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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军史辩讹之二十一
孙立人从没杀过1200名日俘
    文革后，听到一则笑话，说某地批判四人帮时，在揭露江青生活的奢侈时，说她每天每顿都要吃一小盆的猪肉炖粉条，而在另一个地区，则批判江青说她连内裤都是涤确良的。无独有偶，近来网上也流传一则故事，说孙立人在远征印缅战场上，曾一次就活埋了被俘获的1200名鬼子兵。
    不知江青要是听到有人这样编她的故事是会哭呢还是会笑，但我敢保证，要是孙立人听到有人杜撰如此的故事来诬蔑诽谤他，非得从九泉下跳出来将他拉回到阴曹地府去断个究竟不可。
    两则故事，都是典型的以个人认知水平臆造他人行为的谬谈。
    这种荒谬至极的传说在好多个历史网站都有发表。为加强其欺骗性，杜撰者还编造说美军获悉孙立人坑俘事件后，还曾向中国政府表示了不满和抗议。编的跟真的似的。
    如果仅仅有此发帖者，那到还只能说明他一个人的无聊与无知，可每每重复地发上此帖，居然都会让无数网民相信，有的网民还正经八北地讨论其做法是否与日内瓦公约相抵触，有的则不仅相信，还对此行为表示极高的赞赏，这就只能哀叹我们大众网民们荣辱观的缺失与基本历史常识的低下了。因为如果别人吹牛说他百米跑11秒，甚至跑10秒、9秒，你在不了解的时候相信情有可原，可他要是说他百米跑了3秒、2秒你仍然相信，那就不仅仅是他有问题，而说明你脑袋也有问题了。
    这是假的不能再假的杜撰。仅仅从那数字看，就足能让人笑掉大牙。一个师活捉上千名日军战俘又全部活埋，就象杜撰一个人百米只跑了3秒一样让人无法相信。
    为什么说这则故事是荒谬的杜撰，基于以下三点：
    第一点，是孙立人肯不肯这么做的考虑。
    杀害放下武器的战俘的行为，历史上不是没有。战国名将白起就曾大规模坑杀降卒，二十年代的西北军宋哲元也曾大规模屠杀俘虏。但是不是既然白起坑卒是可以认定的事实，既然宋哲元杀降是可以认定的事实，就同样认定孙立人坑杀日军俘虏也是事实呢？不是的，孙立人不是白起，也不是宋哲元。
    白起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道德准则，我们不好强责古人。但到了二十世纪，宋哲元仍然这么干，就只能受到谴责，就只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这是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二十世纪的战争法规与军中道义，已经不能够允许这么干了。就象十九世纪以前的人们蓄发辫裹小脚不应受到谴责而二十世纪的人们要还是那样的装束就只能受到人们的耻笑一样的道理。
    那既然不允许这么干可宋哲元还是干了，作为同是民国军人的孙立人，为什么就不可能这么干呢？要知道人与人是不同的。就象法律不允许抢劫强奸可仍然不断地有人在实施抢劫和强奸，但不能因为有人在这么犯法就可以随便地定义谁谁都会这么犯法一样，尽管宋哲元可以这么干，或者王哲元李哲元赵哲元张哲元也都可能会这么干，但那不能说明孙立人就一定也会这么干。这是因为，虽然同为民国军人，但孙立人所受到的教育，是截然不能等同于宋哲元的，孙立人所处的四十年代的中央军，也是截然不能等同于宋哲元所处的二十年代的西北军的，因而孙立人的道德准则，也就绝对不可能是宋哲元等坚持的道德准则。这也就象某地发生了盗窃案，有的人是可以进入警方视线，而有的人是不会进入警方视线一样。
    如果杜撰石友三杀俘虏，或杜撰刘郁芬杀俘虏，不管历史事实上是不是曾经发生，但它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因为刘郁芬、石友三们是有着与宋哲元相同的道德观念的，是没把杀俘当成无耻的。而作为在美国接受过正规军事教育，又从属于中央军，又正在与美英军并肩作战的孙立人，他对杀俘行为的认识，是绝对不可能停留在二十年代宋哲元刘郁芬等人的水平上的，是绝对不可能将杀害战俘看成是一种荣耀，而必定将其看作极端无耻，因而是断断不可能作出如此野蛮行径的。
    为什么孙立人不能等同于宋哲元刘郁芬等，不好用三言两语说清楚。我想，杜撰此故事者、传播并相信此故事者，大概没看到过孙的著作文章或有关孙的回忆史料，如果不信的你们可以看看孙的文章与回忆，或看看他身边人的忆述，从中你就可以很容易地触摸到孙的思想。而如果你了解了孙立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是打死你，你也就不会再相信这种无聊的杜撰了。
    第二点，是孙立人敢不敢这样做的考虑。
    也许在当时的抗日将领中，可能会有象网上愤青们一样想法的人，即管他战俘不战俘呢，杀了解气。但根据我对孙立人的了解，我敢百分百地说，孙立人不会有如此无知而又愚蠢的想法。退一万步说，即使谁有这样的想法，他也绝对不敢这样去做，因为如何地对待战俘，还有一个叫做军法的东西在制约着他。“缴枪不杀”、“宽待俘虏”等瓦解敌军的政策，并非只有中共军队中才有的。
    也许有的网民或者认为，上级军法部门干吗要追究下级坑杀日本鬼子战俘的事呢？按这些网民的意思，似乎对杀死日军战俘的行为应该论功行赏才对。要真是有谁这样想的话，我除了哀叹其十足的无知加十足的军盲以外，也就实在无语了。
    抗日战争有一个与以往内战不同的特点，即很难抓住活的鬼子。所以各部队如果能够抓住日军俘虏，都当成宝贝一样。因为这既可以有效地打击敌人的士气，瓦解敌军，又可以向友军与民众显示自己的军威，还因为古往今来各不同军队都将能在战斗中抓获多少俘虏看的比打死多少敌军更重，定的赏格也更高，所以又可以用来向上级邀功请赏。在当时，如果哪个部队能够押着一个日军俘虏走在街上，那要比拖着100具日军的死尸游街还牛逼，因为日本鬼子俘虏太难抓了。林彪在平型关战役之前，曾满怀信心地想抓住几个日军俘虏，然后拉到太原城里游街，结果一仗下来，他一个活的也没抓到。就因为日军俘虏难抓，所以那时从最高统帅部到下面的每个团每个营，如果有谁听到自己属下哪个部（分）队抓到了日军俘虏，都会倍感兴奋，必会对抓俘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重奖，然后再派最得力的人员将俘虏看管好，用以再向他的上级或向民众报捷。
    或许也还是因为日军的俘虏难抓，因而在抗战中对待日俘的政策与纪律，相对于内战时对待俘虏，便也显得更加地严格。在特别强调并加重对抓获日俘的奖赏的同时，抗战中的军队各级对俘虏纪律也执行的更加严格。如果有谁不慎使抓到的俘虏死掉，则负责的长官或士兵必定要受到处分，至少要受到申斥。要是有谁胆敢擅自杀俘，则极有可能会被送上军事法庭。
    当然，因目睹战友的阵亡，在因悲痛而失态的情况下，出于对鬼子的切齿仇恨，不冷静地抬手枪杀一个几个战俘的情况，难保不会发生。但坑杀上千名战俘，谁敢？就是老子天下第一的蒋介石，他也不敢，何况没能居天下第一而是有着上级有着军法制约的小小的师长孙立人，何况他身边就有西方的盟军在与他并肩作战，他敢犯天下之大忌杀掉这1200名战俘吗？别说他不愿这样去做，就是他愿意这么做，借他一百个胆，他也不敢。
    第三点，是孙立人有没有条件这么做的考虑。
    最显荒唐与无知的，就数那天文数字的1200名俘虏兵了。前边已经说到，和内战时期动不动就整营整团成百上千地俘虏敌军的情况不同，抗战中我军极少抓住日军俘虏。从一些军、师当年对日作战的告捷电中可以看出，生俘日军十数人，字里行间就已经充满了无比夸张的喜悦了。最近热炒的腾冲反攻作战，参战者为第二十集团军的两个美械军，该集团军以伤亡1万余人的代价，毙敌6100余，生俘仅64人（一说55人）。罗卓英大获全胜之上高会战，参战者计有两个集团军共5个军，总计歼敌12502人，俘敌仅14人。军委会与六战区费尽心机组织之常德会战，参战兵力达4个集团军（兵团）共8个军，毙伤敌达3万以上，生俘敌却仅有78人。让薜岳威名远扬之第三次长沙会战，参战部队为整个第九战区，共计12个军，7个纵队，取得空前大捷，毙敌达56944人，俘敌亦仅有139人。可杜撰的故事中，孙立人仅以一师之众，一战就抓获1200名日俘，这数字可真的不是一般的意淫了。
    网上杜撰的孙立人杀俘故事中有鼻子有眼地说俘获这1200名鬼子兵是1942年10月29日的事。可编故事的人和传播这则故事的人大概是不看历史的，因为1942年秋，正是远征军新败之后，其部队战死、病死者奇多，官兵们在战败后又翻山越岭长途转移，一个个都疲惫不堪，此时的孙部新三十八师，正远在后方的印度伽蓝休整，整个1942年下半年，并无任何战事发生。编1200名战俘的故事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愚蠢到至极了。
    就算杜撰故事者把日期写错，就算传播故事者把日期传错，那在其他时间段里，孙部有没有俘敌1千多人的战例呢？我们就来看看孙立人部在整个印缅战场上较大的俘获战绩是如何吧。
    小的零星的战斗不说了，我们捡大的说吧。先说孙任新三十八师师长期间的俘敌战绩。第一个，仁安羌大捷，发生于1942年4月。这是孙的成名作，此战使孙立人威名传遍英伦三岛。该役战果，有毙伤敌500余和1000余两种说法，但我没能找到俘敌的人数（不排除此战俘敌数为零的可能）。第二个，攻克于旁，发生于1943年11-12月。此战使孙师114团团长李鸿博得“东方蒙哥马利”美称。此役歼敌1000余人，俘敌13人。第三个，攻克孟关，发生于1944年3月。这是孙立下的“不克孟关不剃髯”的壮志得酬的一战，就在此战后，孙立人蓄了寸许的胡须得以剃掉。不过此战主攻系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新三十八师只是助攻，另有美军参战。该役歼敌人数不详，俘敌1人。值得注意的是该俘的亲口忆述，“（当官的）对我们讲话，总是说中国兵凶恶的很，捉到日本人就砍头，所以……以为一定是死，未想到反而受到优待”，“十八师团的官兵差不多都知道孙立人将军在仁安羌作战的威名……所以对孙将军又恨又怕”，后来“我不仅见过他，还和他同桌吃过饭，人家待我好”。第四个，攻克孟拱，发生于1944年6月。此战新三十八师战绩颇佳，计毙敌6808人，俘敌108人。第五个，密支那战役，发生于1944年4-8月。该役参战部队为中美联军，孙部也在其列，但非主力。此役总计歼敌2300余，俘敌69人。
    孙接任新一军军长后所著战绩，较大者，其一为八莫进攻作战，发生于1944年10-12月。总计歼敌2400余，俘敌20人。其二为南坎攻略作战，发生于1944年12月至1945年1月。总计毙敌2548人，俘敌15人。其三为新维腊戍攻击作战，发生于1945年1-3月。总计毙敌917人，俘敌5人。到这个月底，缅北反攻作战胜利结束，从此印缅再无大战。
    从以上所列孙立人取得的较大的战绩看，俘敌上百的仅一例。所以，即使他想杀也敢杀，他又到哪去找这1千多名鬼子俘虏来供他活埋呢？
    基于以上考虑，可以确定地说，孙没有杀过俘虏，更没有一次活埋过1200名俘虏，这是一个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不该去相信的。
    这则故事之所以出笼，又之所以能够在网上流传并被许多人相信，大概他们以为，编这样的故事和相信并传播这样的故事，一来可以发泄自己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二来也可以拨高孙将军的英雄形象，因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杀俘是一种无耻的懦夫行为，而是把它当成一种英雄壮举了。呵呵！发泄对日本鬼子的仇恨，也许没错，而要借此拨高孙将军的形象，就是把自己的认知观强加于别人的愚蠢了。就象那些把猪肉炖粉条看成天下第一大餐和把涤确良看成世间最佳时尚的人们，非要杜撰出江青和他们一样也稀罕猪肉炖粉条和涤确良才能说明其奢侈一样。就象那些信奉谁能偷能抢能骗能奸谁进局子次数多谁就最牛逼的人，非要坚信别的人也都会以此为荣一样。
    一个人，最最可悲的不是他做了什么荒唐的事，而是他做了如此荒唐的事又全然不觉还自鸣得意。就象改革开放初期一些无知少女从外国垃圾中买来写有妓女标识的洋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一样，真真的又可怜又可悲。
    但愿孙将军不要知道这样杜撰的故事，但愿孙将军不要为有如此无知的网民而在九泉下伤心和感愤。

