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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中朝高层矛盾、分歧及其解决

[color=Blue]一、关于中国出兵朝鲜问题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通过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中俄双方档案材料的研究，
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至少是毛泽东本人）早在战
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
之前，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始终拒之门外。

　　１９５０年１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态，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来商谈以武
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在４月１０- ２５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
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美国不进行干预，其次
是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
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
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
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
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５月１３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尽管毛
泽东对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１４日的电报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在１５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
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
在中国攻占了台湾以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以充分的支援。
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
予必要的协助。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人亲自参战，中国将派出部队帮助北朝鲜，
还问，是否需要向中朝边境调一些中国军队，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弹药。金日成对
这些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全部
必要的援助，他此番来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泽东对发动战争的认可。
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在会谈的
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见的。

　　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
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
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７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２００
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
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
资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７月２日，
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
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
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
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
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
周还说，目前在东北已集中了３个军１２万人的兵力，希望苏联能够提供空军掩
护。７月４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
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
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 ＮｅｘｔＰａｇｅ] 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
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９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
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此时中国驻朝
鲜大使倪志亮尚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６月３０
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
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
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

　　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
「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
７月１０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
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
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
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
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
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尽管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曾在中
国工作过，此时常到使馆吃中国饭，但显然是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他也从不谈
及内部的军事情况。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
拒绝。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８月
１１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１３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
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
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
「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
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限期完成。
８月１９和２８日，毛泽东两次与来华帮助修订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尤金院
士长谈，其中特别谈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仅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
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美军，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最
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
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
可以领会的。毛泽东在８月和９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讨论战争形势，指
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
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 汉城和南浦- 平壤这样
的主要枢纽地区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
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领导人置若罔闻。
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９月４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
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
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
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
登陆是困难的。」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

　　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
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８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
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
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９月１０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
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
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在当时的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
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
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
出兵心存顾忌），朝鲜方面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

　　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成功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
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９月１８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
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
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不掌握任何情况，甚至驻平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
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领导人的接触很少，
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
北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周恩来建议，如果人
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备万一；应当利用
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申答应
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弄清情况，消除误会。２０日莫
斯科答复，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
有经验。至于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

　　９月２１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
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北朝鲜的生存，中
国必须帮助朝鲜同志。同日，周恩来告诉罗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准备
长期作战」的讲话外，北京还没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的
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但朝鲜方面对此始终毫无反
应。直到９月２８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联和中
国出兵的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
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
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束。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
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
鲜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征求
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见，在什特科夫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后，感到「混乱、失落
和绝望」的金日成和朴宪永不得不硬着头皮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１０月１日斯
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
万般无奈的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
江边的第１３兵团过江，支援朝鲜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领导人从内心是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分
析个中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金日成过于自信，对局势的估计也过于乐
观；其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
担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这两个问题在
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仍然困扰着中朝关系

　　　　　　　　　　二、关于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
１０月１日至１８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
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
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
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
何协议。１０月８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朴一禹到
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
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
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控制咸兴和新安州。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
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
供。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
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
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
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
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１０月１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
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
实在令人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
「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１６- ４５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
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
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１９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３万人未退出多
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
员制度」等等。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
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
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
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１０
月２１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
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１０月２５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
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
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
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
击志愿军的事件。如１１月４日志愿军第３９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２４师时，
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
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
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１１月７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
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３天的结果令人失望：１、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
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
对此勉强同意。２、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
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３、朝鲜严重虐待俘虏，
甚至殃及英、美使馆人员的问题，彭德坏对此婉转地提出了意见，金日成收下彭
介绍中国战俘政策的亲笔信后，未置可否。４、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
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
围剿。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６师尚有６２００多人，
且已同志愿军１２５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
该师调走了。后第７师５０００余人又与１２５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
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
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
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
以求得到支持。

　　１１月１５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
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
也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
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
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
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
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
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
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
再行讨论。

　　　　　　　　　三、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
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
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
「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
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
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
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２６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
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
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

　　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
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
里进行休整。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
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
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１９５１年１月３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
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３０００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
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
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
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鉴于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且「敌阴谋诱我
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１月８日命令部
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
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
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
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
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
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１月９日上
午，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
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
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
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
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１月１０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
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
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３个军南进，其余休
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
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
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
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
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
时拿出毛泽东９日电交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
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１月１１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
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
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
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
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
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
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
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
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
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
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美军消灭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
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
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３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
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
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
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再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
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
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
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
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
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
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４个军团约１２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
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
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
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
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
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
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
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
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
加压力，于１月１４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２- ３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
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
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
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
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
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１９５０年６月至９
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
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这样，在１月１６- １８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
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
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
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
「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
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
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
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
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是受到其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影响的。不过，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
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
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这种情绪下，
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决议案，从而失去
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

