日，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看台底下，建成了一座著名的实验型核反应堆，它具有一个反应系统，其输出功率仅0.5瓦。这样小功率的输出，后来却证明它具有大功率核反应堆的生产潜力。当时，首次从这个实验堆，制造出了0.5克钚。而这种钚是以化学方法，由铀所产生的裂变物蜕变而成。用这种方法较适应于进行批量生产。制造原子弹最突出的课题是，核材料要便于大量采集和加工，零件便于组装，弹体的形状和重量要适宜于运载等问题。而这一切又是要通过秘密的科学工程和科学管理来实现的。经过短短的30个月，原子弹的研制获得了成功。  
　　在早期的一些报刊杂志上，曾刊载过人们对人类有着重要影响的这一新发展的评论：“原子弹的出现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或者是人类本身的结束。” [ 注：英国下议员M·P·罗伯特·布思比著《世界新闻》1945年8月，伦敦出版。 ] 在核时代必将出现运用核武器于战争的前景，成为各国政*府和有影响人士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并主宰着一些主要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方针政策。  
　　关于核武器的评论，自然是从评述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投在日本的这两颗原子弹的性能和威力入手的。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实际威力，显然要小于杜鲁门总统最初的报告所宣布的2万吨梯恩梯当量，估计约1万5千吨梯恩梯当量；而投在长崎的原子弹，其威力显然要稍大一些。  
　　据调查统计，这两颗核弹爆炸，其后果是令人吃惊的。广岛约有300,000人，其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约8,400人，而伤亡竟达144,000人(其中死亡约68,000人)，长崎约有200,000人，其人口密度每平方英里约5,700人，伤亡竟达59,000人(其中死亡约38,000人)。在广岛大约有67%的建筑物，在长崎大约有40%的建筑物被摧毁或被损坏。核弹爆炸后，这两个城市瞬时火焰蔓延，浓烟翻滚。在广岛的火焰扩展到了市中心，在长崎的火焰比较小。  
　　核弹爆炸后之所以产生了这样大面积的、毁灭性的火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炎热，天气晴朗、干燥，伤亡者衣着简陋、单薄；加上在爆炸后极关键的48小时内，大多数伤员缺乏良好的医疗条件。据调查统计，伤员中约有70%是由于爆炸冲击波效应而受的伤(几乎全部是由于间接效应或物理效应引起的)；约有65%是由于光辐射效应而受的伤，约有30%是由于放射性效应而受的伤(不计因放射性效应而引起的后遗症患者)。还有许多伤员是由于多种效应而受的伤，所以，统计中的百分数超过了百分之一百。在室外受伤的人员中，约有50%的伤员是处在离爆炸中心约1.3英里这一平均距离内，在室内受伤的人员中，约有50%的伤员是处在离爆炸中心约0.8英里这一平均距离内。  


战术核武器的出现  
　　在战场上如何发挥核武器的作用，那是1945年以后的数年间才认真考虑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感到奇怪，当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抑制了战术核武器这一概念的发展。原子弹在战争中首次运用，有它特殊的情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重点是用作战略轰炸。最初所研制的原子弹是较笨重的，需要用大型轰炸机来携载，而且当时只试制了有限的几颗，是准备用于对付极为重要目标的。1946年，美国以旧海军舰船作为目标，在南太平洋比基尼环礁进行了一次核弹爆炸试验，但这次试验并未展现出新的远景。  
　　 1950年，曾对这种新型武器作了些改进，使其自重减轻，威力增加数倍。当时，美国空军装备中出现了喷气式飞机。这样，轻型的武器用较小型的快速飞机来携载才成为可能。于是，才开始认真考虑研制和发展战术核武器的问题。  
　　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进行战术核武器设计时，为给它稍留“余地”，得到了军方的协助和支持。当时曾决定由海军和空军资助，共同致力于战术核武器的研制。同时，也由于陆军和海、空军共同分担了战术核武器的研制经费，才决定将260毫米口径炮(1949年发展的)改为280毫米口径炮。这种炮及其运载的车辆是按常规火炮设计的，只增设了一套辅助操作规程，使其具有可以发射原子炮弹的战斗性能。1951年和1952年所试制的弹丸(原子弹头)试验成功，设计方案被验收获准。陆军参谋长上将J·劳顿·柯林斯，对这样一个能机动转移的庞然大物十分重视，并主张军队必须发展具有核攻击能力的原子炮兵。虽然，当时所研制的280毫米原子炮注定将会早日被废弃，但它却成了美国发展具有核攻击能力的现代炮兵的先驱。  
　　美国在致力于将核装置的重量减轻，体积缩小的改进过程中，同时加紧研制战术核武器。1951年苏联先后进行了两次核爆炸试验，证实了苏联曾早在1949年进行过核试验，于是，苏联人也有了“原子弹”。  
　　在这以前，早已开始研制具有更大杀伤威力的核装置，这种核装置是以核聚变反应，而不是以核裂变反应为基础的。经杜鲁门总统批准，1952年11月在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岛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这次氢弹试验是在埃尼威托克岛上进行的。试验结果，证明其威力很大，试验中心点是选定埃尼威托克附近的一个小岛，爆炸后该小岛消失，海底炸成一个直径为一英里，深为175英尺的大弹坑。1953年苏联也爆炸了一个核聚变装置。这两次特大功率的核聚变爆炸试验，表明美、苏两国已拥有能产生百万吨梯恩梯当量级核武器的能力。  
　　当地面部队为适应核武器时代对编制上和战术上的要求时，又在政治上、经济上出现了各种复杂的考虑。这就是在朝鲜是否会使用核武器的问题，曾进行过多次没作定论的专门讨论。(实际上，在朝鲜战争的第一年，这个问题就已解决了。即当时得悉杜鲁门总统暗示有可能要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时，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在仓促的访问华盛顿之行中，对此深表惊讶，这时美国就作了不使用原子弹的承诺。)  


对核战争作战原则的探索  
　　考虑到未来战场将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一事实，军界开始对于常规战争和核战争，在战术和作战原则方面同时进行了探索。美军曾确定：要求“扩大疏散配置间隔，提高作战机动性，节制后勤补给，加强小部队作战的独立性”这一作战原则，曾把一些师改变成若干独立作战的部队，以利于达到上述作战原则的要求。  
　　可是，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从作战的实际考虑，战争是否可在核条件下进行。无论参战的某一方，一旦使用战术核武器，是否会使问题更加恶化，使战争突然升级到“大决战”的程度。  
　　 “总体战”这一术语，往往和“核战略”这一术语混同使用。“核战略”的含义是表示用核武器来攻击敌方国土的战略目标。即用远程战略轰炸机携载核弹，或用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等武器来攻击敌方国土的战略目标。进行核武器抗衡将会导致十分可怕的恶果。可是，美国和苏联两国一直在发展核力量，以便相互进行核对抗。虽然，英国、法国以及中国也先后发展了核武器，使问题复杂化了，但这并没有根本改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两极对抗的态势。  
　　在战后的几年里，美国与许多西方国家结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苏联和东欧国家共同签定了华沙条约。  
　　美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好象在其盟国的领土上撑开了一把“核保护伞”。50年代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曾公布了一项原则，对于来自任何一个华约国家的进攻，将以战术核武器回击。但如何执行这一原则却并未部署就绪。当时认为只要申述这一原则就能抑制苏联的侵略。因为北约国家比华约国家拥有更多的战术核武器，美国比苏联又拥有更多的战略核武器，所以战争要升级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70年代末，关于核武器的战术使用问题，是决策者和分析家所关注的一个论题。但无论怎样议论，究竟用不用战术核武器问题，实际上仍没有解决。  


关于技术的发展  
　　核武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且在美国和苏联开发宇宙空间计划的推动下，武器的技术加工能力迅速提高，促使旧式武器普遍更新换代。新型武器装备的出现，对战争性质有着极大影响。由于形势急剧变化，有些新型武器几乎是刚一使用，就被淘汰。但由于不了解新型武器的数量，也由于许多国家对新型武器都严加保密，所以对此尚不可能详加论述。一般来说，美国和苏联发展新型武器的想法大同小异，所研制出的新型武器也相类似。在其它国家，虽然研制出的新型武器为数较少，但情况也相同。美国研制新型武器倾向于较为“公开化”，其中某些武器，或多或少是作为某种通用武器型号的代表而公布的。  
　　各种类型的导弹，在新型武器中名列前茅。导弹弹头既可以是核弹头，也可以是高能炸药的普通弹头。导弹种类包括从大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到单兵反坦克火箭，其射程几乎可遍及全球。由于控制系统和导引装置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这类新型武器命中目标的概率。人们常把这类精确制导武器叫作“灵巧炸弹”。要达到增大射程，连续跟踪目标，首要的问题是要研制出具有更高能量，更为稳定的推进剂。从制导理论上说，要研制出攻击多个目标的新型武器是可以实现的。  
　　导弹通常分为四种类型：地地导弹(包括潜地导弹)，地空导弹，空地导弹和空空导弹。战后，美国最初研制的惯性制导型导弹，是美国陆军曾装备过的“下士”导弹。它具有以固体推进剂作燃料的助推器，并具有以液体推进剂来维持运转的发动机。这种导弹于1945年9月末，在新墨西哥州怀特沙漠试验场，利用固定发射台，首次发射成功，弹体是沿着一条很高的抛物线轨道飞行。在1946年到1950年之间，美国发展了带有末段制导的、改进的大型防空武器，它在大部分航程内，是沿弹道式轨道飞行。这是美国陆军曾装备的一种远程战术武器。其中象“中士”地地导弹，是一种取代“下士”地地导弹，带固体推进器的弹道式导弹。这种导弹在机动性、可靠性和精度等方面作了许多改进。接着，美国还研制了具有多种作战性能的另一类新型武器。如“红石”地地导弹、“诚实约翰”地地导弹、“长矛”地地导弹等等。  
　　当时，根据美国阿伯丁试验场1947年2月28日的报告书证明：高射炮弹尽管其飞行时限大约为40秒钟，但若用它来打喷气式飞机，弹丸需要30秒钟飞抵目标，则用高射炮弹就无效。要有效击毁喷气式飞机，需要用火箭型的防空导弹。于是，在原来固定发射的“下士”地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了“奈基”I型地空导弹，并在1953年开始装备使用。与此同时，美国又发展了全部用固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更新型的“奈基”II型地空导弹。它比“奈基”I型连续飞行时间长，射程更远，毁伤能力更强。不久，美国在其国境周围所部署的防空武器中，绝大多数用“奈基”II型防空导弹取代了“奈基”I型防空导弹。  
　　自从1945年以来，许多采用固体推进剂的各类防空和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装置，早已陆续研制成功。在1970年和1973年期间，苏制的地空导弹实际上已在越南用于对付美国飞机，以及在中东用于对付以色列飞机。据以色列和埃及双方的评论，部署在以色列机场要地周围的美制“霍克”地空导弹，其毁伤目标的能力，至少和阿拉伯人使用的苏制地空导弹一样高；或者“霍克”地空导弹命中精度要更加高些 [ 注：参见表5，表中各项表示在十月战争(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所使用的导弹和火箭的性能(选自《难以理解的胜利》第610-611页)。 ] 。  
表5 1973年10月阿以战争中使用的导弹和火箭性能表 [ 注 ]  
国别  名称  代号  全长(厘米)  直径(厘米)  翼展(厘米)  最大速度(马赫)  发射重量(公斤)  战斗部重(公斤)  战斗部类型  推进器  制导  自动导引  射程(公里)  发射台  射高(公里)  
第一类：空空导弹  
以色列  蜻蜓  ?  260  16  60  2  93  11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红外  红外  ?  幻影F-4  ?  
以色列  响尾蛇  AIM-9  284  12.7  60.9  2  75  11.4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红外  红外  3.24  幻影F-4  ?  
阿拉伯  环礁*  K-13A  280  12  53  2  69.8  ?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红外  红外  2.74  米格-21  ?  
第二类：空地导弹  
以色列  白星眼  GW-MK-1  344  38.1  114.0  ?  499  385  高能炸药  重力推进器  电视  雷达波束  ?  A-4、幻影F-4  ?  
以色列  小牛  AGM-65  246  30  71  ?  209  59  高能炸药  两级固体火箭  电视  ?  ?  幻影F-4  ?  
以色列  小斗牛  AGM-12  320  30.5  139.7  2.0+  258  ?  高能炸药  液体火箭  无线电波束  无线电波束  17  A-4、幻影F-4  ?  
以色列  标准反雷达导弹  AGM-78  457  30.5  139.7  2.0+  826  ?  高能炸药  双重固体推进器  被动式雷达  ?  25+  幻影F-4  ?  
以色列  百舌鸟  AGM-45  304.8  20  91.4  2  177  ?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被动式雷达  被动式雷达  16  A-4、幻影F-4  ?  
阿拉伯  鲑鱼*  AS-5  940  ?  46  ?  ?  ?  高能炸药  ?  ?  ?  320  TU-16  ?  
第三类：地地导弹  
以色列  杰里科  MDO-660  ?  ?  ?  ?  ?  ?  高能炸药  ?  ?  ?  450  ?  ?  
阿拉伯  蛙*  ?  900  55  105  ?  2,000  ?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陀螺仪  ?  60  PT-76  ?  
阿拉伯  飞毛腿*  ?  1,100  85  ?  5  6,300  ?  高能炸药  液体火箭  惯性  ?  280  转动运载装置  ?  
第四类：地空导弹  
以色列  霍克  MIM-234  512  35  12.2  2.5  580  ?  高能炸药  两级固体火箭  雷达  雷达  35  自行式载车  11.6  
阿拉伯  导线*  SA-2  1,070  70/50  ?  ?  2,300  13  高能炸药  两级固体火箭  雷达  雷达  50  ?  18.6  
阿拉伯  小羚羊*  SA-3  670  60/45  ?  ?  ?  ?  高能炸药  两级固体火箭  雷达  雷达  30  ?  ?  
阿拉伯  有利*  SA-6  620  33.5  ?  ?  550  40  高能炸药  两级固体火箭  雷达  雷达  60/30  自行式载车  18  
阿拉伯  杯盘*  SA-7  125  7  ?  ?  ?  ?  高能炸药  ?  光束  热自动导引  ?  肩射、装甲战斗车  ?  
第五类：反坦克导弹、火箭  
以色列  陶  BGM-71A  117  15.2  ?  278米/秒  18  ?  高能炸药  两级固体火箭  有线制导  光踪  3.75  M-113装甲输送车  ?  
以色列  劳  M-72  65.3  6.6  ?  145米/秒  1.25  ?  ?  固体火箭  直接瞄准  ?  0.25  便携式  ?  
以色列  超级反坦克火箭炮  M-20A1  153  8.9  ?  148.9米/秒  3.31  ?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直接瞄准  ?  0.15  便携式  ?  
阿拉伯  甲鱼*  AT-1  113  15  ?  89米/秒  22.25  ?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有线制导  目视导引  2.3  手提箱  ?  
阿拉伯  耐火箱*  AT-3  88  12  ?  120米/秒  11.3  ?  高能炸药  固体火箭  有线制导  ?  3  装甲战斗车  ?  
阿拉伯  反坦克火箭筒  RPG-7  ?  4/10  ?  ?  ?  ?  ?  固体火箭  直接瞄准  目视导引  0.3  便携式  ?  

