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完整版本: 我最痛恨蒋介石的理由

如果是蒋介石统治大陆，就不会有文革十年动乱，不会被资本主义国家制裁，不会有抗美援朝，政治上要比现在有优势。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会不一样。。

历史的真相，不是我们知道的。可能要再过一些年，一些档案解秘，我们才能知道。
东北的事，蒋有一定责任。但张学良也有责任，把个东北给卖了。
你看四川就不同，大后方没有危险，
刘湘是主动要求让四川出人出力去打日本的。他本人也是死在沙场上的。

国民党国家危难时候还很腐败，政府准备不足造成混乱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西方历史学家可把蒋光头和他的国军说的臭不可闻。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381页写到：
迁移机器的总数共约120000吨，相对于当时拥有的工业设备和国民党中国的战时需要，实际上都是无足轻重的。更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筹划了这次工业内迁（因为政府早已预料到要发生这场战争，它本可轻而易举地做到），这项工作或许会更加安全和更加广泛地完成。实际上，工业内迁非但不能作为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的丰碑，反而适足暴露谋图私利达到令人痛心的程度。例如，当兵工厂搬迁时，不仅机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们的家眷都装船运送，而且工人们私有的每一件物品，包括房门和窗户都搬迁了。兵工厂的工人们为了有限的运输工具互相进行激烈的争夺，有时甚至互相射击。②私人实业家们受到来自政府保证赚钱的诱惑。他们得到保证，在5—7年的时间内获得5—10%的利润，并获准低息贷款和自择厂址。③未得到这种有吸引力的许诺的大部分私人实业家，宁愿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适，而不愿接受内地的艰苦和不安定。中国金融家们同样不理会政府要求把他们的投资转移到内地的呼吁。亿万元的法币闲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国。于是，有些中国人表现了一种爱国献身和民族团结的模范精神；但大多数实业家和金融家觉得，中国的抗战事业与他们个人很少或者没有关系，并且对政府的战争公债很少信任。他们不愿让爱国主义使他们的商业本能变得迟钝。

美国人眼里的国军抗日很无能

美国援华人员在经历了这段历史后说，“国民党早已威信扫地，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极为幼稚无能’。中国军人很强的作战能力完全被浪费了。”《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 　　

12月31日，戴维斯写信给哈利·霍普金斯（为引起罗斯福注意），说委员长“或许是使美国人普遍误认为蒋介石就是中国的唯一中国人”。事实上他不是全国的领袖，而仅是一个派别的首领。“他的哲学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军事教育、他以前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密切接触、他与放高利贷的银行家-地主阶级的联盟，以及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陈腐理论的继承的不完整的产物。”戴维斯暗示，真正的中国-更民主，有朝气，并愿意同联合国合作战斗-只能在国民党领导层的小圈子以外找到。他和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把注意力转向西北的共产党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　　

（1）蒋介石把美国援助不分给别的派系的军队，这自然会造成战斗力下降　　

  他们因补给品分配不公而愤怒，因为蒋把从美国得到的武器弹药，包括根据租借法从美国得到的装备，大部分分配给他自己的部队，而不给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队。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 页。　　

（2）让黄河决口意义不大　　

改变黄河河道的决定曾遭到严厉的批评。确实，国民党人多年否认他们曾有意决堤。因为洪水对中国百姓的损害甚至超过对日本人的损害。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11个大城镇尽成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里所能看到的，只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来的庙宇弧形屋顶，和光秃秃树木顶端的枝桠。　　

弗兰克·多恩：《中日战争，1937—1941  年：从卢沟桥事变到珍珠港事变》　　

（3）在上海打仗有一部分用意是为了引起国际调停，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上　　

在靠近大的外国人社区的地方打仗，也会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和同情-还可以进行干涉。虽然亲国民党的著述家依然宣扬蒋介石的冒险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损失可能远远超出了他最坏的预料11月初，日本的一支两栖部队在上海西南50英里的杭州湾登陆，一周内这支军队威胁该市守军后方。中国军队向南京撤退。但是，他们的撤退如此慌乱，竟未在沪宁铁路上无锡附近的模仿德国兴登堡防线精心构筑的混凝土防御工事前停住。 　　

