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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转载自T·N·杜普伊 [美国]

第一部分 冷兵器时代
战争和战争史  
　　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一次战争发生在巴勒斯坦的麦吉多。公元前1469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一些部落举旗反抗年轻的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统治。叛军集结于卡梅尔山北面的麦吉多，并派前哨部队扼守麦吉多山口。图特摩斯乘坐战车，率部强行突破封锁，越过了山口。接着又迅速将部队组成新月状队形，向叛军进击，而叛军却不知埃军已经接近。图特摩斯以其右翼部队牵制住惊慌失措的叛军，又率左翼的部队向北包抄叛军的侧面，一举将其击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在这次有文字记载的战争之前，武装冲突早已是长期存在的事实了。最初，人类使用石块和棍棒作为寻找食物、配偶和栖身之所的工具，或者将它们用来征服他人，以满足其生来就有的欲望，从而认识了石块和棍棒作为“武器”的价值。后来，人类又发现，边缘锋利的石块或者削尖的棍棒要比圆石或钝棒威力更大。远古时代的人类还懂得，在进攻敌人或猎取食物时，如果隐藏在草丛中或者猛然从树上、岩石上跳下，就更容易得计。这样，人类就确立起一种典型方式，即采用跟自身能力相适应的特定手段来发明、改进、选择和使用武器。人类在整个战争史上，始终是按照这种方式行事的。  


早期的战争工具  
　　由于人类最初的几千年历史一直没有文字记录，因此当时的武器库中的许多原始兵器已经无从查考。金属的启用，剑、弓和矛的发明，曾给战争和战术的发展产生过革命性的影响，可惜都未能留下只字片语。在后来的各个历史时期里，这些基本的作战武器及其使用方法又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发展，不断地影响着人类的战争。  
　　兵器从开始就分为两大类：劈刺式和投掷式。史前人类所用的棍棒是最原始的劈刺式兵器，最早的投掷式兵器是人类投向敌人或猎物的石块。  
　　从史前时期开始，人类就会用兽皮制成投石器来投掷小而光滑的石块，这要比单纯用手臂投掷力量更大，距离更远。这种投掷器还使用泥土烧制的弹丸，后来又采用铅制弹丸。在庞培和其他古代遗址中已发现了橡子形状的弹丸实物。生活在巴利阿里群岛的投石手都有一套特别高超的投石技术。他们通常配有三种投石器，分别用于远、中、近距离的投掷。大卫(公元前1040年-前970年，以色列王)就是用投石器杀死歌利亚的 [ 译者注：据《圣经》记载 ] 。在好几个世纪里，投石兵在作战阵容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有些地区，投掷石块逐渐改为投掷尖利的棍棒，后来就演变为投枪、标枪和曲形硬木飞镖。荷马勇士每人都携带两支标枪。作战时先向敌人投掷标枪，然后再用剑进行白刃战。跟标枪相配合的冲刺式兵器是沉重的长矛或梭镖。在许多古代社会中，梭镖是作战勇猛的标记，也是君权的神圣象征。在古罗马的玛尔斯(战神)神殿和希腊的各种圣堂中，梭镖是人们崇拜的圣物。  
　　希腊梭镖的普通长度为六至九英尺。但由于是手工制作，所以实际上是形状各异、长短不一的。梭镖和长矛是古希腊甲兵的制式武器。这种甲兵配备有重型兵器和盔甲，是古希腊战斗队形——方阵的基本成员。  
　　在整个石器时代里，棍棒兵器种类繁多。其中北美印第安人用的石斧属于战斧型兵器。如果将棍棒削出锐利的刀口，就成了剑的雏型。随着冶金技术的发展，人们冶炼出坚硬而富有韧性的金属，制造出了刀口长而薄的剑。青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由于自然界中存在有天然的青铜，因此很难说人工生产青铜最早始于何时。青铜工具的使用，希腊的克里特岛开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则始于公元前2800年，特洛伊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和几个世纪后中国的黄河流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技术发展。由于青铜具有坚固、柔韧和耐磨等特性，因此很适宜用来制作非常尖锐和刀口锋利的武器。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金属制造工匠的技术日益提高，发明了许多新的制作和浇铸技术，生产出来的剑不仅外形有了改进，而且更加耐用。青铜剑起初是尖头的，剑头比剑身要大，看来既可用于刺杀(类似决斗用的轻剑)，也可以用于劈砍(类似军刀)，因为青铜质地较软，故青铜剑最初主要是用于刺杀。  
　　铁制工具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大约在一个世纪之后，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的查莱比斯部落学会了将熟铁放入炭火中加热，然后淬火，再加热、锤打，经过轮番加工处理，使铁质变得十分坚硬。在进行上述加工处理的过程中，由于偶然在铁的表面溶进了碳微粒，因而制成了最初的钢。公元前1200年前，这种新的冶金技术已在整个地中海东部地区得到广泛采用。  
　　尽管最初铁的造价十分昂贵，而且产量有限，但是，铁的发现毕竟给古代兵器和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到了公元前1200年时，锋利的剑开始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区出现了。由于这种金属坚硬而不易断裂，因此剑的外形也发生了变化。  
　　到了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剑分成了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形似马刀用于砍杀的长剑，这种剑没有尖头，后来高卢人和凯尔特人用的就是这种剑。另一种剑比较短，很象一柄匕首，是古希腊甲兵佩带的武器。这种剑的剑身长约16至18英寸，宽2至2.5英寸，剑柄长4至5英寸。它就是后来比它稍长稍宽的古罗马短剑的雏型。——古罗马以前的剑虽然仍是一种劈砍兼刺杀的兵器，但主要用于劈砍。  
　　金属武器的使用也导致护身甲具制造业的兴盛发达。原始人类发明的最重要的护身具是盾。最初它仅仅是一张兽皮，几乎总是用左手拿着或者挡在左臂上，这样，右手就可以腾出来操持武器。后来，人们常常将兽皮包在一个简单的木框架上，制成了盾。但有些古盾完全用木料制成。在亚洲常用的是柳条盾。用来保护头部、躯干和腿的护身具最初也是用兽皮、柳条、衬有垫料的布套或木头等材料制成的。  
　　尽管金属已被用于兵器的制造，但皮革仍然是制盾的最基本最常用的材料。当然，有时也用金属来增强盾的牢度。锤制金属铠甲和头盔需要很高的技术和费时的劳动，而用熟铁小片制成的鳞甲则较为便宜和实用。古代东方的亚述武土得益于新的金属制造技术，他们手里拿着很长的铁制砍剑，身披外面缝有铁鳞片的皮里盔甲。自从铁出现以后，希腊甲兵的梭镖便装上了铁的尖头，腰上佩带的剑也用铁制成，而他们的盔甲、盾和头盔都是青铜的。古罗马军团士兵的胸甲，是在皮革上缀以重叠的青铜片或铁片制成的。  
　　弓问世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在发明黑火药之前，它一直是士兵手中基本的投射式兵器。在人类历史开始有文字记载的时候，中东、印度和中国早就使用它。从古代直至公元十六世纪这段时间里，弓始终是中国军队最重要的手提兵器。在既有重装弓箭兵又有轻装弓箭兵的亚述军队中，弓也是主要兵器。对古希腊、马其顿、古犹太人和古罗马军队来说，弓虽然也很重要，但只是辅助性的兵器。  
　　印度弓的长度为4至5英尺，在2200年的时间里基本上一直保持着原样。竹子是常用的制作材料，也试用过一些包括金属在内的别的材料。箭的长度为2至3英尺，用竹子或藤条制成，通常采用金属箭头。弓箭兵一般不带盾，由前面一排持盾的标枪兵来保护。在印度，不论弓箭兵或是标枪兵都配备有相当长而宽的砍剑。  
　　为了有效地使用弓，士兵必须经过反复不断的技术训练，同时，还需要适宜于作战的开阔地形。因此，它成为了一种具有专门技术的士兵手中的兵器。如亚述弓箭兵和后来的克里特岛的雇佣弓箭兵(马其顿和古罗马人对他们十分称赞)以及游牧狩猎者都使用这种武器。  
　　早期的弓是一种“单材弓”，它只用一种木料制成。大约到公元前1500年，中东和亚洲出现了“混材弓”，有时也称作“角弓”，所用的混合制作材料取决于工匠能够得到哪些材料。这种角弓后来就成为整个亚洲和有些欧洲人所用的制式兵器。直到现在，地球上的一些边远地区仍在使用它。  
　　混材弓是用几层不同材料制成的。在历史上的大部年代里，这种弓通常用一条扁平的木质基板做成弓的中心骨架，在对着弓箭手的一面压上一层劈开的角片材料；在弓架的另一面再加上一层野兽的腱。多数混材弓是反射式的，弓弦松弛时弓的弯曲方向跟弓弦拉紧时的弯曲方向恰好相反。混材弓的长度一般不足4英尺，而土耳其弓和蒙古弓则在5英尺以上。  
　　角弓种类繁多，其射击距离和穿透力也各不相同。比如土耳其角弓的射击距离在300码以上，穿透力也相当大。但是，直到公元16世纪左右，经过改良的土耳其弓方能穿透锁子甲。到了骑兵用上角弓时，它的威力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从而使军队的机动性和兵器的杀伤力得到了令人生畏的有机结合。  
　　古代战车是一种小型马车，由一匹或多匹披带盔甲的战马牵引。它在很古的时候就发展起来了。早在特洛伊战争时(约公元前1200年)，战车就作为弓箭兵和梭镖兵的机动平台来使用了。在古希腊末期前，战车主要用来把战将运送到战场，战将下车后再跟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在印度和中国，战车的形体较大，主要用作国王和贵族的移动指挥所。车上还载有击鼓传令兵、驭手和一名或几名弓箭兵。随着时间的推移，战车逐渐变成了亚洲多数军队的主要突击武器，用来撞击或碾压敌人部队的士兵。由于在车轴和车轮上装上了长柄大勾刀和别的刀剑兵器，车的四周还挂上了盾等不同的装甲护具，因而大大提高了战车的突击威力。圣经上曾经记载说，从埃及逃出来的希伯来人特别害怕埃及法老的战车。亚述战争中的战车对当时和后来的史学家们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不过，由于战车所用的牵引马匹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而且必须有平坦开阔的地形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它的使用是有限的。尽管如此，只要有适合的战机，用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战车在作战中曾多次赢得过胜利。  
　　骑兵最早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由次等的贵族组成。他们有足够的财富，买得起盔甲和好武器，还占有许多马匹。但是，大多数军队中的精锐突击队里仍旧保留着一支战车队，用来运载大贵族或皇室成员奔赴战场。  
　　在印度，由于气候的关系难以培育出品种优良的马匹，而最好的牲口又都用于马拉战车，这就是古代印度很少骑兵的缘故。因此，约在公元前600年的时候，印度开始用大象进行作战。这种巨型动物组成的部队的突然出现常常使敌人惊恐不已。不过，实战表明，它大不了只能起一种心理上的威慑作用。当大象所引起的惊恐平静下来之后，训练有素的部队便可以找到对付大象的有效手段。这些野兽很容易四散乱窜，反而将自己的队伍搞得乱七八糟。为此，驱赶战象的士兵在大象乱窜时就用一根尖铁刺入它的头部。在印度则用沉重的铁箭和燃烧的火箭射击大象。希腊有些天才的无名将士曾用与现在的反坦克雷场相似的办法，将铁尖桩连环埋在适当的地方，以划破厚皮动物大象柔软的脚。  
　　尽管大象作战有很大的局限性，又容易被击伤，但敌人从来不敢等闲视之，因而大象的使用逐步扩大到了近东和北非地区。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古罗马人曾迫使迦太基人接受和谈，规定作战中禁止使用大象。可以说，这是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武器限制。  
　　在古代军队的组成、兵器的使用以及战术的运用方面，能否灵活机动是十分重要的。当时的军队通常由大批手持矛和盾的步兵组成，另外还有配备着投掷式兵器的投石兵和弓箭兵，这支步兵构成了整个部队的一个坚强基地。这就使装备更好的战车队、骑兵队和战象队可以在其周围顺利地进行作战活动。  
　　当两军对阵时，大群梭镖手集中在一起，前面是密集的轻装弓箭兵和投石兵，再前面和侧翼是骑在马上或乘坐战车的贵族队伍。两军互相接近时，弓箭兵和投石兵连续不断地向敌阵进行骚扰性投射，一直到战车或骑兵向敌人发起冲锋。接着，轻装部队就穿过重步兵之间的空隙移向阵营的侧翼和后背。除象麦吉多战斗中图特摩斯作战方式那样的少数例外情况外，部队的运动只是相机而行的举动，并非事先有计划的安排。通常，混战中的双方互相咬在一起，踩着地上越来越多的尸体和伤兵，时面向前，时而退后。有时一方的战车和骑兵在发起冲锋时就吓垮了对方，那末，这场战斗就变成了一方对另一方的追击。  
　　自从人类历史开始有文字记载以来，军事战术、军队的编制和军事学说，不仅受武器不断更新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如何用兵、如何使用武器的新的思想和概念的影响。合理而创造性地使用现有的武器的思想，大大地促进着军事的发展。  


亚述人的战争机器  
　　从亚述人采用的一种新的军事组织体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战争机器的具体情况。公元前700年左右，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废弃了当时的民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支常备正规军。当然，国家必须给士兵发放军饷，而这支军队又最容易靠对外扩张来得到维持。因此，这个国家的首要事务变成了从事战争。它依靠战利品和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个真正的军事体制来保持它的财源和兴旺繁荣。他们不遗余力地设法保持军队的高效能。依靠这支军队，提格拉·帕拉萨扩展了穷兵黩武的亚述先王已经建立的帝国疆界。  
　　有迹象表明，世界上最先充分认识铁的性能比铜优良的是亚述人。他们的军队全部配备了铁制兵器、战车和铠甲。由于他们不断地、系统地改良兵器，并严格训练土兵，使他们熟练地掌握兵器的使用方法，因此，亚述军队长期保持着军事技术上的优势。  
　　亚述军队的主力由大量的梭镖兵组成。他们行动缓慢而且相当笨重，但是，与当时别国的同类步兵相比，技术尚算较好，机动性也比较强。在亚述人的典型作战方案中，高潮阶段便是以不可抗拒之势向敌人发起突击。  
　　亚述军队的弓箭兵比敌人组织得更加严密，弓的威力更大，并能以极高的命中率发射铁头箭。他们的射击常常使敌人队伍乱作一团，从而，为战车和骑兵的密切协同，进行冲锋创造了条件。  
　　亚述军的主要进攻力量是马匹牵引的双轮战车队。它的任务是在敌人的步兵队伍中冲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跟当时别国军队一样，亚述人利用战车强大而凶猛的作战威力组成浩浩荡荡的战车队，与弓箭兵、梭镖兵和骑兵紧密配合进行作战。  
　　骑兵在亚述军队中所占比例最小，但技术训练最严，装备最好。那些贵族将士都是骑马奔赴战场的。到了战场上，一部分人下马徒步作战，也有的坐在战车上进行战斗，但是，许多人是骑在马上跟敌人厮杀的。骑兵比别的兵种纪律更严，技术更熟练，而且更加机动灵活。作战时唯有使用骑兵方能实施机动。  
　　亚述军队能够在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进行作战，这清楚地说明，它的组织编制是高明的。亚述军队的详细编制情况人们并不十分清楚。不过，它的野战部队有时可能接近五万人的兵力。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要能够在沙漠和山地作战，必须有一支庞大的保障军需供给的辎重队，同时也要有一套效能极高的作战参谋机构和后勤供应系统，才能够充分发挥它的战斗威力。  
　　恐怖战术是亚述军队取胜的另一重要手段。当时，多数国家的军队都以狠毒凶残而著称，亚述人采取的正是这种恐怖政策——这可能算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心理战实例。他们在攻占一座城池之后，往往杷男女老少斩尽杀绝，或者把所有的人都监禁起来，他们以杀人不眨眼的残酷手段实施着恐怖政策，实践证明，这对亚述军队的安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海战的开端  
　　大约在亚述人大力发展常备军的同时，腓尼基人似乎已经开始使用最早的专用海军战船了。居住在地中海和爱琴海沿岸以航海为生的人早就将船只应用于军事目的。不过，当时只局限于将商船用于运送部队和补给物资。这些带着帆和桨的又短又宽的小船，基本上是用来支援陆地部队的。腓尼基人制造的新式战船是用桨推进的帆船。与典型的商船相比，它的船身更长，更窄，速度更快。  
　　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对腓尼基帆船的设计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并使海军具备了当时在陆上或海上战斗最熟练和最完善的技术。雅典人的三层桨帆船是一种船身既长，又浅又窄的战船，由于它的桨在船的两边各排成三组，故而得此船名。为了提高船的速度、动力和机动性，他们不惜降低船的适航性，舒适性、货物容量和最大航程。船的两个桅杆上安装了风帆，作为桨的辅助动力，但在作战时只划桨驱动，划浆手的数量从75人加到150余人。  
　　三层桨帆船的主要战斗部位是位于吃水线处突出于船头约十英尺的金属撞角。如果撞角插进敌船的舷侧，必然造成致命的创伤。但是，大多数希腊人宁肯采取陈旧的战术，即划到敌船的旁边，然后强行登上船去袭击敌人，因此，他们的船上往往装载着登船部队。  
　　雅典的海军是依靠高超的航海技术、船的高速度和机动性取胜的。如果雅典战船就近没有机会直接撞击敌船舷侧，那末，它就在敌船旁边突然转弯，并在最后一刻把桨取下放入船内，再去撞击那惊慌失措的敌船，这时无能为力的敌船好比一只只伏窝的鸭子，听凭雅典战船用撞角进行猛烈的撞击。  
　　我们决不应该低估古代腓尼基人及其在迦太基和叙拉古斯的“继承人”在海军作战方面的影响，因为腓尼基人用了几百年的战船和战术一直是当时世界各国的海军所效仿的典型。当然，他们没有照抄照搬，作了许多改进。譬如，桨的数量有增有减，桨的位置也各不相同，船身变得更浅更长，船上增加了放置战斗武器的炮塔，使用了能够钩住敌船的挠钩和攻占敌船的渡桥。在两千年左右的时期里，长而浅的帆桅战船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主要作战舰型。冲撞和跳帮也一直是海军作战的基本战术。直到公元十五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的海军冲出地中海，离开近海水域，开始了向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海外扩张和征服战，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古代早期的作战思想  
　　根据我们对亚述人从事战争的情况的了解，加上麦吉多这种早期战争的零散资料记载，可以看出古代军事将领已经具有我们今天所谓的作战条令和战术之类相当高明的军事思想了。而且古代帝国的国王和法老也必定具备了一些朦胧的军事战略观念。只是我们对此所知不多，因此只能作些推测罢了。  
　　显然，那时肯定已经有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作战条令。  
　　我曾在别的场合 [ 注：参见历史分析和研究组织的《战略思想和现代战争性质的变化》第一卷第239页(1966年华盛顿出版)。 ] 将作战条令一词定义为“由作战原则、策略和思想组成的一个有机体系，用来支配作战时军队的各个组成部分，并确保连贯协调地使用这些组成部分。条令的产生可以来源于作战经验或者军事理论，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它代表了用兵的最佳指导思想，并依靠理智来确保它的实施。条令实际上是一套完整的作战方法，只有军队的一切部门都知道它，弄懂它，并遵守它，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条令是通过战术来实施的。我把战术定义为将可能得到的分散部队加以调度部署和巧妙的运用，以实现既定之作战目的的技术。  
　　尽管现存的文字记载中，有关古代战争的详细描述寥寥无几，但依靠我们已知的情况，足可证明古代(远远早于公元前500年)的军事将领已经制定了原始的作战条令、良好的用兵战术和武器的使用方法。他们能够很好地组织和部署兵力，使之处于优势的地位，派遣各种类型的士兵去完成特定的作战任务。他们已经深知突然袭击的优越性，懂得采用典型的机动作战方法（直至现代仍在继续使用着），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动包围的方法。此外，他们也能够很好地使用投射式兵器。投射式兵器的作用距离大大超过了白刃格斗兵器，它能造成敌人队伍的严重混乱。倘若跟突击冲锋很好地配合，就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效能。  
　　古代战争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征就是给施展兵器留出足够的空间，并在军队的各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留出一定的距离，每个士兵平均要占一平方米的位置。一支有五万人的亚述军队，其中步兵有四万五千人，编成纵深为20人的密集队形，骑兵和战车队的纵深约5排，各编队单元之间的间隔大约相当于他们所占位置的面积，合计总面积不到四分之一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宽度约二千五百米，纵深约一百米。

2．方阵和长矛(公元前500-前200年)
方阵（由步兵梭镖兵组成的密集部队），是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苏梅里亚的一种作战队形。在希腊，也许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就开始采用方阵进行作战了。除了北部的塞萨利和马其顿等较为平坦的地区外，多山的希腊很不适宜骑兵的机动。因此，一般说来，希腊不很重视骑兵这一兵种，而着重依靠经过不断改进的步兵方阵进行作战。  
　　重步兵部队纪律很严，作战时排成很长的横队，纵深为8至12排不等。训练有素而且纪律严明的古希腊方阵的每个士兵——甲兵，通过体育运动和频繁的作战，练就了健壮的体魄。他们的主要兵器是长矛，其长度通常为6至9英尺。他们戴头盔，挂胸铠，裹胫甲(保护膝盖至踝节之间的小腿)，手持圆盾，腰间常常插着或挂着一把短剑。交战时，前面的2至3排甲兵将矛对着敌人，后面各排把矛架在前一排士兵的肩上，形成一道屏障，以抵挡敌人射来的箭。  
　　方阵及其各个组成单元可按战斗队形作有限的运动。方阵在展开时往往要在长而紧密的横队之间留有狭窄间隔，以便轻步兵在战斗需要时穿行。战斗通常要经双方商定，在最平坦的地面进行。因为部队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运动会造成首尾脱节，这对整个队形的衔接十分不利。  
　　古希腊甲兵由各城邦的中上层自由民组成。轻装步兵无论在装备和训练上或者在纪律养成上一般都比不上甲兵，他们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许多轻装步兵，特别是配备有特种兵器并有熟练技术的弓箭兵和投石兵均为雇佣军。他们跟不太强大的骑兵共同负责保卫前进中的方阵侧翼。战斗开始时，他们在方阵前面组成一支散兵屏护部队。  
　　古希腊甲兵除了经过严格的训练，有着强壮的体格外，还具备独立城邦自由民的优缺点。他们机灵聪慧，识文认字，因此，颇有点妄自尊大。尽管他们明显地接受了在严格的纪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战术体制和秩序，但是仍然不太相信严密的组织体制那一套。  
　　到了公元前五世纪，由于希腊文明和文化的传播，原先尚处于野蛮状态的马其顿完全希腊化了。但马其顿在军事上的发展却独具一格。公元前五世纪和前四世纪初，马其顿国王建立了一支初具规模的步兵。不过它的军事实力主要依赖于王国的贵族骑兵。当菲利普二世登上王位的时候(公元前359年)，他彻底改组了马其顿军队。他一面改革骑兵，一面又特别关注步兵的建设。菲利普王的军队由马其顿本地的专职士兵组成，而不是从别的希腊军队中招来的雇佣军，他们从马其顿农民中征募而来，按照籍贯地区编成方队中的连，因此都具有一种团结精神，这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可贵的。菲利普王还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军队效忠于他。  
　　经过改组，马其顿军队成了当时世界上一支最为精良的部队。这是一支紧密团结的军队，它将希腊雇佣军高超的作战技能跟希腊公民士兵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结成了一体。通过对人和武器装备的能力及局限性的透彻分析，在人类历史上，初次出现了这样一种明确的军事思想，即通过科学周密的计划，实现合成兵种协调一致的战术行动。精心的组织和严格的训练把众多士兵结成一部完整的军事机器。假如在菲利普，后来又在亚历山大的亲自统帅下，这支军队也许能够战胜以后18个世纪，即在黑火药兵器占据优势之前的任何一支军队。  
　　跟以前的希腊军队和公元前3000年以来的美索不达米亚军队一样，马其顿军队的基本武器是梭镖和长矛。到了菲利普王的时候，他启用了一种更长的矛，即马其顿长矛，其长度约为13至14英尺。长矛加长后，士兵可以在敌人的梭镖还够不着自己的时候，先用长矛向敌人进攻。因此，马其顿方阵比手持梭镖的希腊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可以说，这就是古代出于夺取战争优势的动机而有意识有目的地改良兵器的一个实例，也是早期军事技术研究发展的一个例证。在亚历山大之后，也许在他当政期间，长矛的长度曾进一步增加到15至18英尺，需要用两只手方能操持。有些权威人士甚至认为当时作战用的长矛为21英尺，训练用的长矛达24英尺。不过人们对此表示怀疑。  
　　菲利普军队的支柱是步兵。马其顿方阵是仿照希腊方阵组建的。不过它的纵深是16人而不是8至12人。它的队形也不象希腊方阵那样肩靠肩的十分密集，士兵与士兵之间有着较大的间隔。每个纵列的排头三人和末尾一人属于关键位置，因而选用骁勇而技术高强的士兵。作战时，整个方阵常常以坚固的密集队形跑步向前推进，就象一把攻城锤猛烈冲击敌人的队伍。在这种紧凑的队形中单兵退却是不可能的。  
　　古希腊甲兵分为两种类型：正规常备兵和轻装步兵。前者数量较多，携带马其顿长矛，后者配备制式希腊长矛。每个士兵的肩上都背着盾。正规常备兵的盾直径约二英尺，而轻装步兵盾的尺寸则足以遮住跪着的士兵的身体。马其顿长矛通常握在离柄端3至6英尺的位置，方阵头上4至6排士兵的矛头对准前方，后面各排士兵握矛的姿势有的倾斜，有的垂直于地面，各不相同。艾米留斯·保罗斯报告军情时说，在皮德那战役中，他一见到“密密层层向前伸出的长矛阵势，顿时就吓得魂不附体了。”  
　　密集紧凑的方阵队形移动起来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尽管它队形庞大，士兵又携带着很重的兵器，但经过不断的训练，正规常备兵部队比普通的希腊方阵具有更大的机动能力。正如菲利普和亚历山大在多次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各个连都能以完整的队形进行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机动。但是，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正规常备兵则把长矛跟行李放在一起，改用较短的希腊长矛进行战斗。  
　　轻装步兵更能适应各种战斗的要求。他们是步兵的精华，跟正规常备兵的区别仅仅在于矛的长度短一些，盾的直径大一些，盔甲稍轻一些。它的方阵队形和展开样式跟正规常备兵方队相同。他们也经过同样良好的训练，但轻装步兵可能目的性更明确，机动速度更快更敏捷。亚历山大善于使用斜线战斗队形，轻装步兵往往从右翼骑兵的后面梯次展开，这样，在骑兵跟横队中央速度较慢的正规常备兵之间形成了一个机动枢纽。轻装步兵还能作快速夜行军，袭击筑有城墙的据点，或者跟随骑兵扩张战果和进行追击。  
　　菲利普把正规常备兵组成的重步兵方阵当作骑兵实施突击冲锋的机动基地，其实它自身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它能以完整的横队勇猛地冲向敌人，给尚未从骑兵袭击中恢复过来的敌人以更沉重的打击。为了便于运用这种进攻性战术，菲利普和亚历山大常常选择地形平坦的战场。不过，即使地形坎坷，同样也可以采取这种战术，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  
　　马其顿重骑兵的武器装备跟正规常备兵基本相同。他们也都手持一根马其顿长矛，可惜在马背上很难施展。在等待交战的间隙里，往往将长矛搁在肩上，矛头稍向下。冲锋时，虽然长矛可以手不过肩地握着，但还是向下方刺出的。刺中第一个敌人后，往往让长矛留在他的身体里不再拔出，然后，再用刀剑继续进行战斗。等到战斗胜利结束后，再去找回那些长矛。  
　　马其顿军的精锐部队是由年轻贵族组成的重骑兵。由于他们总是伴随国王出征，因此被称为“御林军”。从许多方面看来，他们就是中世纪骑士团中骑士的原型。  
　　为了保护方阵的侧翼和后方，并且与分散在广阔战场上的骑兵保持不间断的联络，因此增加了二种更轻装的步兵。每四名甲兵配二名轻装盾兵和一名辅助兵。在战斗开始前，轻装长矛兵在方阵的后面排成纵深约8人的横队，而辅助兵(大部分是重步兵的勤务兵和粮秣征收员)则在方阵前面排成散兵横队，他们使用的是弓、标枪、投镖和投石器等古代常用的混合兵器。  
　　马其顿方阵这种军事编制跟现代军队的编制极其相似。通常64名甲兵组成一个排，128人组成一个连，256人组成一个营，1024人组成一个团，4096人组成一个师(即初级方阵)。初级方阵跟现代的一个师相同，是自成体系的多兵种作战部队，它除了重步兵外，还包括(在满编的情况下)2048名轻装盾兵，1024名辅助兵和一个1024人的骑兵团，总计8192人。每个联合方阵由四个初级方阵组成，相当于现代一个小型的军或野战军，约32,000人。这就是亚历山大典型的远征部队的编成情况。  
　　从两个战例的简要描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马其顿军队，特别是方阵的作战情况。  
　　公元前338年，菲利普在喀罗尼亚彻底击败了底比斯和雅典的军队，在希腊赢得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优势。有关这次战争的详细情况未能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当时年仅十八岁的亚历山大统帅着左路军，菲利普率领着右路军。在初次交战后，菲利普佯装退却，将雅典军拖在自己的后面。这时亚历山大加紧向底比斯军队压过去。当他突破底比斯军队的防线后，菲利普突然停止撤退，冲向并突破了雅典军队的防线。接着，菲利普率部向左侧转弯，亚历山大则转向右侧，两军会合后，猛烈袭击并压垮了位于他们中间的敌人心脏部位。作为方阵这种编队形式，要实施包括退却、前进以及协调一致的两面包围这样复杂的作战机动，必须经过高度严格的训练。不仅要能够熟练使用自身的兵器，而且要和侧翼的骑兵部队作好紧密的协调配合。  
　　公元前331年的亚卑拉之战是更加错综复杂的一仗。简单说来，位于右侧的亚历山大军队由一支人数不多的轻骑兵和轻步兵先行，迅速地斜向大流士一世（古波斯王）军队的左侧中央挺进。马其顿轻骑兵跟波斯骑兵接火后，便在密集的波斯军队中打开了一道缺口。大流士立即派遣装有长柄大钩刀的战车前往迎战。马其顿轻步兵击毙了战车的驾车兵，使敌人的缺口更加扩大。当亚历山大看到敌军队伍中出现了突破口后，便将军队的前进方向稍向左前方移了一下。然后，在四个轻装步兵初级方阵的紧密配合下，率领左侧亲随骑兵穿过突破口，直接冲向大流士。惊恐万状的波斯王仓惶逃出了战场。  
　　由于亚历山大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过快，因此，在马其顿军队方阵中的正规常备兵和轻装步兵之间也出现了缺口。于是一些印度和波斯骑兵部队便突破了这个缺口。然而，他们没有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从后面进攻马其顿方阵，相反，波斯骑兵却继续向方阵更后面的行李车队前进，据说，那里囚禁着波斯王室的成员 [ 注：他们是公元前333年伊索斯城战役中被俘的。 ] 。亚历山大预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早就准备好了一支强大的后备队，跟冲进阵来的波斯骑兵进行交战。方阵中的一些部队也回过头来袭击波斯骑兵，最后把他们赶到了方阵的侧翼。  
　　与此同时，马其顿军队的左翼却遭到另一支波斯骑兵的强大进攻。亚历山大在敌军中央取胜后，转身支援其左翼部队。当时左翼部队正逐渐开始占据优势。波斯军虽经顽强挣扎，但最后还是在马其顿两翼部队的夹攻下彻底溃败了。  
　　所有的古代战争，有关参战军队的数量及伤亡人数等情况均无可靠的数据供查考。不过在一些显然是可靠的报道中却有许多关于作战详情的逼真描写。亚卑拉战役的胜利跟许多别的胜利一样，是优良的武器、合理的组织编制以及亚历山大高明的战术相结合而取得的。

3．短剑、重标枪和古罗马军团(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当马其顿运用方阵作战达到了精通熟练的地步时，古罗马也开始崛起为难以对付的军事强国了。在古罗马王国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初期，士兵是从公民中动员来的。由于他们必需自备武器，因此，骑兵以及装备最好的重步兵均来自最富裕的阶层。如同希腊和马其顿军队一样，古罗马军队中也有装备稍差的步兵分队，如标枪兵、投石兵和其它一些不带盔甲的辅助兵。各种部队均以一百人为单位进行编队，称为百人队。这些早期罗马军队的作战队形也是方阵。盔甲较好的重步兵排在正面，轻步兵在方阵主体的前面作战并负责掩护方阵的侧翼。  
　　古罗马军队多年作战的经验和教训对他们的军事学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使他们对军队的组织体制和战术进行了许多改进。这些改进有些是伴随着兵器的改良而进行的，有些则是政治因素或社会性质所促成的。  
　　到了大约公元前300年的时候，古罗马逐渐形成了由支队组成的军团作战体制。在人类军事史上，单兵作战的士兵第一次从密集队形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了，而且在他的侧面和背后还能得到必要的支援。这一切都是伴随着短剑和重标枪这两种兵器的采用和完善而实现的，也正是由于这两种兵器的采用和完善，古罗马军团才有可能形成。  
　　在此之前，骑兵和步兵主要采用长矛和弓进行作战，剑是他们的辅助兵器。公元前三世纪末，古罗马军队淘汰了用于砍杀的剑，改用一种稍短的剑，用于刺杀，称为短剑。据希腊历史家波里比阿和罗马历史家李维说，这种剑是按照西班牙雇佣军的剑设计的，它的长度约为两英尺，剑宽约两英寸，很重，剑头十分尖利。剑柄可用木、骨、象牙或金属制成。  
　　古罗马短剑使用起来比梭镖更加灵便，用处更广。它可以作为劈刺式兵器，砍下敌人方阵中梭镖兵的脑袋。它比单纯用于刺杀的剑更能杀伤敌人。在当时不管什么伤(特别是砍裂刀伤)都可能造成生命危险，因此，剑有这样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李维曾在著作中描述过马其顿士兵“当见到西班牙士兵用剑把人体剁成碎块，将胳膊从人体上剁下，肩、四肢或脑袋与身体分离，颈部被刺得血肉模糊，内脏裸露在外”的情景时，都吓得魂不附体。  
　　另一方面，由于短剑的作用距离较近，不象梭镖那样能够拒敌于较远的距离之外，它对士兵的保护功能要差一些。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他们把盾作了较大的改进。马其顿人加大了原来较小的希腊圆盾的直径，古罗马军队则把盾改成结实的长圆形凸面体，高约四英尺，宽两英尺，可以将身体的大部分遮盖住。其形状有些象琵琶桶的平面。它用木头制成，上面蒙有兽皮，并用窄条金属加固。用这种护身装具，古罗马士兵比马其顿甲兵行动较为轻便。  
　　古罗马士兵使用短剑时，在其右前方需要大约六英尺的空间。他必须逼近敌人才能刺伤敌人，因此，这样的战斗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短兵相接，需要具有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古罗马直到共和国时期才具备了成熟的政治和心理条件，使得士兵基本上能够独立自主地使用兵器。共和国的罗马人是国家的公民，而不再是君主国的臣民。  
　　古罗马兵器的一项重大发展是重标枪。它是标枪的一种，跟短剑一样出现于公元前三世纪。据考证，标枪从旧石器时代起就已问世。在希腊和马其顿军队中，在战斗的开始阶段，辅助部队用标枪来动摇敌人的士气，打开突破口或者骚扰其侧翼。古罗马军队曾经试用过多种不同类型的标枪，到公元前二世纪时似乎基本定了型。这种标枪容易投掷，穿透力大。它一半是金属杆，一半是木头制成。也就是将一根长四点五英尺的铁杆插入一根四点五英尺长的木杆，其总长度约为七英尺。为了将标枪的两个部分连接起来，通常是用两个销钉。从古罗马的马略将军时起，这两个销钉中有一个是木制的，因此标枪在插入盾或人体时很容易断裂。后来，到凯撒大帝时期，在软金属杆上加了一个坚硬的铁枪尖，这样，标枪在穿透盾或人体后枪身便随之弯曲而不会断裂，不过要重新拔出则比较困难。  
　　重标枪用单手投出，最大投射距离约六十英尺，但实际上往往没有这么远。作战时，军团士兵一齐投出，这样就可以取得最大的心理威慑效果。为了提高命中率，有时也为了增加投射距离，因此，在重标枪的木杆上绕一根绳索，在投射的霎那间用劲一拉，使标枪旋转着向前飞去。倘若正好穿透敌人的盾，盾就失去作用，持盾的士兵只好听凭古罗马士兵冲上来用短剑砍刺。如果重标枪的入射角为45°或45°以上，就能穿透胸铠和头盔。假如把重标枪握在手里则完全可以当作一支威力强大的近刺长矛来使用。起初，重标枪只是剑的辅助兵器，到了公元前一世纪，它的作用就变得跟剑同样重要了。古罗马军团的士兵通常都携带着这一重一轻的两种兵器。  
　　短剑的启用和由分队组成的高度机动的军团的发展，使古罗马军团进入了作战效能最高的阶段。这种高度机动的军团取代了早期的方阵队形。古罗马依靠这种军团冲出了意大利，经过一连串几乎很少吃败仗的战争，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  
　　古罗马军队的士兵有四种类型，他们都是自由公民，具有忠诚于国家的强烈意识，第一类是少年兵或称轻步兵，他们年龄最小，最灵活敏捷，但又最缺乏训练；第二类是青年兵，他们年龄稍大，经验较多，组成了军团重步兵的第一战列；第三类是壮年兵，平均年龄约三十岁，他们成熟，顽强，经验丰富，是整个军队的中坚力量，组成了军团重步兵的第二战列；第四类是成年兵，他们年龄最大，老成稳健，正好弥补了少年兵鲁莽的缺点，组成了重步兵的第三战列。  
　　古罗马军队的基本战术组织是小队，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连。每个小队由两个百人队组成，相当于现在的两个排。百人队原先为一百人，后来改为60至80人。每个成年兵小队只包含一个百人队。鉴于由一名军官(百人队长)来指挥一百人的队伍常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后来减少了人数，但百人队这个名称仍然保留了下来。大队相当于现在的营，由450至570人组成，其中有120至160名少年兵，还有相同数量的青年兵和壮年兵，60至80名成年兵，另加一队30人的骑兵。大队里的骑兵很少跟大队一同作战，而是自己合起来组成较大的骑兵队伍。  
　　古罗马军团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一个师，它由10个大队组成，约4500至5000士兵，其中包括300名骑兵。每个古罗马军团配有(在古罗马共和国时期)一个联合军团。它们两者的组织体制相同，不过联合军团的骑兵通常有600人。有些人士认为，联合军团的组织体制跟古罗马军团不一样，它是古罗马采取的一种策略，以大约相等数量的联合部队来支援各古罗马军团。联合部队最大的正式编制是大队。但至少在凯撒时期，联合军团跟古罗马军团的组织体制是同样正规的。  
　　古罗马军团和联合军团合起来相当于现代的一个军，约9000至10000人，其中约有骑兵900人。两个古罗马军团加上两个联合军团组成一个野战军，称为执政官统率的集团军，由两名罗马执政官当中的一名指挥。每个执政官统率的集团军通常有18000至2万人，其正面战线宽约二千五百米；整个集团军战斗编队占地约六十万平方米，大约三倍于同样规模的古希腊方阵队形。  
　　军团的机动性取决于每个横队中各分队之间的战术关系，也取决于重步兵的各个作战横队之间的相互关系。每个小队就象一个古希腊小方阵，它的每个横列约20人，纵深6人，士兵间隔略大于古希腊方阵的士兵间隔。每个士兵所占位置约1.5平方米，横队的各个小队之间有一个相当于小队正面宽度的间隔，约30米。各小队交错排列，第二和第三横队中的小队正好对着前面横队的间隔，形成棋盘状的纵横交错队形。二个重步兵横队之间约有100米的间隔。  
　　这种棋盘方格状的作战队形较之古希腊方阵有许多优点。它比较容易在地形崎岖的乡村实施机动，不用担心部队前后失去紧密的联系，也不必担心横队中出现前后脱节的现象(因为队伍本来就有一定的间隔)。必要时，第一横队可以穿过第二横队进行撤退，第二横队也可以穿过第一横队向前推进。成年兵横队实际上是军团的一支有机的后备队。不管怎样说，指挥官是有意识地把它当作后备队来使用的。各部队之间的间隔当然是比较薄弱的环节。  
　　但是，当出现危险情况时，前两个横队的间隔后面会有其他部队来加以填补，因此，这种危险性始终是有限的。作战时，前两个横队可以合成一体，形成一种方阵队形。一旦部队重新需要实施机动时，又可以迅速拉开间隔距离。  
　　青年兵和壮年兵均配备有两支重标枪和一支宽刃的护身短剑。每人还携带着长圆形凸面体的古罗马盾。成年兵不配备重标枪，也不带短剑，只有一根12英尺长的长矛。少年兵配备有普通标枪和投镖。为了使远距离投掷兵器能够取得多种效果，古罗马人有时还使用外国雇佣军，如巴利阿利投石兵和爱琴海地区的弓箭手等，跟古罗马军队的少年兵配合作战。  
　　作战时，青年兵(可能也有壮年兵)推进到接近敌人时便一齐将重标枪投射出去，接着，用剑跟敌人进行近战。当他们拼杀得精疲力尽时，壮年兵便上来替换，青年兵下去休息。进攻在一条很宽的战线上展开，通常要进行好几个批次的替换。士兵都是按进攻战的要求配备武器和进行训练的。只要可能，指挥官总是力图先发制人。  
　　在对付野蛮民族的部队时，古罗马军团用齐投重标枪的办法来阻挡敌人的进攻，然后用短剑进行近战。这种战斗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剑术的较量。由于古罗马军队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其军事组织体制又能经得起战斗的考验，因此总是稳操胜券。  
　　在跟马其顿方阵作战时，一名古罗马军团的士兵要对付方阵第一排的两名梭镖手，还要抵挡他们后面四排士兵的梭镖的袭击。他用手中的二支重标枪可以抵销敌人的一、二支兵器的作用。然后，他必须采取边进边退边机动的办法，用短剑架起、拨开或击断敌人的梭镖，最后，在敌人的队伍中打开一个突破口。接着，军团士兵才能用短剑在方阵的密集队伍中进行拼杀。  
　　马其顿方阵和古罗马军团曾经有过两次重大的交战。一次是第二次马其顿战争中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一次是第三次马其顿战争中的皮德那战役。两次战役均由古罗马军团获胜。公元前197年在希腊东北部的西诺塞法拉战役中，两支军队(各有约26000人的兵力)在大雾中的山间乡村不期而遇。马其顿军由菲利普五世统帅，罗马军(当时正支持独立的希腊，企图反抗马其顿征服希腊半岛)由卓越的年轻将军泰特斯·奎因克修斯·弗拉米尼纳斯率领。菲利普因初战告捷而忘乎所以，在不适宜方阵作战的地形上与古罗马军全面开战。他的右翼部队将罗马军的左翼顶了回去，但当马其顿的左翼部队正要由行进纵队在平坦地形上摆开阵势时，却遭到弗拉米尼纳斯率领的罗马军右翼的袭击而被击溃。一部分前进中的罗马军右翼转过来进攻马其顿军队的右翼，将混乱中的马其顿军赶出了战场，使之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充分表现出古罗马军团的极大的机动灵活性。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是由于马其顿国王柏修斯(菲利普五世之子)重新试图控制希腊而引起的。罗马人再次干预了马其顿的举动。战争在皮德那达到了高潮。柏修斯率领一支32000人的军队跟阿森河对岸由卢修斯·艾米留斯·保罗斯率领的一支规模稍小的罗马军相对峙。公元前168年6月22日，正当阿森河两岸的军队都在饮马时，因发生某一偶然事件拉开了战斗的序幕。柏修斯抓住主动，首先集合方阵，向河对岸发起攻击。艾米留斯虽然竭力设法集合他的队伍，马其顿方阵则以锐不可挡之势向靠近河岸的平坦地区席卷而去。但马其顿军在继续南进时遇到起伏不平的地形，队伍无法保持前后呼应。这时艾米留斯乘机挥师反击，突破了马其顿军方阵中出现的缺口。缺口一经突破，整个方阵便土崩瓦解。战争结果使罗马人控制了希腊、马其顿和地中海东部地区。  
　　古罗马军团是由可以单独机动的部队组成的，他们能在敌人防线上打开缺口并利用缺口进攻敌人。而每个军团士兵也都经过严格训练，能在较小规模上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战斗。他们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早以这种战术队形、这种方式进行作战的，也是最早以剑而不是梭镖为主要兵器进行战斗的士兵。他们在作战中表现出来的较强的独立性和高度的训练素养，标志着一个团结一致的罗马国的崛起。它的军队能够长年不息地打仗。罗马士兵是国家的公民，因此他们意识到是为自己肩负的重任而战。  
　　古罗马逐步扩展成为一个地中海帝国，从而导致了由步兵大队组成的古罗马军团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军团是从步兵分队组成的军团演变而来的。它在公元二世纪时得到发展，在二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盖尤斯·马略将军又进一步加强和巩固了这种体制。由于罗马帝国扩张的需要，加之许多外国对这一广阔地区的威胁，迫使罗马在军事上进行了巨大和必要的改革，同时也导致罗马政*府由共和国改成了帝国。  
　　由于罗马帝国的疆土步步扩张，使得连年不断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大。采用每年征募公民来组建民兵的办法已不能满足军队兵力的需求，因此必须建立一支由专职士兵组成的常备军。许多士兵是从不太可靠的社会成分中征集而来，他们的纪律、训练水平和忠诚可靠程度下降了，官兵之间互不信赖。为了加强作战的指挥控制，不得不缩小军团各小队之间的间隔。因此，古罗马军队的作战队形实际上开始向陈旧的古希腊方阵演变了。这就使古罗马军队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地位，从而造成他们在帝国边缘地区的作战连连失利。  
　　由于事态的发展，迫使罗马执政官马略于公元前100年左右对罗马军事体制进行了改革，以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罗马的讲究实际的高级首脑也多次从事过这样的改革。马略在担任罗马执政官期间，建立了一套新的军事组织体制。这种体制及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纪元初年。该体制消除了民兵内各旧贵族间的界限，又消除了他们的年龄和作战经验方面的差别，增进了各部队之间和士兵之间的交流，提高了作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进行了兵员的补充和更新。他还制定了一套新的完整的训练教范，虽然后来几经修改，但在凯撒时代不失为行之有效的训练法规。由于军队越来越趋向于职业化，因而克服了士兵在尚武精神和公民责任感方面日益下降的弊病。  
　　马略接受了罗马军团逐步向方阵队形演变的趋向，并把步兵大队作为基本的战术组织。小分队虽然保留了下来，但仅仅作为大队里的一个行政单位。每个军团由十个大队组成，每个大队有400-500人。  
　　作战时，大队编为十或八列横队，每列横队约有50人。在排成密集队形时，士兵间距约三英尺，这样很适合部队的机动和密集的标枪投掷，但不宜用于白刃战，因为间距太小，剑无法施展。为此，在进行近战时采用了间距为六英尺的疏开队形。为使密集队形能够迅速扩展为疏开队形，在交战前各大队之间必须留出相当于一个大队宽度的间隔距离。如果一个军团由二或三个横队组成，马略就把横队中的各大队按棋盘方格形状加以排列，从而使军团保持了原有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并在士兵之间保留了战斗中挥剑所需的间隔距离。同时利用这种队形的灵活性可以适应方阵中士兵往往自然而然地挤到一起去的倾向，使军团在近战时正面阵线始终保持连贯均衡，不致产生缺口。这是一项简单、高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使古罗马军团继续保持了固有的灵活多变的特性。  
　　大队在行进时编成四路或五路纵队。若要变为战斗横队，只须先合并成二路纵队，然后作向右或向左转即可。行进间的队伍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排面和方向的变换时，跟现代军队密集队形的操练方式相似。  
　　军团通常编为三个横队。第一横队包括四个大队，第二和第三横队各为三个大队，后面横队中的各大队对准前一横队的大队间隔，以传统的棋盘方格形式交错排列。如果将军团编成二个横队，那末，显然每个横队就由五个大队组成。军团的队形很少编为一个横队，编成四个横队则更属罕见。每个大队正面宽度约为120至150英尺，各大队的间距相等，这就是说，正规的三横队军团正面宽度约为1000英尺。各横队的间距通常约为150英尺，因此军团的纵深约为350英尺。  
　　一支由每个军团平均兵力为4500人的八个军团组成的军队，排成三横队式的队形，其正面总宽度约为2500英尺，跟过去以分队为基本单位的军团相似，但纵深要稍浅一些。即使如此，马略将军率领的军团正面每公尺宽的距离后面平均排有13人，而马其顿方阵则为25人，因此，军团队形的密度约为方阵的一半。  
　　军团的主要防御队形有横队、方队和圆队等。横队通常由十个大队排成一列，部署在设防阵地或战壕的后面。方队按普通三横队形式组成，其中三个大队朝正面，七个大队分别朝着其余三个方向，三个大队向后，另四个大队两两面朝两个侧面。方队和圆队(即方队的变形)均用来对付骑兵。通常若侧翼受自己骑兵或辅助轻步兵的保护，那末军团喜欢以横队对付敌人的骑兵。只要将重标枪、盾和短剑结合使用，就足以抵挡最强大的骑兵冲锋了。  
　　从军事角度来看，以大队为战术单位组成的古罗马军团可以说是古代适应性最强的作战部队。军团最杰出的统帅凯撒在战术上虽无重大贡献，但在军团的运用上却不愧是一位卓越的能手。由于改组了后勤供应车队，作战部队只需携带自身的基本必需品，因此他和他的部队能够迅速前进。侦察兵和骑兵部队能够超前部队主力20英里实施敌情侦察。这是极不简单的。因为原先的军队往往都是莽莽撞撞地进入遭遇战斗的。  
　　古罗马的将军们都强调打进攻战，只要可能，就尽量寻找机会袭击或逼近敌人的侧翼。他们跟敌人一样，总是力争占领制高点，这样可以增加兵器投掷的距离，冲锋时不仅有力，而且冲击力量更大，同时剑和梭镖刺出时也更加容易些。凯撒通常把最得力的大队安排为第一横队，这样一开始突击就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轻步兵进行小规模袭击和用投掷式兵器进行骚扰之后，双方的主力横队便开始互相接近。罗马军团的横队或者主动前进，或者等候敌军逼近至相隔20码的距离。这时，第一横队的前面两列士兵便将标枪投出。往往就在这个时候，军团已经采取半方阵式的疏开队形。但有时疏开队形的动作有迟滞的现象，要待标枪投出之后才完成疏开动作。  
　　军团几乎总是在主力横队开始跟敌人进行白刃战前发起冲锋。这时，第一横队的8或10列士兵就迅猛冲向敌人，但只有前面的两列士兵能够用上剑，后面各列士兵则将手中的标枪从混战中的士兵头顶掷过去。几分钟后，双方的第二批士兵便上前替换正在交战中的士兵。这样周而复始地替换着打下去，直至战斗结束。与此同时，轻步兵要负责给后面各列士兵补充标枪。这些轻步兵除了要掩护军团的背后和侧翼外，还要负责找回所有能够找到并尚能使用的标枪和投镖。  
　　若第一横队的进攻未能取胜，或者被敌人压住，那末第二横队的士兵就穿过第一横队士兵的六英尺间隔向前推进，第一横队中精疲力尽的士兵则退下来休息并重新编队，最后便作为后备队的第三横队使用。因此在整个战斗中，横队中的各列士兵以及二个或三个主力横队之间都在连续不断地进行调动。要进行这样的调动和替换，军队必须要有高度的纪律性和严密的组织。正因为古罗马军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能在高明的军事将领的指挥下，不断战胜规模更大的野蛮人的乌合之众以及别的文明国家的军队。  
　　马略军团并没有启用过什么新型兵器，他们通过严格的训练，采用斗剑术以及士兵的真正专业化，提高了当时兵器的效能。长期服役的士兵编成了常备军，佩戴着银鹰标志。忠于自己的军队是对每个士兵的基本要求。古罗马长盾堪称古代最好的盾，巧妙地使用它，再配以头盔、胸铠、皮制的或金属制的上身盔甲及胫甲(只包右腿)，使古罗马军团士兵的身体得到了极好的保护。当时小型投射式兵器也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凯撒大帝时，每个军团均配有30架小型弹弩和投石器，每架投石器由10人操作。这些武器除用于围城战、保卫野战工事和掩护渡河外，有时在重步兵横队实施突击行动前也在开阔的战场上使用。  
　　约从公元前50年至公元300年，古罗马军事体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方面反映几个世纪来它的军事技术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同时也说明古罗马在其国力鼎盛时期曾经不遗余力地使当时的技术适应了战争艺术和战争科学的需要。  
　　古罗马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为了把帝国的安全与经济的稳定紧密结合起来，曾按照“经济效能”的合理比例关系制定了他的军事方针。在他的领导下，除保留10000名古罗马禁卫军负责维护国内安全外，军队的二十五个军团全部分散部署在边境上。为此建设了一套优质道路网，使军队在遭到外来威胁时能够从一个地区迅速运动到另一地区。  
　　为了支援这二十五个军团，奥古斯都又建立了一支规模与之相当的辅助部队。这支部队包括弓箭兵、投石兵、轻步兵和骑兵。他们大多是从帝国外面的野蛮或半野蛮部落中征募来的。开始时允许辅助部队保留其部落组织和头领。后来发现这样很可能导致他们的反叛和兵变，因此规定野蛮人辅助部队必须调离故乡去守卫别的边疆地区，并按罗马人的规定改造其部落组织，掺进其他部落的人来冲淡原部落人的成份。  
　　古罗马皇帝哈德里安(公元117-138年在位)登基后，将奥古斯都的机动防御方针改为边境的坚固防御。他在边境建造了许多人工障碍以弥补河流山脉等天然屏障之不足。德国的要塞边界和英国的哈德里安墙都是用土筑成的高墙，并在墙头上设置了木栅栏。这种设防的界墙为古罗马边境巡逻部队提供了保护和隐蔽物，同时也使野蛮部落的入侵者更难偷越边境。  
　　后来又有一些古罗马皇帝继续改革从别的边境向发生战事的边境派送援兵的边防体制。最后认为原先的边防措施容易引起各部队内部的混乱乃至解体，有时甚至数年不能恢复，因而不能适应边防要求。为此，决定建立一支机动预备队以解决这一矛盾，也就是采取了奥古斯都和哈德里安两种边防思想的折衷方案。军队分成了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为边境常备军，另一部分为机动野战部队。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兵力部署在边境要塞，剩下的三分之一为机动部队，集中部署在几个战区内。  
　　早在奥古斯都在位时期，罗马人为其所组织的野蛮人辅助部队进行编组、加以训练和提供装备，所有这些，有时反而被野蛮人用来反对罗马人自己了。一些被遣散的辅助部队士兵和逃兵参加了野蛮人对罗马边境的袭击。野蛮人的军队在跟罗马军队作战中也学习到了许多有用的经验。他们不断改进作战方法，最后，终于推翻了罗马帝国。不过，由于罗马人毕竟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社会结构又相当严密，加之许多卓越的罗马将领具有高超的组织和领导才能，因此罗马帝国还是苟延残喘了一段较长的时期。

