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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帅误－－甲午战争前夕“牙山不在汉江内口”事件探析

将帅误－－甲午战争前夕“牙山不在汉江内口”事件探析

陈悦

一、“牙山不在汉江口内”事件的基本情况

       1894年夏季，借清政府应属国朝鲜请求，派兵入朝代为勘平东学党之乱，蓄谋发动战争已久的日本明治政府故意生事，调动大批军队擅行进入朝鲜半岛，抢占汉城、仁川等重要城市的要害之地，寻机挑起和在朝中国军队的冲突。为扭转在朝兵力弱于日军的窘境，7月15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清政府之命开始筹调淮军增兵朝鲜。

    当时，李鸿章的增兵计划分南北两部分，北路方面为北洋驻防淮军中兵力较多的盛军、毅军等大支部队，由山海关、旅顺原驻地乘船，沿辽东半岛近海运输至鸭绿江口登陆，再步行进入朝鲜。南路方面的兵力较少，目的在于紧急加强孤处在朝鲜西海岸小城牙山一带的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原赴朝镇压东学党起义的军队。因叶志超、聂士成部与驻扎仁川等地的日军重兵相距极近，形势紧迫，南路援军采取从天津大沽出发，从海路直航牙山的运兵路线。

    自思在已经剑拔弩张的局势下增兵入朝，难免会遭遇日军干涉甚至袭击，为确保风险最大的南路海运的安全，李鸿章特别雇佣了外籍商船“高升”、“飞鲸”、“爱仁”等帮助运输。自认为外国船只帮助运兵万无一失，所应考虑的只是登陆场的安全，李鸿章于7月19日电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向其通报南路海上运兵的具体安排，命令其派出军舰前往预定的登陆地点牙山附近巡护。“（运兵商船）无须兵船护行，应由汝酌派兵船数只，届期往牙山海口外游巡，须俟四船人马下清后，再巡洋而回。”[1]

    接到电报的次日，1894年7月20日，丁汝昌回电李鸿章，报告已计划派“济远”、“广乙”、“威远”3舰于22日早晨开往牙山，以便接应定于24日到达的首艘运兵船，此后三舰在牙山驻泊，直到运兵计划完成后再返回。[2]

    7月21日晚，南路首艘运兵船“爱仁”从大沽出发，22日上午“济远”等3舰从威海开航牙山，按计划赶在“爱仁”到达前进驻、控制牙山登陆点。当天早晨，李鸿章突然接到一则从上海转来的情报，称“昨闻佐世保倭兵船十一艘出口”，[3]当即将这一真伪莫辨的消息电告丁汝昌。到了中午，受这一预示着军事形势日趋紧张的情报影响，李鸿章电报丁汝昌，表示担忧海路援军到达牙山后会遭遇不测，“添队难登岸”，命令丁汝昌率领海军大队前往牙山。“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4]

    同一天深夜，李鸿章接到丁汝昌的回复，来电中丁汝昌汇报计划根据李鸿章的指示，亲自率领“定远”、“镇远”等北洋海军9艘主力军舰，以及2艘鱼雷艇和1艘运煤船出发，前往牙山。汇报中丁汝昌表达了对大队军舰前往牙山的担忧，“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5]

    7月23日上午，针对丁汝昌前夜的来电李鸿章突然大发雷霆，回电指责丁汝昌犯了地理知识的严重错误，即牙山并不在汉江的内口，认为之所以如此，是丁汝昌胆小怯懦，不敢率军舰前往牙山，遂负气下令取消丁汝昌率海军主力前往牙山的计划。

    “廿电悉。牙山并不在汉江内口，汝地图未看明。大队到彼，倭未必即开仗，夜间若不酣睡，彼未必即能暗算，所谓‘人有七分怕鬼’也……暂用不著汝大队去。”[6]

    7月22日、23日，丁汝昌与李鸿章这对将帅之间的这一通来往电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中所提到的“牙山在汉江内口”这一看似浅显的地理问题，这就是“牙山不在汉江内口”事件的大致情形。

    汉江是发源自朝鲜半岛内陆，经由汉城（今首尔）汇入黄海的一条著名河流，牙山则是在汉城南方濒临牙山湾的一座小城，与汉江水道相去甚远。浅眼观之，一国的海军将领，竟然说出“牙山在汉江内口”这样违背基本地理常识的话语，确实令人为之瞠目，也难怪李鸿章为之震怒。