《剑桥中华民国史》 　　

（4）国军指挥很差 　　

国民党军队最严重的缺点之一是军官团的素质差，而这个缺点在战争期间加剧了。而美国在华高级军官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在1944年10月后把国民党军官描述为“无能，愚蠢，缺乏训练，偏狭……全然不称职。”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　　

（5）国军抗日时候非战斗减员这么多，国军很多士兵死亡都是因为腐败造成的，还有一个因素，国军有很多领空饷的，比如有一个士兵，当官的却报上去四个　　

  因为征兵的军官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遍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种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指定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八年战争期间，这类似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 　　

《桥中华民国史》下册652~653 　　

   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为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靠小差，他的1.1万人中有6000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官方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656页 　　

（6）因为腐败造成食物短缺，造成士兵死亡，国民党抗日时候因为腐败造成士兵食物短缺，造成战斗力下降。那么国军的美国援助都被谁拿走了？大家看共产党当时条件那么差但是没有发生下边看到的这些现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 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 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 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 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

国军抗日的一个奇迹，因为腐败导致中国百姓和日本人一起打国军

“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剑桥中国史

《剑桥中国史》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历史，沿袭西方汉学研究一贯坚持的严谨作风，广泛引用文献材料，注重文献的辨伪和考订。由于东西历史文化的差异，该书在许多历史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质疑，也许有的问题，是我们早已习以为常而从没有考虑过的。所有这些来自于另外一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东西，必将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思想和开阔我们的视野。
　　此套丛书计划出版16卷。丛书各卷皆由国外知名学者担当主编，卷内各章节亦由研究有素的专家撰写，并注意吸收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反映了国外中国史研究的水平和动向。
　　截至目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已陆续出版12卷，目前已出版各卷包括：
　　《剑桥中国秦汉史》、《剑桥中国隋唐史》、《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剑桥中国明代史（上）》、《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65年）》、《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82年）》

抗日牺牲的中国共产党干部

国民党在抗日中牺牲了几百位师以上官员，共产党干部牺牲也不少！
1939年7月11日，八路军第120师独2旅旅长魏大光在冀中10分区永清得胜口战斗中壮烈牺牲。
　　1939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20师独1旅参谋长陈勉，在冀中灵寿县陈庄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0年5月，中共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与日军作战中壮烈牺牲。
　　1940年5月，中共冀中军区地委书记吴健民与冀中区党委副书记鲁贲同日壮烈牺牲。
　　1942年3月3日，冀中军区第6军分区司令员范子侠，在沙河县高庄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2年2月11日，晋察冀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在遵化县野瓠山反扫荡战斗中，突围时中弹，壮烈牺牲。
　　1942年4月3日，冀东第13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刘诚光，在遵化县李家洼子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2年4月11日，冀南军区新7旅政治部主任刘诗松，在南宫县郑家堤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2年4月27日，冀中军区回民之队政委郭陆顺，在交河县陈庄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2年4月29日，冀南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在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2年4月，冀南军区第4军分区孙毅民、新7旅政治部领导陈元龙，先后壮烈牺牲。
　　1942年5月11日，冀中军区宣传部长张仁槐，在深南县林家铺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2年5月22日，冀南军区第5军分区政治部领导张俊峰，在武邑县任角村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2年6月8日，冀中军区第9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心纯，在定县马阜才村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2年6月9日，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司令员常德善，在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
　　1942年6月9日，冀中军区第8军分区政委王远音，在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2年6月，冀南行署秘书长刘铁之，在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2年6月，冀南军区武装部长李力，在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2年6月，冀南行署第5专署专员李松霄，在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2年10月28日，冀南行署第6地委副书记王柏生，在枣强县居家庄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3年3月25日，冀南行署第2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忠，在隆平县白家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3年3月26日，冀南军区第7旅旅长兼第6军分区司令员易品良，在枣强县西高庄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3年5月26日，冀南军区第1军分区参谋长郑前学，在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3年5月26日，冀南行署第1专署专员解蕴山，在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3年8月30日，冀南军区第5军分区司令员赵义京，在枣强县江官村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3年8月30日，冀南军区第5军分区副司令员陈耀元，与军分区司令员赵义京等十几位旅、团级干部同日阵亡。
　　1944年5月18日，冀热边第1专署专员杨大章，在蓟县窜岭庙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4年5月18日，冀热边第1军分区副司令员廖峰，在蓟县窜岭庙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4年10月17日，中共冀热边组织部长周文斌，在丰润县杨家铺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4年10月17日，中共冀热边宣传部副部长吕光，在在丰润县杨家铺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4年10月17日，中共冀热边地委书记丁振学，在丰润县杨家铺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5年7月4日，冀热辽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在遵化县杨家峪战斗中壮烈牺牲。
　
　