4．筑城和攻城技术(公元前1000-公元300年)
古代的军事首领在掌握战争的基本战略之前，就已经普遍懂得并十分强调打经济战了，对阵战打得比较少。敌对双方往往把进攻目标集中在对方的财产资源上，并竭力保护自己的资源。这就导致首批有组织地采取建筑城堡和城墙的安全措施，以保卫城镇居民的财产。  
　　值得注意的最早的永久性城堡防御工事是在需要加以保卫的地区四周用泥土或石头构筑起来的城墙。这种城墙的上面常常设有木制的栅栏。栅栏通常也是永久性的。有的是在遭到敌人进攻时修建的，和平时期就拆除了。这种原始的城防设施可使防御部队免遭敌人投掷式兵器的袭击，同时也提供了一个控制周围地域的制高点。人们自然能够发现，如果直接从城墙前面挖土筑墙，那末留下的一条沟就会形成敌人接近城墙的又一道障碍。简单的沟渠以及从中挖土筑成的壁垒是古代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防御障碍设施。  
　　随着攻城部队不断研制和改进武器、技术和器材，防御部队也在努力加固其城堡防御工事。由于攻防相长的结果，因而出现了更高的砖石结构的城墙。城墙上间隔一定的距离还构筑了许多更高的城楼。在城楼上可以用侧面火力阻止攻城部队突破或攀登城墙。城墙前面的沟保留了下来，里面灌了水，于是成了护城河，其防御作用更大了。当时有人构筑了一种砖石结构的双层隔墙，并在隔墙之间填进了泥土，从而形成了防御效果最好的城墙。  
　　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的时候，中东 [ 注：本书中的“中东”(系现代地理名称)，指的是从尼罗河至开伯尔山口之间、地中海的南部和东部、里海和黑海这一广阔地区，包括埃及以及同红海、波斯湾接壤的地区。 ] 的城防设施建筑技术已经十分发达。当时有限的攻城手段对于大城市的高大城墙来说几乎无济于事。古代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以有一条沿底格里斯河两英里半的宏伟石墙而闻名于世，该城的内城墙总长度竟达八英里。  
　　长期致力于防御设施建设的最杰出的例子当推中国的长城(它始建于公元前200年，其中大部分区段建于公元14世纪)。城墙的平均高度为22英尺，形成一道1200多英里长的防御屏障。如果加上城墙的分支，则总长达2000英里。 [ 译者注：此数不确，中国长城全长约6700公里。 ]  
　　到了西历纪元开始的时候，永久性筑城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当时技术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古罗马在军事上的一项重大创新是扎营技术或称兵营构筑技术。至少在公元三世纪以前，凡是古罗马军队，无论规模大小，也不管环境条件如何，只要在野外过夜，都要安扎设防的兵营。无论部队离开罗马多远，都能得到一个安全的营地。究竟是打进攻战还是防御战，部队将领也有选择的余地。兵营的构筑，相当迅速，每个士兵都分配有一项专门的工作。每人携带的行军装备中包括两根栅柱，用于构筑栅栏。围绕兵营的四周挖有壕沟，挖出的泥土堆放在紧靠栅柱的地方，以增加栅栏的厚度和牢固度。约从公元前200年起，古罗马军队就以空前高超的水平运用了野战防御工事。在许多场合下，他们用铁锹和斧头构筑的野战工事与积极的进攻作战计划相结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正当亚述国改民兵为常备军，从而变成一个真正的军事强国(约公元前1000年-前700年)的时候，它已经是精于构筑永久性堡垒防御工事和从事攻城作战技术的国家了。亚述人之所以能够征服许多邻国，主要原因是他们运用良好的组织、才能和高超技术，努力研究与改进攻克邻国的城堡防御工事的方法和手段，创建了最早的攻城作战体制。跟随攻城部队的是一支攻城辎重队，它携带着各种专用的攻城器材，包括建造大型移动式木塔架(上面覆盖着浸湿的皮革以抵挡敌人的燃烧箭)的材料和重型攻城槌。技艺高超的弓箭兵站在塔架的顶部向城墙上的敌兵进行射击，使敌人不能干扰攻城部队破坏城墙的工作，其余的弓箭兵在持盾梭镖兵的掩护下，以很高的角度向城墙上面射箭(其中一部分为燃烧箭)以骚扰守城部队，恐吓城里的居民。  
　　亚述军队的基本攻城武器是攻城槌和移动式塔架，并且常常在紧挨城墙的地方用土垒起一条进攻的斜坡。此外还采用地道、对抗地道、防护板、抓钩、夹钳、杠杆、云梯、吊索、火箭、液体燃烧剂以及其他各种攻防器材。亚述军队在攻城方面所取得的胜利使他们自己的城防设施也变得更加坚固了。因此，在几个世纪里敌人的攻城技术一直跟不上亚述城防设施的发展步伐。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4世纪这一期间，虽然通过突然袭击、计赚智取和收买反叛者等手段取得过一些攻城战的胜利，但一般来说，除了采取饿困迫降的办法之外，筑有城墙的城堡要塞几乎是无法攻破的。  
　　印度人在攻城时常常使用大象来猛撞堡垒或城市的大门。他们用的攻城槌是一根巨大的木柱，通常是一根装有铁头的完整的树干。这种攻城槌既可装在轮子上，也可放在巨大的木塔架上。塔架可以造得很高来俯瞰城堡的城墙，因此攻城士兵占有着居高临下的优势。城堡的城楼通常设有升降斜梯，需要时可以降下来作为通向防护胸墙的渡桥。攻城塔架往往放在圆木上或装在粗糙的轮子上，有成百上千的士兵用杠杆或硬拚体力将其推滚到进攻的位置上。塔架上最大的攻城槌有的长200英尺，需要1000个士兵才能推进。  
　　火攻术可以追溯到极其久远的年代。古代的化学除了服务于冶金技术外，一直很不发达。人们没有研究出火攻武器真正的化学配方，以便在各国军队之间推广应用，或者传给后代。他们只能就地取材，采用他们认为有效的火攻方法。亚述人用的是燃烧的松脂或原油(在那时，美索不达米亚的石油储量就已经相当丰富)来保卫遭到围攻的城墙。古罗马人则使用弓箭和弩炮来发射火箭。燃烧材料品种繁多，有硫黄、松脂、石脑油、沥青和生石灰等，古代东西方的大部分国家都使用过这些材料。  
　　为了保护攻城部队的前卫，有时也为了保护使用攻城机械和推滚攻城塔架的士兵，使之不受守城部队兵器的杀伤，使用了弹盾、巨大的柳条盾和木盾。这些盾有时可以装在轮子上使用。有一种形同小屋的一节节移动的廊房拼接在一起，上面覆盖着浸湿的兽皮，构成一条既能防火又能防备投掷兵器袭击的走廊。攻城部队和工兵可以通过这条走廊进入最前面的攻城工事和战壕。  
　　亚历山大手下有一位名叫戴德斯的工匠，发明了一种吊杆，这是一根又长又重的木棍或杠杆，从很高的垂直支架上吊下，可以用来捣毁城墙顶部的胸墙。他还发明了一种升降吊箱。这是一只巨大的箱子或篮子，里面可以装进许多士兵，箱子挂在罗马人称之为“撬棍”的吊杆上。吊杆由很高的桅杆或垂直支架支撑，牵拉索具就可以使吊杆上升或下降。利用这种升降器可将一组步兵吊过城墙的胸墙，越过诸如护城河那样的障碍，把箱子直接放到敌人的城墙上。  
　　阿基米德特别爱用巨大的抓钩或夹钳器械来对付攻城槌，甚至曾用它们抓捕进犯叙拉古海堤的敌舰。  
　　虽然亚述人早就懂得使用各种投掷器械来对付城防工事，但是，几百年后当数学知识和机械工程学应用于这种兵器制造的时候，弹弩和弩炮等攻城兵器才真正得到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是叙拉古斯暴君迪奥尼修斯于公元前399年最先开始研制此类原始炮的。经马其顿人改进，最后罗马人把这种兵器的性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中世纪期间，特别是东罗马帝国一直使用着这种攻城兵器。  
　　这类武器应用了张力或扭力的原理，能以低伸的、弯曲的和抛物线等不同的弹道发射各种类型的弹体。在某些情况下，还运用了投掷的原理。当时，特别是中世纪的时候，由于使用了这样那样的名称和非技术性的描述，因此造成了兵器术语的严重混乱。  
　　最初的弹射器用来发射一种带柄的大型箭，弹道是低伸的。原始的抛石机可能是以弯曲的或抛物线弹道投射石弹或类似的物体。近代有些权威人士认为，使用张力(弓或长木板弯曲时产生的力)应称为抛石机，而使用扭曲力(扭绞绳索或纤维产生的力)原理的器械则应叫做弹弩。还有一些人更加客观地把它们统称为弹射型武器。尽管此类器械形体大小相差甚远，战术用途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的基本性能却是没有区别的。  
　　尤塞托能是人们通常称之为抛石机的一种武器(说明多年来它的含义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它实际上是一种靠张力以低伸弹道发射弹体的武器。它基本上由炮架、弹射装置、弹射槽(相当于近代加农炮的炮管)和底座等部分构成。炮架由两根水平横杆组成，横杆被四根坚硬的垂直木条隔开，炮架被牢固地放置在底座上。这样炮架就形成了三个窗口，弹射槽穿过中间的一个窗口，旁边二个窗口的外侧支撑杆上各系着一束稍微扭绞着的垂直绳索(用人的头发和动物的腱制成)。在扭绞着的绳索中插两根坚硬的木梢，然后同另一根结实的弓弦绑在一起。用很大的拉力将弓弦安放在弹射槽中弹射物(通常为投枪)的后面，然后拨动扳机装置将弹射物弹出。  
　　弹射器和抛石机有各种大小不同的形体。古罗马帝国大量使用的最小的一种弹弩约重85磅，能发射长约26英寸，重达一磅的投镖，弹射距离约275码。它主要用来杀伤人。公元200年后，普遍使用了另一种比上面那种稍大一些的抛石机，它装在带轮子的弹射架上，罗马人称之为炮车。最小的弩炮每组炮手为2至4人，最大的需10至15人。  
　　另一种经过改进的弹弩名叫里索波弩机，它能通过弹射槽发射石弹和铅弹。  
　　希腊有一种类似弹弩的抛石机名叫排林托能。它的原理跟弹弩相同，不过它的两根导杆在一个斜面上，连在两根木臂上的弓弦将滑动弹射槽内的石弹沿此斜面弹射出去。这种弹射器长达10码，高5码，宽4码，体积很大。发射的石弹重达8磅，射距300码甚至更远。它基本上用于攻城，也可用来防守。  
　　典型的靠扭力发射的抛石机由地上的坚固沉重的长方形框架，一根直立的弹射杆，顶上装有横梁的两根结实的柱子构成。弹射杆的下端插在一根扭绞得很紧的水平绳索里，绳索绑在长方形框架的两端，正好位于支撑架下面的位置。平时绳索使弹射杆紧紧顶牢支撑架上的横梁。弹射杆的顶部通常做成勺子的形状，有时在弹射杆的顶端装一皮弹袋。弹射时，先用绞盘将弹射杆拉至接近水平的位置，再在“勺子”或皮弹袋里放进岩石或其他种类的弹体。当用扳机装置松开绞盘绳索时，弹射杆便以很大的力量恢复到垂直位置，并与横梁撞击，产生的惯性力便将弹体以弧形轨道弹向目标。罗马士兵将这种机械称为野驴，表示弹射杆撞击横梁时长方形框架的后端向上提起的样子就象驴子“弹跳”一般。这种抛石机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攻城武器，它最多可以将四十至六十磅的石块弹出450码的距离。  
　　上述武器的威力均受弹射力和机动性的局限。小型弹射器只能用来杀伤人，而且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它的发射速率很低，因而，光靠小型弹射器本身无法抵挡敌人的冲锋。但是，后来古罗马军团将小型弹射器部署在帝国边境沿线的防御阵地里，却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较重型的攻城机械在用途上则更显专一。即使是最强大的抛石机，除了弹体自由落下时的重量所产生的作用力外，只有很小的一点弹能，几乎无法攻破古代及中世纪坚固的城墙和防御工事。不过它在攻防作战中对付敌人的步兵和机械时则非常有效。进攻时，抛石机和弹射器能使城墙上的守城部队难以行动，这样攻城槌，攻城塔架和云梯就可以在它们的火力掩护下架设起来；防御时，又可用它们严重干扰敌人的攻城作战行动。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强大的城堡防御工事之所以较难攻破，抛石机和弹射器起了很大的作用。  
　　公元前400年前，无论是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还是中国人，都未能对亚述人发展起来的工程技术作过重大的改进。不过，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少数奋发有为的军事领袖和数学大师却已经开始努力改良攻城武器的设计及其在战术上的应用。  
　　马其顿的菲利普王看来是最先让攻城辎重队携带预先装配好的轻型抛石机和弹射器的。虽然他曾试图进一步减轻这些武器的重量，但并未成功。除了攻城作战外，不清楚他是否在别的场合使用过这些武器。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成功地把弹射器的重量减到了85磅左右，他的野战辎重队曾携带过约150架尤塞托能抛石机和25架排林托能抛石机。他喜欢在穿山渡水这种不需要快速机动的战术条件下使用这些武器。亚历山大堪称是野战炮的真正鼻祖。  
　　菲利普所用的这类武器的设计十分巧妙。它的基本部件可以用一匹骡子或马驮载，而体积庞大的木件则可在作战现场砍伐树干临时制作。当然这可能会延误野外作战对武器的使用，因此亚历山大总是用马车驮运许多组装好了的武器，以便一旦需要就能迅速投入作战使用。  
　　菲利普、亚历山大以及工兵们发明了许多攻城作战的新技术。在攻城战中，他们比亚洲或希腊的前人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毫无疑问，亚历山大是发明黑火药之前攻城战中最伟大的统帅。在这方面跟别的方面一样，只有成吉思汗才能和他相提并论。马其顿军队中有一支组织严密技艺高超的工兵队伍，负责攻城辎重队和攻城作战的技术工作。  
　　有两次迥然不同的战例说明了亚历山大攻城技术的巨大成功。一次是对提尔的攻占，一次是对加沙的征战。另外还有一次是亚历山大后来的一位继承人迪米特里厄斯对罗得岛 [ 译者注：位于爱琴海 ] 发动的战争，虽然不算十分成功，但可以说更为典型。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的关键一着便是要攻占腓尼基的提尔城。它是波斯海军在地中海的主要基地。提尔城位于离腓尼基大陆约半英里的一个岛上。为了登上海岛，亚历山大要用山岩和泥土修筑一条从大陆伸向海岛宽200英尺的坚固堤道。对此提尔人进行了激烈的骚扰，他们使用火攻船，几次中断了马其顿军的修堤工作，烧毁了堆砌岩石的木制脚手架，摧毁和破坏了架设在堤道上的木制攻城塔架。亚历山大好不容易集结起一支海军部队，经过一场激烈的海战终于击败了提尔人，封锁了海岛，把剩下的提尔战舰封锁在港内。最后，当堤道修筑到岛城的城墙时，堤道侧面海上的马其顿舰载攻城机械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马其顿军队从两个方向攻占了提尔城。  
　　这次胜利后不久，亚历山大又挥师南进，经巴勒斯坦直逼埃及。但是，该部在加沙要塞受阻，于是又进行了一场攻城战。这次作战最显著的特点是亚历山大在接近城墙不远的地方构筑了一座巨大的土台。它高达250英尺，台底周长为四分之一英里，上面放置了几架弹射器和一架抛石机，用来袭击敌人的守城部队并掩护自己的部队继续向城墙方向扩展土台。当土台最终靠上城墙时，他们只用一次不费大力的冲锋便占领了城市。土台技术并不新鲜，但亚历山大是运用这一技术的能手。后来在波斯、印度和中亚地区的攻城战中他常常使用并不断改进了这一技术。  
　　公元前305年，迪米特里厄斯向罗得岛普托勒密的守备部队发起了进攻。战争一直持续了两年，双方都使尽了当时已有的一切武器装备，如攻城槌，攻城塔架，液火，地道和对抗地道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攻防机械，从各个方向展开进攻和突击。但是普托勒密的海军为守备部队提供了充分的后勤保障，最后迪米特里厄斯不得不撤兵回到希腊，致使罗得岛仍然掌握在普托勒密的手中。  
　　古罗马军队早期的攻城技术比较落后。他们通常采用的是持久消耗战。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9-前201年)吸取了跟迦太基大将汉尼拔作战的经验教训后，局面方有改观。后来，继亚历山大之后，凯撒成了古代指挥攻城作战的杰出将帅。从此以后，每支罗马军队均配备了一支工兵分队，这支分队能够熟练地进行桥梁架设以及攻城作战专用武器的安装和使用。虽然他们主要依靠在战斗现场来寻找木材和杂料，但工兵分队有个专门的辎重队，携带着施工所必须的工具和装备。那时罗马军队普遍使用了小型弩炮机械，每个军团均配备有30架小型弹射器和抛石机，每架由10人操纵。这些武器主要用于攻城作战和野战工事的防卫，有时也用于特定的野外作战，如掩护部队渡河等。  
　　凯撒是位思维逻辑严密，组织才能出众的典型古罗马将领，他创造了一整套系统的攻城作战方法。在不同的攻城作战中，攻城机械的架设和操纵以及作战的具体步骤是各不相同的。这要看当时的环境条件和守城部队的作战行动而定。  
　　下面从一种典型的古罗马攻城作战体制的概要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古代攻城作战的清晰画面。 [ 注：系根据T·A·道奇著《朱理叶·凯撒》(波士顿的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892年出版)一书中的论述而写，有修改。 ]  
　　 (1) 罗马军队进入作战区域，必先安扎设防的兵营，兵营即攻城作战的基地。  
　　 (2) 总指挥官在下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协助下，首先对敌城堡防御设施及周围地域实施全面侦察，查清当地的木材、石料、牲畜、食物、饲料等资源的状况，作为全面估计形势的基础。  
　　 (3) 一俟作出攻城决策，即令军队之一部分封锁敌城堡防御设施，其余部队着手搜集构筑工事和攻城机械所需之材料。  
　　 (4) 制成移动防护板和移动廊房，架好攻城机械的支架。  
　　 (5) 沿攻城阵地的周围建立一条防护障碍带，这样原先孤立的攻城碉堡就由一条围城工事连接了起来，从而对守城部队形成一个完整的包围圈。这项工作是与(3)、(4)两项步骤同时进行的。另外，有时还要修筑一条面向城外的壁垒，以对付守城部队的援兵的进攻和袭击。凯撒几乎是无例外地构筑这种双重防御墙的。  
　　 (6) 由移动防护板、移动廊房和堡垒等形成了一整套有护盖的野战防御工事，通常在几个不同地点同时向着城墙移动。他们逐步推进到坑道口、地下通道和前方攻城机械的阵地。不久，攻城机械立即开始骚扰守城部队和居民。这时双方开始连续使用轻、重型武器，弹射器、抛石机及其他各种类似的武器袭击对方。  
　　 (7) 在移动防护板的掩护下，从离敌城的防御壁垒较远的位置起，开始修筑阶梯式平台(类似亚历山大在加沙所筑的那种平台)，每隔一段升高一级，逐步向城墙延伸。  
　　 (8) (通常在土台上)构筑几座能够俯瞰城墙的塔架，再将这些塔架放置在相当大的圆木上，然后逐步推至城墙。塔架的正面覆盖着浸湿的兽皮，以防敌人的燃烧箭将它烧毁。塔架的底部由步兵部队警惕地守卫，他们各自用弹盾保护自己免受守城部队的破坏性袭击。  
　　 (9) 倘若城堡或要塞的周围开掘有护城河，那末在构筑攻城平台的前方以及想要打开突破口的那一段河道，通常要用土将它填平。  
　　打开城墙突破口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在移动廊房的掩护下使用攻城槌；二是将地下坑道一直挖到城墙下面，然后毁掉坑道，使城墙倒坍。但是拚死守城的部队往往在城墙危险区段的后面筑一道内城墙。这样，打开突破口的战斗有时需要数次反复方能奏效。守城部队也采用对抗地道来破坏对方构筑攻城的地道。  
　　突破口打开后，接着就越过它发起攻城突击。有时攻城部队也在没有突破口的情况下实施攻城突击。他们从移动塔架或云梯，或用升降吊箱，或者同时使用这几种手段千方百计登上城墙的壁垒。有时则通过地道将一支先遣队秘密送至城内，然后打开城门，或者在里面袭击守城部队。在攻城突击阶段，古罗马军队曾有过一项典型的创举，那就是将许多士兵的盾联成一片，举在头顶，形成一个龟甲形的防护物，在它的掩护下可将一个步兵中队推进到城墙脚下。  
　　古罗马人特别善于使用野战防御工事以节省攻城作战所需的兵力，表明他们深知后来克劳塞维茨所总结的一条基本作战原理：“防御是更有效的一种作战形式”。野战防御工事好比“倍增器”，它用人不多，作用颇大。古罗马人用它扩展自己的前线阵地，又将它作为机动野战部队实施作战机动的基地。节约兵力通常被当作一条作战原则。下面是这种作战思想的一个典型战例。  
　　自凯撒大帝之后，塞普蒂默斯·塞佛留(公元193-211年)也许可称得上是最能干有为的古罗马统帅。他极其精通野战防御工事的运用，并能配合使用战场上的移动式作战机械——弹射器和抛石机。他在位期间，古罗马的常备军于公元三世纪初增加到40个军团。他始终保持34个军械工厂，忙于生产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小型作战机械。  
　　塞普蒂默斯·塞佛留及其继承者还使用紧急构筑的防御工事，并将其大胆地强行构筑到敌人的脚下。这种工事不光是一种围攻作战技术，而且在威胁到敌人侧翼或交通运输时，必然会引诱敌人发起突击。规模较小的罗马军队一方面配备有足够的轻型作战机械，另一方面野战工事又使其战斗力量倍增，因而往往敢于跟兵力强大得多的敌军交战，并严重消耗敌军的力量。然后，发起反攻，或者由预先安排好的后备队将敌军包围，从而给敌军以沉重的打击。当然这些战术又使罗马军队重新回到了方阵这种作战队形。防御工事必须是线式的，而线式的部署又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作战机械的火力范围。  
　　上述作战思想和战术极大地发挥了当时的兵器和技术的效能，可以说，它们跟老式的梅花阵的效果完全一样。这些作战思想和战术不仅适合公元三世纪，有时也适用于20世纪的今天。

5．马镫和长矛：骑兵的崛起(公元300-500年)
早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骑兵就开始协同步兵进行作战了。不过那时他们在军队中所占比重很小，通常只有皇族和贵族方能充当骑兵。他们或者乘坐战车，或者骑着高头大马奔赴战场。到了大约公元前600年时，在亚洲中部和西南部的广阔平原地区，骑兵在作战中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斗力量了。为此，波斯和中国都不得不使自己适应骑马作战的要求，以对付野蛮民族敌手所主要依赖的骑兵。到了赛勒斯王的时代，波斯的重骑兵和弓箭骑兵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劲旅。纪元初期，弓箭骑兵在中亚和西南亚已经是所向无敌的了。但是，亚洲骑兵在对付训练有素的希腊、马其顿和罗马步兵时从未做到屡战屡胜。  
　　在菲利普王和亚历山大时期，骑兵是马其顿军队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兵种。它跟步兵一样，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它的精华是由马其顿贵族组成的“随从骑兵”。之所以如此称呼它，是因为菲利普和后来的亚历山大都习惯于亲率这支骑兵出征。在技术上与它几乎不相上下的是塞萨利亚雇佣骑兵。在战斗队形中，随从骑兵通常占据步兵方阵右侧的荣誉位置，而塞萨利亚骑兵则位于左侧。塞萨利亚重骑兵使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约10英尺的长矛。这种长矛轻的可以远投，重的可用其将对手挑下马来，或刺穿敌人步兵的心脏。随从骑兵携带着跟正规重步兵相同的长矛。每个随从骑兵和塞萨利亚重骑兵都头戴头盔，胸挂鳞甲，腿裹胫甲，手持盾牌，腰插短剑，而且他们的坐骑也披着鳞状头胄和胸甲。  
　　马其顿军队也包括配备有长矛、标枪或弓等武器的轻骑兵和中型骑兵，他们担负着掩护、侦察和侧翼保护等任务。随从骑兵和塞萨利亚雇佣骑兵则负责突击冲锋。  
　　在古罗马军团战功卓著的时期，他们使用骑兵的方式跟马其顿军队并无二致。但效果却差了许多。他们的玛利安军团加上其配属部队总兵力约达10000人，其中约有骑兵900人。作战时，罗马骑兵通常象军团中的大队那样，以棋盘方格阵势排列于步兵的侧翼。但是，他们在进行联合兵种作战时，从来不能很好地协调配合。而这种协调配合恰恰是马其顿亚历山大取胜的重要原因。罗马军主要依靠步兵赢得作战的胜利。  
　　公元前53年，发生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卡尔海战役，它预示了后来战争的发展趋向。在这次战役中，帕提亚将领苏伦纳斯率领的弓箭骑兵以强大的优势战胜了罗马执政官克拉苏斯的步兵军团。尽管亚历山大没有跟帕提亚人发生过较大的摩擦，但是，在好几个世纪里都没有出现一位象他那样的天才统帅，在对付非正规的弓箭骑兵时，能够把训练有素的步兵和骑兵协调配合得象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卡尔海战役之后的几十年里，帕提亚人当然变得害怕和尊重罗马的军事力量，而不是后者害怕和尊重前者。尽管如此，卡尔海战役还是代表了军事上的一种发展趋势。几个世纪后，弓箭骑兵终于取代军团步兵，成了罗马和拜占庭东部边境的主要防卫力量。  
　　从公元三世纪中叶至五世纪中叶，可以看作是古罗马帝国军事史上组织体制和军事理论的大转变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作为几个世纪来罗马军队战斗编队核心的重步兵逐步丧失了它的重要性，让位于骑兵，最后，骑兵不仅是古罗马军队而且也是西方其他各国军队中最主要的兵种。  
　　骑兵的兴起虽然主要应归之于军事上的需要，但与政治社会因素也不是没有关系的。罗马人要在东部沙漠和欧洲东部平原这样广阔而平坦的区域作战，他们的军队就必须具备更大的机动性、更高的运动速度和更灵活的调遣能力。与此同时，投射式兵器(弹射器、弹弩和抛石机)的扩大应用，使步兵的队形逐步趋向于又长又窄，更容易被骑兵冲锋突破，同时，也减少了步兵白刃战的机会。此外，由于古罗马军队的纪律正在缓慢而又明显地削弱，军团士兵更难抵挡敌人骑兵的冲锋突击。最后，由于野蛮民族的军事压力，特别是野蛮人骑兵压境，罗马人需要大力加强其漫长的边界防卫，不得不逐步削减军团重步兵的力量，扩大骑兵和轻步兵的比例。  
　　古罗马发展骑兵，特别是将骑兵运用于突击行动，最主要的刺激因素是来自亚洲军事技术的发展。首先和最重要的一点是带马镫的马鞍问世了。在发明马镫之前，骑兵是坐在垫毯和鞍毯上，甚至没有马鞍而骑在马的光脊背上，从头顶来挥刺长矛的。马镫究竟发明于何时何地虽已无从查考，但印度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就已使用马镫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马镫的应用使士兵骑在马上有了一个稳固的依托，这样他就可以用上臂端着长矛，利用马匹高速前进所产生的冲力(这种力量由于马和骑马者的重量可得到成倍的增加)猛烈刺向敌人。  
　　其次，在波斯和亚洲中部平原培育出了特别适合于突击冲锋的新品种高头大马。到了公元四世纪时，罗马人已经采用了这种马匹。他们也跟波斯人一样，给士兵和马匹披上了锁子甲，使他们不容易遭到小型投掷式兵器和轻型白刃战兵器的袭击。  
　　公元四世纪初，古罗马军队中的骑兵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而马留和凯撒将军时代则不足百分之十，在东部沙漠地区跟波斯和阿拉伯军作战时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在公元378年的阿德里安堡战役中，重骑兵首次大败古罗马步兵。东罗马帝国皇帝法伦斯集结一支大军要与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决一死战。东、西哥特人在各自洗劫了多瑙河各省之后两军会师，渡过多瑙河侵入巴尔干半岛。西哥特军由菲列德根酋长统帅，东哥特人由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saPhrax)率领。  
　　公元378年8月9日大约中午时分，法伦斯率部抵达阿德里安堡。侦察兵在附近发现以马车作为壁垒的哥特兵营，并得知大部分哥特骑兵已外出搜集粮草。于是，法伦斯当机立断令部队向哥特兵营进击。当罗马军队逼近时，兵营里留下的唯一主将菲列德根才派人前去召回领兵搜集粮草的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并设法寻找机会跟法伦斯谈判以争取时间。  
　　尽管法伦斯的部队在仲夏烈日下经过一个上午的长途跋涉，早已人困马乏，但还是即刻布阵以待发动攻击。另一方面却又诡称同意与菲列德根进行谈判。可是这时罗马军的辅助部队却突然向西哥特一方的谈判组开火，在双方都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拉开了战幕。这时，罗马军团还只是将一部分行军纵队改成了作战队形。不过，位于侧翼的骑兵已经作好了战斗准备，因此法伦斯只好命令部队发起全面攻击。  
　　当两军激战犹酣之际，阿拉特亚斯和沙弗拉克斯率领哥特骑兵的主力抵达正在进行战斗的河谷旁的高地。就在罗马骑兵的右翼抵达哥特兵营时，哥特骑兵以雷霆万钧之势发动了袭击，并把他们赶了出去。哥特骑兵的冲锋是如此之猛和如此之有力，以致整个罗马军队乱作了一团。接着哥特骑兵又转身进攻罗马军的左翼骑兵。有的穿过了兵营，有的紧跟在罗马军的后面左砍右杀。与此同时，菲列德根命令西哥特军从兵营的马车壁垒后面发起反攻，罗马骑兵即告全面崩溃。哥特军接着又进攻并席卷了罗马军的左翼步兵，把他们压向罗马军队的中央。步兵你推我拥，挤成了一堆，其中一部分还保持着原先的行军纵队，根本无法展开成作战队形。在挤压过程中，军团士兵也无法施展手中的剑和梭镖，又不能逃跑，无奈，只得任凭手持矛和剑的哥特骑兵从侧翼和背后肆意戮杀，这时，哥特步兵也杀出兵营，冲向罗马军的正面。  
　　在这次战斗中，罗马军的伤亡极其惨重。皇帝法伦斯和所有的主要将领阵亡，士兵死亡多达四万之众。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右翼和中央的数千步兵。没有参战的骑兵总算突围出去免于一死。罗马军实际上被彻底歼灭了。  
　　战斗的胜方哥特人所使用的长矛和剑并非新式武器。但是，这两种兵器跟骑兵的机动性充分结合，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杀伤力。决定这次战斗结局的四项因素是：机动性(使大批骑兵从远处迅速逼近敌人的侧翼)，突然性，翼侧突袭和长矛兵冲锋的猛烈性。一方面由于一定的偶然性，另一方面由于菲列德根及其同僚们的天才智慧，使得这四项因素协调一致地发挥了作用。但是，要真正发挥这些因素的潜在作用还需依仗马匹的高度机动性和骑兵的勇敢精神。在后来的十个世纪里，这四项因素构成了骑兵战术的基础。  
　　就罗马一方说来，阿德里安堡一战的失败意味着军团步兵作为进攻性作战体制的时代已告结束。从此由弓箭骑兵和长矛骑兵组成的重骑兵取代了军团步兵，成为罗马军的主力。骑兵在欧洲战场上称雄了约1000年的时间。  
　　从军团步兵到骑兵的转变势必带来兵器上的变革。因此在后来的1000多年时间里，骑兵使用的兵器可谓五花八门，种类繁多。不过，大多数是由人们早已使用过的兵器改进而成的。  
　　骑兵的主要兵器之一是标枪或矛。希腊、马其顿和古罗马骑兵都曾以不同方式使用过它。到了公元四世纪，标枪的枪身一般长约9至11英尺，直径2至3英寸，从头至尾一样粗细，顶端有一枪尖。查理曼王朝的军队曾用过一种带翼的梭镖，在梭镖尖头的后部有一横档，这样，在刺穿敌人后可以更容易地拔出来。  
　　骑兵的另一重要兵器是剑。各个日尔曼部落都使用它，不过，他们的剑是用未经淬火的铁制成的，质量较差。这种剑两面有刀锋，剑头削尖，剑身长约25至32英寸，既可劈砍又可刺杀。到了西罗马帝国查理曼皇帝的时代，剑有了很大改进。它质地坚硬，剑身约40英寸(包括一个有着交叉形护挡的剑柄)。它既可骑在马上使用，也可以在马下挥刺。使用这种剑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掌握熟练的技巧，因此，用来对付那些训练良好，纪律严格的野蛮民族的骑兵是不在话下的。  
　　古罗马人和他们的敌人发现，使用重型长矛和剑的骑兵并不能完全取代波斯、中国和中亚人长时间来有效使用着的轻重弓箭骑兵。这两种骑兵在作战时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弓箭骑兵先把敌人围住，为长矛兵的冲锋作好准备。长矛兵的进攻又迫使敌人不得不保住密集队形，这样，就更容易受弓箭骑兵的袭击，因此，从古罗马的后期开始，欧洲军事上弓箭的作用变得越发重要了。  
　　要能有效地使用弓箭必须经过长期不断的训练，也需要合适的开阔地形，它成了亚述弓箭兵和后来的克里特雇佣弓箭兵的专用兵器。  
　　公元5世纪时，东西罗马帝国越来越多地使用野蛮民族的雇佣军。随着骑兵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当然优先录用那些本来就善于骑射的部落的士兵。因此，来自亚洲血统部落的匈奴人、阿兰人、艾伐尔人和布尔加人等均被编为弓箭轻骑兵，而居住在多瑙河和黑海之间平原地区的日尔曼部落，其中主要是哥特人、赫鲁利人、汪达尔人、盖皮达人和伦巴族人则编入了重骑兵队伍，他们主要用长枪或长矛实施突击冲锋。  
　　在罗马帝国最后的几十年里，跟匈奴弓箭骑兵和波斯军作战所取得的经验，对罗马骑兵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影响。起初，罗马军主要使用轻骑兵。它跟野蛮民族的雇佣骑兵相比，只不过组织得较好，纪律性较强而已。后来，罗马骑兵逐步披上了重型盔甲，使用长枪、剑、盾和弓箭等兵器。这样，到了公元6世纪初的时候，便出现了所谓的重骑兵。它作为后来几个世纪里的拜占庭军队的骨干，可以说是中世纪最可靠的一支部队。这种重弓箭骑兵将兵器的威力、纪律性、机动性和突击能力紧密结合起来，真正成为继古罗马军团之后的又一支强大军事力量。

6．残忍的大屠杀(公元500-1000年)
罗马帝国分裂后，西罗马帝国也日益衰败解体，随之而来的是军队在组织领导、指挥谋略、技术水平以及纪律养成等方面的全面倒退。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军事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那就是在军队的使用上手段凶残毒辣，缺乏系统理智的理论指导，军事上无所创见，因此，根本谈不上优良的组织体制与足智多谋的作战指挥的有机结合。  
　　狂乱中的罗马人为了寻找对付敌人投掷式兵器和骑兵突击双重威胁的新办法，在骑兵作战的运用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步兵方面则一无所成。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没有一种步兵组织体制能将老式军团的作战威力跟机动灵活严密地结合在一起。  
　　结果，步兵完全成了骑兵的辅助部队。缺乏机动性的密集步兵(有时配备有投掷式兵器)成了骑兵实现机动作战的基地。轻型步兵(弓箭兵、标枪兵或两者兼有)用来搞乱、迷惑或削弱敌人，为自己的骑兵冲锋创造条件。不过，当时的西方军事将领感到，在固定不动的使用投掷兵器的步兵和灵活机动的骑兵突击之间很难做到很好的密切协同，结果不得不重新拣起陈旧的战术，全面恢复步兵方阵的作战方法。  
　　中世纪初，也有某些不依赖骑兵的例外情况。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北条顿民族，特别是他们中的法兰克人，直到公元5、6世纪的时候几乎仍然全靠徒步作战。他们的密集的步兵在机动性、使用投掷兵器和实施突击行动等方面还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公元6世纪前，法兰克军队只有很少的盔甲，有时甚至根本不披盔甲。他们采用的仍是其祖先对付早期古罗马军队的那种战术，象一群乌合之众仓促上阵。当快要接近敌人时，便挥舞一种头很重的单面刀锋的战斧，它能够劈开古罗马人坚固的盾或头盔，或投出标枪，然后在混乱中执剑冲进敌阵。这些不怕死的野蛮民族士兵常常排着密集的队形等待敌人骑兵冲过来，然后在停下来的骑兵周围或马下挥剑将马和士兵砍倒。  
　　这一时期，法兰克人之所以能够在作战中取胜，主要原因是他们具有非凡的勇敢精神，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敌人在军事技术上的大倒退。经过跟罗马人几个世纪的交战，他们在兵器、纪律或战术等方面究竟学到了多少东西，人们不得而知。不过，有迹象表明，法兰克国王克洛维斯一世曾经给他的凶猛的勇土灌输过一点纪律观念，并且他还是古罗马军事体制的崇拜者。他对自己规模较小的军队曾作过某种程度的组织管理改革和战术控制，因此在跟其他条顿部落的多次战斗中，尽管他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还是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在向英国进行移民入侵时，采用了跟法兰克人同样的毫无组织的步兵战术。公元600年到800年期间，在西方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战争艺术堕落到象英国那样糟糕的地步。狂暴的野蛮性使得古罗马的优良作战体制荡然无存；人们已经根本不知战略和纪律为何物；所谓战术只是以大致平行的战斗序列将敌对双方的士兵毫无次序地列队成行，接着便是一阵混战，直至其中一方抱头鼠窜为止。防御工事只是些原始的木栅栏或者简陋的战壕；盔甲很少并且质量极差。在英国，步兵之所以一直保持着优势，仅仅是因为敌人没有强大的骑兵，因此他们也就无需对付这方面的挑战。到了将近公元8世纪末的时候，斯堪的纳维亚的入侵者开始出现在不列颠和爱尔兰岛的沿岸以寻找可供征服的对象。  
　　法兰克人经过跟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伦巴族人、艾伐尔人和东罗马人较量之后，逐步懂得必须十分重视骑兵。从公元7世纪起，法兰克军队中骑兵的比例逐步增加，并开始越来越依赖携带长枪的重骑兵的突击冲锋。到了查理曼大帝执政时，骑兵在法兰克军队中已经占据了很大的比例。  
　　这个时期，西欧各国都没有启用什么新式兵器，只是对原有兵器作了某些改进。作为中世纪兵器的剑终于定了型，在作战中主要用来劈砍。它在靠近剑柄的部位最宽，往剑头方向逐渐变细；剑身两面有刀锋，从剑柄的圆头到剑的尖端长约44英寸。由于使用这种剑的士兵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具备高超的技术，因此，它主要限于贵族使用。无论马上马下，他们都能挥舞自如。  
　　查理曼大帝曾使弓箭重新成为西欧使用的一种兵器。但他死后不久，多数军队又很快将它淘汰了。诺曼底人有时也使用弓箭，不过通常用来狩猎而不是用来打仗。  
　　这期间，护甲日益变得普遍而有效。古代的鸡冠状头盔不见了，代之以带护鼻的圆锥形铁盔。锁子甲戎装是使用最普遍的盔甲，其长度逐渐加大，它的下摆可以遮住骑兵的膝盖。中世纪初，西欧护甲最重要的革新之一便是风筝形状的盾的出现，它也许是将古罗马长盾板与常用的圆盾这两者的优点相结合的产物。对骑兵来说，中世纪的盾是一件更为实用的装备。它没有古罗马长盾那样笨重，与圆盾相比，它面积虽小，但保护功能却更强。另外，当时还出现了一种锁子甲护披，用来保护头盔与甲衣之间的颈部。  
　　由于野蛮民族的侵犯，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城防设施重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这也必然促进了围攻技术的相应提高。在进攻要塞与要塞防御的作战中，西欧人曾设法尽量根据他们的理解仿效罗马人常用的战术方法，并进一步加以改进，使之适应他们自己的骑兵突击的需要。但是，他们的兵器和技术跟一千年前罗马人使用的相比均显得相当原始。  
　　查理曼大帝在位期间(公元771-814年)，创建了一种军事体制，从而克服了三个多世纪来西欧在军事上普遍存在的混沌状态，开始了一个革命性的新起点。可惜在他死后，这种混沌状态又故态复萌了。查理曼即位以前，法兰克军的主要作战特点是骁勇异常而纪律极差。他们的作战常常胜负难测，他们的胜利只不过是暂时的。  
　　查理曼大帝登基后，即着手用严格的纪律和有效的组织体制整顿法兰克军队，使其勇猛的战斗精神得以正常的发挥。与此同时，又努力建立他个人统帅的高度权威。这要归因于以封地采邑为基础的封建制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查理曼大帝恢复了因罗马帝国崩溃而消失了的一种社会秩序。  
　　经过两次短暂的交战，查理曼轻易地击败了伦巴族军队，不过，他感到伦巴人的骑兵有它固有的优越性。于是，他就着手改进他自己的骑兵，并取得了成功，同时，又将伦巴人编入法兰克军，作为其军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他利用这样的一支军队击退了艾伐尔人的进攻。可是，在伦巴人被查理曼改编和训练之前，他们几乎无法抵抗艾伐尔人对意大利北部的袭击。  
　　法兰克军也缺乏良好的后勤组织。他们只好靠掠夺粮草而生存。这样做，在友邦地区往往使百姓怨声载道，内部骚乱不安，在敌占地区从事掠夺粮草的分散部队常常会落入机警而集中的敌人之手，因而招来不测横祸。由于后勤物资供应不足，法兰克军在战场上只需待上几个星期，必定自行瓦解无疑。为此，查理曼设法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后勤体制。其中包括运送食物和装备的辎重队，它足以维持部队几个星期的需要。物资的补充也有了正规的渠道，或者靠有组织的征集，或者靠护送队给野战部队补运。具备这些条件后，查理曼就能够在离高卢千里之外的地方进行作战，军队在整个冬天也能够从事野外作战或围城战。  
　　查理曼又重新象古罗马和马其顿那样，在军队中建立起攻城装备辎重队以对付敌人的城防设施。虽然后勤物资和攻城装备这两个辎重队减慢了部队主力的前进速度，但是，确保了攻城作战的顺利进行。此外，由于进一步依靠了骑兵的力量，又使用了由骡马驮载的辎重队，因而，他仍然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发挥军队的战斗力。  
　　查理曼军事体制的关键一环是沿着被征服的地区边境设置一连串的边防哨所和堡垒。并建立了一套道路网，将新边界上的堡垒串连起来，跟老边界上的城堡相连接。这些堡垒用来贮存大批给养物资，于是成了法兰克骑兵实施作战机动的基地。  
　　查理曼建立了经由贵族诸侯这条渠道进行征兵的体制，因此能够长期维持一支野战常备军，但又不会给经济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也用不着去征募那些不可靠的社会渣滓来充数，并且不致于为了维护法律和秩序而将各省的财政资源花光用尽。他对贵族提供的这支部队的军事素养要求很高。  
　　由于执行了从贵族阶层中进行征兵的政策，因而加快了封建制度的建立。而斯堪的纳维亚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的入侵则进一步直接刺激了加速西欧实现封建制的进程。国王和贵族慌忙采取种种措施以保护他们的人民、牲畜和商业中心不受敌人的侵犯。  
　　查理曼大帝死后，为了争夺王位继承权，朝廷大乱，以致无法集中力量对付斯堪的纳维亚人和马扎尔人对法兰克的劫掠蹂躏。当时找不到一位称职的领袖能够重建国家集中统一的军事和行政机器。防御敌人和保卫家园的战斗成了各地分散和不协调的行动。因此，构筑了更多的要塞堡垒以保护乡村居民以及商业和交通中心，常备军驻地的地方首领各自派人保卫自己的要塞以随时抵御入侵者的袭击。骑兵的力量仍在继续不断地扩大，常备军全部都是骑兵、骑士和重骑兵。偶尔贵族把他们手下所有体格强壮并受过一定训练的士兵召来当步兵。一般来说，他们的武器不够精良，缺乏护身盔甲，组织也不严密，因此，这样的步兵只能用于防御目的。  
　　每年各大封建领主都要奉国王之命率领他的士兵参加一段时间的皇家远征。这种军事体制的效果并不好。因为当各支皇家部队集中起来打仗时，他们的素质往往参差不齐，他们之间没有忠于国王和民族的联系纽带。由于没有统一的组织体制和集中的训练，因而缺乏严格的纪律，更谈不上有效的统一指挥。  
　　与此同时，在北欧地区也出现了另一不同的军事体制。斯堪的纳维亚人基本上是些海盗，他们对抢劫和掠夺到的战利品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被征服地区的长期占领。另一方面，他们技术精，不怕死，讲纪律，对上级忠贞不二。他们都是步兵，一般配备有梭镖、剑和战斧等兵器，有时佩带弓箭，并有头盔、圆盾和皮制甲衣等护甲，后来许多士兵还配备了锁子甲戎装。  
　　北欧海盗发现，防御和进攻相结合的战术能够有效地对付他们最初在西欧遭遇的民兵部队。这些民兵部队虽然人数众多，但装备、训练和作战指挥都很差。这种战术也可用于对抗西欧新的骑兵部队。这些骑兵是西欧专门组建用来对付北欧海盗威胁的。由于西欧人越来越能够有效地抵抗北欧海盗的入侵，原先为100至200人一伙的分散海盗帮开始采取合并的办法，组成规模较大的队伍。根据史料记载，公元885至886年进攻巴黎的北欧海盗人数接近三万，不过实际数字也许要小得多。  
　　欧洲人认为，专业化骑兵跟城防设施相结合是对付北欧海盗的有效办法。假如数量上不处于劣势，那末，重骑兵利用自己的突击能力至少可以跟北欧海盗打个平手，甚至战而胜之。倘若北欧海盗实力太强，那末快速机动的骑兵则可从安全的设防基地出发，紧紧盯住海盗的步兵纵队，不时而有效地袭击它。他们还可以迅速地跟其他分遣队汇合起来围攻北欧海盗部队。  
　　这样，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抗措施。他们不管在那里上岸，就把附近所有的马匹抢来，尽可能让更多的士兵骑上马匹，以实现部队的快速运动。最初他们将马用于运输，后来，由于他们越来越难以对付西欧的骑兵进攻，因此在沿海或河流、半岛以及岛屿上建立起大规模坚固的永久性防卫基地，并开始发展他们自己的骑兵部队。不过，直到最后，他们军队的主体仍然是步兵。  
　　马扎尔人的作战方法跟人类创史初期的塞西亚人和其他中亚人的骑兵一样。他们都是轻骑兵，通常不披盔甲，主要兵器是弓箭，他们最大的特点是机动性特别强。他们对付不了西欧重骑兵，总是尽量避免打白刃战，利用自己的机动优势，充分发挥弓箭这种投射式兵器的威力。他们设法将比较笨拙的西欧军队包围起来，然后从各个方向进行几个小时的袭扰，最后在敌人出现大量伤亡，又被拖得精疲力尽灰心丧气的时候，设法在敌人阵营中打开突破口。然后再利用这些缺口，从背后发动进攻，将孤立之敌制服并予以歼灭。  
　　在长期的作战中，马扎尔人依靠高速度和迅速改变进攻方向的办法来避开大规模集结的西欧骑兵部队。但是，由于西欧的重骑兵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作战效能和机动性，加之又建立起许多堡垒要塞，因此马扎尔人进攻的威力也日见下降。  
　　到了9世纪末，陈旧的古罗马军事体制完全销声匿迹。在西方代之而起的是由披盔带甲的骑士组成的小规模骑兵部队。他们是具有专门技术的职业士兵，服务于国王或富有贵族的门下。正是这帮披盔带甲的骑兵最终击退了斯堪的纳维亚北欧海盗和马扎尔人，挫败了他们对西欧的入侵。正是这些胜利，保证了封建制度下的骑兵在西方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后来一直延续了400年之久。  
　　封建时代是军事上战略和战术完全停止不前的一个时代。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贵族血统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了军事训练。不过这种训练的唯一目的是使这些未来的骑士能够驾驭马匹，熟练地挥舞长枪和剑，在冲击敌人时炫耀他的勇猛和果敢精神。  
　　大多数封建军队集合在一起作战时，突出的问题是普遍缺乏纪律养成，不服从命令，并且总有一些下级指挥官不听上级指挥而喜欢我行我素。结果往往在不适当的时候突然引起一场全面的交战，或者在关键时刻打乱了自己的队形。指挥官级别的高低取决于他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他的专业技能或作战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打仗就根本不讲究什么战术，往往也不搞侦察，也不实施包围或翼侧运动，而是一见到敌人就猛冲一气，或者盲目地从正面发起攻击。