　　美制“陶”式反坦克导弹是用作地对地反击坦克的导弹。这种导弹首创于法国。它是在原来基础上，经过改进后发展起来的“第二代”反坦克导弹。其自重约54磅(24.516公斤)，可以从吉普车上或在三脚架上发射。若装填充足的火箭燃料，在两英里(3.213公里)范围内能准确命中目标。当该导弹发射后，其后面拖带两条细导线，用以传输脉冲信号进行有线制导。其制导的基本过程是：当发射后，射手操持发射瞄准装置，始终保持瞄准装置中的十字瞄准线对准目标；同时弹上的微型电子计算机，及时把信息转换成制导指令，启动弹上的火箭舵，并适时校正其飞行轨迹。在越南战争期间，曾用直升飞机作“陶”式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台，获得了很大成功。但是，用直升飞机作反坦克导弹的发射台，在发射中要求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而这样却又易遭受地面火力的毁伤。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除埃及人使用的类似有线制导的苏制“耐火箱”反坦克导弹外，还有改进后的火箭筒型式的反坦克武器——RPG-7反坦克火箭筒。  
　　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曾使用过两种空对地自动寻的制导炸弹。其中一种是“灵巧炸弹”，这类炸弹的制导系统是，当飞机进入目标区域时，利用其光电系统和弹上的微型电子计算机，跟踪目标和自动投弹，当炸弹下落时，借助其重力使其信息存储器启动和控制弹的尾翼，保持弹体始终对准目标。另一类炸弹的制导系统是，当飞机进入目标区域时，利用激光束从载机上射向目标，炸弹自动跟踪激光束朝向目标下落 [ 注：译者注：这类炸弹叫作“激光制导炸弹” ] 。这两种制导系统的炸弹，可以由高速飞行的飞机投掷。对于轰炸小的点目标，比用不带制导的散落性炸弹轰炸，命中精度高，投弹量少，因而每枚弹重也较大。  
　　 70年代末，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老式B-52轰炸机可携带20枚空地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实际上是按预定飞行程序，朝其预定目标，在大气层飞行的无人驾驶的喷气式飞机。其制导系统是利用地形匹配，并装有含电子计算机的雷达系统。导弹发射后，制导系统开始工作，导引其按预定航迹飞行，它飞行于离地面约100英尺(30.48米)的高度，弹上雷达不断将实测的地形参数，与预先贮存在弹上微型计算机中的三维地图的目标参数，适时进行比较，以不断修正其飞行轨迹。  
　　美国海军装备的“响尾蛇”空空导弹，是在实战中攻击敌方飞机的第一种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装有红外自动寻的制导装置，用于从海面到50,000英尺(15,240米)以上高空中，搜索和击毁敌方高性能飞机。在1958年金门危机中，中国台湾省的国民党，曾使用“响尾蛇”空空导弹攻击中国CCP的“米格”飞机。这种“响尾蛇”空空导弹装常规弹头，采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推进，其飞行速度为2.5马赫数。  
　　美国海军所装备的许多火炮，已经显得陈旧，多已换装成具有巨大威力，以传感器或其它装置进行制导的导弹。美国已有了“鞑靼人”舰舰导弹，“小猎犬”和“黄铜骑士”舰空导弹，以及“阿斯罗克”反潜火箭(即火箭助推反潜鱼雷)、潜射火箭等反潜武器。苏联也有类似的武器。  


武器和战略核战争问题  
　　在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苏联和美国已研制出远射程、高精度多种型号的洲际和中程弹道导弹。在美国，“宇宙神”和“大力神”这类型号，是早期研制的，采用液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洲际弹道导弹；后来又研制了“丘辟特”和“雷神”这类型号，这是中程地地弹道导弹；再后又新研制了采用固体推进剂作动力源的，更现代化的“民兵”洲际弹道导弹，并以它逐渐取代“宇宙神”和“大力神”等洲际弹道导弹。  
　　此外，美国还最先采用带多弹头的导弹。1970年末，美国和苏联在其武器装备中，都有了这类多弹头导弹。多弹头导弹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集束式多弹头。它是当导弹抵近目标区域时，弹头散开。采用集束式多弹头，借助弹头瞬时散开爆炸，比以一个同等当量或更大当量的单弹头，将可产生更大爆压，提高杀伤威力。有的集束式多弹头还带有假弹头，当其在空间散开后，可使敌方雷达不易分辨真假弹头，以提高其突防能力。第二种类型是分导式多弹头。它是当助推火箭脱落后，弹头各自沿不同弹道，自行校正导向不同目标。为了使弹头达到按预定程序理想分离，可以附加再入飞行器。  
　　潜射弹道导弹，美国已有“北极星”和“海神”等型号，它成了美国一支重要的威慑力量。装备这类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可以在水下潜航几个月，航行于世界各海域。该艇设有导弹垂直发射装置，用于在作战中适时从水下发射导弹。  
　　导弹的发展是十分惊人的。现在导弹的攻击范围几乎不受限制，而且还可携带核弹头，命中精度也非常高。不久前，美国和苏联两国为了防御对方导弹的攻击，不得不致力于发展反弹道导弹导弹。反击来袭导弹，欲得到命中的机会是极小的，因为只要有一枚来袭导弹穿过拦截，就将会摧毁整个区域。所以，对于拦截来袭导弹颇感失望。随着相控阵雷达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在远距离侦获目标(即来袭导弹)的能力。利用这些先进技术装置，能分辨真假弹头和火箭助推器，以及飘浮在空间的干扰物，并能适时跟踪和导引拦截导弹，有效地击毁来袭导弹，但其所需费用十分昂贵。  
　　从50年代到60年代，美国政*府继续扩大反弹道导弹导弹的研究，建立了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该防御系统究竟是用以防卫人口稠密的重要城市和政*府、首脑机关所在地呢？还是用于防卫己方的报复力量？最后的结论是：只有防卫己方的报复力量，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功。而这种防卫力量对于敌方企图发动战争，将是一种最有效的威慑。1972年，美国和苏联首次举行了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达成了部分协议，双方同意限制发展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协议规定：苏联仅保留已经部署的“橡皮套鞋”反弹道导弹导弹防御系统，用来保卫首都莫斯科；美国在两个重要城市所保存的反弹道导弹导弹，限制不超过200枚。  


海上核战争  
　　在海上，由于核动力技术和火箭技术的紧密结合，推动了舰船动力装置及其武器系统的迅速发展，迫使舰船结构也同样急速发展变化。核动力水面、水下舰艇，如果能定期从流动的补给站，及时补充军需物资和军火，则无需添加燃料，也能长时间航行，担负海上作战任务。  
　　核动力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仍然是海上武力的王牌。虽然某些观察家对其在海上核战争中的生存能力持怀疑态度，但装备有潜射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却空前增强了其对陆地目标攻击的能力。对许多海军人员而言，核动力导弹潜艇是未来主力舰船的典型。  
　　通常认为：一旦大战爆发，常规登陆作战必将被核武器所挫败。对于使用常规武器的小规模两栖作战，利用直升飞机似乎是一种作战手段，这主要是指以垂直攻击来代替地面纵深攻击，但直升飞机又有易遭击毁的弱点。所以，在当代战争中，掌握制空权，成了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为迫切的问题。  


核时代的空中力量  
　　空中力量的中心问题，是关于有人驾驶轰炸机和核导弹的作战能力。如何正确选择空中力量，有人主张：似乎应取决于自由世界造成空中威慑的效果如何。但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直存在分歧。  
　　当前，由于空中力量在技术上的迅速发展，促使导弹和有人驾驶飞机进一步提高了速度和距离。飞机的航程和爬高率也随之增加。随着光学技术的进步，空中侦察的高度日益增加，武器系统的威力进一步提高。但要求空中和地面部队，象战术分队那样，必须相互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情况并未改变。  
　　但是，要达到地面和空中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客观事实是：在固定翼飞机用于近距火力支援时，存在如下更为复杂情况：由于喷气式战斗机飞行速度增大，在极短瞬间就会超越目标。这样将会限制其火力效能，也将会大大降低喷气式飞机驾驶员对目标的辨认能力，并有碍火力的发挥。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影响了高速飞机进行侦察的价值。另外，由于地面防空武器在射程、火力控制和指挥等方面，普遍有了提高和改进，这样又使空军用于支援地面战斗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了。如果要取得空中优势和封锁战区(一个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广阔区域)，就必须有高度自动化和可靠的指挥控制通信系统，这样，也必然进一步增加作战中的复杂性。因为指挥通信是在对抗条件下进行的，它们所采用的电子对抗设备，和己方所采用的电子通信设备同样精良。  


超级大国的竞争、对抗与武器控制  
　　由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竞争和对抗，对其它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策略，也带来重大影响。  
　　在19世纪，曾有过许多设想，企图在一些国家中，制定某些约章，以便控制和限制使用武装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认真而巧妙地进行了军备控制，这一点，和19世纪所处的情况是无法相比的。这是因为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核武器的使用，将可能对人类带来灾难，将破坏人类文明，因此，深切感到迫切需要控制这类武器的使用和发展。

28．在核保护伞下的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公元1950-1973年)
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年来一些被混淆、纠缠的重大事件，没有及时地、系统地进行历史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较近，还难以从中观察其真实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是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但是，在这期间，人们还是很快地觉察到武器和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武器和战争两者的辩证关系和内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战后的二、三十年是一个战争和具有战争威慑的时期，军方人员在试验和挫折的迷雾中，不断探索如何掌握新型核武器的途径；此外也在探索不使用裂变和聚变核武器的条件下，如何改善利用常规武器进行作战的样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内，殖民帝国纷纷崩溃，建立了许多新国家。这些新国家对怎样领导好本国的建设，往往未能作充分准备，而且这些新国家的领导者，又往往是在势力真空的形势下，被迫推上领导岗位的。当然那里的局势会动荡不定，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在20世纪中叶，由于在美国和苏联的武器库中，出现了核武器，又由于两国政治观点对立，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发展情况，以及使用和控制这类新型武器的方式方法有了变化等原因，对战争的性质有着强烈影响。两个超级大国所确立的核战略思想是：依靠核武器相互进行威慑，而防止直接的军事冲突。虽然美、苏两国在战场上没有直接对抗；但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战争和武力冲突中，两个超级大国却采取了某种方式部署这类核武器，互相对抗。  
　　任何常规战争都可能逐步升级到核战争。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迫使政界的首脑们不得不对当时战场的急剧变化的形势，作周密的观察和全面的分析研究。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总统可利用其先进的电子通信设备，观察每天战场的动态。譬如，总统可以观察战斗进展情况，并可直接与参战部队进行通信联络。不幸的是，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文职当局对军方过多的干预，而文职当局对于军队的行政和战术方面的详情并不熟悉，甚至还难以充分理解，往往效果适得其反。  


朝鲜战争  
　　在朝鲜战争的头六个月里，战绩象摆锤似地大幅度摆动着。  
　　美军从后来作战的失败中，得出一条最重要的教训是：美军应当重新学习步兵如何运用火力和机动作战的基本知识。作战中，开始美军就离不开道路，而且自身也过于依靠坦克、火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而装备轻便的中国军队，却是采用机动作战和奇袭、潜伏等战术，活跃在朝鲜的北部和中部崎岖不平的山区，以弥补其火力不足的弱点。他们在黑夜活动，发起攻击；在白天进行伪装、隐蔽。攻击战遵循相同的作战样式——渗透、合围、伏击。正面突击往往采用小部队进行进攻，作纵深穿插。每次交战开始都是利用小分队机动作战，往往是以一个排的规模进行作战。这样，使得美国部队的火力优势，得不到最有利的发挥。  
　　在战争的第一年末，中、朝部队全面展开，供应补给线延长，交通运输处于不断的空中攻击之下，美军在朝鲜半岛上缓慢向北推进。后来，正当美军加速向朝鲜北部推进之时，联合国的苏联代表，于1951年6月23日，提出了停火建议。美军司令受命停战，尽管他当时曾提出乘敌处于崩溃边缘进行“穷追”的主张。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支持朝鲜是记忆犹新的，因而对于苏联和其它国家接连发出的警告很敏感。所以，决定不做任何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事情。从回顾中，很容易证实当时富有洞察力的战略家的看法，即已看出当时苏联是无意于冒险介入战争的。  
　　双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在前线附近相会，起先在朝鲜的开城，后来在朝鲜的板门店。停战谈判无休止地拖延下去，而双方的局部冲突，始终不断在前线发生。中、朝部队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加紧充实、扩大自己的兵力。到年末，中、朝地面部队，估计已发展达800,000人，其中中国军队约占四分之三。这时，大量的苏联火炮，包括配有高性能雷达控制的高射炮，也陆续被运到了北朝鲜。但美军的制空权并未受到严重威胁，也未预示将来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此时CCP部队仍继续在白天隐蔽，不断积极开山挖洞和构筑其它地下工事。  
　　停战谈判几经中断之后，双方又重新发生冲突，然后又恢复停战谈判。最后，在1953年7月23日签定停战协定。当时所确定的南北朝鲜分界线，是实际的交战线。该线大约在38纬度线上，这也是交战前已经划定的南北朝鲜的分界线。  
　　关于这次战争的意义，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这是核时代第一次发生的重大冲突。在这次战争中，虽然没有使用核武器，但原子弹却严重威胁着参战各方，尤其影响美国部队。因为原子弹的威胁，抑制了美国部队扩大战果。  
　　朝鲜战争，还证实了空军在现代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现代战争成功作战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但这也从实战中提醒我们，空军既不能单独完成对地面的侦察任务，也不能最后解决地面战斗。朝鲜战争初期，由于美国部队掌握了空中优势，促使CCP部队引进了“米格-15”战斗机。这种飞机是当时苏联最新的喷气式战斗机，它远比美国的F-84战斗机性能好，在某些性能方面还超过了美国的F-86战斗机。“米格”战斗机是1950年末在朝鲜首次见到，在1951年期间，数量上有所增加。当时，绝大部分美国飞行员训练有素技能高超，弥补了其飞机性能较差的弱点。虽然，当时绝不允许美国部队的飞机越过鸭绿江上空追击“米格”飞机，但却阻止了中国部队想在鸭绿江以南建立军事基地计划的实施。  
　　此外，朝鲜战争也完全证实了直升飞机具有很大的作战潜力，它可作为机动运输、侦察、撤离和战场救援的一种新型作战工具。  
　　在朝鲜战争中，比空军，尤其是美国空军起更大作用的是海军。美国海军不仅担负着横越太平洋，进行军需物资的运输供给任务；而且担负着参与两栖作战任务。在两栖作战中，美国海军常利用舰炮攻击射程内的目标，并使用了海军陆战队对陆上目标进行攻击；同时还利用海军飞机进行近距支援和遮断轰炸，以攻击地面目标。美国海军还担负着海上封锁任务，千方百计切断中、朝部队的海上后勤供应线。  


越南战争  
　　与此同时，在越南亦进行着一场持久战。这场冲突是1945年，作为殖民地人民起义，反对法国统治而开始的。1954年演变为越南CCP人和非CCP人之间的内战。从1965年到1973年间，由于美国积极介入，而发展成为一场重要的国际性战争。美军支援南越反对北越和越共；而北越和越共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援(这种支援是两国各自进行的，并未协同配合)。美国参加越南战争，是其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为奇特，最不得人心的一次战争，也是一场没有固定战线，四处出现敌人的战争。北越国防部长武元甲将军，是1945年至1954年反法战争的胜利者。他已经把游击战这一作战科学加以掌握和运用。而美军只能在千百次野蛮战斗中，固守已占的地盘。这种作战都不是一种现代常规战的主要作战模式。战争是残酷的战斗，也是政治和社会矛盾激发的产物，经历着无数挫折和变幻不定的场景。华盛顿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这次军事行动施加了严重影响。  
　　美军作战，往往是以所构筑或设防的基地为出发点，进行搜索和突破，以求歼灭CCP有生力量，扫荡游击队根据地，而不是以争城夺地为目的。除包围战外，一般作战只动用排到营的兵力，有时即使是较大规模的作战，也只动用不大的兵力。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通常运用直升飞机，作为枪炮和人员等的运载工具，以及伤员营救、撤离的救援工具。这样，大大地提高了美军和联合国军作战的机动性。  
　　 1966年，美军发动了一次长期攻势。他们不是采用近距交战，突然袭击的策略，而是采用长时间，不断扫荡的策略。越共部队被迫无奈，凭借其熟悉地形，一般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迅速潜入森林，就近转移，越过老挝和柬埔寨边境，隐蔽休整，待机出击。当美军和南越军扫荡缓和时，越共部队又秘密返回其原来所占据的地域。  
　　 1968年初，美军前线指挥官送出了一份公开而又悲观的战场报告，越共部队公然违犯停火协定，突然发动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新年攻势。这次新年攻势的规模、范围和剧烈性，使美国公众感到震惊，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美军撤出越南。  
　　虽然，在这次新年攻势中，越共部队被完全击退，且遭受到了严重伤亡。CCP方面既未收复失地，巩固立足点；又未能对南越CCP加强支援。但是，这次新年攻势，对北越和越共来说，是一次战略上的胜利，或许也是迫使美军在1973年最后撤出东南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中东战争  
　　 1917年，英国外交部长阿瑟·詹姆斯·鲍尔弗勋爵发表一项宣言，刺激了各种力量，不断引起冲突。于是，当时这个归属英国的古老国家——巴勒斯坦，开始经历了动乱的三十年，接着又经历了战争的三十年。这种动乱和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波及整个中东，并影响着全世界。而对于这些事态，既不能谴责鲍尔弗勋爵，又不可责怪英国政*府。由于酿成上述事件的各派势力早已出现，并积极活动。所以，就是没有鲍尔弗宣言，也会被别的事件激发起冲突。  
　　由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加深，在以色列成为独立国家之前，就发生了武装冲突，导致1948年到1973年期间在中东爆发了四次战争。其中1973年10月最后发生的这次战争最关重要。这次战争，是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现代化的一次常规战争的典型。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和军队的培训，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提供。这次战争为美、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的战术运用及其在实战条件下效果如何，提供了试验和实践的机会。  
　　当阿拉伯军队已在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两个战区，首战告捷，到10月25日联合国停火令生效之前，以色列军队恢复了主动，在上述两个战区，已获得实质性的局部胜利，切断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埃及第三军。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两岸的进攻将结束的时候，企图攻夺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这两个城市的以色列军队却被击退；而在戈兰高地前线，叙利亚人在伊拉克和约旦支援下，又在计划进行反攻。虽然，毫无疑问，以色列军队在战斗中仍占据优势，但却已不象1948年、1956年和1967年前三次战争中那样，它每战都是占据压倒优势了。  
　　在戈兰高地和苏伊士运河两个战区，阿拉伯人发起攻击后大约四十分钟，以色列飞机起飞，出现在战场上空。但出乎意料之外，突然遭到强大威力和为数众多的苏制阿拉伯导弹的轰击。天黑前，以色列飞机被击毁三十多架。以后几天，埃及的机动SA-6地空导弹和ZSU-23-4四管自行机关炮，又击落了许多以色列飞机。此外，埃及还使用了手提式固定发射的轻型苏制SA-7“箭”地空导弹，但其威力较小。用它虽击中了许多以色列飞机，但多数只能造成损伤，未能予以击毁。所以，激战的头几天，以色列的空中支援是不起作用的。但是，不久，以色列很快运用其所发明的战术，在战场上空，用飞机施撒金属箔片干扰物和采用其他电子对抗手段。这样，以色列的飞机对地面战斗支援，特别是对在北部前线的地面战斗支援，才发挥了较大作用，作出了更大贡献。  
　　苏制地空导弹，特别是SA-6地空导弹和“箭”SA-7地空导弹，使用于对空作战后，实战表明，其情况不再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那样，只要空中力量强大，就自然可获得空中优势。在此情况下以色列拚命努力采取措施，特别是充分利用其先进的电子对抗装备，来对付阿方苏制导弹的威胁。这样，在战场上空，以方才在小范围内恢复了空中优势。但是，地面作战的行动，对于空中作战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首先，有些战果，是通过远程火炮的火力攻击取得的，这些火炮，可用以压制对方地面导弹发射阵地。后来，在以色列军队推进到苏伊士运河以西时，曾以这些远程火炮进行火力压制，迫使埃及许多导弹发射阵地转移。这样，才使以色列空军有可能对地面部队进行更为有力的支援。  
　　在海上，以色列装备了本国制造的“加布利埃尔”反舰导弹的“萨尔”级导弹快艇，完全控制了叙利亚和埃及的沿海水域，使以色列海岸免遭来自海上的炮火和导弹的袭击。另一方面埃及也在曼德海峡(向南流入红海)的港口，进行严密封锁，切断了通往以色列埃拉特港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埃及还公然对以色列地中海沿岸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大大减少了海上船只的来往。  
　　埃及和叙利亚在和以色列作战中，几乎完全依靠苏联支援，来补充、修理武器装备及其配件。开战后两天，以色列也开始从美国空运供应品。第一周末，美国人开始使用自己的飞机，支援以色列航空公司空运货物。接近停火时，苏联空运物资约15,000吨，美国空运物资约20,000吨以上。  
　　 1973年10月2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和苏联同意之下，决定在6个月内，派遣一支7,000人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到苏伊士运河沿线和戈兰高地，强迫双方停火。  