       1991年，近代史学者姜鸣先生在所著《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以下简称《龙旗》）一书中直述这一事件，并在引注中长文介绍“牙山在汉江内口”事件的由来，以及“民间多以此作为讽刺丁汝昌的素材”，且举出文学作品《孽海花》中的一段生动文字作为引证，[7]成为新中国以来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首度正面论及。《龙旗》书中虽未名言著者对这一问题的明确观点，但大意上明显倾向于赞同李鸿章对丁汝昌的批评，即认为丁汝昌犯下了不应该的地理常识错误。2002年，该书增订再版，对此问题的观点未作变动。[8]

       2006年，山东威海学者孙建军先生在其论文集《丁汝昌研究探微》中，以“牙山在汉江口内？”专文探讨此一事件，成为新中国以来史学界对该事件内涵的首个专门研讨分析。文中认为并非是丁汝昌没看懂地图，而是李鸿章因为对丁汝昌电报句读错误，导致歧义，首度提示和探讨了“牙山不在汉江内口”事件的复杂性。[9]

    受此启发，经过对“牙山不在汉江内口”事件所涉相关档案的仔细分析，本文对该事件的发生原因及性质有了新的认识。

二、“汉江内口”的地理概念界定

    按照现代的语意，汉江口顾名思义指的应当是汉江的江口。据此去理解丁汝昌电报中所说“牙山在汉江内口”这一句话，所能产生的语意就是牙山城在汉江的江口之内，即在汉江的沿岸，而这一情况显然与地理实际严重不符，李鸿章严责丁汝昌“地图未看明”的原因大率于此。

　　不过鲜为人注意的是，因为汉语本身所存在的词义丰富的特点，加之古、近代中国缺乏严谨、统一的地理名词使用规范，出现在地名中的“口”字实际具有复杂的语义，具体到汉江口一词，除了上述的理解外，在清末时代还存在有另外一种语意完全不同的解释。

　　1882年，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受命乘坐北洋水师军舰前往朝鲜，辅导朝鲜政府与美国签订外交通商条约。在事后定名为《东行初录》的访朝日记中，马建忠饶有兴趣地记录了从中国前往朝鲜的海程，以及朝鲜近海的地理情况。

    马建忠记载，自己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一行乘坐军舰，于当年5月7日早晨5时30分从烟台启航，9点30分经过威海刘公岛外，下午1点接近成山头，而后从成山头向东南方航行，直指“汉江口仙侠岛外小岛”。[10]

    仙侠岛，现代韩国称为仙甲岛（선갑도，Songap），位于仁川以南牙山湾的外海，属于德积群岛的一部分，地理上远离汉江口，而距牙山极近。在接下来几日的记载中，马建忠进一步说明了仙侠岛的位置。马建忠等一行乘坐的轮船于5月8日过仙侠岛，航经立歧岛、小阜岛等岛屿后，最后进入仁川港，[11]小阜等岛屿亦都是德积群岛的一部分。

       1882年夏，朝鲜发生壬午事变，马建忠再度赴朝鲜，仍然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行程经历。在所记的《东行三录》中收入一份当时拟就的致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的报告，称自己一行于7月12日晚“驶抵汉江口月尾岛下碇”。[12]月尾岛（(월미도，Wolmido），现代地理概念上位于仁川港，今天是当地著名的观光点，也远离汉江。

    按照现代地理含义应该位于德积群岛的仙侠岛以及应该位于仁川的月尾岛，在马建忠的记载中都被称作是在汉江口，这一情况与丁汝昌甲午年所做的牙山在汉江内口的描述如出一辙，都是将实际位于仁川以南的地名称作在汉江附近。

    无独有偶，甲午战争后无名氏所作的笔记体文稿《冤海述闻》中，抛去其为给方伯谦翻案而加入的大量渲染性文字，仅就文中有关朝鲜地理的描述来看，也出现了一处与丁汝昌“牙山在汉江内口”类似的内容。

    1894年7月25日清晨，“济远”、“广乙”2舰从牙山湾出口，准备回航威海。《冤海述闻》中对这段航程的描述颇为特别，称“念三寅刻，‘济远’即传旗‘广乙’鱼贯出口，预备御敌，七点半，将出汉江，望见日船三艘……”[13]当天，“济远”、“广乙”实际是从牙山湾出航，经过德积群岛的丰岛附近海域时遭遇了日舰。《冤海述闻》又将现代地理知识上与汉江毫无关系的丰岛海域，说成是在“将出汉江”的位置。