7．伊斯兰教的兴起(公元630-1000年)
正当西方军队衰败到极点的时候，骤然兴盛起来的伊斯兰国家无视古罗马帝国曾经高度发展的战争艺术，依靠其心狠手辣的军队，采用十分原始的战术，开始了几乎横扫半个文明世界的穆斯林侵略扩张。  
　　伊斯兰国家之所以发动这样一场为时不长的侵略战争，并非因为他们发明了什么新武器，创立了什么新的战略或战术，而完全是出于一种精神的力量(西方人称之为狂热)。这种精神力量来自于穆罕默德领袖超凡入圣的魅力以及他所教诲的这样一种特殊信条，即：那些在讨伐异教徒的圣战中的亡灵将能升入天国永享极乐。还有一个因素是哈里发在政治、军事以及宗教等方面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种宗教能象伊斯兰教那样如此持久如此狂热地鼓动如此众多的人们，在战斗中表现出那样不怕牺牲不怕危险的勇敢精神。  
　　伊斯兰侵略扩张的胜利，与其说是军事技术发挥了作用(当然这里面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技术因素)，不如说是精神力量产生的结果，与其说它依赖于优越的军事体制，不如说它靠的是煽动宗教狂热；与其说有一套卓有成效的征兵体制，不如说是依靠了宗教的宣传鼓动，召来无数士兵为圣战卖命。当然，它的胜利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条件。由于罗马帝国的解体，加之缺乏坚强的政治或军事机器和领袖，因而任何胆大妄为的侵略者征服西欧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在亚洲西南部，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因连年混战而两败俱伤，两国内部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和宗教动乱，其边远地区纷纷起来造反，因而这些地区也都成了伊斯兰征服的最好目标。假如不是首先比较容易地攻占了这些边远地区，那末穆斯林的侵略扩张要进行得如此迅速和遥远则是难以想象的。  
　　起初，穆斯林军队几乎全部都是不披盔甲的骑兵，使用的兵器是长枪和剑。由于这一时期弓箭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兵器，因此，阿拉伯首领也开始认识到它的效能和用途，并逐步加以采用了。弓箭特别适用于轻骑兵。后来，他们又懂得了护身盔甲的功用，因此让骑兵披上了锁子甲。不过他们从来不让盔甲的重量妨碍士兵和马的机动能力。  
　　穆斯林军队所采取的战术是让轻骑兵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反复地袭击敌军，直到在敌人阵线上打开缺口，然后实行各个击破。换句话说也就是采用远古以来常用的那种轻骑兵战术。后来他们又模仿过拜占庭帝国军队的战术，但由于缺乏必要的训练、纪律和组织指挥，因而并不十分成功。  
　　伊斯兰教的教祖穆罕默德离世前(公元632年)，甚至在他还没有完全巩固对阿拉伯的统治之前，就开始针对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向西北和东北方向的地区煽动新的伊斯兰宗教狂热。由于基督教教派发生内部争端，造成拜占庭帝国的东部地区，特别是叙利亚和埃及，跟君士坦丁堡分裂了。这次教派分裂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致于大部分叙利亚人和埃及人把穆斯林当作驱除暴政的救星一样来欢迎。他们不支持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在某些场合却给侵略者以帮助。这时候，波斯帝国也因作战连吃败仗而瘫痪了，政治上处于一片混乱的状态。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叙利亚和埃及把拜占庭人赶回到了安纳托利亚的陶鲁斯山脉。与此同时，萨珊王朝被彻底摧毁，庞大的波斯帝国落入了阿拉伯人的手中。  
　　由于阿拉伯人发生内部争端，伊斯兰扩张行动曾一度出现短暂的停顿。但不久之后便以离心力般的强大威势，重新向各个方向大举进攻，表现了伊斯兰人惊人的活力。他们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安纳托利亚的拜占庭，同时又分兵沿北非海岸向西挺进。向东袭击印度，向北穿过高加索进逼卡扎尔斯，向东北渡过奥克苏斯河进入了中亚地区。  
　　穆斯林的进攻在君士坦丁堡两次被拜占庭军队击退，沿高加索山脉一线又遭到卡扎尔斯人的激烈抵抗。但是他们继续缓慢地向亚洲的南部和中部推进，同时又横穿北非占领了西班牙。  
　　穆斯林迅速征服了西班牙，当地的伊比利亚-罗马居民对于能够摆脱东哥特人的君主统治表现得欣喜若狂。穆斯林人允许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继续保留其宗教信仰。这时，逃亡的东哥特人在西班牙西北部山区的狭长地带定居了下来。伊斯兰的阿卜杜尔·拉赫曼·伊本·毛威亚王子便在西班牙建立起了阿拉伯人的集权统治。  
　　穆斯林在取得了这些重大胜利后，因多方面的原因，于八世纪初，始中断了它的扩张浪潮。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拜占庭帝国的复活(参见第八章)。其次，也许是慑于法兰克人在查理·马泰尔(查理曼大帝的祖父)领导下在法国图尔(或普瓦蒂埃)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威力。这次战役是说明阿拉伯军事体制的优点和弱点的极好例证，同时也显示了马泰尔富于感召力的领导才能。这在当时缺乏优良战术的情况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阿卜杜尔·拉赫曼从西班牙率领一支穆斯林军队进入阿基坦(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封建制省份，其中的贵族大部分为东哥特人，他们效忠于法兰克的梅罗文加[默罗温]王朝的国王)，悄悄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的西侧。穆斯林军队几乎全是骑兵，大多数由柏柏尔人和摩尔人组成，作战指挥带有阿拉伯色彩。他们全部兵力不足二万人。阿卜杜尔·拉赫曼在波尔多港跟一支法兰克军遭遇并击败了法军。查理·马泰尔，作为腐败的梅罗文加王朝中精明强干的大宰相，查理曼大帝以前最有天才的法兰克领袖，在得知穆斯林来犯的消息之后，立即从正在进行的战斗中抽身，沿多瑙河上游迅速赶回了阿基坦。  
　　穆斯林侵略军在设防城市普瓦蒂埃暂时受阻。阿卜杜尔·拉赫曼留下一部分军队包围该城，率领余部继续向卢瓦尔进发，直逼图尔城。他们沿途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该部刚刚发起对图尔城的围攻时，便得悉位于卢瓦尔南部的查理已经从东面秘密而迅速地向自己逼近，并威胁着自己的交通线。阿卜杜尔·拉赫曼慌忙将装有掠夺财物的浩荡车队向南调遣。紧接着，部队也缓慢地向普瓦蒂埃撤退。  
　　很明显，在图尔城南部某地，法兰克军跟穆斯林进行了交战。在后来的六天里，阿卜杜尔·拉赫曼以频繁却又无力的散兵袭击方式进行了典型的阻滞战斗，企图掩护装有掠夺物的车队撤退。而查理则始终对穆斯林军施加着强大的军事压力，逐步将他们逼回普瓦蒂埃。最后，阿卜杜尔·拉赫曼不得不决定在图尔与普瓦蒂埃之间，或许在靠近维埃纳河边的塞南(Cenon)决一死战。  
　　双方的军事实力人们并不详知。法兰克军也许大于穆斯林军。查理既有步兵也有骑兵，骑兵和步兵的比例参半。当时法兰克的骑兵正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之中。查理率部向都兰秘密而迅速的推进，以及决战前的一周该部所进行的小规模袭扰战，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率领着一支强大的骑兵分队，对穆斯林的骑兵实施过有力的进攻。  
　　在比利牛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一带，法兰克军队不时跟穆斯林打仗，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之久。毫无疑问，查理很明白阿卜杜尔·拉赫曼和他自己的军队各有那些优点和弱点。他清楚地知道跟机动灵活的穆斯林轻骑兵相比，法兰克重骑兵既缺乏纪律性，又十分呆笨，在骑兵作战中极难指挥控制。他也知道穆斯林军队仅仅在进攻时显得颇具威力，他们能够得心应手地利用敌人阵线上出现的突破口，但是，他们缺乏防御的耐久力，也不会采取突击行动给有充分准备的防御部队以有力的打击。从这些考虑出发，当查理发现穆斯林准备跟他打一场遭遇性决战时，他决定让骑兵下马作战。他把军队编成坚固的步兵方阵，并将他们部署在法国中西部起伏不平的乡村中居高临下的优越地形上。  
　　所有的历史记载都表明，穆斯林骑兵反复猛烈的进攻一次又一次地被法兰克方阵奋力击退了。激战一直持续到了黄昏。这时，查尔斯还明显地保持着实施部队机动的能力。从一份战报中可以看出，法兰克军的右翼部队包围了穆斯林军的左翼，迫使他们向后撤退以保护其岌岌可危的兵营。黄昏时分，那些垂头丧气精疲力竭的穆斯林终于撤回兵营。此时他们发现阿卜杜尔·拉赫曼已在混战中阵亡。穆斯林军在惊恐万状之中丢弃了装着战利品的车队，在朦胧的夜色中仓皇向南溃逃。  
　　翌日黎明，查理重新布阵准备抵抗穆斯林军新的进攻。但经过仔细侦察后，发现敌人已经逃跑。于是他正确地决定不予追击。因为如果发起追击，那末他的自由散漫的部队将是十分脆弱的，肯定不会服从作战指挥。他懂得阿拉伯人喜欢采用的战术正是引诱不灵活的法兰克骑兵前来追击，然后当法兰克军摆开阵势时便回过头来进行拚杀。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图尔一战是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至此，穆斯林穷凶极恶的扩张势头终于被阻挡住了，从而保证了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有几个世纪的兴盛和发展。  
　　当穆斯林轻率冒险的对外扩张还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感到，轻骑兵不顾一切的冲锋，在对付中国和拜占庭精明强干的弓箭兵和坚固的法兰克方阵作战中遭到了极其惨重的伤亡。即使靠着狂热的宗教热情，也无法承受如此惊人的损失。在跟当时各种重要的军事体制接触之后，穆斯林认为拜占庭的军事体制最为优越，因而致力于效仿拜占庭的许多军事上的做法。可惜他们从来不具备东罗马人那样严格的纪律和高度的组织性。他们作战主要依靠从部落中征募来的士兵而不是常备军。然而，穆斯林那种经久不衰的宗教热情，加上对拜占庭的战略战术方法加以灵活改变，适应了他们自己军事体制的需要，因此，他们的军队仍然是8世纪末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进攻力量。  
　　尽管穆斯林具有非凡的能力，可以激励那些皈依伊斯兰教的教民象阿拉伯的穆罕默德信徒那样发挥出很大的宗教热情，但是，过分的侵略扩张却无疑耗尽了穆斯林的各种资源。宗教内部和朝廷里的剧烈争斗也猛烈冲击着早期的哈里发及其继承者的统治。这些宗教和政治力量导致许多大大小小独立的穆斯林侯国以及异教徒团体的兴起。由于这些独立的穆斯林集团内部以及集团跟中央集权之间的斗争，再加上遭到拜占庭、卡扎尔斯、土耳其和西班牙等基督教国家的进攻，穆斯林不得不也采用当时西欧那样的区域性防御设施和防卫手段。防御能力的加强促进了伊斯兰帝国封建制度的兴起，也有利于其内部分裂状态的弥合。

8．拜占庭的诡计和技巧(公元630-1000年)
公元4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重建了旧拜占庭城，并将它定为东罗马帝国的首府。当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城陷落时，东罗马帝国却免遭劫难幸存了下来。尽管它几经兴衰变迁，但却兴旺发达了将近一千年的时间。人们照常在君士坦丁堡生活着，很象古罗马时期一样，不过明显带上了希腊的色彩和情调。  
　　在公元5世纪末期的几十年以及整个6世纪的时期里，拜占庭披盔带甲的骑兵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占据着突出的优势。这并非因为这支军队在数量上超过了别人，也不是因为它采用了什么新式武器。相反，跟许多敌人相比，它在数量上远远处于劣势。它的优势是由于它透彻地了解敌人的长处和短处，因而能够运用优越和灵活的战术，同时也由于它将各个不同的兵种巧妙地纳入一个有机的完整的军事组织体制，并且象罗马帝国鼎盛时期那样有效地运用这种组织体制。拜占庭战争艺术的水平，在贾斯蒂尼安[查士丁尼]一世(520-565年)在位期间达到了高峰。当时，他手下有两位著名将领，即贝利撒留和诺塞斯[纳尔塞斯]。他们曾再次征服过意大利、北非和西班牙南部地区，挡住了日尔曼人的侵略扩张，一度避免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公元7世纪上半叶，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曾发生过一场旷日持久，并且一开始就伤亡惨重的战争，最后，东罗马帝国在赫勒克留皇帝的天才统帅下取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就在这一关头，伊斯兰军队从阿拉伯地区向波斯和拜占庭帝国袭来。两败俱伤的波斯和拜占庭根本无力还击穆斯林，波斯帝国迅速灭亡，拜占庭丢失了陶鲁斯山脉以东的全部省份，只剩下帝国中央的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半岛两块地盘。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拜占庭的统治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拚死抵抗阿拉伯人的反复进攻上。尽管穆斯林曾无数次打进安纳托利亚地区，拜占庭多次濒临灭亡的边缘，但是它还是基本上保住了沿东陶鲁斯山脉的边界线。  
　　拜占庭帝国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兴盛不衰，主要在于它有一支在几个世纪内堪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继承了罗马帝国军队的所有特点：纪律严明，组织严密，武器精良，战术巧妙，并具有无与伦比的团结精神。他们之所以具备并保持了这些优点，完全是因为他们十分强调知己知彼，并对战争的地形地物因素进行透彻分析的结果。  
　　透过《战略学》这部论述战术艺术的名著(出现于6世纪末，系莫里斯皇帝所作)，我们可以了解许多关于6世纪下半叶拜占庭骑兵的组织体制、兵器和战术等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战略学》一书描述的后来300年拜占庭的全部军事体制，虽然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并无大的偏差。这在另一部著名军事著作《战术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该书出现于公元900年，系利奥六世皇帝所作)，(《战略学》和《战术学》两书也许是许多位作者共同所著，在上述两位皇帝当政期间汇编而成。其学说所阐明的思想和理论代表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这两本著作所阐述的军事组织体制和军事学说是伊斯兰对外扩张之后数世纪内出现的情况。这种体制并非处处都能奏效。尽管它有时会有失误甚至根本行不通，但是，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说明当时的军事将领是富于卓越思想和杰出才能的。令人惊叹的是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期里，在关键时刻总能及时产生这样的军事将领，以重新确立拜占庭的军事优势，战胜邻国的侵犯。在后来的四个世纪里，这种体制所遗存下来的影响又延长了拜占庭帝国最后崩溃的过程。  
　　《战略学》是涉及战争和军事领导各个方面的一部全面论著，很象现代军队的野战教范。它的内容包括作战训练、战术实施、行政管理、后勤保障，并讨论了对付拜占庭帝国各种敌人时所遇到的主要军事课题。  
　　拜占庭军队中不管步兵还是骑兵，其基本行政和战术单位是中队，人数300到400人，大体相当于现在的营。每个中队由一名古罗马护民官或伯爵负责指挥。五至八个中队合成一个联队，或称为师，由一名联队指挥官或公爵指挥。二个或三个联队组成一个纵队或称为军，由纵队指挥官指挥。拜占庭故意避免一成不变的大规模部队编制，这样敌人就难以估计他们军队的确切兵力。  
　　拜占庭的野战部队被纳入了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军区体制。地方政*府的职权由负责地区防卫的军事长官行使。每个军区由一名纵队指挥官领导，他所指挥的纵队便驻扎在该军区。在比较重要的边境地区，驻军经常处于特别高度的戒备状态，以对付任何外来的进攻。  
　　在公元7世纪末的时候，拜占庭共划分了十三个军区。其中七个在安纳托利亚，三个在巴尔干半岛，三个在地中海和爱琴海中的岛上及沿岸领地。到了公元10世纪时，军区数增至30个，但军队的总规模并没有相应的扩大，因而每个军区的兵力相应减少了。这时常备军中的骑兵和步兵大约各占一半。  
　　靠近边境的军区所驻扎的常备军通常要比内地多。当接到作战命令时，每个纵队指挥官平均可以率领二至四个重骑兵纵队前往参战。他手下大约还有相等数量的步兵。步兵的作用远不如骑兵重要。因此，究竟是留下部分步兵还是全数步兵都用于负责地方的保卫任务则需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敌人的性质或作战的区域等)。  
　　理论上拜占庭实行的是全民性的兵役制。但实际上每个军区的常备军是从当地最好的老百姓中征选来的。虽然拜占庭帝国的军队中常常还保留着一支由野蛮民族的士兵组成的部队，但它基本上不再依赖野蛮民族来当兵了。军区这种军事体制含有用民兵进行地方自卫的军事思想。在安纳托利亚东部这些地区这种体制效果较好。因为当地人英勇善战，民兵游击战在抵抗和击溃侵略军的战斗中非常有力地支援了正规军。在10和11世纪拜占庭复兴时期，帝国的财力使它能够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雇佣军。  
　　在拜占庭帝国存在的大部分时期里，它并无征服或侵略别国的企图。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认为他们的财力资源始终为掠夺成性的邻国野蛮民族所垂涎。因此，它基本上奉行了一条防御性的军事策略，其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疆土和资源。他们的战略基础是中世纪式的军事威慑和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假如不得不打，则尽量少用人力和财力，对侵略者实行抵抗、惩罚和骚扰。他们的作战方法通常是灵活的攻防战，奋力将侵略者逼向自己坚固设防的山口或河流渡口，然后用二个或更多一些的纵队兵力协调一致地向心攻击，将敌人彻底击溃。  
　　经济战、政治战和心理战可以辅助并常可避免军事武力的使用。在多事的邻国之间很容易激起争端，为此，拜占庭常跟他们结成同盟，以减少来自一些难对付的敌人方面的威胁。给盟国以及有争端的边界上半独立野蛮民族的头领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也有助于减轻外界对本国军队的压力。为了帝国军事行动的需要，他们利用商人并收买一批间谍，付以极高的报酬，在敌国和友邦宫廷的要害部门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拜占庭皇帝还常常使用宗教手段以达到某些暂时性的目的。他们发现传教士能对皈依宗教信仰的统治者的宫廷施以微妙而有益的影响，并且发现人们普遍坚持基督教的信仰必然会形成一个抵御异教和穆斯林影响的屏障。  
　　拜占庭帝国依靠的基本军事力量是纪律严明的重骑兵。就象古罗马军团体现了罗马的强盛一样，拜占庭帝国的重骑兵队也是君士坦丁堡巨大威力的象征。  
　　骑兵头戴古盔或圆锥形头盔，头盔顶上有一簇彩色马鬃；锁子甲戎装从颈项一直覆盖到大腿；他们脚蹬铁履，上部为皮靴或胫甲以保护小腿，手和腕部戴有铁手套。他们手执圆盾，盾通常用皮带缚在左臂上，这样，两只手就都可以空出来操纵马缰或挥舞兵器，而且在白刃战时还可以保护易受伤害的左侧身体。在盔甲外面套有一件较轻的棉制披风或长衣，每一支部队的衣服、头盔上的马鬃以及圆盾都染成统一的颜色以区别于其他的部队。每个骑兵的马鞍上还绑有一件较重的大氅，一方面可以在冷天穿着御寒，一方面也可作为毯子来用。部署在正面前排位置的骑兵马匹的头、颈、胸等部位也都挂着盔甲。马鞍制作得相当结实，而且充填得很好，每付马鞍都带有宽大的铁马镫。(拜占庭军队是在6世纪前就开始采用马镫的)。  
　　重骑兵队的兵器通常包括弓、箭袋、长枪、大刀、短箭等，有时在马鞍上还绑有一把战斧。大多数骑兵看来既有弓箭又有长枪。不过一部分重骑兵只有长枪。据推想，当他用弓射箭时，他的长枪便插在马镫或马鞍套里，就象现代骑兵放置卡宾枪那样。反过来，当他使用长枪、大刀或战斧时，便将弓吊在马鞍上。长枪上挂着一面狭长三角旗，其颜色跟头盔上的马鬃、长衣和圆盾相同。  
　　骑兵和马匹都经过严格的训练，能够在练兵场和战场上进行复杂的队形变换。他们特别强调射箭技术，并不断训练其它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  
　　作战时，拜占庭军队有时全部使用骑兵，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然而，更多的时候却是骑兵和步兵以差不多相等的比例进行联合作战。步兵中通常是轻重步兵的数量各半。  
　　重步兵亦名圆盾兵，据其携带的圆盾而得名。他们装备的盔甲和兵器跟重骑兵大体相同，有头盔、锁子甲、铁手套、胫甲(或套到膝盖的靴子)和锁子甲外面套的长衣。所用的兵器有长枪、盾、剑，有时还有战斧。长衣、头盔上的马鬃及盾均涂上统一的颜色，那是区别不同部队的标志。  
　　轻步兵大部分是弓箭兵，也有些是标枪兵。为了取得最大限度的机动性，他们披的盔甲很少，也不多带别的兵器。当然，根据各人的要求也可有一定的灵活性。大多数轻步兵穿皮制戎装，有的士兵戴头盔，除了弓、箭袋或长枪外，通常还带着短剑。  
　　奇怪的是，跟2至4世纪的罗马军相比，他们较少使用抛石机和弹射器等作战机械。当然，有时也用，不过大多用于防御。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新式武器，那就是液火喷射器。公元717年穆斯林首次围攻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最先开始使用。在击退穆斯林的进攻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可惜我们对这种武器的详细情况知道得很少。有关它的易爆易燃材料的确切成分的资料也未能幸存至今。不过，很明显，这种现代喷火器的雏型采用了硫磺、石脑油、生石灰等混合而成的材料，一旦遇水便能轰然烧起大火。  
　　这种易燃混合材料装在包有黄铜的木头管壳或管状容器内。水经软管用高压打入管状容器，易燃材料便能立即燃烧起来。依靠它自己的膨胀力和水的压力能使火焰喷出相当远的距离。可以想象，这种武器对于木船或敌人的肉体会有多么可怕的伤害威力。液火喷射器使拜占庭在对付强大的穆斯林的挑战中保持了明显的海上优势，而且使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在六个世纪长的时期内始终坚不可摧。  
  
  
　　拜占庭军事原则的基本出发点是打进攻战或积极防御式的进攻战，给敌以一连串沉重的打击。它的基本战术队形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根据具体的作战环境可以有较大的变动)（见图1）：一、中央第一横队；二、中央第二横队；三、预备队/后卫队(通常分为两组，放在两个侧翼的后面)；四、负责近距离包围和掩护侧翼的卫队；五、负责远距离包围和掩护的部队。在步兵和骑兵数量大致相等的联合部队中，前两个部分由步兵组成，其中圆盾兵居于中间位置，轻步兵位于侧翼，后面三个部分都是骑兵。倘若步兵部队太少，那末步兵只充当中央第二横队，或者作为一支附属预备队放在二个中央骑兵横队的后面。  
　　如果敌人主要是骑兵，而拜占庭的军队基本上都是步兵，那末，步兵第一横队首先迎战敌人。拜占庭圆盾兵确信自己的侧翼和背后有骑兵的保护，因此能够象古罗马军团的士兵那样有效地对付敌人骑兵的进攻。敌人最初的进攻首先要遭到负责近距离包围和掩护侧翼的卫队对它翼侧的抵抗。不久，负责远距离包围和掩护的部队很快会给敌人的翼侧和背后以更沉重的袭击。假如拜占庭军队的这些反击未能奏效，而且第一横队被迫撤退，那末该横队就会象古罗马军团的传统做法一样，穿过第二横队的间隔向后移位，由第二横队接战。负责包围作战的部队也同时后撤，以便重新编队后继续向敌人发动攻击。最后，如果第二横队也支持不住，而原来的第一横队还没有来得及重新集结时，还可以调用预备队发起猛烈的反击。他们常常不是正面进攻敌人，而是实施两面包围，这样仍然可以确保战斗的胜利。  
　　显然上面这种战斗形式可以产生许许多多的不同变化，以对付不同的敌人和不同类型的军队，并且也可以摆成各种各样的阵势。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已经有了标准的战术条令和经常性的作战训练，而且十分重视实施包围战和协同作战(包括兵器投掷和突击行动的协同，步兵和骑兵这两个基本兵种的协同以及整个部队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协同等)。此外，他们还保留一支精力饱满的预备队，以此来赢得一场恶战的胜利。  
　　虽然拜占庭的步兵从属于骑兵，但步兵的作战原则决不是消极被动的。当圆盾兵跟敌人步兵遭遇时，不管是联合兵种作战还是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进行单纯的步兵作战，他们总是抓住战斗的主动权，跟弓箭兵和投掷兵密切协同，对敌人实施突击。圆盾兵的战斗队形通常纵深为16人。各步兵中队能够各自将部队展开，象古罗马军团的中队那样将各排拉开距离或并拢。进攻时，他们向敌人猛冲过去，不等靠近便将长枪投出。这跟古罗马军团的中队战斗方式也是一样的。因此，圆盾兵中队同时具备了军团和方阵两方面的优点。  
　　骑兵中队的队形通常纵深为8至10列。拜占庭人懂得这种队形要比2至8列骑兵组成的横队来得呆笨些，但是，他们宁肯稍微牺牲一点部队的机动性，以换取纵深较厚的队形所具有的较大的安全性。  
　　拜占庭的军事理论家在研究敌人的各种特点和精心确定他们自己的战术队形方面化费了一样多的时间。只要可能，他们总是根据各个邻国的不同情况，在他们最缺乏准备的季节和环境条件下发动战争。隆冬时节是进攻斯拉夫沼泽地区居民的最好机会，因为拜占庭军队可以滑冰接近他们的居住地，而斯拉夫人则无法在水中和芦苇荡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2、3月份匈奴人和塞西亚人的骑兵常会遇到饲草匮乏的困难。秋、冬、春三季，对山区部落的敌人来说，大雪会暴露他们的行踪，植物也掉光了叶子，使他们全无掩蔽之物。寒冷和阴雨的天气是进攻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极好时机，因为此时，他们往往情绪低落，战斗力大为下降。 [ 注：对近代战争的研究分析表明，不利的气候条件会直接而明显地降低部队的战斗力。 ]  
　　由于拜占庭经常不断地研究分析上述作战环境条件，因而始终保持了军事上的优势。  
　　虽然拜占庭的每个士兵都带着自己的武器，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够吃数天的食物，但仍给每支部队配备了补给品和辎重车队，上面装载着足够的给养和装备物资，一旦需要，可供长时间的连续作战和装运攻城设备之用。辎重车队一部分是四轮运输马车，一部分是用于驮载的牲口。  
　　拜占庭军队跟早期的古罗马军队完全一样，他们的基本装备必定包括扎营用的镐和锹。在到达目的地之前，由工兵部队预先选定并标出兵营的位置。扎营时，一部分部队负责警戒，其余部队从驮畜身上取下镐和锹，迅速挖好战壕，筑起栅栏。  
　　每个中队均设有医疗小分队，部队中时时都有牧师跟随，他们还有相当不错的通信勤务。拜占庭军队中除了有一支通信部队外，还采用一种烽火报信系统，用它可以在几分钟内将敌人来犯的消息从边境一直传到君士坦丁堡。  
　　拜占庭军队的军官从年轻时就开始接受培养训练。他们通常出身于贵族家庭，应征加入士官训练队。和平时期的训练课目可能跟现代军官的训练内容大同小异，重点是学习士兵的基本勤务，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和骑马术，研究军事专家的著作，参加将军事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演习等。战时，士官训练队则服务于各纵队的参谋部，从事文书或通信员的工作，有时协助参谋军官起草一些简单的作战命令，和制订作战方案的工作。  
　　经过参谋和各种指挥业务的学习锻炼后，年轻的士官生逐步取得了作战指挥的经验，并使上级有机会对他们进行实战考察，然后才被提升为军官。在实习阶段的几年时间里，训练的重点放在鼓励他们提高客观分析的能力上。因为拜占庭认为这是他们将来事业成功的基础，是培养优秀指挥官和参谋军官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兵不厌诈是拜占庭军队所崇尚的作战原则，只要有可能，他们便屡屡使用。他们对西方骑士那种虚伪的荣誉感嗤之以鼻。他们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损失，化费最少的人力物力资源，甚至不发一枪一箭来赢得战争的胜利。阴谋诡计和威胁利诱是他们惯用的手段，而且认为完全是正当体面的。拜占庭人也是进行各种各样心理战的行家里手，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引起敌人内部的混乱和纠纷，甚至大言不惭地使用欺骗性宣传来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  
　　从某些现代战争的观点来看，人们不必过分责难拜占庭的那种不够道德的实用主义做法。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解决其民族生存这一基本问题所采取的积极有效而又并非胡作非为的手段。而且他们也遵循了一种战争的道德准则，只不过没有始终坚持罢了。(通常)他们对于已经签订的条约是信守不渝的，俘虏来的男女百姓尽可能根据条件的许可予以妥善对待。对于勇敢的但却战败了的敌人通常也给予宽大和尊重。  
　　这就是拜占庭的军事体制。从公元700年至1000年这一时期内，拜占庭依靠这种体制击退了斯拉夫人和撒拉逊人对帝国边境日甚一日的蚕食进攻。到了这一时期末，拜占庭帝国的疆界在巴尔干、小亚细亚、叙利亚、亚美尼亚、意大利以及地中海岛屿等地区得到了稳步的扩展。疆土的扩展并不是因为它改变了传统的防御性战略，而恰恰正是合乎逻辑地实施这一战略的结果，同时也是客观地估计到自己军事力量不断增长和穆斯林威胁逐步减弱的结果。  
　　 11世纪期间，尽管拜占庭帝国的国内条件和行政管理状况逐步恶化，但是，在曼兹喀特战役(1071年)之前，它的军队始终没有削弱。曼兹喀特战役是拜占庭和塞尔柱王朝之间的一场骑兵战。战斗结果，拜占庭皇帝罗曼纳斯·戴奥真尼斯彻底败北。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的军队对这次战役没有充分的准备。其次，他坚持在开阔而又起伏不平的乡村地形上用重骑兵袭击土耳其行动敏捷的弓箭骑兵，而侧翼和背后又得不到充分的掩护。最后，预备队又偷偷撤退，使部队主力的后背失去了掩护，从而使拜占庭军队的形势更加恶化了。结果拜占庭全军覆没，负了伤的皇帝被俘。一夜之间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疆土全部落入土耳其之手。  
　　曼兹喀特战役惨败后，拜占庭国内战乱四起，不久又丧失了作为它军队的(特别是骑兵)主要来源的安纳托利亚地区，从此，拜占庭帝国一蹶不振，再无复兴之日。

9．远征：沟通东西方(公元1100-1300年)
由于塞尔柱克土耳其的穆斯林军在曼兹喀特一战中彻底击败了拜占庭，同年塞尔柱王朝又在耶路撒冷征服了更加逆来顺受的开罗法蒂玛哈里发，从而激起有关国家组成十字军开始了历时二个世纪的东征行动。塞尔柱王朝征服了拜占庭的整个安纳托利亚地区，并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教徒进行了残酷迫害，这一切激起所有的基督教徒群起而攻之。其结果，是在现在人们称之为近东的亚洲西部地区，发生了一场持续将近两个世纪的宗教战争，这期间夹杂着几次大规模的基督教远征，即十字军东侵战争。其中开头的三次远征具有最为重要的历史和军事意义。这三次远征由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国王及贵族率领军队参加，时间分别为1096-1099年、1147-1149年，1189-1192年，前后历时长达一个世纪。  
　　十字军东征是西欧人从事的军事远征，主要是为了达到宗教上的目的，但实际上政治目的却常常占着主要地位。它的直接或表面上的目的是把耶稣圣地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圣地从穆斯林手中解放出来。  
　　毫无疑问，跟土耳其的穆斯林军相比，欧洲军队，特别是欧洲的重骑兵占有强大的军事优势。但是，他们的作战方法却比较原始。倘若不是近东地区的穆斯林由于内部勾心斗角造成严重分裂的话，首次十字军东征是必败无疑的。在整个11世纪里，近东穆斯林小头领之间争斗不休，十字军的出现和长期驻守，才使整个12世纪期间这一地区的局面稳定了下来。  
　　十字军的主要敌人是塞尔柱王朝。他们人数众多，善于骑马作战，主要兵器是弓箭，是一支很难对付的军队。他们采用了亚洲骑兵典型的野蛮疯狂，出没无常、不正规的打了就跑的战术。自从波斯帝国建立以后，这支亚洲骑兵曾经挫败了比较正规的西方军队。只有亚历山大大帝才能成功地对付他们，而他在戴多齐的继承者以及罗马人在一系列战争中虽然也想战胜他们，但都失败了。其中，公元前55年的卡尔海战役和公元1071年的曼兹喀特战役最为典型。在公元451年的夏龙战役中，艾特尤斯战胜了阿蒂拉，公元732年的图尔战役中查理·马泰尔也击败了阿卜杜尔·拉赫曼，但是这都属于防御性作战的胜利。在这些战役中，西方军队的指挥官比较了解自己装备较好但纪律较差的士兵的优点和弱点；因此能够使士兵始终保持良好的战斗队形，不致于在捉摸不定的敌人挑逗下贸然发起冲锋。  
　　在十字军跟塞尔柱克人的冲突中情况也是如此。轻装的土耳其骑兵常常骑着飞快的马匹，避开笨重的十字军骑兵的直接进攻，佯装逃跑而将他们诱入开阔的平坦地域。一旦十字军的队形在追击中变得散乱时，塞尔柱克人便回过头来从四面八方连续不断以乱箭进行袭击，并重点进攻其侧翼与后背。  
　　在1097年的多里拉尤姆战役中，首次十字军东征的将士领教了土耳其战术。这次交战充分说明了中世纪西方封建制骑兵的优缺点。  
　　十字军首先攻克了尼卡亚，接着便兵分两路，向东南方向挺进。两路部队间隔约十公里，互相保持着不间断的联络。一路部队由罗梅茵公爵戈弗雷·戴布依仑和图卢兹的雷蒙德伯爵联合指挥；另一路在前一路部队的北面，或称左路，由塔兰托的诺曼底公爵博希蒙德率领。当博希蒙德率领的部队穿过适合于土耳其人作战的起伏不平的乡间地区时，土耳其军发起了攻击。他们突然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涌将出来，逼近十字军的侧翼、后背以及正面，用乱箭雨点般地射向密集的十字军重骑兵。但却不暴露其主力，以免十字军乘机发起突击冲锋。起初土耳其兵的箭无法伤害穿着锁子甲的十字军士兵，但杀死了许多马匹。十字军被大量土耳其弓箭兵所围困，有好几个小时一直遭到土耳其密集的弓箭的袭击，形势十分危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位于右侧戈弗雷率领的骑兵部队接到博希蒙德信使报告的消息，立即赶到战场，尽其全力向紧紧包围着博希蒙德十字军部队的土耳其军的侧翼和后背发起猛烈冲锋。这一出其不意的袭击产生了巨大而决定性的作用。整个土耳其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仓皇逃跑，十字军则穷追不舍。  
　　从这次交战投入的实际兵力来看(确切数字不详)，双方的损失都很轻微。土耳其军只是在战斗的最后，其左翼部队受十字军两面夹攻时伤亡严重些(总数约3000人)。戈弗雷的部队实际上没有伤亡，博希蒙德的部队经过土耳其弓箭兵五个小时的袭击，损失约4000人，其中约有一半是在兵营里被土耳其军杀死的步兵。骑兵因有铠甲的保护伤亡不多，但马匹的损失极其严重。  
　　在十字军东征战争的几个世纪里，兵器和盔甲有几项重大改进。其中最重要的要算十字弓了。实际上这是老兵器新使用。因为早在约公元前200年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广泛使用类似的弓了。公元一世纪时古罗马军队也曾采用过一种小型石弩，但是，后来这种兵器便销声匿迹了。即使是保留了多种罗马攻城机械的拜占庭也没有用过它。到了11世纪初期，十字弓重新出现在西欧，但一直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后来十字军才把它改进成重骑兵使用的战术兵器。经过不断完善并逐步提高作战性能，十字弓在欧洲大陆一直延用到了公元16世纪。  
　　十字弓有一个比较小但十分坚固的弓架，与箭杆在其顶端部位交叉成十字形状。最初十字弓用柔韧易弯的木料或角材制成。大约到了公元1560年后就通常采用钢材来制造了。十字弓的弓架上有一槽口，用来卡夹弓弦，另外，上面还有一个发箭扳机。为增加弓的弹性，有的十字弓采用复合材料制成。  
　　这种形体较短但力量很强的十字弓发射初速很快，因此与普通弓相比，它的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大。通常用手或臂力就不能产生获得这样高的初速所需要的张力。所以还需采用多种机械装置来提高弓的张力。最简单的一种是在弓的前面加一根小小蹬筋，弓箭手用脚踩住，弯起身子将弓箭挂在他腰带的钩子上，这时只要挺直身体，便能将弓弦拉入发箭扳机的槽口。在做好上述准备后将弓提起，瞄准后就可向目标射击。14世纪末，欧洲采用了一种曲柄卷绕机用来张开比较重的十字弓。而东亚地区早在13世纪就已经使用这种装置了。  
　　到了15世纪初，人们对卷绕机又作了改进。装上了一组滑轮。但最常用的还是杠杆和嵌齿轮。用杠杆或把手推动一端装有弯钩的铁齿轴，使嵌齿轮转动。弯钩抓住弓绳并使之绷紧。这种装置既简单又灵便，甚至弓箭兵骑在马上也能使用。  
　　最初，十字弓所用的箭是一根较短的木制箭柄加一个叶状箭头。到了1100年时开始普遍采用方镞箭(箭头为方形，能穿透铠甲)。  
　　虽然十字弓装箭的速度要比普通弓慢得多，但弓箭兵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射箭速率。每次战斗要给每个弓箭兵提供五百支箭。十字弓射出的箭能穿透铠甲，形成一个很大的伤口，使敌人失去战斗能力，可惜它的射程较近，最好的十字弓也只有150码左右。尽管它是威力很大的武器，但发射特性很平常，因为弓弦很重，其重量常常跟箭差不多，耗费了弓所产生的很大一部分能量。  
　　 1139年梵蒂冈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在基督教徒之间的战争中使用十字弓，这就间接证明了它的强大威力。可是，用它对付穆斯林或其他异教徒则被认为是完全合法的。顺便说一句，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武器限制的一个例子。  
　　西欧军队使用的另一种新式步兵武器是戟。它是在长矛的头上加一战斧。这样，既可进行刺杀又可用来劈砍。当时军队把重点放在发展戟和十字弓这些新式步兵武器上，表明军队重新开始重视步兵作战。  
　　改进兵器的另一个例子是穆斯林改进并完善了短弯刀的性能。这种刀身弯曲的轻便砍刀之所以具有重大的意义，不是因为它的式样有了什么大的改进，而是在于冶炼技术的进步使金属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大马士革和托莱多的工匠因能制作优质钢刀而闻名于世。他们的刀具有较好的韧性和硬度，而且刀口也磨得十分锋利。  
　　欧洲士兵的护身盔甲不断有所改进。但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重。他们的锁子甲衣改短了，原先拖长的下摆改成了铠甲马裤。铠袖长及手腕，头上的头盔防护帽或锁子甲兜帽取代了原先的头盔。这样一套锁子甲戎装重达30到50磅。为了增加锁子甲坚硬的表面受到打击后对人体造成伤害时的防护作用，因此在它的里面又加了一层结实的皮衣或毡衣。对步兵来说，这种皮衣或毡衣通常是他们唯一的护身甲，用它就足以抵挡敌箭了。土耳其的史学作家常把作战中的十字军步兵身上中箭描绘成好象插满了针一样，但他们仍安然无恙。  
　　头盔跟头形结合得更好了，护鼻变得更长更牢固。一些制盔匠制成了能遮住整个脸部的头盔，这种头盔顶部是平的，可以盖住整个脑袋和颈部，只在正面开有目视和呼吸用的狭缝。它戴在头上既重又闷，因此士兵常常把它放在马鞍的前桥上，等战斗快要开始时再戴上。当时最常用的锅形头盔重量为15或20磅。13世纪时，制盔匠试制了一种正面向前突出的头盔，使对方难以进行正面刺砍，减少了头盔被打烂后嵌入脸部的可能性。  
　　由于中世纪欧洲冶金技术的不断提高，因此到了13世纪时，制盔匠便制成了金属片铠甲。最初这种金属片铠甲是穿在锁子甲里面的，用来覆盖肩和大腿这样一些重要而容易受伤害的部位。到了13世纪中叶，金属片铠甲就穿在锁子甲的外面，用来遮盖肩、肘、膝盖、小腿和大腿，有时甚至根本不穿锁子甲。13世纪末，金属片胸甲或胸铠开始取代锁子甲。  
　　早期的金属片铠甲和锁子甲合用时，它们的接合部以及肘、肩和膝盖的内侧有时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因此，到了14世纪时，制盔匠巧妙地制成了全套金属片铠甲，用来代替锁子甲。  
　　灵巧的欧洲铁匠在13世纪初制成了锁子甲连指手套，接着又很快做出了五指分开的铠甲手套。  
　　以上这些发明大大增加了骑兵盔甲的重量，以致于一旦骑兵被击倒或从马上摔下来，如果没有别人帮忙拉一把，他就无法站起来。因此，人们千方百计想伤害敌人笨重的马匹，这就导致人们设法增加马的护具。到了14世纪末期，重骑兵的马匹所驮载的盔甲和装备(包括它自己的和骑士的)不算骑兵的基本体重，总重量至少达到一百五十磅。这样，就必须选择健壮而稳重的马匹才能充当重骑兵的坐骑。即使这样的马匹，也只能用小跑和慢跑进行冲锋。  
　　骑兵为了加强对身体安全的保护，因而丧失了机动作战的能力。而机动性本应是骑兵作战的基本特点，这就是说，骑兵牺牲了体现其作战优势的质量，换取了一些自卫的能力。  
　　在欧洲的大多数战役中，因为盔甲的改进，军队的伤亡数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线上。可是有时因为败兵跌下马来后无法迅速逃跑，因此造成大量被杀。一般来说，在近东地区的作战中，十字军跟穆斯林军的伤亡比例相差十分悬殊。十字军在打胜仗时，伤亡总是比较轻微，而一旦失败，那末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就会遭受重大的损失，因为他们无法逃避灵活机动的敌人的屠杀。  
　　大约在公元1000年时，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式攻城机械。它有一根巨大的投石横杆，装在一座直立的支架上，由一队士兵站在远离投石器的地方一齐牵拉连在横杆上的绳索将石弹抛出。欧洲人于1147年将这种武器用于作战。另外，波斯人制成一种较为复杂的投石武器，称为抛石机或射石机，并且很快被欧洲人拿去用于攻城作战。这种机械将原先用人牵拉绳索改为用滑动平衡重锤来抛射石弹。  
　　抛石机是一种抛射石弹以袭击城堡防御工事的机械，也可用来朝城墙抛射石块或其他物体。它跟以张力或扭力作抛射力的抛石机和弹射器不同，抛石机是以平衡重锤的力量作抛射力的。  
　　抛石机是一种极好的攻城武器。近代试验表明，吊杆长50英尺，平衡重锤为10吨的抛石机能将200到300磅的石块抛射约300码的距离。到了14世纪的第二个25年期间，有的抛石机竟能抛射将近1000磅重的弹体。例如，许多历史记载中曾说到把化脓腐烂的马尸抛射到被围困的城市，以传播疾病，引起人们的混乱和不安。  
　　十字军从拜占庭人那里学到了许多构筑城防设施的经验，从而完全改变了当时西欧流行的城市防卫指导原则。不过欧洲人在应用这些经验时，有一个重要方面跟拜占庭不同。拜占庭基本上将城堡用作野外防御战和进攻战的基地，因此，他们的军队往往驻扎在居高临下而又容易进退的地形位置上。而欧洲人则更重视打防御战，加之还受着这样一种封建式作战原则的束缚：那就是军事行动时间要短，规模要小。因此，他们总是尽可能将要塞和堡垒建立在敌人最难接近的位置。这样敌人进攻当然极其困难，但是堡垒的驻军要想迅速地冲出来，也就同样的困难。因此，他们很难抓住作战的主动权，去袭击围攻封锁堡垒的敌军。  
　　即使在十字军东征之前，西欧人就已经认识到军队里如果有一支可靠的步兵，那末，肯定要比单纯由骑兵组成的部队强。步兵为骑兵实施机动作战提供了基地，又能夺取并扼守制高点或重要的地形。为此，许多欧洲军事将领常常将一部分骑士和重骑兵改成步兵，并让他们作为用封建征兵制招来的步兵的坚强核心。有时军队中的步兵全部由不骑马的骑士组成。显然，这是对颇费钱财而建立起来的骑兵的一种浪费。因此，出于中世纪的经济效能观，欧洲人不得不着手发展一种装备优良、纪律性强的常备步兵。  
　　十字军东征的作战经验更加促进了常备步兵的发展。在跟穆斯林作战时，十字军感到必须建立一个牢固的步兵基地，以便骑兵发起猛烈的冲锋。因此，到了第三次东征时，标准的十字军战斗队形中就有一支十字弓步兵横队作为掩护屏障，部署在骑兵的前面。当重骑兵要发起冲锋时，步兵屏障就让开一条通路。很快，穆斯林军队看出了这种步兵与骑兵协同作战的好处，因此，竭力将十字军的骑兵跟步兵分开，然后加以各个击破。穆斯林的这种战术促使十字军更加重视步兵和骑兵作战和运动的紧密配合，从而实现了真正有效的联合兵种协同作战。  
　　从欧洲出发的重骑兵，由于作战和自然减员，数量不断减少，迫使十字军不断扩大步兵的使用，许多重骑兵和骑士不得不改成徒步作战或者改为轻骑兵。但是，即使在只剩几百名重骑兵的时候，十字军仍然把他们当作夺取胜利的关键性战斗力量。  
　　步兵与骑兵协同作战的重点之一是火力和部队的机动性。由于十字军认识到他们需要强大的火力来对付土耳其的弓箭骑兵，于是不断加强和改进十字弓的杀伤威力。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总是在步兵用十字弓齐射袭击敌军后，立即由重骑兵发起冲锋以夺取战斗的胜利。  
　　后来，土耳其人也感到他们必须以联合兵种来对付十字军的强大进攻。萨拉丁是最早将阿拉伯和埃及步兵跟马穆鲁克(原系土耳其奴隶)弓箭骑兵有效地联合起来进行作战的一位统帅。然而，在这种激烈争夺中，轻装的穆斯林很难敌得过密切协同的欧洲联合兵种军队。  
　　这一时期的骑兵共有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是拜占庭和土耳其军队中的弓箭骑兵，其中拜占庭的骑兵训练要好得多，披戴的盔甲也完善得多，因此实际上能起到第二种骑兵——突击型重骑兵的功能。在这第二种骑兵的力量上西欧占据着强大的优势。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够对付得了等量的欧洲铠甲骑士和重骑兵。第三种类型是轻骑兵，他们通常披着轻型盔甲，配有长枪和剑等兵器。只有阿拉伯、埃及和北非国家才用这种轻骑兵实施突击冲锋，但根本对付不了十字军。在萨拉丁之前，十字军在骑兵作战中已经成功地战胜了数量更多的穆斯林军。  
　　十字军向拜占庭和穆斯林军队学习，将轻骑兵用于掩护和侦察，将轻弓箭骑兵用于作战。后来他们除了雇用穆斯林人充当轻骑兵外，还建立了由欧洲人组成的轻装弓箭骑兵部队。这些弓箭兵通常是在叙利亚出身的第二代欧洲人。不过西欧军队在使用弓箭骑兵作战时往往是不成功的。  
　　十字军曾试图让十字弓箭兵骑马作战，但是发现，这样一来他们的机动性虽有提高，命中率和射箭的速率却大大下降了。(奇怪的是就在这同一时期，亚洲鞑靼王正是用十字弓箭骑兵进行作战的。)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初步胜利，以及耶路撒冷和其它十字军拉丁国的建立，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地中海东部诸国和岛屿地区，三种不同的文明交叉混合起来了。穆斯林的东方文明由于当时土耳其人的迁移而得到了复兴。拜占庭高度发达的典雅而幽默的复兴式文明，早已跟同样充满了高度智慧修养的穆斯林东方文明互相影响而卓有成效。这两种文明社会都用敬畏、好奇和厌恶相混的目光看待粗鲁、蛮横而又原始的欧洲文明。后者依仗着军事武力，强行渗进了拜占庭和穆斯林东方文明。  
　　虽然在十字军东征的两个世纪里，三种文明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和平，但是它们之间曾经有过很多的社会联系，而且在互相对抗的战争中，以及当一国发生内部动乱邻国必定起来干预的过程中，经常变更结盟的对象，因此更增加了互相之间的接触。  
　　在这些接触中，十字军收益最大。因为他们要学的东西最多。欧洲那充满活力的国内社会正是向近东地区学习而建立起来的。西方在军事上所学到的东西跟在文化、科学和经济方面所得到的东西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在军事战术方面，十字军学会了包围和伏击等战术机动的实施方法，用轻骑兵进行侦察和掩护以及运用弓箭骑兵的火力的方法，特别是在对付足智多谋、灵活机动的敌人时，运用步兵和骑兵联合兵种的协同作战以及步兵投掷兵器跟骑兵突击冲锋相结合的作战方法。  
　　十字军东征取得的最突出的军事成果是欧洲在防御设施构筑技术上的进步。对于拜占庭的那种二层或三层同心圆式的城堡以及筑有大量塔楼的城市和堡垒，欧洲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在西方还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些东西。因此在12世纪期间，西欧的城堡建设和城市防卫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革。其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英王查理德一世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返回诺曼底后建成的盖亚尔大城堡。  
　　在攻城技术方面十字军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但也改进了一些当时使用的攻城手段和攻城机械。在兵器方面收获也不大，只是更加重视弓的使用罢了。在兵器和盔甲方面，与其说他们学到了点什么，不如说他们教会了敌人许多东西。不过，在这一方面他们也不是一无所获，那就是学到了许多更好的生产制造轻型装备的方法，因而提高了他们的防御功能和进攻能力。  
　　十字军的另一重要收获是重新认识到了后勤保障的重要性。自从罗马陷落后，这项工作在西方军队中实际上被取消了。欧洲军队依靠农村生存，否则他们就会维持不下去。由于封建义务兵役制服役期限较短，因此作战时间一般也不太长。当然，国王和贵族率领的规模较小的雇佣常备军所进行的攻城战和小规模战斗以及突袭属于例外。在近东地区的长期战斗中，常常要在荒无人烟的乡村作长途行军，因此十字军不得不学会后勤保障的组织方法，否则就会自取灭亡。事实上，在第一、第二两次东征作战中，由于饥饿和缺乏马匹饲料而死亡的十字军士兵超过了土耳其砍刀和弓箭的杀伤人数。  
　　在学习后勤保障经验方面，英王理查德一世的成就较为突出。他在塞浦路斯建立了中间物资供应基地；他充分利用了海军具备的后勤供应潜力；他出色地组织了十字军从阿克(今以色列境内)至阿什克伦(今加沙境内)的行军途中的后勤保障。他还拒绝在后勤物资不足的情况下向耶路撒冷发动长时间的围攻战。在这次战役中，理查德一世因在阿苏夫取得卓越的战术胜利，并在对付萨拉丁时施展了成功而实用主义的外交手腕而名噪一时。说明他是中世纪西方首屈一指足智多谋的将领，并且也是包括爱德华一世(也许是最杰出的一位)，黑王子爱德华三世和亨利五世在内的卓越的英国皇家将领中出类拔萃的一员。