其它战争  
　　在这一时期，世界上还存在一些其它类型的战争，其中最大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中国内战结束阶段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CCP军队赶出了中国大陆。  
　　中国国内战争，在军事上最重要的经验是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的灵活运用。特别是成功地运用游击战争发展武装力量，使游击战演变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以夺取全国政权。  
　　 70年代，还爆发了一场战争。这是以亲苏的古巴为一方，和亲美的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为另一方所进行的一次战争。战争结束，亲苏的一方打败了亲美的一方。70年代中期，靠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大批古巴军队，开始控制了安哥拉这个国家。在1978年，同样靠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国，为长期争夺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省而引起了一场战争。也由于有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古巴军队的介入，加上苏联的野战指挥，在这场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埃塞俄比亚获得了胜利。  


评价  
　　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核时代开始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局部战争变化的共同特征，是研究武器和战争相互关系的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新的领域。虽然，在这些战争中未曾使用过任何一种核武器，也没有显露出要进行核战争的迹象。但是，新技术的发展，确实对战争有着重要影响。新型武器的运用，必然会给参战的一方和敌对双方的战斗行动，带来重大影响，在中东、越南和朝鲜战争中，这一共同特征显得特别明显。然而，就这些战争本身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新变化，基本还是采用以往四百年来典型的作战样式。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在近代战争中使用了先进的通信工具，但这不过是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的发展趋势，最早可以追溯到克里米亚战争，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人们在研究这些战争特征中，已经看到：在绝大部分战争的背景中，都有对立的超级大国的影子出现。当然在战争中，这两个主要对手并不直接对抗，所以如此，是因为采用了相互威慑的战略。事实上，人们已将上述情况贴切地归纳成为一个共同特点了。未经直接较量的对抗或威慑战略，这就包含着将使用大规模破坏性核武器的潜在可能。仆从国家代理人之间，甚至主要国家代理人之间，常常发生局部战争，但对抗双方的主要对手，还是玩弄相互威慑战略，尽量避免直接交战，害怕发生严重后果，这已不是罕见的新奇现象。  
　　在如下冲突、敌对行动中，也表现出上述这一共同特征。如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古罗马和北非迦太基之间的冲突；古罗马和帕提亚、波斯(现称伊朗)之间的冲突；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冲突；不列颠(今苏格兰、威尔斯、英格兰的总称)和俄罗斯之间19世纪在中亚发生的冲突；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冲突；不列颠和法兰西之间为争夺美洲殖民地、非洲殖民地和东南亚殖民地而发生的冲突等等。其中某些冲突最后导致摊牌性的对抗；某些冲突则没有发展到这种摊牌性对抗的程度。所以，在冲突中，即使没有使用核武器，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代理人或半代理人之间战争的进程。这些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寻的。  
　　譬如，朝鲜战争，就可以和意大利、迦太基对抗期间，在罗马的马其顿战争相比拟，或者和不列颠、俄罗斯对抗期间，在英属阿富汗进行的战争相比拟。当然，这种类比是不完全确切的。因历史本身决不会重演，但其格局却十分类似，这是十分明显的。  
　　大国卷入局部的战争或骚乱，而其主要对手只在旁边观战，这种冲突的格局是很多的。如1978年到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是旁观者。再如公元前2世纪，在以色列发生了骚乱，犹太人战胜了叙利亚人。当时，首先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后来是帕提亚的波斯，只在旁边观战。后来，也发生了类似的一些情况。如3世纪后，罗马帝国在以色列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而帕提亚仍然只在附近观望，情节相类似，只是结局有所不同罢了。在现代，与上述战争相类似的是，19世纪末，英国反对苏丹伊斯兰教托钵僧这一长期而痛苦的战争。在这期间，法国利用此机会吞并了附近的非洲地区。在这些战争中，以及有大国插手所发生的外部暴乱的战斗中，正规军总是面临着与难以捉摸的敌手较量，并总是遭受失败。因为对方在作战中，得到了当地群众秘密的、实际的有力支持。  
　　历史上类似1956年以来，在中东和非洲发生的代理人战争是很多的。在近代，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和西班牙内战，可提供有趣的对照。当然，把古希腊的战争作为对照，也同样恰当。那时候，雅典和斯巴达企图避免冲突，但最后相互被毁灭了。而在罗马-马其顿对抗中，却以迦太基人失败而告终。  
　　因此，历代战例显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无论武器和技术怎样变化，无论怎样使用或玩弄这些技术和武器，战争中的共性规律，都与古代和历史上出现的人类冲突相一致。  
　　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敏感的作家，采用过许多不同的方法，来阐述为何每一代人都需研究历史，以了解当代所发生的事件。但在阐述关于新与旧的关系中，譬如，阐述武器和战争的相互关系，没有谁比阿方斯·卡尔把它比喻得更恰当：“万变不离其宗” [ 注：阿方斯·卡尔《万变不离其宗》，1849年1月。 ] 。

29．各个时代兵器的杀伤力
所有的兵器，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特性——杀伤力，即使人致伤，如可能则使人毙命的能力。战争的历史，就是一些集团的人们，通过比敌方更为有效地使用兵器，或换言之，充分发挥或者接近发挥兵器的最大杀伤力，力图将其意志强加于另一些集团的人们所采取的方法的回顾。  
　　当然，兵器的杀伤力是相对而言的。比如一把剑，有人操之能置对手于死地，那末我们说没有什么比这把剑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了。然而，剑的杀伤力却要受时间、距离、乃至持剑人的身体条件等诸因素的制约。假如我们给这些或者其它因素赋以一定的数值概念，便可将剑的杀伤力跟氢弹、坦克或其它任何兵器加以比较。显然，能在较短时间里歼敌越多的兵器其杀伤力也就越大。表1(见第12节)和图2表示了各个历史时期中有代表性的兵器的杀伤力。这些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简称TLI)是用标准公式计算所得之结果(见表1)，并用半对数方法加以图示的(见图2)。  
  
图2 各历史时期兵器杀伤力和士兵分散率的变化  
　　读者从图表上不难看出，在我们称之为“冷兵器时代”的整个历史时期中，表示杀伤力的曲线相当平直，但从启用黑火药兵器之后，特别是20世纪中叶开始，曲线便急剧上升。  
　　为了提高兵器杀伤力，促使人们采取两项重大的做法。第一，人们不得不改变作战方法，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新型兵器的效能；第二，人们同时采用主动和被动两种手段来限制敌方使用新型兵器的效能。  
　　这两者相互结合，并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补充的做法，即最大限度地发挥兵器的效能以打击敌人，同时又限制敌人兵器效能的发挥，导致了我们所说的战术的发展，即作战中用兵技巧的发展。这些战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火力，或称杀伤力；(2)运动，旨在使部队及其兵器运动到能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的阵地，或者说运动到敌方对我方具有最小杀伤力的阵地，或者实现这两种要求的某一结合；(3)军队的部署，即要达到下述之双重目的：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我方使用兵器的效能，同时更重要的是最大限度地降低敌人兵器的效能。  


战争中的不变特性  
　　从本书前面所述的内容可以明显地看出，战争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中，在技术方面的变化使兵器发生了变革，并进一步导致战争中战术的变化。但是，尽管有着这样一些变化和变革，战争仍然存在着某些永恒不变的特性，而且，这些不变特性跟那些变化和变革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战争的不变特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战争的目的不变，即使用致命的工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第二是进行战争的方法不变，这些方法可归纳为一套原则，通常称为战争之原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人的本性不变。  
　　如表1和图2所示，在以往的整个历史时期里，兵器的杀伤力只有过很少的几次重大提高，并且主要是在大约1850年之后。每次杀伤力的大提高均可看成是足以改变战争特性的新飞跃。这种飞跃属于一种革命性的变化，随之能引起一系列的革新。革命和革新是不容混为一谈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用后坐力来带动的带式送弹马克沁机枪是一种兵器上的革命，而后来出现的一些机枪虽然性能更佳，但却只能算作是技术进步过程中的革新而已。一种新型兵器的出现，只有当它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因而引起战术及作战时的军事编制的变化，或者在使用原有兵器来对付它或用它进行作战而引起战争的重大变革的时候，方能充分估价其真正的影响和意义。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组建了装甲师并投入实战，便表明坦克这种新型兵器已被成功地吸收作为德军的制式装备，并由此带来了兵器技术及战术的许多重大的进步。  
　　相对来说，在历史的进程中，兵器技术和战术的突出进步是为数不多的。现用下面几页篇幅先介绍一下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设法提高长矛的杀伤力，并通过建立方阵(约公元前355年) [ 注：这一时间顺序可能被颠倒了。 ] 使长矛的作战效能得以充分发挥以来，直至发明原子弹这整个历史时期中，兵器及其杀伤力的十八项重大进步。  


冷兵器时代  
　　马其顿长矛：公元前359年后不久，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下令增加矛的长度，因此这种长矛要比同时代的矛明显地长一些。它曾用于由4096名训练有素的专职长矛兵组成的方阵作战，菲利普和亚历山大极其成功地采用过这种方阵队形，它近似于现代的一个师。  
　　短剑：公元前250年左右的一种古罗马短剑，长度为两英尺，系一种沉重兵器，主要用来刺人体的要害部位，造成当场死亡或致命的感染。它的重量和宽度还使之适合于作为手斧来使用。古罗马短剑兵通常编成120人左右的小队，作战时可按预先规定的简短指令灵活编队，这样就可以在作战范围内的任何位置上进行运动或战斗。每个短剑兵都经过专门的训练，他既能单兵作战，同时又是协调良好的整个战斗机器中的一员。这种小型编队，再加上轻步兵和轻骑兵，便组成4500人左右兵力的作战部队，即所谓的古罗马军团，它差不多也类似现代的一个师。  
　　英国长弓：公元1200年前 [ 注：有迹象表明，约公元前3000年时，埃及就已经出现了长弓的完整的雏形。而英国弓来源于威尔士的说法也是有疑问的，也许本来就是在英国发展起来的。 ] ，威尔士山民发明一种可以快速放箭的长弓。它用紫杉木制成，据说它的箭头能射入栎木四英寸的深度。弓箭兵必须从小开始训练才能熟练地使用这种兵器。虽然长弓的杀伤力要比欧洲所有其它种类的弓箭强得多，但实际上却并不比制作较为粗陋，使用不大灵便的石弓好。石弓在欧洲出现比英国长弓大约要早一个世纪。直到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和他的孙子爱德华三世时期，长弓才在作战中真正得到有效的使用。他们选用大量长弓兵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火力基地，并由弓箭兵、轻重步兵及小股带盔甲的精锐骑兵紧密有序地配合作战，从而实施一种能攻能防的战术。  
　　蒙古弓：一种反射式弓，用动物的角和木头制成，样子与普通弓差异颇大，长度则与英国长弓相近。射箭是骑在马背上进行的，因此弓箭兵从小就要苦练骑马和射箭的本领。蒙古弓箭兵按照成吉思汗建立的完善的作战指挥系统进行编队，在权威首领的指挥下，手持性能大大优于所有对手的兵器，与全身披盔带甲的长矛骑手协同作战。在十三世纪的大部分年头里，蒙古军曾所向披靡，称雄一时。  


黑火药时代  
　　黑火药本身只是一种危险性属于中等的炸药。欧洲人直到1250年才懂得使用它，在中国则可能要早一些。当时，人们花了50至75年的时间才发现将黑火药装在一头开口的管内并进行点燃，便具有杀伤力。但黑火药兵器被正式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则化了将近400年的时间。到了15世纪中叶，黑火药兵器在提高杀伤力方面才清楚地显示出巨大的潜力。  
　　最早的火炮：公元1326年，黑火药被用来在城堡门楼上发射小型弹体。这种发射装置尽管十分原始，但已经属于一种火炮了。它使黑火药成了能够使人致命的东西。因此可以说是使黑火药具备杀伤力的一次带根本意义的飞跃。  
　　火绳枪：在出现火炮后约120年，发明了最早的安全可靠的枪。到了15世纪中叶，又在此基础上制成了火绳枪。由于这种枪的射击速率很慢，在射击完毕装填子弹时，射手既不能射击又不能防卫，因此使用起来很成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由长矛兵来保护容易受到攻击的火绳枪兵，二是将火绳枪兵编成十列横队，当第一列打完一发子弹后，便退回最后一列去装子弹，接着后面各列依次轮流射击。16世纪初的西班牙方队便是采取这种战术的最好例证。  
　　古斯塔夫·阿道夫对兵器的改进：这位国王改进了当时的兵器，提高了兵器的杀伤力。这些兵器成了他全面改革后的军事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战术以及军事编制方面的改革则成了后来三个世纪中欧洲军事实践的基础。他通过改进子(炮)弹(第一次大规模采用早就出现过的一种思路)，大大提高了滑膛枪和火炮的射击速率。为了发挥步兵的火力，他发明了“线式战术”，将士兵编成行数较少的队列，而不是象西班牙方队那样密集的队形。为了发挥炮兵的火力，他设法减轻炮管和炮架的重量，改进炮队的编组，使之比当时其它军队的炮兵具有大得多的战术机动性和效能。  
　　燧发枪和刺刀：这两种兵器组成了一种更简单更可靠的枪械。枪上带有可进行肉搏战的装置，这样，当枪在射击之后仍然具有杀伤的能力。由于使用了环套固定的刺刀，因而结束了黑火药兵器很长的一段过渡时期，从此，不再要由长矛兵来保护手持空枪的士兵了。在欧洲，约从1700年起开始普遍使用这种组合式兵器，直到下一世纪仍是部队的制式装备，前后经历了约125年时间。燧发枪和刺刀在杀伤力方面完全可与线式战术和滑膛枪相匹配。  


技术变革时代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兵器的杀伤力比之黑火药时期的早期兵器有了一个量的飞跃。由于这些兵器近代才使用，又有较好的资料记录，兵器在哪种情况下发明以及与此相关的技术取得了哪些进步等情况都比较清楚，因此分析起来比较容易。  
　　圆锥形步枪子弹(1849-1860年)：即通常所说的米尼枪弹。这种子弹用于前装枪，由能防风雨的火帽引发，其初速快，有效射程相当于当时的滑膛枪，而精确度则大大优于老式燧发枪。采用这种子弹的步枪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主要步兵武器，当时战斗中的大部分伤亡是这种兵器造成的，同时它还导致了步兵战术的重大变革，不过这种变革进程比较缓慢。由于采用圆锥形子弹的步枪具有很大的杀伤力，因此是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兵器革命，至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是如此。  
　　后装枪(1848-1864年)：这种枪的特点是射手可以俯伏射击和俯伏装弹，因此它使前装枪过时了。后装枪的技术思路并不新，它的雏型早在一个世纪前便已在实战中使用了。1848年普鲁士军队率先将这种枪大量用于步兵作战，但直到1864年丹麦战争时才公开撞针枪的秘密。  
　　后装线膛炮(1845-1870年)：虽然1845年左右就已制成可供实战用的后膛炮雏型，但此后的25年内却一直没有得到广泛采用。经过不断的改进，终于在普-法战争(德国操纵)中显示出它比老式的法国前装炮要明显优越。由于它的射程更远，发射速率更高，因而杀伤力就更大。  
　　马克沁机枪(1883年)：这种用后坐力来推动的带式送弹机枪是现代自动化兵器的雏型。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这种机枪是黑火药出现以来在提高杀伤力方面效果最好的一种兵器。  
　　榴弹(1886年)：装有烈性炸药的轻型火炮炮弹能够在爆炸点周围20英尺的范围内产生1000多块具有杀伤力的弹片。美国南北战争中所用的老式黑火药炮弹只有2-5块弹片，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所用的炮弹也只能产生30块弹片。因此，仅从爆炸所产生的弹片来推算，理论上榴弹的杀伤力是普通黑火药炮弹的35至200倍。  
　　机柄弹仓式步枪(约1895年)：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各国军队曾使用过各种各样的弹仓式步枪，但在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经过大量改进的毛瑟枪成了各国军队标准的步兵步枪的原型。这种枪之所以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其主要原因是射击速率大大提高了。美国的M1903型斯普林菲尔德式步枪是这类枪中的佼佼者。但是，主要由于财政上的原因，大约过了半个世纪之后这种枪才逐步被半自动步枪(系机关枪原理的改进)所取代。  
　　坦克(1916年)：这是一种内燃机驱动的环状履带车，它使机枪和轻型火炮具备了越野机动能力并得到了装甲的保护。这就使之比没有装甲保护的人背马驮式兵器具备了大得多的杀伤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由于当时一些兵器杀伤力的提高，曾经形成了战术上的一种僵持局面，坦克的出现从机械化的角度为解决这个问题向前迈进了一步。  
　　战斗轰炸机(1917年)：这种飞机在作战灵活性，航程以及将相对来说把较大的炮弹(或机枪子弹)射向点状目标所用的反应时间等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请注意，在特定条件下也可在作战中使用中型和重型轰炸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国使用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可以说是短暂却又成功的反常现象，并不能说明飞机的杀伤力得到多少提高，因为作战环境有可能变得对这种飞机的活动十分不利。)  
　　弹道导弹(1944年)：这是一项德国人的发明 [ 注：主要是在美国人罗伯特·H·戈达德(1882-1945)的火箭理论基础上发明的。 ] 。(此情于1944年披露)由于这种导弹射程远，具有全天候作战能力，并有较强的抗干扰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弹头的杀伤力。这种导弹是导弹家族的雏型，这导弹家族正在引起战术和军队编制的变化，即使射程大幅度地增加，也就大大提高了杀伤力。  
　　原子弹(1945年)：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全世界都知道原子弹首次用于战略轰炸，同时也因为人们承认它具有极其强大的杀伤力，因此，尽管原子弹尚未用于战术目的，但它在促使战术和军事编制的改变方面已经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如何对核武器作出恰当的应变，也许是当今或过去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军事课题。  