民国军史辩讹之二十二
旧时“狙击”没那么火
    时下影视中正刮着一股狙击的强风，光是带有狙击这两个字的片名就有好几个。而且看趋势，这近十多年才火起来的狙击步枪正溯历史而上，在抗日战争题材的电视剧中也越来越多地登场了。也难怪，广大的军迷们，正在对狙击步枪火热追捧中，今天的影视编导们，又是从来不重史实而只重票房的，当然要跟上这股风以赚取卖点了。
    实际上，如果放到二十年前，部队中的许多军官，还经常将狙击步枪错误地读作阻击步枪。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狙击这两个字，很长一个时期里并不为中国军人所熟知。在国共两军的抗战历史中，狙击步枪，在当时还是一个十分冷僻的东西，远远不象《顺溜》、《我的团长我的团》等影视中表现的那般火热。
    在旧中国，狙击这个东西，实际是这样的。
    狙击战术很火，但狙击不叫狙击。
    狙击战术，就是隐蔽、突然、准确地射杀敌单个或小群目标的战斗行动。中国人说的狙击与外国人说的狙击差不多都是这么个意思，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时下网上许多军迷，是只要一说到狙击，就会说起兵临城下苏德狙击手的对决，或者说起太平洋岛屿争夺战中美日狙击手的对决，却极少说到旧时中国军队中狙击手的战斗活动。而实际上，与列强相比，旧时中国军队的狙击战术不仅丝毫不落伍，相反却得到了更加宽泛的发扬。由主要射杀敌指挥官、机枪手、通信兵、观察员等单个重要目标，发展到射杀敌所有暴露的和隐蔽的目标；由专门由狙击手实施的精确射杀，发展成为全军普遍的冷枪活动；由主要由步枪射杀敌单个目标，发展成枪炮并用的冷枪冷炮活动；由单枪单炮的狙击，发展成为几支枪几门炮的同时狙击。
    自民国肇造，兵祸即随之降临，而伴随着战争，就有了狙击的应用。长期以来，不论是闽南民军对驻闽直皖系军阀的零星骚扰活动，还是护法联军对北洋军的单个狙杀活动，还是红军基于敌驻我扰战法下的游击活动，还是抗战时的麻雀战与单打一活动，都将冷枪活动作为弱势对强势的攻击战斗的有效战术。甚至到了运动战成为主要斗争形式的解放战争时期，在不以争城夺地为主要目的而以杀伤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的战斗中，冷枪杀敌，也是一着不错的打法。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冷枪冷炮活动就更是被推广到全军，成为全世界都知晓的一个大范围的狙击战役。这其中，不乏值得一提的经典战绩，比如晋察冀军区有的团，曾经创造过一个月冷枪毙敌数百而自己无一伤亡的战果，抗美援朝的冷枪冷炮活动中，更毙敌达万人以上。解放战争时期的魏来国、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张桃芳，成为家喻户晓的狙击英雄。在这一活动开展的比较好的战场，许多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军官兵，连炮楼、坑道的门都不敢出来。
    冷炮活动不及冷枪活动开展的那般普及，但至少从华北敌后抗战时开始，冷炮活动便伴随着冷枪活动开展起来。那时，深更半夜日伪的岗楼里，或宣传王道乐土的集会上，或日军扫荡的队列中，时不时就会不知从哪飞过一颗50掷弹筒弹或60迫击炮弹来。当时活跃于敌占区的许多武工队，都有轻型掷弹筒或枪榴弹的配备。在以政治进攻为主要斗争形式的每每一二十人的武工队里，配备掷弹筒或枪榴弹的主要目的，就是开展冷炮活动，以造成敌伪心理上的恐怖。还有一个不是炮的手榴弹袭击活动，也应该归入冷炮活动中来。在敌后广大的村庄，往往月黑风高的夜晚，汉奸的家庭院落、敌伪在乡村的临时驻地、伪政权的办公场所等，便成为手榴弹频频光顾之地。这些冷炮活动，对于打击敌伪士气，鼓舞群众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后来这一成功作法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又得到推广和发扬。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的冷炮活动与冷枪活动一样，曾使敌防不胜防，严重疲惫骚扰了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士气，大量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尽管这一冷枪冷炮的战术，实际上就是狙击战术，但在那个年代，除少数军官的少数行文中会用到狙击，一般部队官兵却基本不使用这两个字，甚至可能他们就不知道这两个字，因而不论是当年的战报中，还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写的回忆录中，都写到冷枪活动、冷炮活动，却极少出现狙击这两个字。这是一个用语习惯问题，就象国人曾大量使用的德制MP18I式冲锋枪，都叫它花机关，有几人叫过它的正规名称呢。电视剧是一个特别讲究语言称谓的艺术，叫花机关就对了，要是从红军或川军或粤军的口中叫出MP18I式冲锋枪来，就不对了。
    狙击手很多，但狙击手不叫狙击手。
    民国时期狙击手的诞生与活跃，主要不是从兵学操典上学来的，而是频繁持久的战争催化的，是在战争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那时的许多军队，都有将枪法特别好的士兵挑选出来集中训练，战时专门担任射杀敌指挥官、机枪手等任务的作法。比如镇嵩军梅发魁部，比如陕军郭坚部，比如川军郭勋祺部，比如晋军陈长捷部，比如湘赣红军中，比如东北抗联中，比如华北八路军中，比如琼崖纵队中，都有这样类似的组织，虽然叫法不一，有叫神枪手班的，有叫长枪班的，有叫炮手班的，有叫射击小组的，但其实际的任务，翻译成今天的时髦语言，也就是狙击手班。这其中，最值得称道也是最像今天意义上的狙击手的，是抗战时华北敌后化整为零的八路军中的孤胆射击小组。它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受环境所迫，被逼出来的。那时，由于日寇对华北用兵的增加，使大兵团作战受到限制，许多主力部队也不得不化整为零，这期间，就催生了孤但射击小组这样的杀敌形式。这孤胆射击小组，又有长枪组与短枪组之分。长枪组一般由二至三人组成，携带长枪，深入到敌人据点附近，隐蔽在高大的树冠中、或高房上、或河堤上、或苇丛里，待机对敌据点内外出活动的鬼子进行远距离射杀。一般是几支枪同时瞄准，由组长下口令同时射击。射击方式一般采取区分火力，对于重点目标，则集中火力给予狙击。因系在敌人眼皮底下，所以基本是采取齐放的形式每人只开一枪，不管击中与否，都迅速转移。短枪组也由二至三人组成，身藏驳壳枪，或化装游动于集市、村落间，或隐匿于青纱帐、芦苇塘里，经密切观察后，选准小股打击目标，待敌临近后突然跃出，以密集火力实施近距离扫射，然后不等敌人反应过来组织抵抗，便趁乱撤离，消失在集市人海或无边的青纱帐里。由于短枪组距敌更近，又呈弱势，所以特别强调速战速走，从战斗发起到撤离战场，一般控制在一分钟甚至更短时间内，所以在冀中，人们又称其为“飞行射击组”，称其战法为“闪击战”。
    抗美援朝时期冷枪活动中的狙击手，就更是普及，其声势、其战果，都更巨大。因这一活动网上极容易搜到，不再赘述。
    所有以上这些神枪手班中的组成人员，就是中国特色的狙击手。
    旧时中国的狙击手，更多还是临时的。按照今天的编制标准，狙击手是要占编制的，是要经过专门培训的，但在旧中国，不论是北洋军阀、西南军阀，还是国军共军，多数都没有编制专门的狙击手。但没有专门的狙击手却并不等于没有狙击手，实际上，在几十年的对内对外战争中，在战斗中临时充当狙击手的，那是相当的普遍。比如防御时连长命令二班的神枪手张三隐伏于某个位置，待机射杀敌方的指挥官，那张三就是狙击手；再比如进攻时连长又命令五班的李四提前设伏于某个位置，待机干掉敌人的机枪手，那李四就是狙击手。当然也可能在战前或战役一段时间内，指挥员们会暂时抽调部分枪法好的士兵，专门跟在自己身边，战时根据敌情，临时指定设伏位置，指哪打哪。这也就是说，这种实施狙击作战的狙击手并不是专门的，即不配备专门的狙击武器，也不进行专门的编制训练，谁枪法好，谁就有可能临时受命充当狙击手。
    不管是专门抽调出来担负狙击任务的，还是战时临时被赋予狙击手职能的，尽管他们实际上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狙击手，至少是抗战前后那个时期中国特色的狙击手，但他们并不被称作狙击手，甚至他们自己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狙击手。这到主要不是因为他们不占编制和没有配备带光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而主要仍然是一个用语习惯问题。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上的称谓习惯，哪怕不同时期的两个称谓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就象不能将诸葛亮喊作参谋长、不能将花机关称作冲锋枪一样。在抗战前后，这种中国特色的狙击手是怎么称呼的，还真搞不清楚，也许就根本没有专门的称呼。至于那些称作特等射手的、东北地区称作炮手的、我军长期以来称作神枪手的，却未必就是狙击手。因为是不是狙击手，主要不是看他枪法多么精准，而主要是看他是否采取了隐蔽、突然的射杀敌人的战斗方式。
    狙击手很牛，但狙击手不用狙击步枪
    配不配备专用的狙击步枪，往往成为今天的军迷们判定这个士兵是不是狙击手的最直观的标准。许多军迷总是喜欢按照洋人的和今人的标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顽固地认为，不管什么历史时期的什么军队，只要你没有配备安装有光学瞄准镜的专用狙击步枪，就不能算是狙击手。那些靠拍电视剧发财的编导们是很能揣测一般观众和众多军迷们的这种心理的，只要广大的观众和军迷们喜欢看，便将那时髦的光学瞄准镜大量出镜，他们才不管抗战时的中国士兵有没有这样的装备与习惯呢。而且是你方拍罢我又登场，接二连三，争先恐后，使狙击步枪成为时下抗战影视中十分火爆的明星道具，大热眼球，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好象这带有瞄准镜的专用狙击步枪在那个年代十分普及似的。
    实际上，在旧时的中国军队中，尽管有狙击战术的存在，尽管也有狙击手的存在，但却少有专门的狙击步枪的使用。或者换句话说，旧时中国军队中的狙击手们，百分之九十九的是没有配备专门的狙击步枪的。
    二战时的各参战国，已有M1903A4、Kar98K、九七式、M1891/30、NO.4MK.I等一大批技术十分成熟的狙击步枪。在轻武器万国造的中国军队中，这些狙击步枪，难保不流入进来。但因为狙击步枪并非象普通步枪那样大量生产，流入中国军队的也必定是凤毛麟角。即是侵华日军的九七式，能够为我军缴获的，也微乎其微。
    那没有狙击步枪，狙击从何谈起呢？和列强不同，在旧时的中国战场，狙击并非一定要用专门的狙击步枪。自民初群雄割据混战开始，一直到全国解放，又延伸到抗美援朝，狙击作战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而狙击手们用于狙击的步枪，始终就是不带瞄准镜的普通步枪。魏来国当年使用的，就是普通的三八式步枪，张桃芳当年使用的，就是普通的四四式步骑枪，八路军孤胆射击小组使用的，也都是不带瞄准镜的普通杂牌步枪。
    普通步枪是没有配装光学瞄准镜的，那狙击好使吗？对于远距离狙击来说，自然不如用瞄准镜好使。可不好使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没有哇。
    对于近距离狙击来说，用不用瞄准镜，则不受影响，照样好使。在当时，那些在连年不断的内战中全靠玩枪吃饭的神枪手们，在近距离上，是早已摒弃了使用瞄准具进行瞄准射击的。在他们看来，依靠瞄准具瞄准才能射击的，是根本没能悟出枪性的人。他们不仅不会使用光学的瞄准镜，甚至不使用机械的准星缺口，而全凭多年来培养的人与枪之间高度和谐的匹配与默契，全凭意念与手感，就能保证说打你右眼决不打你左眼，说打你帽子决不伤你头发，达到远比西方那些专业狙击手更高更神的境界。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就能在二百步距离上左右开弓打落树上的苹果；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就能用毛瑟手枪打碎向空中投掷的瓦块；西北军将领刘树森，就能甩手用驳壳枪打落空中的飞鸟；东北的胡子头们，就能在奔跑中用匣子枪打断百步开外的高梁杆。同样的，士兵中间这样的神枪手也比比皆是，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罢了。
    那时许多以打仗为职业的兵油子们，往往将战场当成他们比试枪法的赛场。比如有的神枪手向对方挑战，说你有本事把马鞭子举起来。对方马鞭刚刚举起，这边抬手一枪，便将鞭杆打断。遇到这样的对手，如果你这边没有同样的高手，便顿时气馁，而如果你这边也有同样的高手，则在对方举着的枪还未收回时，也抬手一枪，将对方的枪纲或其他类似的活动目标击中，则必使士气大振。
    对于那些玩枪玩到出神入化程度的枪手来说，在近距离上，光学瞄准镜根本就没有使用的必要。再说了，如上所列的那些极小又极不稳定的活动目标，也显然不是眯起眼睛通过瞄准具能够及时捕捉的。
    近距离不需要，远距离需要又没有。所以，抗战时中国的狙击手们，使用装配了光学瞄准镜的专用狙击步枪的，也就近乎于无了。