    这些特殊的描述倘若分别单独看待，以现代地理知识去审视都会颇觉可异。但是将其联系到一起分析，就不难见到一个特殊的“汉江口”概念。

    现代地理知识中，朝鲜西海岸从汉江入海口的江华岛向南，至泰安半岛之间的海域，称为江华湾。丁汝昌所说的牙山、马建忠所说的仙侠岛和月尾岛、《冤海述闻》中出现的丰岛海域，都处于现代概念中的江华湾之内。而在清代，中国的地理名词习惯中，鲜有海湾的概念，却多有把现代意义上的海湾称为“口”的例子。以康熙五十八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中的《山东全图》为例，山东半岛沿海的大小海湾一律被称之为“口”，诸如现代山东荣成的俚岛湾被称为俚岛口、山东威海的合庆湾称为赫庆口等等。[14]乾隆三十九年至六十年间绘制的《中华沿海形势全图》中，也是将中国沿海大大小小的海湾均称为“口”。

    丁汝昌电报等资料中出现的“汉江内口”、“汉江口”正属于这种将海湾称为口的情况，这些资料中提到的汉江口实际指的是汉江江口外的海湾这一广阔的地理概念，而《冤海述闻》中更是将海湾概念的汉江口简化成了“汉江”二字。（1894年7月4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率队“探巡汉江、外冰洋、大同江一带”，其中的“汉江”从后来具体巡阅情况看，同样属于海湾概念的汉江口的简称。[15]）

    尽管作为海湾概念的“口”在清代使用非常普遍，但由于没有严格的名词概念界定，很多时候都与港口、入口概念的“口”所混淆，甚至于带有不同含义的“口”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份文献之中。李鸿章与丁汝昌因“牙山在汉江内口”而起的争执，恰是因为二人对“口”的理解产生了歧义，即丁汝昌意指的是海湾性质的“口”，李鸿章理解成了出入口性质的“口”。

    除此外，引起李鸿章怒火的另一项原因，是丁汝昌所说的牙山“无可游巡”一事。而这里，其实是丁汝昌对李鸿章电令中的“牙山一带海面”的具体所指产生了理解偏差。

    7月22日中午，李鸿章电令丁汝昌率海军大队前往“牙山一带海面”巡弋防备日军，联系其后的情况，实际是要求丁汝昌带领舰队在牙山湾一带的海面巡逻，并未确指具体的小范围区域。而根据丁汝昌之后的回复看，因为此前的15、16、19等日李鸿章的相关电令中所提的牙山海口均指牙山湾，[16]丁汝昌将李鸿章此次所指的“牙山一带海面”也理解成了狭义的牙山湾。

    牙山湾是嵌套在朝鲜半岛西海岸江华湾内的一个小海湾，海湾通向外海的出入口处被丛立的德积群岛所局部遮蔽，群岛之间航道狭窄，航路迂回曲折。正由于牙山湾具备的特殊地理形势，清军选定在这个隐蔽性较好的海湾内实施登陆，但密集的海岛也使得牙山湾出入口处不利于大型舰船队伍展开实施海战。后来该海域发生丰岛海战时，3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舰队在牙山湾出入口处进行展开机动就颇感不便。

    正是建立在李鸿章命令自己率领舰队主力前往牙山湾巡护这一理解基础上，鉴于牙山湾不利于舰队展开的地形特征，以及丛岛过多，便于敌方鱼雷艇等小型舰艇乘夜幕偷袭的弊端，丁汝昌才做出了“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的带有踌躇性质，意在请求李鸿章重新考虑的报告。

    对于丁汝昌的此份报告，李鸿章未作仔细分析，将丁汝昌“牙山在汉江内口”一句中海湾意义的汉江口理解为出入口意义的汉江口，并根据自我的“牙山一带海面”的理解去联系下文丁汝昌对海军大队前往牙山海面的命令表示不安的文字，认为是丁汝昌胆小怯懦，故意寻找退缩的托辞，而对丁大发雷霆，进而武断地直接下令撤销海军大队出巡牙山计划。

    由李鸿章、丁汝昌各自对对方电文中的地理名词理解偏差，重相误会，形成了“牙山不在汉江内口”这一事件。

三、“汉江内口”事件的后续及结论

    作为该事件的延续，被李鸿章训斥的当天，丁汝昌在给旅顺营务处道员龚照玙的书信中流露出了心情的烦郁，显示了此一事件的复杂性。“海军进止，帅意日一变迁，殊令在下莫计所从也。昨者之电，意在令昌亲带大队赴牙，今日之电，复又迳庭。”[17]