辅助性技术的重大进展  
　　要了解战争的演变情况，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认清杀伤力的提高不仅仅是兵器本身的作用。当然，给敌人造成伤亡的是兵器，因此兵器是实现战争目的的工具。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兵器的实际杀伤能力一直是受辅助性技术进展的影响并因此而得到相应提高的。  
　　正因为历史上兵器本身的杀伤力只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几次真正重大的提高，因此，对兵器杀伤力起着直接影响的辅助性技术的进展也是寥寥无几的。但是，尽管这些进展数量不多，却也带来了许多技术上的革新和进步。  
　　下面列举辅助性技术的19项重大进展。这些进展看来确已对战争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正如武器本身一样，这些进展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技术革命时代出现的。  


冷兵器时代  
　　盔甲：史前，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敌人的袭击，开始使用原始的兽皮制成的盾，后又改为木制盾。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军队的士兵曾用过最原始的盔甲，后来希腊人制成了金属头盔，护胸铁甲和金属盾，使盔甲得到了改进和完善。到了基督纪元初期，锁子甲的使用使盔甲得到了较大的改进。在12和13世纪期间，锁子甲一直是士兵用来保护身体和四肢的主要防护具，直到14世纪，金属片盔甲开始取代它为止。当然，盔甲的作用在于抵御敌人兵器的伤害，而它的保护作用又能使士兵得到精神上的鼓舞，以便更勇猛地，并以更大的威力使用手中的兵器。  
　　马镫：在亚洲一些地区也许早在公元一世纪就已开始使用，但在欧洲则到6或7世纪才得到推广。当使用长矛兵器时，马镫能把马和骑手的全部重量变作挥刺长矛的合力，大大提高了长矛的威力；而在使用弓和剑的时候，马镫使骑手能够安全稳当地骑在马上使用手中的兵器，因此也提高了弓和剑的杀伤能力。  
　　由于以上的技术进展，在当时形成了一支披盔带甲的骑兵部队。在后来的800年内，直至长弓和瑞士长矛相继发挥威力之前，它们一直是称雄称霸于欧洲的军队。  


黑火药时代  
　　稳定性黑火药(即粒状火药)：约在公元1450年，有人发明了一种黑火药，它能长期保持爆炸特性，不会分解成原来的配料成份，因此使用起来非常可靠，效能很高。  
　　火绳枪点火装置：15世纪西班牙人研制成一种火绳枪的点火装置，它使射击更加安全，射手也可用枪进行瞄准，因此提高了射击的精度，当然也就提高了枪的杀伤力。  
　　燧发枪点火装置：这是用于滑膛枪的一种更安全，更准确，速度更快的点火装置。这种滑膛枪取代了火绳枪上原有的点火装置。它的基本工作方式是：用二硫化铁或燧石与钢件相撞击产生火花，使火药池内的火药点火。这种装置提高了滑膛枪的效率，在夜战中不致暴露枪的点火动作，避免了射手的危险；另外，它使枪在雨天也可进行射击。士兵在遭到突然袭击时可以更快地出手还击。  
　　铁制推弹杆：据有些历史学家称，18世纪初，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首先采用了一种铁制的推弹杆，以代替原先容易折断的木制推弹杆。普鲁士步兵经过训练后使用这种新工具(枪的本身未加改动)，每分钟平均射击速率至少提高了一至二倍。 [ 注：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射击速率的提高，几乎完全是由于加强了训练和提高了纪律性的结果。 ]  


技术变革时代 [ 注 ]  
　　蒸汽机(1769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发明了蒸汽机，随之又出现了铁路和机车，从而实现了大批量兵员的运输，并能按数量要求将弹药及时送上前线，使士兵能以更高的射击速率来使用兵器。蒸汽动力也引起了海军作战的革命性变化，它实现了兵器的大批量生产，用以武装大规模的部队并使舰队具有了空前大的动力。  
　　火帽(约1851年)：19世纪初，美国人本杰明·肖发明了火帽以代替燧发机。它除了应用于滑膛枪外，还为1835年发明柯尔特式自动左轮手枪准备了条件。  
　　电子通信：19世纪中叶，用电首次达成了远距离瞬间通信，从而实现了对大规模作战部队的指挥控制。  
　　 (1)电报(约1840年)是电信发展中的第一项重大发明。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电报曾广泛应用于大部队的战略战术指挥。  
　　 (2)更近一点，用野战电话首先实现了瞬间话音传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得到大量应用，主要作炮兵通信，用来将炮兵观测员的射击数据和修正数据传达给炮位。  
　　 (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出现了早期的无线电话。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便成了战略战术指挥的主要通信手段。它既可以作为有线电话的补充，而且在远距离高度机动部队的作战指挥中完全取代了有线电话通信。  
　　带刺铁丝网：它原先是农民用的一种对人无害的器材，在军事上用来将射击目标限制在火力范围之内，并把目标与支援的武器及人员隔离开来，从而更充分地发挥自动武器的杀伤力。这种器材最早于1874年被用于此类军事目的，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人们才充分认识到了它的作用。  
　　无烟火药(1887年)：使用这种火药后，射手一面能以稳定的速率进行射击，一面还可以连续地观察射击的目标，因此，无烟火药的启用标志着兵器杀伤力的一次重大提高。而且由于射击时不产生烟云，不致于暴露自己，所以不易受到对方反击的伤害。  
　　内燃机(1887年)：在可供实用的内燃机问世后不久，人们很快就用它制造坦克和飞机，并因此而产生了全新的战争概念。当它被用来驱动卡车和履带车后，步兵、炮兵和补给机车等便具备了在道路上和越野的机动能力。  
　　带后坐装置的高速射击火炮(1890-1910年)：要充分发挥后膛炮的效能，必须找到炮架承受后坐力的办法。有了这种炮架，就不必在每次发射炮弹后再用人力将炮送回原来的位置并重新确定射击方向和距离。在发明了先进的后坐装置后，这个问题便随之解决了。接着出现了一系列的火炮，其特点是射程远，射击的精度更高，特别是射击速率大大提高了。此外，还有一些象套筒炮管这样的重炮结构方法也在提高火炮杀伤力上发挥了作用。到1914年，由于火炮杀伤力的大提高，终于使“线式战术”过时了。  
　　侦察机：于1907年研制成功，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得到充分的利用。侦察机能发现过去来说隐蔽而无法发现的目标(主要供炮击用)。  
　　空中摄影：照相机是技术革命时代的又一项技术进展，它与侦察机相结合(主要是空中摄影，但不全是)，成为发现敌人目标的基本手段。  
　　雷达：它实质上是发出脉冲信号，在遇到目标时将脉冲反射回来的一种电子设备。其用途有：  
　　 (1)用于防卫(1938年)：雷达为侦察人员提供了发现和识别空中、地面及海上目标的全新手段；在确定目标之后就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手中兵器的杀伤力。英国最先懂得了它的作用，并用之于防空系统，这便是他们取得1940年不列颠战役决定性胜利的主要原因。  
　　 (2)用于进攻(1944年)：无线电变时引信或称近发引信，它运用雷达原理，能在接近目标时引发高爆弹。以往只采用带定时装置的引信对炮弹进行空中引爆。这种引爆方法比较费钱，并需进行复杂的有时还不太可靠的计算，因此定时引信在作战时只能说是勉强有效。如果给引信装上一个微小的雷达装置，那末，当炮弹飞过地面上规定的一段距离，或者碰到地面上突起的目标，或者遇到明确指定的空中目标，比如一架飞机，就会引爆。因此，只要炮弹对准任何一个目标并在越过目标时靠到足够近的距离，就能使高爆弹发挥最大的潜在杀伤力。  
　　惯性制导和无线电制导：这是两种制导或导航方法，可以为远程弹道导弹、飞机、海军舰艇以及地面车辆提供精确的方位和距离。  
　　电子计算机/自动数据处理(1940年)：最早供军用的近代电子计算机雏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破译德军密码电报而研制成功的。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仍然只是模糊地认识到这种可以用来进行计算和存取信息的越来越小而且越来越轻的电子设备所蕴含着的巨大潜力。  
　　人造地球卫星：把这项技术进展放在这里叙述很没有把握，因为从战争角度来说，这项技术并无历史基础，况且人造卫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弹道导弹技术引伸发展的结果。不过卫星与导弹毕竟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且人造卫星在侦察、通信乃至作为武器的空间发射台等方面的潜在能力将会给未来战争带来明显巨大的影响。因此，似有在此略加提及的必要。  


战争与和平对兵器发展的刺激作用  
　　 19世纪前，提高兵器的杀伤力并利用这种成果的工作是一些发明家独自进行的。这些成果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偶然性。到了19世纪时，即从19世纪30年代燧发枪被逐步淘汰起，欧洲和北美列强便开始设立工业、军事等方面的科研和管理机构，从事开发“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即发明方法的创造发明。” [ 注：此文引自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25年出版的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著《科学与当代世界》一书第141页。 ]  
　　那时对科研工作的新兴趣，加之从事科研工作的各种机构之间能够很好地互通信息，使得军事思想家们能够比以往更好地利用日新月异的科技革新成果。到了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广泛的科技变革便开始初见成效了：兵器的杀伤力有了提高，战术得到了发展，而且出现了与兵器杀伤力及战术发展相适应的军队组织体制。不过这些成效在起初的阶段来得较慢，因此在19世纪的大部分年头里军事技术的发展一直是处于落后状态的。  
　　奇怪的是，技术革命时代的重大技术进展的时间都是紧挨着连在一起的。圆锥形步枪子弹、高效后装枪和线膛野战后膛炮相继出现于1841至1849年之间；近代机关枪、高爆弹、机柄弹仓式毛瑟枪、无烟火药以及近代速射火炮等先后于1883年至19世纪90年代中叶问世；坦克和战斗轰炸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二个年头的时间里(1916-1917年)出现的，而弹道导弹和原子弹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连着的二年之内相继发明的。  
　　 19世纪新兵器的技术进步是在和平时期取得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它们的雏型是在上几次重大战事结束后大约十五年的和平时期里出现的。为何存在这样一个时间上的间隔呢？其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战时财政预算上的困难；二是由于战时化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因而使人们对发展技术产生了某种冷淡态度；三是需要有一段时间让人们进行考虑和试验。  
　　 20世纪兵器杀伤力的提高(如坦克和战斗轰炸机，弹道导弹和原子弹)则都是战争时期的科研成果。每种兵器装备的发展，其基本思路产生于和平时期，但是往往缺乏推动力。总要等到国家安全危在旦夕，因而出现压倒一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时候，方才着手进行研制。1911年奥匈联军曾经拒绝制造一种可供实战的坦克；而美国国会在两次大战中间的年头里也肯定会否决为曼哈顿计划提供几十亿美元经费的提案。  


发明者的身份  
　　近代，究竟是谁从事着提高兵器杀伤力的研究工作呢？是个人还是集体？是私人机构还是政*府科研部门呢？大体上说，从事轻兵器，火炮和弹药研制工作的是文职科研人员，他们的工作基本上是个人单独进行的。当然也有不少军事人员在从事这种工作。由于火炮及其弹药的研制需要铸工厂、化工厂以及金属加工机床，因此，在英国由私人厂家，在法国和德国则由政*府兵工厂负责牵头从事这种工作。  
　　直到1900年，黑火药兵器尚有一些重大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兵器太重，冒烟，后坐力，射击的速率、射程，引信，弹片的数量以及精确度等。(当时由于已经发明了整装式金属弹壳制的炮弹，因此后膛装填兵器的封闭或密封问题就早一步得到了解决。)这些问题早已是几个世纪以来众所周知的了，但是当时看来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主动提出想要解决其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进步，有人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些课题的机会，于是搞出了一些发明创造，并把它们奉献给政*府。在解决上述技术课题的过程中，政*府兵工厂所起的作用显然是比较小的，充其量不过是少量火炮的研制工作。当时通常的情况是个人发明家将他的新发明卖给政*府部门，而政*府部门主动要求发明家研制新的和具有更大杀伤力的兵器倒是鲜见的事情。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新兵器的发明过程开始有所变化。不论是飞机还是坦克，不论是弹道导弹还是原子弹，都是由最初的设想先变为科研人员的基本思路，然后在军队和地方科研人员的共同参与下，经过一个或几个政*府科研机构的努力，最终研制成可供实用的新型兵器。这就是从小型私有工业向大规模政*府科研机构的一种转变。  
　　就国家来说，1914年前的大多数发明项目差不多都是法、德、英三大工业强国分别着搞出来的。近代机关枪的发明者海勒姆·马克沁原是美国人，但在当时美国的一种潮流影响下，他移居到了英国，与著名的维克斯兵工厂合作从事科研工作。三大工业强国非常清楚它们需要高效能的兵器装备，又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同时有足够的预算经费，因而为发明家和生产厂提供了从事科研工作的良好前景。1917年后，美国开始跻身于三国集团，从此便在兵器的科研生产上始终占据着领先地位。  


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所经历的阶段  
　　一种重要的新型兵器或者威力比原来更大的改进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其思路往往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形成。例如，在坦克和飞机出现之前约450年的时候，伦纳德·达·芬奇就已经提出了这两种装备的设想，在这同一时期，还有人进行了后膛炮和高爆弹的试验工作。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有可能将图纸上的设计变成兵器装备的样品(当然有的发明家可能并不知道某些思路设想早就有了)，然后再对它们作一些大的改进。从形成设计思路到制成装备的样品，直至正式装备部队，这段间隔时间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缩短的。从研制出最初的后膛炮到生产可供实战使用的安全火炮至少花了400年。而后来改进成法国75毫米火炮则仅花了51年。从1795年第一架小型的飞机样机上天到1903年制成莱特兄弟驾驶的载人飞机，中间共经过了108年，而到1917年制造出战斗轰炸机则仅仅花了14年时间。  


新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  
　　一种杀伤力更大的新型兵器的研制成功，只是实现兵器杀伤力的三个步骤中的第一步。接下来还必须有军事部门来采用它，还必须被吸收到战术、军事理论及军队的组织体制中去才能达到提高杀伤力的目的。我们看到，兵器的发明和采用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快了，但是，兵器被军事系统所吸收这个过程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加快。  
　　以往发明一种可供实战使用的新型兵器后，并不能保证立即有军队来购买，即使买，也不能保证买走足够的数量作为军队的制式装备。1776年英国少校帕特里克·弗格森发明了一种后装枪，(法国和奥地利早在50年前就已试验了后装毛瑟卡宾枪。)但是过了60-70年后，也就是弗格森死后约80年，那些大国才迟疑不决地开始采用这种兵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购买了只够装备一小部分军队的后装式连发枪，而大部分军队却仍然使用单发前装枪。直到1866年的七星期战役时，前装枪才真正从它的实用军事装备清单上被后装枪取代。  
　　从兵器发明到采用，其间隔时间的长短是可以反映出一些问题的。人当然不是随时随地都在从事战争，但工业、商业、法律、医疗以及工程设计则是一刻不停在进行着的。在和平环境下的科研活动中，新装备和新的设计思想可以在任何时间里进行试验。无时不有的竞争刺激着人们去使用新的更先进的技术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两次战争之间往往总有一段很长的间隔时间。比如1914年前就有过这样的一段间隔。因此，1872年还是21岁的德国现役军官到了1914年与欧洲敌军对阵时已是六十三岁的高龄，实际上到了他事业生涯的尽头。在任何其它重要的职业和机构中，都不会象在军队里那样，整整一代人都不经过专业技术、工作表现或业务能力的实际考核。但在那样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实战的经验来验证所需要试验的武器。  
　　还须记住，重大的战争总会留下两个后遗症。第一，经费预算问题；第二，大批装备物资的库存。经费预算问题迫使军队要把战时遗留下来的库存物资用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在20世纪30年代给德军帮了大忙，它们迫使德军销毁了1918年的遗留物资。)经费预算问题以及大批过时的装备物资告诉人们，在1914年前出现的两次兵器杀伤力的大提高中，为什么第一次的提高出现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约15至20年的时间里，而第二次的提高则出现在美国南北战争和普法战争之后差不多同样长的时间里。  
　　兵器发展被拖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次战争中的一代军人，他们习惯于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军事思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装备和思想而飞黄腾达的，要新的思想产生影响，老一代人必须从权力地位上引退，这就需要花去一定的时日。曾有一位大物理家这样说过：“试图说服反对者而使新的科学真理取胜那是办不到的……但只是因为反对者终将寿终正寝，而了解科学真理的一代新人会成长起来实现其使命。” [ 注：此文引自1949年纽约出版的马克斯·普朗克著，F·盖纳译的《科学传纪文学和其他论文》一书第33-34页。 ]  
　　上述见解可以说是处处适用的，但在采用新兵器时各国却并无明显的固定的做法。有这样的例子：某些国家由于自身存在着一些问题，或者因为某些做法，使得某个大国未能及时采用某种新型兵器。不过这仅仅是个情况而并非典型事例。俄国曾经十分重视用刺刀而在使用机枪方面落后了；德国则强调用机枪而没有及时采用英国发明用来对付德国机枪的坦克。想从这些例子中就各国采用新兵器的做法得出点什么结论，即使并非不可能，至少也是危险的。  