　　　　　　　　　　四、关于铁路运输的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
越拉越长。

　　这时，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由于
战争，到１９５０年底，朝鲜的「工业生产已完全停顿」。为了恢复和保证国民
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朝鲜政府便做出了「关于１９５１
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１９５１年２月２
２日「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铁路「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
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任务」。于是，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
制方面的矛盾随之爆发。

　　志愿军出国作战，由于朝鲜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资源不足，致使部队供应
不能取之于当地，而美军装备精良，机动性强，亦无法取之于敌人。因此，物资
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运来。但朝鲜山地多，运途远，且路况十分恶劣，而志愿
军汽车数量本来就不足，加上敌机日夜轰炸，损失极大，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紧张。
于是，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

　　早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底１１月初，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
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１１月
６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
朝鲜铁路员工并肩作战。

　　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
员及时转运，彭德怀在１１月１６日与高岗会见时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
挥机构的设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方先后派人来朝，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
有关人员商谈，但均未有结果。直到１２月３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
洽谈后，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到１２月底，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刘居英为
司令员、余光生为政委、叶林为副司令员的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
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负责组织支前运输，并指挥抢修铁路；同时，在球场
临时设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由中朝双方共管，并充实了力量。１９５１年
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后勤会议，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工作
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志愿军各军后勤部、各分部以及东北军区后勤部、东北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
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吕正操等领导人，专程来沈阳参加
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经过这些努力，使中断的铁路运输，在球场、定州以北（共延长３８４公里）
恢复了通车，１９５１年１月即接运２９４４列车，较上月增加４４%.到４月，
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１３９１公里线路中，通车线路已发展到１３２１公里
（东达释王寺，南到南川）。

　　尽管铁路线大体通车了，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除了敌机轰炸造
成的损失外，最严重的问题是铁路运输内部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调度。由于各部
门、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争车、争路、争时间，矛盾和冲
突时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急需的
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熙川以
北山洞严重堵塞（如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底积压重车竟达３２９辆）。铁路军管局
虽然成立，也由双方共管，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针上，究
竟应该采取军管方式，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尚未确定；在运力分配原则上，
究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也有争论。再加上
组织机构极不健全，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为
此，彭德怀向毛泽东抱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
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
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已经迫在眉睫。

　　　　　　　　　　四、关于铁路运输的管理体制问题

　　随着志愿军连续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战线的向南推移，中朝军队的后方补给线
越拉越长。

　　这时，保障军队后勤供应问题的重要性就突出地显露出来。与此同时，由于
战争，到１９５０年底，朝鲜的「工业生产已完全停顿」。为了恢复和保证国民
经济的正常运转，中朝联军打过三八线以后，朝鲜政府便做出了「关于１９５１
年第一季度恢复及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等一系列决定。特别是１９５１年２月２
２日「关于改进战争时期铁路工作」的决定，提出了铁路「为恢复工农业生产而
保证国民经济运输的任务」。于是，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
制方面的矛盾随之爆发。

　　志愿军出国作战，由于朝鲜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资源不足，致使部队供应
不能取之于当地，而美军装备精良，机动性强，亦无法取之于敌人。因此，物资
和装备基本上要靠国内运来。但朝鲜山地多，运途远，且路况十分恶劣，而志愿
军汽车数量本来就不足，加上敌机日夜轰炸，损失极大，公路运输力量更显紧张。
于是，铁路运输的重要性就显得特别突出。

　　早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底１１月初，彭德怀即向东北局提出应加强铁路运输
和建立统一指挥机构的要求，还请求中央派铁道兵到朝鲜加强修路力量。１１月
６日铁道兵团和铁路员工志愿援朝大队相继入朝，与朝鲜人民军铁道抢修部队、
朝鲜铁路员工并肩作战。

