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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竞争力与未来

现在大家都陶醉于国家的GDP迅猛增长，这个数据是能反映中国总体实力的增长，作为体现，德国总理最近也要访华来寻求支持。但民间的妄自尊大之风甚嚣尘上，放佛中国的增长是理所当然和必然，取代美帝国主义是指日可待。如果只是维持这种总量增长，而不做内部结构性变革，中国将成为第二个苏二。
     所谓苏二就是历史上曾经和美帝对峙争霸的苏联，其存在的历史现在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推动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巩固其在世界范围内的领导地位。苏联向世界输出革命，即破坏性和颠覆性的革命，然后再协助建立计划经济和一党政体；而美国采取了围堵政策，正对苏联的输出革命，美国在世界范围了提倡现代化，也就是现在的全球化的前身，输出技术、经济援助；正对一党制，扶植民主政体，当然在不稳定地区，往往开始都是先扶植极右翼的军人政体，然后再向民主政体过渡。这场博弈，使得相当一部分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亚非拉国家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讨价还价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就是埃及，从亲苏到亲美，无不是以本国利益为上，其实中国在自己的发展历史上也是如此，先亲苏，后来才转向美国，由于体制和历史原因，无法做到亲美而已。
     苏联在这个历史博弈中，虽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也是付出巨大的代价，最后代价和利益不平衡，而崩溃。这个代价就是它依赖于内部的高度集权，牺牲了底层民众的利益，和不同族群的利益，在经济结构上主要依赖于资源输出，因此这种体制其实一种军国体制，或者说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集权体制，它必须依赖于和南方的富裕地区博弈中，通过迅速打击的方式，来击垮对方，通过掠夺对方资源来壮大自己而走向胜利。我们看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成吉思汗集团，就是一个靠胜利累积起来的帝国，一旦这个帝国的扩张步伐停止，那么它自身内部的矛盾就足以击垮它。苏联其实在二战后扩张就达到一个极限，但没有很好利用赫鲁晓夫改革来消除内部结构性矛盾，而是试图通过对外扩张来解决问题。但这些扩张，例如越南革命、古巴革命还有非洲的事情，这些不仅没有转嫁苏联的内部矛盾，反而加重了苏联的困难。阿富汗则是最后一根到稻草。
      中国的发展一向自诩与苏联不同，早在毛泽东时代就宣传不称霸。似乎我们不会因此有所谓的海外负担和阻力。但那仅仅是一个借口和宣传，那时候你想出去也没有能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自己怎么宣传你自己，自己给自己发奖状，当然别人怎么看你也不是关键。关键是你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地位，你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中国反复宣传自己不称霸，不在海外驻军，不干涉他国内政等等，这些教条性的话语既空洞，也无意义。在中国还是一个内向型国家，也就是没有能力的，不能自保或者仅能自保的国家，这个话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防卫型的外交辞令，即我不去搞你，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搞你，但不不愿意你来搞我。这种话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和一帮刚独立穷兄弟之间找到了共鸣，彼此呼应，一方面互相理解，一方面中国也出了不少血，终于混进了安理会。