10．来自蒙古的旋风(公元1200-1300年)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在中国北部的蒙古族，由成吉思汗创建并由他的继承者保持了一支与众不同的骑兵部队。这支蒙古骑兵摆脱了欧洲传统军事思想的束缚，建立了世界上规模空前的宏伟帝国。  
　　这支军队的建立应归功于窝阔台 [ 扫校者注：此处有误，应为也速该 ] 之子铁木真。1206年，蒙古各部落首领尊称他为成吉思汗，意为非凡的领袖。正是他把一个由于妒嫉和连年不断的战争而分裂为许多部落的民族建成为一个无往而不胜的军事组织。1211年，他在统一了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后即着手统一中国。五年内，蒙古人迅速占领了华北和朝鲜，他们对城市和乡村进行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就在这时，成吉思汗发现单纯依赖骑兵无法攻占筑有高墙的城市，因此向中国工匠学会了制造攻城机械和使用射石机、弹弩的方法。  
　　最后，成吉思汗认识到要统一中国这样辽阔的地区需要化费很长的岁月。这时他又得知蒙古内部发生了动乱，因此只得留下少量部队后返回蒙古。后来他又率领军队进攻波斯花剌子模帝国，并于1221年使之臣服。接着继续领兵向南、向西、向东，席卷了整个亚洲，毁坏了大批城市和乡镇，残酷地屠杀那些对蒙古人来说一文不值的老百姓，使这个地区备受蹂躏。接着蒙古军队又从波斯出发向西北方向推进。经过广泛的兵力侦察，一支大约20,000人的军队在苏布台和笳卑将军的率领下穿过高加索进入俄罗斯，并派探哨四出察看地形。1223年，蒙古军击败了卡尔卡(kalka)河岸的一支由俄罗斯人和库曼人(库曼百姓在蒙古人越过高加索前就逃走了)组成的军队，接着又跟卡马河流域的保加利亚军队遭遇并将其击溃，然后向东折回。根据这次远征所收集到的大量情报，十五年后成吉思汗的后代制订出了征服欧洲的详细作战计划。  
　　 “汗国”一词原指一个蒙古游牧部落或一支野战部队，后来变成了“巨额数量”的同义词。因为蒙古在西方的敌人，不相信他们会被一支小小的军队压服。13世纪的欧洲人确实但又错误地认为，蒙古军队是一群声势浩大却又缺乏纪律的乌合之众，他们之所以能够征服别国完全是依靠兵力上的优势。这其实一方面是欧洲人想为自己的失败寻找托辞，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懂得蒙古人采用了一种绝妙无双的军事体制，因而能够以飓风般的速度和力量进行作战。  
　　对于现代军队来说，要想重建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所树立的功绩，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成吉思汗他们有着一支前所未有的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而且纪律极其严格的军队。蒙古军队通常比它主要敌手的军队规模要小。成吉思汗组建的最大一支军队是他用来征服波斯的那支军队，但人数也不到24万。后来他们用来征服俄罗斯和整个东欧以及中欧地区的军队也没有超过15万。  
　　蒙古军取得作战胜利的基础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单一简洁的组织体制是其军队的显著特征。标准的蒙古野战部队由三个骑兵纵队组成。每个纵队有一万骑兵，大体相当于一个现代骑兵师。每个骑兵纵队包括十个骑兵团，每团1000人；每个骑兵团包括10个骑兵连，每连100人；每个骑兵连包括十个骑兵班，每班10人。所有骑兵一般都是骑马作战，但是假如许多马匹垮掉，那末一部分士兵就只好在骑马部队的掩护下立于马后进行射箭。  
　　蒙古人在武器方面没有什么重大改革，不过对当时武器的使用方法上作了一些创新。  
　　典型的蒙古军队中大约有百分之四十是从事突击行动的重骑兵。他们全身披着盔甲，盔甲通常是皮制的，或者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锁子铠甲。他们头戴当时中国和拜占庭士兵通常所用的简易头盔。重骑兵骑的马匹往往也披有少量皮制护甲。重骑兵的主要兵器是长枪，每个士兵还带一柄短弯刀或一根狼牙棒，挂在腰间，或者置于马鞍上。  
　　蒙古军的百分之六十是轻骑兵，他们除了戴一头盔外，身上不披盔甲。轻骑兵的任务是侦察，掩护，为重骑兵提供火力支援，肃清残敌以及跟踪追击。  
　　轻骑兵的主要兵器是弓。这是一种很大的弓，至少需要166磅的拉力，比英国长弓还要重，射击距离为200至300码。他们身带两种箭，一种比较轻，箭头小而尖利，用于远射；另一种比较重，箭头大而宽，用于近战。跟重骑兵一样，他们也有一柄很重的短弯刀或狼牙棒，或者一根套索，有时还带一支头上带钩的标枪或长枪。  
　　蒙古士兵在战斗开始前要披一件绸长袍。这种绸用生丝制成，编织得十分细密。成吉思汗发现箭很难穿透这种绸衣，只会连箭带布一同插进伤口。因此蒙军招来的中国外科医生只须将绸子拉出便可将箭头从伤口中拔出。  
　　为了确保和加强骑兵的机动性，每个蒙古骑兵都有一匹或几匹备用马。这些马紧跟在部队的后面，在行军过程中，甚至在战斗进行时都可以随时用来更换。换马是按接力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可以保证安全，对完成预定的任务影响最小。  
　　蒙古骑兵都是从当时训练得最好的士兵中选出的。他们从三、四岁开始就被送入戈壁沙漠中的学校，进行严格的骑马射箭训练，因此他们具有驾驭马匹和使用武器的惊人本领。比如，他能在快速撤退时回头射击跟在他后面的敌人。他们很能吃苦和忍耐严酷的气候条件，不贪图安逸舒适和美味佳肴。他们体格强壮，只要一点点或者根本不需要医疗条件，就能保持身体健康，适应战斗的需要。随时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人人都能严守不怠。纪律已形成制度，这在中世纪时期别处还未有所闻。  
　　骑兵所用的马匹也经过极其严格的训练。跟欧洲马匹不同，蒙古马不论严冬酷暑都生活在野外，必要时可以连日行走而不吃一点东西，总之具有极强的忍耐力。它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最险恶的地形上越过长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例如，1241年，苏布台的先遣部队只化了三天时间就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多瑙河流域的格兰附近，行程180英里，路上大部分地区有很深的积雪，而且是在敌人的国土上行军。  
　　由于行军时不需要为马匹备带饲料，士兵又自带各人的食物和装备，而且都只要最小的用量，因此蒙古军队不需要拖带庞大的后勤供应辎重车队，也不必保留一个后方供应基地。(大部分蒙古战马都是母马，士兵都能靠喝马奶生活，因此减轻了军队食物供应的负担)。一开始，他们运用原有的进攻战术未能攻占筑有城墙的中国城市。后来向中国学会了攻城炮的使用方法。尽管这种炮很容易用牦牛和骆驼来驮运，但是他们的部队还是尽量少带这种装备。象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那样，蒙古士兵能够就地取材迅速把攻城机械架设起来，因此蒙古军队的机动能力是任何别的军队所达不到的。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情报系统，经常超前作战部队上百英里进行侦察警戒，从而使部队能够最充分地发挥机动性。  
　　在战斗开始时，蒙古骑兵纵队通常摆开极宽的阵势高速向前冲去，各主要部队之间由传令兵传送信息。当发现敌军后，附近所有的部队均以此为目标实施突击。这时，有关敌人的位置、兵力、运动方向等全部情报都被送往总指挥部，然后再转给各野战分队。如果敌人不多，则由靠得最近的指挥官立即率部迎战。如果敌人规模太大，无法马上把它吃掉，那末蒙军主力便在骑兵掩护部队的后面迅速集结，然后高速前进，在敌人还来不及集结兵力的时候，就将敌人分散击溃。  
　　成吉思汗及其能干的下属将领在作战方法上从不因循守旧。如果已经发现敌人的确切位置，他们就率领主力袭击敌人的后背或者侧翼。有时他们佯装撤退，然后在更换新的马匹后重新发起冲锋。  
　　蒙军最常使用的作战方法是在轻骑兵掩护下，将部队排成许多大致平行的纵队，以很宽的一条阵线向前推进。当第一纵队遇到敌人主力时，该纵队便根据情况或者停止前进或者向后稍退，其余纵队仍旧继续前进，占领敌人侧面和背后的地区。这样往往迫使敌人后退以保护其交通线，蒙军乘机逼近敌人并使之在后退时变得一片混乱，最后将敌人完全包围并彻底歼灭。  
　　标准的蒙军战斗队形由五个横队组成。每个横队都是单列的。各横队之间相隔很宽的距离。前两个横队为重骑兵，其余三队为轻骑兵。在这五个横队的前面另外还有一些轻骑兵部队负责侦察掩护。  
　　当敌对双方的部队越来越靠近时，位于后面的三列轻骑兵便穿过前两列重骑兵之间的空隙向前推进，经过仔细瞄准后向敌人投射具有毁灭性力量的标枪和毒箭。接着，在仍然保持队形整齐的情况下，前两列重骑兵首先向后撤退，然后轻骑兵依次退后。即使敌人的阵线再稳固，也会在这种预有准备的密集乱箭袭击下动摇。有时光靠这种袭扰就能使敌人溃散，不必再进行突击冲锋。如果纵队指挥官认为预备性袭击已使敌人完全瓦解，那末就下令让轻骑兵撤退。但如果需要，这时就命令重骑兵发起冲锋。命令的传送白天采用信号旗和三角旗，夜晚则用灯光或火光。  
　　作战时，各个骑兵连靠得很紧。但是如果位于中央的部队已经跟敌人交火，那末两翼部队便向翼侧疏开，绕向敌人的两侧和后背。在进行这种包抄运动时，常常借助烟幕、尘土来迷惑敌人，或者利用山坡和谷地的掩护。完成对敌包围后，各部即从四面八方发动进攻，引起敌阵大乱，最后将敌人彻底击溃。这种包围运动是蒙古军队常用的作战方法，而且他们特别善用计谋来实施这种方法。  
　　蒙古人跟好讲义气和面子的西欧骑士不同，他们不赞成欧洲人堂堂正正的打法，而喜欢运用计谋和策略。这一点使他们在作战时往往非常占先，减少了他们自己的损失，增加了敌人的伤亡。这里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战例。  
　　蒙古人喜欢冬季作战，封冻的沼泽河流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机动性。为了测定什么时候河上的冰层能够足以承受马匹的重量，他们往往驱使当地的老百姓为他们上冰察看。1241年末在匈牙利，他们把无人照看的牛群留在多瑙河的东岸，而眼看着那年年初被他们驱赶到对岸去的难民受饥挨饿。当匈牙利人渡过河来牵回牛群时，蒙古军队又决定继续向前推进了。  
　　另外一种计谋，我们把它称为战术手段可能更为恰当些，那就是在作战中使用烟幕。他们常常派遣一支小分队，在草原上或牧民居住区烧起大火以迷惑敌人，隐蔽自己的作战意图及行动。  
　　蒙军首领常常喜欢先派一支先遣队迎战敌人，打一下便向后撤，引诱敌人尾随。撤退可能要好几天，最后敌人发现自己落入了蒙军的陷阱，四周已经被埋伏着的蒙军骑兵包围了。  
　　成吉思汗在中国作战的初期，他的骑兵部队常常在中国城市高大的城墙面前束手无策。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采用了中国南方的武器装备和技术，几年之内蒙军将领就创建了一种能够攻占原先似乎无法攻破的城防设施的作战体制。这一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攻城部队和一批最优秀的工兵，他们被蒙军征募而来，充当攻城部队的士兵。  
　　在成吉思汗及其能干的部将苏布台后来所进行的战役中，任何城防堡垒都已无法阻挡蒙古军队进军的步伐。对于有重兵把守的城市，蒙军往往用一个纵队来围攻，并派部分或全部工兵辎重队予以协助。主力部队仍旧继续前进。由于蒙军常常巧施计谋，大胆行动，急速直捣敌城，因此，领头的轻骑兵总是在对方还来不及关闭城门之前就紧跟着冲进城去。假如敌人预先充分戒备，使蒙军冲不进去，那末围城的纵队和工兵就迅速有效地开展常规围攻战，蒙军主力也竭力寻找对方的主力野战部队交战。一旦胜利在握，被围城池常常不战自降。在这种情况下，城市老百姓常可少受一些灾殃。  
　　但是，如果守城部队竟敢公然抵抗，那末成吉思汗的工兵就会很快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或者迅速为不骑马的纵队骑兵作好攻城准备。为了造成守城部队的混乱，增加防守的困难，蒙军在进攻之前先派轻骑兵在城墙前冲击一番，发射燃烧箭，使被围攻的兵营或城市烧成一片火海。当他们准备穿过城墙上的突破口或越过对抗工事发动最后进攻时，常常采用一种残忍的但却十分成功的办法。他们让一大群俘虏走在前面，后面紧跟着步行的骑兵。这样守城部队要击中他们就会先杀死自己的同胞。  
　　对于成吉思汗的参谋体制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其原因很可能是他的作战历史大多是由其敌人撰写的，而他的敌人又很少了解他是如何赢得战争胜利的。显然，每次作战所采取的战略和战术都是预先周密细致地计划好的。情报系统是参与制定作战方案的一个重要部门。作战方案的制定首先要对完整而又准确的情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和分析。蒙军情报网遍布欧亚大陆，其机构之庞大，工作之周密超过了中世纪的所有国家。间谍一般都是披着商贾的外衣从事情报活动的。  
　　一旦对情报作出了分析估价，整个战役的进军路线便预先确定下来，并指定各骑兵纵队的路线和作战目标。每个下级指挥官都有一段很宽的地域范围以实现其作战目标。战斗中只要不违背总的作战方案，他可以率领部队在其作战地域范围内自由运动，迎战敌人。骑马传令兵迅速敏捷地来往于作战总部和下属各部队之间，传递命令交换战斗情报，以确保各级指挥机构的协调统一，并使成吉思汗始终能够亲自指挥最大范围内的作战行动。  
　　 1237年12月，苏布台和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领蒙军再次渡过伏尔加河侵入欧洲。在这次远征中，蒙军的情报搜集、严密的作战计划、严格的训练以及巧施计谋策略等各种手段得到了全面运用。一路上所到之处他们竭尽烧杀抢掠之能事，击败了遇到的所有敌军，大搞血腥恐怖。蒙军骑兵横越俄罗斯，几个月内摧毁了北俄罗斯的各个诸侯国。到了1238年，大部分俄罗斯地区都遭到蒙军铁蹄的蹂躏。接下来的两年中，苏布台的部队进行休整，以便巩固他在俄罗斯中部和南部的统治，并着手搜集有关欧洲的情报。1241年初，苏布台在喀尔巴阡山东南以及黑海西北地区建立起一个作战基地后，便着手开始下一场战役。这时他的野战部队可能达到了10至12万的兵力。  
　　这时蒙军的主体由两个部落的军队组成。分为两个纵队平行前进，由苏布台和拔都分别率领。他们的任务是强行越过中央喀尔巴阡山山脉，两军将会师于匈牙利平原上的佩斯城前，此城在多瑙河东岸首都布达城的对面。另外还有两个纵队，各由一个部落的军队组成，其任务是保卫主力纵队的南北两个侧翼。  
　　按照计划，北部侧翼纵队横扫了波兰、西里西亚和普鲁士东部地区，行进中击败了大量敌军，把中西欧各君主国的注意力从蒙军主要进攻目标上吸引了过来。南部侧翼纵队进军同样顺利。经过三次激战，敌军在德兰西瓦尼亚的抵抗遂告失败，该纵队穿过多瑙河与喀尔巴阡山之间的铁门，然后向北来到匈牙利平原，跟佩斯城附近的苏布台军会合。  
　　与此同时，蒙军的两个主力纵队于3月12日突破了喀尔巴阡山口的匈军防线。匈牙利国王贝拉得到这一消息后在200英里外的布达城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尚未结束，3月15日他又得悉蒙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多瑙河的对岸。  
　　贝拉急忙在两周之内集结了一支将近10万兵力的军队。这时蒙军被宽阔的多瑙河和佩斯城坚固的防御工事挡住而前进不得。四月初，国王贝拉率部队从佩斯城向东进发，小心翼翼寻找机会跟蒙军交战。而蒙军则在匈牙利军队的前面缓慢退却。4月10日，在布达和佩斯两城东北约一百英里的绍约河附近，两军开始接战。贝拉的军队给苏布台一个措手不及，迅速有力地占领绍约河上的一座桥梁，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桥头堡。他又在河西岸将四轮马车连在一起，围成一个兵营，让其余部队驻守其中。他知道，蒙军约有6万兵力，而他的军队达9万以上，数量上占有优势，因此对胜利充满了信心。  
　　黎明前，守卫桥头堡的匈牙利军队发现飞来一阵密集的石块和箭，紧接着蒙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桥头守军瞬即崩溃，蒙军急速穿桥而过。贝拉的主力慌忙从兵营出击。接着两军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搏斗。突然，人们恍然大悟，这只不过是蒙军的一次牵制性进攻战。  
　　蒙军的主攻战是由三个骑兵纵队实施的，总兵力约三万，由苏布台亲自指挥。在黎明前的朦胧夜色中，他率部在离桥头堡以南很远处涉过绍约河冰冷的河水，然后折向北袭击匈军的右翼和后背。匈军挡不住蒙军猛烈的冲锋，慌忙退回兵营，但很快又被蒙军包围，并遭到几个小时的石块、箭和燃烧油的袭击。  
　　一些绝望中的匈军士兵发现其西侧有一缺口，于是夺路冲了出去。此时蒙军对别处的进攻越来越猛，因此更多的匈军士兵乘机逃走，很快他们成群结队越过缺口向西窜逃。随着匈军防线的崩溃，幸存者慌忙加入了逃兵的行列。为了跑得快些，他们丢弃了手中的武器和身上的盔甲。这时，他们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敌人的又一个陷阱。蒙军已经骑上新的快马，从四面八方围截过来，猛砍精疲力竭的匈军士兵，追得他们只好逃进沼泽。蒙军又袭击了匈军企图藏身的村庄。经过几小时的血腥厮杀，匈军全军覆没，一小股幸存的士兵带着恐怖的消息逃回了佩斯城。  
　　整个欧洲都为蒙军下一步进攻的目标而惶惶不可终日。但是正当蒙军于1242年初逼近维也纳的时候，从遥远的蒙古传来了成吉思汗的继承人窝阔台薨毙的消息。拔都和苏布台必须返回喀喇昆仑重新推选一位新的领袖，因此，整个西欧又惊又喜，蒙古人终于退回到了他们冲杀出来的那块不可思议的鬼地方，只在俄罗斯留下了一支占领军。  
　　蒙古军队撤离后，他们留给匈牙利、亚里西亚和波兰的浩劫灾难令人触目惊心。整个地区变成了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以佩斯城为例，死亡人数共达10万人之多，光是绍约河一战就有7万人阵亡。那里的经济也陷入一片混乱。  
　　蒙古人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养成，建立了一支以弓箭为武器，骑兵为基础的军队。战争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支所向无敌的军队。他们深深懂得并且充分运用了突然袭击和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同时采取了智取计赚和残酷无情的心理战手段。13世纪时，他们在欧洲所遇到的敌人则显得十分笨拙，缺乏机动性，根本无法对付骑着骠悍大马的高度机动的蒙古军队。假如我们能够得到充分可靠的数据材料，那末毫无疑问，欧洲军队跟蒙军的伤亡比例即使不是历史上最高，也是名列前茅的。蒙古的侵略战争，杀伤了大量军民，对被侵略国的社会和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而长期的恶劣影响。遗憾的是，不能长期抵抗蒙古侵略的欧洲军队不仅从来没有学会如何对付蒙古的军队，而且根本就没有学到多少有益的东西。蒙古人对喀尔巴阡山地区的短期入侵并没有对欧洲中西部国家的军事战术和传统的作战方法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  
　　但是，俄罗斯人从蒙古骑兵作战的理论和战术中可以说是得益非浅的。著名军事历史家休·科尔在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中说：“1914年喀尔巴阡山战役中，俄国轻骑兵所采取的战术便是以当年蒙军战术为范本的。”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感到，当年蒙古人对我们今天的军事还有着深远影响，西方正在对蒙军的战例、战术以及军事技术进行着广泛的研究。休·科尔曾进一步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利德尔·哈特曾以蒙古军队为例，说服人们将骑兵作战方法运用于坦克。并请注意，美军总参谋长麦克阿瑟在一份年度报告中，曾敦促国会吸取蒙古军队的经验教训，批准他关于要求为美军机械化拨款的提案。”  
　　那末，究竟为什么蒙古人的作战经验对当时欧洲人没有能够产生更大的作用呢？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只是从来还没有得到过一种完满的答案。不过，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不全面的答案。如果把它们综合起来，也许就可以了解事情的原委。  
　　首先，蒙古人在欧洲遇到了许多地方部队，它们根本无力对付外来的侵略者。大多数正规精锐部队又都被打垮了，幸存下来的部队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考虑作进一步的抵抗，敌人却撤走了。在俄国，蒙军的壕沟防御工事构筑得是如此坚固，即使过了一个世纪之后，俄军也别想有效地对付他们。这真是一场可怕的梦，一场恶梦，一场难以忘怀的讨厌的梦。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只有三个世纪后墨西哥和秘鲁军事力量的彻底毁灭方能与之相比拟。  
　　绍约河战斗之后不到20年，蒙古人又开始大举进兵勒旺岛。不过，这两次战争所处的环境条件有着本质上的差别。此时，蒙军已经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它所面对的敌人已经有了一套比欧洲成熟得多的军事体制，那就是土耳其军事体制。经过上两个世纪跟拜占庭和十字军的战争，土耳其从后者学到并吸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当蒙军实力最强的时候，波斯巴比教祖和它的奴隶军队能否挡住成吉思汗或者苏布台军队的侵犯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到了1260年艾因加鲁特战役时，土耳其奴隶军队的猛烈抵抗以及蒙军遇到的严重后勤保障方面的困难，便都成了成吉思汗的后继者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艾因加鲁特战役中，蒙军败得并不很惨，不过也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当蒙军的侵略势头衰退的时候，中东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体制，一种集蒙古、撒拉逊、拜占庭、十字军传统于一体的奥斯曼土耳其军事体制。这一军事体制(不同于蒙古)成功地推进到了地中海地区，甚至到达多瑙河流域，并在那里驻留了几个世纪之久。

11．步兵的复兴：英国长弓和瑞士长矛(公元1200-1500年)
在蒙古人征服别国的战争中，骑兵的作用达到了顶点，正在这时，西欧战场上的步兵却已开始重新得势。大约从13世纪中叶起，中世纪的重骑兵便走上了下坡路。当时有三种经过改进并以不同方式使用的老式步兵兵器，在使配有长枪的中世纪骑兵失去优势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这三种兵器是：经过改进后效果更好、威力更大的十字弓，在英国发展起来的长弓和在瑞士人手中变得确实令人可怕的长矛。  
　　此外，当时还出现了两种影响颇大的技术变化，一是由十字军将欧洲马与阿拉伯马杂交所得的马种逐渐退化了，二是锁子甲被金属片铠甲所取化。杂交良种马和锁子甲曾使重骑兵具备了高度的战术机动性，从而使之成为13世纪战场上的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而上面出现的两种技术变化则使重骑兵丧失了原有的战术机动性。14世纪的重骑兵，由于全身披挂着金属片铠甲，其战马也披有同样沉重的护甲(总重量达140至150磅)，加上手执剑、盾和又长又重的长枪，因此成了一群行动迟钝十分笨重的芸芸众生，他们只能一股劲儿地朝前冲去，但速度又快不了，更做不到快速停顿和立即起步。这样的骑兵在长弓和十字弓的袭击下，或者到14世纪末在遭到黑火药兵器的袭击时往往很容易乱作一团。即使是披着金属护甲的马匹也不可能一点不受弓箭的伤害。一旦马匹受伤，根本无法驾驭。要是碰上比较灵活敏捷的骑兵或步兵对手，披着全副铠甲的重骑兵更是束手无策。尽管如此，由于自我护卫是作战的一项基本要求，因此，护身盔甲越变越重的趋向始终没有得到改变。  
　　 13世纪，长弓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它加速了当时作为优势兵种的骑兵的衰落。从爱德华一世(1272-1307)到亨利八世(1509-1547)，这一时期内的英国君主无不果断地大力发展弓箭部队，提高弓的杀伤威力，从而使长弓这一兵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它的威力和使用灵便的优点最终导致了十字弓的淘汰。  
　　长弓用榆木、榛木和罗勒木制成，后来主要用紫杉木制造。最好的紫杉木并不产于英国，而是从意大利和西班牙进口的。长弓的长度为六英尺，箭长三英尺。弓身的中间用手握住的地方为一点五英寸宽，往两端方向逐渐变细。弓的两端用角料镶包。弓架的前部为圆形，后面是平的。长弓不仅射程是十字弓的两倍(最远达400码，有效射程接近250码)，而且射箭速率要高得多(每分钟可发10至12箭)。在技术熟练的英国士兵手中，长弓的命中率大大高于十字弓。它显得更轻便、更容易掌握，适用于散兵射击或齐射。就当时来说，它是战场上最有效和用途最广的单兵武器。  
　　长弓有一项不足之处，那就是使用长弓必须有很强的体力、各方面的协调配合和高超的技术，为此非经常年累月的训练和实践不可。为了使青年能够致力于这种艰苦的训练，因此踢足球在14世纪的英国是不合法的。而十字弓的士兵则不然，他们只须稍作训练便能很快掌握武器的使用方法。  
　　在1346年8月26日的克雷西战役中，步兵作为步、骑联合兵种战斗编队中的主要成份，无疑在战斗中重新占据了优势的地位。这次战斗中，弓箭兵是英国步兵中的关键力量，击败并重创了当时最难对付的法国骑兵。  
　　同年7月，英王爱德华三世率部从朴次茅斯出发，渡海抵法国北部，支援佛兰德和布列塔尼处境危急的盟军。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他穿过法国西北部地区，来到欧洲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背后，法王菲利普六世率领一支强大得多的军队紧紧追赶着。英军渡过塞纳河后，爱德华认为，这时假如需要进一步撤退到佛兰德的话，就不会遇到重大障碍，因此决定在此跟法军开战。他在克雷西-茵彭特尤村庄附近找到一块合适的战场，那里正好有一平缓的斜坡，控制着法军将要经过的路线。  
　　英军精心地摆好了作战的阵势。其右翼部队靠近克雷赛城，有一条河流作屏障；其左翼部队位于瓦迪库尔特村的前方，有树林和步兵挖掘的战壕作掩护。英军分为三支分队或称“战斗大队”，各队兵力大致相等。其中有两个分队并排在一起，右分队由韦尔斯王子(黑王子)率领，左分队由诺萨姆顿伯爵指挥，第三分队位于它们的后面，由爱德华国王亲率。英军总兵力约为2万。国王立于一座风车内，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整个战斗的进展情况，并向下属指挥官适时发出作战命令。  
　　每个分队的中央是一个由大约一千名不骑马的重骑兵组成的方阵，纵深为六排，每排长二百五十码。英国骑兵多数不骑马作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出于军事作战上的需要，那就是要为弓箭兵以及从事反击的小股骑兵预备队提供一个作战机动的坚强后盾。第二是出于心理上的需要，那就是要使弓箭兵坚信他们不会被自己的骑兵丢弃不管，一定能够顶住法国骑兵的冲锋。  
　　弓箭兵部署在每个分队侧翼的外层，按梯队形式向前排列，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互不影响的集中的火力区域。位于前面的两个分队的侧翼弓箭兵恰好在英军中央的正面，会合成一个倒V字队形对准了敌人。在每个分队中央的后面是一小部分骑在马上的重骑兵预备队。如果法军突破了正面防线，预备队便可发起反击。白天英格兰和威尔士步兵在阵地前面起伏不平的地域挖掘了许许多多的陷坑，以阻止法军骑兵的进攻。  
　　据估计，法军兵力接近6万，其中约有12000名重骑兵(由骑士和普通重骑兵组成)，约六千名雇佣的热那亚十字弓步兵，17000名轻骑兵和25000名公社征募兵(一群跟在后面缺乏纪律的步兵)。  
　　下午大约六点钟的时候，这支部队排成冗长的一路行进纵队，在没有任何侦察警戒的情况下，毫无准备地踏入英军作战阵地。法王菲利普竭力想让部队停止前进，并将部队集结整顿好。他把十字弓步兵拉到队伍的前面，但是那些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鲁莽骑士却无法加以控制。就这样，法军先头部队跟在热那亚步兵的后面一窝蜂地向前冲了过去。  
　　很有纪律的热那亚雇佣十字弓步兵排成整齐的队伍，穿过谷地开始爬坡。他们在离英军阵地大约150码的地方停下来，向英军射箭，但是多数箭都没有射中目标。接着他们继续向前移动，但遭到铺天盖地而来的英军长箭的袭击。顿时，热那亚人溃不成军，退了下去。这时早已不耐烦的法军先头部队立即策马向前，他们排着乱七八糟的队形以排山倒海之势踩着热那亚人发起了冲锋。霎那间斜坡上布满了乱糟糟的披着盔甲的士兵和马匹。他们把可怜的热那亚人踩倒在地，而英军的箭又雨点般地落到了他们的身上。由于法军冲得太猛，有些士兵一直冲到了英军队伍的前面，于是几分钟内便掀起了一场殊死的搏斗。法军的进攻被强大的英军骑兵分队赶了回去。  
　　这时，法国部队依然毫无道理地一批接着一批冲进了这场可怕的混战之中，并相继被英军的乱箭所击中。厮杀一直持续到了深夜。法军经过大约十五或十六次突击冲锋，把自己的部队搞得七零八落，最后只好倒旗彻底认输。  
　　在一片小小的谷地里，躺着一堆堆法国人的尸体，令人毛骨悚然。其中有1542位勋爵和骑士，约15000名重骑兵、十字弓士兵和步兵，还有成千上万匹马尸。而英军总共死伤仅约200人。在英军阵亡人员中，只有2名骑士，40名重骑兵和弓箭手，另外还有100名左右的威尔士步兵。  
　　英军击败了约三倍于己的敌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对于这次胜利的全部意义就连英国人自己也没有充分估计到。至于14世纪的别国将领们，虽都纷纷效仿英国人的做法，让重骑兵下马作战，可惜他们没有能够找到英国人取胜的关键所在。他们岂知英国人胜利的奥秘不仅仅在于让骑士和弓箭骑兵下马作战，而且在于明智地让下马作战的骑士与弓箭骑兵互相合作，并使他们跟骑在马上的骑兵紧密结合，从而把投射式兵器的火力、防御的耐久力跟机动突击力灵活地结合了起来。  
　　在14、15世纪期间，重骑兵的作战能力不仅受到了英国长弓的威胁，而且还遭到许多其他方面的猛烈冲击，严重影响了它的发展前途。在一个半世纪里，由瑞士山民组成的长矛方阵曾多次击败了先是奥地利后是法国勃艮第的骑兵。随着黑火药兵器的日益发展，骑兵越来越经不起训练有素的步兵的袭击。  
　　从14世纪上半叶开始，随着瑞士反抗奥地利公爵的统治，争取自身独立斗争的发展，它象英国发展长弓那样，把长矛变成了一种具有民族特点的兵器。当然长弓跟长矛有着很大的区别。长弓基本上是一种单兵使用的武器，弓箭兵的技术也就是一种单兵技术，而瑞士长矛兵则与此不同，他手执长而不灵便的长矛，一旦离开了他的队列，则既无用武之地，又会变得孤立无援。跟英国弓箭手一样，瑞士长矛兵从小就开始技术训练，目的是要使他成为方阵中一名动作熟练而称职的士兵。这样一支军队的创建，并不是哪一个非凡天才的杰作，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  
　　瑞士长矛兵都是些体格强壮的山民(自治市的公民或庄稼人)，他们均属自由民。在瑞士方阵大发展的初期，他们出于反抗外来侵略，保卫自己小国(或州县)的爱国心而操戈从军。当时方阵所用的主要兵器长矛，经过15世纪前的一个世纪的改进，其长度达到了20英尺。矛的端部有三英尺长的一段用铁制成，以防止它被敌人的砍刀或战斧砍断。在方阵的正面往往形成一道由四至六排长矛兵组成的密集长矛屏障，除非敌人有类似或更长的兵器，否则是无法突破的。瑞士长矛兵很少披带盔甲，只有前几排的士兵有时佩有胸铠。  
　　进攻时，长矛兵手持的长矛往往稍高于肩部，矛头微微向下。采取这样的姿势可以得到极大的向下插刺的力量(瑞士人很少接受剑术训练，他们主要依靠兵器的强大冲击力)，这对敌人来说，要想不受任何伤害把矛头挡向上方就更加困难，而且不因矛柄后坐的力量而可能伤及身后的士兵。防御时，头排士兵将矛柄支在地上，柄端顶住右脚，稍往上一点则靠近左腿膝部，左手前伸握住矛杆，矛头与胸高相平。后面几排仍保持进攻的姿势，四至六排以后的士兵则将长矛直立于地，随时准备走向前去替补倒下士兵的位置。  
　　方阵士兵的主要辅助兵器是戟。最初，瑞士人曾经想把它作为瑞士民族特有的兵器，而且它在早期跟奥地利人作战的某些战役中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也许它是中世纪武器库中杀伤力最大的单兵武器。  
　　戟是一种长约6至10英尺的长矛型兵器，头上有一很重的斧头，背面是一尖铁(有时是弯曲的)或钩子，顶端是矛或梭标的尖头。14世纪初，瑞士人重新开始大量使用这种兵器。它能一下子穿透头盔，砍断剑锋或者击倒马匹。它也可以当作短矛来用，它的弯钩还能将骑兵拖下马来。  
　　早期采用纵队进行作战的瑞士军队用戟十分普遍。尽管这种兵器有着许多厉害之处，但是在以密集队形作战时，特别是对付穿着盔甲和排着难以攻破的队形的敌人时，它的缺陷就十分明显。在1386年的曾帕赫战斗中，瑞士军几乎全部使用戟。虽然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损失十分惨重。从此，他们便把戟跟长矛(它延长了士兵的杀伤作用距离)结合起来使用。瑞士军首先让长矛兵发起冲锋，骚扰敌人的横队或方队，然后位于纵阵两翼的戟兵就跟着冲进敌阵。  
　　在曾帕赫战役之前，瑞士的武器库里也还包括不少别的兵器。比如用双手执的剑，晨星棍(头上装有尖铁的棍棒兵器)，卢塞恩锤(戟的一种，头上不是斧刀而是弯曲的尖叉)，当然还有十字弓等。这些兵器因威廉·特尔而曾经变得相当出名。但到了1500年，在由长矛兵和戟兵组成的瑞士军队中，除了十字弓外所有这些兵器都销声匿迹或变得无足轻重了。  
　　在瑞士人争取独立的斗争过程中，他们通过尽可能减少累赘的办法取得了作战的机动性，并认识到了它的好处。同时他们又重新象古希腊人那样利用密集的长矛部队居高临下地进行冲锋，从而发挥出强大的冲击力。他们还进一步懂得，在平坦地域上，如果长矛兵能够不留丝毫间隔始终保持密集的战斗队形，那末仍然可以运用冲锋作战的方法的。要很好地运用这种作战方法，需要古罗马时代以来空前高超的组织技能、严格的训练和铁的纪律。意志坚强的瑞士人恰恰满足了这些条件，从而建成了一支在武器、机动性、团结精神和突击力量等方面可与马其顿方阵相比拟的军队。这样，到了14世纪中叶时，瑞士军队终于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劲旅。  
　　瑞士方阵基本上是一种以进攻性武器为主的作战体制，同时也具备长矛步兵通常所有的防御能力。当它前进时，但见林立的长矛以排山倒海之势袭击对方的队伍，其威势和速度在当时步兵中是罕见的。勇敢敏捷又不穿盔甲的瑞士兵总是排成整齐的队形向前推进，其速度只稍稍慢于他们常常与之交战的披着盔甲因而过于笨重的骑兵。这是瑞士兵接受严格训练的结果。即使在平坦的地形上，为使密集的队伍在高速前进时保持整齐的队形，必须进行反复不断的操练。瑞士军队在操练、行军、甚至发动攻击时都是按照战鼓声音的节奏进行的，根据某些人士的说法，是打着拍子行军的。(倘若如此，那末这是军队齐步行军的最早先例。 [ 注：使人奇怪的是，在此之前没有人搞过按节拍行军，但可能有人试过。不过找不到确凿证据表明有哪一支军队作过齐步行军，斯巴达人也许这样做过。 ] )方阵能够迅速变换方向，越过或绕过障碍，组成防御方队(菱形拒马)，并且能够带着伤兵井然有序地撤退。不过它象其他以密集队形作战的步兵一样，也要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只是比别的步兵少受些限制罢了。瑞士军队素以善于克服一切天然的障碍而著称。遇到深沟，陡坡或者野战工事，尽管有时伤亡很大，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进行强攻。  
　　瑞士军以300人左右规模的连为基本作战单位，其中约有250名长矛兵，排成16乘16的方队，其余为戟兵或十字弓士兵。典型的瑞士纵阵通常由横排着的两个或三个连组成，其纵深至少跟横宽相等。  
　　速度和机动性是瑞士军队的战术要素。他们的军队(跟多国军队中的瑞士分遣队不同)通常编为两个或三个“战斗队”或纵队。作战方案往往在发动进攻前的数小时，由州官委员会以多数票表决通过。部队在敌人看不到的地方排成作战队形，然后迅速向前推进。他们不采用传统的方式，花费很多时间在战场上举行集队出发的仪式，这样，有时队伍尚未集结好就能够向敌人发起进攻。战斗队行进时通常采用梯队形式，而不是平行或前后跟进的形式。有时，第二或第三队停止前进，或者来一个大转弯，让先锋队将敌人咬住。有时侧翼部队停在原地不动，由中央队发动进攻，或者中央队不动，翼侧队发动进攻。还有一种进攻队形叫做“楔形队形”，实际上这是一种纵深很深的密集纵队(不是三角形纵队)。防御时，方阵通常编成为空方队，所有的长矛都一致向外伸出，形成一种其他步兵或骑兵无法摧垮的队形。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瑞士士兵的勇猛精神常使敌人闻风丧胆。他们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即不准索要也不给予宿营的住房，即使是在瑞士赢得独立很久以后，这条规定也很少打破。它的士兵仅仅是为了远离故土求得外国君主的雇佣而已，但外国君主所从事的事业却是他们所不感兴趣的。在这个雇佣时期，激励他们奋勇抗击奥地利和勃艮第军队的爱国热忱，变成了无比勇猛的职业自豪感，从而产生了强大的作战动力。  
　　自古以来山区居民一直处于贫困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瑞士人采用什么样的兵器和战术，而且也导致从15世纪末期以来，老百姓受雇佣而从军(州和市政*府为订约人)实际上成了一项民族的职业。日尔曼小君主国的人民以及(因不同的原因)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也小规模地仿效瑞士人从事着这种职业。作为雇佣军，瑞士士兵遵循着给多少钱就在战斗中出多少力的原则。“没有金钱，瑞士人就不给卖命”成了雇主们无法忽视的通例。确实，尽管有合同条款的约束，瑞士人竟可毫不疚愧地离开原来的雇主，改换门庭服务于给钱多的雇主。  
　　 14世纪和15世纪期间，英国人在运用长弓方面所取得的成功，使得欧洲战争中防御战和进攻战相比前者在战术上处于实际上的优势地位。特别是在有防御工事的情况下，防御战的固有作战优势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加强。自从古罗马军团衰亡以来，正是瑞士人首先使步兵重新成了进攻战中的一支重要战斗力量。  
　　尽管重骑兵成为英国长弓兵和瑞士长矛兵手下败军的真正原因一直没有找到(而且由于新型黑火药兵器的使用，重骑兵败得更惨)，但是它始终是西欧各国军队中的主要兵种。阶级的自负感和封建的偏见意识，使得那些骑士绝不采用有损他们尊严的战术和兵器。  
　　但是，作为一种妥协，在欧洲开始出现兵器和盔甲都比较轻装的骑兵。有些参加过东欧土耳其战争的西方士兵发现匈牙利、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的轻装骑兵战斗力比较强，他们把不披盔甲的轻骑兵所具备的纪律性和突击力量跟它们的机动性和灵活性结合了起来。他们是弓箭骑兵和长枪骑兵的混合体，他们在组织上以及采用的兵器和战术方面跟过去的拜占庭重骑兵十分相近，只是盔甲较轻而已。  
　　这是欧洲骑兵一系列重大变革的第一步，不过一直要到17世纪的时候，它才真正开始发挥战斗力。  
　　骑兵的衰落和步兵的兴起(由于别的原因，这一时期在历史上称之为复兴时期)所产生的较为直接的作用，使那些有见地的军事将领认识到这两个兵种的性质和特点是各有千秋，可以互为补充的，从而产生了亚历山大大帝和汉尼拔将军曾经有效地采用过的联合兵种作战体制。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智慧和卓越的军事思想重新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黑火药兵器的发明和战争的日益复杂化，军事技术的培训，操练以及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演习，都需要技术熟练的专职内行，而不是封建式的兼职外行。