　　为了改善铁路运输的管理，协调中朝双方的运输任务，确保前线的供给和伤
员及时转运，彭德怀在１１月１６日与高岗会见时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铁路联合指
挥机构的设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方先后派人来朝，经使馆安排多次同朝方
有关人员商谈，但均未有结果。直到１２月３日金日成亲自到北京与中国领导人
洽谈后，才取得了原则上的一致意见。到１２月底，中国方面成立了以刘居英为
司令员、余光生为政委、叶林为副司令员的东北军区铁道运输司令部（后改为东
北军区军事运输司令部），负责组织支前运输，并指挥抢修铁路；同时，在球场
临时设立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局，由中朝双方共管，并充实了力量。１９５１年
１月２２日至３０日，东北军区在沈阳召开后勤会议，专门研究志愿军后勤工作
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志愿军各军后勤部、各分部以及东北军区后勤部、东北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
司令刘亚楼、炮兵司令陈锡联、军委运输司令吕正操等领导人，专程来沈阳参加
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明确提出了建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任务。

　　经过这些努力，使中断的铁路运输，在球场、定州以北（共延长３８４公里）
恢复了通车，１９５１年１月即接运２９４４列车，较上月增加４４%.到４月，
在军管局管辖范围内的１３９１公里线路中，通车线路已发展到１３２１公里
（东达释王寺，南到南川）。

　　尽管铁路线大体通车了，但后勤供应的根本矛盾并未缓解，除了敌机轰炸造
成的损失外，最严重的问题是铁路运输内部管理混乱，缺乏统一调度。由于各部
门、各单位之间互不了解，强调各自的重要性，争车、争路、争时间，矛盾和冲
突时有发生。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抢运上来的不是急需物资而无人卸车，急需的
物资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积压在后方，由此造成列车运行时间普遍延长，熙川以
北山洞严重堵塞（如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底积压重车竟达３２９辆）。铁路军管局
虽然成立，也由双方共管，但中朝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针上，究
竟应该采取军管方式，还是仅仅实行军事代表制，尚未确定；在运力分配原则上，
究竟是首先抢运军需物资，还是以民用和经济建设物资为主，也有争论。再加上
组织机构极不健全，人员思想情绪不够稳定，铁路运输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为
此，彭德怀向毛泽东抱怨：对运输问题「若无速效解决办法，势必延长战争」。
如何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铁路运输机制，从而保障
铁路运输的安全、畅通，已经迫在眉睫。

　　关于建立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的问题，早在１２月金日成访问北京时就
确定了基本原则。金回到朝鲜后对柴成文说：「前些时候关于铁路运输的军事管
制问题，中国同志多次与我们的同志商谈，我们总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没有军事
上的胜利什么也谈不上的道理」。并说，「这件事在北京已经商妥，请你转告高
岗同志，就由他委任铁路人员去办吧」。但实际上在具体谈判中却困难重重，阻
力甚大。

　　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９日，负责谈判的中方代表叶林（东北交通部部长）、张
明远（东后司副司令员）、彭敏（铁道兵）报告：在谈判中，朝方往往对问题考
虑不周，提出的意见前后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确的。第一，在中朝双方的运
输量超过朝鲜铁路运输能力的情况下，反对中方提出的「应首先满足军需运输」
的原则，而对朝鲜经济恢复的考虑较多。按照朴宪永的话说，经济就是政治，这
个问题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岗出面解决。第二，要求朝鲜交通省参与对铁路的管理。
虽同意成立联合军运司令部，中方为正，朝方为副，受中朝联合司令部领导，但
须与交通省合署办公，并建议中国也成立类似朝鲜军事交通局的机构。第三，在
铁路管理机构问题上，反对实行军管制。朴宪永提出恢复朝鲜原各铁路管理局，
而将已经成立的临时铁路军管局改为定州管理局。

　　到３月中旬，双方在铁路管理的基本原则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军管与铁
路行政合而为一是战时提高铁路运输效率的有效办法，而铁路军管局则是中朝联
合实行军管的具体组织形式。对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对，而是自行成立了军
事交通局，对铁路进行控制，还恢复了原管理局机构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２
１号令），实际上削弱和限制了军管局，使其无法完全行使职权。为了尽快达成
协议，周恩来做了妥协，除坚持「在联司指挥下设双方统一的军管司令部，统一
进行抢修护路及调度车运」外，同意「在目前作战时期，朝鲜铁路行政仍需朝鲜
交通相管辖」。对于中方的这个让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然而，在中方代表
与朝鲜交通相朴义完逐项谈判时，朝方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除铁路行政系统仍
归交通省领导外，一、军管局仅负责制定计划，其作用只是对铁路运输进行检查
和监督；二、铁路抢修工作另成立联合机构，委托交通省领导。这实际上等于取
消了已经建立的中朝联合军管机构。