     但在安理会，特别是中国搞改革开放后，我们发现，中国是最不负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就是说最没有担当的大国。 常常放空炮，关键投票时，就投弃权票。在西方国家眼里，中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同样在亚非拉小兄弟眼里，中国当然是背信弃义的大国。简单地说就是里外不是人的猪八戒国家。最近我们看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每每和西方世界发生冲突时，总是躲在俄罗斯背后，由俄罗斯发表反对意见，中国随声低两个分贝附和。狗腿子不像狗腿子、帮闲不像帮闲。这种胆小怯懦的国际形象和韬光养晦似乎扯不到一块去。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外交进入了一个无压力时期。即从毛后期，中国和苏联翻脸，结果受到苏联的巨大压力。同时又承受美国的压力。因此文革期间，中国生存是最艰难的时期，尽管和尼克松达成了战略上的谅解，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获得实质性的经济好处。不过美国的确从文革后期就开始从台湾撤出，以释放善意，来支持中国对抗苏联。到了邓小平时代，决定转换体制，因为中国事实上在战略上成为美国围堵苏联的棋子，而不从中获得相应的好处实在太亏。可以说，自尼克松访华以来，中美战略上联手反苏，中国免费替美国人站岗近十年。而当年中国打朝鲜战争，斯大林还实打实地搞了援助。邓小平访美就是要搞实惠。为此改革就是要和美国搞配套。在这个期间，中国也搞了投名状，就是所谓的自卫反击战，打越南，向美国表忠心。
     当时打越南的理由好像有两个，一是支援柬埔寨人民抗击越南入侵，二是中越边境纠纷。现在分说一下，柬埔寨我去了，现政权是一个联合政权，即西哈努克与洪森的联合政权，而洪森也是民选的合法政府。洪森的前任是韩桑林，是在越南支持下的前红色高棉军官。其实洪森也是红色高棉的叛逃军官。现在我们不得不谈一谈红色高棉，它是一个柬埔寨的共产党极左政权，它犯下了灭绝本民族的巨大罪行，它的行为具有典型的反文明、反人类的特征。以至于他内部的军官都大量逃亡，这奠定了越南进入柬埔寨的基础，这些原红色高棉军官构成了反红色高棉的柬埔寨主要军事力量。应该说他们是邀请越南来解放柬埔寨人民的。至今柬埔寨首都还有越军的解放纪念碑。毫无疑问，这股势力一开始也是共产党体制，这样可以和越共和苏联的体制接轨。
      这里就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在柬埔寨，其实是两个共产党组织内战，是红色高棉分裂的内战。红色高棉为什么会受到越南乃至苏联的攻击呢？真的是因为它反人类吗？当然，他这种反人类的做法的确在苏联那里是得不到支持的，但在有过大跃进类似经历的中国得到了同情。中国支持红色高棉。于是，苏联的代理人越南就要打掉红色高棉，而且的确师出有名。
      越南一打红色高棉，本来西方是很乐意消灭这个反人类政权，但问题在于这是苏联支持的，因此西方世界就必须支持它的对立面。于是就支持西哈努克。但西哈努克是个纨绔子弟，没有兵权，而中国在这里面和两方面关系都好，就撮合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联合，说起来两方面还有杀子之仇，但政治这个东西，能忍不能忍才玩得下去。但由于红色高棉实在不得人心，因此即使中国和西方势力支持，但柬埔寨人民实在恐惧，不能接受这个势力。而中国和西方的势力又不能接受越南在柬埔寨的存在。这个局面一直到前苏联垮台，越南的后台难以为继。似乎在这之前，越南就撤军了。中越关系改善。总之这个大背景是关联的。
      中国的期待是越南撤军可能伴随是伪政权垮台，其实洪森政权威望相当高，而且他的威望其实是和红色高棉联系在一起的。到这时候，中国才明白得放弃红色高棉了。于是放手让各方谈判，果然谈判的结果就是抛开红色高棉组建联合政府，很快红色高棉就成了丧家之犬。现在我们去柬埔寨依然可以看到当地人民对红色高棉十分痛恨，他们其实对支持红色高棉的中国也是十分反感，如果没有中国的支持，柬埔寨内战不会拖那么久，地雷公害也不会那么严重。柬埔寨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民族情感上来讲，最痛恨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泰国，一个是越南，因为在历史上，吴哥王国曾经是中南半岛上最大的国家，但泰国和越南分别从东西占去了其历史上领土面积的一半以上。现在越南南部的三分之一以前是柬埔寨的国土，知道法国人来的时候才划归越南，这样看来所谓的西贡成为越南的领土也就是近一百多年的事情。但红色高棉事件后，柬埔寨和越南的关系大大改变，越南对柬埔寨有再造之恩。因此民间更多的话语矛盾都指向了泰国，因此我们也在电视上看到泰国和柬埔寨之间频频发生边境纠纷。可以说，柬埔寨这一代的高官基本都有很强的亲越倾向。这是我们要注意。但西哈努克这个老梆子亲中，现常年居住在北京。但这个老家伙在国内只有虚名，没有实际影响力。中国人只看新闻见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很亲密，就意味中国和柬埔寨很亲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情。要和柬埔寨建立紧密关系，疏离柬埔寨和越南的关系，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当然柬埔寨在东南亚的地位没有泰国重要。