　　1940年12月，冀热察党委书记马辉之等被日军包围于容城大后台村，400多位指战员牺牲，其中就包括两位地委级干部；
　　1943年，八路军115师教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
　　八路军渤海军区司令员马玉堂；
　　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兼第1路总指挥洪麟阁；
　　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员陈宇环；
　　冀东抗日联军参谋长刘连科；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河北游击军第2师师长段世曾；
　　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政治部主任杨铁成；
　　八路军冀南军区2分区副司令员冷赤斋；
　　八路军冀南军区4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荣；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军司令员王溥；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军政治部副主任郝玉明；
　　八路军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曹有民；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2分区参谋长熊德成；
　　八路军冀中军区8分区司令员孔庆同；
　　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政委王东福；
　　八路军冀南军区4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
　　八路军冀南军区6分区政治委员兼副司令员夏祖盛；
　　冀东抗日联军1支队司令员兼中共冀热边区特委书记王平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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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全国，那就更多了，比较著名的有：

　　杨靖宇 东北抗日联军第１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
　　赵尚志 东北抗日联军第２路军副总指挥
　　许亨植 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总参谋长 第3军军长
　　李红光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张友清 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长
　　理　琦 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军政员会主席　
　　王友德 八路军总部野战医院院长
      陆省三 八路军鲁东游击第7支队政委兼中共鲁东地区工委书记
  　 王育民 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津浦支队 政 委
　　秦进乐 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参谋长
　　韩明柱 八路军鲁东游击第8支队副司令员
　　金道松。八路军後方留守兵团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
　　杨靖远 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津南军分区司令员
　　宣侠父 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
　　那　恕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游击1支队政治委员
　　杨万林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河北游击军第1师参谋长
　　温健公 河北抗日民军政治部主任兼总秘书长
　　李剑卜 八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独立2支队参谋长
　　邓永耀 八路军129师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
　　鲍　辉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3支队政治部主任
　　蒋洪高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九龙支队支队长
　　马耀南 八路军山东纵队3支队司令员
　　郭　征 八路军120师独立1旅参谋长
　　王　铭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察绥1支队政治部主任
　　胡一新 八路军雁北6支队政委
　　馀化臣 冀东抗日联军参谋长
　　董少白 八路军山东纵队12支队政治部主任
　　牟光义 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闻允志 八路军第2纵队1旅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1分区政委
　　董天知 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3纵队政委
　　徐　秋 八路军鲁西军区2分区副司令员
　　马振华 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津南军分区政委
　　苏精诚 八路军129师386旅政治部主任兼太岳军区政治部主任
　　张　铎 八路军山东纵队5旅政治部主任
　　贾　源 八路军冀中军区任河大支队政委