12．射石炮、火绳枪、爆炸盒和榴弹(公元1400-1600年)
黑火药的问世  
　　黑火药的本身只是一种威力中等的炸药，欧洲到了1250年才懂得了它的作用。又过了50至75年后，有人发现将黑火药装在一头开口的管壳内并点燃它，就具备了杀伤威力。  
　　公元14世纪，随着黑火药应用于欧洲战争，在人类军事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奇迹。将硝酸钾、硫黄和木炭的混合物装在密闭容器内，利用点燃后产生燃烧气体的爆炸力，使兵器和兵器系统具备了比以往的任何兵器大得多的杀伤力。不过，早期的火枪命中率低，射程短，射击速率慢而且使用起来极不灵便。表一列举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兵器的相对杀伤力。从表中可以看出早期火枪的杀伤力实际上还不如同时代的长弓和十字弓。但是，火枪的使用比较简便，步兵经过短时间的训练便可很快掌握，相反，要有效地使用十字弓，就得经过几个月时间的练习，而要真正精通则需数年时间的刻苦训练。因此从冷兵器到黑火药兵器之间有着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转变过程。经过年长日久的发展阶段，黑火药兵器才逐步代替长矛、十字弓和长弓，成了战场上威力空前的兵器。  
表1 兵器杀伤力的理论指数(TLI) [ 注 ]  
兵器名称  TLI  
白刃战兵器(剑、长矛等)  23  
标枪  19  
普通弓  21  
长弓  36  
十字弓  33  
火绳枪  10  
17世纪的滑膛枪  19  
18世纪的燧发枪  43  
19世纪的来复枪  36  
19世纪中叶的来复枪(采用圆锥形子弹)  102  
19世纪末叶的后膛来复枪  153  
斯普林菲尔德1903型来复枪(连发式)  495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机关枪  3,463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机关枪  4,973  
16世纪的12磅炮弹加农炮  43  
17世纪的12磅炮弹加农炮  224  
18世纪格里比尤伏尔12磅炮弹加农炮  940  
法国75毫米火炮  386,530  
155毫米通用引信火炮  912,428  
105毫米榴弹炮(M-1型)  657,215  
155毫米舰载中央主炮  1,180,68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坦克  6,926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型坦克  575,000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  6,926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战斗轰炸机(P-47)  135,000  
V-2型弹道导弹  3,338,370  
二万吨级高空爆炸核弹  49,086,000  
一百万吨级高空爆炸核弹  695,385,000  

　　法国直到1566年才淘汰了十字弓，而英国直到1596年才正式将火枪作为步兵武器。同样，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特别是它的骑兵部队极不愿意废弃早已用惯了的弓箭。公元16世纪，土耳其的精锐骑兵拒绝用火枪代替手中的弓，因此从当时观察家观点来看，兵器的更换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直到17世纪末，十字弓和长弓才完全从战场上销声匿迹。  
　　炸药和火枪的出现并成为战场上的主要兵器，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历史过程必须看作是区域性技术并行发展的综合结果。尽管世界各国都在发展黑火药和火箭兵器，而中国和欧洲又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里启用了原始的枪炮，然而，枪炮在西方的发展速度却比别的地方快得多。到了1350年，大口径的枪和最初的手枪在欧洲已经相当普遍，而中国早期使用枪的记录也可以追溯到跟欧洲差不多相同的时期，不过中国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开始使用原始的竹火箭来恐吓敌军或进行火攻了。  
　　铸铁技术的发明是促使黑火药兵器发展的最重大最突出的技术进步。在整个中世纪时代一直延用着陈旧的冶炼技术。新技术的出现，例如用水力锤粉碎矿石，利用水力进行锻处理，以及用水力驱动更大的风箱等，使得熔炼物有可能达到很高的温度，使铁液化并吸进碳，这样铁熔液就可以从炉底通过粘土封口流出来，进入预先准备好的砂和粘土制成的模子。从14世纪开始，莱茵河沿岸的高炉就能生产出各种形状的铸铁。由于铁比较便宜，因此铸铁产品的市场迅速扩大。15世纪中叶，发明了用铅将银从含银的铜中分离出来的方法，这样，铜和青铜的铸造技术也得到了发展。  


火枪的演变发展  
　　轻型手枪是跟比较大的枪同时发明生产并得到发展的，因为，如果枪的尺寸较小，那末枪管的锻造和铸造也就比较容易。最早的手枪只是由一根很短的枪管构成，用铁或黄铜制造，长度不到10英寸，口径为25至45毫米。用一只手持枪，另一只手射击。火门通常在枪管的上方。这样小的枪很难掌握和瞄准，枪管会很快发烫以致无法用手握住。因此，有时只好把它们装在木板上进行射击。有迹象表明这种兵器曾经在克莱赛 [ 译者注：位于法国 ] 战役被使用过。不久在它们的基础上逐步研制成了各种各样的手枪。  
　　约在14世纪中叶，发明了枪托或称枪柄，用来支持手枪的枪管。起初枪管只是简单地夹在一根四至五英尺长的木杆上，这样，纵然是有了一个依托，但命中率仍然很低。  
　　由于当时火药的质量不高，因此也影响了枪的效能。火药在运输过程中，比较重的硝酸钾沉到了下面，而比较轻的炭则跑到了上面，射击前必须将火药稍稍地重新加以搅和方能使用。另外，在细小的粉末火药颗粒之间缺少足够的空隙，爆炸也就不能充分地进行。由于黑火药存在这些缺点，因此它的用量特别大。往往火药要占据枪管四分之三的容积。当火药装好后，在枪管上面要放一木栓(称为弹底板)，最后装上弹丸，这时候弹丸实际上已经放到了枪管的口子上了。由于火药燃烧得又慢又差，因此不得不在枪弹内放上一些碎布片和粘土，让火药有足够的燃烧空间，使枪膛内的压力逐渐增大。所以，起初手枪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杀伤威力，可以说只是一种心理战的武器。火药爆炸时所产生的巨大声响，烟尘和火光往往使敌人骑兵的马匹惊吓不已。  
　　 15世纪发明了粒状火药，从而解决了手枪火药爆炸所应达到的压力问题。由于构成粒状火药的三种成份处于稳定不变的状态，加之火药颗粒之间有均衡的空隙，因此粒状火药的爆炸更加均匀，几乎做到了即时爆炸。  
　　早期的手枪用上了这种新的火药之后，最大射程可接近200码。不过实际有效射程仅为50码。与长弓相比，虽然手枪的穿透力要大得多，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长弓在速度、攻击目标的数量、精确度和机动性等方面一直处于优势。之所以手枪的使用不够灵便，原因之一是它需要点火。点火的方法是将一块烧红的炭或一片烧红的铁插进枪的火门。为此，士兵就总得站在靠近火的地方，要射击时便从火里取出炭或铁块进行点火。  
　　最初的枪精确度很低，部分原因是很难握住枪柄。通常左手握在枪管后面的地方，左臂和身体夹住枪托，另一只手用来点火。有时，士兵将枪托支在地上或放在叉状支架上。不管怎样，士兵的眼睛必须始终盯住枪的火门，才不致于点错位置或烧了自己的手。因此射击时不能用眼睛来观察射击的目标，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瞄准。  
　　到了公元15世纪，发明了较为安全的点火装置。采用这种装置后就可以比较精确地进行射击瞄准，因而提高了兵器的杀伤力。这时枪的火门从枪管的上面移到了枪管的右侧，枪上还加了个小小的突槽或称“火药池”，用来放置引火药，这样，点火就较有把握。枪管的长度增加了，而枪柄则缩短了。最为突出的一项技术进步是采用了一种可以燃烧的“火绳”和放置这种“火绳”的装置。所谓火绳就是一根绳线或捻紧的布条，放在硝酸钾溶液中浸泡后晾干。它能燃烧(除非受雨淋而熄灭)并点燃火药池内的引火药。  
　　最初用来放置火绳的装置是个简单的绕轴旋转的盘管，可以用手升降。不久，有人将盘管跟一扳机连接起来，制成了火绳点火开关。如果拉下扳机，盘管的下端便向上抬起，而夹着火绳的盘管上端便恰好降到了火药池。这样，士兵在射击的时候就不受点火装置的妨害而可以看清他所瞄准的目标进行瞄准了。  
　　这种枪的枪托经过缩短并弯曲成适于贴近面颊、顶住肩胸的形状，这就非常有助于瞄准。这种新型兵器在德文中叫做hackbut，法文中叫枪(Arquebus)，字面上的意思是“钩状枪”。  
　　钩状枪重约10至15磅，弹丸不足一盎司，初速约为每秒800英尺，射程大约100至200码。这种枪的发射速率仍然很低，到16世纪70年代时，每三分钟发射二发子弹就是极好的了。尽管它还有许多不足，但毕竟是最早可以真正用于实战的轻型黑火药兵器。而且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始终是步兵的制式武器。由于它的穿透力比较小，而步兵又越来越多地使用盔甲，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既能穿透金属盔甲又能阻挡敌人重骑兵进攻的新型兵器。  
　　滑膛火绳枪是西班牙人研制成功的一种较重型的兵器，其弹道特性也有所改进。16世纪30年代在意大利战争中初次用于阵地防御。它的枪管变得更长，发射的弹丸更重，可以穿透盔甲，阻击骑兵的冲锋。枪管的延长和火药的改进使枪弹具有更高的速度，射程也更远。另一方面，由于枪变得很重，因此，实际上象一门小型的加农炮，其机动性也差了。  
　　最初滑膛枪长达6至7英尺，重25磅，甚至更多，弹丸重10至14分之1磅。虽然赞成滑膛枪的人声称，如果火药质量好，这种枪能击毙600步 [ 译者注：一步等于0.75米 ] 开外的人。但是，实际上它的有效射程远远不足200码。后来虽然几经改进，一直到它代替火绳枪的时候，重量仍达14磅以上，而且必须放在叉形支架上才能射击。  
　　火绳枪只能在气候干燥的时候使用。火绳的消耗量很大，而且在战斗开始前和战斗进行时火绳必须始终闷烧着，因此，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夜间作战时易暴露，有时士兵携带的弹药会发生爆炸，火药的供应工作也十分危险。由于火绳必须在战斗之前就点燃，因此，有时部队遭到突然袭击时不能及时地进行还击。  
　　 16世纪出现了一种机械式点火装置，即用二硫化铁或燧石与钢片撞击产生火花，点燃火药池内的引火药。还有一种转轮点火开关，曾对骑兵武器及其战术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这种装置价格太贵又很娇气，因此无法普遍采用。骑兵和特种步兵曾经使用过这种点火开关，不过这种枪从未作为步兵的主要兵器取代过火绳枪。  
　　另一种使用燧石与钢片撞击的点火装置名叫弹簧点火开关，其结构是枪管侧面有一击铁，击铁夹着燧石，扣动扳机时，一个V形弹簧将击铁松开，撞击装在绞链上的弯钢片，钢片盖在引火药池上，这样就产生一片火花，将子弹射出。火药池上有一保护盖，用来防止雨水进入和火药溢出，盖子在射击前通过扳机打开，装上弹药后再用手盖上。  
　　公元16世纪，当作战中已经有条件使用火枪兵器的时候，战场上却仍然被长矛方阵和披盔甲的重骑兵这二种敌对的突击作战体制统治着。当时枪在战场上的主要作用是加强长矛方阵的防御力量，或者专门用来保护战壕和堡垒等防御工事。  
　　早期的火枪精确度差，射程短，发射速率低，很笨重，使用很不灵便，因此使用火枪的士兵比长弓兵和十字弓兵更容易遭到敌人的袭击。在一般情况下，火枪不是单兵使用的，而是以密集队形进行齐射，并用来对付密集的敌人，以求总有一些子弹会击中一些敌人。在近距离内进行密集的齐射时，枪的精确度就显得不太重要了，再加上子弹的冲击力和穿透力，因而火枪比早期的投掷式兵器具有更大的杀伤力。但是，15世纪时，用枪进行密集射击的部队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因此还得借助于长矛兵和防御工事的保护。如果以最大射程作骚扰射击，或者在大规模战斗开始之前进行散兵袭扰，这种枪的用处就非常有限。  
　　由于火绳枪手、滑膛枪手和炮手在作战时不可能既用火枪，又用格斗式冷兵器，因此，他们一直仍处于辅助部队的地位，大多编成较小的战斗队形，附属于密集的长矛兵部队，与长矛兵分开但又不独立进行战斗。在早期的意大利战争中，火绳枪和十字弓之间冲突的情况表明，前者的各种战斗性能均占优势。不过火绳枪与英国长弓之间并没有发生过十分直接的冲突，因为随着上个世纪中叶英国人被逐出欧洲大陆之后，长弓实际上已经从欧洲消失。这两种兵器在作战中的性能记录表明，总的来说，在16世纪中叶之前，火枪的杀伤力并不高于长弓。在射击精确度、射程、发射速率、轻便性以及生产制造等方面，长弓明显地优于当时处于初级阶段的火枪。与弓箭相比，火枪发射的一或二盎司重的弹丸具有更大的和更容易使人伤残的冲击力(包括穿透力)，由于当时的火枪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进行精确的瞄准，因此也不需要进行长期的训练；另外，枪弹所引起的伤口常常会引起血液中毒，这些方面也是枪的优点。由于这两种兵器各有利弊，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因此，在英国军队中长弓的废弃过程十分缓慢，甚至直到18世纪，还有人企图让长弓东山再起，这一点是并不奇怪的。  
　　公元16世纪，由于火枪处于当时兵器和战术中的从属辅助地位，因此它的杀伤力受到了限制。在整个16世纪里，尽管作战中火枪对长矛的使用比例在缓慢增长着，同时火枪的性能也在逐步提高，但是多数战斗是通过白刃战决定胜负的。当时杀伤力最大的兵器不是新流行的火枪，而是老式的长矛、长枪和剑。不过，火枪虽然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在作战中却是不可缺少的。16世纪的军队倘若手里没有火枪，它是决不敢跟有火枪的军队交战的。如何将火枪和长矛纳入同一个武器体系，乃是16世纪末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战术技术课题。  


炮的演变发展  
　　世界上最早于何时采用浇铸法制成加农长管炮，这一点已无从查考。人们只知最先出现的是青铜铸炮。根据记载，15世纪中叶之前已在法国第戎炼出了铸铁块，显然这是仍处于初级阶段而不太成功的一项孤立的技术成果。英国都铎王朝初期，这种铸铁新技术传到了英国，从而为苏塞克斯的炼铁业奠定了基础。瑞典的炼铁业兴起于17世纪。在此之前，苏塞克斯的炼铁业一直在欧洲的枪炮制造业中占据着统治地位。铸铁的优点在于价格便宜，而不是它的性能优于别的金属，无论黄铜或者是青铜，虽然价格昂贵，但质地坚韧，不易爆裂。  
　　大型炮的铸造吸取了钟的铸造技术。它是将金属熔液注入一个粘土模子而成的。模子由模蕊和横壳构成。粘土模型放在一个凹坑里，熔铁炉有一出口，以便铁水流进模子。当铸件冷却后，便打碎模子，再取出铸件。这样铸成的每一门炮就象一件雕塑制品一样都是各自独立的产品，上面的精细饰纹也是相同的。炮的质量的优劣取决于工匠浇铸技艺的高低。过了200年之后，人们才设法用一个模子进行加农炮的连续浇铸。  
　　在打碎模子取出炮的铸件毛坯后，就要用装在一根长轴上的钻头利用水轮机作动力进行镗孔。因为装钻头的轴只是一头有支架，因此，镗孔常常不能做到精确，而且由于镗孔工序的问题，模子上原有的误差无法纠正。镗孔后要进行炮的测试，包括目测，用铁锤敲打，进行逐步加大火药量的发射，最后一次发射的火药量与弹丸重量要相等。如果试验合格，这门炮就可交付使用。到了18世纪，荷兰在整体浇铸炮管的镗孔技术方面占据了领先的地位。  
　　 19世纪中叶前，在炮的制造上，除了海军重炮外，青铜炮和黄铜炮始终以优势压倒了铸铁炮。但是，青铜炮的炮管比较软，在多次发射圆形炮弹时，炮弹以不正圆的方式穿过炮管，容易使它变形，因此青铜不适宜制造重型炮。  
　　 14世纪末，战争使加农炮发生了变化。随着熟铁和铸铁新技术的采用，这一变化就更加明显而突出。  
　　 11世纪在中国出现了抛石机，并迅速在欧洲得到推广应用。它大量取代了希腊和古罗马陈旧的靠张力和扭力的攻城机械，在黑火药问世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这种抛石机一直被延用着。这种机械制作简便，造价低廉，而且投掷量大，使用非常可靠。但是，除了这种老式机械外，新型炮已开始显露头角。黑火药问世后发明的加农炮比手枪效能更佳，使用更方便，这就是黑火药对攻城炮所产生的最初的重大影响。但是，直到15世纪下半叶，加农炮才真正有效地取代了抛石机，成了重要的攻城炮。  
　　 14世纪出现了种类繁多的重型加农炮，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种称为射石炮的巨型炮。这种炮的炮管较短，通常用青铜或铁浇铸而成，有时也用紫铜和黄铜制造。由于它发射的石弹重达300磅，因此，必须使用大量的火药。火药常常塞满整个炮管，石弹则突出在炮管的外面，因此发射谈不上什么精确度，而且初速也极低。为了提高炮的效能，不得不将炮放到离城墙很近的地方，这样石弹才能轰击到目标。  
　　据说，铸铁射石炮曾在1340年用于轰击意大利的特尔尼城。英国可能(但不肯定)于1346年使用较小的射石炮袭击了克雷赛城 [ 注：在1324年围攻法国梅斯城和1342年进攻西班牙阿尔赫西拉斯时也可能使用了射石炮。 ] 。到了14世纪末，人们将熟铁条焊接起来，再用环套加以固定，制成了更长的射石炮。理查德二世曾制造过一些这样的炮用来保卫伦敦塔。英国爱丁堡著名的蒙斯梅格炮就是用螺扣将几段铸铁接起来，再用环套将整个炮管焊接加固而成的。  
　　随着炮管的加长，铸铁工艺的改进，攻城加农炮的效能有了很大提高。1450年左右，铸铁制的炮弹取代了石弹，因而减少了炮的游隙(即炮膛内径与弹体之间的空隙)，提高了炮弹的初速，增强了炮弹的冲击力。从1470年起，攻城炮已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摧毁中世纪的城墙防御工事。由于受炮的重量及弹道的限制，因此无法将适合用于对付敌攻城炮的大型加农炮设置在城堡和有城墙的城市里。到了15世纪末，炮的强大威力终于使中世纪的堡垒防御工事变得不堪一击了。(参见第13节)  
　　新型炮对攻城作战产生了十分直接而显著的影响。其原因是，从一开始就表明它在战争中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和效能。尽管它的前景令人十分乐观，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人们对它在战场上的作用却存在着某种分歧的意见。  
　　 15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约翰·齐斯卡手下严阵以待的胡斯拥护者曾将一批各种各样的原始炮放在由马车围成的营垒中，在作战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对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历史上很少有哪种新式兵器可以与它相媲美。胡斯拥护者的士兵将二轮或四轮马车排成纵队前进。大部分马车有金属装甲，车子的两边开着炮眼。在有装甲的或敞篷的四轮马车上，装了许多小型射石炮，军队里大多是徒步作战的士兵，有的配有手枪，而大部分手执长矛。此外，还有少量披着轻型盔甲的骑兵，负责进行侦察和反击敌人。齐斯卡总是想法避免在野外发起进攻战。他的战略是尽量深入敌区，选择一个有利的防御阵地，建立起由马车构成的营垒。这种马车营垒可以用来发起进攻，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炮的牵引马车常常围成一个临时防御营地，用链子将马车连接起来，并在防御营地前面挖一条防护沟。射石炮设置在车与车之间的地方，或者放在四轮敞篷马车的上面，但更可能架在泥土筑的工事上或坚固的木制炮架上。火枪手和十字弓手在车与车之间或者通过装甲马车的枪眼进行射击。还有一些长矛兵负责保护射石炮，防止敌人步兵砍断连接马车的链子。不过敌人往往早被炮火压住，因此长矛兵很少有用武之地。一旦敌人的进攻被击退，齐斯卡部队的长矛兵和骑兵就发起反攻，以最后解决战斗。  
　　齐斯卡并没有使用过真正的野炮，也没有将黑火药兵器用于战术进攻，但他却创造性地以进攻精神运用了野战防御工事。他指挥的战斗采用典型的攻防相结合的战术。但是，假如敌军处于高度的戒备和进攻状态，那末就无法建立这种车寨；如果车寨建成后敌人不向他们发起进攻，那末他们也谈不上取得战斗的胜利。而且车寨极易受敌人真正的野炮和高效能轻兵器的攻击，因此很快就废弃不用了。  
　　西欧最早使用野炮是在“百年大战”的最后阶段。吉恩和加斯帕德·比幽儒兄弟为法王查理七世设计了一种新型炮。这种炮很机动灵活，因此在多次战役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1450年，在丰米尼有一支英国小部队驻扎在坚固的防御工事里，当遭到法国炮兵的骚扰时他们忍无可忍，在不利条件下向法军发起进攻，最后全军覆没。三年后，在卡斯蒂隆又一支英国军队向有炮兵护守的法国兵营正面发动进攻，也遭到了同样的结局。在这两次冲突中，都没有使用真正的野炮。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冲突中，法军借以取胜的长炮(一种轻型远程加农炮)和射石炮在以前都是用于攻城作战的，后来才改成用来击退英国援兵。这些炮在战场上都是不能机动的。  
　　野炮是在15世纪的最后十来年里突然而又在引人注目的情况下出现的。法国军队将比较轻型的铜铸加农炮装在马拉的两轮车架上，从而成了一种野炮。这种新式法国野炮可以在战场上很快地从炮车上卸下来并作好战斗准备。就在这十来年里，法国又提出炮耳的设计原理，这样，炮就可以很方便地装在永久性的带轮子的炮架上，并可进行较为精确的瞄准和测距。在早期，人们采用在炮架的尾部下面挖坑或在车轮下面填木块等笨办法来升降炮管。  
　　 1515年9月13日至14日，法国和瑞士在法国的马里尼安进行了两天激烈的争夺战。战斗证明，这种改进后的法国野炮性能优良。法国用这种炮击败了瑞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瑞士在称霸欧洲战场一个多世纪后初次遭到这样严重的挫折，不得不立即跟法国议和。这次和平一直延续到二又三分之二个世纪之后的法国大革命时期。  
　　但是，16世纪炮兵武器的发展却没有能够跟得上轻型兵器发展的步伐。主要原因是炮兵还无法使炮既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同时又做到十分可靠，而且射程又远。人们早就知道，要使炮做到射程远、精确、破坏力(或称杀伤力)大，那末最好炮的长度必须是炮的口径的20倍或20倍以上(即炮管长度是膛径的20倍)，同时炮管的管壁要厚，以承受装药量大的炮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压力。管壁较薄的炮和装药量较少的炮弹虽然也能发射同样重的弹丸，但是，精确度和射程要打很大的折扣。因此即使是最轻型的炮，仍然很不灵便，移动很困难，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好发射准备工作。  
　　由于当时的炮具有这些缺点，因此，15世纪末，法国在野炮方面所取得的优势很快被西班牙在步兵轻武器以及步兵战术方面的惊人改良所抵消了。法国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结果在16世纪里炮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只是在攻防堡垒和海军作战中有一点用处。尽管当时的一些大的战役还都用到了炮，但在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场激战之后，一般情况下轻武器成了战争胜负中更具决定性的因素。  
　　就在这一时期，法国在炮的制造和应用技术上的优势被更能干的德国枪炮制造者和炮兵取代了。接着，西班牙人又很快夺取了这一优势。在16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跟军事科学的其它多数领域里一样，西班牙在造炮技术方面始终占据着明显的优势。  
　　炮的制造者不断对炮的新型设计、炮膛直径、炮管管壁内的厚度、炮弹的炸药装填量和弹丸重量的综合性能进行多方面的验证。结果造成炮的型号繁杂多样，使弹药的供应成了一个极重的负担，因此，炮在野战中的重要性也降低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16世纪中期前不久，西班牙王查理五世下令将所有帝国制造的炮标准化为七种型号。不久法王亨利二世也效仿西班牙，将法国炮规定为六种标准型号。但是炮的试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着，在原有标准型号基础上，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型号，不过，总算比以前更有系统更有计划了一些。(见表2)当时各国有许多炮是仿照西班牙的设计而制造的，但国与国之间炮的型号一直各不相同。  
　　到了17世纪，炮的生产技术进步如此之大，以致于在后来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炮的射程、威力以及炮的主要型号基本上没有大的改变。这时炮的改进主要限于机动性的提高，编制的改良，战术以及射击技术等方面。  
　　这一时期，炮兵武器开始组合成作为现代化炮兵原型的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长炮型，相当于现代的火炮；第二类是加农炮，即榴弹炮的原型；第三类是一种炮管管壁较薄，弹道较高的炮(根据其特性可叫做不同的名称，如射石炮或迫击炮等)，即现代迫击炮的雏型。  
　　长炮类似于现代的野战火炮，其炮管较长(约为口径的30倍)，炮弹初速较快，因此它的弹道低平，射程远，精确度较高。为使炮弹达到所需的初速，又不引起炮管爆炸杀伤炮手，因此长炮的炮管都很厚，造成炮的重量很大，机动性较差。因此大口径长炮只能用于攻城作战。  
　　第二种类型的炮，其炮身较轻较短，用来发射较重的弹丸，但射程较近。这种炮虽然牺牲了射程和精确性，却换来了较大的机动性，又不降低它的威力。这就是所谓的加农炮。它的炮管长度约为口径的20倍，大致相当于现代的榴弹炮。但是，早期加农炮的机动性甚至还不如长炮，有的实际上比最大的长炮还要庞大而笨重。  
表2 十六世纪各种炮的性能一览表 [ 注 ]  
表中所列只是象征性的近似数据，材料也不完整，且有混乱和矛盾现象  
名称  炮重(磅)  弹重(磅)  口径(英寸)  炮长(英尺)  直射距离或有效射程(码)  最大射程(码)  
第一类：长炮(炮的长度为25-44倍口径)  
艾斯梅里小炮  200  0.3  1.0  2.5  200  750  
蛇形发火器  400  0.5  1.5  3.0  250  1,000  
小隼炮  500  1.0  2.0  3.7  280  1,500  
鹰炮  800  3.0  2.5  6.0  400  2,500  
米宁轻型长炮  1,000  6.0  3.3  6.5  450  3,500  
帕萨伏朗特炮  3,000  6.0  3.3  10.0  1,000  4,500  
赛寇炮  1,600  9.0  4.0  6.9  500  4,000  
非标准长炮  3,000  12.0  4.6  8.5  600  4,000  
半长炮  3,400  10.0  4.2  8.5  850  5,000  
长炮  4,800  18.0  5.2  11.0  1,700  6,700  
特大型长炮  7,000  32.0  6.5  16.0  2,000  7,000  
第二类：加农炮(炮的长度为15-28倍口径)  
四开加农炮  2,000  12.0  4.6  7.0  400  2,000  
半长加农炮  4,000  32.0  6.5  11.0  450  2,500  
非标准加农炮  4,500  42.0  7.0  10.0  400  2,000  
蛇形加农炮  6,000  42.0  7.0  12.0  500  3,000  
加农炮  7,000  50.0  8.0  13.0  600  3,500  
大型加农炮  8,000  60.0  8.5  12.0  750  4,000  
蛇炮  12,000  90.0  10.0  10.0  750  4,000  
第三类：射石炮和迫击炮 [ 注 ]  
中型射石炮  3,000  30.0  10.0  9.0  500  2,500  
中型臼炮  1,500  30.0  6.3  2.0  300  750  
重型臼炮  10,000  200.0  15.0  6.0  1,000  2,000  

　　就象15世纪胡斯的拥护者和法国军队所做的那样，轻型加农炮可以装在马拉的四轮车架上，很容易运到战场上的阵地。最初，炮必须放在现场制作的炮座或炮架上，一旦战斗开始，炮就无法移动。后来发明了带牵引杆的两轮炮车(不久又发明了炮耳，这样不必移动整个炮身就可以使炮管升降)，这就是现代野炮的开始。  
　　粒状火药的发明加上炮管的延长，提高了炮弹的速度和射击的精确度。但是，炮管延长后，炮的重量也随之增加，这就妨碍了大型加农炮在战场上的应用。  
　　 17世纪初，聪敏的士兵显然感到需要这样一种野炮，它既要有加农炮那样远的射程和那样高的精确度，又要有14至15世纪的射石炮(见表2)那样好的机动性。荷兰率先研制成功了这样的一种新式兵器，这就是人们所知的榴弹炮。到了17世纪末，它成了欧洲各国军队标准化的炮兵武器。  
　　榴弹炮是一种炮管较短、口径较大、装在两轮炮车上的野炮。这种炮的架尾很短，因此，射角比较大，它的炮管要比长炮或火炮短而轻，比迫击炮长。这样，弹道就更加低伸，精确度也更高了。榴弹炮的优点在于它的攻击火力更强，炮身更轻，因此机动性更大。在可以用炮弹袭击和需要扫清障碍的地方，榴弹炮(跟迫击炮一样)由于弹道适宜，因此比使用加农炮更加优越。  
　　从黑火药时期一开始，人们就知道短炮管的迫击炮能以抛物线弹道发射弹体。由于迫击炮能够发射炸裂弹，它的抛物线弹道能使炮弹越过城墙这样的防御物，击中弹药库、兵营以及后备队等目标，因此在攻城作战中变得十分重要。迫击炮的主要优点是炮管短，炮管的管壁薄(可能是由于炸药装填量少的缘故)，因此重量轻，机动性大，缺点是射程短，精确度低。  
　　迫击炮的大小尺寸不一，有的很大，有的却小得只能用来抛掷手榴弹。它的炮口较大，炮管较短，可以固定在一个方形底座上。炮管与底座之间有时是固定的45度角，有时角度可以调节。17和18世纪有一种颇负盛名的炮，名叫科霍恩，1673年由巴伦·科霍恩发明，它能发射重达24磅的炮弹。还有一种重达几吨的巨型攻城炮，能发射直径10至12英寸的炮弹。

13．新的筑城攻城技术(公元1400-1700年)
欧洲十字军从拜占庭人那里学到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从而完全改变了西欧城堡防御工事和城市防卫的概念。拜占庭帝国那筑有高大城墙的城市和坚固的要塞工事，以及建有高大结实城楼的两道甚至三道同心圆式的城墙，给西欧人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那时这些东西在西欧还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因此，12世纪的西欧在城堡的建筑和城市防卫方面发生了一场巨大的革命。  
　　在后来的两个世纪里，城堡防御工事的唯一重大改进是古城堡和设防城市的永久性城墙上用石头筑成的堞眼。这些堞眼高出于城墙的顶部，这样守城士兵就可以通过狭长的堞眼直接向城墙下或城楼下的敌人射击(或者将沸腾的油或其他东西向下倾倒)，而不致遭受任何危险。但是，以前的堞眼是挂在城墙顶上的木制瞭望台或“临时围板”，因此很容易被攻城器械和射石炮发射的燃烧弹击中而彻底摧毁。  
　　经过一个周而复始的历史时期后，攻城技术又远远落后于城堡防御工事的建筑技术。人们显然已经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很少有哪国的君主具有足够的技巧、能力和财富，能够并且愿意投入大量的资源去攻克敌人十分强大的城防工事。封建军队很难长时间的待在野外从事无休止的围攻战。封建征兵制征募来的士兵一年里只有几个星期能应召作战，而雇佣军的费用开支又高得惊人，因此只好不定期地加以雇佣。当时，攻城战的胜败多半取决于城里贮藏了多少食物和水，或者取决于守城部队坚守城堡的决心。  
　　 15世纪初，黑火药兵器的问世很快改变了这种局面。新型炮对城堡的攻守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使是15世纪初原始的射石炮、迫击炮和加农炮也要比黑火药出现之前的攻城兵器威力强大得多。面对发射石弹的早期加农炮，最坚固的中世纪砖石建筑也会土崩瓦解。  
　　但是，这种局面并非出现于一夜之间。起初黑火药攻城炮只能起到提高士气的作用，还算不上是一种真正能够杀伤敌人的武器。1356年爱德华三世调用20门炮进攻法国加来城，在该城断绝了一切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仍然坚守了11个月以上的时间。1422年，波希米亚的胡斯拥护者向卡尔斯坦城堡发起进攻，他们动用了46门轻型加农炮，5门重型加农炮，其中包括1门中型速射炮(速射炮每天可以射击30次，而别的炮只有5至6次)，另外还有5架抛石机，总共发射了11000发加农炮弹，932发石弹，13支燃烧筒和大约32吨腐尸，但是城堡依旧巍然不动。最后，胡斯拥护者的士兵只得放弃攻城。  
　　但是，30年后的1453年，在突破坚固的君士坦丁堡防御设施的战斗中，土耳其炮兵集中火力攻击了不到二个月的时间，终于戏剧性地解决了战斗，从而结束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时期，那就是通过使用技术装备进行持久不懈的攻击并采用饿降的办法，设防坚固的城市不再是不可攻破的了。  
　　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时所使用的巨型射石炮也许是最有名气和最令人生畏的了。12门这样的射石炮包括1门叫做“巴西利卡”的超级射石炮是匈牙利技师厄本为土耳其苏丹设计制造的。厄本原受雇于拜占庭皇帝，后来背离出走。“巴西利卡”炮用熟铁条制成，并用铁箍加以焊接，它的炮膛直径达36英寸，发射的石弹重1600磅，射程在一英里以上，须要200人和六十头牛才能牵引。根据设计，它一天大约可以发射7发炮弹，但在打了开头几炮后，炮就炸毁了。在土耳其苏丹的大量攻城炮中，小一点的炮效能较好。其中有些炮在过了354年后对付从海上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海军中队时仍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5世纪中叶，法国将英国军队从法国北部驱逐走的最后阶段基本上进行的是一连串的包围战，法国国王利用新式炮迅速摧毁了英军驻守的要塞。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入侵意大利，他的最新式的机动炮队迅速攻克一个又一个意大利堡垒，以至于马基雅维里 [ 译者注：1469-1527年意大利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 ] 把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半岛上的推进描写成实际上是“手执粉笔”所进行的列队行进(也就是说，简直是用粉笔在地图上标出他们所经过的路线一样简单)。几年后，西班牙将领贡萨罗·德·科尔多瓦手下的一位名叫佩德罗·纳瓦罗的著名技师发明了一种攻城新技术，他们将地道挖到敌人堡垒的城墙下面，然后用黑火药将其炸毁。  
　　到了15世纪末，炮的强大威力终于使中世纪的城防工事过时了。正如人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城堡和筑有城墙的城市无法架设对付敌人炮击的大型加农炮。城墙上的轻型炮又打不着敌人的攻城远程炮，稍重一些的炮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以拖到城墙上面，但却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因为炮的后坐力会使墙基发生巨大的震动，严重影响城墙的坚固度，因此反而更容易被攻破。  
　　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城防工事的建筑技术得到了很大发展，从而使围攻战中进攻和防守的能力又趋于平衡。在这一循环变革中，起关键作用的又是炮的威力。  
　　容易被攻破的老式高大屏障式城墙和城楼被低矮而厚实的城墙取代了。新式城墙不仅足可架设护城炮，而且更难被攻城炮突破。新式城防工事筑有宽大低矮的城墙，从城墙上又延伸出三角形的棱堡。这样，护城炮就可以封锁接近城堡的所有通道。因此，当时各国都为原有的城防工事构筑了新的城墙和三角形棱堡，并尽可能给老式城墙加宽并降低高度。有的还在城堡周围挖掘了护城壕沟或护城河，壕沟边再构筑一个较低的外崖，崖边又是缓斜坡或土木工事，沿着缓斜坡的顶部再铺设一条廊道，这样城防部队就可以从一地迅速运动到另一地。护城壕沟的外崖上可以架设一些轻型炮，以对付大量的攻城炮，不使靠近。  
　　根据构筑城防工事的新理论，人们在对付敌人的围攻战时，不主张采用一般的障碍物，因为敌人不需化费很大力量就可以将它摧毁。而是构筑一条低矮而厚实的屏障式工事，用来部署有巨大威力的反击火力，这样，一开始就可以扼制住敌人的进攻。位于护城壕沟内侧的城堡壁垒上筑有宽阔的胸墙，胸墙上和胸墙后的炮火可以封锁城墙下的缓斜坡。这些壁垒只稍高于护城壕沟边的外崖，在壁垒拐角处每隔一定的距离还筑有突出在外的角度很大的棱堡，以确保在城墙隐蔽位置上的炮射出的侧翼火力覆盖城墙周围的所有地段。  
　　由于黑火药兵器的启用，战争变得日益复杂了，加之发动战争时更多地考虑了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意义，因此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注。在人们对战争理论重新发生兴趣的情况下，就需要对军事的各个方面加以认真的分析。在设计新型城防工事时，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要计算好炮火射击的角度和火力覆盖的面积，不留任何射击的死角。在中世纪的城堡中这种死角往往使攻城部队能够在城防工事的下面找到避开城防炮火袭击的隐蔽处。当时有两位比较高明的军事理论专家都是数学家，这一点是绝非偶然的。一位专家名叫尼科洛·塔尔塔利亚(1500-1557年)，他曾发表过许多有关枪炮学、弹道学和城防工事建筑学等方面的著作，另一位名叫西蒙·史蒂文(1548-1620年)，他曾于16世纪末担任摩利士 [ 译者注：荷兰将军及政治家 ] 的顾问，他特别重视使用城防炮火来摧毁攻城部队的防御工事。  
　　由于16世纪城防工事的建筑技术落后于理论，因此，当时大多数的军事著作，包括马基雅维里的《战争艺术》一书，着重讨论的课题都是在敌人突破主要的城堡壁垒后，如何构筑临时性的内部防御工事的问题。很少有哪个城市愿意毁掉旧城，又从平地修筑一条新的城墙。人们一般只好采取这样的变通办法：将炮架在旧的城堡壁垒上(这常常需要对城墙进行加固)，将原有的城楼临时改建成棱堡，另外，在一些特别关键的地段加修一些棱堡的外围简易工事和防御工事。不过，在16世纪末之前，只有安特卫普(1540年，比利时)、赫士汀(1554年)、维罗纳(1520年后，意大利)、阿弗尔(法国)和马赛(法国)等少数城市完全按新的办法重新设计改进了防御工事。  
　　新型城防工事的设计还有另一个附带的但却是重要的优点，那就是敌人很难把地道挖到城墙下面，因为地道必须掘得很长，挖地道的人很难吸到新鲜空气。挖掘地道的另一个不利因素是，黑火药的代价昂贵。在可以挖掘地道的时候，通常采用崩坍的办法而不是爆破，这正好又回到了古代采用烧毁地道坑木使城墙倒塌的办法。  
　　新型城防工事的出现，必然会刺激人们去努力改进攻城技术和方法。在进攻与防守这两个方面，围攻城堡的方法变得更加高明，组织更加周密，以便跟上新的科学的城堡防御工事的发展步伐。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这些进攻和防守的方法超过了枪炮技术的发展速度。当然，这两者的差距本来并不很大。当时必须寻找一种比较安全的办法，把进攻城堡需要的炮和轻武器尽可能送到离城防工事较近的位置上，以便充分发挥武器的火力。攻城用的老式弹盾和塔架已经不适于对付城防用的黑火药兵器的袭击。为此，攻城部队不得不求助挖掘壕沟的办法。在远程长炮的掩护下，攻城部队的工兵和步兵对准城堡防御工事中可能比较薄弱的地段挖掘壕沟，当挖到炮火可以打到城防工事的外崖时，便在宽而浅的壕沟前面迅速筑起一道厚厚的土墙，作为放置攻城炮的工事。然后在夜幕笼罩下，将重炮推进炮阵，向敌人发起猛烈的炮轰。在炮火的掩护下，壕沟不断向前延伸，直到炮兵和步兵联合发动进攻，制服城防工事壁垒上的防守部队。这时，攻城炮继续向前推进，集中火力轰击敌人的主城防工事。  
　　 16世纪末以前，掘壕攻城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然它比17世纪沃邦的技术改进还是要原始一些。用来对付高度戒备的城防部队时，挖壕是一项费时、费力、费钱、还要流血牺牲甚至几乎是不忍心采用的攻城手段。16世纪时的城堡如果有足够的食物和弹药储备，那末就象13世纪时的城堡一样坚不可摧。不过到了16世纪下半叶，围攻城堡又变成了象两个世纪前那样慢吞吞而又煞费苦心的一件事情。战争重新成了一连串的城池攻守。鉴于部队的机动技术、过分的自信或者后勤供应的压力等方面的综合因素，有时也会促使双方军队跑到野外来面对面地打上一仗。  
　　新的城堡防御工事以及对付它的攻城手段的进步，极大地刺激了古罗马时代以来在欧洲早就基本退化了的野战防御工事的构筑技术。不过首先还是由贡萨罗·德·科尔多瓦领导的颇有远见的西班牙士兵促进了野战防御工事的发展。显然是他最早认识到野战防御工事与新式轻型黑火药兵器相结合的潜在威力。后来，佩德罗·纳瓦柔和帕尔马·亚历山大也效法贡萨罗·德·科尔多瓦，使西班牙高超的工程技术和野战防御工事的构筑技术成了西班牙在整个16世纪期间取得军事优势的主要因素。  
　　摩利士(见第16章)对攻城战作出了长期而实际的贡献，他对炮的口径实施了标准化，从而使杂乱的炮种分门别类井然有序。他采用集中式弹幕射击的方法来对付小段围廊式防御工事，然后在城防工事上打开突破口。他还采用很长的攻城壕沟来掩护移到攻城阵地上的火炮。虽然荷兰地区土壤潮湿，但在条件许可时他也用过挖掘地道的办法来进攻城堡。对于攻占了的城池，他并不提出苛刻的条件。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因此大大减少了掠夺和抢劫的现象，这就促使被围军民更快地放下武器，因而他的做法常常缩短了攻城所需的时间。  
　　法国技师塞巴斯蒂安·戴·沃邦曾在攻城技术和城防工事的构筑技术的发展上作出过最为突出的贡献。由于他的努力，只配备有前装式兵器和黑火药的军队在城堡的攻防能力上达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路易十四的国防大臣弗朗索瓦·路瓦易的指挥下，沿法国北部边界构筑了一系列城堡，充分配备并储存了军队所需的各种军用物资。这种沃邦-洛弗易斯的设防体系只是部分地用于防御，主要是为联合兵种提供进攻的基地——一种设防的兵站体制。沃邦总共构筑了33个新城堡，又对另外的300个旧城堡进行了改建。任何一个这样的城堡都可以作为行进中的军队基地，那里保证可以得到包括重炮武器在内的一切军需物资。而对敌人来说，要想一个接一个地攻克这些城堡则是极其棘手的事情。  
　　还是这个沃邦，创造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攻城体制，他把攻城作战变成了一种技巧和科学。进攻的最终目的一方面是要用攻城炮火在城墙上打开突破口，并扫清攻城道路上的障碍物，以便步兵纵队顺利出击，另一方面还要使步兵能够不等炮火打开敌人城墙上的突破口，在壕沟里的炮火掩护下向城墙发起攻击。在后一种情况下，进攻前通常先用大量柴捆(细树枝或灌木柴捆)填没护城壕沟和护城河，然后攻城士兵在炮火和轻武器的掩护下越过护城河爬上城墙。  
　　在沃邦的攻城体制中，他创造了一种逼近敌人城堡的格式化的方法。先在离敌人城防工事600至700码的地方挖一条战壕，这条战壕跟选定的突袭点的防御工事走向平行。这样就可以防止城防部队的纵射炮火对整个战壕的袭击。战壕与城堡之间的距离是固定的，它接近于当时进攻或防御火炮的最大有效射程。在挖好第一条战壕后，在它的前面再构筑一个土木工事，用来保护部署在那里的攻城炮。然后在这些炮火的掩护下，攻城工兵开始向城堡挖掘“坑道”或进攻战壕(这就是军事上“坑道兵”一字的由来)。这些坑道跟敌人的城防工事总是构成一定的角度，以“之”字形盘旋向前，其目的也是为了减少敌人纵射炮火袭击的机会。坑道兵将装满泥土的篾筐和柳条篮放在带轮子的车上，在坑道里推着走，这样可以避免敌人炮火的直接射击。  
　　当进军通道离敌人防线约300码时，开始挖第二条平行战壕，放置新的攻城炮。攻城炮从这里以猛烈的炮火将守城部队从壁垒上赶走，压制住敌人的炮火火力，并开始在城墙上轰击出突破口。这时如果可能，守城部队会以有限的反击力量出击，以阻止构筑第二条平行战壕，并设法毁坏或“塞住”攻城炮。(塞炮是用尖铁、钉子或刺刀塞进炮的火门，使炮不能使用，如要使用必须将塞物取走。)攻城部队必须随时准备对付守城部队的这种出击，因此在平行战壕里始终要保留一支很强的步兵来保护自己的炮和炮手。  
　　如果守城部队死守阵地，而攻城部队感到从第二条平行战壕发起攻击不能取胜，那末就要将坑道继续向前掘进。这时攻城部队要对付守城部队轻武器火力的威胁，但可得到自己第二条平行战壕的炮火掩护。新的坑道一直要挖到离城墙底下的护城壕沟或护城河几码远的地方。在那里修筑第三条平行战壕。当攻城步兵的火力使守城部队无法进入壁垒上的阵地时，攻城炮队便进入第三条平行战壕，向城墙进行近距离炮击。有时他们也采用改进了的坑道挖掘技术，它既利于攻倒城墙，也可使小股攻城部队进入敌人城防工事的里边，然后再跑出来投入战斗。当然守城部队往往也会利用对抗地道来对付这种地道攻城手段。  
　　通常从第三条平行战壕进行一、二天炮火轰击后，就可以从城墙上打开突破口，如果敌军尚未缴械投降，那末就发起攻城突击。  
　　 18世纪的主要作战形式是阵地战，因此，城堡象雨后春笋般地遍布整个欧洲。作战的主要对象是设防的城堡要塞、仓库和一些重要据点。攻占要塞有一套刻板的程序可依。同样，何时以及如何不失体面地投降也有固定的章程可循。  
　　从15世纪后期发明青铜加农炮到19世纪淘汰滑膛前装炮这段时期里，炮的设计并没有很大改进，但沃邦的防御工事构筑技术和攻城技术却一直延用到了19世纪的中期。