兵器从采用到有效地使用之间的间隔时间  
　　一种兵器，要成为军火库中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员，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特长和潜在效能，总要经历一个过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不管那种新型兵器装备，按照常规都必须先进行试验，看一看怎样才能使它达到最佳的战斗状态。况且和平时期进行的试验，不管搞得如何逼真，都无法代替严格的实战环境。这个间隔时间的长短还要受当时军事思想模式的影响。该模式总是力图使新型兵器去顺应已有的战术。而战术的变化则往往又要等到新型兵器允许或者要求进行这种变化的时候而姗姗来迟。  
　　从火绳枪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以上这样的典型情况。火绳枪是经过充分的研制后最早被大量使用的枪械。它于16世纪下半叶得到广泛采用。最初是以当时密集的步兵常用的齐射方式来使用的。在射击过程中，士兵无法防卫，在装填子弹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仅对战斗无所作为，反而要大批长矛兵来保护他们。后来大约过了50年，才想出后退装弹的办法，即排在第一列的士兵射击，射击完毕便走到最后一排去装子弹，其余九列士兵依次照办。  
　　这是最早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用来解决单兵使用黑火药兵器所遇到的一个基本问题。从此以后，只要发明了新型枪械，就可以很快在战场上得到有效的使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最初的使用方法就是最有效的方法。一般说来，找到兵器的最佳战术使用方法需要20至30年的试验过程。同样，19世纪末炮兵武器最初给作战带来的重大变化也是如此。坦克和战斗机是在实际用于作战之前或用于作战的同时人们就要求能够有效地使用它们了，问题在于如何恰当地发挥其应有的杀伤力。弹道导弹从一开始实际上被当作远程火炮使用的，它被吸收到作战理论中去的过程却是缓慢的。核武器的出现带来了一些有关战术的根本概念性质的难题，这些问题和影响使用高效黑火药轻武器的那些问题是相类似的。就目前来说，没有理由可以认为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会变得更容易和更快些。  
　　很明显，在核时代的初期，核武器在发明和公开之后，直到制定出在作战中使用核武器的条令，这中间要相隔一段时间。1945年，最早的两颗原子弹是作为大规模的毁灭性恐怖武器来使用的。1948年实施柏林封锁的时候，使用战术核武器成了现实可行的一件事。但是，当时的美国既没有确定地面作战中使用战术核武器的策略和战术，也没有制定出有关的条令。事实上，直到下一个年头，即1949年，美国才开始考虑在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战术、条令及军事编制如何进行重大的修改。  


新型兵器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的过程  
　　根据观察和记录，如果一种兵器的威力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它还没有处于最佳的使用状态，就极容易肯定这种兵器没有被吸收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当然，要确定一种兵器事实上已经被吸收作为制式装备，并且成了军事建制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那也是不难的。但是，若要断定新型兵器成为制式装备的过程完成于何时那就并非易事了。  
　　一种完全新型的兵器问世并初步得到采用时，总是与原有的兵器及军事理论存在着许多不协调的地方。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比如，人们含含糊糊而又犹豫不决地想把新旧两种兵器加以配合使用；不能始终如一而又灵活有效地在进攻战中使用新兵器，因而常常导致战术上的僵持局面；兵器和士兵容易受到对方的反击；由于使用新兵器或者不愿使用新兵器因而造成惨重的伤亡等等。为此，我们就新型兵器是否已被采用作为部队的制式装备规定下列几项标准：  
　　 (1)能够按照条令，保证新旧两种兵器配合使用，采取与两种兵器特性都适合的方法，熟练地使用新兵器。  
　　 (2)能够在进攻战中始终灵活有效地使用新兵器，以便充分利用优势的作战指挥和/或武器装备等有利条件。  
　　 (3)能够有效地对付预料中的和未曾预料到的对方反击。  
　　 (4)能够大幅度地减少使用新兵器士兵的伤亡，同时给敌人造成大得多的损失。  
　　从历史上看，新型兵器成为制式装备或新的军事思想被采用需要有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要有熟悉军事业务的聪明而又博学多才的领导，对现行军事体制的性质及背景具有广博的知识以及处理军务的卓越能力。  
　　 2．能有效地协调国家的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等方面的资源。  
　　 3．能对新型兵器进行战场试验，以作为评价和分析其性能优劣的基础。  
　　当这些条件齐备后，新型兵器从试用到成为部队的制式装备之间大约还需20年或者一代人的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型兵器或兵器的改进型正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上面所说的那个间隔时间却并无多大改变。倘若三项先决条件不具备(1830年前常有这种情况)，那末新兵器被采用为制式装备的过程还会更慢。  
　　新兵器或者兵器的改进通常要等科学家、技术人员或者士兵确感条件成熟时才能着手进行研制。一种新兵器专门用来解决某个战术课题这样的情况是十分少见的。  
　　假如不经过严格的实战检验，就大量启用从未试用过的新型兵器，并很快改变战术和编制，这当然是人们所不情愿的。某些非结论性的事例表明，在这方面采取鲁莽冒失的行动是要付出可观代价的(就象普鲁士采用撞针枪的例子那样)。尽管人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尽管不经过实战检验就把新兵器当作制式装备来使用是不妥当的，但是，新兵器越来越快地发明出来迫使军事部门不得不迅速地改变作战战术和军队编制。  
　　大约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约于1840-1942年之间)，起初是普鲁士，后来是德国，始终在军事上(指陆地作战)处于稳固的领先地位。这倒并不是因为德国在智力、科学或者作战等方面处于优势，而是由于他们比别人更早地认识到了工业革命使兵器以及使用兵器的方法变得愈来愈复杂，因而对战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普鲁士人则比别的国家更早地把自己组织起来，有计划地而不是靠偶然的机遇来获取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需要的第一、二两项先决条件。这种有计划的组织工作也使他们能够充分而又及时地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有关新型兵器战场试验的成果。  
　　德国和别的大国的经验(这些大国在关于参谋总部建设的思想以及把军事跟国民社会结合起来等方面曾仿效德国)，向人们提出了在20世纪中期将新型兵器吸收为制式装备所应具备的其它先决条件。  
　　 (1)必须设置工业的、开发性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军事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相互之间以及与政*府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  
　　 (2)这些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来从事科研、开发及试验活动，以便科研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  
　　 (3)这些科研机构在相关的研究课题上必须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各尽其力。  
　　显然，系统地开发新的威力更大的战争手段所需要的费用已经变得十分可观了。美国的年度军事预算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为了达到科研工作的最佳成本效能比，必须以最有效的方法使科研机构的工作能够很好地互相协调配合，并使科研机构的内部工作程序发挥出最高的效率。不过有一个问题尚不清楚，即我们和平时期的兵器试验手段，比如复杂的实战模拟演习，计算机分析评价以及精心设计的野外测试等，是否确实能够代替实实在在的战场试验(即第三项先决条件)。人们有充分理由确信，就目前来说，这些手段还不能达到目的。

30．杀伤力、伤亡和战术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期里，兵器的杀伤力一直在稳步提高着，而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这种趋势则愈加明显了。人们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战争时期的伤亡也一直在趋向于增加，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恐怖和残酷了。  
　　不管战争变得如何恐怖，有一个问题却是清楚的，即虽然兵器的杀伤力变得越来越大，但在单位时间里单位数量的武器集合所造成的后果却变得不如原先可怕了。究其原因，则是战场上兵器所造成的伤亡率下降了。(所谓伤亡率是指每天部队的伤亡占总人数的百分比。)  
　　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有时受到了一些军事理论家、军事历史学家以及战例研究分析家的注意。但是，在历史著作中，在军事理论方面，在制定作战方案以及战例分析研究时，却常常被忽略了。结果必然会造成对近代战争的严重曲解，并往往会对未来战争作出同样严重的错误估计。  
　　如果我们不能测定杀伤力的数量值，那末也就无法对杀伤力与伤亡之间或者对它们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真正令人满意的比较。对于那些声称杀伤力属于一种无法度量的质量特性的人，我们可以回答他们说，我们已经能够将杀伤力用直观的数量来加以表示了。不管我们会怎样地对此持有异议，但事实上凡是有头脑的人都同意兵器的杀伤力是提高了。而“提高”这个词的概念就自然而然地表示一种事物比较的标准以及某种形式的尺度或程度。  
　　因此我们应当转而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对于那些坚持说克劳塞维茨和拿破仑也都避开杀伤力的数量化问题的人，我劝他们最好读一读或者反复读一读《战争论》、《格言录》这两本书和拿破仑书信集。很少有人象拿破仑那样具有敏锐的数学头脑，而克劳塞维茨则喜欢以有关的测量数据为基础对事物加以比较。当然这丝毫也没有否定这两位军事思想家常常表示的这样一种见解，即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人们的行为和弱点是随意的和不可预言的。但是他们都根据实实在在的数据毫不犹豫地得出了测定杀伤力尺度的确切结论。下面引用一段克劳塞维茨的话，便是上述观点最好的说明：  
　　倘若我们……排除交战中因战争目的和战争环境所引起的各种可变因素，同时不计(或排除)交战部队(系一给定之数量)的作战能力，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有交战这个单一的概念了……其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乃是双方军队的数量。  

　　故而军队的数量将决定交战双方的胜负。……在某一特定的交战中，军队数量上的优势只是决定胜负的因素之一，但却是至关紧要的因素，只要它大得足以抵销所有别的因素。  

　　这……对希腊与波斯，英国与马哈拉塔邦人，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战争来说概无例外。 [ 注：引自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著的《论战争》一书第三卷第八章。 ]  

　　在其它一些场合，我也较多地研究过那些影响战争结局的可变因素的数量表示问题。这类可变因素有助于深入观察我们可以在战争与和平中人们反复无常的行为里所能看到的典型情况。 [ 注：参阅T·N·杜普伊的下列著作：《数字、预言和战争》(1979年纽约出版)；《战争之天才——德军及其总参谋部》一书的附录；《1807-1905年和难以捉摸的胜利》的有关内容(1977年恩格尔伍德·克利夫出版社出版)；《1947-1974年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一书(1978年纽约哈泼与罗出版社出版)。以及《陆军》杂志、《武装部队杂志》、《国防》杂志和《历史、数字和战争》一书等等。 ] 借助这些数量就能够找到回答我们疑问的合理、满意而又非常合乎逻辑的答案。同样借助这些数量，则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过程，以及这种发展趋势在将来所可能产生的意义，就会变得一清二楚或者合情合理的了。  
　　但是，这并不是说依赖数量就能使我们预言未来，或者象那些不可信赖的几何学家所相信的那样，数量关系的本身就能够作出预言。从拿破仑时代起，未来行为的不可知性始终没有减少过。同最初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情况一样，光靠人的本性，即使对过去的历史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也不能使我们对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一一作出预言。我们可以估计事件发展的可能趋势，也可以根据统计数据来预测可能发生的事件和人们行为的大致轮廓，但是，分散孤立的事件和单个人的活动总是无法预知的。  
　　脑子里带着这些数量可能具有的作用及其局限性，让我们看一看在杀伤力、伤亡率的变化趋势以及兵器与战争的发展趋势等方面这些数量能够告诉我们些什么。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一种用数量来表示杀伤力的方法。这种方法用一公式(已在别处作过说明 [ 注：引自1979年纽约出版的T·N·杜普伊著的《数字、预言和战争》一书。 ] )来计算兵器的各项性能，其结果如表1所示(见第12节)。这些数字——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简称TLIS——考虑到了兵器的下列特性：发射速率，每次袭击目标的数量，相对失效率，有效射程(或称射击初速)，精确度，可靠性，战场上的机动能力，活动半径以及易损性等等。  
　　为了得到杀伤力的精确数字，还必须将杀伤力的理论指数跟单位数量的兵器对付的目标密度联系起来进行计算。表6表示的是从古代到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地面部队士兵分散率的典型例子。从中我们看到，如果说古代战斗序列中每10平方米内有1名士兵(系根据我们所知的古代军事编队作出的合理估算)，那末到十月战争时就是每4万平方米内有1名士兵，也就是说士兵分散率提高到原来的4千倍。如果将表1(见第12节)中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用表6中对应的士兵分布系数来除，得出的数值就叫做杀伤力的作战指数，它表示不同历史时期兵器在战场上的杀伤力的相对数值。表7列出了计算的结果。杀伤力的作战指数(简称OLIS)也叫“试验场”数值。这是因为，当杀伤力的理论指数跟当时的士兵分散率相除后，即使把气候、地形、防御态势、部队的机动性和易损性等战场上的可变因素给兵器造成的性能下降也考虑在内，杀伤力的作战指数仍然是最理想的和最佳的数值。图2中，表示兵器杀伤力曲线的上方所附加的一条曲线，是用来表示战场上士兵分散率与兵器杀伤力同步变化的情形的(见第29节)。  
表6 历次战争中士兵分散率的典型举例 (兵力为100,000人的集团军或军)  
??  古代  拿破仑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73年十月战争  
部署100,000人的部队所占据的面积(平方公里)  1.00  20.12  25.75  248  2,750  4,000  
前沿阵地(公里)  6.67  8.05  8.58  14  48  57  
阵地纵深(公里)  0.15  2.5  3  17  57  70  
每平方公里的人数  100,000  4,970  3,883  403  36  25  
每人占据的平方米  10  200  257.5  2,480  27,500  40,000  

表7 相对的作战杀伤力指数  
历史时期  古代或中世纪  十七世纪  十八世纪  拿破仑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75年  
士兵分散系数  1  5  10  20  25  250  3,000  4,000  
兵器名称  TLI值  OLI值  
肉搏战兵器  23  23  4.6  2.3  1.1  0.9  0.09  0.007  0.006  
标枪  19  19  ?  ?  ?  ?  ?  ?  ?  
普通弓  21  21  ?  ?  ?  ?  ?  ?  ?  
长弓  36  36  7.2  3.6  ?  ?  ?  ?  ?  
石弓  33  33  6.6  ?  ?  ?  ?  ?  ?  
火绳枪  10  --  2.0  ?  ?  ?  ?  ?  ?  
十七世纪滑膛枪  19  --  3.8  ?  ?  ?  ?  ?  ?  
十八世纪燧发枪  43  --  8.6  4.3  2.2  1.7  ?  ?  ?  
十九世纪初期步枪  36  --  --  3.6  1.8  1.4  ?  ?  ?  
十九世纪中期步枪  102  --  --  --  --  4.1  ?  ?  ?  
十九世纪末期步枪  153  --  --  --  --  6.1  0.61  0.05  ?  
斯普林菲尔德1903型步枪  495  --  --  --  --  --  1.98  0.17  0.1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枪  3,463  --  --  --  --  --  14  1.15  0.87?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枪  4,973  --  --  --  --  --  --  1.66  1.24  
十六世纪12磅炮弹火炮  43  43  8.6  ?  ?  ?  ?  ?  ?  
十七世纪12磅炮弹火炮  224  --  45.0  22.0  ?  ?  ?  ?  ?  
格里比弗尔12磅炮弹火炮  940  --  --  94.0  47.0  38.0  ?  ?  ?  
法国75毫米火炮  386,530  --  --  --  --  --  1,546  129  97  
155毫米通用引信火炮  912,428  --  －  --  --  --  3,650  304  228  
105毫米榴弹炮  637,215  --  --  --  --  --  --  219  164  
155毫米军舰中央主炮  1,180,681  --  --  --  --  --  --  394  29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  34,636  --  --  --  --  --  139  12  ?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型坦克  935,458  --  --  --  --  --  --  312  234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  31,909  --  --  --  --  --  128  11  ?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  1,245,789  --  --  --  --  --  --  415  311  
V-2弹道导弹  3,338,370  --  --  --  --  --  --  1,113  835  
两万吨级空中核爆炸  49,086,000  --  --  --  --  --  --  16,362  12,272  
一百万吨级空中核爆炸  695,385,000  --  --  --  --  --  --  231,795  173,846  