　　朱宝琛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察绥游击支队参谋长
　　杜希龄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晏显升 八路军120师兼晋西北军区洪赵游击纵队司令员
　　杨　忠 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区政治部主任
　　刘海涛 八路军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滨海军区9支队司令员
　　刘　涛 八路军山东纵队蒙山支队政委
　　王立人 八路军115师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
　　刘子超 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长
　　郭国言 八路军太行军区3分区司令员
　　刘德明 八路军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2纵队兼晋西北军区副司令员
　　杨成德 八路军冀鲁边军区3分区司令员
　　陆升勋 八路军山东纵队1支队副司令员
　　陈元龙 八路军129师政治部副主任
　　孙开楚 八路军后勤部军工部政委
　　彭　光 八路军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3纵队兼太行军区政治部主任
　　谢瀚文 八路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
　　肖伟成 八路军太行军区供给部副部长
　　王炳三 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区1分区政治部副主任
　　石景芳 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1分区军区司令员
　　杜子孚 八路军115师教导6旅兼冀鲁边军区1分区政委
　　魏金山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8分区政治部主任
　　汪　洋 八路军鲁中军区政委
　　赖国清 八路军鲁南军区3分区政委
　　于寄吾 八路军胶东军区3分区政委
　　于一心 八路军胶东军区3分区参谋长
　　王至发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3分区政治部主任
　　唐克威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政委、中共水东地委书记。
　　尚　武 八路军冀鲁边军区2分区司令员。
　　李永安 八路军山东军区渤海军区3分区司令员。
　　杨承德 八路军冀鲁边军区1分区司令员
　　朱　程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1分区司令员。
　　符竹庭 八路军115师教2旅政委、山东军区滨海军区政委兼中共滨海区委书记
　　项　英 新四军副军长 皖南事变
　　袁国平 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皖南事变
　　周子昆 新四军副参谋长 皖南事变
　　张正坤 3支队司令员 皖南事变
　　冯达飞 新四军2纵队副司令 皖南事变
　　王怀生 新四军1支队1团参谋长 皖南事变
　　徐锦树 新四军3支队5团团长 皖南事变
　　黄　诚 新四军政治部秘书长 皖南事变
　　李子芳 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皖南事变
　　廖正文 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人事科长 皖南事变
　　沈　韬 新四军3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皖南事变
　　项永章 新四军3支队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 皖南事变
　　林开凤 新四军5团副团长 皖南事变
　　彭雪枫 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
　　许言希 新四军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盱嘉支队司令员
　　叶辅平 新四军军需处处长
　　罗忠毅 新四军6师参谋长兼16旅旅长
　　王子清 新四军挺进纵队2支队副司令员
　　廖海涛 新四军6师16旅政委
　　彭　雄 新四军3师参谋长
　　田守尧 新四军3师8旅旅长
　　高农斧 新四军4师10旅政委
　　朱立文 新四军5师15旅副旅长
　　陈昭礼 军长秘书、新四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
　　黄　道 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江西省委书记
　　涂正坤 新四军参仪、驻平江留守处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
　　田  英 新四军都昌留守处主任
　　胡发坚 新四军一支队参谋长
　　龙树林 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
　　罗梓铭 新四军平江留守处主任、中共湘赣特委书记
　　叶辅平 新四军军需处处长
　　曹云露 新四军游击2纵队政治委员
　　罗化成 历任新四军2支队政治部主任
　　鲁雨亭 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总队长
　　周桂生 新四军2纵队司令员
　　朱镜我 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部长
　　胡 荣 新四军3支队政治部主任

个人感觉楼主似乎还少了那老蒋几条大罪呢，先说决堤黄河2次，一次为抗日就不说什么了，另一次为了内战，俱都有史可查，第一次疏无防备下死伤老百姓无数，造成日后内战时蒋利用请命团武装进攻解放区的境况，在内战时期借着美国人支持仍就挖黄河美其名曰疏通，其实就是“水淹七军”，还好我们有个周恩来，要不当时又得无数老百姓遭殃了！