14．西班牙方阵和大帆船(公元1500-1600年)
一般来说，是西班牙人，特别是他们的伟大的将领贡萨罗·德·科尔多瓦，最早懂得了火绳枪在作战中的巨大作用。16世纪初将法国人驱逐出意大利南部的这场重大战役中，火绳枪是他们使用的主要兵器。由于西班牙人积极启用轻兵器，在改进轻兵器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同时，为了提高这种新兵器的效能，努力尝试建立一种新式战术队形，因而开创了西班牙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独占军事优势的新纪元。  
　　在这个兵器发展的时期里，由于火绳枪和滑膛枪在装弹时，士兵容易受到敌人的袭击，使兵器的效能大受影响，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负责作战指挥的军事将领在协调联合兵种作战时遇到一个很大的课题。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步兵轻兵器的威力，军事指挥官在战术技术上进行了各种试验，包括骑兵突击行动，骑兵用轻兵器出击，炮轰，长矛冲击和构筑野战防御工事等等。  
　　中世纪由三个“战斗大队”或密集的骑兵和步兵方队组成的作战队形一直延用到了16世纪初期。但是，这种作战队形特别容易遭受敌人的火枪和炮火的袭击而溃散。为此西班牙人首先对这种队形进行了周到细致的试验和改进。  
　　野心勃勃的西班牙君主在对西半球广阔地区的窥探、征服和殖民活动中，一直致力于确立它的制海权。他们跟法国和土耳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又支持在欧洲各地建立哈布斯堡帝国的事业，这一切对西班牙薄弱的人力资源带来了无法承受的压力。就象早期的马其顿和蒙古曾经昙花一现式地称霸于世那样，西班牙这一幅员窄小的国家在世界上的一些地方也产生过颇大的影响。当然，它的结果也是一样，它在地球上耀武扬威了不到一个世纪之后便一天天地衰亡了。  


步兵的战术  
　　 15世纪末，在支持那不勒斯的国王反对法国的战争中，贡萨罗·德·科尔多瓦首先认识到并充分发挥了轻兵器的威力。也许是他发现了黑火药兵器最重要的一种战术功能：即火力是大大加强防御力量的倍增器。无论怎样说，是他第一个利用了这个新发现。他将火绳枪士兵部署在堑壕中，以守卫广阔的正面阵地，因而节省下许多兵力，使他能够用更多的部队来对付、机动制胜并击败数量比他大得多的法国军队。他还设法解决了15世纪的一个基本步兵作战课题：即如何保卫野外作战中正在装子弹的火绳枪手的问题。他把火绳枪手与长矛兵混合编在一起，长矛兵为火绳枪手提供了可靠的保护，并利用进攻突击使火绳枪手的轻兵器火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贡萨罗·德·科尔多瓦在1505年那不勒斯取得的经验基础上，经阿拉贡王国 [ 译者注：西班牙东北部 ] 的斐迪南二世批准，将他的军队编成20支部队，称为纵队。每个纵队有1000至1250人(混合编有长矛兵、戟兵、火绳枪手和剑盾兵)，这些人又编为5个连。这就是自从古罗马步兵中队这种编队形式淘汰后，根据兵器使用的有关理论在西欧建立起来的第一种正规的战术编队。这种纵队从它的实际作战任务来看，相当于现代军队中的营和团，它由纵队司令或上校负责指挥。  
　　在后来的20年里，西班牙人逐步采用了一种称为步兵团的编队体制，来代替中世纪老式的“战斗大队”。最初，每个步兵团由数量不等的几个纵队组成，最后标准化为3个纵队。这样每个步兵团总兵力为3000多人。当步兵团成了西班牙军队的标准编队时，剑盾兵和戟兵便消失了。代之以长矛兵和火绳枪手组成的步兵团或称“西班牙方阵”。在16世纪的一段时期里，这种军事体制统治了整个欧洲战场。在兵器技术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趋向，西班牙方阵中包括着数量相等的火绳枪连和长矛连，但是一个熟练的火绳枪士兵每月最多可挣四个埃斯库多 [ 译者注：葡萄牙货币单位 ] ，而长矛兵最多不会超过三个埃斯库多。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军队曾经威震一时。其原因正是它采用了西班牙方阵这种军队体制的缘故。战场上长矛兵排成密集的三个横队，每个横队正面为50至60人，纵深为20列。在四个边角上是排成密集方队的火绳枪士兵。这种坚固而具有机动能力的密集队形其宽度约为150米，纵深100米。在方阵的四边外侧各排列着一列火绳枪士兵，还派出一独立的分遣队从事小规模出击。  
　　由于西班牙纵队作战思想的成功，不久法国也模仿组成了地区性的常备部队。它起初称为军团，后又改为团，每个军团由6个大队组成，每大队1000人，其中包括600名长矛兵，300名火绳枪士兵，100名戟兵。  
　　随着法国军团和西班牙方阵中火枪兵对长矛兵的比例逐步增加，出现了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新战术：后退装弹战术。这是一种作战时士兵运动的方式，即列队的火绳枪或滑膛枪士兵在进行齐射后，沿着排与排之间的空隙，一列接一列地依次退到后排装子弹。在使用滑膛枪时，要保证射击火力的不间断，一个战斗编队至少要有10个横列。人们不清楚这种编队究竟最早始于何时，但是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燧发枪问世并逐步得到完善时，这种战术仍然是弥补火枪发射速率太慢这一缺陷的主要手段。由于后退装弹能够保证周而复始地不间断射击，因此在野外进攻与防御作战中可以十分方便而有效地大量使用火绳枪士兵和长矛兵。而且，这种战术还使长矛兵编队所特有的纵队战术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  
　　无论西班牙的长矛兵、火绳枪士兵还是滑膛枪士兵都具有沉着镇定的战斗精神，受过良好的训练，因此他们能够在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初期称霸于欧洲战场。16世纪前，西班牙兵团跟瑞士方阵不同，尽管它在当时来说成效最为卓著，但只不过是一种带代表性的战术体制，而不是最具特色的战术体制。跟别的战术体制相比，它并没有采用具有更大杀伤力的新式兵器，相反，它的对手都使用或者迅速采用了能大大提高当时兵器杀伤力的新战术。西班牙步兵团取得成功的根源在于作战技术和作战形式的进步，在于单兵和集团作战的常规技巧的缓慢改进，在于作战指挥管理的一套既定程序的改良。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军队远离故土，远离已经开始动摇西班牙国力的国内衰败环境，在同样的旗帜下，并在为同样事业而战斗的口号下，经受了多年战争的磨炼，终于成为欧洲一支出类拔萃、战技不凡的军队。西班牙的老兵跟瑞士兵一样能够吃苦耐劳，而且是一样训练有素的多面手。他们具有同样坚定的自信心和集体主义精神，而且他们的指挥(控制)体制更为优越。  
　　 16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军队采用了一种较重的轻武器——最大射程为300码的滑膛枪，目的是想努力加强它的步兵战斗力。虽然这种火绳式滑膛枪是一种结构简单的枪械，但实际操作却相当复杂，光是装填弹药就有大约90个不同的步骤。这种滑膛枪必须支在木叉架上进行射击，装弹和射击比火绳枪花的时间更长，这样，原来已经相当复杂的操作和装弹训练就变得更加繁琐了。由于枪体要用木叉架支撑，因此操练的安排更为复杂，造成发射速率很低。滑膛枪在发射以后，士兵光是移动木叉架就要做大约15个动作，然后才能开始换装弹药。换装弹药究竟需要多少次动作取决于计算动作的方法。譬如，把子弹从弹盒里取出来可以算作1个动作，也可以说是4个动作：打开弹盒，取出子弹，放到嘴里，关上弹盒。为了确保训练和操练时特别是紧张的战斗中动作的正规化，每个简单动作都要分开练习并十分重视。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改进滑膛枪并减轻了它的重量、提高了它的发射速率之前(参见第16章)，它最多每三分钟可以射两发子弹。但是，由于滑膛枪在射程、精确度和冲击力方面大大优于火绳枪，因此人们并不在乎它发射速率较低的缺陷。到了16世纪末，滑膛枪基本上代替了火绳枪，成了欧洲步兵使用的基本兵器。  


使火枪适用于骑兵作战  
　　上个世纪，瑞士方阵所用的长矛、英国的长弓以及胡斯拥护者的马车牵引的射石炮，都曾使重骑兵发生过很大的变化。随着轻型火炮的扩大使用，重骑兵变得更加不能适应作战的要求了。为了保持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较强的突击力量，人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尝试，其中包括增加轻骑兵的比例和改进黑火药轻兵器使之适用于骑兵作战的需要等等。  
　　由于上述努力，16世纪初，人们制造成功一种骑兵用的小而轻的火绳枪。理论上，这种手枪的雏型一只手就可使用。但由于操持粗陋的火绳动作比较复杂，实际上要同时用二只手才能射击。骑兵火绳枪手通常既要掌握射击技术又要具备熟练的马术。但一般来说，他们很难做到两者兼优，因此往往手忙脚乱的配合不起来。大约到了1515年，发明了转轮式点火开关。这种点火开关虽然造价昂贵，使用起来更加娇气，而且在步兵中一直没有用来代替较为可靠的火绳点火装置，但是它却能使骑兵用一只手进行射击。为了保证少量的不间断火力，骑兵通常备有三支手枪，两支放在枪套里，一支插在右靴里。在三支手枪都射击完毕后，骑兵或者放下最后一支手枪，拔出剑来继续战斗，或者下马重新装弹——装弹必须两只手同时进行操作。  
　　在这个兵器试验时期，德国建立了一支配备有新式转轮手枪的重骑兵。起初他们穿锁子甲，后来改为头盔，胸铠和一直套到大腿的笨重皮靴。冲锋时，他们排成由一些不大的密集纵队组成的横队。每个纵队由几个横排组成，纵行之间相隔约两匹马的距离。当他们接近敌人时，前排士兵把所带的三支手枪全部射击完毕，然后，突然转弯180度向后跑去。这就称为“半旋转”战术。当他们跑到自己一行的最后一排位置上装弹时，最前面的一排骑兵也开始按步就班地前进、射击，然后转弯向回跑。通常“半旋转”战术是在骑兵全面向前推进之前采用的。要顺利地运用这种作战方法相当困难，很容易遭到敌人骑兵反冲锋的破坏。  
　　德国雇佣军在改进黑火药兵器使之适合骑兵使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由于德国骑兵通常披着黑色盔甲，使用的武器也带黑色，因此他们最初被称做“黑色骑士”，后简称骑士，通常用来称谓16世纪的德国雇佣骑兵。  
　　虽然16世纪下半叶德国在骑兵采用黑火药轻兵器方面最初处于领先地位，但不久法国骑兵夺取了它在欧洲的优势。法国重骑兵通常排成很长的横队，快速向前冲锋。横队的纵深只有二至三个横列，他们先用手枪开道，然后挥舞马刀实施突击冲锋。到了16世纪末，大多数欧洲国家的骑兵都装备了黑火药轻兵器。唯一例外的是西班牙和波兰的长矛兵。西班牙长矛兵是一种阿拉伯-摩尔人的轻骑兵，附属于重型手枪队。而波兰骑兵更是完全避而不用黑火药轻兵器，仅仅依赖轻重骑兵的突击作用和长矛的作用，而且基本上是相当成功的。  


古希腊罗马战船的没落  
　　 16世纪的海军作战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随着海军炮火潜在威力的充分利用和发挥，延续使用了2000多年的古希腊罗马战船时代遂告结束。尽管这种战船后来又在地中海区域活跃了一个多世纪，但装备有舷侧炮的新型战船时代已经开始。古希腊罗马战船成了新型战船的辅助船。  
　　从公元前450年希腊的萨拉米斯海战到公元1571年的勒班托海战期间，海军战船和海军战术的变化很小。海军作战的目标是撞毁或攻占敌人的战船。勒班托海战时不太坚固的战船跟布匿战争时的战船相比并无很大的差异。这些战船又长又窄，只有一层甲板，长度约为150英尺，最大宽度为20英尺，由54支桨推进，每边各27支。船上还装有二至三个三角帆，用来让划手得到轮换休息，或者在顺风时加快船行的速度。每支桨配有4至6名划手(通常是奴隶)。在基督教徒使用的战船上，划手通常可以用弹盾来保护自己，而土耳其人则根本不考虑用什么办法来保护战船上的奴隶。每艘战船上的船员总共约有400人，包括划手、水手和一个作战士兵分遣队。勒班托海战时，基督教徒的战船船头装有五门小型加农炮，稍小一点的土耳其战船只装有三门。在船头前面吃水线的上方伸出一个金属撞角，长约10至20英尺，用来撞击敌船。  
　　在勒班托海战时期，还有两种类似古希腊罗马战船的重要变型船。一种是土耳其帆桨两用小战船，它是仿照早期拜占庭帝国的一种战船制造的。其船体较小，但速度更快。船上有18至24名划手，船员共约100人。另一种是地中海另一侧的威尼斯人用的三桅帆装战船。它比古希腊罗马战船大一倍，因此船速较慢，但威力更大，适航性更强，装载的士兵更多。这种战船并不是地中海的快速古希腊罗马战船和北欧的新式多门加农炮桅帆战船的一种十分成功的折衷产物。三桅帆装战船装有50至70门炮，但其中大部分是鹰炮或用来杀伤人而不是击毁敌船的小炮。  


黑火药和桅帆战船  
　　直到16世纪中叶，象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战船一样，北欧的桅帆战船也是作为载运士兵的浮动堡垒或战台而用的。它的任务是跟敌船上的敌军交战。海战跟陆地作战的打法基本相同。当双方战船进入弓箭或轻型加农炮的射程范围内时，战斗便开始进行。在战斗进行到高潮时，一方的士兵就攻上敌船并将其俘获。当时的战船基本上仍是由“圆形”商船改建的。船的长度勉强是船宽的两倍。黑火药出现后，在战船的船头和称为船楼的高层建筑的后面，以及沿上甲板的栏杆等位置均装备了轻型加农炮，从而延长了战船的作战距离。为了避免战船倾覆的危险，在船上和甲板上均不设置重型加农炮。  


西班牙大桅帆战船的出现  
　　 16世纪初，战船上开始设置“舷窗”。这是开在船侧的窗口，上面有用绞链开启的窗盖，这样，不必从船边吊装而通过窗口就可以很方便地给船装卸货物。英国造船家运用这个思路，设法使加农炮从船的下甲板进行射击。这样，舷侧炮便告问世。它的重量正好安全地分布在它的重心下面。西班牙立即步英国的后尘，建造了一种长约100英尺、宽30英尺的战船，称为西班牙大桅帆战船。它跟古希腊罗马战船一样，是专门为海军作战而设计的。它的船身趋于狭长，在吃水线上方有个较低的撞角，用来冲撞敌船。这种战船有三个桅杆，上面装有横帆。船头船尾建有船楼，水线以上的船体装有许多门轻型加农炮。在主船体上有一排大型加农炮，这样，海战的初始阶段就大大延长。但如果不能对敌船作猛烈的冲撞，并象早期海战那样士兵登上敌船，进行一场短兵相接的搏斗，那末战斗就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西班牙大桅帆战船，跟古希腊罗马战船不同，它具有远距离海上航行的适航能力。其主要缺点是它的行驶主要受风力的支配。由于新式战船比老式圆弧形战船机动性更大，索具也有了改进，因而它可以“逆”风驶行，这样，上述缺陷部分地得到了弥补。  
　　不久，英国人认识到舷侧炮的应用有可能改变海军战术，因此越来越重视发展适合装备远射程炮的战船而不再注重攻占敌船这种作战方法了，结果，位于战船头尾的船楼变得越来越矮，船头上的撞角也很快取消了，重型炮的比例也有稳步增长。不过，西班牙的战船还依然保留着船头上的撞角，杀伤人员和摧毁敌船的两种火炮的数量继续保持平衡。他们仿照英国，降低了船头上船楼的高度，但船尾的船楼仍然造得很高，并在上面设置了敌人难以对付的轻型炮组。  
　　西班牙人仍然把他们的战船看作是主要用来携带陆军的海上浮动堡垒。与此相反，英国人则不愿浪费船上的舱位和人力来装载不懂海战的陆地部队，他们将水手训练成能够离开炮位或者攀下帆缆，操起长矛或短剑，强行登上敌船或者竭力把自己舰上的敌人赶走。  
　　这些就是各国海军战术理论的区别，他们导致了英吉利海峡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海战，在这次海战中，英国海军击败了西班牙无畏舰队，开创了海军作战史上桅帆舷侧炮战船的新纪元，并标志着英国谋求制海权的开始。  


海军强国的出现  
　　 16世纪前，海军战略基本上是依附于陆地战略的。16世纪初，葡萄牙的阿丰索·德·阿尔布奎尔寇最先表明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要让海军远涉重洋，为本国攫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他在印度洋沿岸建立起一个海军基地网，使葡萄牙得以控制其海上航线和海岸线。而西班牙人似乎从未象葡萄牙人那样清楚地认识到海军力量的重要性。不过，在16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他们也利用海军巩固了对西半球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并控制了大西洋和西太平洋的海上航线。  
　　西班牙的海军基地以及西班牙对重要海上航线的控制意味着什么，对于象弗朗西斯·德雷克那样的英国海军将领来说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德雷克确信采用桅帆舷侧炮战船的新战术使他和他的同胞取得了对西班牙明显的海上优势，因此，他比别人更加尽力精心策划发起了一连串的海战，从而使英国实现了它的海上霸权。

15．战列舰：黑火药兵器支配海洋(公元1550-1800年)
英国对西班牙海上霸权的挑战  
　　在西班牙称霸于欧洲陆地战争，并寻求海上霸权的一个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不列颠诸岛正处于亨利八世和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之下。在他们当政期间，曾为建立大不列颠海上帝国奠定了基础，刺激了英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开创了英国皇家海军发展的新时期。不列颠岛国的劲敌是当时称霸于海洋并垄断着最有利可图的殖民地贸易的国家——西班牙。  
　　但是，16世纪期间英国跟法国时有摩擦，这与法国经常卷入一些重大的内外冲突有关。法国曾先后企图于1545年和1546年两次在英国海岸登陆，从而导致亨利八世在他当政快要结束的几年里，实施了一项细致周密的海军建设计划，这就是近代英国皇家海军的真正开始。  
　　伊丽莎白执政后(1558-1603年)，她的基本国策是避免卷入欧洲大陆上的重大战争，但暗中却不断向欧洲大陆派遣小规模的远征部队。在她当政期间，英国和西班牙的敌对状态达到了高潮。在荷兰反抗西班牙的长期叛乱中，英国经常派分遣部队予以支援，最终叛乱取得了胜利。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他作环球航行的时候(1577-1580年)，曾对西班牙殖民地圣多明各、卡塔赫纳和圣奥古斯丁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掠夺，并对西印度群岛的居民进行威胁恐吓。这十来年中，由于英国和西班牙在公海上、在南北美洲以及在荷兰的暗中争斗，终于酿成两国之间正式公开的敌对行动，从而开始了举世闻名的西班牙无畏舰队的远征。  


西班牙无畏舰队  
　　 1585年，西班牙天才的海军将领圣克鲁斯侯爵阿尔万柔·德·巴赞建议派一支海军远征舰队入侵英格兰。经菲利普二世批准，于1586年3月命令西班牙驻荷兰军队总指挥帕尔马公爵(当时的一位伟大军事家)作好准备，于次年让其部队由圣克鲁斯侯爵的舰队护送去英国。当英国德雷克爵士得悉西班牙海军正在积极筹划这次远征时，于1587年春将一支拥有23艘战船的舰队派往西班牙加的斯。这支舰队摧毁了大大小小33艘西班牙战船，在返回英国时又袭扰了西班牙港口圣文森特角 [ 译者注：今葡萄牙境内 ] ，摧毁了里斯本的港口设施，并在亚速尔群岛俘获一艘西班牙珍宝船。  
　　尽管西班牙倾全力以恢复这次战争的创伤，但毕竟将其原计划推迟了一年。远征尚未准备就绪，圣克鲁斯侯爵去世。他的死也许是英国暂时避免了这次西班牙入侵的最重要原因。不久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阿朗索·佩里斯·德·格茨曼接替了圣克鲁斯侯爵的职位。他是个勇敢而富有才华的人，但缺乏高级军事指挥的经验，对海军作战更是一窍不通。海军上将迪戈·德·瓦尔德茨担任副总指挥，而帕尔马公爵则负责远征军抵达荷兰后的全面指挥。  
　　当然，英国已经知道西班牙试图再次入侵的严重危险。1587年12月21日，伊丽莎白女皇任命埃芬厄姆勋爵霍华德为舰队总指挥，德雷克作为英国的主要海军将领和下议员被任命为舰队副总指挥。霍华德在海军作战上经验也不多，因此依赖德雷克和别的优秀海军将领服务于他。  
　　 1588年5月，西班牙无畏舰队由里斯本出发，途中因遇大风暴，在拉科鲁尼亚停泊避风，同时修理一些不适航的战船。7月12日，舰队离拉科鲁尼亚继续前进，19日 [ 注：这里引用的日期采用的是西洋旧历，因此跟加勒特·马丁利所著的《西班牙无畏舰队》(1959年波士顿的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人所熟知的描述日期相差10天。 ] ，在利沙海角附近海面被英国侦察船发现。西班牙无畏舰队共由130艘战船组成，其中包括20艘西班牙大桅帆战船，44艘武装商船，23艘运输船，35艘小战船，4艘三桅帆装战船和4艘古希腊罗马式战船。全舰队共有8500名水兵和奴隶划手，19000名士兵。战船上总共装有2431门炮，其中1100门为重炮(包括约600门长炮)，其余为加农炮，用来对付敌舰的轻型炮，这种炮是根据陈旧的海军战术中需要进行白刃战而设计的。  


英吉利海峡之战  
　　由霍华德勋爵统帅用以对付西班牙舰队的英国海军包括：由他自己指挥的一个海军中队，34艘战船，驻普利茅斯；德雷克指挥的一个海军中队，34艘战船，驻普利茅斯；伦敦海军中队，30艘战船；以及由亨利·西摩勋爵指挥的另一个海军中队，23艘战船，驻东英吉利海峡道恩港附近。此外，还有大约50艘其它不同类型的战船，上面装备了少量的大炮，它们大多是运输供应船，在后期参与了少量的作战行动。英国舰队的主要船只总共装有1800门重型加农炮，其中大部分是射程较远的长炮。  
　　 7月21日两国舰队在普利茅斯附近首次交战。英舰在航行速度上和炮的射程上都超过了西班牙。在英舰远程炮轰击下，一艘西班牙战船被击沉，全舰队遭到重创，损失惨重，7月23日，双方在德文港附近海面再次进行一整天交火，双方差不多耗尽了弹药，但都没有给对方造成重大伤亡。到了25日，英国舰队得到了足够的弹药补充，但西班牙没有补给机会，不得不放弃预定在怀特岛登陆的计划，改道前往法国加来，希望能从帕尔马补给仓库得到弹药的补充。  
　　这时，只剩下124条战船的西班牙舰队在加来港附近海面停泊了下来。而英国霍华德的4个海军中队共有各种类型的战船136艘。他把大部分舰只停泊在西班牙战船的炮火射程以外的海面，而自己还有少量舰只的炮火可以打到西班牙的战船，对此感到满意。他知道，如果他的舰只不靠近西班牙战船，那末就不可能重创它们，但是，如果靠得很近，西班牙士兵就可以设法攻占英国战船，因此，他不愿意冒这个危险。这时，帕尔马也无法前来支援西班牙无畏舰队，因为他被荷兰舰队严密封锁在布鲁日 [ 译者注：今比利时境内 ] 。  
　　 28日黎明前，英军派出几艘火攻船袭击西班牙舰队。当英舰驶向西班牙舰队总指挥梅迪纳·西多尼亚的舰只时，他命令砍断锚缆。他打算等危险过后再回到这抛锚地。但是，他的下属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变得惊慌失措，舰队顶着逆风无法靠到一起，只好以散乱的队形向北漂去。英国战船紧随其后，以十分贴近的距离向着暴露的西班牙战船进行了持续一整天的袭击。英国舰队始终占着上风位置，几条舰集中在一起，用舷侧炮轮流发射的办法攻打西班牙的孤立战船。尽管西班牙人奋力战斗，但因缺少重型炮弹而无法进行有效的还击。他们的轻型炮和火绳枪根本敌不过英国人的长炮和重型加农炮。西班牙战船受到严重创伤，士兵大量伤亡，不过没有船只被击沉。快到天黑时，英国人开始包围西班牙战船，并把它们分割开来，攻占受伤最重的舰只。他们总共俘获16条西班牙战船，其余舰只由于突然刮起海上风暴而得以死里逃生。  
　　梅迪纳·西多尼亚原计划让西班牙舰队到敦刻尔克和布鲁日进行修整，补充弹药并跟帕尔马舰队汇合，但由于风向不顺，无法进港。他不愿冒险顶着逆风驶向荷兰海岸，否则将导致当时实际上已经解除武装的战船暴露在英国舰队的舷侧炮火之下。因此他决定环绕不列颠岛，经欧洲北海返回西班牙。直到8月2日，西班牙舰队才勉强集结了起来。接着粮弹也显不足的英国舰队也集结返回基地港。  
　　 8、9两个月，一方面由于大风暴的袭击，更严重的是饥渴的煎熬，西班牙舰队在返回途中吃尽苦头，成千士兵死亡，损失巨大。出发时130艘战船，9月份只有63艘零零落落地回到了西班牙港口。其中被英国舰队俘去18艘，19艘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遇难，另30艘下落不明。  


英国海军战术的发展  
　　在跟西班牙进行的海战中，英国海军将领创造性地运用了海军作战火力，从而说明17世纪初英国在海军战术上遥遥领先于它的所有对手。令人奇怪的是，它的所有对手，甚至包括深受其苦的西班牙和聪明能干的荷兰，似乎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国取胜的秘密在于强大的舷侧炮火力。或许英国取胜的关键也在于它在航海技术上的优势，不过，英国决没有垄断这项技术。  
　　 17世纪初叶，射击技术的一项重要革新是用绳子来制止火炮后坐，使得从炮门起，相当一段炮身留在船舱内，这样就可以很容易地装填弹药。而过去，为制止炮身后坐，炮被紧紧固定在船的舱壁上，炮管伸出船外，因此装填弹药相当困难。在激烈战斗中，简直无法进行。  
　　英国海军的基本战术是以五艘舰为一组，每次只有一艘战船用舷侧炮向敌舰射击，其余各舰忙着装填弹药。一艘舰射击完毕后第二艘射击，一艘接一艘依次进行。由于妥善解决了火炮的后坐问题，因而提高了舰炮的射击速率，实际上使火力提高到原来的五倍左右。  
　　根据这个经验，英国的罗伯特·布莱克正式确立了舰队纵列这一战术思想，即作战时将所有舰只以一定的间隔排成一个纵队。这种队形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舷侧炮火的威力，同时海军指挥官也可根据自己的作战意图对井然有序的舰形实施最有效的作战指挥。  
　　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分布在海面数英里的大量战船，就会在海军战术和航海技术的结合方面造成极大的问题。当时的海军虽然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旗语，但是在一个世纪之后，旗语已经相当成熟的时候，海军指挥官仍然很难将准确的命令传达给他的下级。即使利用旗语可以把他的命令准确而又迅速地发出去(这两方面实际上都做不到)，但距离、雾气、硝烟以及作战时的混乱状态统统会使旗语变得靠不住。为此，英国海军研究了一种战斗指令，为处理战斗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偶然情况，规定了一套通用易懂的条令式规则。这套指令经过海上试用，并在发生海战前由一位海军将领向其下属进一步提出了一些详细的规定，扩充了内容。但是，每次海战的情况不可能完全一致，不同的敌人打仗的方法也不都相同，作战中不断发生新的偶然情况，因此这套指令无法把它们一一包括进去。  
　　这时出现了两种海军战术思想派别。两种派别都主张舰队在进入战斗时采用纵队形式，努力抢占上风位置，这样就可以根据战斗进展情况来决定是否逼近敌舰还是避开敌舰。但是一旦投入战斗，两派在打法上就发生分歧，简单来说，分歧有如下几个方面：  
　　 “正规”派主张在取得海战全胜之前或者除非取得了海战全胜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始终保持舰队纵列的队形。战舰应尽可能逼近敌舰再开炮，同时后面的战舰必须紧随前面战舰的航线，这样指挥官可以随时掌握各舰的位置，一旦需要就能令其一起撤出战斗。  
　　 “混战”派则主张舰队总指挥应相机派单个海军中队和战舰指挥官离开舰队阵线，以密集炮火轰击敌舰队中明显易于击毁的船只。“混战”派往往依赖下级指挥官的判断力和经验，发扬皇家海军的传统战斗精神，尽量利用这种战机，因为在当时向所属各舰迅速而充分地传递命令，显然是很困难的。  
　　到了17世纪末，两派主张都得到了验证，结果各有成败。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正规”派得势，而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欧洲大陆的挑战  
　　好战的荷兰总是在战术上紧步英国的后尘。尽管他们仿效过英国的舰队纵列作战队形，但实战中总是宁肯采取攻占敌舰进行短兵相接的打法。在航海技术方面，荷兰的海军主将(特朗帕斯兄弟和戴吕泰尔)可以跟英国最好的将领媲美。他们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挑战不仅是强有力的，而且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但是英国人并不甘愿认输，由于他们在炮火的威力上保持着明显的威势，因此还是取得了微弱优胜。  
　　到了16世纪80年代，当英国在跟荷兰的残酷战争中胜利地再度得势时，法国也靠实力登上了争夺海上强权的舞台。法王路易十四采纳了国防大臣弗朗索瓦·路易瓦关于建立法国海军力量的建议，否定了财经大臣琼·巴普蒂斯特·科尔伯特的主张。财经大臣认为法国想要在陆地和海上出人头地是危险的。从此，法国大力发展舰船的科学设计和制造，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它采用了英国发展海军的最佳方案，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改进。就舰与舰相比而言，新的法国海军战舰在速度和质量上都超过了英国皇家海军。在大同盟战争爆发时(1688年)，法国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劲旅了。它的数量等于英荷联合舰队的总和。按照逻辑，法国海军完全可以将英国舰队从英吉利海峡赶走，但是实际上它并未做到这一点。其主要原因是路易十四未能抓住有利的战机，而且又不让法国高级将领安尼·希莱林·戴·图尔维利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作战。后来，英国又进一步发展它的海军力量，法国再也没有找到机会将英国人打败。但是，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又近乎重演了。  


18世纪海军战术的发展  
　　公元1750年前，海军战术一直是既简单又原始的。交战双方的舰队均排成纵队(舰队纵列)航行，航线互相平行，这样才能互相靠近，进行舰对舰的交锋。各战舰以舷侧相对进行战斗，有时，实际上是舷侧靠着舷侧，用炮火猛烈对射，直到一方屈服为止。在这段时期里，英国始终掌握着制海权，这并非因为他们运用了新的海军作战思想，而是由于它的卓越海军将领掌握了强大的海上攻击力量，由于他们为取得炮兵技术的优势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也由于他们的战舰在数量上超过了别人。  
　　法国的海军力量仅次于英国位居第二。舰与舰相比，法国的质量优于英国，但法舰数量较少。总的来说，英国的航海技术比法国强。英法海军战术的基本差异在于，法国常常由于数量上处于劣势，因而更注重保全其舰只不使受损；而英国则愿意拿自己的战舰进行较大的冒险。结果，法国人常常喜欢在敌舰的下风一侧进入战斗。这样，一旦需要就可以很快脱离冲突。战斗一旦开始，他们就将炮火对准敌舰的桅杆和帆缆轰击，使敌舰速度慢下来。英国人也一样，用船头上的远程火炮击毁敌舰的桅杆和帆缆，使敌不能逃跑。一旦初战胜利，便改为轰击敌舰的船壳，将它击沉或摧毁。为此，英国战舰常常占据上风一侧的位置，这样比较容易靠近敌舰。  


舷侧炮齐射和舰队纵列战术  
　　战舰的舷侧炮火力对海战起着支配的作用，航海技术和战舰的操纵技术是海军炮射击技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除非能够敏捷地操纵战舰，使位置几乎固定的火炮能很好地瞄准射击目标，否则舰炮火力只不过是一个空泛的数据而已。英国皇家海军严格规定不准战舰各行其事，它所规定的战斗指令已经以法律形式固定了下来。单行纵队是战舰编队的唯一形式，不允许进行别的试验或革新，如果这样做，就要被送交军事法庭，受到处罚，有时(虽然极少)甚至处以死刑。由于当时没有其它更好的海军体制，而别的体制还比之不如，因此，英国的海军体制一般来说算是成功的。不过，只有杰出的海军指挥官才能在对付跟自己力量差不多的敌军舰队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倘若不是英国海军军官中的一个新的战术派别大胆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否则就不能设想战舰可以离开战斗队列进行作战。不过，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特别是在圣次海战中，有些指挥官确曾指挥自己的舰队向着敌舰扬帆冲击，突破敌舰防线，将敌舰分割袭击，集中优势炮火接连摧毁了它们的舰只。到了1800年，海战便增加了这种作战方法，但实际应用仍属罕见。  
　　这个时候正是配备有大量舷侧炮的大战舰的黄金时代。这种舰的名称表明，它在规模上和武器装备上都要在海战阵列中大显身手。这种战舰最大的长达300多英尺，有的排水量达2500吨左右，载员约1000人。  
　　到了18世纪中叶，战舰大体上标准化为六个“等级”。头三个等级属于大战舰：一级有三层甲板，共配备100或100门以上火炮；二级也有三层甲板，共配备约90门炮；三级也就是作战舰队中的载重舰，有两层甲板，共配备64至74门炮。四级是按折衷方案建造的，配备有50门炮(两层甲板)，称为巡洋舰，有时也用在海军作战队列中。象所有按折衷方案建造的战舰一样，它的战斗力不很强大，因此在舰队中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而且它也不够灵活，很难充当巡洋舰的角色。真正的巡洋舰是形体更小一些的五级和六级战舰，它们有24至40门炮，往往全都设置在一层甲板上。这些战舰比大战舰更轻便，航速更快，因此适用于袭击商船，担负侦察搜索和警戒掩护任务。所有的等级舰，包括大战舰和巡洋舰，用地道的航海术语来说，均属于三桅横帆战舰。  
　　以上的等级舰之下，便是几种桅帆小炮舰(“桅帆”一词与船具装置方法无关)，它们通常是双桅横帆炮舰或双桅纵横帆炮舰(双桅，前桅为横帆，主桅为纵帆)，舰上配备有16至24门炮。最后，便是按船具装置方法定名的单桅快船或其它小型桅帆炮舰(如单桅纵装帆船，双桅纵帆船，双桅小帆船等)。  
　　这个时期的造船技术有两项重大的革新。1700年，舵柄(系从舵伸到船内的一根大杠杆，用它对舵进行操纵)已经用缆绳与装在后甲板上的舵轮连接起来，从而大大方便了舰船的驾驶。舰的水下部分覆盖以铜护壳，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防止藤壶(附在船底的甲壳动物)和可怕的凿船虫(一种咬啮木头的蠕虫)对栎木船底的侵蚀。  


海军炮技术  
　　这个时期大型战舰和巡洋舰的主炮已经是完全标准化的16、18和24磅炮弹的加农炮。多层甲板的战舰通常在上甲板配备16磅炮弹的加农炮，下甲板是24磅炮弹的加农炮。轻型桅帆战船装有4、6和9磅炮弹的加农炮，大型战舰常常也装备一些轻型炮，作为主炮的补充。  
　　当时的海军炮术分为二派。英国人用炮击穿敌舰的船壳，摧毁栋木制的舷侧使之沉没，或者丧失战斗力，同时给敌舰船员造成最大限度的伤亡。而法国人则用炮轰击敌舰顶部的船具，通过摧毁桅杆和帆缆使之不能行驶。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法国向英国的海上霸权提出了第二次挑战，这对实现美国的独立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英国在技术上素有突出的创造性(不过这种创造性发挥得为时过晚，结果它未能保住其殖民地)，在海军炮上进行了许多项技术革新，使其舰炮火力继续处于优势，从而保持了英国的海上霸权。这些技术革新包括了一种燧发机装置，它产生火花进入火门引起点火，代替了过去松散的点火药和火绳杆(一种慢速火绳点火装置)点火方法；另外火药盒也有了改进；他们把火药和弹丸之间的填弹塞弄潮湿，以防过早发射；在防止后坐的驻退索上加了金属弹簧；炮架轮子的下面放置了斜面木块，这样，便于炮架吸收后坐力；他们还装置了滑车组滑轮，使每一门炮可以向右或向左旋转，这是射击技术的一项重大进步，从此，不必为了瞄准目标而将整个战舰作直角旋转了。另一项技术是向木制的敌舰发射炽热的加农炮弹。英国最早于1782年在直布罗陀海战中采用了这种技术。这种炮弹极易燃烧，命中目标也比较精确，与过去效果没有把握的漂浮式火攻船和火攻筏相比，确是一项很大的改进。  
　　由于英国采用了大口径短炮，因而大大加强了炮的火力。这种炮短而粗，能够发射32磅甚至更重的炮弹，其近距离的摧毁能力大大超过了当时大战舰和巡洋舰上的12、16和24磅炮弹的长炮。大口径短炮的造价比长炮低，炮身又轻，而且操作简便。在18世纪末期英国战胜法国的关键性战斗中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不过，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到了1812年战争时这个缺陷就变得更加严重了。装备了大口径短炮的战舰必须比装备长炮的敌舰舰速更快，并要更容易驾驶，否则不等大口径短炮进入轰击敌舰的射程就会先被对方击毁。  
　　英国海军采用了一种改进了的旗语，使战术指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采用这种旗语后，在海军历史上指挥官第一次能够在交战开始前对舰队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和发布命令。旗语的改进是逐步进行的，到了18世纪末，实践证明这种改进效果良好。  
　　这个时期里各国海军的舰上生活条件是十分恶劣的。20世纪的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一千个人竟能生活在一艘2500吨的船上。平均每人只占有20平方英尺面积的甲板，船上还要装载弹药、足够的水和食物以便一年或更长时间巡航在海上而不得进港补充。经过海上几个月的存放，食物的质量和状况已经是很难用文字形容了。舰上的主要饮食是几片被象鼻虫爬过啃过的砖头一样坚硬的面包，用几口带盐味的水冲进肚里了事。有时能给一点在水里加些甜酒而制成的“淡酒”。这样的饮食对人体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在战斗中九死一生幸存下来的水兵常常很快衰老，年纪轻轻就过早去世了。英国皇家海军发现柠檬果汁可以预防坏血病，正是由于英国水兵大量服用柠檬果，因此就出现“莱米”这一俚语，用来专指英国人。  
　　除了生活条件极端恶劣外，海军的纪律也极为严酷。舰上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海军跟陆军一样，军官跟士兵之间有着很深的隔阂。军官对士兵几乎拥有生杀之权。也许这就是用以确保野蛮的和被搞得野蛮的士兵对上司绝对服从的唯一办法。许多士兵是违背自己心愿被迫入伍的。  
　　 18世纪末，英国皇家海军发生了一次大规模兵变(1797年)，结果，当局假惺惺地改善了水兵的待遇。由于公众对水兵所遭遇的种种不平和痛苦极为关注，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实质性的补救措施。

16．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时代：步兵与炮兵结合(公元1600-1700年)
军事上的过渡时期  
　　从中世纪到近代的军事过渡是在公元17世纪完成的。从此，滑膛枪取代了长矛，由贵族和骑士组成的披盔带甲的重骑兵经过改良，最后又被淘汰。原先的方阵作战队形变成了线式队形。机动性很差的攻城炮变成了密集的机动炮。这种机动炮是跟步兵及骑兵协同作战使用的主要作战武器。军事技术的这些进步大部分是荷兰的摩利士和瑞典的古斯塔夫·阿道夫的贡献。  
　　在这个时期里，人们对轻武器进行了许多方面的革新，其中最重要的是火绳滑膛枪的改进。古斯塔夫·阿道夫发现这种枪本来重达15至25磅，必须放在木叉支架上才能射击，使用很不灵便。因此，他设法将它减到11磅，这样射击时就不必再用支架。他还采用了一种纸质弹壳——一种定量装药，即里面装有仔细秤量的火药(可使弹道匀称一致)和弹丸。标准的滑膛枪弹丸重量只有一盎司多，约为一磅的十二或十四分之一。到了17世纪中叶，滑膛枪的长度减为标准的4英尺或一又四分之一米。在英国内战 [ 译者注：1642-1649年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战争。 ] 时期，滑膛枪的长度又缩短为3英尺或1米左右。这些改进使滑膛枪变得更轻，更灵便，更容易装弹，发射速率比原来翻了一番，即每分钟达一发以上，因此成为一种火力很强的兵器。  
　　 16世纪期间，启用了一种弹簧点火开关，即用燧石与打火镰相撞击产生火花引起点火。1615年，法国军械工人勒布儒耶发明了真正的明火枪或称燧发机滑膛枪，后经改进约于1630年变成了一种运动枪械。它成为作战兵器的过程是很缓慢的。一部分原因是造价太高，另一部分原因是军事将领们保守的传统习惯。他们对于火绳枪已经心满意足。英国在克伦威尔 [ 译者注：英国将领和政治家，1599-1658。 ] 领导下建立了一支新型军队，其中有两个步兵连装备了燧发机滑膛枪。1670年法国有一个团全部配备了燧发机滑膛枪。虽然这种枪在精确性和发射速率方面还不如改进后的火绳枪，但是它的优点却弥补了它的缺点。它不仅很少受变化无常的气候的影响，而且消除了燃烧着的火绳所能引起的危险。这样，士兵与士兵就可以靠得很近，从而增加了既定战区里士兵的数量和火力的密度。到了1699年，燧发枪成了欧洲各国军队的制式武器。  
　　有些国家的军队得到了一种命中率更高的来复式滑膛枪，并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了使用。少数骑兵部队还开始将来复式卡宾枪跟剑配合起来用。但是来复式兵器造价比较高，因此当时还不可能大规模地加以应用，  
　　到了17世纪中期，一种插在滑膛枪枪口的刺刀开始得到广泛应用，并部分地代替了长矛。最初使用滑膛枪的士兵在跟敌人进行白刃战时捡起折断的长矛头，塞进滑膛枪的枪口进行战斗，也许这就是刺刀的来历。这佯一来，枪就不能再作为火器使用了，因此长矛兵仍是步兵编队的必要补充，用以保证火力不至于间断。大约在1680年，可能是沃邦采用套环将刺刀固定在枪管上，这样枪膛就空出来可以进行射击了。不久，有人又作了改进，在刺刀的把上安一个套节，用螺栓使它跟枪管牢固地固定在一起。17世纪末，欧洲各国军队普遍采用了这种刺刀。从此，滑膛枪士兵自己也成了长矛兵，真正的长矛兵则很快从步兵编队中消失了。  
　　 16世纪期间，法国和西班牙都修改并缩小了野炮的口径。17世纪摩利士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只采用四种口径，即48、24、12和8磅炮弹的炮。所有这些炮都装在轮子上，炮的架尾连在另一辆两轮牵引车或前车上，最重的炮需要三十匹马才能牵引。  


荷兰将军摩利士  
　　为了使火绳枪成为一种有效的步兵兵器，西班牙采用了方队这样的作战队形。接着又着手寻求更加灵活，更加节省兵力的战术体制。当时有位军事家为此迈出了最初的重要一步，创建了古罗马军团这一军事体制的完美翻版。十七岁的奥朗日王子摩利士，在他的父亲威廉一世 [ 译者注：1533-1584年荷兰独立战争的领袖。 ] 于1584年遇刺身亡后，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1590年他担任乌特勒支省和奥弗里塞尔省的省长。不久，他在为反对西班牙而进行的叛乱中被推举为海军上将和联军总司令。由于他对经典军事著作有着颇深的研究，又有丰富的野战经验，因此他对当时的军事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始了17世纪军事组织体制和军事战术的一场革命。  
　　摩利士对战争艺术的主要贡献就是从最佳的战术角度来使用兵力。他在古罗马军团这种军事体制的基础上，减少了步兵编队的纵深厚度，通过严格的训练和操练使它变得更加灵活，更有战斗力。他把西班牙长矛步兵团的横排数先从40排减到10排，最后又减到5排，这样所有的士兵就能够一次将全部兵器投向敌阵。摩利士创建的这种由5个横排组成，每排约有50名长矛兵，士兵间距约3英尺的战术队形，可以说是近代线式编队的雏形。在这种队形的各个侧翼，是3个由滑膛枪士兵组成的排，每排40人，面对敌人编成四路纵队，每纵队10人，这样滑膛枪士兵射击完毕后就可以采用西班牙式的反方向行进方式，到最后一排去换装子弹。这种编队中，滑膛枪士兵和长矛兵仍被编在同一个队形里，但不再是混合在一起。以免大部分人不能发挥作用。  
　　随着编队纵深层数的减少，部队规模也缩小了。摩利士将连的兵力从150人减到了80人，长矛兵和滑膛枪士兵的数量各占一半。团(当时称为营)的兵力约为500人，大体相当于古罗马军团中的大队规模。团的正面最大宽度约250米，长矛兵居于中间，滑膛枪士兵位于侧翼。它避免了原来的西班牙步兵团中浪费兵力的现象，灵活性也更大了。士兵与士兵相比较，他们的作战效能实际上成倍地提高了。每个营被分成6个分队，象古罗马军团那样按棋盘方格形状摆成3个作战横队。  
　　在跟敌人步兵进行正面交战时，这种队形效果很好。长矛兵打起来很顺手，滑膛枪士兵也可以稳稳当当地射击。但是，在对付敌人骑兵的正面冲锋时，滑膛枪士兵必须以长矛兵作掩护，艰难而杂乱地向后移动。当敌人向自己侧翼进攻时，必须把队形的正面转过来面向侧翼，这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摩利士鼓励人们研制具有特殊性能的新式武器(包括毒气弹和爆炸弹)，他赞助军用地图绘制者的工作，并用双筒望远镜进行侦察。这一切都是他的同代军事家所望尘莫及的。作战中他大量构筑野战工事，在攻城战中采取了许多新颖的作战方法，因此大大缩短了攻占堡垒所需要的时间。  
　　摩利士作战体制的成功依靠的是士气，靠的是严格的训练以及操练所取得的士兵的高度纪律性。甚至在不打仗的间隙，士兵仍然要不停地进行操练，直到精疲力尽为止。因此他们能够在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下迅速进行编队和变换队形。摩利士的操练和训练方法是他在军事上的一项传之最为久远的贡献。这种方法不仅改变了军官教导队的职责，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训练部队，而且也给军队确立了在和平时期以及打仗间隙所应该完成的任务。有些标准的训练项目，如齐步行进，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的。  
　　尽管摩利士作了很大努力，但是他没有能够克服长矛兵和滑膛枪士兵的线式编队所固有的死板而不灵活的缺点。虽然单个步兵部队由于缩小了规模，比过去灵活了，但要独立作战却又嫌规模太小。而且实践证明，它跟原来作战体制一样，也是属于防御性的。长矛兵的作用跟过去一样，滑膛枪士兵仍然要依赖长矛兵的保护。  
　　摩利士的大部分军事改革工作是在1609年完成的。这些改革标志着黑火药时期的早期作战方式开始向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事体制的过渡。古斯塔夫创建的军事体制几经改进延用到了法国大革命战争时期，而他的基本的线式机动作战思想可以说一直贯穿到了20世纪。  


古斯塔夫·阿道夫  
　　 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登上瑞典王位时，瑞典军队正处于相当糟糕的境况。组织松弛涣散，兵力严重不足，长矛部队薄弱，士兵的武器还是老掉牙的火绳枪，军队的领导软弱无力，军队的管理有名无实，兵员得不到足够的补充，士气低落，与丹麦的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就在这关键时刻，不幸中之大幸是出了一位能力非凡的统治者。他不但是一位战术家，而且是一位战略家，是一位有治国治军之才和将帅之才的君主。  
　　就象当时别国的君主一样，古斯塔夫早年学习过军事。他跟摩利士一样，博览过经典军事著作，熟悉西班牙的军事体制，也了解摩利士对军事技术所作的一系列改革。还是在德国作战时候，他已经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战术家。这不仅表现在他对步兵部队的运用上，而且表现在炮术、马术、攻城战、防御工事的运用、训练和后勤等各个方面的技能上。对于地形他有高超的观察判断力，在作战指挥方面他是一位杰出的天才。  
　　但是，除了精通各种军事技术外，更重要的他是位革新家。对于武器装备、战术和军事组织体制的改革他称得上是位行家里手。  
　　古斯塔夫即位以后的第一件事是重建军队。究竟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他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雇佣军，一种是募兵制的本国军，他决定建立国家募兵制，作为改组军队的基础。他在国家设立几个征兵区，负责供养和维持国家的军队。但是，在实施过程中，瑞典人无法满足君主对兵力的需求，因此军队常常以雇佣军作为兵力不足的补充。  


