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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八路军地方部队的“小团”

讨论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团”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概念。这是因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作战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以“团”为基本战役组织单位。这与国军动辄以“师”为基本单位的会战是有很大不同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两点最重要：

    第一，八路军的兵力有限。特别是在抗战初期，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后总共只有三个师，总兵力不足三万人。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根本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会战。
    第二，八路军的装备太差，特别是严重缺乏炮兵。八路军只有一个总部直属炮兵团，这是全军唯一的炮兵团，一共只有12门山炮。在没有一定规模的炮兵支援的情况下，八路军企图与日军进行大规模正规会战是不现实的。
    相比之下，八路军将基本作战单位缩小，从国军的“师”降为“团”，有诸多好处。一方面，在军队中，团是最基本的合成战术单位，可以发动最小规模的“战斗”级别作战，从而给敌以相当程度的打击；另一方面，团级部队有大量的人事、行政管理事务，指挥一个团在很多国家的军队（比如苏军）中被认为是掌握军事指挥艺术的最重要环节，以“团”为基本单位进行作战，有利于锻炼干部，积累大兵团作战经验，这是在作战分队，比如营、连级部队中所做不到的。基于以上原因，八路军以“团”为作战单位，就很容易理解了。 从部队构成上来看，总的说来，八路军中的“团”，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即俗称的“大团”和“小团”。对于此二者的区别，小说《烈火金刚》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原来他们自从两个多月以前，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到了山里，马上就参加了整训。在这两个多月之内，整个部队起了很大的变化：原先他们是冀中军区的正规兵团，这一团有三个营，一营有三个连，一连有三个排，一排有三个班，另外还有团的直属机关和直属队，这一个团总共不下一千五百来人，这是大团。现在变成了小团，怎么叫小团呢？这一团只有五个大连；又怎么叫大连呢？一连有三个大排，每排除了三个步枪班之外，还有一个机炮班；机炮班有一挺轻机关枪，有一门小炮儿，这小炮儿就是掷弹筒。这一个连就有一百三十人，五个连再加上团一级的指挥员和少数的工作人员，总共有七百来人，把团的直属队和营一级的组织全都取消了。所以这就变成了小团大连。赵保中现在就当了这个团的副团长。这样改编有什么好处呢？简单来说，就是为适应游击地区的环境，便于战斗行动。”（《烈火金刚》第二十九回《毁公路老百姓暴风卷土　歼敌人八路军猛虎出》）
八路军这种特殊的五连制“小团”的出现，与日军对根据地所采取的“分区扫荡，分散配置，灵活进剿”战术有关。这一战术于1939年由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多田骏所提出，具体内容是：按照一定标准将根据地划分为若干小块，先集中兵力扫荡某一区域，将该区域内的八路军基本肃清后，在县城和较大集镇和交通要冲设置据点，派驻守备部队驻扎，并以公路、铁路互相联系，以便利其摩托化部队快速机动和集结。再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从而达到全面控制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囚笼政策”。
    八路军的这种“小团”建制正好应对日军的这一战术。日军一般在县城里驻扎一到两个中队（多出的那个中队作为机动兵力使用，即所谓“讨伐队”），在据点里驻扎一个小队，一个标准的180人的步兵中队包括一个19人的中队部（中队长，执行官，3个军士，4个卫生员，军官的勤务兵，司号员，8个通信员）和3个小队，每个小队有三个班和一个装备三个掷弹筒的掷弹筒班，合计52人。每班13人，包括班长、4名机枪射手和8名步枪兵。有一挺轻机枪，编制四人(指挥官、射手、两名携弹药的副射手)，这四人是配备自卫手枪的，在战斗中有时也携带步枪（机枪射手除外）； 其余八名步枪兵，每人一支单发步枪。这样算起来的话，日军一个标准步兵中队拥有9个掷弹筒，9挺轻机枪，以及70到80支步枪。对比前述八路军的“大连”和“小团”可以看出，八路军的一个“大连”与日军的一个小队火力相当，而人数是日军小队的三倍；而无论在火力上还是在人数上，一个小团对日军一个中队都有绝对优势。事实上，这种部队的目标就是在事先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一个连可以在野战情况下单挑日军一个守备小队，一个团能全歼日军一个中队。可见，这种专为日军守备部队量身定做的“小团”的存在，对日军依托据点控制一片的战略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威胁。
   掷弹筒是日军小队的主要压制武器，一般每个小队配备三个掷弹筒。八路军的“大连”有三个排，每个排有一个掷弹筒，这样一个“大连”在压制火力上就可与日军小队持平。 为了适应游击战争，小团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合起来行动，一般只是保留了部队番号，以单个连的形式活动；同时又彼此互相呼应，联系距离在一夜急行军内，所以协同很好，很容易捏起成为拳头。这种忽聚忽散的部队，成为了解放区战场上让日军极为头疼的对手。 日本现代历史学家藤原彰于1938年11月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并于1941年7月从该校毕业，随即被派到中国战场，当年10月被任命为少尉。此后，藤原彰作为第一线的中队长，转战中国各地近4年之久，于1945年4月回国。他在回忆录《中国战线从军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1942年12月18日，中国驻屯步兵第三联队得到在迁安县东部发现八路军的情报，于是第二大队的主力立即从罗家屯出动，其中一部分，即第八中队以浅叶滋为队长率领的小队是从建昌营出发的。当第二大队听到从北方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后，不久即得到了浅叶小队情况不明的报告。第二大队主力立刻编成救援队向北方急速行军，我也作为临时编成的救援队的小队长参加了救援行动。当我们到达建昌营西南方的义新庄附近时，发现了浅叶小队36人以及配属的机关枪三枝(分队长的名字)分队12人的尸体横陈在村子前面的小河的河滩上。