　　鉴于朝方在谈判中反复不定，双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问题复
杂，关系重大，即使形成纸上协议，也难以改变实际状况，以至要求再派「有威
望的得力干部来此慢慢谈判」。

　　彭德怀亦无可奈何，提出将交通省的意见呈金日成，由双方政府出面解决，
只求朝方能「确保军运如数完成，确定铁路管理和运输的具体办法」。[ Ｎｅｘ
ｔＰａｇｅ] 随后，针对朝方的三项原则，即铁路行政隶属朝交通省；成立中正
朝副的联合军运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统一铁道兵团司令部（即中方所说抢修
司令部），高岗提出五点商榷意见：一、坚持对朝鲜铁路的军管制度，但可实行
军事代表制，在联运司下设各级军事代表，中正朝副，军事代表对一切军运有最
后决定权。二、联运司设沈阳，派总代表驻朝交通省，监督军运计划执行。三、
要求朝方保证联运司与其总代表及各级军事代表间电话畅通。四、成立统一抢修
司令部，受联运司领导，同时受朝交通相及联运司指导。五、在朝中国员工受朝
铁路局领导，其政治工作则受中国军事代表直接领导。叶、张、彭据此与朝交通
相再次谈判。除对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尚未明确表态外，朝方基本接受
了高岗的五点意见，但要求确定朝交通省对其所属各铁路管理局行使管辖权。关
于运输问题，朝方同意原则上全部通车，由联运司审核批准军用物资和国民经济
所需物资的运输比例。至于交通省及其所属各管理局，朝方请中国派人任副职。
双方商定，将谈判记录整理签字后，呈报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况后，周恩来一
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争取能在记录中列入有关联合抢修司令部领导权的内容，
一方面也只得同意叶、张、彭在记录上签字，并将全文带回北京。恰在此时，莫
斯科的意见到来，扭转了局面。

　　据当事人张明远观察，中朝会谈之所以争执不下，其实质是联运司领导权的
归谁所有的问题。中方代表认为，当时朝鲜的铁路和机车大部被毁，铁路运行的
车辆主要是中国开来的，而抢修线路、运送物资的部队和司乘人员都以中方为主，
甚至维修线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鲜铁路员工的供应也都是由中方负责。从这些实际
情况看，朝鲜方面难以协调指挥铁路运输的正常运行。所以，战争期间的中朝铁
路联运应由中方牵头。但朝方以及苏联驻朝鲜顾问坚持认为，对铁路运输的管理
涉及国家主权问题，必须由朝鲜领导。对此，周恩来曾指出，问题的根子不在平
壤，而在莫斯科，并表示要同苏方协商，以求妥善解决。

　　就在周恩来电告中方代表准备在谈判记录上签字的当天，斯大林来电表示了
苏联的立场，全文如下：「我驻沈阳领事列多夫斯基刚刚向我们报告了高岗同志
的意见，即为正确组织部队和作战物资向前线的运输工作，朝鲜铁路必须交由在
朝鲜的中国司令部管理。从领事的报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这个意见的，
但朝鲜的部长们却似乎反对这个意见，他们认为这个办法将损害朝鲜的主权。假
如需要我的意见和联共（布）中央的意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必须告知您，我们
完全支持高岗同志的意见。为了顺利地进行解放战争，这个办法是必须采取的。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为朝鲜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国和朝鲜之间最好能建立起更密
切的国家关系。」周恩来当即将这一电文转给高岗和彭德怀，并表示可以继续
「力争联合铁路修复司令部归联司或运司指挥或仍进一步提议将朝鲜铁路管理局
置于军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暂缓签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请朝
交通相到沈阳再谈。

　　　　　　　　　　五、关于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问题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１９５１年５月下
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并决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
的方针。毛泽东随后请金日成于６月３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接着又要求斯大林
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６
月１０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他们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６月１３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
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据苏联大使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
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从北京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
国的代表马立克６月２３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
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
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
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
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
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
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７月２７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
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
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的
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
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

　　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并在谈判区的进行挑衅，中方
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苏联大使注意到，「最近
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
针」。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１９５２年下半
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
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
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
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
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１９５２年２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９０天内召开相关
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
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
意见。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
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
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
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
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
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
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
「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
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
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
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
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