民国军史辩讹之二十二
表现八路的视角搞错了
对于中共抗战，时下网络论坛分出两派，一派贬低甚至否认其积极抗战，一派则力挺之。贬低者说中共不积极抗日，或者说中共抗战成绩远不如国军，而且会经常拿出台儿庄、昆仑关、万家岭、长沙、常德、腾冲、仁安羌来证明国军抗战之规模，力挺者便接招拿平型关、百团大战、黄土岭、阳明堡等说事，来证明八路也是积极抗战的。今天的许多影视剧也是这个倾向，非要学《铁血昆仑关》、《血战台儿庄》那样，在表现八路军的功绩时爱用大规模的动作，爱表现那些大人物。其实他们都搞错了。他们这样，无异于非要让李逵和张顺比游泳一样。说明他们没有读懂毛泽东“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句话。要真的那样打的话，大概用不了三年，怕是老本都要拚光了，还想日后和老蒋争天下呀，呵呵！做梦吧。再说了，没了中共在敌后的牵制，国军的正面抗战怕也不知会是怎么样个局面了。
    李逵有李逵的功夫，张顺有张顺的功夫，李逵的功夫张顺没法比，张顺的功夫李逵同样没法比。中共军队的抗战与国军的抗战打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战法。中共抗战打的是游击战，兵团的作用并不显著，团级规模的仗已经不占多数，许多仗是营以下规模的，占数量最多的是小分队规模的。八路的优势不在平型关，不在百团大战，不在齐会、关家垴、黄土岭什么的，在哪呢？在那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中，在那些数不清数量叫不上名字的每战歼敌一个班半个班的小规模零星战斗中。如果真要表现八路的积极抗战，就应该将视角对准这些才行。
    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即似这样的零敲碎打，怎么能够和国军相比呢？你看人家一个长沙会战歼敌多少人，你看人家一个台儿庄牺牲多么惨烈，所以要是不拿百团大战、平型关说事，如何证明八路为抗战做出了牺牲与贡献呢？
    首先，我承认国军将士的英勇牺牲和创造的辉煌战绩。但承认国军的英勇抗战绝对不代表就必须得否认共军的积极抗战。诚然，八路这些今天歼敌半个班，明天缴枪两三支，后天截粮一马车的战绩，当然不具备台儿庄、万家岭、腾冲、长沙等战役那样牺牲惨烈和战果辉煌，甚至无法象平型关、关家垴、黄土岭那样可以拿出来说事，但它数量多。数量多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一滴一滴的水汇聚起来，也足以使江河汹涌，说明即使象蚂蚁那样一口一口地啃，也足以能吞下一头大象。这就象聂荣臻曾说过的那句话，“咱边区有200多个县，每个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能打死他六七千，就相当于他一个旅团。”而实际上，八路军也就是这么干的。比如一分区老五团，仗着自己人多枪多斗志强，开始总想打大仗，但实际上人家日本鬼子比你更想打大仗，因为人家兵团作战能力比你更强，所以吃了几次亏后改变了战法，什么战法呢？花整为零，开展分散游击活动。这其中就创造性地开展了冷枪冷炮活动。三五个人一个小组，悄悄隐蔽于高房顶上，或高大树冠中，或青纱帐里，或芦苇丛中，趁敌不备时，瞄准敌人打一个齐放就跑，撂倒他两个也行，一个也干，反正不等鬼子搞清楚枪从哪打来的，打枪的人早跑没影了。
    在抗战最称艰苦的冀中，不仅地区队、县大队、区小队这样的游击队全部化整为零，即是象二十七团这样的主力兵团，到了1941年以后，也大部以大班为单位开展分散游击，这其中，就催生了飞行射击小组和闪击战的成功经验。飞行射击是什么呢？就是快奔快打快撤。这小组也是由三五人组成，仗着土生土长人地两熟的优势，全部农民打扮，身藏驳壳枪，或背着粪筐隐蔽于青纱帐里，或搭着搭连混迹于集市人群中，选择好打击目标，慢慢靠近，或等敌人走近，然后一声令下，抽出枪来近距离猛烈扫射，打一下就跑，往往敌人还没开始反应，便在战斗打响后一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迅速撤离，消失在集市人海或无边的青纱帐里。因为战斗从发起到结束往往控制在一分钟以内，待敌人清醒过后组织抵抗或寻找目标时，这射击组却早已撤离战场很远很远，故此种打法被俗称作“闪击战”。
    不过呢，这样的战斗，要是分开来讲，一个一个地讲呢，则多数每战歼敌人数往往就那么三五个，即使拣大的说，也不过歼鬼子一两个小队俘伪军几十号人而已，也就不好单独将任何一次这样的战斗象记载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载入史册，甚至无法象记载陈庄、齐会战斗那样载入史册。而八路当年呢又多数都是这样的战斗，所以就给今天的网友们一种错觉，即八路根本就没怎么打仗。也难怪，这样的战斗，其参战兵力、歼敌人数，都远不及长沙会战的千分之一，你让人怎么在史书上记载呢？要知道史册上的记载可是字字千钧呀，你总不能将哪次伏击战，共打死打伤鬼子七八个，缴获三八大盖五六支写上去吧，你总不能将哪天半夜里掏窝，勒毙汉奸乡长1 人，抢夺军粮一马车也写上去吧。于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历史书籍中，就往往只有到某年某月止，根据地恢复了多少、开辟了多少、部队发展壮大了多少等这样笼统而又抽象的字眼。即使也说歼敌多少，也不好说是哪一仗打死的这么多敌人，于是又容易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这数字哪来的呀？你一个象样的仗都没打，敌人怎么就被打死了这么多呢？
    对呀，敌人怎么就被打死了这么多呢？是这样的，即尽管这样的战斗它的每一仗都是微不足道的，但这样小的战斗行动，它需要动员准备的时间极短，需要的战场空间极小，需要的后勤补给标准极低，因而象组织一次长沙会战那样所需准备的时间、空间、兵力、给养等等，它就可以用来组织这样小的战斗一千次几千次。实际上，这种小的战斗，在华北的敌后，几乎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一百个这样的小仗，它的歼敌数字就很可观，一个月下来几个月下来，它歼敌的数字就很可观。就说当时一分区的五团吧，当时该团有兵力三四千人，就是抽出五分之一的兵力用于冷枪狙击活动，可以组成多少个这样的孤胆射击小组，而每一个这样的小组即使每月只打死一个敌人，全团加起来就有多少战果。再说九分区的飞行射击运动吧，即使将全分区三分之一的兵力用于开展这样的活动，它可以组成多少个这样的飞行射击小组，就是每小组每月只打这么一下，全分区将会有怎样的成绩。何况中共控制的并不仅仅一个五团，并不仅仅一个九分区。
    这就是持久战，这就是积小胜为大胜。
    这样的零敲碎打，对于有着强烈军旅崇拜情结的网民们和电视剧的观众们来说，少了许多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壮怀与豪迈，少了许多喜峰口或台儿庄那样的惨烈与震憾，从而令许多包括挺共者在内的网友大大的不感兴趣，甚至会认为这只是为政治宣传的需要而凭空瞎编的，特别是对于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就更认为这是一个与军事没多大关系的东西。因而对于那些只对军事只对打仗有兴趣的军迷们来说，就更容易给予轻视。
    如果说歼敌数字不可靠，那就换一组数字，即八路出征时有多少人？抗战结束后又有多少人？抗战暴发时中共的根据地有多少？抗战胜利时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又有多少呢？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心想研究那段历史，你就会发现，根据地的恢复与发展，军队的发展与壮大，这几个看似教化的抽象的文字中，却蕴涵了极端复杂而残酷的争斗，蕴涵着每一天的每时每刻，每一个村庄的每一条道沟里，都无不浸染着的血雨腥风。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中共想要发展的地区只有民众而没有敌伪政权，那么想要建立根据地和扩大武装，只要带足县区村各级政权所应配备的干部，再带上新兵所需的粮秣被装和枪械就行了。可问题不是这样。他们要去发展与扩大的地区，却正是敌人的后方，是敌人的治安区，那里是遍布了敌伪政权的，是遍布了敌伪据点的，就是鬼子力量稍弱一点的，也是遍布了地方游杂和土匪政权的。要想在这样的敌后去发展自己，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商量商量就让敌人把炮楼自行拆除呢？能不能客客气气地写封信就可以让敌军把占领着的村镇交给我们统治呢？能不能下个通知就可以让那些伪乡长伪警察所长们自行撤离而让我们的干部去办交接呢？能不能只要发个文件就可以让那些遍布敌后民众中的“铲共义勇队”、“铲共青年团”、“铲共妇女会”、“铲共自卫团”等变成共产党组织呢？我看是不能的。
    而以上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这根据地的发展又从何说起呢，根据地发展不起来，民众如何组织？部队如何立足如何发展壮大呢？答案十分的简单，要想发展自己，就只有打，用枪杆子、刀把子来说话。具体怎么打呢？当然不能拉出整师整团来与敌人摆开了场子明火直仗地干，因为那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那怎么打？按毛泽东的打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零敲碎打。一点一点蚕食，把敌人挤出去，把地盘夺过来。今天搞掉鬼子半个班，明天袭击伪军一个小队，后天砍死一个警察所长，再后天勒死一个效忠于敌人的村长，然后换上一个为我所用的甚至是由地下党员担任的两面派村长，就这么一点一点的干，让伪军伪政权的人员不敢在广大的农村给鬼子真心干事，不敢得罪我地下工作人员，之后便可以建立一个一个的村党支部，成立一个一个的游击小组，再往后，就又可以组建一个一个的区小队、县大队，一批一批的地方武装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升级到主力中来，于是地方政权就渐渐为我所夺取，于是就有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撑，于是根据地和各级武装就渐渐发展壮大了。这也就是中共得以坐大的根本。
    当然，既然他们所要开辟的地区是遍布了敌伪政权的，那就意味着，他们这样的行动，并不是每次都要占尽便宜的，有很多时候，也是要吃亏的，是要付出流血的代价的。实际上，有时为了锄掉一个汉奸，派出的锄奸小组可能是去了一拨又一拨，去一拨没能锄掉汉奸却反被人家吃掉，然后再去一拨又被人家吃掉，有时可能要牺牲许多志士才能换来敌人的一颗人头。有时为了组建一个党的秘密小组，可能刚刚建成马上就被敌人连窝端掉，于是以血还血对敌实施报复打击，然后重建，重建后再被端掉，就再打击、再重建。就这样你杀过来我杀过去，直到压倒敌人，站稳脚跟。在敌占区建立根据地，就是这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断断没有绘画弹琴那般雅致。这是人家的地盘，你到人家的地盘上去杀人去发展抗日组织，人家怎么可能会老老实实挺在那让你杀人任你发展。
    根据地的发展与军队的扩大，就是这样向敌人一点一点挤来的夺来的，它的每一步都是残酷而又艰巨的，都是弥漫了血腥的，你说这算不算积极抗战呢？我看应该算。你说它有没有打仗有没有牺牲呢？天天都在有。
    那些力图贬低中共积极抗战的，百般否认八路的游击战，这倒可以理解。可那些总是声嘶力竭地力挺中共积极抗战者，为什么有相当多的也要在潜意识里否认敌后的游击战呢？我猜他们大概是认为，那些零敲碎打的活动，是属于土八路的活动，是属于民兵们的活动，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行动。他们感兴趣的，是那些整团整旅建制的，军装威威武武的、步伐整整齐齐的、冲锋陷阵排山倒海一般的军队，是那些每战集中多少个师旅，牺牲壮烈，歼敌累千盈万的大场面，而不是那些满脑袋高梁花子，满脚泥水粪水的农民打扮，今天爬到高房顶上打一发冷枪就溜的没影，明晚摸到村头甩上两颗手榴弹又跑出老远的兵民不分的土老冒们，不是那些每战歼敌三五人、缴枪三两支的小动作。其实这又错了。历史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的，并不与我们后来的人喜欢与否而有丝毫的关系。对于历史上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可以不去理它，但你不能去否认它，不能用其他的东西去取代它，不能由着自己的好恶去改变它。你要是不喜欢挺八路也不喜欢研究八路，到也罢了，可你既然想挺八路，又不愿意承认这些土的掉渣的队伍，不愿意承认这些游击作战的战法，那岂不就象又要当和尚又不承认佛教似的自相矛盾了吗。
    许多人总要顽固地把主力兵团与活跃在敌后的小部队、小分队、武工队等完全区分开来。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总认为这些敌后游击小部队、小分队是与主力兵团完全的两码事。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战场上，主力部队，游击战，这二者不是风马牛互不相干的，而恰恰是混然一体的。也就是说，主力部队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化整为零的分散游击活动，打的也主要的是分队规模的游击战，而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似乎主力兵团就只能整旅整团的采取大规模的正规的战役行动。反过来说呢，那些分散于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的小部队，其主要成份也主要是主力部队化整为零后的分队单位，而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似乎进行游击战的就只能是民兵、县区游击队。
    当然，我绝不否认，八路军、新四军也有旅团规模的战斗，但在整整八年中，其所占的比例和地位都是次要的，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小部队小分队的游击作战。这是中共抗战的特色，是与国军抗战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打法。今天许多挺共军者，总喜欢拿百团大战呀平型关呀什么的与人家国军相比，这样PK的结果，自然是共军抗战远不如国军了。为什么呢？你想呀，八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掰着手指头数，连国军的五十分之一也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在想象之中了。
    不同的舞台，注定要突出不同的角色。国际政治题材的影视应重点突出领袖人物，农村题材的影视就应该重点突出农民。要是反过来，在国际政治题材的影视中把种苞谷种豆角的养鸡的养猪的突出成主角，或者在农村题材的影视中把总理部长什么的当成主角，那这戏非演砸了不可。同样的道理，由于国共两军抗战采取的战法不同，其在战争舞台上所应突出的主角也就应该不同。由于中共军队抗战的战场、战法，也就注定了中共抗战的风云人物，不应是彭德怀、林彪、粟裕等擅长打大仗的将军，而是那些神出鬼没的连长、排长、武工队长、区小队长等小人物。可在网络上或影视中，大概受台儿庄昆仑关等影视剧的影响，便也学着比着而将镜头对准彭德怀、刘伯承、左权、陈庚等高级将领。其实这又错了。国军人家打的是正规的大兵团的大仗，主角当然属于李宗仁薜岳孙立人杜聿明们，而中共抗战主要是小规模的游击战，你搞那些大将军们做主角干什么。
    在中共抗战这样的战法运用中，高级干部所要作的主要的不是指挥，而是组织与领导，它所需要的也不是精深高超的战术修养，而是人民战争形态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能力。其实，在这样的战争形态下，聂荣臻、邓小平、陈毅、罗荣桓等政治工作者的表现往往并不比彭德怀、粟裕、林彪、刘伯承等军事家们更差。原因十分的简单，中共抗战这样的舞台，不属于林粟他们。

民国军史辩讹之二十四
并非谁谁都得分属某个军系
我是十分地一直喜爱姜克夫编著的《民国军事史略稿》的，它给我太多的帮助了。但对于该书中将中央军全部划分成陈、胡、汤、何、顾、卫等系，则不敢苟同。不知是不是受此书影响，网上也有人喜欢将民国时期的所有将领和军队都区分为某一派系。这是错误的。因为不管是国军中，还是更早时候的北洋陆军中，分属于某个派系的也只是部分而不是全部，有大量的将帅和大量的师旅是没有拉帮结派的。
    我承认，任何时期任何军队，都会有谁跟谁关系密切谁跟谁走动的亲热这样的情况出现，因为----他是人----他不是机器，而是人他就有感情存在，就有对张三李四的亲疏远近，但是否就因为他有对某某的亲疏远近就一定得划出某个军系，却未必了。
    按说，这个派系，既然说它是系而不是军，就说明它不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东西，是不可以公开明言的，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可以算系什么程度又不能算系，也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但大致来说，就象今天认定黑社会组织一样，它得有比较固定的而又是隐形的组织领导机构，得明确排出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来，得有定期或不定期的会议制度，当然这个层次同样也不是可以写在书面上的，这个会议也是必须要以其他的名义（聚餐、俱乐部等）给予掩盖的，但它必须得是团体里的所有人公认的和心照不宣的。不能因为谁和谁在某几天里走的近一些或者谁和哪几个一起表了一个共同的什么态度，就认定他们是同一个派系。不是的。因为要是那样的话，那岂不是每个营每个连都要区分出好多个派系了吗。
    也有的网友认为，某个将领或某支军队曾经隶属于某个军头，于是他就一定得属于这个军头所属的派系。那就错了。民国时期的军系，它首先是一个政治派别，其次才是一个军事集团。就因为这个定义，他是否曾经属于某个军头便不是他所属派系的唯一认定标准，甚至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干。比如二次北伐时，西北军的铁杆将领孙良诚，曾经受第一集团军蒋介石指挥，是不是因此就说他是黄埔系而非西北军呢？再比如由奉军独立而出的魏益三部，曾经隶属于第四集团军，那是不是就因此说他是新桂系或湘军保定系呢？不是的。
    民国时期的军系，有的是十分清晰的，谁在什么时候属于哪一军系区分的明明白白。比如徐永昌与阎锡山之间的关系，就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徐在投靠阎锡山后较长一个时期，仍然打着国民三军的旗帜，只是就食于山西受阎的指挥帮阎打仗而已。此时的阎与徐，都将双方视为友军而并不视为同一旗帜下的军队，阎对徐的指挥，也不使用命令而是使用公函进行。直到孙岳病故，徐永昌易帜，从这以后，他才成为晋绥军的将领。象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比如夏斗寅之隶属于唐生智，比如刘春荣之隶属于阎锡山，比如方振武之隶属于冯玉祥，等等。
    也有的则界限十分的模糊。北洋军人陈文运写过一篇回忆文章，说的十分的透彻，澄清了许多年以来人们的误解。在该文中，陈文运说到：“至于直系或皖系……由于大都是武卫右军的人，这个界限就很难划分，而且也常常互相转化。即以我本人而论，一般人都称我为皖系，其实我是跟冯国璋的关系更近……。又如陆锦，跟段祺瑞的关系很深，后来却被目为直系。再如张联棻、李炳之两人，都是段祺瑞一手提拨的学生，而一般都称他们为直系”。看吧，旁观者认为的皖系铁杆陈文运，竟然是这个立场。意外吗？其实一点也不意外。许多后人们所说的谁属于哪个军系，有的是确实的，也有的则是好事者主观的牵强地拉郎配而已。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也一样。一般来说，在中央军内是有土木系、汤恩伯系和胡宗南系存在的，姜书中，还将何应钦、顾祝同等曾经领导过的部队称作一个军系，就显的牵强了。退一步说吧，即使中央军内部真的就有这么多的军系，其界限的区分也是象陈文运所说直皖二系那样许多是模糊的，其将帅与师旅的派系所属许多也是两可或三可的，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实际上，上面所说的这两种情况，正好说明了民国时期的军系区分，是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的。一种情况，就象前面说的徐永昌与阎锡山之间那样，各不同军系都是各有根源，既不同根生，也不存在共同的血脉，也没经过大规模地换血改造的。新桂系、东北军、马家军、镇嵩军等，都是这种情况。满足于这种情况的各系将帅，其依附关系往往是唯一的，是非此即彼的，脚踏两支船的情况在抗战前是不多的。这种情况其实已经构成了不同的“军”与“军”的关系，并不只能仅仅按照派或系来说事了，只不过处在民国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因为同举一面国民革命军的旗帜，所以我们才称其为军系，不过而已。
    另一种情况，则是象起初的直系与皖系那样、象中央军内部陈胡汤系那样，本是同根生，互相之间又有血脉相连的。满足于这种情况下的各系将帅，故然有对于军头而言的亲密战友和铁杆部属，但更多的则仅仅是隶属关系而已，仅仅是提拨使用得到更多的偏心而已，他们往往横跨几个系，在保持与主帅之间的亲密关系的同时，对别的系的领导与骨干之间也往往保持着同样亲密的交往，互相之间则既不对立，也不难转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际上，象这种情况，可能有些我们认为的某系人物，他自己却未必就搞得清楚他到底是属于哪个系，甚至他都未必知道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系。
    当然，这样的系与系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发展变化的。比如直皖二系，他们之间的性质区分，是存在着一个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发展过程的。也就是说，最初的直皖二系是的的确确只是系与系的关系，而走到最后，实际上已经变成军与军之间的关系了。其他如滇军内部的各系、粤军内部的各系等，也是如此，也有一个由系与系的关系发展演变而成为军与军关系的过程和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军系之间都一定要走完这个过程的，有的可能从始至终都处在萌芽状态。即便是直皖两系，也并不是参与其中者全部都象吴佩孚、徐树铮那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更多的将领则未必如此。就比如说陈文运，甚至包括号称皖系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傅良佐等，与直系也未必就是对立的，其立场也未必就一定是始终站在皖系一边的。象后来中央军中的土木系呀胡宗南系呀汤恩伯系呀等等，就更是如此。而且在中央军内部，分属于陈胡汤三系的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大部分则不属于任何派系。
    为什么陈胡汤等没能发展到直皖那样的地步？原因很简单。军中有军，是最高统治权威弱化的体现，是任何一名统帅都不愿意看到的无奈现象。东周时期之所以群雄争霸，是因为从幽王开始的周王朝已经无法对各诸候进行有效控制；北洋军阀后来之所以会四分五裂，也是因为袁世凯死后无人能够代其对北洋军实施有效驾驭；国民革命军中之所以派系林立，也还是因为蒋介石自始至终没能强有力地实施对这支军队的有效控制，从而致使新桂系、晋绥军、马家军等各派系始终自主军政。但蒋对国军中的中央军的控制不是这样，从黄埔建军一直到大陆解放，蒋对中央军的控制是十分牢固有效的，因而就不可能允许中央军中的胡宗南汤恩伯陈诚等派系萌芽长成大树。