　　实际上，战场上的士兵分散率要比兵器的杀伤力提高得更快。就一支10万人的合成兵种部队来说，从古代到1973年的十月战争，兵器杀伤的人数平均增加到了2000人。(当然许多兵器的杀伤力远不止这个数字，但在典型的现代军队中，10万人中有半数以上是卡车驾驶员、文书、炊事员、无线电报务员等，而在古代军队中则纯粹是作战的士兵。)这就是说，兵器对大规模军事编队的杀伤力提高到原来的2000倍，而士兵分散率则提高到4000倍。  
　　鉴于这一情况，则图3所示16世纪以来作战伤亡的变化趋势就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伤亡率的下降是合乎逻辑的。其原因是士兵分散率的提高超过了兵器的杀伤力。图中还反映了其它的一些情况，但最重要的是士兵分散率跟杀伤力的比例关系。  
  
图3 1600-1973年间三万至七万兵力的战役平均伤亡率  
　　表8所示实际战例的年和日伤亡率的统计数字也同样反映了上面这样的现象。这些统计数字包含着相当多的意义。这里不妨列举几个方面。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来1973年十月战争期间，师级部队的日伤亡率平均每天下降百分之二左右。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伤亡率要比美国和德国高得多。再如，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伤亡率要比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低得多，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种旷日持久而又你死我活的战斗却造成了很高的年度伤亡率；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日伤亡率稍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年度伤亡率(虽然战斗是同样的旷日持久和你死我活)则大大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数字的比较，显示了战争中的一种很有意义的现象。后面我还要回过头来加以论述。  
表8 战斗伤亡人数统计举例(估算数据)  
战争名称  每年投入战场兵力的百分比  带代表性的交战中每日伤亡百分比  
美军  墨西哥战争  14.5  安提塔姆战役  公开数字17.7  
内部数字28.9  
南北战争  23.3  葛底斯堡战役  公开数字9.8  
内部数字12.5  
西班牙-美国战争  1.0  ?  ?  
菲律宾暴动  1.2  ?  ?  
第一次世界大战(6个月)  51.0  每师平均  2.0  
第二次世界大战  21.3  每师平均  0.9  
朝鲜战争  17.3  每师平均  0.8  
越南战争  20.6  ?  ?  
苏军  1944年(12个月)  82.0  库尔斯克战役  3.0  
中东战争  每次冲突的百分比  ??  
1967年  以色列(6天)  2.2  平均  2.8  
埃及(3天)  6.2  平均  6.0  
约旦(3天)  5.7  平均  5.6  
叙利亚(2天)  3.0  平均  4.0  
1973年  以色列(19天)  3.9  平均  1.8  
埃及(19天)  8.0  平均  2.6  
叙利亚(17天)  6.8  平均  2.9  

　　杀伤力与战绩常常是一种平行的关系，但也不一定恰好构成正比。例如1940年德国陆军及支援它的空军是那样的有效，以至在短短的6个星期内就横扫法国、荷兰和比利时，并把英国远征军赶出了欧洲大陆。然而盟军在一系列激战中死亡人数却少得令人吃惊，大约只有12万 [ 注：参见罗普著《当今世界的战争》一书第314页。 ] 。在1918年的几次重大攻势中，德军歼灭法军约18万5千人，打死打伤并俘虏英军418,374人，虽然他们在几十英里的范围内取得了胜利，但整个攻势却失败了 [ 注：参见1946年纽约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的温斯顿·S·邱吉尔著《世界危机》一书一卷本中的表A、B和I。 ] 。因此，除非预先就确定好对比的参数(包括时间、距离以及数量等)，否则这种直接对比很可能会引出错误的结论。  
　　同样必须注意的是，伤亡数字的高低不仅反映了造成伤亡的兵器杀伤力的大小，而且也说明了双方采用的战术的优劣。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战役开始的第一天，英国军队采取了适于19世纪而不适合20世纪的列队推进战术，等到一天战斗结束时英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总共被打死打伤俘虏了约6万人。其中一个师，在2小时内参战的300名军官死伤了218人，8500名士兵死伤5274人 [ 注：参见邱吉尔著《世界危机》一书第66页。 ] 。在凡尔登的几次进攻战中，德军也遭到了同样大的伤亡。因此，在讨论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时，势必应该讨论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和军事编制，它们最有助于发挥兵器的杀伤力，因此也是战争胜负的最重要的因素。此外，在计算兵器杀伤效能的时候，也必须把对方采取的战术考虑在内。  
　　要确定兵器的杀伤力是否有了提高，主要应该根据对兵器本身性能的正确评价而不是它们所造成的伤亡。从下面的一些例子可以证明这种探讨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使用的是较为低级的兵器，作战中每年平均能在1000士兵中歼灭21.3人，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000美国士兵被打死12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9人 [ 注：参见毕比和德巴基著文的表4B，其中只是比较了战斗中的死亡人数而不是全部伤亡人数，因此避开了不同的医疗条件引起伤亡的问题。 ] 。可是人们不能因此而说早期的兵器的杀伤力要比后来的大。之所以几次战争中的伤亡不一样，其真正原因是采取了能够适应当时兵器性能的战术，即作战时士兵分得更散了。这样，兵器与战术之间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明显的不协调之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终于做到了相互间的全面配合。

31．人和思想
在发明原子弹和氢弹之前，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兵器，不管它有多大的杀伤力，在赢得战役或战争的胜利时都比不上掌握兵器的人那样来得重要。将正确而卓越的军事思想应用于兵器，促进了军事的大发展，同时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的或者卓越的军事思想，其重要性(与一般新的事物不同)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最好的体现：即新的军事思想常常能使处于劣势的军队战胜人数与装备处于优势的军队。汉尼拔给我们提供了古代的这样一个突出的例证。他没有新兵器(他用的大象不如罗马人的好)，他的部队在质量、训练和武器等方面均处于劣势。但是，他采用了合成兵种的作战方式，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且特别强调部队的机动性，因此赢得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胜利，他当之无愧地被人们称为“战略之父”，他那卓越的军事思想曾对形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施利芬计划”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成吉思汗几乎每次都要战胜兵力占优势而武器差不多的敌军才能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与汉尼拔不同，他的军队总是在训练和纪律方面优于敌方。不过光靠这些尚不足以说明他在征服别国的战争中何以取得那样大的胜利。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以无可比拟的天才在作战组织指挥方面发展了新的军事思想，同时他也象汉尼拔一样表现出了卓越的战略战术才华。因此可以说，掌握了对手所意想不到的新的军事思想是成吉思汗取胜的原因。  
　　另外还有一种类型的例子。如瑞士，他们使用长矛(与马其顿长矛相似)，曾于中世纪末约一个世纪的时期里称霸于整个欧洲战场。当时，瑞士军队虽然不披盔甲，但是他们把机动灵活的战术，高速运动的部队，出其不意的袭击手段以及永不气馁的进攻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采用不同于马其顿方阵的密集队形，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着骑马的或步行的披盔带甲的敌军骑士以及各种各样的中世纪步兵猛烈冲锋。他们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出其不意地从敌人未始料及的方向发起进攻，把敌人臃肿不堪的指挥体系搞了个措手不及，从而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始终对装备有早期黑火药兵器的敌军保持着优势。  
　　当然，就军事思想对兵器所产生的作用来说，古斯塔夫·阿道夫创建的军事体系是最好不过的例证了。我们知道，他不仅对兵器作过大量的改进，而且还把这些兵器的改进融合到他的军事体系里。这种军事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延续到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来了。  
　　普鲁士人设法使燧发式滑膛枪与线式战术相适应则是又一个例证。这样做的人当然并不止是他们。但腓特烈·威廉一世和他的孙子弗雷德里克二世则既没有依赖铁制推弹杆给兵器带来的优点，也没有对兵器及其使用方法作任何改进，而是加强了对士兵的训练，从而成功地提高了普鲁士步兵的射击速率。弗雷德里克充分利用了普鲁士式的严酷训练，严格纪律，处于优势的火力以及他的卓越军事才能等条件，使普鲁士一跃而为欧洲强国，长时间地改变了欧洲力量的平衡。  
　　拿破仑既没有采用新型兵器，也没有采取新的战术。虽然他是一位天才的战术家，但他在战争方面的主要贡献却在于给整个战略战术灌输了许多新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运动战的思想。这些军事思想具有何种潜在的和实际的威力呢？这从他的一位敌人布吕歇尔的评论中便可看出。他说，“战斗中只要拿破仑在场，便可抵四万兵马之势。”(布卢彻也曾对惠灵顿作过同样的评论)在当时来说拿破仑的战略思想是很新鲜的，后来经过约米尼和克劳塞维茨的许多著作的介绍，现已变成广为人知的老生常谈了。  
　　第一和第二两次世界大战再次表明，采取新的战术思想和军事原则也能收到惊吓敌方的效果。例如德军曾于1918和1940年两次把对方搞得晕头转向，但两次都没有使用什么新式武器。德军武库里的每一件兵器都是人所熟知的，只不过他们革新了这些兵器的使用方法，因而两次战争都使对方大吃一惊。  
　　中共部队在朝鲜战争中有少量的装甲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处于落后的状态。然而他们把主动性和坚强的决心相结合，尽力利用了我们以前并不承认的许多弱点，因而给美军以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我们象以前的法国一样，得到了同样的教训，不过教训的形式不同而已。在那里游击队干脆把他们的敌人——即我们——当作了军火库。  


1860年以来重大的战术演变  
　　在本书的前面章节里，我已经论述了1860年左右采用圆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在军事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步兵和炮兵兵器之间突然出现的不平衡现象逐步得到了纠正，加农炮重新成了战场上杀伤力最大的兵器。直到1914年前，尽管近代炮(它采用了后坐力装置，后膛装弹方式和来复膛线，特别是使用了高爆弹)、后装连发来复枪，特别是机关枪等兵器的杀伤力有了很大提高，然而，它们都没有对战争产生广泛的影响。日俄战争的经验(它本来已经向人们提出了警告)基本上被人们忽略了。为了对付新式兵器，各国都作出了许多努力，当然，它们的做法不尽相同。德军采取了老毛奇提出的战略进攻和战术防御相结合的作战原则。采取战术防御后，机关枪和高爆弹得到了有效的使用，但是德军的组织体制和它的进攻性战术跟1870年时候的一套仍然相差无几。英国军队还是采取以往那种用小批严格训练的来复枪士兵进攻法军侧翼的打法。而法国军队由于过分相信进攻战的精神作用，因此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虽然它大力改进了炮的质量性能，但丝毫没有改变它的步兵战术，以适应机关枪和高爆弹杀伤力性能大幅度提高这一新的情况。  
　　当时德国人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了土木工事、机关枪和高爆弹三者相结合的强大防御能力，而德国的对手协约国对此则更是缺乏了解，因此，在西欧战场上，曾经出现了三年的战术僵局。由于协约国对兵器发展情况的无知，加上遭到政治上和战场上的压力，因此协约国向德国发动了5次重大进攻，而德国只发动了一次。它们主要采取在密集炮火掩护下的正面突击战。协约国伤亡惨重，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战果。德国的损失也相当严重。  
　　德国和协约国双方都在寻求结束这场僵局的办法，为打破这种僵局所作的不成功的努力而付出的代价，也有所减少。最初，英法一方只是单纯采取一种作战机械——坦克。决策者只增加了坦克，但没有改变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而德国则决定改变其战术、军事理论和作战体制，但忽略了坦克的重要性。  
　　德军接连迅速地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首先它采用了三三制师的作战体制，接着又采取在基本火力网和机动部队的周围建立许多战斗队的办法，这些战斗队在战术上是独立的，但战略上又是互相协同的。在将机关枪和迫击炮作为基本进攻性武器使用时，三三制师是最早能够充分发挥自动兵器和高爆弹效能的作战编制。1918年，德军在采用这些战术后，战胜了协约国的防御部队，实现了较大范围的突破，但是他们的后勤体制却又显得落后了。协约国在认清德军新战术的威力后，不仅立即将它拿来为己所用，同时还运用了具有许多优越性的坦克。实战表明坦克跟这种新战术结合得十分理想。  
　　随后，所有列强都仔细研究了1918年战争的经验教训。而德军总参谋部通过分析过去的经验和利用当时(1933年后)纳粹政*府充足的财政支持下所取得的技术进步，在军事上取得了比别国大得多的进步。负责制订计划的德军将领以1917至1918年发展起来的步兵战斗队作为新的战术体制的基础，精心提出了这样一种军事思想：那就是采用密集的装甲部队(将装甲兵分队跟步兵分队编在一起)，并为炮兵提供经过很大改进的战术空军支援，或者在运动战中必要时用战术空军取代炮兵作战。由于采取了灵活分散的指挥体系，因此可以充分利用多种战术协同的优越性。这种作战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明坦克和战斗轰炸机这两种武器装备已经完全被融合于陆地战争了。  
　　自从手持式步枪成为有效的作战兵器以来，1918年德国在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上进行了革新后，步兵的部署方式出现了第三次疏散展开。(前两次的展开，一次是古斯塔夫·阿道夫采用的线式体制，另一次是美国南北战争、法俄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因兵器火力的加强促使步兵采取渐次散开的队形，但并未改变线式队形的概念)小型战斗队代替了过去的作战横队，并跟空中和炮兵火力支援结合了起来，战斗队充分利用自己作战的突然性、隐蔽性和战术机动性，用火力对敌人防线的一小部分进行饱和袭击，并将密集性(基本上是密集的火力)和机动性紧密结合起来，造成敌人防御上的判断失误，使他们不能及时进行还击。  
　　这些新的步兵作战思想以德国1918年的军事体制和战术技术的改革为先声，到1939年至1940年德国装甲兵和空军联合发动闪电战时达到了全面发展的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种步兵作战思想一直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在两种主要的合成军特遣部队作战(这对同盟国的最后胜利起过很大的作用)中，新的步兵作战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改变。一种是英美对德国以空降兵先行的作战方式进行了改革，另一种是英美对两栖进攻技术作了完善。说到底，尽管当时双方进行了大量独自的和平行的研究发展，但这些合成军特遣部队的作战方式都不过是德国战斗队基本战术改头换面的形式而已。

32．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军事家的实验室
拿破仑和军事理论  
　　军事史向来是军事家研究战争的实验室。纵观自古以来的战争经验，不难发现所有的军事将领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借鉴前人总结的作战经验，采用前人的作战兵器、战术和战略，再加上自己的一些新东西而逐渐锻炼成长起来的。尽管好几个世纪中有关战争、战争的情况以及作战方法的著作浩如烟海，然而只有到了19世纪，人们才试图对战争进行从理论上的总结整理，将战争涉及到的基本要素以及军事将领如何打仗和指挥部队进行条理系统的描述。  
　　近代，最早试图就战争艺术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的是拿破仑。虽然他并没有亲自把他的军事理论书写成文，但是他确实总结和升华了大量的军事格言，后人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发展。拿破仑自己曾经明确表示过，他的格言是总结前人的经验而得来的：  
　　对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蒂雷纳、尤金和腓特烈所进行过的战例要认真学习，反复钻研，并以他们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这是成为卓越军事将领和揭开战争艺术之谜的唯一手段。这样你的聪明才智就会得到启发，从而摒弃那些与伟大军事将领所坚持的准则背道而驰的军事原则。  

　　很明显，拿破仑的军事行动是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的。为此，许多有识之士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根据他的言论，特别是根据他的军事实践，逐步总结出了一整套军事理论。  