    针对李鸿章对自己“地图未看明”的指责，目前尚未发现丁汝昌进行自我辩解的直接文字，不过在7月26日李鸿章发给丁汝昌的一份电报中出现了内容十分微妙的重要信息。
    当天李鸿章致电丁汝昌，内容为：

　　“两电悉。汝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鸿。”[18]

    这份电报中首先透露了一个信息，即7月23日责备丁汝昌后至26日之间，李鸿章收到并阅读过两份丁汝昌的来电，但这两份电报并未收录于李鸿章去世后其幕僚吴汝纶编纂的《李文忠公全集》。以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李鸿章电稿原件为基础进行整理，增补吴汝纶版《李文忠公全集》的不足，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中，也不见这两份丁汝昌来电的踪迹。由清史编纂委员会主编的新修《李鸿章全集》，称尽可能地收录了李氏的未刊文稿，其中仍然没有见到丁汝昌的这两份电报。

    在上司根据“牙山不在汉江内口”这一理解作出“汝地图未看明”这样严重的责问后，丁汝昌的两份回电必定应该就这一问题作出正面回复，但偏偏在甲午年六、七月往来电报收录颇为完备的丁、李通电中，这两份电报神秘失踪，令人倍感事件的蹊跷。

    虽然找不到丁汝昌两电的原文，但李鸿章来电的下文中却流露出了个中的机密。在23日负气取消丁汝昌带海军大队出巡的计划后，此日的电报李鸿章命令丁汝昌带领大队重新出巡，至于出巡的地点，李鸿章则使用了其以往鲜用的地名“汉江洋面”。

    当时清政府在朝鲜运兵登陆的关键地点是牙山湾，最初计划派丁汝昌率海军大队出巡的目的也即是保护牙山湾登陆场的安全，此时李鸿章命令丁汝昌带海军主力前往汉江洋面，所指的汉江显然不是汉江江流，而是指包括有牙山湾在内的江华湾海域，亦即李鸿章22日电令所称的牙山一带海面，以及丁汝昌回电所称的汉江口。由这一细小的用词变化，足以看出李鸿章此时已经明白了丁汝昌所述的“牙山在汉江内口”的实际含义，同时也明白了丁汝昌此前将自己下达的“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这一命令中“牙山一带海面”理解为岛屿丛立的牙山湾，这才在报告中流露出“无可游巡”担忧的理解歧义。而李鸿章这份新的电报中，改用“汉江洋面”一词，则是根据丁汝昌的用词习惯，对命令用词作出了调整，告诉其所要出巡的目标不是牙山湾，而是牙山湾的外海，即汉江口洋面，由此来解决、统一二人间的地理用词歧异。

    对比7月26日李鸿章下令丁汝昌率领9艘主力舰出巡“汉江洋面”的电令，以及7月21日下达的“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不难看出其实两份电令想要表达的寓意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在目标地的地名用语上有所调整，使得更加精准。7月26日李鸿章作出的带9船出巡这一具体的舰队编成指示，实际和丁汝昌当初接到21日命令后作出的 “率‘定’、‘镇’、‘致’、‘靖’、‘经’、‘来’、‘超’、‘甲’、‘丙’九船”出巡的计划相同。只不过因为李鸿章、丁汝昌之间就“牙山一带海面”、“牙山在汉江内口”等地名描述各自产生理解偏差，而横生了这一场波折。

    如果在和平时代，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或许无伤大雅，但在军情一刻数变的准战时和战时，发生如此的错误，往往就会致命。

    李鸿章、丁汝昌之间因地名的理解产生相互误会事件时，正巧与甲午战争中的丰岛海战存在时间上的重合，将“牙山不在汉江口”事件放诸丰岛海战发生及前后几日的史事中去联系分析，就能看到这次误会事件所造成的后果的严重性。

    1894年7月21日傍晚6时，运送增援牙山陆军的首艘商船“爱仁”号从天津出发。

    7月22日上午9时，北洋海军派出前往牙山登陆场守护的“济远”、“广乙”、“威远”3舰从威海刘公岛出发。几个小时过后，就在这一天的中午，李鸿章因日本大队军舰从本土出发、去向不明的错误情报，恐其威胁到牙山湾登陆场，而电报丁汝昌，命令率大队出巡“牙山一带海面”。22日晚，丁汝昌报告李鸿章计划派9艘主力舰前往，同时因对“牙山一带海面”这一地理名词产生理解歧义，而对大队军舰进入牙山湾表达出不安，言下之意希望李鸿章重做决断。同一天傍晚5时30分，第二艘运兵船“飞鲸”从天津出发，开航牙山湾。