    再顺带说一下中央军中有没有保定系。
    在川军中有保定系，是以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在湘军中也有保定系，前期以唐生智为首，后期以何健为首，但在中央军中，是只有黄埔系而没有保定系的。
    前边已经说到，在民国时期，一个将领属于什么军系，是一个政治倾向问题，是一个站队问题，他本身并不一定非要满足这个出身。从籍贯上看，朱德是川人，但他是滇军而不是川军；李济琛是桂人，但他是粤军而不是桂军。历来谁也不能因为他们不是滇人不是粤人就不能认定其属于滇军粤军。从学籍上看也一样道理，川军中的保定系有大量非保定出身的将领，湘军中的保定系同样有非保定出身的将领，但并不能因为他不是保定出身他就一定不能属于保定系。反过来说也一样，川军中的武备系速成系中也有不少的保定生，湘军中的谭系贺系中也有不少的保定生，但不能因为他们是保定生便划他们为保定系。如果认为某某人只要是出身于某便一定是属于某系而不出身于某便一定不能属于某系的话，就错误了。
    中央军就是黄埔系，中央军中没有保定系。加入黄埔系的，当然肯定与这个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他未必就一定是黄埔出身，而实际上，就象直军后期首领吴佩孚是鲁人而非直人，就象粤军首领李济琛是桂人而非粤人的道理一样，一直到抗战胜利以前，黄埔系中的上层骨干多数是保定生。但保定生当家却并不代表他们这个派系就非得命名为保定系。这一点不奇怪，皖系的四大金刚就没有一个安徽人，西北军的五虎上将十三太保也全不是西北人。
    保定生在国军中，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学派，占据地位之显要，发挥作用之强大，立足军事舞台之长久，都是其他的学派如士官生、黄埔生所望尘莫及的，但保定生在中央军中始终未能形成一支军系。
    当然，既然构成黄埔系的各高层将领，以保定生居多，那将其称作保定系而不称作黄埔系，行不行呢？当然行。这只是一个称呼而已，只是一个符号而已。但这称呼既然已经被什么机构定义或已经历史老人与大众的约定而俗成，也就不能再改了。就象火星和木星，把它们的名字换一换行不行呢？没什么不行。可既然长期以来已经这么叫着了，也就不是我们中的哪个人想改就能改的了的了。

民国军史辩讹之二十五、
保定的军校不等于保定军校
很久以来，关于保定军校，许多书刊、网文都有着一种极其模糊的定义，即将所有清末民初开办于保定的军校统统称作保定军校，于是吴佩孚、蒋介石等便都被称作保定军校毕业生了。实际上这是极其错误的说法，是从来不被史学界所认定的谬谈。
    如果仅仅是地滩书籍或电影电视剧什么的这么说，也就罢了，可前几年有一部编的相当不错的工具书《保定军校将帅录》，也将清末民初所有存在于保定的军校全部地装进去了，这就将原本在学术界从不存在争议的问题弄乱了，我就想说几句了。
    清末民初，保定的确是中国的新军建设中心，也是军校集中的大本营。
    自袁世凯执掌小站练兵大权之始，在编练新式陆军的同时，也对军事教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早在新建陆军时期，便开始了军校教育的试点，开办了步兵学堂（冯国璋任总办）、炮兵学堂（段祺瑞任总办）、工兵学堂（王士珍任总办），统称为行营武备学堂。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时，又改称随营武备学堂，造就了如刘洵、孙传芳、张士钰、张树元、陈乐山、于学忠、徐永昌等一代名将。
    1901年，袁世凯继李鸿章任直隶总督，移驻保定。官升了，权大了，袁的练兵热情更加高涨，办军校的劲头更足了，从此，直隶的保定府成为清末编练新军的中心，也成为一系列军校的大本营。于是，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北洋陆军参谋学堂、北洋陆军测绘学堂、北洋陆军师范学堂、北洋陆军马医学堂、北洋陆军军械学堂、北洋陆军经理学堂、北洋陆军宪兵学堂、北洋陆军军官学堂等相继开办，为北洋建军培养了大批急需人材。孙岳、王承斌、周荫人、齐燮元、蒋鸿遇、刘玉珂、郑俊彦、吴佩孚，张钫，李景林等，以及北洋速成学堂改为通国速成学堂后的杨杰、蒋中正、张群、李韫珩、方声涛、王柏龄等，以及再后来的陆军军官学堂（陆军大学）的陈调元、吴光新、魏宗瀚、张敬尧、李济深、周凤歧、阮肇昌等，均从这里走出。
    因为以上这些军校均设于保定，那么能不能将其统称作保定军校呢？不能。就象活跃于西北的军阀并不都称作西北军一样，就象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枪并不都称作汉阳造一样，保定军校也是有特指的，它就专指存在于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二年的陆军军官学校。
    当然，西北军也好，汉阳造也好，保定军校也好，既然只是人为的约定俗成，既然可以这么称，为什么就不能改过来那么称呢？呵呵！历史科学就象化学、就象天文学一样，一个元素命什么名、一个星体命什么名，其本身也许并不重要，但一旦已经命名，再改动它们的命名，就不那么简单了。就好比钠之所以称作钠、火星之所以称作火星，也许并不重要，但谁要是将钠改称钛，将火星改称木星，那是非乱套不可的。
    《保定军校将帅录》中，是将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说成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前身。作为陈予欢这样的民国史大家来说，持如此说法，实在令人遗憾。
    保定军校的前身是不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呢？不是。保定军校的前身是什么呢？保定军校就没有前身。
    北洋陆军速成学堂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根本就是两码事。
    上面说到的由袁世凯等创办于保定的各军事学堂，包括北洋速成学堂和通国速成学堂，其实都不是袁世凯军事思想中正规的军事教育机构。在袁的军事教育思想中，是将陆军军官教育分成四级的，即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陆军兵官学堂、陆军大学堂这四级。教育体制改为两级后，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取消。陆军兵官学堂，就是陆军军官的养成教育机构，也就是民国后的军官学校。陆军大学堂，是继续教育机构，也就是民国后的陆军大学。以上这四级（两级），才是正规的军事教育机构。而上述包括北洋速成学堂和通国速成学堂的各军事学堂，却都只是为建军急需而设立的临时教育机构。这是最重要的不同。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陆军军官学校尚未开办时，是先开办速成学堂，而后再逐渐过度到军官学校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称保定军校的前身为北洋（通国）速成学堂，是可以说的通的，但可惜的是，它不是。
    首先，二者招生的对象就不同。前者招收“十八至二十五岁，相貌魁梧，身体强壮，文理通顺者”，对于其出身则并无具体的严苛的条件要求。而后者在拟议之初一直到第七期之前，招收则仅限于经过陆军小学、陆军中学或陆军预备学校毕业者。
    其次，两者的隶属不同。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只是地区性的速成学堂，就象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江苏陆师学堂、陕西武备学堂等一样，它只是直隶一省的陆军速成学堂，隶属于直隶总督。1906年后，将北洋二字取消，扩建改建成陆军速成学堂，也称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又称协和陆军速成学堂，隶属才改变为清廷中央，从而成为一所全国性的军校。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从它的开办之日起，便隶属于中央政权，是一所全国性质的军官学校。
    第三，两者从时间的连续上搭不上边。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停办后，在此基础上扩建为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但这个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也于1909年停办，其全部师生又并入陆军军官学堂的速成科。大概许多人直感这个陆军军官学堂，与后来的陆军军官学校只一字之差，便误认为就是后来军官学校的前期称法了。不对的，这个军官学堂，实际上对应的是民国后的陆军大学。而我们一直说起的保定军校，也就是陆军军官学校，是民国后的1912年才开办的，中间隔了三年之久呢。这也就是说，早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立之前，该陆军速成学堂已经为陆军军官学堂所吞并而不复存在，它们无论如何也搭不上边的。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后者从没准备在前者的基础上产生，事实上也不存在丝毫的继承关系。拟议中的军官学校是有的，只是当时不称军官学校，而是称作兵官学堂。可惜的是直到清亡，原拟的四级教育体制中的第一级陆军小学堂、第二级陆军中学堂、第四级陆军大学堂都已开办，唯独处于第三级的这个兵官学堂却并迟迟未能开办。可尽管没有建成，但筹建工作是早就有了的，早在1904年，也就是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刚刚开办的第二年，通国陆军速成学堂还远没有影子的时候，练兵处便已拟定了该学堂的创办大纲，它压根就没准备要以速成学堂为基础开办，而是要另起炉灶的。只是这个炉灶起的慢了点，直到民国建成后的1912年10月才得以砌成。所以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它的历史就起自1912年，它并没有前身。
    说北洋速成学堂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也有可能是根据二者同在一个校址的关系。这就风马牛不相干了。解放前的国民革命军在南京的汤山办有炮兵学校，解放后的人民解放军也在汤山办有炮兵学校，你能将二者说成是继承关系吗？不行的。
    还有可能将前后二者说成继承关系的原因，是清末的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和后来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是养成教育机构，后来的军官学校也是养成教育机构。这同样说不通。黄埔军校是养成教育，延安抗大也是养成教育，你敢承认它们二者有继承关系吗？不行的。
    另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即所有曾在通国速成学堂服务过的教职员，许多又在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服务，因此也可能据此将二者说成前后沿革关系。但这也说不过去，把原来盖房用的砖重新用于新盖的房，就说这新房就是重新粉涮后的老房吗？不行的。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认为《保定军校将帅录》中的说法，即保定军校的前身是为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说法，实在是太值得商榷了。
    但我必须得承认，《保定军校将帅录》凝聚了作者多年的心血，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保定军校工具书。作者编出此书，绝对是一件大功大德的大好事。只是要是能够将保定军校和其他存在于保定的军校分编，或者将书名改一下，将会更好。
    由郑志廷、张秋山等编著的《保定陆军学堂暨军官学校史略》，这个书名取的好，从广告学的角度讲，它肯定不如叫作《保定军校史略》更好听和更能获取好的卖点，但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它这个书名取的是科学的、准确的。就象《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和《北洋军阀史话》一样，前者绕口、不好听，但符合历史科学，后者叫起来上口，好记也好卖，但，不准确，也不符合历史科学。

民国军史辩讹之二十六
汉阳造未必汉阳造
个标题有点绕，实际它包含这么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想说，著名的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枪械，并非都称作汉阳造；
    再一个意思是想说，著名的汉阳造步枪，并非都产自汉阳兵工厂。
    民国时期，特别是民国早期，中国最著名的兵工厂，毫无争议的当属湖北的汉阳兵工厂，而该厂最著名的产品，首屈一指的，则非汉阳造步枪莫属。关于该厂的历史，网上介绍颇多颇详，这里不赘述，关于汉阳造步枪，却想多说几句。这一是因为本来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占据了绝对突出地位的该枪，在今天受骗于炒作又跟风加入这样的炒作的网民心中，却被在抗战结束前还并不多见的新秀中正式步枪压倒甚至取代了，英名被埋，不说不快；再是因为围绕着该枪，有许多不实的讹传，实际上不是那么一回事，也有必要为其正名。
    首先，说说汉阳造指的是什么枪。
    汉阳兵工厂，曾有大量枪械出品，有仿德M1988式7.9毫米步枪，有汉阳式7.9毫米步枪，有元年式6.8毫米步枪，有三十节式重机枪，有仿M1896年毛瑟手枪，仿M1932年式快慢机手枪，有仿伯克曼手提机枪，还有中国最早的半自动步枪等。这些产自汉阳兵工厂的枪是否都称作汉阳造呢？不是的，称作汉阳造的步枪，只有汉阳式7.9毫米步枪，唯此而已。
    汉阳式7.9毫米步枪的原型枪，是德88式委员会步枪，即后来俗称的“老套筒”。
    这支枪，即德88式委员会步枪，有几个插曲顺便说一下。该枪是在法国1886式勒贝尔步枪的刺激下诞生的。当时法国生产的勒贝尔步枪，是世界上第一种使用无烟发射药的小口径军用步枪，这种新的8mm口径步枪弹在杀伤力和弹道性能方面都远超过当时德国毛瑟71/84式步枪所发射的11mm黑火药步枪弹。面对这样的压力，德国立即成立了一个步枪试验委员会，并很快借鉴了多种他们认为成功的设计，研创了88式7.9毫米步枪。因为该枪是由这个委员会集体研制而成的，于是又被称作委员会步枪。
    关于该枪，也有存在于至少百年的讹传，即自清末一直到今天，有相当多的人将其认作毛瑟步枪。实际上，这支套筒步枪，其设计是来自一个委员会，与毛瑟兄弟毫不相干，定型后，分别在但泽、埃尔富特、斯班道和安贝格几家兵工厂生产，也就是说，它的生产与毛瑟兵工厂也毫不相干。但既然该枪从研创到生产都与毛瑟八杆子打不着，可为什么进入中国后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其称作毛瑟步枪呢？这事，它的始作俑者却不是今天的网民和哪个业余的写手，而是早在百年前的德国军火商。原因是毛瑟枪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特别受欢迎，而当时的许多官老爷们却并不真的识货，因此德国的军火奸商们就指鹿为马地将其称作毛瑟步枪卖给当时的中国人，又把设计转让给中国。那些被蒙骗了的中国官员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就始终一贯地将其称作毛瑟枪了。例如1912年3月16日捷成洋行致民国陆军部函中，还把委员会步枪称为“最新式毛瑟步枪”，北京政府的官员们在许多报告中，也将其称作“最新式小口径连发毛瑟步枪”。我们在翻查当年的档案史料时，称该枪为毛瑟步枪的，比比皆是，而多年以来我们许多历史工作者并非都对枪械十分的在行，于是以讹传讹，便也将其归入毛瑟步枪之列了。
    这都是题外话了。还是回到主题上来吧。该枪诞生后，很快传到了中国，大约在1894年后，在时任两广总督张之洞的主持之下，88式委员会步枪在汉阳兵工厂开始生产。
    最初，湖北枪炮厂生产的该枪与原型枪无异，也是枪管外有套筒的，但最迟到了1904年，中国人开始对该枪进行改进，主要改进之处是去掉了枪管外的套筒，并在枪管外加以木制护盖，以便于握持。当然，改进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改进后的该枪主要诸元：口径7.9毫米，枪全长1250毫米，枪管长740毫米，枪重4.06公斤，膛线4条.初速630米／秒，表尺射程2000米；马枪枪全长950毫米，枪管长442毫米，枪重3.4公斤，初速400米／秒，表尺射程1200米。枪弹之发射药为无烟药，圆头弹丸。
    经过改进后的步枪被命名为“汉阳式7.9毫米步枪”，进入军队和民间后，被简称为汉阳造。到了1940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又一次对军械重新命名，该枪被改称作“汉88式步枪”，但军队与民间，仍称其作汉阳造不变。
    汉阳造指的就是这支枪。
    这里有一个问题，即开始仿制时的套筒步枪和马枪，是否也称作汉阳造呢？的确，最初生产的枪管外带套筒的步枪，也是称作汉阳造的。不过那时所称的“汉阳造步枪”，还没有形成为一种步枪的专称，而仅仅就是指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枪而已，到了汉阳造成为一种步枪的专称时，早期仿制的套筒步枪已经有了自己的专用绰号“老套筒”，而且该型枪在中国的生产时间不长，出品亦不多（后来国内所见的老套筒多数是进口的），所以，汉阳造也就仍然只是“汉阳式7.9毫米步枪”以及后来改称的“汉88式步枪”的专用绰号了。
   