19世纪和20世纪的军事理论家  
　　根据拿破仑的军事实践逐步总结出一套军事理论的理论家最突出的有十位。由于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的努力，经过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终于形成了最早的一套系统完整的军事理论——作战原则。  
　　亨利·约米尼：他曾试图解释拿破仑军事天才的理论基础。毫无疑问他对拿破仑的思想了解得十分透彻。然而，使人感到不足的是，他的许多著作既没有能够抓住拿破仑军事思想中所蕴含着的哲理，也未能提取其理论的精髓，结果成了战例的讨论、规章条文的罗列，再加上一些警句格言的大杂烩。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也许他称得上是继拿破仑之后人类战争史上学识最为渊博的军事思想家。他不仅把握住了拿破仑的思想哲理，而且还将自己的思想加了进去。但是，他跟约米尼一样，在从拿破仑的军事思想哲理中提取理论精华时遇到了障碍。好比神学中的圣经，在军事上人们可以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论述来证明他所想要阐明的一切正确的和不正确的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克劳塞维茨是位故弄玄虚或自相矛盾的学者，只是说，人们的引文往往是断章取义的。他也从未能将自己的著作汇编成一本总集刊印出版。  
　　有人常常指责说，克劳塞维茨喜欢讥笑那种认为世界上可能或者应该有一套固定的作战原则的想法。这是人们对他言论的断章取义的曲解。事实上，在他的著作中，他曾用好几个章节讨论过战争理论的问题。他断言作战原则是确实存在的。他列举了我们公认的九条作战原则中的八条。但是他也明确承认，光靠《战争论》一书，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采用科学的方法也不可能做到系统阐明战争的理论问题，这需要人们作进一步巨大的努力。他坚决反对想为战争制定一套精确无误的数学公式，让将军们在战场上按图索骥就会无往而不胜的可笑企图。  
　　丹尼斯·哈特·马汉：他是最早的一位美国军事理论家，通过阅读约米尼的著作而成了拿破仑的崇拜者。他把自己的军事格言和原则编汇成册。他认为这本书十分符合美国军事理论的实际情况。然而，他从未试图(从他已有的著作中看这一点十分明显)阐明过这样的美国军事理论。  
　　赫尔穆特·冯·毛奇：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军事思想家，也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和组织者。他的关于必须把战术防御和战略进攻相结合的论述是他在军事上的重大贡献。实际上他是普鲁士总参谋部这一杰出军事机构的化身。当时在普军中有一大批象他那样叱咤风云的军事将领。  
　　夏尔·J·阿登特·迪·庇克：他是关于精神力量(即士兵的品行)在战争中的作用问题的最富洞察力的作家。他的《战例研究》一书是少数真正伟大的经典军事著作之一，而且是这少数经典著作中写得最好的一部。当他的这部书还未编选入理论著作的时候，他就在普法战争中的一次战斗中阵亡了。这对法国来说是极为不幸的。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他是一位跟约米尼、他的父亲以及毛奇等人风格相同的军事理论家，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军事思想家，特别是在海军作战上他的成就更为突出。对于军事历史跟他当时遇到的军事课题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有着十分透彻的见解。而对现成的作战原则，他总是要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修改后再有分析地加以运用。遗憾的是他从来不敢试图对军事理论进行科学的归纳总结。  
　　科尔默·冯·德·戈尔兹男爵：普鲁士总参谋部在毛奇和施利芬领导下的全盛时期，曾经产生过一大批日尔曼军事思想家，他就是其中之一。把他包括在这里所介绍的智囊团里，他也许当之有愧。但他的著作曾经在德国、法国、特别是英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他是又一位学识渊博的军事思想家。他从未试图从他那广博的军事史和当时战争的知识中提升精确而又抽象的理论。他既是士兵，又是将军，因此很可能要比毛奇高明些，不过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看起来，假如他在1914年负责统帅德国军队的话，那末他的作战计划是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整个历史也将是另一番样子了。  
　　费迪南·福熙：他既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又是阿登特·迪·庇克的崇拜者。他是继拿破仑之后经过战火考验上升到高级指挥岗位的少数军事理论家之一。他跟别人一样，对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比多数德国人理解得还要深)。但是，有一点却显得有些荒谬，那就是他误解了自己同胞阿登特·迪·庇克的思想。他尽量运用科学的和理论性的词语来表达他的思想和进行写作，他对军事理论的探讨有许多东西是可取的。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影响以及他对进攻战的精神作用的极端信仰，因而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法国军队濒临毁灭的边缘。  
　　约翰·F·C·富勒：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军事思想家，也是克劳塞维茨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军事思想家。有意思的是他的早期著作常常贬低克劳塞维茨，但后来他开始认识到他自己正是运用克劳塞维茨的方法来探讨军事理论的。他曾经大言不惭地把自己比作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不过，他并未言过其实。是他最先把作战原则归纳整理成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公认的那个样子。他是最早的一位伟大的装甲兵战术家。富勒懂得，作为战争理论，除了战争原则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东西(包括更多的内容和更严密的科学性)，不过他在阐明这种理论时并不十分成功。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就是他们这些人进行了不很协调的努力，从而形成了最早的战争理论，即作战原则。  
　　有些读者或许会奇怪，这里为何没有提到巴兹尔·利德尔·哈特。有人一直指责我对利德尔·哈特抱有偏见，但我决无贬低他的意思。利德尔·哈特是靠窃取福煦的思想成果才骗取了军事理论家称号的。他确是位才思敏捷，文采飞扬的人，但是靠他自己的功劳他没有资格跟本书列举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相提并论。他写的一部蹩脚的福煦传记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在为格哈特·里特的一部有关施利芬的著作书写前言时，曾对施利芬和施利芬计划作过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和不正确的分析，他把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说得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因此，这样一个人决不可以称作是具有军事才略或军事理论的杰出学者。  


作战原则  
　　现将作战原则的条文列举如下，这些条文跟正式的美军条令中的有关提法是一致的 [ 注：这里列举的作战原则跟美军野战手册FM100-1中的顺序完全相同，但它们的具体概念则是用本书作者的话加以概括的。 ] 。近代研究军事问题的学者对于作战原则的反映和评价分歧十分尖锐，但是应该说它是迄今为止人类公认的战争理论的最系统的总结。  
　　作战的目标：每次军事行动都必须针对具有决定性意义而又可达成的目标。  
　　积极实施进攻：只有进攻才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一切力求简明：战时处处事事都有危难，繁琐必然会引起混乱、曲解和错误。  
　　加强统一指挥：要充分发挥整个部队的战斗力，必须实施统一指挥(我喜欢把它叫做控制)。  
　　部队集结：在具有决定意义的地段应投入最大限度的兵力；有人喜欢把这一作战原则称为集中优势兵力。  
　　节省兵力：为了保证关键阵地上的兵力集中，必须尽量减少次要地段上的兵力。  
　　努力实施机动：兵力的部署应该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并最大限度地降低敌人的战斗力。  
　　注重出奇制胜：奇袭可以使敌人仓促应战。利用意外的时间、地点、条件或特殊的方法手段均可达到奇袭的效果。  
　　安全保障：尽量不让敌人找到机会对自己发动突然袭击，一旦遭到敌人突袭，应极力设法减轻损失。  
　　作战原则可以说是军事理论的骨架。但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很难预料。士兵、武器、气候、士气、将领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的因素究竟会起什么样的作用，相互之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战争结果孰胜孰负，也都很难把握。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当代战争分析家和作战计划制订者的极大兴趣。对过去的战例进行分析研究，固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战争的规律，但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作战模拟演习和数字化典型分析法  
　　从世间有战争以来，也许人们就开始搞战争模拟演习了。其中，现今人们仍然喜欢的国际象棋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最古老的一种。(中国的围棋和略有不同的日本围棋可能跟国际象棋一样古老。)几个世纪以来，军事指挥人员都为每次战斗制订出作战方案，并在事先或事后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战斗进行的情况加以图解。运用沙盘研究战例或制订作战方案则是近代才出现的事情。那是19世纪初普鲁士总参谋部所特别提倡的一种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不断改进，实战模拟演习进一步成了制订全面的作战方案特别是确定作战所需兵器的种类和数量的基本手段。这些以高深数学原理为基础的模拟演习课题，经改成代表兵器和其他各种作战因素特性的数字后，(这些特性大多数是根据兵器试验程序或其他模拟演习结果而取得的)再输入电子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  
　　在目前运用的这些作战模拟演习中，只有一种完全是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的数据通过计算机分析处理，取得影响战争的一切因素的。这就是数字化典型分析法(QJM)，它基本上是一长串简单的代数公式，它不仅能够计算出决定战斗进展和结果所需要的兵力和兵器的数量，而且能够得到运用这些兵力和兵器所需的其他各种因素。这种分析方法是根据实战经验的有关数据研究出来的。  
　　但是数字化典型分析法并不能解决实际战争中的一切问题。虽然它可以把战争中的许多模糊的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但还有一些因素以及它们对战争的作用仍是很难捉摸的。为了更好地了解战争，人们正在努力探索各种各样的未知因素，并深入研究广泛的作战理论问题。

33．未来的战争和作战的基本原则
探索未来战争的尝试  
　　军事部门和军事将领们一直是头脑灵敏的知识界讽刺攻击的对象。尤其是新闻界人士更喜欢揭露将军们的所谓短处，说他们愚蠢，思想上固步自封，不注重严格执行军队的规章等等。自命不凡的军事批评家总爱这样的格言：“战争太重要了，决不能让那些将军们随意行事。”“军事将领们一直在准备打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  
　　就军人来说，从将军到下级官兵，他们都是人，难免不犯错误，因此对他们的批评通常也带有一定的真实成份。但从本质上看，这些批评是不公正的。虽然人与人之间，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绝大多数战功卓著的军人是勤奋的有才华的职业军人。他们在努力掌握军事这门半是技艺半是科学的极难掌握的学科方面竭尽了全力。  
　　那些共同性批评的最大不公也许是关于他们准备打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的说法。翻开上个世纪许多文种的军事报刊就会发现，许多不同年龄、背景和国籍的职业军人都曾认真地试图将过去的军事经验跟现代军事技术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以便搞清未来战争的打法。  
　　倘若两次战争的间隔越长，那末就越难预言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上一次战争的经验教训还剩有多大的实际价值。然而，对于那些狂热分子来说，却很容易沉迷于脱离实际不着边际的思想。在上两次世界大战前发行的军事报刊中，人们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例子。十分有意思的是，这些狂热分子常常引用一些实际上错误的历史实例、说法或概念，来证明他们种种不切实际的观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十年里，欧洲的情况确是如此。其中最突出的是法国，它对军事史的研究不如德国那样严肃认真。从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可以看到，回顾1914年发生的许多事件，可知当时交战双方都未能在战争爆发之前就确切预料到这场战争的性质。不过德国人的见解要比法国人更加客观、现实和符合逻辑。  


基本作战原则  
　　未来的战争究竟将会怎样，人们现在是不可能做到一清二楚的。但是我们至少应该去努力了解通过历代战争形成的一些带共性的基本作战特性。虽然兵器和军队的特点改变了，由此也引起了战术的变化，但是，作战的基本特点，我称之为“基本的作战原则”则丝毫未变。下面我列举其中的十三项并未改变的作战特性或作战思想，并加以必要的说明。  
　　 (1)要取得积极的战果必须实施进攻战。这好比是说，“足球赛中，球队只有控制球才能射门得分。”虽然下面的一些作战原则强调了兵力、战斗力以及防御的重要性，但决没有贬低进攻战对赢得战斗最后胜利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即使有时采取防御战略可以取得胜利(如英国对拿破仑的战争以及美国南北战争中南部邦联所采取的战略)，但处于战略防御的一方如果有可能取胜的机会，则必须有选择地实行进攻战术和进攻作战。  
　　 (2)防御的作用要大于进攻的作用。克劳塞维茨曾经这样说过，“防御是更有效的一种作战形式。”如果我们将许多战例进行实质性的分析比较，那末就可以看出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是对的。军队利用地形和防御工事，无论是仓促修建的简易工事还是精心构筑的复杂工事，都会对它的战斗力起到成倍增长的功效。在许多著名战例中，进攻的一方为了战胜地势优越工事坚固的防御的一方，就必须在兵力上占有优势。只要回顾一下塞莫皮莱、阿拉莫、安堤塔姆、彼得堡以及阿拉曼等战役，人们就可以看到，防御的一方虽然兵力上处于劣势，但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和防御设施，因此仍然拥有着作战的优势。 [ 注：参见《数字、预言和战争》一书第12至15页。 ]  
　　 (3)当进攻不能取胜时就必须采取防御态势。虽然进攻战是赢得战争最后胜利的根本手段，但在对付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时，军事指挥官除了采取防御态势外别无其它选择。由于防御态势实际上可以起到增强部队实力的作用，因此防御一方的指挥官至少可以部分地弥补实力的不平衡状态。他至少可以减慢敌人进攻的速度，甚至能够袭击它。这样(利用相反的作战效果)防御的一方就有希望将敌人拖得筋疲力尽，从而由最初的相对劣势转化为相对的优势，最终采取攻势以赢得积极的战果。  
　　如果总指挥官抽调数量占优势的进攻部队的一部分兵力，以便在关键阵地上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取得绝对优势，此时剩余的部队就应采取防御态势。虽然部队总的作战态势是进攻，但兵力减少了的部队必须采取防御态势，而另一支部队则实际上正利用优势的兵力实施着进攻。  
　　 (4)从侧翼或背后进攻比正面进攻更容易取胜。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进攻部队从侧翼和背后实施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更大；而防御的一方不可能同时加强其各处的防守力量，正面常常是防守的重点；当明显出现可能被敌人包围的危险时，防御一方的士气就会动摇。历史上这种战例很多。那种认为实施包围或“迂回战略”的作战思想，是由于现代化作战武器的使用或是现代军事著述家思维的产物，这种观点都是对历史的严重曲解和对早期军事思想家的贬低。  
　　 “寻找敌人侧翼”是自古以来的一条重要军事格言。从19世纪中叶，后装线膛步枪给战争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后，从此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了。由此毛奇在1867年得出一个结论，即由于兵器火力的杀伤力大大提高，战略进攻必须跟战术防御紧密结合起来。而这正是一种依靠包围来达成目的的战术思想。图四说明了1870年法国战役中毛奇军事思想在战略上的应用，图五则是梅斯战役中毛奇军事思想在战术上的体现。在梅斯战役中，巴赞元帅的军队通向巴黎的交通线被德军包围而切断，因此被迫发动进攻，结果失败了。  
  
图4 梅斯-色当战役中毛奇战略进攻态势图  
  
图5 毛奇战略防御态势图(1870年8月18日下午6点时的战场形势)  
　　 (5)只有掌握作战主动权才能充分运用优势的战斗力。这一原则一直是历史上所有伟大军事将领成功的秘诀。麦克阿瑟、亚历山大、格兰特以及拿破仑概无例外。有些苏联的现代军事理论家认为，与早期相比，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当今时代里，这一原则更显得重要，他们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可以肯定，抓住并牢牢掌握作战主动权的重要性在我们这个时代丝毫没有减少，到将来也决不会降低。  
　　 (6)防御一方取胜的机会跟防御设施的坚固性成正比。对某些近代军事思想家来说，这是自明之理，毋需解释与说明。但是，有的人却认为防御工事不过是诱人上当的陷阱，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去搞此类设施。这种观点不是无视就是看错了历史上的战例。历史是变化无常的，历史学家不应使用“总是”或“永不”之类的词汇。但我想斗胆提出一个相反的观点，即历史上作战防御永远不会因为有了防御工事而遭到削弱，防御工事总是只会增强战斗力。防御工事起码可以挡住进攻的敌人并增加敌人的伤亡，甚至可使防御的一方击败进攻的敌人。  
　　有人认为，在近代史上防御阵线曾被多次突破，从而说明采取防御态势或防御工事总要破产，这是严重的自欺欺人。我读了大量近代的官方和专业军事著作，使我相信当今美军内部普遍存在着这种观点。这个问题(跟8、9两条原则一起)比本书阐明的内容更值得人们给于极大的注意。  
　　有人可能会引用马其诺防线、曼纳海姆防线、齐格菲防线和巴列夫防线被突破的历史实例，从而得出结论说那些防御设施是不成功的。这种结论是完全错误的。确实，这些防御设施都被攻破了，其原因是强大的敌军甘愿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然马其诺防线不是1940年攻破的，德军深知该防线的坚固程度，因此采取了迂回进攻的办法。)所有这些防御设施都为防御一方赢得了时间，使他们能够重新部署兵力，建立起后备队或动员新的兵力。它们的目的就在于阻挡敌人，使防御部队能够惩罚进攻部队，特别是阻滞敌人。在这些方面，上述所有的防线都取得了成功，而且巴列夫防线还使以色列免遭惨败。  
　　 (7)进攻的一方只要不惜代价总能攻破最坚固的敌人防御设施。无论防御的一方如何戒备森严，也不管它为防止或减缓敌人的突然袭击以及对其侧翼、后背进攻的影响而作了多么巧妙的部署，高明的进攻部队总能在他选择的进攻点上取得一定时间的暂时优势。(这就是拿破仑以及别的军事家总是力争抓住和保持作战主动权的一个原因。)在1864年和1865年弗吉尼亚州的多次大战中，李将军始终充分利用了他的防御优势，而格兰特将军也同样总能在他希望的时间和地点取得暂时的进攻优势。但是联邦军并没有因此而总是获胜(尽管李将军防御巧妙)，却仍然被迫一再撤退，最后他又借助强大的野战防御工事再次跟敌人进行了暂时的对峙。  
　　 (8)防御要获成功必须实施纵深防御并运用好后备队。有人认为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无法抵挡敌人强大的火力，因而只好甘居挨打的态势。历史表明这是一种貌似有理其实不然的观点。线式防御极易被敌攻破。拿破仑在他第一次战役中胜利渡过波河(位于意大利)可说是线式防御失败的典型例证。  
　　防御的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全部火力投入预定的作战区域，但掌握着作战主动权的进攻一方则常能使防御的许多火力变得毫无用处。那些认为现代技术能转移作战火力的人忽略了以下三个因素：1．进攻一方能采取直接和间接手段阻止或防止这种火力的转移；2．倘若防御一方在对付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进攻一方的有限进攻时毫无战果，那末他们在身心上都不能协调一致地实施侧翼机动(即使敌人并不预防也不阻止这种调动，也不行)。3．如果(即使可能)从防线上撤回部队，那末处于高度戒备的进攻部队就会将进攻的矛头对准防线上出现空隙的地段。  
　　拿破仑认为，硬仗的胜利往往是由最后投入后备力量的一方取得的。马伦戈、博罗季诺和林尼等战役是拿破仑取胜的典型战例，说明利用各种手段来扭转战局的重要性。而他遭到的两次最大的失败——莱比锡和滑铁卢战役，则是由于在他投入了全部后备军后，敌人仍然拥有后备力量。最后投入后备力量的重要性在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安堤塔姆战役中显得更为突出，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库尔斯克战役则可称是最典型的例子。  
　　 (9)优势的兵力总能取胜。近年来，通过对两三次近代作战经验的考察研究，人们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正如一份近代战争研究报告所说的那样，“用力量对比的办法来判断战争谁胜谁负是缺乏说服力的。”  
　　表9列出了近代史上的十次战例。从兵力和兵器的数量上看，上面所引的结论似乎表面上可以成立。表中有7次战役是由数量上处于劣势的一方取胜的，3次是兵力处于劣势的进攻一方赢得了胜利。表10同样列举了这几次战例，只不过它的格式可供人们分析当时的作战条件和双方的实力情况而已。如果我们将战斗的突然性(如果有的话)、相对的作战效能、地形特点和防御态势的有利因素等考虑进去，并象前面提到的数字化典型分析法那样，以某种统一的方式用数字来表示这些因素对作战的影响，那末，每次战例中胜方的实力就会增大。若别的条件都不相上下，那末上帝总是站在兵力优势的军队一边的，这在将来也是这样。  
表9．1805年至1944年部分战例胜负情况  
战役  时间(年)  攻方  守方  攻方对守方兵力比  胜方  胜方对败方兵力比  
奥斯特利茨  1805  法国  联军  0.84  攻方  0.84  
滑铁卢  1815  联军  法国  1.79  攻方  1.79  
安提纳姆  1862  联邦军  南部同盟军  1.77  守方  0.56  
葛底斯堡  1863  南部同盟军  联邦军  0.85  守方  1.18  
佩罗内  1918  德国  协约国  2.40  攻方  2.40  
蒙特底迪尔  1918  德国  协约国  1.20  守方  0.83  
乌克兰  1941  德国  苏联  0.88  攻方  0.88  
库尔斯克-奥布扬  1943  德国  苏联  0.69  攻方  0.69  
安齐奥  1944  德国  美国  2.05  守方  0.49  
韦莱特里  1944  美国  德国  1.19  守方  0.84  