由于冬天的严寒，所有的尸体都变成了瘆人的黑色并浮肿起来，呈现出凄惨的样子，武器和装备也全部被夺走了。附近的山野悄然肃立，寂静无声，我们连八路军的影子也没有看见。八路军在全歼浅叶小队后，早在日军救援队赶到之前就已经越过长城撤退到热河省那边去了。八路军巧妙娴熟地运用其得心应手的伏击战法，将浅叶小队一个不剩地全部消灭。像这样表明八路军的战术成功，日军疏忽大意的事例，在冀东地区特别多，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也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这是因为八路军得到了民众的支持，在情报战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的结果。这也是一件让日军痛感无法掌握中国民众之心的事。”（[日]藤原彰：《中国战线从军记》第55页，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这些对日军小部队的袭击，显然出自前面所说的八路军那些“大连”和“小团”之手，特别是前者。因为如果是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出手，那么被歼灭的就不会仅仅是一个小队了。藤原彰关于“经常有小部队被八路军全歼的事例发生”的说法并不是孤证，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也可以证实，八路军对日军中队以下小部队的袭击极为频繁：“共军的确长于谍报（在其本国以内），而且足智多谋，故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5页）
    不要小看这种藤原彰等人所记述的这些战果。须知：据有关资料，1942年根据地兵工厂生产掷弹筒167门，1943年生产351门。按一个“大连”辖3个排，每个排下辖一个机炮班，拥有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门计算，到1944年初，这些产量总共可装备172个这样的“大连”；按5个大连组成一个军分区独立团计算，可组成37个军分区独立团。按照平均一个月一次战斗频率计算，从理论上来说，这些部队一个月可以歼灭日军100个以上的小队（恰与冈村宁次所说“经常出现我小部队被全歼的惨状”相符），超过5000日军。这相当于歼灭日军一个旅团。
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些战斗绝大多数都是歼灭战，因此八路军的这些“大连”和“小团”通过这些战斗，有效的消灭了大量的日军基层军官和有经验的老兵，而这些人是日军的战斗骨干。大量战斗骨干的损失，导致解放区战场上的日军战斗力不断下降。据老八路回忆，1943年后，日军在伏击战里常有未进入伏击圈而脱逃漏网者，而以前则往往是被包围者杀出重围后又主动杀回包围圈。
    日军战斗力下降的结果，就是对占领区的控制力度不断下降。按日方的说法，从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 在这些地区，军分区所属的地方部队基本都是以这种五连制小团为主，这种小团基本上占据了当地抗日正规军的大半编制，尤其是冀东、中、大清河等军分区，更是清一色的小团。由此可见这种五连制小团的战斗力。
    到1945年初，遵照毛泽东“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这些地方部队开始被整编升级为野战兵团，与主力部队一道投入了抗战胜利前的大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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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评论：根据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根据自身特点（后勤补给、作战模式）以及敌人特点来打造的一种编成体系。重视运动性、补充也迅速、还能同时在不同方向多点对敌人进行小规模歼灭战斗，积少成多，打掉敌人10来个小队，那么敌人一个联队就残废了，敌人数个联队都伤兵满营的时候，敌人一个旅团就不给力了。精妙的战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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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适应现实需要的，就是最好的。这点从历史上可以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从整个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能一步一步发展壮大？为什么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国民党从武器装备、人员训练、资源优势、经济方面，都有着共产党无法抗衡的优势。但恰恰是共产党击败了国民党。这点说明，共产党的政治、经济、军事路线都充分适合当时旧中国的发展需要，虽然其中有过挫折，而挫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是共产党的政策，包括军事策略在受挫折的那段时期内不能符合当时的环境的需要！所以会有失败和挫折。
反观抗日战争，为什么共产党的军队会越战越强？也是因为策略对头。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一个民族统一战线胜过几十个师的兵力的力量。统一战线和共产党提出的一些思想、口号让国民党没有更好的借口全力对付共产党。而却能让共产党获得民心，同时还能得到国民党甚至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援助，这点恰恰是国民党所没有的。
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很多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都没有想到一个当初非常弱小的共产党，能打败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其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措施在当时的中国是最符合现实要求的，是最有效的。
话说回头，当初八路军小团也正是适应了抗日战争需要的一种斗争手段。八路军的装备、人数等等条件都不可能与日本侵华部队大规模地正面作战，更不要说大兵团作战了。如果那样，共产党不用等到解放战争，就已经元气大伤了，谈何建立新中国？
所以，无论是当年，还是现代，一个国家、一个军队，要站稳脚根，必须要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只有这样，才是最根本的生存之道、发展之道，要不然，很难说会不会被历史所淹没在历史长河里。