瑞典步兵  
　　瑞典军队的基本战术步兵单位是中队，由408人组成，其中长矛兵216人，滑膛枪士兵192人。长矛兵排成6列，居于编队的中心。滑膛枪士兵位于长矛兵的左右两翼，每边96人，也是排成6列。另外，每个中队通常还附加96名滑膛枪士兵，这样中队的正面共84人，宽约700米 [ 扫校者注：原文如此，有可能是70米之误。 ] 。另加的滑膛枪士兵通常负责执行警戒，侦察和其他派遣任务，因此往往不跟中队在一起。  
　　很明显，这种中队跟摩利士作战体制中的营很相似。但是如果不计附加的滑膛枪士兵，那末中队的规模略小一些。从战术上来说，瑞典的中队跟荷兰的营一样，基本上都是防御性的。如果跟别的步兵部队很好配合，并跟骑兵和炮兵合作，那末也可以用来从事进攻战。  
　　为了使中队具有进攻作战的能力，首先要把3个或4个中队合并为1个大队。但是，如果要使联合兵种部队具备各种各样的作战能力，那末就必须对骑兵和炮兵进行多方面的改革。  


瑞典的骑兵和炮兵  
　　瑞典骑兵是通过志愿兵制征募而来的。他们多数为轻骑兵。尽管瑞典马匹体格较小，但它的骑兵部队却仍能承担古斯塔夫所规定的任务。为使骑兵能够保持高昂的士气，采用了跟步兵一样的付以固定高薪的办法，而且常常给他们土地或出租土地的租金这样一些额外津贴。到1630年的时候，古斯塔夫共有8000名瑞典国民在骑兵部队服役。  
　　古斯塔夫认为，光靠他当时已有的作战火力是无法赢得战争胜利的，他需要能够进行近战的突击力量，这只有骑兵方能胜任。为此，古斯塔夫竭力寻找能充分发挥瑞典矮种马的战斗力的方法。他淘汰了骑兵的半旋转战术和纵深很厚的骑兵队形。把骑兵队形搞成纵深只有6个横排，后来又改为3排。骑兵的手枪只是摆摆样子的，真正发挥作用的是手持马刀的冲锋。当骑兵的第一排接近敌人时，便开始用手枪射击，另外二排作好射击准备以应付紧急情况。滑膛枪分遣队设置在骑兵的中队与中队之间，为骑兵冲锋提供火力支援以震撼敌人。当骑兵发起冲锋时，滑膛枪士兵趁机换装弹药，准备下一次齐射，以便骑兵发起第二次冲锋或者掩护骑兵撤退。在吕岑会战中，又增加了改组后的瑞典炮兵团对骑兵的炮火支援。  
　　在古斯塔夫掌管军队以前，炮在瑞典被看作是专业性很强的技术装备，通常由雇佣来的老百姓和炮手操纵。但是这些人自由散漫，目无军纪，因此古斯塔夫认为必须建立一种更坚强更正规的炮兵体制。1623年他组建了一个炮兵连，1629年，又扩建为由6个连组成的炮兵团。由他手下最优秀的炮手，27岁的伦纳特·托斯坦森担任指挥。该团的6个连中，4个连由炮和炮手组成，一个连为工兵，一个连负责使用专门的爆炸装置。这样炮兵首次成为瑞典军队中一个正规的专门兵种。他们几乎完全由瑞典部队组成，这在雇佣军盛行的时代来说是很不一般的。瑞典炮兵和同时代的别国炮兵的最重要区别在于他们使用了新式炮和新式操纵技术。  


瑞典的武器装备  
　　除了革新军事体制外，古斯塔夫在武器装备方面也进行了重大的改进。当时大多数国家的步兵已经不再使用盔甲，但古斯塔夫却仍让长矛兵穿上胸铠和胫甲。为了防止敌人的骑兵用剑劈断瑞典士兵手中的长矛，他在长矛的上段包上了铁。为了不使长矛太重，以致无法挥刺，他把长矛的长度从16英尺缩短为11英尺。他用火绳滑膛枪取代了普通火绳枪，并把火绳滑膛枪的重量减少到比别国的更轻。他使枪的口径和装药标准化，并发明了纸弹筒。所有这一切技术上的革新既提高了瑞典步兵的火力，也提高了他们的防御能力。  
　　古斯塔夫在炮兵武器上进行了最为重大的技术革新，目的是要提高炮在与步兵及骑兵联合作战时的效能。他并不在乎提高炮的发射速率(虽然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要使炮能够及时进入恰当的阵地。这就要求炮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反过来也意味着必须减轻炮的重量。为此，他把瑞典炮的口径标准化为适合发射24、12和3磅炮弹的三种口径。他取消了笨重的48磅炮弹的炮，又用机动性很强，发射速率较高的3磅炮弹的炮取代了8磅炮弹的炮。通过提高炸药的质量，他使炸药在炮管内产生的压力符合一定的标准，从而减少了炮管壁的厚度。接着他又大量采用了瑞典有着丰富资源的铜来制造炮，并替换下原来的一些木制零件，因而缩短了炮管的长度，减轻了炮的重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典采用的结实牢靠的3磅炮弹的炮或称之为“团属炮”。这种经过反复试验后采用的炮长度为4英尺，连同炮架重625磅。它采用了整装式炮弹，从而简化了装弹程序，提高了炮弹的发射速率。这种武器完全改变了炮兵的功能，古斯塔夫军队中的每个团都配备有一门这样的炮(后来改为两门)因此使瑞典军队的作战火力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在许多年里，配备有这种炮的团是唯一能够与步兵协同作战的军队。  
　　古斯塔夫努力发展团属炮，体现了近代战争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有趣现象，那就是人们总是设法寻求一种方法来提高兵器的火力和杀伤力，以满足前线士兵的需要。步兵作战对“随伴炮”的需求始终影响着军队的战术理论，编制和兵器的发展。  


训练和战术  
　　没有严格的训练和良好的纪律，新的军事编制和改良后的兵器就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古斯塔夫跟摩利士完全一样，也是位杰出的军训教官。士兵从入伍开始，古斯塔夫就对他们不断进行各种严格的训练。他们先要接受为时两周的基础训练，例如，按击鼓的点子走步，学习滑膛枪装弹和使用长矛的技术。他们还经常进行小部队和大部队的机动演习，不给部队一点空闲。部队纪律十分严格。团的指挥官必须每月给部队宣读一遍作战条例。违背这些条例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古斯塔夫的士兵素以纪律严明举止端正而闻名，这在当时各国军队中是十分突出的。  
　　所有这些军事改革都成了瑞典军队在战场上持续取胜的重要因素。古斯塔夫从事改革的目的旨在提高步兵、骑兵和炮兵的质量，使这三个兵种都具备更大的战斗力，从而充分发挥他们联合作战的威力。  
　　但是，这种联合兵种作战体系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将骑兵跟步兵和炮兵组合在一起之后势必要牺牲骑兵的速度和冲击力量，骑兵只能在最后大约100码的距离内才可以作最后冲刺。不过好在瑞典骑兵可以而且一直是用于传统的侦察和掩护的，因此，联合兵种作战体制还是比当时别的体制来得优越，它毕竟取得了成功，因此许多国家争相效仿。  
　　在将火枪与长矛、兵器投掷与部队冲刺相结合的过程中，古斯塔夫仍然保留了摩利士创建的6个横排的步兵线式编队。他将这两种步兵武器结合起来使用，火力更强大了。在第一排士兵射击完毕作反方向行进换装弹药前，后面两排士兵已经作好了射击的准备。而且在实施反方向行进的过程中，整个队形仍然在向前推进，因此整个队伍的作战火力好象是向前席卷的轻武器火力网。编队向前运动时，滑膛枪士兵换装弹药受到长矛兵的掩护。后来古斯塔夫又发明了齐射的方法，进一步增强了部队的火力。所谓齐射也就是让三排滑膛枪士兵同时向敌人进行射击。这样一来，虽然不能保持火力的不间断，但是实践证明，在发起冲锋高潮前逼近敌人的几分钟内进行一阵猛烈的射击，其效果是很好的。如果用反方向行进换装弹药的方式，那末就要化费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加强轻武器的火力，他们还增加了团属3磅炮弹的炮火支援。  
　　在齐射后换装弹药时，士兵就丧失了战斗能力，因此这时长矛兵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保护滑膛枪士兵的最好办法是长矛兵向敌人发动进攻。这样长矛兵就不仅仅用来保护滑膛枪士兵，它的作用范围变得更广了。它可以用来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而滑膛枪齐射只是作为长矛突击的前奏，就象骑兵冲锋时的情况一样。正当长矛兵在别国军队中迅速淘汰的时候，古斯塔夫把它跟射弹兵器的火力结合起来，从而重新使长矛成为一种进攻性兵器。  
　　古斯塔夫还把炮变成了一种进攻性武器，跟骑兵和步兵结合起来加以使用。他使用炮的目的是要让炮和别的兵器一起，共同对具有决定意义的敌人目标实施最强大的火力进攻。通过提高炮的机动能力，他达到了这一目的。过去，炮通常必须在战斗开始前预先占领阵地，在整个交战过程中火炮都固定在阵地上无法移动。在吕岑会战中，古斯塔夫在关键时刻移动野炮给步兵及骑兵以强大的火力支援。这种轻型团属炮可以随意移动，因此在作战中用途十分广泛。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军事体制  
　　对于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成就有时很容易言过其实。实际上，他在军事技术上的大部分革新都来源于别人的成果和心血，况且改革当时军事体制的人也并非他一个。但是应该说没有人能够象他那样扎扎实实地把一些思路设想变成了现实，也没有人象他那样用自己的一些总体原则将众多的技术革新应用到了一个完整的军事体制之中。他的成就是举不胜举的。他使步兵和骑兵具备了自亚历山大大帝以来无可比拟的进攻能力；他提高了它们的火力强度，并使这种火力成为突击冲锋的前奏；他使炮兵具备了机动能力；他使线式编队可以根据指挥官的意图灵活变化，从而使它具备了更强的生命力；他解决了联合兵种作战中存在的问题；他使小部队的指挥官成为作战行动的关键。虽然在法王路易十四的长期统治结束之前，军事技术上还曾有过许多革新和改善，但是他把16世纪中叶开始的军事变革推向了高潮。尽管古斯塔夫的军事改革并非全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是他对欧洲战争的影响毕竟是十分深刻的。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继承者  
　　古斯塔夫死后，他的军事体制在不同国家的许多军事首脑的领导下得到了改革。兵器的发展，特别是刺刀的使用，不断影响着战术和作战编队的形式。在此期间，欧洲军队的规模和组成也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它体现在17世纪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之中，同时又对后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当时，欧洲除英国之外正处于专制君主统治的时代。以严格的纪律，刻苦的训练和集中管理为基础的军事体制和一支经过长期严格训练的军队特别适合于这种形式的政*府的需要。当时，瑞典君主名叫伊普索·法克托，他是国家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当时的大多数国家首脑都十分重视他在军队里的作用，以至于他们平常总是以身着军服为荣。由于战争开支越来越大，不得不将民用经济集中起来，因此，仿照军事组织的形式建立了民政管理机构。而且正是战争，以及为应付战争而供养着的一支军队，对王室政*府的财政资源提出的需求最大，迫使政*府征收高额赋税，从而产生了税务机构，它反过来又加强了君主的权力。  
　　另一方面，军事的发展对社会或者至少对社会的某些部分也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影响。战争不再仅仅与上层阶级有关了。骑兵，过去曾经只是王公贵族涉足的领地，现在，只要你能够骑马就都有资格参加。无论雇佣军还是本国军都开始提拔中层阶级担任军官职务。但下层阶级仍然很少被吸引投身于军队的行列，只是在有些国家里，他们可以成为民兵组织中的一员。  
　　科学与技术越来越多地用来为战争服务。摩利士和古斯塔夫曾使用过轻便的望远镜；制图学也被用于军事目的；从军，至少对军官来说，已经成了一种谋生的职业，接受系统化的教育日益变得重要了。  
　　盔甲的淘汰，军人制服的推广，以及固定的薪俸使得许多原来没有考虑执戟从戎的人开始了军人的生涯。另外，由于强调了军队的灵活性，并又建立了许多小部队，因此下级军官的职位开始由一些平民(他们是平民中的地位较高者)来担任。日益重要的炮兵比别的兵种更加开放，那些受过一些科技训练的人，无论出身和背景如何，都被吸收加入了军队。  
　　 17世纪下半叶，人们作了大量实验，来论证和试验内弹道学的基本理论。根据伽利略提出的原理对迫击炮的弹道也进行了研究。在法国科尔伯特创建了皇家科学院，标志着要将科学应用于战争。随着战争的技术性越来越强，因此知识、科研和学校教学变得更加重要了。近代第一所军事学院是由拿骚的约翰于1617年创办的。那些向来独占军队领导职位的王公贵族也不得不前去学校深造以掌握作战的技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军事技术对社会起到了一种平衡和民主化的作用，把过去存在的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明显界线抹去了。军衔开始正规化，又建立了专业军官队伍。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这种军官队伍虽属于某一个国家，但又属于整个欧洲。由于他们缺乏强力的民族意识，因此就象斯图亚特王朝倒台后的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追随者那样，朝三暮四，开始时为这个君主供职，不久又服务于另一位国王。  
　　 17世纪军队的规模和作战的范围明显地扩大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摩利士、古斯塔夫及其追随者对战争和军事改革的结果，但更加重要的原因却在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在路易十四时代以前，军队的数目很少达到5万人以上。古斯塔夫在1631年时的军队人数约为3万，他的对手的军队仅稍多于这个数目。但是到了路易十四当政时，他就拥有一支40万人的庞大军队。其中野战部队有时接近10万人。据说17世纪一个国家能够供养的军队人数约为人口的百分之一，法国差不多就是这个比例。扩建军队的趋向到了18世纪的时候慢了下来，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时期又再度出现了扩军的势头。  
　　随着军事机构和野战部队规模的日益扩大，军队的组织体制以及军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时发动战争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从重商主义者的观点来看，人口和国家资源对战争是同样重要的。在“三十年战争”中，多数军队是雇佣军，到了17世纪末，基本上都成了国内供养的皇家常备军，不过雇佣军的部队仍然不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囿于当时的财政和政治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军事因素造成的。尽管从10月至翌年5月这段时间很少从事作战活动，但不管在打仗和休战时期，训练是全年始终不停的。只有坚持训练，才能保证部队常备不懈。  
　　一旦军队变成了常备军，它就开始以现代军事机构的面貌出现了。军人有了标准的制服，军衔也正规化了，团指挥官被授予上校军衔而不再称做合约人，健全了规章制度和惩戒条例；组织了专门的供应和支援机构代替原来的民政部门行使职能(士兵很快住进了由王国政*府提供的兵营)；兵器进行了制式化，使用兵器的士兵也按标准进行配备；总之，军队变成国家的军队，或者说变成了王国政*府的军队，当然，经过了一段较长的时间，才真正成为国家的军队。  


法国的军事体制  
　　在古斯塔夫于1632年死后的一段时期里，军事战术并没有立即发生很大的变化。早些时候许多法国军官曾在荷兰军队中供职，联合跟西班牙打过仗，并把摩利士的军事技术革新应用于法国自己的军队。后来法国人又跟瑞典人建立过联盟，因此对古斯塔夫的军事体制也相当熟悉。这时瑞典在德国境内的军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1639年当萨克森的魏玛公爵领地的伯纳德死后，法国接管了古斯塔夫留下的8千人的一支军队。这支军队成了黎塞留 [ 译者注：1585-1642年，法国政治家和红衣主教。 ] 时期法国军队的主力，并被路易十四保留了下来。当时法国最优秀的军事家亨利·戴蒂雷纳是古斯塔夫军事上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在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当政期间，法国军队采用了瑞典步兵的基本编队体制——营(或称团)，规模约为600人。它通常编成横队的形式，纵深为6个横排，每排长约100码。位于中央的是250名长矛兵，两侧各150名滑膛枪士兵。另外，每个营还配属有150名滑膛枪士兵。一般作为支援骑兵的分遣队。标准的步兵作战队形由前后两个横队组成，横队之间通常相隔300至400步远的距离。各个营以棋盘方格的形式进行部署，营与营之间的间距估计相当于营的正面宽度，这样，第二横队就可以穿过第一横队营与营之间的间隔向前推进。另外还有后备队，通常编为不完整的第三横队，实力约为主横队的一半，在战斗开始阶段，后备队一般位于第二横队后面的600步远的地方。  
　　路易十四登基时，他接管了先王留下的139个团的一支军队。其中20个团是外国雇佣军，约有30个团是骑兵。当时法国已经经历了一个内乱和内战的剧烈动荡时期，因此军队纪律松弛，管理松散。路弗伊斯承担了重建和训练军队的任务。他制定了许多束缚人们手脚的规定，来限制野战部队指挥官的工作。不过他毕竟具有卓越的组织才能，他改进了军队的管理，并沿法国边境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从而弥补了他的上述缺陷。  
　　路易十四的骑兵部队包括重骑兵，轻骑兵，马枪队和龙骑兵。17世纪初，他有8个马枪团，共约3千兵力，配备了来复式卡宾枪和剑等武器。1650年法军只有一个龙骑兵团，1690年时增加到了43个团，士兵总数达16000人，他们配备有新式的带刺刀的滑膛枪，马鞍上还绑着掘壕用的工具。这两种骑兵，特别是龙骑兵，集步兵与骑兵的长处于一身，机动性很强，因此在作战中发挥了很大的威力。  


克伦威尔统率下的英国军队  
　　 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英国在陆地战争方面的战绩并不十分突出，相反，却远远落后于欧洲大陆上的国家。但是到了17世纪下半叶，在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统帅下，他们迅速进步了。当英国爆发国内战争(1642年查理一世与议会的战争)的时候，担任国内防卫的部队是缺乏训练，纪律松弛的空头组织民兵。1644年英国议会授权克伦威尔组建一支新型军队。  
　　 1645年，新型军队建成。它共有约2万2千名士兵，分成12个步兵团，11个骑兵团和1个龙骑兵团。起初，约有一半人是强征入伍的，后来改成了志愿兵。  
　　每个步兵团有1200人组成。它的编制和装备跟欧洲大陆国家的军队大致相似，长矛兵与滑膛枪士兵的人数通常为一与二之比，后来又变成了一比三。这反映了火枪的重要性增加了。  
　　步兵的战术和编队形式模仿了瑞典的体制。编队纵深为6个横排，长矛兵居中。特别是在跟敌人骑兵作战时，这种编队既具备从事进攻的火枪的火力，也包含了用于防卫的长矛。但是，由于长矛兵的比例较少，因此，对他们的训练和机动演习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就会降低他们的防卫能力。作战中滑膛枪的使用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各横排依次射击然后反方向行进装换弹药；各横排依次前进并射击，也就是说第一排射击后在原地保持不动，然后第二排前进到第一排的前面进行射击；每一次由二个横排或三个横排(象古斯塔夫那样)，甚至六个横排密度加倍(即把六个横排压缩成密集的三个横排)进行齐射。总之，英国的新型军队所采用的作战方法基本上都是古斯塔夫那一套。  
　　在对付敌人骑兵的进攻时，长矛兵编成为密集的方队，方队四周各有两排滑膛枪士兵。第一排跪在地上，第二排在第一排士兵的头顶进行射击。当敌人的骑兵冲到离方队二十码左右时，滑膛枪士兵或者一齐或者依次向敌人的马腿进行低射。如果这样还不能挡住敌人的冲锋，那末长矛兵就作好出击的准备，将手中十六英尺长的长矛向远处投掷以保护滑膛枪士兵。如果方队被敌人的骑兵冲垮，那末每个士兵就利用他手中所有的一切利器，包括滑膛枪的枪托，继续还击。  
　　公元17世纪，虽然步兵在作战中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在整个军队里骑兵的比例仍然高于步兵。在英国皇家陆军中大约是一比二，而在议会党人的军队中则大约为一与三之比。在英国国内战争初年，新型陆军中的骑兵分为两类：火绳枪骑兵和龙骑兵。前者指的是骑着马，配有卡宾枪的士兵，这种枪约有两英尺半长，子弹重约一盎司或二十分之一磅。枪的点火装置是转轮点火开关或燧发机。火绳枪手还带着一支手枪，一把剑，有时还有一把短柄斧。他通常身披轻型盔甲或软皮甲，头戴“罐状”头盔。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双方的骑兵都不再使用卡宾枪，而改为手枪和剑。所谓龙骑兵实际上就是骑在马上的步兵，它属于一种随便什么样的马都骑的低级骑兵。他们配备有滑膛枪或别种火枪，还有一把剑。龙骑兵负责执行侦察任务，在进军和撤退时负责保卫桥梁和道路，在设防区域设置障碍和控制围栏。他们还常常下马改用滑膛枪，支援骑兵作战。  
　　经过多次争论，英国新型陆军中的骑兵摒弃了荷兰战术，决定采取瑞典的战术。但拥护荷兰战术的人势力也相当强大。骑兵编成三列横队，冲锋时不向敌人进行射击，而是挥舞着剑迅速冲向敌人。克伦威尔总是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在敌人之前首先发起冲锋。  
　　英国内战时期，炮兵起过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曾经在低地国家 [ 译者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总称。 ] 和德国服役过的英国人对于古斯塔夫的教训依然记忆犹新。他们使用的炮有长炮、半长炮、赛寇炮、轻型长炮和德来克斯炮(或鹰炮) [ 注：参见表2 ] 。英国人对当时的作战方式没有作任何改进。  
　　克伦威尔所拥有的军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效能很高的军队，后来马尔巴勒 [ 译者注：1650-1722，英国将军及政治家 ] 和惠灵顿 [ 译者注：1769-1852，英国将军及政治家 ] 对这支军队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用燧发枪代替火绳枪，用刺刀代替长矛。在17世纪末之前，这两项改革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

17．腓特烈和黑火药兵器战术的完善(公元1700-1780年)
公元18世纪的战争  
　　始于16和17世纪战争的发展，至18世纪时达到了高潮。野战部队规模的扩大趋势仍在继续，不过，步子稍稍放慢了。与此同时，其他方面也有不少发展。譬如，军队实施了统一的管理；为了维持更加庞大的军队，建立了必要的高级领导机关和具有各种职能的参谋机构，战争进一步复杂化，军费开支不断增长；作战编队的机动方式进一步完善，变得精确而恰到好处。这些早期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在18世纪中叶日臻完善的。  
　　兵器和战术在此期间也经历了缓慢而重大的变革。燧发枪完全取代了火绳滑膛枪；随着刺刀成为作战中的重要兵器，长矛在战场上消失了。18世纪初由于沃邦的努力，防御工事的构筑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几乎所有军队防线都构筑有防御工事。军队在作战和后勤两个方面跟防御工事的关系日益紧密，军队的机动减少了。战争要精心策划，打法也更正规和格式化，甚至有点艺术化了。  
　　 18世纪的战争是按照明确而详细的作战原则来打的。由于敌对双方都要寻找适合于他们各自军事体制的设防兵营和仓库的有利阵地，因此作战的目标不是为了打一仗，而是在于实施部队的机动。战争是在王朝统治者之间进行的。战争的目的局限于为了夺得一个省份，或者调整一下边界，或者取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或者为了争取一些王室成员的权益，因而冲突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倘若把对方完全消灭，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战争也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当时军队所采用的兵器和战术的缘故，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避免打对阵战，因为这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燧发枪是一种比火绳枪更复杂更昂贵的兵器，每一支枪都必须按照标准尺寸精心制造，才能装得上用环套固定的刺刀。由于军队日益强调作战的火力，因此在枪炮和弹药上化费的钱越来越多。整个欧洲到处都在加紧生产制造黑火药的硝酸钾。所用的士兵、材料和工人越多，意味着产品的成本也更高。  
　　 18世纪的战争冲突范围有限，打得也比较正规，这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战争的费用大大增加，空前庞大的军队需要衣、食、住和武器装备。没有一位君主希望或者敢于承担“三十年战争”给经济和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因此民用经济才最大限度地避开了严酷战争的影响。军队及其将领不得依靠乡村供养，即使在敌国的土地上也是如此。供应物资及武器装备均存放在设防的仓库里，部队士兵要住在兵营里，打仗时则住在他们自己的营地，不允许外出掠夺百姓。  
　　当时，所有军队里都有相当一部分外国人，他们是否忠于所服务的军队是值得怀疑的。他们打仗是为了钱，不是为了什么事业，当然不会打算为此而卖命。本国军士兵通常是些社会渣滓，用征募方式被迫应征入伍，对军队也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只要有一丝机会，军队就可能分崩离析。要把这样一些人组成一支能够作战的部队，必须要有严厉的强制性的命令，严肃的军纪，正规的教育和长期的训练。士兵的一切行动必须完全服从作战指挥，在当时密集的作战队形中不希望也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意志和主观能动性。  
　　军队的这种性质，士兵普遍的不可信赖，使得君主们更有理由对士兵严加管制和监视。不管是在名义上友好的国家里，还是在敌人的国土上都不让士兵在作战地区跟老百姓混在一起。这样就使老百姓跟他们的君主统治者所进行的战争隔绝开来。除了交纳税款外，只要不在老百姓所在的地区打仗，他们是不会对王朝的战争给予多大注意的。  
　　 18世纪多数国家的军队是按照同一格式建立起来的。18世纪初，法国军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劲旅。18世纪中叶，普鲁士军队超过了法国。到了该世纪末，法军又最新夺回了它的优势地位。  
　　 18世纪战术和编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使用了燧发枪和刺刀的缘故。这就要求部队在教练场上进行刻苦的训练，并执行严格的纪律。燧发枪装换弹药需要化费一定的时间，作战编队的纵深厚度取决于装换弹药这一因素。由于兵器的精确度不高，因此，不得不采取齐射的方式。一排排士兵按照命令统一进行射击。操练的目的之一是要训练士兵齐步前进，协调一致地进行射击，并能迅速装弹。由于作战编队采取了很长的横队，因此对作战地形和气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丘陵、山坡、沼泽和村庄都会破坏整齐的编队，雨天会使弹药受潮，不烘干就毫无用处。  
　　有趣的是，当人们普遍把燧发枪称为滑膛枪的时候，使用它的士兵却总是被称为燧发枪士兵。到1700年时，燧发枪兵实际上已经取代了过去的滑膛枪兵。虽然燧发枪兵还携带着一把剑，可他的穿着并不象以前那样笨拙。他用的燧发枪，或称为燧发滑膛枪，要比火绳滑膛枪更轻更灵便。枪的口径变小了，弹丸的重量为18分之1磅或18至20分之1磅，而不是原先的12分之1磅。  
　　长矛兵从战场上消失，并不标志着这种类型步兵功能的完结。因为就在这个时候，投弹兵又问世了。手榴弹(一种圆形炸弹，它有一根不长的能够很快燃烧的导火线，在投掷前的一瞬间进行点火)在“三十年战争”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1670年法国军队在杜劳埃团里建立了一个手榴弹独立连，不久到处进行了推广。手榴弹连的士兵是专门挑选的，个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这样才能掷得动重达三磅或三磅以上的手榴弹。除了手榴弹外他们还配备了标准的燧发枪和刺刀。后来，由于手榴弹效果不够理想，因而停止了使用。但手榴弹兵仍保留着，专门负责特别艰巨的任务。手榴弹兵实际上变成了燧发枪兵。不过，他们通常是些更优秀更可靠的士兵。  


轻步兵重新崛起  
　　 18世纪上半叶，欧洲战术的一个重大发展就是在战争中重新使用轻步兵。早些时候，轻步兵曾经以各种形式在军队里出现过，但一般来说他们只属于非正规部队：如作为弓箭兵、投掷兵、标枪兵和许多其他类似的士兵。他们通常负责把战斗打响，而在主要作战行动中则退居一边。在刚刚开始使用黑火药兵器的时候军队中也曾使用过类似的战斗小组。  
　　 18世纪初，由于采用了刻板的线式战术，因此正规步兵的作用也变得拘泥而缺乏灵活性。在步兵营占领战斗阵地这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很容易遭到敌人的袭击，因此必须对他们实施掩护。另外，后勤补给仓库和运输部队也会受到敌人的进攻而应加以保卫。为了实施这些掩护和保卫任务，1740年后，在欧洲军队中再次使用了轻装部队。他们主要是步兵，还有一些轻骑兵“军团”。除上述任务外，他们也负责进攻敌人的交通线，捕捉俘虏。后来，他们的主要任务又改为在主要战线的前方或侧翼对敌人进行骚扰并掩护自己的作战部队。也就是说，他们担负了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轻步兵的任务。  
　　大规模的轻装部队最早出现于奥匈帝国的分裂战争时期(1740-1748年)。1740年奥地利遭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及其法国和巴伐利亚盟国的优势军队的进攻。玛丽亚·特里萨把所有军队集中起来置于她的指挥之下，并立即号召边境居民(即曾作为奥地利边防军的一部分，抵抗过土耳其入侵的克罗地亚和潘杜尔土著人)帮助对付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威胁，保卫她的王国。1741年初，他们将一支3万多人的军队投入到中部欧洲的战场。由于这支军队威力强大，因此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建立并使用同样的军队。腓特烈匆忙增加他的轻骑兵，集结了几个非正规的“自由”营来对付克罗特土著军队。1744年后，法国也建立了几个轻装步兵团和许多步兵和骑兵的联合部队(称为“军团”)。  
　　 18世纪50年代，英国在美国服务的一些正规营在特定情况下组建了一些轻装连。在此以前，英国军队一直没有轻装部队。1753年英国在孟农加希拉 [ 译者注：位于美国。 ] 战役中布拉多克一仗的失败，使得他们不得不改变刻板的欧洲线式作战队形，充分发挥在野外战斗中士兵的主观能动性。为此，英国军队作了大量尝试，在每个步兵团内，建立一个“轻装”连，该连通常由营负责派遣，从事掩护部队前进或其他特殊使命。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英国人的做法是把轻装连从团里分出来，组成临时性的作战部队。另外，手榴弹连(也是每团一个连，不跟手榴弹警备团混同)也跟团分开，并在作战时组成特别部队。  
　　有人批评说，英国的这种作战编制虽然建立起了一支精锐部队，但是会在团的“正规”连中造成低人一等的自卑感。人们怀疑建立这种精锐部队作用何在？它的缺点能否得到完满克服？因为在组成这种部队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问题。(在将来军队中也无疑会有精锐部队的。)不过，在这个例子中有人辩解说，英国步兵的这些特种部队实际上是尝试性的，因此在19世纪初，在发展欧洲最先进的步兵理论中它是十分重要的。由于那时英国使用正规部队从事小规模袭扰战，因而导致了“轻装”团和“来复枪”团的建立，但实际上这两种团并无多大区别。  
　　事实上轻步兵并没有成为欧洲军队中占支配地位的兵种。奥地利的边民部队在开始时冲撞一阵后，表明它们对整个战斗结局的影响是有限的。在普鲁士，腓特烈继续依赖作战横队密集的齐射火力，并化费很多的时间和力量，采取措施以提高兵器的发射速率。他建立了许多轻步兵部队(在普鲁士称为燧发枪部队)，不过它们是按照正规步兵进行训练和配备武器的。奥地利人重又回到解决问题的老办法上来了，对边民团进行了线式战术的训练。  
　　经过两个多世纪的试验和实践，此时的步兵火力在作战中变得最为重要，而突击冲锋则退到了第二位。当然长矛的淘汰所引起战斗力的削弱被刺刀的启用所弥补了。但放弃重型密集的长矛突击对作战还是有所损失的。燧发枪兵的线式队形没有方阵队形那样强大的进攻性、冲击力和防御能力。防御工事和堑壕设施提供了18世纪作战所需要的防护作用，它们不仅可以用来阻止敌人骑兵的进攻，也能对付敌人炮火的袭击。不过，构筑这些设施的费用很大。总之，18世纪战争的特点是：打法固定，阵地战多，目标有限，原则死板，墨守成规，优柔寡断。  


腓特烈大帝和普鲁士军队  
　　 18世纪中叶，腓特烈大帝在军事战术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和发展，跟当时的普通情况大相径庭。他对线式战术所作的改革是无人可与他相比的。他在18世纪普鲁士所具备的技术水平和政治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极其可观的成就。在欧洲事务中，普鲁士赢得了显赫地位，这种地位与其国家的幅员和财富是不相称的。  
　　当1740年腓特烈继承王位的时候，他的父亲留给他一支第一流水平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当时属于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之一，其兵力已接近8万人，这对于一个只有250万人口，年收入约100万英镑的国家来说确是一支非同寻常的军队。到了1786年，常备军达到了20万，人口也比1740年增长了一倍。普鲁士国家年收入的五分之四都化费在军队上。  
　　从腓特烈大帝的个性、教养和才华来看，人们不应该对他只作简单的分析。他既是个思想敏锐的受过很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又是个残忍、冷酷无情的惩罚主义者。作为一国之主，他个人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誉。他可以是一个狡滑、奸诈、不可信赖的敌人，有时也可以成为你的盟友。他找到并接受了一种军事体制，但又发现这种军事体制有着许多弱点：迟钝、不灵活，拘泥死板，兵器的射击速率也很低。他成了一位保守的革新者，把机动性、速度、射击速率纳入了他的军事体制。他积极地运用了骑兵部队，特别是在战斗快要打响的时候和战斗的早期阶段，他总是先向敌人发起攻击。他发明了骑兵炮，使高速运动的骑兵具备了更强的火力。他特别重视使用榴弹炮，因为它的重量比较轻，因此机动性更强。同时又因为它的弹道比较高，因此可以袭击隐藏在山背后敌人的后备队。他懂得利用军队高速敏捷的运动，可以在迟钝的敌人来不及作出有效反应之前，在关键性的阵地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他通过反复加强从父亲那里学来的训练方法和纪律手段，提高军队的机动性和速度。  
　　普鲁士人依赖它的军官队，来确保其军队的质量。军官队的成员几乎全部是从乡村贵族中招募来的。普鲁士军官在军队中的权威和地位不是靠他们的专业技能或所受的教育，而是靠高度的责任感和铁的纪律。他们早年就在军官学校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接着又在部队服役数年。他们的军队生活始终是反复不停的操练。为了补偿他们所作出的牺牲，因而被定为王国的一等臣民，并称为国王的低级勋爵。他们的地位高于所有的政*府官员，对下属士兵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作战时一旦失利，往往以自杀表示效忠。  
　　普鲁士军队比当时任何别国军队更加重视军事训练。这不仅为了使军队能够适应线式战术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指挥管理。腓特烈大帝不相信士兵对他的忠诚和他们的荣誉感。这些士兵和别国军队一样都是从社会的最下层征募来的，因此对他们不可信赖，决不能也决不允许让他们离开部队去单独执行任务。18世纪所有的作战指挥机构都具有防止士兵开小差的职能，甚至当时的战术也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制定的。由于担心士兵开小差，因此行军速度不能太快，也无法开展散兵袭击战或跟踪追击溃败的敌军。尽管采取了这一系列的防范措施，普鲁士军队中士兵的逃跑现象仍然超过其他各国的军队。如果战斗失败，那末逃散的人数往往要三倍于战斗伤亡数。  
　　腓特烈大帝打破了单纯依赖兵站进行物资补给的陈规，但也不允许士兵抢劫(因为这会给士兵提供逃跑的机会)。他采取的办法是，每个士兵的背袋里装带3天的口粮，团属补给车队携带部队8天的面包定量，军的补给车队携带1个月的食品供应量。腓特烈创建了一种十分有效的运输体系，将部队跟兵站连结起来，从而保证了部队的物资供应。  
　　腓特烈大帝的父亲把步兵作战编队的纵深减到了3列，并让他们互相靠得更近。他把早已用在手枪上的铁制推弹杆应用于滑膛枪。当时的许多军事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把普鲁士军队的枪之所以具有很高的发射速率的原因归之于这一革新的结果。普军士兵每分钟能够发射5发子弹，而别国军队只能发射2发。但是很清楚，普军的优势原因在于他们的士兵进行了严格的技术训练，具有很强的纪律，而不单纯是铁制推弹杆的神奇力量。  
　　作战时普鲁士步兵横队以缓慢的节奏稳健的步伐作齐步行进。在距敌100步起，便按命令间隔一定时间开始齐射。射击的顺序，先是第一列，接着是后面两列。射击时枪上都插着刺刀。由于减少了横队的行列数，缩小了间隔距离，因此，很容易将队形变换成行进纵队，其排头宽度正好适合普通道路的宽窄。在开战之前，部队是以连纵队或更小的队列单位行进的，象现代步兵的操练方法一样，采取立定转向，行进间转向，队列转弯前进或排头变成横队等方法可以将行进纵队变换成横队。  
　　腓特烈大帝不仅对军队作了重大的改革，更重要的是，他以严格的纪律和训练方法完善了部队的机动行进，因而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普军的步兵编队由两个横队组成，每个横队纵深为三列，二个横队之间相隔约300步。骑兵排成两个或三个单列横队，位于步兵横队的两翼。整个部队共设四个指挥点，分别位于步兵的两翼和骑兵的两翼，在这种刻板的作战体制中，想要实施某一部分的机动是困难的。由于编队形式的局限，同时为了对步兵实施最佳的战术配置，因此也不允许作这样的机动。为此，腓特烈大帝采取了出其不意的战前部署和变更某种训练场上的技术使之特别适合战场配置这两种办法。后者就是所谓的“斜行战斗序列”。很明显，这是腓特烈仿照特班·义巴敏诺达 [ 译者注：古希腊将军及政治家。 ] 在留克特拉战役(公元前371年)和曼提尼亚战役(公元前362年)中的先例而构想出来的。  
　　斜行战斗序列在作战中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主要依赖普鲁士步兵完善的训练和严格的纪律。要有效地运用这种队形，指挥官首先必须了解敌军的部署，并等待机会在敌人还来不及加强其侧翼力量的时候，出其不意地向敌人斜向插入。因而部队必须加强侦察和情报搜集，并利用所有能够增加战斗突然性效果的条件——如气候、地形和夜暗等。此外，还要派一支前卫部队把敌人牵制在原来的位置上，防止它临时调动兵力对抗主攻。这种进攻的特点是猛烈，步兵和炮兵的火力几乎是连续不停，持续射击。  
　　普鲁士骑兵包括胸甲骑兵、龙骑兵和骠骑兵。前两种骑兵通常以5个中队编成1个团，后一种骑兵则以10个中队组成1个团，每个中队约120人。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为了对付奥地利军的边防轻步兵部队，腓特烈大帝增加了骠骑兵或称轻骑兵的数量。另外，他又重新强调了作战中骑兵的突击力量和战场外围侦察的重要性。胸甲骑兵不再配备手枪，龙骑兵也不再配备卡宾枪，因此变成了无装甲保护的骑兵。他们把骑兵训练成手中执剑、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向敌人全速冲锋的勇士。骑兵的武器装备被减到最轻的程度，以提高前进的速度和增强冲锋的猛烈程度。通过不断的训练，骑兵队形变得十分紧凑，以至于普鲁士的骑兵能够象步兵那样准确而秩序井然地行进。8千到1万名骑兵能够排成整齐的队形冲锋几百码的距离。并在经过一场混战之后立即整好队继续前进。在腓特烈20年胜利征战的大部分战斗中，这支骑兵曾立下了汗马功劳。  
　　普鲁士炮兵是以营为单位组建的。使用的炮从轻型3磅炮弹的炮到最重型的24磅炮弹的炮。在腓特烈大帝之前，普鲁士炮兵跟别国的炮兵一样，在战斗开始前就将炮部署在很靠前的阵地上。战斗常常是由炮战打响的。但腓特烈很快发现，他所喜欢的激烈进攻战往往使他自己的步兵和骑兵先陷入敌人炮兵的火力圈内，而自己的炮兵则无法给他们以炮火支援，使他们在前进中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之中。他还发现奥地利的炮兵威力特别强大，常给进攻中的普军造成大量伤亡。为此，腓特烈设法提高炮兵机动性，使炮能够随着部队的进攻而向前推进，为步兵和骑兵提供不间断的炮火支援。  
　　要给迅速前进中的普鲁士骑兵提供炮火支援是个特别尖锐的课题。为此腓特烈建立了一种能够跟着骑兵前进的骑兵炮队(跟马拉炮不同)。跟普通的炮兵不同，骑炮兵的炮手和弹药手不是靠步行也不是靠车拉，而是骑马行进的，骑炮兵部队配备有可以迅速移动的轻型炮和榴弹炮。  
　　从技术上看，骑兵炮和马拉炮是相同的。它们的唯一区别是骑兵炮的机动性更强。在进入战斗时，炮兵(特别是3磅和6磅炮弹的炮兵部队)先于被支援的作战部队出发，在离敌人500步远时，炮手下马，将炮拉到炮阵地上，接着便开始向敌人发起炮击，直到步兵队伍跟上来为止。然后采用交替跃进的方式，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半数炮以不间断的炮火支援其进攻部队。腓特烈还利用榴弹炮弹道较弯曲的特性，袭击隐蔽在树丛和山后的敌军后备队，显示了间接火力的潜在威力。  


洛伊滕战役  
　　洛伊滕战役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一次巧妙地运用战术的杰作，它清楚地说明了腓特烈军事体制成功之所在。公元1757年，腓特烈已经有了16年的作战指挥经验，因此这次战役代表了他成熟的军事见解和他对自己亲手缔造的军队的指挥才能。他刚刚在罗斯巴赫击败了比普军规模大得多的法国军队，紧接着又挥师向布雷斯劳 [ 译者注：波兰境内。 ] 进军。在那里，加上增援部队的人数，普军总兵力达3万6千人。而洛林的查尔斯亲王率领的奥地利军队则在布雷斯劳部署了两倍于普军的兵力，约8万人。  
　　当腓特烈从布雷斯劳出发东进时，发现奥地利军队集结在一条长达5英里的战线上。周围是地势起伏的乡村，一部分部队隐蔽在一片低矮的丘陵后面(奥军尽管在兵力上处于二比一的优势，但仍然决定打防御战，这有助于腓特烈发挥技巧，获得声誉)。奥军的右边是一片沼泽地，左边是森林密布的山脉，两翼都部署了骑兵。另外，左翼还挖了一些战壕，让后备队隐蔽在内，以对付普军可能向侧翼发动的进攻。但是，跟奥军的预料相反，腓特烈将部队编成四个纵队，向奥军的中部和右翼运动，中间两个纵队是步兵，两侧各有一个骑兵纵队。  
　　根据普军的动向，查尔斯亲王匆忙调动后备队以对付普军对其左翼的威胁。但是，正当普军在低矮丘陵的隐蔽下不为奥军所知向前推进的时候，腓特烈将其部队主力的前进方向改为向右斜插，而让敌人能够看得见的一部分左翼骑兵纵队开始向奥军的右侧佯动。普军的一个步兵纵队避开奥军的视线，越过了敌人的正面防线，它的骑兵(由于左侧骑兵的佯攻行动)警戒着自己部队的侧翼，同时掩护着步兵部队的头尾。  
　　普军纵队在丘陵掩护下继续向前推进，这时已经开始踏上奥军的左翼阵地。腓特烈突然命令步兵向左转，从右向左排成两个横梯队，以有名的斜行战斗序列向前推进。普军的炮兵迅速冲过山丘，立即投入了战斗。正好在普军先头步兵营袭击惊慌失措的奥地利军队的时候，以密集的炮火，V字形的落点射向奥军左翼阵地。随着普鲁士步兵营一个接一个向奥军左翼逼近，奥军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整个战线终于开始动摇。这时位于步兵两翼的普军骑兵也向奥军左翼发起冲锋，从中间将奥军向后驱赶。  
　　查尔斯亲王企图组织一条新的防线来抵抗普军进攻。他将右翼骑兵调去对付普军的左翼进攻部队，但奥军的骑兵炮队与早已守候着的普军骑兵遭遇并被冲散。普军骑兵接着又向奥军右翼发起冲锋。由于两翼失去平衡，奥军再也无法重新集结。虽然夜幕的降临帮助了溃败的奥军残部向布雷斯劳逃跑，但整个军队彻底崩溃了，大约只有一半士兵回到了布雷斯劳和他们的冬季营房。  
　　腓特烈大帝此战大捷对整个欧洲的军事思想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的许多军事家竞相仿效他的作战体制。大量外国军官云集于波茨坦，以求亲眼目睹并领教普鲁士军队复杂的作战调遣方法，然后回国同样训练自己的军队。腓特烈把线式战术体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几乎无人可与他的成就相比拟，超过他的人更是寥若晨星了。倘若不是腓特烈这样的一代雄才，根本不可能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功。当时西班牙和俄国都曾采用过他的军事体制，但是未能造就出一支举世惊叹的军队。腓特烈死后，这种体制本应对他的后继者大有裨益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后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再也没有人认真运用过这种体制，可是世人对它的赞美之声却仍在回荡着。 [ 注：这是休·科尔的论点，我表示赞同。 ]

18．拿破仑和战争中的革命(公元1795-1815年)
拿破仑在军事史上的重要地位  
　　自成吉思汗以来，年青的拿破仑·波拿巴在意大利和埃及进行的早期战役中，最先表现出了跟成吉思汗一脉相承但又是崭新的军事思想。在他的驾驭下，这种军事思想直接支配了19世纪头15年年中所发生的战争。而它的巨大影响则延续得更加久远。尽管拿破仑的敌人力求一丝不拘地仿效他的军事体制，尽管他们以数量上的优势最终击败了拿破仑，但是，他们从来也没有完全弄懂拿破仑从事巨大军事变革的思想基础。  