　　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

　　５月２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
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
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５月份与美
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１９５２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
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
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或许是考
虑了朝方的意见，７月３日，中朝代表团提出了新建议，除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
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
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
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
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７月１３日提出了总共遣返８３０００人（包
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８０% 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３２% ）的概数，并声称这是最
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７月１５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
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
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
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
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
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
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
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
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
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当转报菲利波夫同志征求他的意见，得复再告」。同日，
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
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尽管金
日成在回电中表示赞同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
承诺。但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
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
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
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
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
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作法
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１９５０年１
１月１７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１００名战俘。１８日毛泽东
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样，
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１９５１年１１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
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
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
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
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
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
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他们扣留了１３０９４名李
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６４３０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
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
的４２２６２人。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
遣返」的原则。[ ＮｅｘｔＰａｇｅ] 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７月
１５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
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
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
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
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随后于８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
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
在于确定以后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
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
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
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
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
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
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
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
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
「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
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
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
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
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
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
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
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
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
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

　　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
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９月４日与金日成会谈时，
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
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

　　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
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
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
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２０% 的中朝战俘，…
…那么他们的那２０% 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
「。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
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
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这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分歧。１
９５３年３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停战
谈判的进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
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
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
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
取得成功。

　　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
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对
北朝鲜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
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
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总之，上述中朝领导人之间矛盾和分歧发展及其解决的过程，除了历史因素
以外，反映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国家主权利益与整个阵
营的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必然是前者服从后者。总体说来，中朝之间的问题，
并不单纯是各自利益的对立，而是阵营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与当地局部
利益（一般由朝鲜提出）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苏联立场的偏向，也并非仅仅
是考虑到照顾中国的意见——尽管相对来说莫斯科处理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更加慎
重，而更多地是因为中国的主张比较符合斯大林认定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冷战
中的总体利益。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所谓共同利益或总体利益，一般是依据在阵
营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领导人的认识和理解确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权国家不
再认同这种共同利益，或阵营中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逻
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中朝关系是如此，中
苏关系也是如此。

　　==============================================================================================================
金日成进行的朝鲜半岛统一战争是在苏联的支持下进行的，在战争的初期人民军
攻势如潮时，对于我方提出的一些建议比如提防美军仁川登陆的建议置若罔闻，
致使自己的统一行动功败垂成！在自己快要支撑不下去时在苏联的建议下向我方
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出于国家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考虑，我军进行了
「抗美援朝战争」。金日成当时估计想法很简单，依靠我志愿军完成自己统一半
岛的夙愿。但实际的情况远非他的想象，首先，两军作战就有一个统一指挥和统
一协调的问题，在此问题上，金日成及其朝鲜劳动党是没有多大发言权，因为，
他的军队在战争中可以说是损失殆尽，但，出于政治考虑朝方想掌握领导权的想
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我军挺进到「三七线时就地休整」大大的激发了金日成
的个人脾性，上串下跳联络苏联顾问，打电报告「彭总」的黑状，妄图压迫我志
愿军继续「南进」。好在彭总还是清醒的，没有屈服于这种压力。事后也证明金
日成的判断是错误的！总体感觉金日成对于战争指挥非常的外行，也没有结合当
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如果，在开战初期志愿军入朝的话相信现在整个半岛应该是
在金氏家族的掌控下，金日成的统一半岛事业也会完成。金日成过高的估计苏联
对于自己的援助，而忽略了我方这个重要因素。战争期间，和彭总在战争的目标
上和指挥上也心存芥蒂。一度还严重干扰了双方的军事行动，政治家考虑问题一
般是从政治层面考虑，往往忽略了军事问题，金日成本人是反对签订《停战协定》，
但是，在苏联和中国的双层压力之下，他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因为，有实力才
有发言权。不过，金日成也获得了利益，毕竟，还掌控着朝鲜半岛百分之五十五
的领土，比大韩民国的面积要大些！　　[/color]

记得志愿入朝时遇见朝鲜人时被问，有飞机吗，有大炮吗？还遥遥头，什么态度！传说志愿军180师全军覆灭时，暴怒的彭大将军狠狠地打了金日成二个耳光。现在看来真是解气哟，一个要亡国的人，一个被美国人打得落花流水的人，一个只有几万残兵败将的人，要指挥数十万中国大军，可能吗？

看完了，感觉就是一无赖，反复无常，朝三暮四

没有听说过金日成反对签署停战协定，倒是毛主席不太情愿停战，但是在苏联部长会议的指示下同意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