    其次，说说汉阳造都产自何地何时。
    就象上面说的，汉阳造，原本就是汉阳制造的步枪的意思，但到后来，它已经成为一款特定步枪的专用代称，于是，不管它产不产自汉阳，只要是这款步枪，它就还是叫汉阳造。清末的江南制造局，以生产快利步枪布闻名，汉阳造问世后，便投产汉阳造步枪，最初还是与快利步枪同时生产，到了后来，索性放弃了快利步枪的生产，而专门生产汉阳造。清人朱彭寿在考察江南制造局的奏折中，称该局“现又改造小口径毛瑟枪”，这里所说的“小口径毛瑟枪”，在民间，在军队中，便也称作汉阳造。
    1912年河南都督张镇芳有一份关于河南兵工制造的报告，曾提到开封机器局“全年可造七米粒九小口径毛瑟快枪三百技”，这里所说的“七米粒九毛瑟快枪”，在民间，在军队中，也仍然是俗称的汉阳造。
    四川兵工厂也曾投产汉阳造，尽管它产自四川的成都，在民间，在军队中，也称其作汉阳造。
    在敌后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兵工厂，也曾有仿制汉阳造的纪录，不管它是产自山东、河南、山西还是河北，只要是这款步枪，也都称作汉阳造。
    到了抗战开始后，全国几乎所有的兵工厂几乎全部集中到大西南的重庆，兼并重组，此时的汉阳造便主要在重庆生产。生产汉阳造的兵工厂，也不再称作汉阳兵工厂，而统一名称为第二十一兵工厂制枪厂，但该厂出品的步枪，仍然是命名的“汉88式步枪”，在民间和军队中，也仍然被称作汉阳造。
    有几组数据，从中应该不难看出一些问题。其一，全国各地兵工厂内迁到重庆重组后生产走上正轨的1942年，全国三家生产步枪的兵工厂，即一厂、二十一厂、四十一厂，总的步枪生产量为59200支，而汉阳造在其中所占即达46600支。
    其二，汉阳兵工厂制枪厂在迁来重庆之前，也就是从1894年至1938年这44年之间，共计出品汉阳造876316支，迁来重庆并入二十一兵工厂后，从1939年到1944年不到5年的时间，共计出品207164支，而一直到1944年之前，该厂中正式的生产纪录还是零。
    其三，在1944年之前，仅二十一兵工厂制枪厂一个厂的纪录，汉阳造的全部出品是108（或130）万支，而包括原来的十一厂、后来的一厂、四十一厂等加起来计算，中正式的生产纪录也仅有206210支。
    这几组数据透露给我们怎样的信息呢？一个，是一直到1944年之前，中国步枪的生产，一直是以汉阳造为主，并非有些网民所认为的那样以中正式为主，而且从兵工厂内迁到重庆开始，汉阳造的生产有一个猛的飙升。第二，战时中国抗日军民手中所用的汉阳造，有很多不是在汉阳生产的，而是在重庆生产的，甚至是在四川、湖南、江西、河南等地生产的。
    大概许多网民认为，汉阳造的风光是在清末民初，实则不然，不尽然。不错，敲响封建的清王朝丧钟的第一声枪响，是汉阳造；民初军阀混战中大显身手的，是汉阳造；北伐战场上双方用的最多的，是汉阳造；国共十年内战中的双方用的最多的，也是汉阳造，但容易忽视而实在不应该忽视的，是在整个的全民族抗战期间，抗日军民手中用的最多的，还是汉阳造。诚然，用今天的眼光看它，是落后了，但它曾有过的风光我们不该忘记，它所创造的辉煌就更不该因为后来人的好恶而轻易抹去。

民国军史辩讹之二十七
十九军还是十九路军
十九军就是十九军，十九路军就是十九路军，这本来用不着废话。但多少年来看中央台一遍又一遍地说错，就憋不住想说说。算是科普一下吧。
    长期以来，总听到有人说“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十九军总指挥蒋光鼐”，或是“十九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等，特别是作为党和国家一级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也是履履犯如此错误。让人不由得怀疑，十九军与十九路军是怎么的一种关系，总指挥与军长是怎么的一种关系，中央台的这些个播音员是不是压根就没弄清楚。
    这里有必要先交待一下军和路军在中国的演变。先说军。在中国，自从1894年袁世凯改革军制后，师，成为常规的编制，也是最大的编制，有固定的编制、装备、员额和层次，战时平时都如此。军，则只作为战时编组，可依作战需要而定大小，并无固定编制。这也是袁世凯所效仿的德日等国的惯例。辛亥革命时，清军组成两个军南下镇压。其中第一军以荫昌为军统，由陆军第四镇全部、第二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三协和第六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十一协组成。第二军以冯国璋为军统，由陆军第五镇全部、第三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五协、第二十镇部分编成的混成第三十九协组成。后来南北议和成功，不打仗了，两个军也就取消了，所属的师旅该回防的回防，该归建的归建。与此同时，武昌的革命军也曾编组三个军，分别由杜锡钧、李烈钧和赵恒惕出任三个军的总司令。也同样属于战时编组，而不是常规的编制，停战后这三个军也取消。这时的军，就属于战时编组。有仗打就有军，打完了仗军就取消，就这个性质。这大概也是中国近代自军制改革后首次出现军这个组织形式。
    从那以后到南北之间的历次战争，到军阀混战，又曾多次出现军的组织形式，但无一不属于这种战时编组的性质。
    到了国民革命时期，情况有了变化。1925年8月，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党军及建国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废除原来以省命名的粤、桂、湘、滇等军的番号，代之以一二三四这样的数字为番号，分别编成第一至第五军。而且明确各军每军辖三师，每师辖三团这样三三制到底的固定编制。从这里明显看出，这时的五个军，已经不再属于战时的编组，而成为一种平时的编制。军，成为固定的编制，在中国，这是第一次。
    由于要北伐，国民革命军很快又扩充了第六、七、八各军。北伐开始后，又爆米花似地膨胀到几十个军、上百个军。从北伐开始一直到结束，因为一直在打仗，这期间的军该属于怎样的性质，就不好一言以概之了。有的仍然是属于固定编制，也有的只是战时编组，有的又介于二者之间，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北伐完成了，军队编遣，重新确定以师为最高编制单位，师以上的各军、各集团军、各路军、各方面军、各指挥部等层次结构，一律取消。
    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方案提出来还不到一个月，正在实施中，由于编遣产生的龃龉，各路诸候互不相让，仗又开打了。于是，军，这个刚刚被取消了的编制，便重新又一次被提到部队的层次结构上来，又有许多个军接二连三地组成。只不过呢，此时的军，虽没有明确，但主要已经显现出战时性质，从各军的编成上，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这之后一直到抗战开始，由于新军阀不断地混战，军，始终就处在一种似乎属于战时编组又似乎属于平时编制的混沌状态。但有一点必须明白，即它是比较固定地存在着的。
    再说路军。各路军与各军相比，它从来不是一个平时编制，而鲜明地显现出战时性质。实际上，它就是根据作战需要而临时调配的某一个进攻或防御方向的部队的指挥体系而已，其临时性质十分的明了。比如1926年7月1日，北伐军分成三路进军，第一路进军湖南、湖北；第二路进攻江西；第三路进军福建、浙江。再比如北伐军底定江西后，决定向长江下游进军，又将军队区分为东路军、西路军、中央军等。以上这一路二路三路，和这东路西路中路，就是各路军最本分的定义。
    到了编遣后的新军阀混战时，为了削藩作战的需要，蒋介石又临时重组多路大军，对李、唐、冯、阎等军阀次第作战。这时的各路军，仍然没有固定的编制，而主要依据作战方向和军队集团派系的构成而定，多者几个军，少者几个师。
    和军不一样的是，似这样因打仗而区分的各路指挥系统，不用明文，打完仗也就自然取消了。当然这是理论上的。民国军事史，它怪就怪在你不能按照规矩按什么理论来读它，就象北洋时期的混成旅本来不是固定编制，但到了民国后却基本变成了固定编制一样。这个路军，按说打完仗就应该无形地取消了，但事实却是，它没能取消。特别是当某一路军的组成恰好完整地集合着某一派系集团时，它就更是比军或方面军等结构层次更牢固地保留下来。比如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何健的第四路军、李济深的第八路军、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等，因为其组成正好是总指挥的私家军队，所以被他们看的比什么集团军呀方面呀等番号反而都更重要。就连周恩来在抗战初都说不愿意将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这其中绝对不是因为集团军比路军更带有临时性质，而是中国当时割据的现实，不得不让人感觉，这路军还就真的更能代表着鲜明的派系性质。相反的，如果这某一路军的组成不是某个完整的军系，那么打完仗后，它就很快地取消而不复存在。比如刘峙的第二路军、朱绍良的第六路军、顾祝同的第十六路军等，就随着打仗的结束而结束了。
    总之可以这么说吧，这个某某路军，它原来是一个极其临时的指挥体系，但在当时新军阀割据的背景之下，它却往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某个独立与完整的军系，大概就因为这个，本不该保存的路军却一直保存了好多年。
    好了，说完了军，也说完了路军，我们再回到正题说说十九路军和十九军。
    1930年，蒋介石为支援津浦方面的作战，于这年的7月，将粤系陈铭枢部队的第六十师蔡廷锴部和同为陈铭枢部队的第六十一师蒋光鼐部合组为第十九路军，以蒋光鼐为总指挥，开赴山东参战。十九路军这是这么诞生的。
    因为路军毕竟不是一级编制单位，所以也就在调蒋、蔡二师北上参战的稍后，8月，又将这两个师（六十、六十一师）编成第十九军，以蔡廷锴为军长。十九军也就这么诞生了。
    前边说了，军是比路军较固定的编组，甚至可以看成是编制单位，而路军是极其临时性的，它无论如何不是一级编制单位，第十九路军也一样。但也和第三路第四路第十七路第二十六路一样，因为其组成正好是原粤军陈铭枢这一支私家军队，所以也就得以较长时间地保存下来。这样，便同时有了十九军和十九路军。
    在当时，某某路军，它多时可指挥几个军十几个军，少时也可能只指挥一个军。而十九路军在当时就只指挥一个军，即第十九军。
    缺德就缺德在这两个十九上了。在当时，一路军只有一个军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第十一路军，就长期只有一个第十五军；第十五路军，就长期只有一个第十一军；第十七路军，也较长时间只有一个第七军，等等，所以第十九路军只有一个第十九军也就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可不知哪个混蛋，将这两级上下隶属的单位，都冠以“十九”的番号，十九军与十九路军，一字之差，这就已经容易让人弄错了。而在当时，十九军所辖的是六十师和六十一师这两个师，十九路军呢，也就这一个十九军，说来道去，它所指挥的，还是这两个师。还有呢，是蒋蔡二人资历相当，难分伯仲，初期二人又各长一师。一个总指挥，一个军长，也的确存在着明显的照顾平衡的动机，这就更是容易让不甚了解那段军制史的人们不由得不弄混了。国民政府当年有许多作法令人费解，其中就包括八路军只命名不到一个月便又改成十八集团军这一作法。当然各路军改为集团军，并非八路军一家，韩复榘第三路军、马鸿逵第十五路军等几个最后的路军，也都是在这个时候改的。按说，你既然马上就要改所有的路军为集团军，当时就不该命名其为八路军。命名不到几天又改过来，显得极不严肃极不成熟，而且站在国府的角度说呢，又给中共以打着八路旗号独立自主地建军发展创造了便利。对于这点，真的不好理解。我猜，这就是国府中人考虑事情欠妥的原因，无他。
    至于重庆的办事处，公开用于文牍的，门口标示的大牌子上，是使用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叫作八路军办事处，只是在内部和习惯上使用。不过这内部可并不私密，基本上等于公开在使用，蒋介石也没办法。
    不过在当时，国府的准许与不准许也没多大威力，许多东西早就不准许使用，但却仍然公开使用的，还有很多。其实象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李济深的第八路军、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等，对于蒋介石来说，更多表现的也是一种无奈与迁就。
    周恩来后来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说：“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周的话，不全对。路军绝对不是平时编制，这他是完全说错了。只是由于当时几个割据的诸候都在使用，这便也为中共提供了榜样，不过而已。
国民政府当年有许多作法令人费解，其中就包括八路军只命名不到一个月便又改成十八集团军这一作法。当然各路军改为集团军，并非八路军一家，韩复榘第三路军、马鸿逵第十五路军等几个最后的路军，也都是在这个时候改的。按说，你既然马上就要改所有的路军为集团军，当时就不该命名其为八路军。命名不到几天又改过来，显得极不严肃极不成熟，而且站在国府的角度说呢，又给中共以打着八路旗号独立自主地建军发展创造了便利。对于这点，真的不好理解。我猜，这就是国府中人考虑事情欠妥的原因，无他。
    至于重庆的办事处，公开用于文牍的，门口标示的大牌子上，是使用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叫作八路军办事处，只是在内部和习惯上使用。不过这内部可并不私密，基本上等于公开在使用，蒋介石也没办法。
    不过在当时，国府的准许与不准许也没多大威力，许多东西早就不准许使用，但却仍然公开使用的，还有很多。其实象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李济深的第八路军、马鸿逵的第十五路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等，对于蒋介石来说，更多表现的也是一种无奈与迁就。
    周恩来后来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说：“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周的话，不全对。路军绝对不是平时编制，这他是完全说错了。只是由于当时几个割据的诸候都在使用，这便也为中共提供了榜样，不过而已。