    23日上午9时50分，第三艘运兵船“高升”从天津出发。中午11时，根据间谍报告的中国运兵船行动计划，日本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浪速”从佐世保军港出发，前往朝鲜西海岸寻衅。同一天上午，李鸿章因对丁汝昌前夜电报中“牙山在汉江内口”一句的理解错误，武断地取消了北洋海军主力9舰前往牙山一带海面的计划。还是在同一天，中国军舰“济远”、“广乙”、“威远”到达牙山湾外，驻泊巡护。

    24日清晨4时，从天津出发的首艘运兵船“爱仁”号抵达牙山湾，开始卸兵，于上午7时完成任务返航。下午2时，第二艘运兵船“飞鲸”抵达牙山湾，开始卸载。傍晚5时30分，前往仁川打探消息的“威远”舰回到牙山湾外锚地，报告打听到日本大队军舰即将到来的紧急军情。当晚9时15分，“威远”因为战力较弱，被守护牙山登陆场的海军队长方伯谦派遣首先回航威海。

    25日清晨，未等得及“飞鲸”卸载完毕，方伯谦率“济远”、“广乙”匆匆离开牙山湾口，开往威海，途中在丰岛海域遭遇日军“吉野”等3舰，爆发海战。最终导致“广乙”战毁，误入战场的运兵船“高升”被日舰击沉，运输舰“操江”被日军俘虏的重大损失。[19]

    而在对丰岛海战至关重要的24、25两日里，丁汝昌与李鸿章却正在就“牙山不在汉江内口”、“牙山一带海面”等地理概念进行解释沟通。理解了“牙山在汉江口”内的寓意后，直到26日下午，李鸿章才重新发出命令，要求丁汝昌带海军9艘主力舰前往牙山一带海域巡逻。而就在这一天的清晨，从丰岛海战战场逃离的“济远”号回到威海，带回了海战失利的消息。

    由此可见，倘若不是因为有这么一场由“牙山不在汉江内口”而生的波折，如果李鸿章没有负气撤销海军出巡的命令，7月23日北洋海军主力9舰得以前往牙山一带海域，则日本“吉野”等3舰25日抵达牙山湾时，未必敢于开火挑衅，抑或是日方即使挑衅，战局结果也会迥异。

    理解了这一偶发性事件对丰岛海战的结果有着间接的决定性影响后，再看丁汝昌向李鸿章解释“牙山在汉江内口”问题的两封电报从历史档案中神秘消失的情况，就不难觉察出其中的某些原因。

    因为两位当事人都对这一事件做了隐晦和低调的冷处理，从事发当时就造成了当局者清旁观者迷的奇特局面。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什么23日海军主力9舰准备出航被骤然撤销的真实原因，而多有猜测和讹传。

    如《冤海述闻》中即出现了所谓刘步蟾改电报的离奇故事：“念二日下午三点钟，大队在威海已升火将启行矣。丁提督电爵相告行期，右翼总兵刘步蟾惮行，揣时方议和，当轴必不轻于启衅，竟将丁电私加‘遇倭必战’四字。爵相得电，果为惊悚，复令缓行，是以船已起锚，忽然不开。”[20]

    清末小说《孽海花》中，作者曾朴仅仅只根据1894年7月23日李鸿章责问丁汝昌“地图未看明”、“牙山不在汉江内口”的单封电报，就指摘丁汝昌胆小，这一观点也代表了当时及此后的社会舆论主流。“这必然是威毅伯檄调海军，赴朝鲜海面为牙山接应，丁雨汀不敢出头，反饰词慎防日军暗袭，电商北洋。所以威毅伯有这复电，也算得善戏谑兮的了！传之千古，倒是一则绝好笑史。”[21]

    在两位当事人俱早已作古之后，现代人对此事更是常有令著者和读者同坠五里雾中的分析，大都仍然是主要根据李鸿章7月23日的电报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武断地认为是丁汝昌怯懦，且海军知识缺乏，甚至于连“牙山不在汉江内口”如此简单的地理常识都不明白。

    来自海军的学者苏小东先生在其所著《甲午中日海战》一书中，综合了部分史料进行分析，结果产生了解读混乱，以至于作者自己坐困其中，对此事的理解一筹莫展，书中有一段近似内心独白的文字，可称为现代研究者对此事件难以解读情况下的心语流露。