不足三万人八路军根本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会战。但它的小团建制 对日军是有效的，缺点是成绩无法计算，大量的小战役的消失历史尘埃中，在战争可以 保存有记录，这种 小规模的有效的积少成多的战役，大多无人统计记录。
而且在流动战争时生存危机下，对小规模战役 的记录也是不可能 的
八路军没有能力组织大规模会战，但是生存下来发展壮大，更多民众被组织 了了，而且积少成多，是很伟大的

八路军抗战初期到抗战结束都无法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初期经过长时间国民党围剿，红军所剩不多，装备极差，所使用的火器都是些土枪和老套筒，汉阳造都极少，还有一部分用的甚至用的是冷兵器，在抗日过程中虽然人员增加速度很快，但战斗素质变低，没有中央补给装备没，装备有得到有效的加强，但凭借群众的根基和自身的优势，长期在沦陷区打游击，以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胜利，虽然无法正面阻止敌军的进程，但有效的有效的拖住敌人的后方，使其不敢在正面战场上投入大部分的兵力，可以说就像是敌人肚子里面的一条蛔虫，搅得你心神不宁，对抗日战争也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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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这些都只是理论推演。事实上并没有这么高的战例。毕竟八路军的补给始终是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各个团都不是满编团。所以，我不怀疑有文中这样的个例，但我也相信这个不能按照简单的乘法来算。想起当年，说蜻蜓一天能吃掉N只昆虫，等现在长大了才知道，这是计算蜻蜓每分钟捉虫能力后再乘法乘上去的。所以，个人认为实际情况没有这么乐观。

不过，这种积少成多的作用，却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虽然无法用具体数字统计，但八路的存在，的确使得日军对华北的占领无法得到很好的巩固，甚至还要不断搭兵力进去。正所谓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在正面战场上极度牛叉的兵也不能保证自己连上厕所都背后长眼睛呀。所以，八路的存在，还是非常有其意义的。

用句时髦的话来说，叫做“存在的就有道理”。抗日战争中老毛能够充分地认清错综复杂的敌、我形势，提出了“持久战”的理论，就是着眼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当时的八路军、新四军还如同“襁褓”中的娃娃，生存是第一大要务，在生存的基础上还要谋求发展，小分队目标小，加上又没有固定的驻地，很难被发现。由于小分队在谋求生存的同时要不断地转移，或多或少地会发现一些好的战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用李去龙的话来说，就是：“不干赔本的买卖”。
由此可见，大兵团的阵地作战，是要具备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如果不具备这种实力而为之，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痛，则又会重演。“适者生存”这句话的内涵的确是相当地大！

现代陆军编成有两次重要的变革
一次是二进制师团（每师两旅，每旅两团）转化为三三制师团（每师三团）
于上世纪30-40年代推进，至二战结束时，唯有空一格先生的国军未进行此项改革
第二次是现在
俗称“师改旅”，主要是组建规模比师略小，比团大的强力旅团
其最早雏形就是当年日军的独立混成旅团（不了解请百度）
但也有少数国家另辟蹊径
采用小团制编制（如日本陆上自卫队和伊朗革命卫队）
其源头自然就是文中介绍的部队

所以
现在各国部队搞师改旅，进行编制改革，虽然“带头人”是美帝
但实际鼻祖是亚洲国家，其最早的实践是为抗战
日本是旅营制部队的发明者，中国则开创小团制
作为黄种人的军迷，这一点无疑应当清楚

楼主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的小团好处多多，撒下去就是一支支游击战的基础，集中起来就可以打一些较大的战斗，当年的百团大战就是这些小团为基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