民国军史辩讹之二十八
戴笠生前佩中将衔也没错
早在九十年代，商伟凡先生《戴笠生前军衔之谜》一文，便对戴笠生前的军衔问题提出了疑问，笔者当时也曾在杂志上撰文回应。后来又有不少同仁提出同样质疑，并举戴笠一张生前佩戴中将军衔的照片为证。因为明明戴是在死后享受到追任中将军衔的，怎么生前便已经佩戴了中将军衔呢？
    这便要再罗嗦几句了。民国时期，地方军阀割据，形同独立王国，乱委军职，私授军衔的现象极其普遍，不足为奇。但被视为正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出现这种现象，着实令人费解。实际上，费解的事还多呢。象戴笠这种早已戴上中将军衔后又授予少将的，在国军中央军中，也还大有人在。较为突出的如国军五大主力中的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的军长胡琏、孙立人、廖耀湘，便都是在任军长后较长时间才晋升少将军衔的。这不论是从国际惯例上，还是从国军当时的实际情况上，都是讲不通的。
    抗战初期，国军中的阶级，按惯例，旅长一般是少将，师长多数是中将，军长则全部是中将。抗战开始后不久，逐渐撤销旅一级编制，师长有少将也有中将，军长则仍然全部都是中将。第十八军、新一军、新六军是美械装备的国军王牌，尽管我没看到过胡琏等人任军长时的照片，但佩中将军衔是肯定的，是理所当然的。可按《国民政府公报》所载，胡琏是1945年6月28日晋升少将，而其任十八军军长则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8月。孙立人是1945年3月8日晋升少将，其任新一军军长也是在这之前的1944年5月。廖耀湘是1948年9月22日晋升少将，此时的廖耀湘，早已在一年前的1947年9月便是辖有两个军六个师的第九兵团司令官了,任新六军军长则是在这四年前的1944年5月。我们无法想象，难道他们曾经是上校军长、上校兵团司令官吗？肯定不会。那难道是《国民政府公报》弄错了，也不会。
    那又是为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解释或推测。
    自从护法战争开始，中国进入新的战国时代，军队高层考虑最多的是如何打仗，至于军队的法制化建设，特别是军衔这样的“务虚”的事物，实在不是他们愿意花太多的精力去急于考虑的。黄埔建军后，军衔就没个章法，虽然各级军官也有将校尉的军衔并且也佩戴着相应的军衔符号，但那军衔的授予却不是依据什么军衔条例而是军衔授予者凭惯例而为之，而且连同职务一同授予的什么什么将什么什么校，也更多的体现一种职务附加名称，而不主要体现军衔的严格含义，于是才会出现某某人担任某部中校参谋又兼某部上校参谋处长的咄咄怪事。
    司马老弟曾将这随职务而变动的军衔称作临时军衔，我认为这样的定义是恰如其分的。它也的确真的类似于西方的职务军衔或临时军衔。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类似于职务附加名称的“中校主任”“上校处长”之类，授予者和本意却并不是将其看成是职务附加名称的，他们也是想要使其成为真正意义的军衔的，只是由于他们可能未必真正读懂军衔的含义，或者他们认为军官不能没有军衔可又无法可依，于是就在任命职务的同时也连同军衔一同任命，换个职务也又根据该新职所习惯对应的军衔连职务和军衔一同换了。
    在当时，军衔的授予佩戴也特别的随意，特别的不严肃。地方军阀部队自不用说了，就是中央军，也是如此。比如据史说回忆，有一次，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总理纪念周上讲话时，说国军军队和列强相较，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一旁的张治中听后，当场将上将领章摘下，换成中将。其军衔管理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1934年，国府整军建军中，开始依照日本军队的人事制度，由原属于军政部的军衡司独立出来改为由军事委员会直属的铨叙厅，制定陆军人事整顿及升迁办法。这其中有一项便是将官阶与职级分开，任职与任官分立。任职，指的就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任官，则是中将少将这个军衔。也就是说，职务的晋升与军衔的晋升走的是两股道。按说这是一个进步，是能够真正体现军衔意义的进步，但因为没有考虑到使用象今天我军这样的基准军衔的办法，也没有继承北洋时期加衔的体例（国民政府时期的加衔制度仅限于中将一级），其弊端很快便暴露出来。
    按照此一任官条例，军衔的晋升受“停年”的严格限制。所谓“停年”，就是某一军衔必须停留的年数，也就是最低任官年限。按规定，各级停年为：少尉升中尉一年半，中尉升上尉二年，上尉升少校四年，少校升中校三年，中校升上校三年，上校升少将四年，少将升中将三年，中将升上将用选升。照此算起来，一名少尉要升到少将最快也要十七年半的时间。这一下子矛盾来了，由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指挥员职务的晋升却没有受那么多的停年的限制，一年连升三级的都有。如黄埔军校毕业的胡宗南、李仙洲、李延年、黄杰、陈铁、桂永清、关麟征、霍揆彰、宋希濂、夏楚中、王敬久、孙元良、李默庵、王仲廉等，都在抗战开始后的第二年便已担任军长职务，而此时他们从军的历史都还不满十四年。军长是可以当，军衔却得慢慢走。这种任职与任官的分立，造成了“官”的晋升远远的滞后于“职”的晋升的怪现象。
    因为“官”滞后于“职”太多，给指挥带来的不便，是勿庸置疑的。要是真的按照停年一步步来，那就极有可能象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中出现的“中尉营长”、“上尉旅长”、“中校师长”等怪事一样，得让孙立人、廖耀湘等戴着上校甚至中校的军衔去指挥新一军、新六军与英军并肩作战了,那这就有点开国际玩笑了。好在国人比俄国佬是要灵活许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实际上到抗战开始后不久，各级部队单位不经铨叙厅承认，便私自晋升军衔，甚至私自戴上自认为应该戴的军衔。当上团长了就授予上校，当上军长了就授予中将。或者我当了团长我就戴上上校牌子，我当上军长我就戴上中将的牌子，不管你授予不授予。实际上这就等于又回到老的轨道上来，即军衔的授予仍然根据军中常例，根据某一职务大致习惯对应的军衔来任命，而不是依照军衔条例给予铨叙，从而成为一种非法的事实。从铨叙厅曾反复下文要求任何部队单位不得私授军衔，并采取将级领章（肩章）编号和定制的方法加以限制的情况看，似乎可以反证出这一推测。
    说这些人未经铨叙而按职务佩戴的军衔是非法，是因为迄今为止，我是没能发现有这样的制度，也没能发现有这样的允许。但对于中央军中的将领来说，他们佩戴的军衔却基本是合理的。比如作为军长的孙立人廖耀湘们佩戴中将军衔，比如作为集团军总司令的杜聿明王耀武们佩戴中将军衔，尽管此时的他们并没有铨叙中将，但他们所佩的中将却与他们的军职是对应的，因而是合理的。因为是合理的，就使得他们在无奈与无意之中，填补了军衔制度的缺憾，形成了事实上的西方习惯称呼的“临时军衔”或“职务军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特色民国特色的一个值得肯定的创意。
    相比之下，非中央军的军人佩戴的军衔，则往往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比如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共将领李先念，在开辟豫鄂根据地之初，化名李威，带了一百多人枪，佩戴国军少将军衔，公开活动于社会各界。你想想，连他这个名字都是假的，那么这个李威的少将是谁授予的，怕是只有天知道了。再比如那些多如牛毛的游击司令们，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也往往佩着少将中将军衔四处招摇。你说在敌后招摇吧也就算了，可蒙古那两个在当时被炒的很红的福晋巴云英和奇俊峰，手下不过二三百家兵而已，但她们也竟然堂而皇之地挂着少将的军衔频频出入于陪都各界，甚至出入蒋介石官坻。
    虽然有了这种尽人皆知的非法的事实，而铨叙厅的老爷们除了限制却并没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解决这不合理的东西（在那时局动荡的岁月，立法也是谈何容易），而是仍旧僵硬地执行自己那一套与当时情况早已不适宜的“停年”的框框，于是就出现了一方面军衔的法定授予机关不管你职务怎么晋升相应的军衔却迟迟不给授予，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则不管是不是合法是什么职务我就授什么军衔，甚至是某些军官我想戴什么军衔就戴什么军衔，这有点象眼下一些农村存在着的事实婚姻，不管你给不给结婚证，我是该娶媳妇就娶媳妇，想生孩子就生孩子。
    这就是民国史的特色。
    这又产生一个新问题，即军衔这么严肃的问题，给弄的如此儿戏。那老蒋就不出面管管吗？
    我猜想，一个原因，就是我前边分析的那样，老蒋把主要的精力用在打仗上，没闲功夫管，就象斯大林为什么不管管红军的军衔制度一样，就象老毛屡屡推迟军衔制的实施一样，在那样的年年在打仗天天在打仗的时代，军衔制度建设，实在不是当务之急。
    另一个原因，则除了最高层没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上面外，一般国军军人包括那些中将少将们自身，对于军衔，除上将外，对多的数也数不过来的中将少将，也没什么人特别的重视。他们关心的是军长师长这个职务，关心的是能不能确实掌握部队，关心的是能不能保住地盘，关心的是粮饷械弹兵员的补充，关心的是这仗该怎么打，至于肩膀上那多一颗少一颗的星星，实在不值得花太多的心思去计较。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年代，一个丢掉了枪杆子的少将参议，远不如一个拥有枪杆子的少校营长更有份量。今天，当年国军人员的回忆史料汗牛充栋，却极难看到谁占用篇幅去议论谁该佩戴什么军衔而谁不该佩戴什么军衔，即可说明当年人们对军衔的态度。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又要说到国民革命军的军衔设置问题了。
    看一支军队的军衔设置的是不是合理，我认为关键看两点，一个是与世界惯例是不是大体相当，因为这关系到与外军的联络交往。相差太悬殊了，势必会造成尴尬。
    另一个则是看军衔的等级设置与部队层次结构对应的是否相当。一般来说，部队的层次结构少，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可相应地少一些，而如果部队的层次结构繁多，则军衔的等级设置也应该多一些。或者换一句话说，“阶”与“级”的对应不能突破“一阶两级，一级两阶”这个铁律，突破了，就是不成功的。从这点上看，那么自有军衔以来，恐怕没有哪一支军队比二战时期的苏联红军和国民革命军更糟糕的了。
    国军的军衔基本是在北洋陆军军衔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后沿袭下来的。北洋时期军衔的设置是对应当时北洋陆军的情况，是合理的，可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情况变化了，它就不合理了。
    自抗战开始以后，国军的指挥层次叠床驾屋，师早已不是编遣会议时所设想的平时最高编制单位，而在其上又有了军，军之上又有了集团军（兵团），集团军之上又有了战区（剿总）。师以上的指挥机构叠加了这么多，上将一衔（含特级、一级、二级）所对应的仍然是极少数中枢大员和封疆大吏，校尉官所对应的也仍然是团以下各级，少将所对应的主要仍是旅长一级，那么中将一衔所要对应的跨度就实在太大了。师长（部分）是中将，军长是中将，集团军总司令是中将，少数的战区司令长官和少数的独立旅长也是中将，跨了三到五级之多，这显然极不合理。曾有一次，好象是范汉杰陪同胡宗南到白海风的部队检阅，三个黄埔同学站在阅兵台上，一个是战区司令长官，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一个是师长，但军衔却同为中将。还幸亏没有哪个军长一同检阅，不然的话，就是四个中将了。
    今天的公安系统中，除警监以上高级警衔外，人们对于警督警司的警衔，是十分淡漠的。一个一级警督，当他需要着警服执勤而自己的警服又不在而临时借一套三级警司的警服穿上时，绝对不会有哪个人会感觉吃惊而过问一句，为什么呢？因为它除了那微不足道的警衔工资外说明不了什么。当你看到一个三督和一个一督走在一起，往往那三督可能是公安局长而那一督可能仅仅是派出所的副所长或者只是那局长的司机。在当时的国军中，当你看到两个中将在一起时，往往有可能一个是集团军总司令而另一个仅仅是个旅长或是个挂名领干薪吃闲饭的高参。当一个军（警）衔已经无法有效地区分对应“阶”与“级”的关系，无法有效地说明人们最敏感的问题时，它必然会造成贬值，从而大大降低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我想，国军中少将这两级军衔管理如此的混乱，是不是也有这个原因呢？
    不知这么推测是不是正确，请批评。

民国军史辩讹之二十九
军礼不可当儿戏
  因最近影视中，经常出现国军军官戴着军帽进入上官室内的戏，还有走在上官右侧并行的戏，还有队列中的士兵行举手礼的戏，感觉至为荒唐，因此就勾起了想要说说关于旧军队礼节的兴致，算是科普，也算抛砖引玉吧。

    自从有军队就有军礼。但古代中国的军礼和今天我们施用的军礼有截然的不同。我们今天施行的军礼，象什么立正、正步、举手、举枪、举刀、注目等，都 属于西式的军礼。今天要说的，就是这西式的军礼。

    一．西式军礼在中国的引进。
    最先将这种西方流行的军礼引用到中国军队中的，有三个显要人物，一个是李鸿章，一个是张之洞，一个是袁世凯，而以张袁更著。最早在淮军中，李鸿章开始了对西式军礼的引进。不过李对西式军礼的引进是被动的。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李主观上并不想引进这种属于西方文化范畴的军礼，但因为要使用洋枪洋炮，那些大老粗的兵爷不会用，就引进了不少的洋教练，洋教练教的都是洋操，而洋操中作为制式教练中的立正、托枪、举刀、举枪、正步、分列式等，同时又是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不管李大人愿意不愿意，这些洋操中又属于军礼的部分，便也随之带到淮军中来。军礼，也就在这无奈之中，悄然起了革命性的改变。比如在此之前，平级相见要作揖，下级见了上级要下跪，实行洋操后的淮军武毅军中，则规定：“各营弁勇……每当途遇长官，无论为其所属与否，均宜垂手侧立以重体制而别尊卑。”这在中国，不啻开天辟地的革命了。
    后来张之洞练自强军，也大量使用洋教练，但与李鸿章的消极引进不同，对于西式军礼，张是持一种积极主动大胆的态度来引进的。在《自强军西法类编》中，就明确提出：“相见之军礼宜仿德制，须各营恪为遵守。”在中外营官的关系上，要求：“各洋将与华营哨官彼此均宜礼貌相待，不得盛气相加。”对于洋营官与中国兵的关系，则要求：“洋员不能擅行鞭挞；官兵要相互礼待。”至于所用礼节，又详细规定为：“洋营官来，约离队六步，华营官出令立正。洋营官从左来，哨官排长兵丁等均向左看；若从右来，即向右看。”
    到袁世凯练新建陆军，则又比张之洞往前跨越了一大步，不仅明确认识到军礼在练兵中的重要地位，“可见练兵之道，亦应由礼法认真讲求”，而且是“专仿德国章程”，可以说是完全彻底地西化、细化。比如关于官兵衣着，规定：“领队哨官长等办公时应挂刀，以昭敬重。其刀带务扣在军衣内，非至其住房不得解脱。切不准散归时饬差弁携带”。“官长兵勇所有衣钮俱要扣着，除非夏季炎热、破格允准，方可随便。”在规定官兵相见时的礼节时，要求：官长“谒见上宪时，手按刀鞘立正”。要求“所有本军正兵、护勇，遇见本军中外官长，俱应立正，以示礼仪。”新建陆军的这些作法，不仅使其军礼被细化，而且大大改变了清末一贯散漫的军容风纪。就象陈夔龙所称：“旧军诚不免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升。”
    再后来，朝廷以新建陆军为蓝本在全国普练新军，军礼被抬到一个更高的位置受到重视，1901年，第一个全国性的近代军礼制度----《陆军行营礼节》颁布执行，陆军西式军礼至此正式在中国军队中奠基。从此以后，虽然军礼制度不断改进与完善，但迄今为止，再没有哪次改革能够超越这次军礼的革命。
    可以这么说吧，西式军礼，是在清末伴随新的兵器、新的战术、新的编制、新的军衔等一系列军事革命而来的。它的革命意义，一是使新军的军礼与世界接轨，使之“通行便利，不独关乎戎政，抑其资以外交，故往往有此国之将，能率彼国之师，或数国之兵，共举一将之令，礼无或异，斯情易相联。”
    二是建立起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基础上的平等思想，规定了不仅兵要向上官敬礼，上官也要答礼的制度，而且将跪拜请安等旧礼易为举手、举刀、举枪等新礼，既简易又尊重。这在今天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但在一百多年前，在当时封建思想还极其严重的清末，这场军旅文化的大革命，绝对值得十分万分地肯定。