法国大革命中的军队  
　　人们显然都已经注意到，拿破仑所使用的军事工具是他的军事体制的基础，而这种军事工具很多又是他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他的军队，军队的纪律制度，特别是军队中的炮兵体制，都是在18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尽管在大革命初期军官团和军队组织出现过激烈的动乱，但在大革命的天才军事组织者拉扎尔·N·卡诺的领导下，法国军队的发展始终没有间断。在19世纪的头10年中，拿破仑果断地改造并大大地改进了法国军队，但是这些都只是些改良而已，称不上革命性的变革。能够称得上革命性变革的是他运用军事工具的方法，也就是他的作战方法，或叫做“大战术”，以及他的军队的战略运用。  
　　 18世纪初，轻步兵重新被用于欧洲战争，唯独法国未受影响。法国的军事思想受的是萨瓦利埃·福拉德和莫里斯·戴萨克斯元帅的熏陶，他们基本上都不相信火器的威力和线式编队的优点，因此极力提倡以亚历山大大帝的方阵和古罗马军团队形为基础的战术体制。结果，当时的战术发展到了由“纵阵”发起突击这样的形式。丰特努瓦内一仗(1745年)，塞克西元帅战胜英国军队便是这种战术的典型例证。但是到17世纪下半叶，在支援火力应该提前多久，在何种程度上来支援纵阵进攻，进攻的火力是采用横队、横队与散兵袭击相结合还是密集的散兵袭击等问题上，法国军事家们发生了争论和分歧。因此这一时期法军的战术处于摇摆不定的状况。  
　　法国大革命的初期，普遍运用的作战队形是“纵阵”，它实际上是线式体制的一种变形。所谓纵阵，也就是将许多线式分队（通常为营）进行纵深排列，这样就加强了进攻的力度，并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威慑作用。必要时各分队仍然可以用线形编队进行作战，实际上他们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由于法国的纵阵使用起来十分灵活，而且变化多端，因此具有极大的战术价值。跟形式刻板的横队相比，纵阵的指挥官可用更快的速度更好的指挥方法在战场上调动数量相当可观的兵力。特别是在多山的地形上，纵阵的作战效果比横队更好。它可以很容易地变换成种类不同的队形，特别是把行军纵阵变成进攻纵阵所化费的时间要比线式编队的变换少得多。要派遣散兵袭扰敌人时，不需对纵阵队形作很大的调整，而且可以迅速组成纵深为二列或三列的横队和方队，对敌实施火力袭击。此外也不必象过去那样需要保持横队中各部分侧翼之间的紧密连接。战斗进行时，战术格局是开放型的，因此变得更有生气了。  
　　进攻时的纵阵有二项主要功能。第一，它能使排成密集队形的士兵迅速扑向敌人。这种作战行动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依靠炮兵首先向敌人发起炮击，并由散兵预先对敌人进行袭扰，从而为纵阵进攻作好充分的准备。敌人的伤亡主要是炮兵和散兵的火力造成的，并非纵阵本身的功劳。这是因为纵阵在向前运动时，它自身的火力比较小，靠刺刀打败强敌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  
　　进攻纵阵更为经常的是作为后续支援部队来使用。通常纵阵先派遣散兵部队把战斗打响，然后作为散兵兵力的替换基地和直接的战术后备队。如果散兵袭击遇到敌人的顽固抵抗，那末纵阵便展开成横队用齐射的方式继续进行战斗。一旦敌阵开始动摇，横队就向前推进，或者再次减少排头的宽度，变换成纵队前进。  
　　另外，人们还应注意，拿破仑对世界历史产生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能够利用(并告诉别人如何利用)新的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法国大革命正是在比较早的时期显示出了这些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由卡诺和其他大革命的早期领袖首先应用于作战的“由群众组成的军队”，是拿破仑发动的旋风般强大的战役和那些最终把他自己推翻的战役中的基本军事力量。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建立这种由广大群众组成的军队，是由于工业革命将人力从农村解放了出来，他们可以被动员来为实现某个吸引人的社会目标而战斗。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对拿破仑的成功起了极大的作用。他本应更好地利用这个宗旨，可是他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宗旨跟他想要取得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功而必须实施的独裁和专制之间本来就矛盾重重，更何况他一向树敌太多。  
　　进攻型纵阵作为法国大革命战争中的标准战斗队形并没有导致步兵战术的革命。纵阵作用的发挥靠的是战场上其他军事技术的革新。后来，指挥官根据作战环境把队形紧密的纵阵与队形松散的散兵部队结合起来，从而构成了大革命和拿破仑步兵的新战术。由于散兵袭扰吸引住了敌人的火力，因此进攻纵阵向前推进时就不会过分地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  
　　在第一次同盟战争(1792-1795年)中，法国步兵广泛采用了散兵部队作战的方式。到了1793年，所有的营级部队都作为轻步兵进行作战。一旦交战开始，立即分成许多小股散兵部队。这种作战方式有时也叫做“群落战术”。1795年又出现了重新使用指挥得当的进攻纵阵以取代“群落战术”的趋势。纵阵在发起进攻前由散兵先进行侦察活动并用分散火力袭击敌人。  
　　法国散兵作战体制的特点在于这种散兵不是专门的轻装部队，而是正规部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采用这种作战体制的好处是步兵会变得更加机动灵活，从而预示着专门的轻装部队很快会被一种全能步兵来代替。  
　　英国的轻步兵在对付法国的这种作战体制时效果最好。尽管它们的战术特点不同，但英国的轻步兵也逐渐开始变成全能作战部队。在英国作战体制中，他们尽量将机动灵活的散兵部队跟坚强而稳固的横排主力部队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他们容易掌握和瞄准的滑膛枪火力。在约翰·摩尔爵士和阿瑟·韦尔斯利爵士(后来成为惠灵顿公爵)的领导下，英军常常趋向于采取防守战术，以最大限度地发扬火力。他们通常将部队编成纵深只有两列的横队，隐蔽在山脊的后面，利用这种地形条件作为部队的掩护。当发起进攻的法军纵阵靠近时，英军横队便从隐蔽的山脊后面发射出具有毁灭性力量的火力。  
　　快到18世纪末的时候，来复枪逐渐被应用于军事，从而大大改变了轻步兵的特性和作用。来复枪本是一种比较重而且用起来不很灵便的手持式枪械。本来是作为一种运动枪械的。它的枪管内的膛线能给子弹一股旋转的力量，因此与滑膛枪相比，它的精确度较高，射程较远。来复枪从它的原产地西德莱茵兰(那里的猎人已经用了近二百年)越洋过海传到了北美。位于宾夕法尼亚的德籍工匠又把它们改制为殖民地的樵夫使用的重量较轻，枪管较长的来复枪。  
　　来复枪的发射速率比滑膛枪慢，这是因为每颗子弹(用浸过润滑油的布包裹着)都必须用木槌敲到枪管里去，装弹十分费时。来复枪上也不装刺刀，因为装上刺刀后就可能降低射击的精确性，有碍射手掌握更高的射击技术。来复枪是一种单兵武器。在沿北美西部边缘13个殖民地的技术熟练士兵中得到了应用。欧洲吸取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经验，到18世纪末时，来复枪和来复枪手已经成了欧洲战争中的兵器和士兵的一部分。但是，来复枪的造价较高，加之发射速度又比较慢，因此，直到19世纪过了很长时间之后，在欧洲正规连级部队中还只是有选择地配备到少数部队和个人。  
　　 19世纪初，英国轻步兵最先对来复枪作了改进，使之适合正规作战需要。在队形密集的滑膛枪士兵队伍中，插进了少量来复枪士兵。他们的枪采用了次口径子弹，子弹并不嵌进膛线，因此发射速度较快。如果需要单兵瞄准射击，士兵就使用正常大小的用润滑油布包着的子弹。很明显，这样的来复枪手必须是遇事冷静，训练有素而且有高度纪律性的士兵。由于他既能单兵作战，又能在密集的队列中进行射击，因此实质上相当于后来所谓的全能步兵中的士兵。  
　　法国和英国的新式轻步兵战术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政治影响的。轻步兵常常分散单兵作战的，不象在队形密集的纵阵或横队中要受长官的直接指挥和监督。不管是法国革命军还是英国的作战体制都废除了18世纪军队中粗暴横蛮的纪律制度。他们鼓励部队将正当而有力的纪律制裁跟严格的训练结合起来，并大力提倡发扬部队的荣誉、革命的热忱和民族主义的精神。  
　　炮兵在拿破仑作战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战斗中杀伤敌人的主要兵种，敌人约有一半以上的伤亡是炮兵造成的。法国炮兵军官琼·巴普蒂斯特·瓦奎特·格里比乌伏尔(1715-1789年)创建了一种杰出的野战炮兵体制，法国军队于1776年正式应用了这种体制，法国大革命军队正是继承了原君主国的这样一种炮兵体制。在菲特烈大帝的巨大影响下，格里比乌伏尔通过缩短炮管的长度，减轻炮管和炮架的重量，使法国炮具备了很强的机动性。此外，又给炮车架装上了铁制轴杆和结实的大直径车轮，因此可以在崎岖不平的地形上行进。由于造出了更加精密的正球体和直径精确的炮弹，因此保证了炮的射程和精确性，并减少了炮弹的装药量，结果又进一步减轻了炮管的重量。预制好的弹药筒代替了过去的弹药和弹筒分开的状况，提高了炮弹发射的速率。炮的牵引马分成了双行而不是过去的单行。这样6匹马足可牵引一门12磅炮弹的炮，而8、4磅炮弹的炮和新式6英寸榴弹炮等只需4匹马就够了。  


拿破仑的作战体制  
　　拿破仑把炮兵作为最主要的作战工具，并注意充分发挥它的机动性。他最喜欢用的作战技术之一是大规模的炮队作战。由于战争的大量需要，部队质量的降低，因此在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后期这种炮战得到了特别的重用。1809年的韦格拉姆战役便是运用这种作战技术的典型战例。当时法国集中了数量优势的炮兵，支援战场上的主攻部队，摧毁了敌人的一段防线，为步兵前进打开了缺口。  
　　这一时期的骑兵仍然是担负突击行动的兵种，使用的主要兵器是长矛和马刀。由于拿破仑充分发挥了骑兵的传统作用，因而他军队中的重骑兵和轻骑兵的区别跟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军队同样的明显。重骑兵骑着高头大马，身披部分遮体的胸甲；而轻骑兵则由比较灵活敏捷的士兵组成，骑的马也较小，他们既能骚扰敌人，也能进行突击。  
　　拿破仑的骑兵中也有骑兵炮队，他们常常以很大的规模和紧凑的密集队形突然向敌人的骑兵和步兵发起进攻，威力十分强大。他们常常在敌人的步兵被自己密集的炮火或步兵的进攻打散了的情况下猛扑上去。法国骑兵袭击溃退中的步兵效果特别大，但对于尚能集结成方队的精力饱满的步兵往往威胁性不大。法国骑兵正是利用这种有力的追击，以自己最小的伤亡赢得了胜利。此外，拿破仑还有效地利用骑兵进行侦察和掩护。  
　　在拿破仑战争初期，在精明强干的将领指挥下法国骑兵以锐不可当的冲锋压倒了欧洲其它国家最强大的骑兵。后来，由于岁月流逝，骑兵遭到不断的伤亡，拿破仑感到再也难以保持骑兵部队较高的作战水平了。与此同时，他的敌人则仿效法国骑兵的编队、战术和作战方法，努力加强其组织体制和训练，因而不断改进了他们的骑兵素质。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惠灵顿战役中，英国骑兵在阻挡法国步兵的进攻和向拿破仑的保皇部队发动总攻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在拿破仑帝国的后期，法国骑兵的衰落标志着整个法国军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上了下坡路。国家军事机器的运转必须以社会和经济为基础。虽然结构严密的社会制度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保证军事机构具备很高的效能，但是，离开了社会和经济实力，这台机器就不能运转下去，更不能运转自如。经过20年几乎从不间断的战争，法国的牲畜资源，特别是马匹资源已被消耗殆尽。  
　　十八世纪的法国出现了步兵师。它是一级大规模的常备军战术和行政管理体制。1759年，达克·戴布罗格利在法国军队中又采用了一种师级规模的步兵和炮兵混合的常备军作战体制。  
　　 1794年法国大革命的作战部长卡诺建立了由步兵、骑兵和炮兵三兵种组成的能够独立进行作战的师。到了1796年，在法国军队中这种作战体制已十分普遍。拿破仑·波拿巴充分利用了这种体制的全部威力，并将它作为机动部队应用于运动战。所属士兵必须进行机动快速行军训练和反复磨炼。他还改革了后勤供应体制，使之能对快速机动的大小部队提供支援勤务。炮兵经过改进后能够在战场上跟上步兵和整个部队的机动速度，这就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  
　　当法国将野战部队的规模扩大到超过10万人的时候，便感到有必要将师合并成军，以简化部队的作战指挥。法国最早于1800年建立了军一级编制。当时莫罗将莱茵大军的11个师组建成4个军，从而使他的指挥控制范围更加集中了。1804年，当拿破仑为入侵英国而筹建一支拥有20万兵力的大军时，他将这种常备兵体制运用于法国军队，并象以前的师那样来使用它。不过师一级部队仍然是他的主要战术单位，通常由步兵和炮兵组成，并委之以特定的作战任务。军一级部队也配属有骑兵，通常师里面也有，负责整个军的侦察任务。此外，拿破仑还单独组建过骑兵军。  
　　拿破仑的步兵师由2个或3个步兵旅和1个炮兵旅组成。每个步兵旅包含2个步兵团，每个炮兵旅包括2个炮兵中队，每个炮兵中队配备有4门野炮和2门榴弹炮。他用改变组成每个师的旅和炮队数量的办法故意变化师的规模，以迷惑敌人的情报机构。  
　　在实际战斗中拿破仑总是通过巧妙的部队调遣以夺取战略上的优势。如若可能，就占领或威胁敌人的交通线，或者把部队插到分散的敌人的后面，设法寻找机会打一场大仗。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战术上他极力采用集中兵力和部队高度机动相结合的方法，尽快地先发制人，迫使敌人就范于他的作战方案。他并不拘泥于死板的战术模式，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部队调度来攻击敌人的侧翼。他常常把敌人的侧翼作为主要的打击目标，同时又向敌人的正面发起进攻；有时他用主力插向敌人正面阵线的中央实施正面突破，与此同时又向某个侧翼实施机动包围。负责进攻重要目标的师常常得到炮兵预备队的密集炮火支援。侧翼向敌人暴露着的师则受到军的骑兵部队甚至野战部队的骑兵后备队的掩护。在上述进攻取得胜利后，拿破仑便用骑兵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跟踪追击，接着整个野战部队紧跟上去。只有当歼灭了敌人的主力部队之后，他才去占领敌国的主要战略和政治中心。  
　　敌人的联合军事力量几乎总是超过拿破仑的军队。为了欺骗和迷惑敌人，同时也为了他的部队能够实施迅速的机动和有效的进攻，只要情况允许，拿破仑总是先让他的部队分散在阵地上，需要时再迅速集结起来，这样，他就可以在一些关键性的位置上形成优势的兵力。(他有一句名言：“我们食则分散，战则集中。”)他喜欢的另一种打法是把兵力集结起来，部署在敌军的两个部队的中间，以便对敌实施各个击破。他打的头一个和最后一个战役，即蒙特诺特和滑铁卢战役是两个属于这种打法的杰出战例。第二次战役的失败原因是他和他的下级都没有认真贯彻他的卓越战略思想。  


拿破仑的作战原则  
　　拿破仑军事体制的精髓可以用他的作战原则来加以最好的说明。后来研究战争的学者也正是通过他所指挥的战役才认识到他的这些原则的，并在过了大约一个世纪之后，才将它们作了汇集和整理。  


作战目标  
　　拿破仑总是把敌人的主力作为主要目标，设法以最快的速度将敌人的主力置于不利的条件之下，并用一次主攻战予以歼灭。他认为地理位置方面的目标，如居高临下的地形、重要的交通枢纽、补给仓库等始终是第二位的，对于摧毁敌军战斗力这一基本目标来说只起间接的作用。  


作战方案力求简单  
　　有许多原因促使拿破仑更喜欢制订简单的战略战术方案。他认为重要的是他的所有下级的精力都应该协调一致地用来取得最大的作战效果。由于他感到军队内部容易发生“战争摩擦”(这是后来由克劳塞威茨定名的一种现象。他也许可称得上是研究拿破仑战争的最伟大最有见地的权威)，因此他认为作战方案太过复杂会引起错误的理解和不正确的解释，而且这样的作战方案往往需要依赖周密的时间安排方能实施。但在作战行动中，特别是有人反对那些作战行动时，这一点很难做到。  


统一作战指挥  
　　或称协调配合，或象拿破仑那样称为统一控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施统一的作战指挥是作战方案简单的结果。无论在哪种情况下，拿破仑简单的联合作战行动，都要求并且往往也取得了他的军队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一致。以达到其中间的和最终的作战目标。  


一贯采取攻势  
　　作战时拿破仑总是无例外地力图抓住作战的主动权，即使是敌人占有数量上的优势，迫使他处于守势的时候，他也要设法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让敌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他绝不鲁莽行事，而总是沉着冷静地审时度势，(虽然他的敌人常常处于数量上的优势)他始终强调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他认为在战斗进行的高潮时向敌人发动强大攻势，可以抢先将敌置于相对劣势。  


积极实施部队机动  
　　这是拿破仑破坏敌人数量上的优势，置敌于劣势地位所采取的两种手段中的一种。战略上和战术上的部队机动是拿破仑作战的特点。1796年他在蒙特诺特和德戈的首次大捷中，象他在1805年奥斯特利茨大捷一样，都是靠积极实施部队的机动而获胜的。通过灵活的部队调动，即使他的军队数量比敌人少得多，他也能在局部的关键性战场上集结起优势的兵力。他在马仑戈、乌尔姆和耶拿战役中对部队所作的战略调动，使他的军队横跨在敌人的交通线上。这样，在战斗还没有进入高潮之前，实际上就已经取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集中兵力进行作战  
　　或称集中优势兵力。拿破仑喜欢引用伏尔泰 [ 译者注：1694-1778，法国作家。 ] 的一句格言：“上帝是站在兵力优势的军队一边的”。他懂得，交战双方在其它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战场上的兵力的优势便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他总是力图在关键位置部署数量优势的兵力，以取得较大的战斗力。但是，他也懂得，高强的军事技术可以起到兵力倍增的作用。(他曾说过“精神与物质的力量是三与一之比”。可惜他被人们稍稍地误解了。)为了获得优势的战斗力以战胜数量上优势的敌人，他采取的两项主要手段是积极实施部队的机动和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  


节省兵力  
　　这一原则恰是集中兵力的另一面。为了实现关键阵地上的兵力集中(特别是当他的部队在数量上少于敌人时)，拿破仑便在不太重要的阵地上大幅度削减兵力。他认为(正如后来克劳塞维茨在著文时写到他的一些战役情况时那样)“防御是一种更强有力的作战方式。”为此，他使少量部队处于防御态势，以阻挡或拖住大量的敌人，而集中最大数量的兵力来对付最关键或最脆弱的那部分敌人。因此，节省兵力往往是实现兵力集中必不可少的条件。  


突然袭击  
　　拿破仑认为，战争中所有的精神力量中最有效和最强大的力量倍增因素是出其不意的奇袭。他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实现进攻的突然性：“例如，将部队讯速移动到敌人意想不到的阵地；在敌人认为是拿破仑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动进攻；穿过敌人认为无法逾越的地形；在敌人认为拿破仑及其部队正在休息的时候发动攻击；在敌人认为拿破仑不能亲临的战场上意外地露面等等。(拿破仑的两个最强的敌手惠灵顿、布吕歇尔都曾这样说过：“拿破仑亲临战场相当于4万士兵的威势”。当我们想起这句话时，就清楚的感到拿破仑突然出现在战场时的重大意义。)  


注意部队的安全警戒  
　　拿破仑懂得突然袭击这种作战方法好比一把双刃利剑。虽然他知道他的敌人的脑袋都不如他聪明灵活，他也知道他必须设法猜透敌人可能对他采取的每一项行动，为此，他经常派遣间谍或用骑兵进行侦察，或者随时保留一支后备队来应付意外情况，并且小心翼翼地部署他自己的部队，尽量减少敌人对他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一旦敌人发动突袭，他也能沉着有效地进行反击。即使是在滑铁卢战役中，他也采取了极其严密的安全防卫措施。但是他的下级(特别是格鲁切)没有能够履行交给他的安全警戒使命。  
　　拿破仑不仅是位战略战术天才，而且是位擅长于物资的计划和适时供应的天才。他全面改革了18世纪战争中依赖仓库的后勤供应体制。他的师级部队常常驻扎在城镇和乡村，那里的老百姓必须为军队提供食品。每个士兵自身携带4天的食物定量，部队后面的补给车队也负责运载4天的食物。这8天的食物定量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才能动用；在可能情况下，每天的食物均通过向当地老百姓征用或索要的办法获取。军需物资贮存在军队的主要基地和中转仓库，中转仓库是跟着部队向前移动的。  
　　这种后勤补给体制一直是令人十分满意的。但到了1812年俄罗斯战役时，由于俄国的道路很差，农村又很贫困，俄罗斯游击队积极抵抗，加之俄国皇帝亚历山大和库图佐夫将军运用了“焦土”政策，因此这种体制完全失败了。  
　　拿破仑从来没有著文系统地总结过他的军事思想。但是从他的一些随笔以及战绩纪录里，人们可以窥视到他的一整套作战方法以及从中所体现出来的军事思想。军事上他总是极力避免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在制订每个战役和每次战斗的作战方案时都试图让敌人无法预料他究竟如何行事。只要可能，拿破仑总是力争在第一仗打响之前，先在战略上取胜于这场战役。只要一有机会他便采取高速机动和巧妙欺骗相结合的手段，让部队绕过敌人的侧翼，直插敌人的交通线，迫使敌人在不利条件下应战。  
　　当欧洲别国的军事将领刚刚吃了拿破仑败仗的时候，他们就试图模仿拿破仑。他们逐步把师和军的作战体制应用于自己的军队，用纵深较厚的作战编队代替线式战术，在战场上普遍地特别是关键战区采用集中兵力的作战方法，并且也开始组织和运用他们的预备队。尽管拿破仑的敌人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经验，大大改善了自己的军事机器和效能，然而，他们永远也无法跟拿破仑这样的伟大军事家相匹敌。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这位军事天才的奥秘。最后他们采取兵力上的强大优势和在法国打消耗战的办法战胜了拿破仑。而这两种办法的得逞都应归咎于拿破仑外交上的失策。正如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即使是那些打败了拿破仑的将领们，也不得不承认拿破仑是位超群出众的军事天才。  


惠灵顿的军队及其战术  
　　在19世纪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军事家还一直在运用着线式战术，因为许多人认为惠灵顿在佩尼苏拉和滑铁卢战役中的胜利表明横队作战有它极大的优越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由于军事技术的改进，军队的火力，机动性和通讯联络技术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普遍产生了怀疑。鉴于惠灵顿采取的战术能够如此地连连战胜敌人的战术，而敌人的战术又将他的取而代之，因此，他的战术确实值得很好地加以研究。  
　　英国直到1807年才采用师的作战编制，而1809年伊比利亚半岛战役时惠灵顿的军队仍然是由独立旅组成的。尽管法军作战体制早已在实战中取得了成功，但英国军队仍然保留着纵深为两列横队的形式，因为横队比纵队更能发挥士兵兵器的火力。无疑这是惠灵顿取得胜利的一部分原因。但另一方面他的胜利也是他采取了自己的战术的结果。(应该记住，惠灵顿和拿破仑只进行过一次大交战，这就是滑铁卢战役。他的胜利与其说是靠他的高超指挥技巧，不如说是普鲁士军队增援的结果。)  
　　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惠灵顿决定采用三种作战办法来战胜法军的战术，一是在战斗打响前不暴露自己的横队位置；二是要防止法国军队用散兵部队袭扰自己的横队；三是保护好自己部队的侧翼。第一种办法往往是在可能时将自己步兵部署在山后反斜面，第二种办法是建立轻装部队，而第三种办法则是运用天然障碍和巧妙地使用骑兵。  
　　英国军队是一支由志愿兵组成的部队，当然要比法国军队小。但是它的技术的训练搞得比较好。它的步兵在滑膛枪的性能和使用技术方面都胜过欧洲的其他国家，加之又采用了两列横队的编队体制，因此它的优势就更为明显。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军队是欧洲唯一能够用轻武器不断给敌人造成一半以上伤亡人数的一支部队。  
　　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1809-1814年)，惠灵顿的部队起初编为8个旅，每个旅由2至3个营组成。后来英军兵力有所增加，因此编成7个师，1个轻装师和1个独立骑兵师。虽然组成每个师的成分不同，但通常都有6000人的兵力。其中包括2个由英国士兵组成的旅，1个葡萄牙士兵组成的旅。每个旅通常包括3个营。每个骑兵师由3个骑兵旅组成，每个旅包含2个骑兵团。轻装师一般部署在离阵地正面很远的地方，负责掩护整个部队作战。  
　　惠灵顿作战编队更有意义和更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他在部队周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散兵警戒网以对付法军散兵的袭击。按标准英军每个旅配备有三个轻装来复枪连，而他又为每个旅增设了一个连，此外，轻装师的每个旅也配备有好几个来复枪连。  
　　因此，英国的轻步兵配备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兵器，一种是来复枪，另一种是滑膛枪。轻步兵所使用的滑膛枪是一种特殊型号的滑膛枪，它比著名的“塔瓦式滑膛枪”或“明火枪”等基本步兵兵器更轻、更短、更便于瞄准，命中率更高。正规营用的是明火枪。英国人认为(也许是错误地认为)它比欧洲大陆国家所用的枪威力更大更可靠。它的重量约为九磅，有效射程300码(但真正能够精确命中人的距离仅约100码)，是一种比较重的燧发枪，具有同类枪的一些优缺点，它使用圆形铅弹和比较重的纸质弹药筒。  
　　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惠灵顿军队的骑兵所起作用较小。一部分原因是很难将马从英国运往欧洲大陆。不过惠灵顿极其重视对付法国的骑兵。英国步兵坚固的横队和精确的射击一般都能击退法国骑兵的冲锋。有一次英国步兵横队硬是顶着法国骑兵向前推进，结果把他们赶出了战场。当英军组成步兵方队时就更难被敌人攻破了。曾有过这样的记载，英国的一个轻装师编成了5个方队，在法军4个骑兵旅的进攻下撤退了2英里，仅仅只有35人伤亡。  
　　惠灵顿在伊比利亚半岛战役中很少使用骑兵，这并不是说在条件允许有效地使用骑兵时他无力为之。在滑铁卢战役的一次战斗高潮中，一个英国龙骑兵旅(有1000名骑兵)越过英国步兵，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进攻中的法国步兵。当时法国步兵已经来不及组织方队，虽然法国骑兵立即挡住了英国骑兵的冲锋，但法军强大的进攻势头被压了下去，一些英国人(他们忘记了普鲁士人在这次战役中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声称，英军骑兵的冲锋是法军失败的主要原因。  
　　对于炮兵，惠灵顿是根据情况有选择地加以使用的。那就是在关键性的时机，在慎重选择的地点，以少量单炮组的形式来加以使用的。他把炮组全部部署在阵地的前沿，用来对步兵实施火力支援。这在攻防战术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比较小，但却十分重要。  
　　在对付法国大革命军队的初期，英军作战不力。后来在惠灵顿将军的统帅下开始转败为胜。到了拿破仑战争的末期，英军的声威大振。伊比利亚半岛和滑铁卢两次战役均在惠灵顿领导下获胜，惠灵顿将军因此而赢得了极高的军事荣誉。  


武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由于拿破仑·波拿巴的引导和促进，黑火药时代的各种兵器最终跟相应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了。自从战场上出现黑火药兵器以来，第一次实现了武器、战术和军事理论三者实质上的统一。带刺刀的燧发机滑膛枪和滑膛炮都在技术上得到了完善，达到了它们最大的潜在威力。经过几个世纪的尝试，不断改进了战术手段，从而使这些兵器能够配合使用，并能跟骑兵作战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熟练的军事指挥官只需化费最小的代价就能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效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在蒙古和英国的战术体系中，军事指挥官曾对他们的作战工具和手段实施各有区别的控制，最后做到这一点是在13世纪。正当这两种战术体制在士兵和兵器的使用上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时，由于黑火药兵器的问世，它们过早地被淘汰了。而19世纪初的主要战术体系(即法国和英国的陆军战术体系和英国的海军战术体系)则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短命早夭了。  
　　由于早期的军事发展，这半个世纪里出现的武器、战术和军事理论互相统一的局面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这一局面的形成毕竟得到了拿破仑·波拿巴这样的军事天才的促进，因此它的意义就显得更加重要了。没有人象拿破仑那样给时代打上了如此深刻的个性烙印。在他的一生中以及他死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他的军事理论和实践，甚至他的军事思想，都被许多人以其自身标准及有关的作战思想为尺度来加以衡量。而海军作战的权威们则试图重新拣起曾经在最后击败拿破仑时起过巨大作用的“纳尔逊当机立断的作战本领”来加以比较。

19．技术和工业革命(公元1800-1900年)
十九世纪初期的技术和战争  
　　 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的整个世纪里，战争的演变是一场长期的革命，它由政治、经济、社会多种力量所创造和支持，技术进步只是其中的一种力量，但在许多方面它的影响最为深远和引人瞩目。在技术领域里，诸如冶金、化学、弹道学和电子学方面的进步是军事变革的突出因素，但还不是全部因素。这场变革中的武器，大量生产的各种工具和标志新工业文明的消费品，都是机器产品，而机器本身就是机械学和工程学的革命性创造。没有机械学和工程学，对于金属和能源的新知识将如2000年前希腊的科学发明一样贫乏。  
　　整个十九世纪，新科学技术的军事应用落后于其他方面的应用是一个特点。迟至1860年，实际服役的舰炮与三个世纪前使用的大炮在主要方面并无区别。例如，英国皇家海军1840年装备的最重的68磅级滑膛炮，基本上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海军炮一样笨重而且后坐猛烈，只能作为最大战舰的旋座火炮。当然，上述几世纪中(尤其后一世纪)在铸铁质量、火药配料、镗孔精度方面的许多精心改进是不容忽视的，但是炮战和造炮的基本原理依然如故。  
　　然而，伟大的变革正在蕴酿之中，事实上，当时许多改革虽然尚未应用于陆、海军的制式装备，但已经进行了试验并为人们所熟知。1863年以前，现代海军炮的基本原理，在当时的军械制作中实际上已经采用， [ 注：见贝纳德·布罗迪著《机器时代的海军》，普林斯顿1941年版，第198页。 ] 在其他材料种类和陆战武器方面已出现了同样重要的变革。随即出现了四分之一世纪左右的发展平静时期，此时陆军和海军则努力吸收新技术。  


十九世纪早期的武器和战术  
　　到拿破仑战争结束，在滑膛前装炮支援之下，相互结合的燧发枪和刺刀是战场上占有支配地位的武器。火炮比燧发枪在射击距离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战斗中差不多半数死伤是炮火所致。战斗中陆军是成线式防御或以火力进攻，进攻时队形有较大纵深(所谓纵队)。这种战术体系到1820年时大约已有200年的历史。在线式防御条件下，到拿破仑时代以前，整个有生力量的伤亡比例从三十年战争的胜方15%、败方30%降到法国革命时的9%和16%。拿破仑后来在未作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坚持或容忍了纵队进攻，使伤亡率突然上升到15%和20%。但在拿破仑以后的几次小战斗中，运用线式战术，伤亡率比法国革命时还低。这意味着，所用武器的杀伤力和持该武器士兵的线式战术效能之间已经趋于平衡。  
　　墨西哥战争是美军以滑膛枪运用线式战术对抗情况与之相同的对手的最后一次战争，那次战争中有关伤亡的经验开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世纪 [ 注：吉尔伯特·W·毕比和迈克尔·E·德巴基所著《战斗伤亡》(伊利诺斯，斯普林菲尔德，查理·C·托马斯出版社1952年出版)。 ] 。表3所指是年度数字，而不是象上面讨论的单个战斗伤亡数字；表3不包括伤兵数字，战斗中一般受伤者约为死亡者的三倍半。  
表3  
战争名称  每年每千人中阵亡数  
墨西哥战争  9.9  
美国内战  北方  21.3  
南方  (伤亡资料不完整) [ 注 ]  
西班牙-美国战争  1.9  
菲律宾起义  2.2  
第一次世界大战  12.0  
第二次世界大战  9.0  

　　 1858年，美国采用了前装滑膛枪圆锥形子弹，这是美国内战中南北两方使用的标准武器，它的杀伤距离大于当时火炮发射的榴霰弹和圆形霰弹。滑膛炮发射的实心弹或其他炮弹和滑膛步枪发射的圆锥形子弹距离等同，但当时炮弹爆炸后只裂成二三片或四五片，而实心炮弹直接击中目标则极为罕见。  
　　总之，步兵武器和火炮的杀伤力之间的关系已经逆转。从144,000名内战伤亡人员抽样调查，各种武器弹药造成的伤亡数为：  
表4  
圆锥形步枪子弹  108,000  
滑膛枪圆形弹丸  16,000  
炮弹破片  12,500  
霰弹、葡萄弹和炮弹  359  
炸裂弹  139  
带刃武器(大多数是马刀)  7,002  
总计  144,000  

　　总而言之，轻武器(大多数是步枪)造成的伤亡占86%，火炮9%，带刃武器5%。  
　　美国内战中双方都用线式战术，许多情况下，是在崎岖地形上作战，部队往往自动散开成为小组，相互掩护作战，这点最为明显。但是为了进攻或者防御，要把士兵作二或三线配置；为加强进攻，象拿破仑时代那样，一个团的阵线之后还要配置一条阵线，以加强进攻队形。这样，一方面步兵武器具有较大的杀伤潜力，另一方面，所用战术都只适应于前代武器，导致双方伤亡增大，与拿破仑时代最残酷的战斗不相上下。然而，当这场战争结束时，虽然缓慢但却是清楚地出现了一种疏散配置的倾向。  
　　从1866年起，西欧的后装步枪是标准装备，步枪射击速度提高了，对野战炮性能的提高似乎是一种补偿。野战炮性能提高，是不久以后采用后膛装填和膛线的结果。这样，在法国-普鲁士战争中，象美国内战一样，步枪子弹造成的伤亡率大约等于火炮的十倍。但这事实的含义起初并未为法、普军队所认识，这点并不比美国内战中南北双方高明多少。或许普鲁士军队能较快适应新的情况，但是直到法普战争结束阿道尔夫·古斯塔夫的线式战术仍然风行一时。  
　　由于采用来福线和子弹后装的方法，步兵武器的杀伤力大为提高，普鲁士放弃了密集队形白刃冲锋战术，第一次显示了步兵武器杀伤力提高的影响。普鲁士的战斗配置采用了“疏散队形”，所有步兵就是散兵，这和美国前几年内战末期的非正式做法一样。但也有不同之处，德国人认真地吸取了他们十九世纪战争的教训，加上研究了日俄战争，比起同时代各国，效果较好。  


科学和技术的背景  
　　为了叙述十九世纪初期军事演变与有关技术的发展情形，必须回顾一下冶金学、化学、弹道学和电子学等领域中基础知识的线索。  
　　已如前述，从公元前1400年以来，铁的出现，熔解矿砂为金属的新技术的发展，影响着武器制造。十六世纪中叶，重型军械铸造技术的发展，为以后两个半世纪的火炮制造奠定了基础。  
　　十八世纪后期，由于欧洲木材资源短缺，锻铁(亦称碳铁)费用上涨，形成了严重问题。为适应需要，就采用了所谓搅炼工艺，就是用长长的钢棒将反射炉中的金属溶液加以搅拌。炉子用焦炭燃烧，这样，不仅使炉面溶液，而且全炉的溶液都能接触空气，从而使脱炭更加彻底，成为可锻铸铁。  
　　用搅拌法生产的锻铁，质量不如炭铁，但价格便宜得多。1829年又前进了一步，即应用鼓风炉本身余气进行预热鼓风，这种发明使得在消耗同等燃料的情况下，搅炼熟铁产量增加到三倍。  
　　还有一种改进是“湿”搅拌法，即在炉膛铺以含有氧化铁的小块炉渣，它与金属中的碳素相化合，在表层之下产生一氧化碳，形成加速脱炭进程泡沸搅动。1720年英国铁产量为20000吨，1806年上升到250000吨，到1850年英国每年可产250万吨，铸铁和锻铁的产量都有增长。  
　　自古以来，炼钢的方法几乎并无根本性改变，仍然是小规模的个体作坊产品。英国所用的基本材料是优质的和价格相等的瑞典条形铁，结果，钢的费用等于锻铁费用的五倍。  
　　约在十八世纪中叶，古代工艺有了第一次意义重大的改进。本杰明·亨茨曼将特种小型粘土坩埚放置在焦碳燃烧的炉膛内加高温，就有一种特殊的熔剂持续地生产铸钢。这种铸钢不含二氧化硅和其他矿渣，成本略低于以其他方法生产的钢材。但遗憾的是这种产品不能焊接，太硬，不合乎某些用途。不过这种技术终究成了谢菲尔德钢铁企业的基础，在欧洲广为传播，被人仿效。就这样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再无显著改进，加上钢材本身的缺陷，制造重型军械时使用这种钢材继续受到限制。  
　　十九世纪上半叶，普鲁士莱茵兰的克虏伯公司，因制造优质铸钢并在该世纪中叶制造了少量钢质火炮而名噪一时。1851年，在英国大博览会上展出的设计先进的模型极为瞩目，证明是未来发展的先驱。克虏伯钢铁的拉力强度相当于铸钢的四倍，锻钢的二倍。但是火炮专家普遍认为这种钢太脆(1847年首批制造的几门克虏伯炮已经爆裂)，所以在废弃更为可靠的铸铁、锻铁、青铜武器方面，意见难以一致，因为恰恰在这时期，火炮的设计制造上在采用传统材料方面开始了一场革命。  
　　通过酸性转炉炼钢法，大批量生产优质钢在费用上与铸铁和锻铁相比不相上下。几乎与此同时，英国西门子兄弟公司发明了一种热再生炼钢法，利用热废气或用劣质煤生产的气体对需进炉的燃料和空气加以预热。以后几年发展的“平炉”法，就是用回热炉熔化混杂有废钢铁的生铁块。以上这些工艺的基本产品是“低碳钢”，比锻铁硬，但比老工艺生产的“泡钢”要软，能作多种用途，如制造钢轨、锅炉钢板、结构钢(造船、建屋、水泥钢筋)以及薄钢板。1856年到1870年之间，钢的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产量增加了六倍。1863年建造了第一艘钢壳船和第一辆机车。英国从1870年年产钢22万吨，(实际用的全是转炉工艺)，到1900年年产钢490万吨，(其中310万吨用的是平炉法)从上述情况就可得到英国钢铁产量上升的概念。美国1900年的钢铁总产量为1000万吨，德国约800万吨。  
　　随后在冶炼钢铁方面意义重大的发展是特殊应用的合金钢。法拉第早在1819年就制造了铬镍钢，但直到1868年穆谢特才开始制造高碳钨锰合金钢，用这种钢材虽没有淬火技术也能制成高强度工具。1877年法国生产了制造装甲钢板和炮弹的铬钢作为商品出售；1882年谢菲尔德公司的罗伯特·哈德菲尔德发明了用淬火法制造锰钢，勒·克罗索特于1888年制成镍钢。所有这些进展都是发源于新冶金科学和对金属结构的研究。1895年威廉·伦琴发现了X射线后，除了其他进步以外，还出现了结晶学，更加改善了对于金属的使用。  
　　与冶炼方面的大规模生产技术相适应，19世纪后期，在精轧工艺上也有改进，锤锻大部分已让位于轧制工艺，根本的改进是使用可逆轧机，将金属锭式薄片放在机器里来回轧制，可大大节省时间。三辊式轧机用第三个轧辊，回转轧制金属，机器无需开倒车。后续轧机具有一系列不同尺寸和功率的轧辊机座。这些方法都是在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并不断有所改进。  
　　作为现代飞机工业基本材料的铝，是19世纪早期首先从矿砂中以实验方法提炼出来的。这种工艺，费用过于昂贵。1886年，查理·马丁·霍尔发明电解法，从熔化铝土(氧化铝)中提炼铝，这种铝土(开采于格陵兰，但后来以合成法生产)，是从熔化的冰晶石分解而来。这就以廉价的电力为基础，开创了制造轻金属及其合金的时代。铝和镁合金和其他轻金属在许多制造业领域包括空中运输、电力输送、炊具制造、建筑行业等方面向钢和铜进行了挑战，后者在制造行业中早先占有支配地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铝及其合金能加以浇铸、锻造、挤压、轧制、旋压、锤薄、喷镀等，以适应各种用途。  
　　 18、19世纪，由于科研兴趣扩大，人们的化学物理知识大为增长，新发明刺激着工业发展，但尚未致力于将新知识用来改进武器。18世纪90年代法国革命政*府运用科学保卫国家，重点是改进方法提高生产力，而不是制造较好的具有更大杀伤力的武器。火炮、滑膛枪、火药、弹药与已经用了一些时候的旧品相同或者几乎相似。直到19世纪中叶，科学大踏步前进时，才开始认真应用科学知识解决战场上的问题。  
　　这些发展特别重要，首先是罐头食品的制造及其保藏。早在1795年，法国革命政*府觉得解决了食物保藏，就有可能较易于供应和养活一支大为扩编的军队。政*府提出谁能想出实际保藏食品的方法便可得奖12000法郎。直到1809年尼古拉斯·阿珀特才得了这笔奖金，他能把专门玻璃容器内灭菌的食品保藏下来(但原因何在，直到1860年通过路易斯·帕斯特的努力才明白)。军人和科学家显然都明白如用金属容器比瓶子更实用，但问题是要发明一种焊接法，既要使罐头密封又要防止食品在储存中被污染。19世纪中叶，这个问题已获解决，但能够大批量生产罐头食品还是19世纪末叶的事。  
　　还有个相关联的领域是制造轻武器的子弹壳。首批完整的子弹壳大约出现于1850年，这是法国、英国和美国同时各自独立研究的结果。全金属弹壳装有加以保护的爆炸复合装置，以武器的撞针撞击发火，这在理论上问题不大，但在实践中还有不少问题。如怎样使金属软硬适度，既得经得住发射药的爆炸，又能被撞针击出凹形，就是一个问题。一旦有了这种软硬适度的金属，又怎样来设计一种机器大批量地冲压弹壳？直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上述问题才完满解决，关于机关枪的设想才能实现。  
　　第三是战场外科抗菌和无菌操作的出现。帕斯特在18世纪60年代就表明感染和疾病是由细菌所引起。1867年前约瑟夫·洛德·利斯特把这个发现转化为实际的抗菌措施。但把抗菌的一套过程在战时应用于战场外科，又是另一码事。在解决抗菌问题的过程中，合乎逻辑地就联系到无菌法：如消毒品需加包装，以便在使用前不受污染。当然，无菌法是得力于罐头食品制造的成就，罐头里的食品在食用前能一直保持无菌。  


新武器  
　　 19世纪对于武器最重要的贡献是火帽的发明，使步兵滑膛枪发生明显改变。1798年L·G·布朗哈特里发现银雷汞。次年，E·C·霍华德制造出雷汞，这是首批能通过撞击进行点火的几种炸药。1807年，一个为人和睦，名叫亚历山大·福赛思的苏格兰牧师又继续研究，经过若干年的试验，发明出一种用锤一击即炸的雷汞，炸时火星通过火门，引燃枪管中的发射药。1814年，才开始用这种雷汞制造火帽，火帽的材料先用铁、锡，最后是用铜。后来，火帽就慢慢地成为枪、炮点燃发射药的基本装置。开始时火帽与子弹是分开的，使用者须将火帽安装在武器击锤下方的火门上，后来就和弹壳、弹头合成一体了。  
　　大约直到1860年，发现了级进式燃烧的原理，火药本身才有了真正的改进。将粒状药压缩成密度更大的药粒后，发现火药在枪膛内的燃烧速度和膨胀气体的压力可以延缓。因为压缩的药粒开始点燃时空气接触面小，燃烧初期瞬间产生气体较少，当弹丸沿膛壁前进时继续产生气体，所以初速较大，最高膛压较低。这一发现继续推动着普通黑火药的改进，黑火药仍然是该世纪轻武器的基本发射药。线膛炮的发明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既定口径的条件下，线膛炮能够发射较重的炮弹。延长炮身可加大初速。结果在19世纪末，火炮初速几乎达到每秒钟3000英尺，射击距离有了相应的增加。  
　　火药缓燃和无烟火药的发展伴随而来，并且在19世纪后半叶开始应用。使用新无烟火药的好处，除不易暴露炮阵地外，如上所述，因燃烧较慢，形成推力型动力，用于线膛炮，效果最好，因持续的膛压较小，可造较大的火炮。长形弹丸比球形实心弹精度较高，在空气阻力条件下能维持较高初速——射击距离较远时，尤其如此。  
　　该世纪后期，主要通过艾尔弗雷德·诺贝尔的努力，新炸药TNT、三硝基苯(替)甲硝胺、苦味酸、季戊炸药和旋风炸药等的性质及爆炸技术已为人所知。日俄战争(1904-1905)中第一次用了苦味酸炸药，而TNT炸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成为标准军用炸药。  
　　这里还需提一下化学在军事技术方面的其他应用，那就是整个的化学毒剂、内燃机、火箭和喷气发动机以及20世纪的改良高爆炸药。顺便提一下与此有关的问题，即由于缺少硝石而引起的火药短缺的老问题得到了解决。首先在印度和智利的硝酸盐矿中发现了丰富的硝石资源，后来发明了从空气和炼焦的副产品中提取氮的新工艺。  
　　大家认为，十六世纪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尼科洛·塔尔塔利亚是弹道学的创始者之一，他曾写了两篇关于炮兵，一篇关于筑城的论文，想根据动力学理论推导出算表来计算火炮距离。但是他缺乏军事经验和火炮的技术知识。他对后人最有用的贡献是发明了射手象限仪，这是测量火炮仰角的仪器。许多塔尔塔利亚学术上的继承者对于他的基本理论写了许多文章，提了很多改进意见，但未能改正他的错误(一些根本性错误)，因而益处不大。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伽利略把弹道学作为他研究物理和动力学规律的一个方面，进行了全新的革命性探讨。他沉迷于弹道的理论，把研究当时的火炮作为验证他数学理论的最好方法，从研究中他发现了抛物线理论(1638年)。虽然这理论本身并不正确，但确实纠正了塔尔塔利亚理论中大部分根本性错误。然而当时人们却普遍相信塔尔塔利亚的理论，直到1674年出现的伽利略的观点普及之后，他的理论才在18世纪象真理一般被广为接受。  
　　但炮术和火炮设计的技艺和实践仍未受弹道学的影响，教科书上的弹道学理论，不论其科学准确性如何，对当时战争关系很小。火器全然不统一，弹丸飘忽不定，无法预测其飞行弹道，进行分析就显得毫无意义。十八世纪的一个英国数学家名叫本杰明·罗宾斯，曾试图进行实验，发现在800米射击距离上，炮弹向左或向右偏离射向约100码，弹丸首次触地的距离变化多至200码。只是在17世纪的战争中，迫击炮使用愈来愈多的情况下，理论和实践似乎才有所联系。但即使如此，从炮兵的观点看，由于当时资料不完善，这些科学家的理论并无用处。  
　　但是，本杰明·罗宾斯确实第一次提出了成功的办法，为炮术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他不仅研究以前所有的理论性题目——外弹道学，并且研究了内弹道学(弹丸在火身管内部的运动)和末端弹道学(弹丸在飞行末端的情形)。罗宾斯了解伽利略和牛顿的理论中有许多错误，如忽视了气流的作用等——从而完善了卡西尼1707年发明的弹道摆，成为测量弹丸初速的有效仪器。  
　　到19世纪科学弹道学才获得胜利，那时冶金学和机械学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在武器设计制造方面规格尺寸已相当准确，并能预测其性能，从而提供了科学分析的基础。科学弹道学对于军事技术的影响，从新冶金学对于19世纪军事革命的影响中可得到最确当的了解。  


出现电子通信  
　　迄今(1980年)为止，谁曾被纯军用电子武器所杀死，很值得怀疑，虽然这种潜力无疑是存在的。通观历史，电子设备在军事上的作用一直是为了提高其他武器的杀伤力。最早的电子设备用于异地间传递命令、情报和射击诸元传递中不受声音、目视信号、通信员的传统生理条件所限制。  
　　最早的电子设备是商用电报机，约于1830年几乎同时出现于欧洲和美洲。这种电报机用单根导线连接通信地点，一端或两端装有电池，并有人工操纵的开关，用以连接或中断电池和导线之间的接触。另有一圈导线，缠绕在一根铁棒上，电流通过线圈，铁棒磁化，吸住可移动的铁片，二者相接触，产生的嗒声，接收一端的操作员将的嗒声记录下来，并加以解释。接收一端的的嗒间歇声和发送一端开关发出的完全一样。密码即可将的嗒声顺序译成字母。这种机器每分钟可发送50个字母。两个电台可通过中间站“接力”进行通信，所以，它可以在无限长的线路上传递信息。电报在军事上首先用于克里米亚战争。海底电报约于1851年始用于多佛和加来之间，然后发展到一方面用于伦敦和巴黎之间远距电报通讯，另一方面又用于协约国克里米亚战争的瓦诺基地。美国内战双方曾广泛使用电报，到1866年，横渡大西洋的海底电报已经沟通。电报出现时所处工业环境，对电报的发展并无多少支持。导线(裸露线及绝缘线)，电线杆绝缘子和电池都是后来发明的。电报方面的仪表器具也生产很少，不足以促进新工业生产结构的形成或新工业品的生产。倒是电灯出现后，生产了上述所需设备，开发了新的工业途径。  
　　当电话和无线电出现之后，因为效果更好，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使电报黯然失色。不过近来，由于电报应用了电传打字的方式，设备更为精良，尚能独立支撑下去。无线电在处理信息方面比口头语词的形式远为迅速，而且那也将是机器人之间的自然通信方式，机器人在军民两方面的用途要逐渐增加。  
　　象电报一样，电话几乎同时出现于欧、美各地。实用机型完成于1876年，通常却把这功劳归于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当电话出现时，已有现成的电子工业支持其发展。电子工业绝大部分由电灯行业及其发电系统行业转化而来。当时关于电流流经长途导线的数学理论，也已开始形成，这是努力改良电报的结果。  
　　无线电能传送电报、电话或更为复杂的信号。它的主要特点是传输电波信号不用导线，因此在架线困难的地方也能通信。在机动电台之间和固定电台之间亦可通信。1885年德国的海因里希·赫兹第一次论证了无线电现象，但约在1908年才被古列尔莫·马科尼用于通信。与电报和电话不同，无线电大部分是应军事当局的主动要求而发展的。不过无线电虽然大多出于军事需要而发展，研究工作却几乎全在私人工业实验室进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丰富多彩的技术发展使有时不太积极的军事专业人员扩大了眼界，提出了新的标准，以应付工业革命给战争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工业化除具有革新、改进战争工具的直接效果之外，对战争指导也有重大影响。从一个基本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最有意义的变化或许就是国家转而把大量人力投向武装力量和战争工业。比过去，国家可以赡养和供应一支更加庞大的军队。蒸汽车辆运输和电报的发展，便利了大部队的运动和指挥。  
　　然而新技术的最大效果还是体现在武器的改进和大量生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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