[quote]原帖由 [i]wanghaoqwz[/i] 于 2009-10-16 21:30 发表 [url=http://67.220.92.21/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39721817&ptid=2485894][img]http://67.220.92.21/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东北军就算是一大群羊，也能把日本小鬼子撑死。为何要“明令”，嘿嘿，站着讲话不腰痛，草菅人命啊。 [/quote]
无数的史实证明,杀一大群人的确比杀羊快,因为羊好歹还踢两脚,人就等着你杀。

[quote]原帖由 [i]老AAA[/i] 于 2009-10-17 14:06 发表 [url=http://67.220.92.21/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39759796&ptid=2485894][img]http://67.220.92.21/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如果是蒋介石统治大陆，就不会有文革十年动乱，不会被资本主义国家制裁，不会有抗美援朝，政治上要比现在有优势。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会不一样。。 [/quote]
小白，那样我们会提前一二十年面对苏联的百万雄师的。说不定整个华北、东北、西北都会被国民党放弃，反正放弃的也不是老蒋的底盘。而且老毛完了，肯定还有别的共产党接着出来干，但估计没老毛这帮人厉害，内战估计四五十年都不会结束。

我不同意楼主的说法 蒋介石在怎么说也不至于像楼主说的那么不堪 至少是个民族主义者 不要胜者王侯败者贼

1970左右蒋介石在台湾地位稳固后不就对台独分子进行了铁血镇压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个别台湾人痛恨他

回复 21楼 的帖子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刘湘是出川抗战时病逝的 可以说死在抗战的前线 但不是战死沙场

对于蒋介石，我只能说，“伟人”或“伪人”，离我太远，不过建国大业里张国立演的不错

尽管蒋介石在抗战前期退缩，但是战争最激烈的地方全是国民党军在防守，例如台儿庄
请不要愤青，每个人都有理由尽管我也看不罐老将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观点在今天来看是多么的正确？如果先安内，那么，日本占领了东北，你好歹也要去打击一下或者组织什么地下抵抗力量啊，你是什么都没干啊。两者难道矛盾吗？

蒋介石别的就不说了,最起码在是反台独的,这点就可以了.

对蒋的评价是一个枭雄，但是只重视精英阶层的利益，而对人民大众的利益重视太少，这样的人怎么不倒台，怎么不打败仗。

楼主有一腔热血，但是在外蒙问题上就是道听途说，楼上诸君都已仔细说明，我就不重复了。
我只是从蒋的角度来谈一下，顺便说一下，我谁的粉都不是，我是藕粉（我粉），呵呵　
蒋只是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这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也就是在早期地方实力派还是很多的，有实力再次混战甚至取胜的至少还有桂系和西北系，阎系也有点实力。这就造成他在抗战中利用大义的名份，削弱地方派系，象是最成功的就是四川，他先是在长征过程中追击红军进入四川，再是在抗日战争的早期，调四川军抗战，老实说：了不起，川娃子，硬是要得。这些川军装备差，而蒋原要答应提供装备还不给足，这点非常过份。这样也造成了在抗战中部队的战斗意志不强，无论中央军还是地方军，大多的情况下都想保全实力，一遇硬仗，就后退，这样不断的失败，又加深部队的对日军的恐惧，记得5年前有看过记录片，上面采访老人，说是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开始不信，说是感觉象是美国向一个中非小国投降了一样，可见当时士气之低。
所以我们要说，蒋在抗战指挥上，是有实际困难，但他的私心加重中国人民的苦难，不能说他延长了战争进程，但可以说他把一些本可以不丢失，但他丢失了，使更多的人饱受战争之苦。

每一个国家领导人都有自己的眼光。蒋的眼光是。日本人，有可能亡国。共产党。必然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