    二．旧时军礼的种类、动作要领和使用的场合。
    旧军队中的军礼种类及使用场合十分繁冗，为节约篇幅，现仅将影视中常见的且又是今天我军已经不常见或区别较大的从中搜取并简要梳理、归纳，有些很生癖的一般情况下基本用不到的，不述。
    1.注目礼。要领：《陆军行营礼节》（下同）规定：凡官兵见长官，无论向前、向左、向右看，均须振奋精神，以两目切注长官。视线不准稍有斜睨及俯视、仰视等弊。
    使用场合：注目礼都与其他军礼结合使用，如立正礼、举手礼、举枪礼、举刀礼、正步礼等，都应结合注目礼使用，但一般说到的上述各种军礼，都省略注目二字，下文亦同。
    2.立正礼。要领：两足跟靠拢，足尖向外如八字式，相距之度须在一直角线内。两腿挺直，两膝盖后挺，肚腹后缩，胸向前挺，两肩宜平，两臂从容下垂，两肘微弯，两手微向外张，无名指、小指平贴胯下，不可太紧。颈挺直，头端正，下颏向后收，切不准摇动偏倚，必须正而且稳，方为合格。
    使用场合：清末新军规定，凡下级军官进入上官室内，距上官五至六步处，立正注目礼；队列中的徒手士兵接受上官检阅时，行立正注目礼；军队停止间遇有上官路过，队列中的徒手士兵行立正注目礼；上官进入下属室内时，室内官兵应听令起立，行立正注目礼。北洋军、国军沿袭未变。
    3.举手礼。要领：右手诸指靠拢，将食指中指加于帽之右边，手掌向前举，肘齐眉，体之上部稍向前倾，同时注目敬礼之人。到国军时，“体之上部稍向前倾”取消，改为上身保持正直。
使用场合：新军、北洋军、国军规定基本相同，即：军官在队列中遇上官检阅时，如未佩军刀，应行举手礼；军人行进间遇上官，应行举手礼；凡军人路遇军队或经过军队之旁，如带队官位尊于我，应行注目举手礼；军官路遇下级官兵行礼时，应行举手礼答之；军官检阅部队，俟军队敬礼后，应行举手礼答之；军官遇卫兵敬礼，应行举手礼答之；军人遇升降国旗、团旗，军官应行举手礼，散集士兵应行举手礼；军人遇荣誉军人路过，散集的士兵与军官，应行举手礼；军人路遇军人灵柩，散集的士兵和军官，应行举手礼。
    4.抱刀礼。要领：用左手拢住刀鞘两箍中段，右手紧握刀柄，抽刀出鞘，肘右掣向上微曲，以手贴皮带为度，刀刃向前，刀背紧靠右膀，同时注目受礼者。新军、北洋军并规定，行抱刀礼时，将体上部稍向前倾。
    使用场合：抱刀是与注目并用的一种最简单的礼节。清末新军规定，凡遇统制、统领检阅，马兵、陆路炮兵行抱马礼；凡军队驻止时，遇友邻部队通过，马兵、陆路炮兵应行抱刀礼；北洋军规定与新军同。国民政府时规定，除遇国民政府主席、军事高级长官、中央特派之校阅主任外的其他上级军官时，佩刀军官应行抱刀礼；骑兵遇校尉级军官检阅时，应行抱刀礼。
    5.举刀礼。要领：右手将刀直向上举，刀身平面对准鼻端，护手齐肩，使刀锷与口同高，肘贴己身，同时向受礼者注目，必要时并目迎目送。
    使用场合：新军规定，凡军队迎送简阅大员时，官长及马兵、辎重兵行举刀礼；凡值班卫兵对长官（上等官至统制止，本管长官至管带止），及佩上等宝星以及带队前来之官，持刀者行举刀礼；凡哨兵应站立之处，倘有长官及带队前来之官，已至六步内，持刀者行举刀礼；两支军队相遇时，秩卑之带队官应向秩尊者行举刀礼。北洋军、国军沿袭未变。
    6.撇刀礼。要领：右手持刀，先行举刀，再将右臂伸直，斜向外撇，刀尖顺右足方向下指，手掌向上，右手腕离右股少许，向长官注目直视。
    使用场合：北洋军规定：军官抱刀时遇大（副）总统或军旗时，除别有规定外，均应行撇刀礼。，但未见应用场合。国民政府时期规定：军官对于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事高级长官或团旗，除另有规定外，应行撇刀礼；卫兵长在遇到武装部队经过时，或遇到营长以上长官经过时，应行撇刀礼；军官遇升降国旗时，应行撇刀礼；遇大阅时，军官对上报告或在检阅官经过其队伍前三十步时，应行撇刀礼；阅兵指挥官及团、营长、团旗到达阅兵台十六步处时，各连带队长官应行撇刀礼；行分列式时，各连带队官应行撇刀礼；阅兵指挥官离场时，带队军官应行撇刀礼。
    7.举枪礼。要领：双手举枪，用右手将枪携至胸前，枪正面向后，同时用左手握表尺，下食指齐表尺座下端，拇指伸直，靠表尺旁，左上臂夹紧、下臂向前右横平，右臂向下左斜伸，中箍与嘴齐，枪筒对准鼻端，上下竖直，不偏不倚。
    使用场合：新军规定：凡平行官带队相遇，停止时，步工兵行举枪礼；凡军队迎送简阅大员时，步兵、台炮兵、工兵上刀头行举枪礼；凡值班岗兵对长官（上等官至统制止，本管长官至管带止），及佩上等宝星以及带队前来之官，持枪者行举枪礼；凡守望兵应站立之处，倘有长官及带队前来之官，已至六步内时，持枪者行举枪礼。民国后，北洋军规定：军队遇大总统、副总统，无论停止间还是行进间，均应列队，待其行至队前三十步处，持枪士兵上刺刀，行举枪礼；军队遇陆军总长以下各官，停止间时，待其行至队前十步处，持枪士兵上刺刀，行举枪礼；军队参加祝典及祭典时，应列横队或纵队于祝典或祭典之前，持枪士兵上刺刀，行举枪礼；卫兵对于官佐应行举枪礼；卫兵对于简任文官以上，应行举枪礼。到国民政府时期，未再见举枪礼，凡北洋时用举枪礼的场合，改用扶枪礼。
    8.正步礼。要领：听到口令，将左足跟提起，右膝盖力向后绷，合力将左足向前踢出，足底离地约二十五生的密达，足掌应平落地上，与右足相距须八十生的密达。左足落地时，右足跟随即离地面，亦复如左足之向前行进。走步时臂之上节应贴于胁际，下节须从容摇动，向前则两手皆不可过腰带，向后则右手不可过左脚之后，左手不可过右脚之后。每分钟内应走一百十四步。
    使用场合：新军规定：凡平行官带队相遇，带队官……发向右看或向左看口令，目兵（正步）照口令行礼；凡军队行进时遇各长官，勿庸停止……步兵、台炮兵、工兵、辎重兵则先于六步前换正步。北洋军与新军同。国军规定：对于上官在行进间，至距上官约六步处，改换正步前进；军队行进间遇长官时，均不用停止，俟其距部队先头约八步，各连发向右（左）看口令，官兵均换正步行进；阅兵时（略）。
    9.脱帽礼。要领：北洋军规定：以右手执帽之前庇，垂直放下，帽之内部，靠近右侧。国军时基本沿袭未变。
    使用场合：新军中未见此礼。进入民国后北洋军、国军均规定，凡军人进入上官室内，均应在室外脱帽，始可进入，待退出室外后，再行戴上，但士兵持枪时例外。
    10.鞠躬礼。要领：北洋军规定：脱帽、立正，向受礼者注目，体之上部前倾约十五度，以右手执帽檐，帽口向内附于右股，佩刀时，挂其上环刀柄，向后手握刀鞘两环之间。但晋见大（副）总统时的鞠躬，上体应前倾三十度。国军时期的鞠躬礼基本同北洋军，但一律前倾上身十五度，无倾身三十度之礼。
    使用场合：新军中未见此礼。进入民国后，北洋军规定：室内敬礼，应先立定，进至受礼者约六步处，向受礼者注目鞠躬；国军亦然。
    11.扶枪礼。新军及北洋军中未见此礼， 至国军时才见。要领：抗战前规定：立正后，将左前臂向右水平横贴（持骑枪斜贴）胸前，手掌向内，五指伸直并齐，轻扶枪之上端，同时向受礼者注目并目迎目送。抗战后增补的内容：托枪时立正，左前臂向右平伸，距胸前约十公分，掌心向内，五指伸直并扶枪上，同时向受礼者目迎目送。托自来德手枪时与步枪同，持枪并用扶枪敬礼时，枪口应向下。持冲锋枪时敬礼与步（骑）枪同。
    使用场合：国军规定：军队及卫兵停止间，持枪敬礼时，用扶枪礼；士兵持枪进入上官室内时，应行扶枪礼；对于高级军事长官，徒步持枪士兵均应立正行扶枪礼；遇国府主席、委员长、总裁乘座之车船飞机通过时，徒步持枪士兵应行扶枪礼；如遇上述高官路过，则均应让至道旁，待其临近约八步处，持枪士兵行扶枪礼；持枪士兵对上官报告事由时，应距上官六步处行扶枪礼；持枪士兵路遇军人灵柩通过时，就让路道旁，行扶枪礼；遇部队接受检阅时，队列中士兵行扶枪礼；值岗卫兵遇军官通过时，行扶枪礼。

    三．几种与军礼相关的规矩
    1.军号敬礼。
    新军规定：部队与部队相遇，“倘卑者鸣鼓号，尊者亦鸣鼓号答之。”凡军队迎送简阅大员时，号兵鸣鼓号三番（亲王四番）；凡统制、统领及与统制、统领同级各官简阅军队时，号兵鸣鼓号（统制鸣二番，统领鸣一番）。凡军队操演时，倘督、抚、总统将至操场，须令号兵鸣号暂时止操，行军队停止礼。统制、统领将至操场，须令吹号，暂时止操行立正礼。北洋军规定：凡遇大（副）总统时，号兵应吹奏《国歌》，至距队三十步处行之，至去队十五步后停止；遇陆军总长参谋总长陆军上将及奉命检阅之将官时，号兵吹奏“崇戎乐”三回；遇陆军中将时，吹奏二回；遇陆军少将时，吹奏一回。以上敬礼应于受礼者距队八步处行之，去队八步后停止。凡遇带有军旗之部队，号兵应吹奏《国歌》一回敬礼，带有军旗军队之号兵，应吹奏“崇戎乐”一回作答礼。国军规定：遇国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时……号兵吹奏“崇戎乐”，至距部队约三十步处行之，至去部队约十五步后停止；遇军事高级长官、陆军上将及中央特派之校阅主任，号兵吹奏崇戎乐三次；遇陆军中将，吹奏二次；遇陆军少将，吹奏一次；如遇上级长官但号兵不知其阶级时，吹奏一次。
    2.闻元首之称时的敬礼。
    按国军陆军礼节条令的规定，军人或军队听上官训话或他人讲演，闻及国父、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各种称谓时，在第一次自行立正，随即稍息。以后再有上述各称谓时，不必再立正。
    3.与上官随行时的规矩。
    新军规定：凡下级官与长官同行，只可追随右后或护从两侧。北洋军规定：下级官与上级官同行时，应在其左或其后。不久又补充：如有二人以上时，则分行两侧后或后方。国军又补充：下级官与上级官同行时，应在其左并稍后，其他沿袭未变。
    4.下级见上官时的规矩。
    新军规定：凡下级官入室行礼佩刀者须将刀柄向后手握鞘上两环中间；北洋时，有些军队规定，若战时，下级军官进入上级临时指挥所见上官时，应将手枪入套或左手持握手枪枪管部分。
    5.下级与上官同席宴会时的规矩。
    新军规定：凡下级官与上官同席宴会时，须先行礼然后下刀。若因事离席须挂刀禀知，然后肃退。北洋军规定：军人与上官同席宴会时，不得先上官就席或离席。国军规定：与上官同席宴会时，不得先上官就席或离席，如必须离席应先报告事由，但有时部属可先行就席，俟上官莅临再一起起立致敬。
    6.受领上官奖项及文件时的规矩。
    新军规定：凡下级官入室接受长官公牍、命令、书籍等件或将公牍等件呈递长官，行礼后即向前用右手接受呈递，接递已毕，仍回至应行礼处，行礼毕，肃退。北洋军规定：军人在室内受领勋章、奖章及其他证书时，应于距席五六步之处先行敬礼，然后进至席前，挟帽于左胁，以右手接受物品，后稍退行礼退去；在室外受领时，除因不脱帽而行举手礼外，以室内同。国军上述规定与北洋军同。
    7.乘马者遇见上官时的礼节。
    新军规定：凡下级官平时骑马路遇步行长官即应下马行礼，侯长官已过然后复上。若传递命令或带领军队则无须下马，在马上行礼。北洋军、国军亦同，唯规定应在六步处下马。即乘马者接受徒步上官文件时，应先就马上行礼，礼毕下马再行授受，而后行礼，礼毕再行上马离去。

    四．应考虑的几种特殊情况
    一是新的军礼施行后旧礼的延续问题。就象尽管男人剪辫子与女人放足早在民初就已经施行，而到了五十年代，仍有男人顽固地蓄着发辫，也仍有家长在为少女缠足一样，新的军礼尽管在新军中就已经施行，但作揖甚至跪拜等旧礼却并没有随着新式军礼的颁行而一下子退出军旅，很多有着顽固封建思想的人们仍然在私下里使用旧式军礼。徐树铮的女儿在回忆其父在一次（1920年前后）与靳云鹏见面时，二人就双双下跪，互施大礼。还有相当多的文章回忆到，即使到了四十年代，在西北军等北方军阀部队中，也还动不动就施用跪拜的礼节。不过尽管如此，这已经是属于个别的另类了。
    二是各不同军队执行军礼的差别问题。当过兵的网友可能都知道，尽管用同一个条令，但各部队之间，甚至同一个团的不同连队之间，总有一些别出心裁者喜欢玩一些花样，便其部（分）队在施行军礼时有些区别于他人的所谓特色。在军政军令高度统一的今天，尚且如此，由此可以想见，在那种军阀割据的年代，各不同的军队，在施行军礼的过程中会生出不同的花样，也就十分的常见。特别是那些意图独树一帜的军阀部队，就更可能如此。但不管怎么玩花样，都不可能有大的出格，尤其不能与统颁的军礼相矛盾。象影视中表现的那样竟敢在蒋介石办公室戴着军帽和竟敢走在上官右侧与其并行的现象，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三是有礼不行的问题。人与人的关系是各不相同的，并非所有的上下级都有着同样森严的关系。而即使到了今天，该行的礼而不行的情况也是经常有的。民国时期，是特别怪的一个时期，军队系统各派系交错纠结，不同部队之间军纪宽严相差悬殊，阶级、番号倒错混乱，一个师的兵马未必比一个连的兵马更强大，一个少将也未必比一个少校更牛，连马伕和参谋长打架的情况都有，因之该行的礼而不行，甚至上校给上尉点头哈腰打躬作揖的情况也就并不鲜见。所以影视中在军礼的使用上，也就应该依据剧中军队与军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区别而行之。当然这都只是极特殊的情况，应具体情况具体应用了。

民国军史辩讹之三十
历史上哪有什么双枪老太婆
首先申明两点：第一，我不反对文学的合理虚构，我反对的是将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的混淆与生牵硬套；第二，我无意对那些个所谓的原形做功过是非的评价，我要讨论的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双枪老太婆”。

双枪老太婆这一诨号，并不象地滩与网络上热炒的那样起自于抗战时期的民间，也并不起自于解放战争时，也并不起自于解放初的剿匪时，就象“威虎山”、“沙家浜”等地名均是在样板戏唱响以后才诞生的一样，就象“宇宙牌香烟”是在马季那相声说火了以后才注册的一样，就象“凌汤圆”是在刘德一那电视剧热播以后才改名的一样，这双枪老太婆，也是在小说《红岩》于六十年代走红以后才有的说法。后来，大约是九十年代初，川西剿匪题材的电影《拂晓枪声》问世，双枪老太婆便又添加了另一个国民党的版本。

这年头好多人欣赏文艺作品，都喜欢找原形是谁，哪怕就是二郎神猪八戒，也非得找出原形来不可。我是大老粗，文艺的东西我不太懂，但我懂得即使某个艺术形象真有原形，那原形与艺术形象也是有差距的，有的差距还十分地大。艺术作品中的人物能够手使双枪，百步穿杨，这样的塑造无可厚非，可非要认为原形也一定象艺术作品中那样，就大错特错了。可现在就有这么一种认识：因为既然挖掘出《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形是刘隆华、陈联诗、邓惠中，那么刘、陈、邓也就肯定得是双枪女将不可；因为既然认定《拂晓枪声》中的双枪女匪是赵洪文国，那么赵洪文国自然也就必须得是双枪女将不可。这样的认识，自九十年代初开始，先是地滩上，后又窜到网络上，一发而不可收拾。开始呢还是骗得许多九十年代才开始读书的人这么以为，可后来又由于一些国家机构和主流媒体也参与了这样的炒作，于是又让一些早在九十年代以前就已经识字的人也这么认为了。非要将六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文艺作品中虚构出来的东西硬说成是三四十年代就已经现实存在着的东西，还将其写入政府网站，还为其塑像，还为了划圆这个圈圈策划什么所谓的“自述”，弄的就象历史上真有什么双枪老太婆一样。历史被如此的臆造强奸，就让人不拆不快了。

在拆穿之前，得先说一说“双枪将”的定义。民国时期所称的双枪将，是不是只要随身携带了两支枪或双手各执一支枪又能够把枪抠响就行呢？不行。那得是能够在有效的射击距离内双手执枪有效地射杀目标才算。那是不是无论什么枪都行呢？不行。在民国时期所称的双枪将所持的双枪，毫无例外地全部特指毛瑟手枪，也就是俗称的盒子炮。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限制，那岂不是只要长了两只手的，都可以称作双枪将了。

能够手使双枪的，其功夫还不仅仅体现在打的准打不准上，更要命的还体现在能不能在战斗中单手快速装弹上。毛瑟手枪的单手装弹，也是中国长期内战中的独创。其要领，是一支手持枪战斗或戒备，另一支手将枪身夹在两膝中间，就象打字时的盲打和开车时操作空调音响时的盲操一样，在双眼紧紧盯住目标的同时，全凭对枪的熟练感觉将弹夹压入弹膛，然后解除空仓挂机，推弹上膛，完成射击准备。而这一切，都得在几秒钟内完成才行。驳壳枪射击距离内的战斗，是不允许你蹲在一个地方鼓捣几分钟时间的。

可见，能够称得上双枪将的，那功夫是相当地了得。

女人手使两支盒子炮，还能够打得准装得快，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那难度可就不是一般的大了。盒子炮可不比袖珍的勃朗宁那般轻巧，那玩艺又长又笨又重。而且它还不象鲁格P08和南部十四那样重心接近握把，它的重心远远地偏前。没有相当的腕力，要想打好它，谈何容易，何况女人的手小力小，右手吗，兴许还凑合，左手吗，呵呵！