    “丁汝昌发出的请示报告的确令人费解。一是他的话既可以理解为请战，也可以如李鸿章一样从中感觉到畏战，即以孤注一掷的决战态度，来迫使力主保全和局、保全战舰的李鸿章放弃这次出海行动。二是丁汝昌以前曾多次率舰队巡游朝鲜西海岸，此次接到出巡牙山的命令后还要查看地图进行部署，却竟然出现了‘牙山在汉江内口’这样的低级错误。尤为奇怪的是，李鸿章在回电中已将取消海军主力出海计划的原因说得清清楚楚，而丁汝昌似乎还不明就里。他在当天写给旅顺水陆营务处道员龚照玙的信中抱怨说：‘海军进止，帅意日一变迁，殊令在下莫计所从也。昨者之电，意在令昌亲带大队赴牙，今日之电，复又迳庭。只有将应需所未备逐事通筹至足，以待调遣之明命耳。’”[22]

    有关“牙山不在汉江内口”问题，经过综合分析，可以证明是李鸿章、丁汝昌二人因为地名用词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偶发性事件。但这一事件因为当事人来往电文中的两份关键性电报缺失，使得百年来对此事的分析、理解大都陷入歧途，乃至影响到了对丁汝昌等当事人的人格评价。

    此事再次说明了一个道理，对于历史史料的解读，必须前后连贯，尽量多地收集时间、内容上具有紧密关联性的史料予以综合分析后再作出结论。如果仅仅靠着一篇或几篇分裂、单独的史料进行分析解读，割裂史料与史料间的具有生命力的交互性联系，并贸然作出结论，往往难以接触到事件的真实面目，反而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歧误，对研究乃至社会舆论产生错误的引导，贻害匪浅。

[1] “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巳刻，寄丁军门”，《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1页。

[2] “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八日巳刻到，丁军门来电”，《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4－795页。

[3]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日辰刻，寄译署并丁提督”，《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98页。

[4]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日午刻，寄刘公岛丁军门”，《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0页。

[5]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亥刻到，丁提督来电”，《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4页。

[6]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巳刻，复丁提督”，《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05页。

[7]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393页。

[8] 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8－349、427页。

[9] 孙建军：《丁汝昌研究探微》，华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9页。

[10] 马建忠：《东行三录》，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7页。

[11] 马建忠：《东行三录》，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8－9页。

[12] 马建忠：《东行三录》，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57页。

[13] 《冤海述闻》手稿，方伯谦故居藏。

[14] 《皇舆遐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7页。

[15] “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二日未刻，丁军门来电”，《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8页。

[16] 7月15日，李鸿章命令丁汝昌派军舰往“牙”护卫商船运载陆军撤离。7月16日，李鸿章命令丁汝昌“统海军大队，在牙山海口护叶军出口，一路同行，送入大同江”。7月19日，李鸿章因为雇定外籍商船，改将叶志超军从牙山撤往平壤的计划变为派军往朝鲜增援叶志超部，命令丁汝昌派部分海军舰只“往牙山海口外游巡”，护卫增援叶志超部的运兵船在牙山登陆。上述分别见：“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三日巳刻，寄刘公岛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十四日酉刻，寄刘公岛丁提督”；“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七日巳刻，寄丁军门”，《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6页；783页；790－791页。

[17] “光绪二十年六月廿一日，致龚鲁卿”，《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9页。

[18]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四日申刻，寄丁提督”，《李鸿章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2页。

[19] 详见陈悦：《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42页。

[20] 《冤海述闻》手稿，方伯谦故居藏。

[21] 曾朴：《孽海花》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3页。该段文字曾被姜鸣《龙旗》一书引用。

[22] 苏小东：勿忘甲午丛书《甲午中日海战》，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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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很多描写丁汝昌无能的文章都拿“牙山不在汉江内口”事件来证明丁汝昌不学无术。本文通过对1894年7月23日李鸿章指责丁汝昌地图未看明的“牙山不在汉江内口”事件进行分析，结合对此事前后的多份关联性电报的解读，并考察清末时代地理名词中“口”字含义的复杂性，最终得出结论，即“牙山不在汉江内口”事件是李鸿章、丁汝昌之间因为对对方电报中的地名用语互相产生错误理解，而导致的偶发性事件，并不触及到所谓丁汝昌怯懦等人格评价。同时通过将此一事件放置丰岛海战史事中进行分析，得出此事对丰岛海战的结果具有重大的间接性影响。

一声叹惜，历史不能重演，当为后世戒。看过甲午风云这部电影，丁军门还是可歌可泣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