表10．1805年至1944年间部分战例QJM [ 注 ] 分析结果一览表  
战役  时间(年)  攻方对守方兵力比  攻守双方试验场兵器总效能之比  攻守双方基本战斗力之比 [ 注 ]  突袭效果  精确比 [ 注 ]  战果 [ 注 ]  攻守双方有效战斗力之比 [ 注 ]  攻守双方相对作战效果 [ 注 ]  
奥斯特利茨  1805  0.84  0.87  0.94  1.73  1.63  13.46  3.69  2.26  
滑铁卢  1815  1.79  1.97  1.86  2.82  5.25  11.67  3.33  0.63  
安提纳姆  1862  1.77  1.78  1.16  --  1.16  -2.02  0.71  0.61  
葛底斯堡  1863  0.85  0.85  0.55  --  0.55  -4.15  0.55  1.00  
佩罗内  1918  2.40  2.55  1.33  1.12  1.49  8.20  2.64  1.77  
蒙特底迪尔  1918  1.20  0.95  0.60  --  0.60  -1.61  0.76  1.27  
乌克兰  1941  0.88  1.98  0.82  1.33  1.09  11.90  3.38  3.10  
库尔斯克-奥布扬  1943  0.69  0.79  0.49  --  0.49  1.60  1.32  2.68  
安齐奥  1944  2.05  1.31  0.49  --  0.49  -3.47  0.59  1.21  
韦莱特里  1944  1.19  2.18  1.59  0.60  0.95  -1.48  0.77  0.81  

　　 (10)采取突然袭击可以大大增强战斗力。作战中实施突然袭击的重要性是一直为人们所公认的。许多人，包括本书作者和现代苏联军事决策者都认为这一原则在当今比以往更重要。表10中的数字说明了突然袭击是如何在这些交战中增强军队战斗力的。突然袭击可说是最重要的一条作战原则，至少跟集中兵力和机动作战等原则同样重要。  
　　 (11)火力能够给分散的敌人以杀伤、破坏和压制，并造成兵力的进一步分散。如果正在书写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会对战争带来什么影响的著作的人，却不同意上述论点，恐怕不会吧。但许多人把以下情况说成是一条定理，即火力的杀伤力越大，那末给敌人造成的伤亡、破坏和打击就越大。正如第30章中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定理是不正确的。1973年战争中兵员和坦克的损失率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激烈的战斗中坦克的损失率。因此人们通常认为1973年战争的伤亡损失率远远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观点是错误的。  
　　 (12)作战行动往往不会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迅速、有效和富于成果。克劳塞维茨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战争中的摩擦”。这是作战火力的破坏、压制以及使敌疏开的直接结果。这一特性的意义就在于，如果相信(正如近来某些军事条令编写人认为的那样)战场试验和训练演习甚至高度真实的演习结果会在未来战场上直接反映出来，那是错误的。要真正符合实际，我们的作战计划必须依照历史经验来反映战场试验和训练的结果。  
　　 (13)战争是千变万化的，无法简单地用一句格言来加以描述。关于这一点我们已在前面各段里作了充分的说明。所有军事著述家(包括本书作者在内)都应经常提醒自己牢记这一点。在进行军事分析时，必须着眼于战争的一些特殊方面，而且应当用严酷的、多样丰富的战争现实来反复检验和评价这些分析研究的结果。  
　　我们已经看到过去一个半世纪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战争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变化。然而，13条基本作战原则不仅适用于拿破仑时代，适用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成吉思汗、古斯塔夫、弗雷德里克等人的时代，而且也适用于近代150年里的大多数战争。  
　　当然，情况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是，尽管战争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人们从事战争的基本目的没有改变，即运用致命的工具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持不同观点的敌对一方。  
　　尽管我们无法预言未来战争何时发生，怎样进行，它将怎样发展，每次战争结果如何，以及新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会给它带来什么影响，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基本作战原则”将完全适用于未来的战争。  


基本作战原则和80年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面临的问题  
　　至于欧洲，只要我们仔细阅读一下广泛流传的新闻报导和军事专业出版物，就可以了解到北约和华约双方的特性和能力、以及双方技术条件的概貌。很明显，(当本书在80年代中期付印时)北约凭借其军事力量还无法采取攻势，而且在今后5年内这种状况也不会有所改变。因此，一旦在欧洲爆发战争，华约将握有战争的主动权，可能会对北约实施突袭并具有采取进攻态势的各种有利条件和局限性。与此同时，从理论上说北约至少也可利用防御态势所应具备的有利条件。根据这一分析，只要北约有着充分的戒备，并能赢得时间展开兵力，特别是要赶在华约发动进攻前构筑好强固的野战防御工事，那末，华约进攻取胜的机会将是十分渺茫的。  
　　在北约各国的国防部里，有许多军职和文职官员认为，依靠现代化的电子监测手段可以确保北约在华约发动进攻前有充分的时间完成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作为现代军事史学家应该记住这样两件事：  
　　第一，以色列曾有同样正当的理由确信他们不可能在1973年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偷袭，实际上他们当时手头已经掌握了(假如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话)表明阿拉伯国家将要对它发动进攻的一切必要情报，并能为此作好充分的防范准备，但是他们未作准备。尽管他们有一套完善的防御系统，又拥有全面作战效能的优势，但却差点儿被击败。  
　　第二，如果说目前战场上已经明显出现了苏军现代作战的特点，并且在苏联的军事学说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那倒是令人惊奇了。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苏联还不会向欧洲发动突然袭击。但是，他们是有能力象1973年阿拉伯国家那样实施这样的突袭的。这样(请记住“基本的作战原则”)，由于北约现在尚未建成野战防御设施，又不具备以色列对阿拉伯那样高的作战效能的优势，因此在目前条件下如果华约发动突然袭击是会成功的，我们将在这场欧洲战争中败北。

本书内容的小结

本小结旨在将全书内容加以归纳和升华，以指导我们的军事研究，保持并发扬我国军事上的长处。现将本书思想内容之精华以观点和建议的形式陈述于下。我从历史经验中搜集整理这些思想精华，是从事军事研究迈出的第一步。  


观点  
　　 1．在核武器得到发展以前，兵器的杀伤力曾有过三次大幅度的提高，使军事战术和编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黑火药兵器的启用；(2)使用圆柱锥形子弹的线膛步枪的启用；(3)自动武器和烈性炸药的实战应用。  
　　 2．由于战斗中士兵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因此，军队不仅必须改进训练方法，增强士兵的纪律性和主动性，搞好相互间的协调，而且要求下级的每一个人注意培养和提高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性和分析判断能力。  
　　 3．实践证明，无论兵器的杀伤力有多大提高，新兵器在理论上跟军事战术和编制的兼容统一，要比新兵器的发明或采用重要得多。  
　　 4．兵器杀伤力的重大提高通常可从以下几项标志中得到体现：(1)兵力部署趋向于分散，因而减少了暴露在敌新兵器下的人数；(2)部队有实施机动的更大自由；(3)各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得到加强。  
　　 5．上两个世纪里，军事发明以及新兵器的研制改进的步伐，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而加快了，因此，从形成新兵器或改进型兵器的思路，到实战中采用新兵器的原型，其中的间隔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了。  
　　 6．从近代来看，新兵器和重要的改进型兵器，都是在大战结束后约15至20年内投入实战应用的；形成这一时间间隔的部分原因，是军事预算不足和兵器库存过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战时军事将领满足于他们已经熟悉的各种兵器和作战方法，因此(除少数例外)对发展新兵器不感兴趣。除非新一代军事领导人出现，情况才能改观。老一代当中有些人，正因为曾是兵器的革新者才成为军事指挥官的，但一旦地位变化，就不再关心新兵器的发展。  
　　 7．在近代和更早一些时期，从新兵器的采用到被军事体制所吸收，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造成这种时间上的延滞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前面已经指出的军事首脑方面的阻力。值得重视的是，尽管发明新技术的速度在不断加快，而这种时间上的延滞现象却一如既往没有变化。当前战术核武器的应用被列入美军作战条令的情况也是如此。  
　　 8．判断新兵器或重大的改进型兵器能否被吸收应用有以下标准：(1)按照条令保证新旧兵器能够配合，从而能充满信心地使用新式兵器。(2)能够在进攻战中始终灵活有效地使用新兵器，充分利用作战指挥和手段上的优势。(3)能够按照条令的要求有效地对付预料到的和未料到的对方反击。(4)能够大大减少使用新兵器人员的伤亡，同时给敌人造成更大的损失。  
　　 9．采用新兵器的先决条件有：(1)要有能干称职而博学多才的军事领导。(2)能够有效地协调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3)能够进行战场经验的评价和分析。  
　　 10．在20世纪中期至后期这个阶段里，人们尚未找到办法来保证实现上述第一个先决条件，也未能在和平时期利用战场条件，对新兵器进行真正的实战试验。但是，若能设置下列机构，并制定相应的科研政策，就能有效地协调国民经济、科学技术和军事资源三者之间的关系：(1)设置工业的、开发性的和基础性的科研机构，建立一般的和技术性的军事参谋机构及其支援机构，用优良的组织管理方法，使这些机构之间，以及跟政*府的高级决策机关之间，建立起有机的联系。(2)这些科研机构必须以共同熟悉的方法，从事科研、开发和试验活动，以便各科研机构的人员之间开展相互交流、相互支援，并相互评价各自的科研成果。(3)这些科研机构在兵器技术和学术理论的一切研究课题上，都应朝着一个共同而明确的目标各尽其力。  
　　 11．有迹象表明，通过对军事创造力及其基本性质的全面分析，努力发展用以刺激和加强创造力的各种手段，消除并减少对这种创造力的阻力，就可确保或者至少促进能干称职而又博学多才的军事指挥官的成长。  
　　 12．当今世界上，一国的军事改革能一贯处于领先地位并不是偶然的。这不是哪个种族具有特殊的军事才能，而是它的政治机构发挥作用的结果。这种政治机构跟科研机构和工业部门都有着正确一致的科学观点。  
　　 13．从1848年到1945年间的一个世纪里，普鲁士-德国之所以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主要原因是，它们比别国更早地意识到工业革命要求它们按照9、10两项提出的办法，采取系统的方法，来实现新兵器跟军事条令的兼容统一。这种由普鲁士-德国军队总参谋部采用的方法使它们能够充分而迅速地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战场经验，从而使德国比别国，或者比那些兵力上处于优势，而科学技术上差不多甚至更强大的盟国，占有重大的或决定性的军事优势。  
　　 14．和平时期采用新兵器所必备的真实战场试验条件，近期内似乎不会有重大的技术性突破。因此，和平时期的试验结果，应当参照历史经验进行认真细致的检验，才能根据情况的变化，确保试验结果的分析判断尽量做到真实可靠。  
　　 15．除了最近出现的战略核武器外，历史上还没有哪种新兵器或杀伤力更大的兵器，其本身就能够改变战争的打法，或者改变力量的平衡。除非它们已经被新的战术体制所吸收，从而使其杀伤力得到充分发挥，并能跟其它兵器配合使用。核武器是个例外。它的全部意义目前尚不清楚，因为它给战争带来的变化，以及它对国际关系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尚待实战的检验。  
　　 16．直到目前，将合理而有创见的军事思想运用于指导战争(无论是个人还是部门)，要比发明任何新兵器意义重要得多。这种军事思想对于兵器枝术的真正吸收是必要的，在没有新式兵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也能改变人类事务的进程。  
　　 17．计算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应考虑下列兵器特性：发射速率，每次进攻的目标数，每次攻击的相对杀伤效率，有效射程，命中率，可靠性，战场机动性(如有可能)和作战机构的能力(如有可能)等。  
　　 18．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为以下研究分析工作提供了依据：(1)选择历史上兵器的重大发展，供专门性的分析研究；(2)将兵器的杀伤力跟兵力的分散配置及机动性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研究。  
　　 19．对军事统计资料，应进行广泛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充分利用那些往往被人们忽视了的大量试验数据。  
　　 20．历史上战斗的杀伤力、兵力分散率和预备队的机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可用来验证现行的或拟采取的军事组织体制和战术核战争部队的作战条令，能否经得住战场考验的问题。  
　　 21．要将战术核武器写入实用的军事条令中去，困难很大，有三个重要的人的因素值得认真考虑，即士气、生存能力和核战条件下的军事指挥。  
　　 22．必须进一步考察以往战争中心理因素的作用，以便深入了解未来战争中不同民族和种族集团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  
　　 23．必须认真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在从事战备的大量专业和职业机构里的中级人员中，促进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  
　　 24．在人类军事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人们在军事上所作的努力，跟取得的成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在一些胜负难分的战役和伤亡率很高的战斗中，这种不平衡显得更为突出。它多半反映战争中兵器跟使用兵器的方法和战术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不协调。近代美国的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种不平衡和不协调现象的典型例证。  
　　 25．在人类军事史上，出现过六个重要的战术体制，它们的兵器和战术配合得十分协调，它们只付出了很小的伤亡代价，却给敌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而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果。这些体制是：  
　　约公元前340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军事体制  
　　约公元前200年古罗马的西庇阿和弗拉米尼纳斯军事体制  
　　约公元1200年蒙古的成吉思汗军事体制  
　　约公元1350年英国爱德华一世、三世和亨利五世的军事体制  
　　约公元1800年法国拿破仑的军事体制  
　　约公元1940年的德国闪电战军事体制  
　　 26．很明显，上述六种军事体制之所以能够兴盛发展，部分原因是出现了军事天才和其它的一些历史性事件。值得注意的是，从年代上看，这六个军事体制可以分成三组，每组中的两个军事体制相隔140至150年，第一组跟第二组的中间年代相隔约1500年，第二组跟第三组的中间年代相隔约600年。为了进一步弄清历代战争中兵器跟战术之间相互适应与协调的情况，有必要对这些军事体制的周期性关系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建议  
　　 1．为了更好地吸收未来的新兵器，必须根据战术、编制体制和军事条令的发展变化，全面考察当前美军的作战方法、规章制度和编制体制。考察的重点是军事预算、组织机构、现行手段的利用以及新的手段的开发，以保证平时和战时能进行最充分的兵器试验和评价。  
　　 2．必须设法开发具有创造精神的军事人才。  
　　 3．必须对军队的战情处理方法进行严格的考察，做好体制分析，确保不断获取、处理、存贮、检索、分析和公布有关作战效能的数据和结果，并及时提供给有关的参谋人员和各级指挥官。  
　　 4．必须大力加强基础性研究，促进新兵器的发明、采用以及它们被新的战术、编制体制和条令的吸收。我们无法得到有关德军总参谋部实际工作效能的官方研究结果，但它是发展现代军事实践的关键因素。有关历代重大战术进步和兵器杀伤力提高的学术性专著，为我们深入分析美国的军事政策和制度并提出建议，提供了材料上的依据。  
　　 5．美军应该象现在鼓励人们研究自然科学那样，提倡从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各个角度，深入研究军事参谋机构和制度。  
　　 6．必须着手研究更好的数字化方法，用以表示军事经验及有关统计资料，努力探索新的数字化分析手段和理论。  
　　 7．必须研究人的因素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重点研究战术核战争条件下的士气、生存能力和军事领导等方面的课题。  
　　 8．必须对军事行动中的文化智力因素，特别是战争中心理因素对不同民族和种族集团所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广泛的多学科的考察研究。  
　　 9．必须制定一套教学方案(如可能，应在全国各军兵种之间开展教育)，以增进目前从事战备的大量专业和职业机构(包括军职和文职)里中级人员之间的互相了解和思想交流。  
　　 10．必须根据新技术的发展和“基本的作战原则”之间合理的相互关系，通过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决策者的共同努力，对未来战争作出预测。  
　　 11．必须对历史上那些兵器和战术取得协调统一的军事体制，进行历史性的分析研究，弄清协调统一的军事和历史上的原因和条件，以指导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取得兵器与战术之间更好的协调统一。


========================================



这本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还带有明显浓厚的冷战思维，但是此书对公元前1000年至1980年左右的战术武器作了全面的分析，不失为SIS的各位军事发烧友了解武器、战术演化进程的资料。同为军事爱好者，在这里和SIS的朋友们共享，这本书是我在玩游戏（《帝国.全面战争》有喜欢这个游戏的也来讨论一下啊）的时候找到的，感觉非常的不错，所以转来与大家分享，希望有大大能把他制作成一本电子书，与方便我等军事爱好者。

[[i] 本帖最后由 土豆-西红柿 于 2009-4-20 22:54 编辑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