当然，就象今天有女子摔跤手远比一般的男人手大力大一样，那时的女人，保不齐也有象女子摔跤运动员或相扑运动员一样的，所以对于双枪女将，不敢说绝对没有。不过从网上炒作的那几个“双枪老太婆”的照片来看，都比较瘦弱娇小，和相扑运动员或摔跤运动员相比，差距还是够大的，说她们双手各玩一把盒子炮还能够熟练地操作又能够百发百中，想象起来还真的挺困难的。

行了，别光凭想象认定或否定历史了，还是用历史应有的研究方法看一看有没有双枪老太婆吧。



先看看共产党华蓥山武装中有没有能使双枪的老太婆

1961年，长篇小说《红岩》出版，书中塑造了一位手使双枪指哪打哪的游击队指挥员双枪老太婆，于是双枪老太婆一词迅速在民间流行，太多自以为是的文人寻找双枪老太婆原形的活动便也拉开了序幕。后来，怕是不够热闹，许多政府机构也参与进来，很快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形被钦定为刘隆华、陈联诗和邓惠中三人。大概是为了响应有关部门的钦定，在陈联诗逝去三十多年后的1994年，由其孙辈后人写成的一部《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隆重问世，使双枪老太婆更加地逼真。

我原先比较迷信某某什么什么“纪实”，后来因为地滩文学对这两个字的玷污，变成了现在一看到“纪实”就恶心。不过对于某某人的“自述”，还仍然无比青睐的，所以一看到陈联诗的自述，就迫不及待地借来看了。这书很厚，大约五十万字，不过我顶多跳跃着看了不到五万字，就气的要把书烧了或放到化粪池去。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它玷污了“自述”这两个在我看来十分神圣的字，也玷污了他们外祖母的声名。那不过是一本以第一人称写作的十分蹩脚的文学作品而已。

因为要证明他们写的“我”是个双枪老太婆，书中自然有不少“我”如何练枪打枪的故事，可作者显然没有玩枪的经验，比如书中写到“我”从开始时连保险机都不会打开，连什么是缺口准星都还不知道，到左右开弓扬手就能打下天空中飞着的麻雀，却只用了几天的时间，而且还是在因为枪弹紧缺环境恶劣不敢多打实弹的情况下完成的。这就委实令人惊叹，怎么今天的八一射击队就找寻不到这样的神仙呢？

我没看到邓惠中和刘隆华“自述”有这样神的速成枪法，但仍有相当多的文章说她们都是双手会打盒子枪而且是百发百中的。只可惜，所有这些文章，却全是近二十年才出台的。八十年代以前未见有这样的记载，六十年代以前更未见有这样的记载。

其实，关于双枪老太婆，早就有《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给予了说明：在当时创作小说《红岩》时就立下规矩：凡是写明是牺牲了的，多半有一位乃至几位烈士作原型；凡是没有写明是牺牲的，就大多是虚构的，如刘思扬、双枪老太婆等等。

由此可见，这个《红岩》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根本就没有原形，而是纯属虚构。

即使没有原形，那么，如果华蓥山起义中真的有能手使双枪的女将，将其称作双枪老太婆，可不可以呢？可以。但可惜----没有。

我们就来细数一下中共领导的华蓥山地区的历次武装斗争，看看有没有这么一个能手使双枪的女将。

由党领导的武装，第一个就是陈联诗的丈夫廖玉璧领导的带有灰色调的游击队。该队于1931年组建，1935年廖牺牲后，队伍解体。华蓥党史办提供的资料上，仅仅写到陈联诗协助其夫动员民众，却并没有关于她参与领导和手使双枪的记载。

从廖玉璧游击队失败，一直到抗战结束，由于川东乃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后方，中共再无任何武装存在于此。一直到1948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省工作“凡有可能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者，应即建立公开游击根据地”的指示，川东以华蓥山为中心的武装起义，才又相继暴发。

这次大起义震惊了党国朝野。但所谓的大起义，却是相对的，是无法与大革命时期的大起义相提并论的。在后者，歼敌一百两百可能不值得一提，而在国民党统治已经巩固的深远后方，能够歼敌三个五个，就十分的了不起了。华蓥山的武装起义，就正是如此。

这次大起义，很快就失败了。由于是各支队各自分散进行的，起事时间不同，失败时间也不同，但其坚持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半个多月，而最短的，有两个支队，是当夜起事，天不亮就溃败了。从歼敌人数看呢，就更不好意思说，能够统计出来的，全部加起来，不过9人而已.

各支队的领导人分别是：

起义总指挥：王璞。

第四支队，负责人未详。

第五支队，领导人谈剑啸、刘隆华、杨玉枢、秦华、曾永兴、曾霖等，其中的政委刘隆华即所谓双枪老太婆原形之一。

第六支队，领导人未详。

第七支队，负责人张蜀俊、杨奚勤等。

第八支队，负责人蔡衣渠。

以上各支队领导人，唯一的女姓就是刘隆华了，不过这个女政委是在起义前不久才从延安受党的派遣来到川东的，起义很快失败了，她也就另行他调离开华蓥山了。她参加领导的五支队的起义，两股力量各与敌作战1次，各毙敌1人，而被击毙的二敌中，也没有资料显示是刘隆华用双枪射杀的。

双枪老太婆的另一原形邓惠中也是参加了起义的，但不知在哪个支队，也找不到有关她参战和手使双枪的记载。

当时的川东，不是拉锯区，不是游击区，更不是解放区，那是国统区，还不是一般的国统区，自进入四十年代以来，那里已经是建立起巩固的政权的国民党核心统治区。在这样的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证明是不明智的。大起义失败后，川东党吸取教训，将搞大暴动改为组织短小精干之武工队进行游击，于是原来在起义中失散在各地的骨干，组织了多个小型的武工队，坚持敌后。各小型武工队主要有：陈尧楷、徐相应等领导的武工队；王群、向杰栋、胡正兴、粟绍波等领导的武工队；张蜀俊、袁念之领导的武工队；王兆南武工队。

遗憾的是，这所有的武工队的领导人和骨干当中，还是没有女的。

其实，只要弄明白当时川东的环境，也就该清楚，在这样的国民党铁桶一般统治的地区，根本就没有你频繁开枪的可能。你这枪声一响，说不定会立马招来百倍千倍的敌军对你进行围剿。这样的环境，即使谁真的有左右开弓百步穿杨的功夫，又到哪去使呢。而既然没有地方去施展，那百姓们又是怎么得知的？又是怎么在民间传说的呢？

实际上，这所有的传说，全部起自于小说中那艺术的双枪老太婆而已。当然，令今天的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还有那高高耸立的双枪老太婆的雕像了，可这雕像，仍然起自于小说，而不是历史，也不是民间。

在当时，在国民党统治的后方，如果真有这么一位双枪女将，相信那些热衷于炒作的国统区的新闻媒体，绝对不会只字不提，但实际情况却是，翻遍当年的报纸，有关双枪老太婆的字眼，就真的只字未见。

行了，够了，不想再说了，是怎么回事我想我已经说清楚了。

我很崇敬那些敢于在敌后与男爷们一起搞武装暴动的女姓，而且认为《红岩》中塑造出双枪老太婆这么一位女英雄是十分出彩的。但是不是崇敬她们，就必须得承认她们能够手使双枪百步穿杨，我看没必要。左右开弓百步穿杨不过是对敌斗争的千千万万种方式中的一种，做不到这点也未必就低人一等。文学与历史是两码事，历史中的原形没有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么大能耐，也未必就会降低她们光灿感人的形象，真实一点反而更具说服力。



再看看国军的那个老太婆赵洪文国有没有用过双枪

这个赵洪文国，可是相当了得。有关她的历史不用我多说，如今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可谓是铺天盖地。而实际上，今天的热炒要是和三四十年代武汉重庆等大后方对她的热炒比起来，那可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过大家可以留心一下，在时隔半个多世纪的再次热炒中，有一个区别，即今天的热炒几乎千篇一律地称其为双枪老太婆，称其双手的枪法是多么的神奇，而在七十年前的那次热炒狂潮中，那么多的文章，却不曾有一字一句提到她曾直接参加过战斗，不曾有一字一句提到她会使用手枪。

赵老太太出生于1881年，抗战暴发时，已接近六十高龄，又缠了一双三寸金莲，从照片上看，身材也是相当的瘦小。以如此高龄的小脚老太，竟能双手各执一把300多毫米长、3斤多重的盒子炮驰骋于沙场，没有超强的想象力，要想接受这个事实，还真的比接受陈联诗、刘隆华们更加的困难。

因为老太太毁家纾难的义举，又由于其绝对不比赵本山逊色的口才，在当年的武汉、重庆等大后方的民众中曾经掀起的狂潮，和今天刘德华、张惠妹之对于追星族相比，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的报纸画报，几乎没有不用大字报道她的。当年的有影响的大人物，如冯玉祥、郭沫若、掏行知、丁玲、茅盾、宋美玲、何香凝、邓颖超等，也都频频与其过往，拍照、聚餐、提词、赋诗、写文章，反正能用到的宣传手段，全用上了。赵老太太对于当时大后方的民众，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些报道中，比较著名的有阿英主编的《文献》中标题为“游击队之母”的报道，有陶行知写下的那首著名的打油诗，有宋美龄在《母亲节献词》当中对其的颂扬，有中共《新华日报》题为“民族的母亲和民族的女儿”的歌颂，报道最长最详细的，当属《立报》记者吴胥写作的标题为“记赵老太太”的长篇连载，整整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才载完。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了。

所有这些文章、诗词中，尽管不无过分溢美之处，却都只称赞其为“游击队之母”，都只是报道和称颂其如何地毁家纾难自掏腰包购买枪弹供其子赵侗兄妹组织游击队，如何地帮助游击队运送军火，如何地向东北后援会等民间团体募集款项支援抗日，如何地动员年轻人参军参战，如何地照顾伤员送汤喂饭换药洗衣，如何地与游击队员扮作母子逃出沦陷后的北平城，如何地奔波于大后方演讲宣传抗战，等等等等，那么多的文章，那么多的溢美，那么详细的报道，却从无一人从无一文从无一句一字报道其双手使双枪的功夫。

这可就怪了，按说以并不逊色于今天八卦娱记们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当年的报人们，如果将赵老太太手持双枪亲自射杀日寇的故事写入对其的报道，岂不更出彩更惊世。但是，没有。

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四十年代，赵老太太并没有双枪老太婆的诨号。

那么今天的网络和地滩上铺天盖地的称其为双枪老太婆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呢？

从那部反映解放初川西剿匪的电影《拂晓枪声》而来。

自从1991年电影《拂晓枪声》上映以来，有人便撰文考证影片中的双枪女匪首“游击之母”的原形即为赵洪文国。这没错。解放初川西著名的女匪首，的确就是她，“游击之母”，就更容易与赵老太太当年所享有的“游击队之母”相混淆，不是她又能是谁呢。

这一对上号，那些喜欢在影视和地滩纪实中臆测历史的人找到共鸣了。你想呀，游击之母、女匪首、双枪老太婆，这不正好形成一个链，可以互相印证，并给人以无限遐想吗。特别是那些喜欢捕风捉影臆造历史的地滩历史学家和网络准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看来，既然赵老太太能当上土匪头，那就必须得有两下子，何况她曾有“游击之母”的称号，土匪打的不就是游击战吗，再说又有电影《拂晓枪声》为证。根据这样的推测，再经过这些好事的文人们转载时一遍又一遍不断地添枝加叶，于是就变成了今天网络上众口一词的公认-----赵老太太双枪老太婆是铁定的，而且早于共产党华蓥山的双枪老太婆至少十年就已经享誉全中国使老少妇孺皆知了。

其实，赵老太太抗战时所获得的是称号是“游击队之母”（不同的报道也有称其为“游击队的母亲”或“游击队之祖母”等相近称号），而并非“游击之母”。一字之差，区别就大了去了。前者只是象中共晋察冀“子弟兵的母亲”一类性质的称号，寓关心、支持、疼爱、照顾游击队员并兼有游击队后方堡垒或基地之意，而后者“游击之母”则有游击活动元老和长于游击之女将的含义了。不知电影的编导和后来网络的传播者是有意还是无意，少去了一个字，意思满拧了，能不让人产生错解吗。

再来说说这个女匪首的问题。一般人看来，一般的情况看来，但凡被称作“匪”的，一定得是在枪口刀尖上玩命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一定是能够将枪呀刀呀玩的十分地精到的，一定得是象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那些侠客们一样有着非凡的武功的，应用到民国时期驳壳枪已经十分火热的背景，那就一定得是能够手使双枪出神入化的。不信你看所有有关描写民国时期绿林女侠或女游击领袖的文学作品和“纪实”作品，不就都千篇一律地喜欢这么认定吗，象什么双枪贺子珍呀、双枪黄八妹呀、双枪黄英姑呀、双枪白莲花呀，双枪陈大嫂呀、双枪吕凤斯呀等等。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只要这女人一上山落草，就必得使双枪，就象不明白只要是电视剧中反映某个女人会唱京剧，就只会唱“苏三离了洪洞县”一样。喷饭！

说远了，呵呵！除去对女人落草后手使双枪的恶俗表现法不以为然以外，应该承认，在民国这个极适合土匪生长和生存的时期，由于十几年几十年从不离手的玩枪，惯匪们的确有着超强神奇的枪法，不论是东北，还是湘西，还是其他长期养匪的地方，那些长年为匪的人们，百步穿杨，枪响鸟落，还真的并非传说。

但是，匪和匪又有不同，特别是解放初期大军所剿的匪，就更不一样。这时我们所称的匪，属于政治匪。在新的解放区，那些原来当着党国各级干部的文官武官们，有不服共产党不肯投降的，为了报答党国，以表忠贞，便继续与新政权为敌。而那时的党国对于封官拜将已经十分的随意，只要是继续效忠党国与中共为敌的，不管带没带过兵，不管会不会打枪，也不管手下有几百人还是几十人，便都有可能充当师长司令什么的过一把将军瘾。于是有许多并不知兵的县长、乡长、校长、书记长等文员，便也摇身一变而成为党国的师长、军长。对于这样的货色，我们便称其作匪了。还不仅仅如此，在当时，即使没有打起什么军多少师的番号，即使手无一兵身无寸铁，只要是不肯投降解放军，而仍然继续当着他国民党任命的县长书记长教育局长的，也统统一律称其作匪。显然，这样的匪和湘西、东北那些长年以匪为业的匪便有着根本的不同，其刀枪拳脚的功夫便也不同了。

赵老太太是念党国栽培之恩，而怀中共杀子之仇的。她没有归顺新政权，于是就和当时许许多多党国的文人一样，摇身一变而成了女匪首。

行了，说到这，这个女匪首是个怎么一回事，也就说够了。

那么这个在抗战时未曾见有手使双枪报道的赵老太太，在解放初对抗解放军的清剿时是不是有使用双枪的记录呢？

非常遗憾----也没有。

总之，有关赵洪文国手使双枪的记录，三四十年代未见，五十年代未见。今天所见，全是九十年代《拂晓枪声》那电影放映以后才有的民间新传说，而已。

赵洪文国，她最后的结局是两党斗争的悲剧。站在国共两党不同的立场上，肯定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很正常。对此我不想表态。但对于她在抗日战争时的表现，我却想说，当民族危亡之机，以一个六旬高龄的老人，能够举家共赴国难，舍生忘死地奔走于前线后方，运送械弹，宣传抗日，她无愧于游击队之母的光荣称号，应该永远值得我们敬重。可话又说回来了，是否敬重她，就非要认定她必须得能够左右开弓百步穿杨呢？仍然没必要。她为抗日举家共赴国难的英雄行为，为宣传抗日四方奔走所产生的积极影响，都远比两把盒子枪更具千倍万倍的效力。

这个系列是有点长，希望喜欢民国历史的朋友能看下，也希望对朋友们有点帮助。

前一阵子看到 台湾出动军舰护卫保护钓鱼岛主权的游行群众的新闻
有品论还说 都多少年了 国军始终还是坚持真面战场啊 真给劲 哈哈
由此可以看出 其实好多历史并不像我党宣传的那样 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也出了不少力 功归功 过归过 历史毕竟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只是我们要保持客观的心态 去看待客观的历史

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看君一篇文，胜读十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