看不懂国内的形式，还是希望官员都看远未来:teeth

感觉没写到点子上哈，对于中国的未来，设想或看法不多。倒是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柬埔寨。
对于文中的一些观点，还是持支持态度的。诸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伟人提出的“不称霸”，实际上是一句无奈之言，试想，中国在当时有称霸的实力吗？
把GDP的增长化解成综合国力的增长是必走之路，这段时间我们军队的新装备层出不穷，说明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也是相当大的。没有银子啥东东也别想造出来！
其实我倒觉得，大国间的博弈，更象武侠小说中的高手过招，往往都是“不接触”的，完全要以内力来取胜。练强内力是非常重要的，在内力不够的情况下，其在武林中的地位和排名自然也就不会太高，所说的话份量也就无足轻重了。
中国在安理会上的一些表现，实质上也就是我们“内力”尚欠的体现。与其说了没用，还不如先忍忍不说。等到自己强大了，说话管用了，那就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至于是否称霸的问题，只能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们去讨论了，目前的讨论都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

现在中国还是走密集型的道路，和国外的科技领先创新的思维还有不少差距，关键在思想啊。

中国在80-90年代过了一段好时光，在那个时间里，美苏打架，中国挣钱。但这期间，中国内部政治风波跌宕，这主要是社会经济急剧转型，而相应的社会政治体制相对落后。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经济开始了市场化，而政治上往往还在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或者诡辩新生的市场化经济是什么计划经济的有益补充之类等等。这种错位导致社会认识的混乱，和上层内部的斗争激烈。终于激化出六四事件。随后发生了东欧解体，中国极左派一度掌握舆论工具。而邓小平蛰伏了几年后，展开反击，在此掀起改革浪潮。
     这一次改革中国没有了苏联屏障，俄罗斯转化为所谓的民主国家。中国变得空前孤立。九十年代中国一度和俄罗斯搞在一起，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大放厥词，随后惨遭教训，而无任何反制手段。显示了中国在外交上极其不成熟和没有远见和规划。
     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充当了俄罗斯的缓冲器。俄罗斯衰落后，财政难以为继，导致其军事工业后继乏力，他通过出售军火和转让技术，一方面获得宝贵的经费，一方面也通过武装周边国家，来减轻自己的压力。现在看来，至少这种战略对它而言是一种艰难时局中的不错的选择。例如它的最大两个军火买家中国和印度，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在90年代开始，特别是空军和海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俄国的军事合作。由于俄罗斯的自身的实力下降，它已经无力向外扩张，现在自保都很困难，因此急需要一个外在的助力帮助它抵御美国侵蚀它的势力范围。
     中国和俄罗斯当然不是盟友，但有共同的敌人。而且中国有心腹之患，即台湾问题，只要台湾问题不解决，中国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不可能全力的去经营四周的势力范围。而台湾的问题核心就是美国。因此支持中国以台湾问题为理由提升军备，对抗美国，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以想见，即使中国强大了，只要这个心腹之患没有解决，中国就没有精力掉过头来和俄罗斯争夺中亚、东北亚的势力范围。中国和美国对峙，有助于解脱俄罗斯，很划算的。
     此外，卖军火给印度，形成对中国的牵制，这对俄罗斯也有利，防止中国将来解决台湾问题后，掉过头来争夺中亚。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俄罗斯其实一致，扶植印度为中国下绊脚石。
      经过大跃进后，中国对自己的经济发展一直比较悲观和低调，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国家领导人都对中国的GDP总量和人均排名有过各种预估，相当低调，我还记得一种说法，九十到21世纪四十年代，人均gd达到4000美元。那个时候没有估计一个因素就是入世带来的巨大增长。近十年的时间，经济总量一下超过日本。如果是十年前的人穿越到今天一定是瞠目结舌，当时没有人预测到这个结果。现在大家对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已经不再感到畏惧。以至于有些飘飘然，认为总量增长必然带来结构调整，结构调整再带动总量增长。说实在的，中国这十年的发展应该让世界感到震撼，别人心里也很惧怕。但问题是，中国的增长，超出了自己和世界的预期。在未来十年里，他的表现将决定他是否能在较短时间登顶，还是陷入漫漫长途，成为千年老二。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中国的竞争力在软硬两个方面。可见和不可见的两个方面。硬实力就是物质和技术等，软实力就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这两个方面是相互相互策应，互为表里。
    我们看历史上其实不曾有全球化国家，只有地域化的领导国家，例如欧洲的罗马帝国，中亚的阿拉伯帝国，东亚的中华帝国。
    罗马帝国的兴起是有两个基础的，它以希腊文明为基础，继承了其上层建筑，哲学、历史学、美学、政治学，以及相关的政治架构。而军事制度则沿袭了希腊发展出来的陆军军团和海军。希腊到罗马文明之间有马其顿帝国。但这个文明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整合的困难。罗马皇帝和中国的皇帝本质上不同的，其官僚体系和中国的秦一统后的官僚体系也不同。很快中世纪，希腊文明没落，基督教取代成为一种文化粘合剂。教会成为调停人。罗马皇帝成为一个类似周天子的头衔被欧洲的小国王夺来夺取。但欧洲大体还是沿着希腊-罗马-西欧形成了一个自我认同的线索，将周边的地区看成时蛮族，中欧、北欧、东欧是在中世纪之后逐渐开化的。这个开化主要是以接受基督教为标志，而不是接受希腊文化。
    西亚。西亚本来受到罗马帝国的控制，后来随着罗马帝国解体，西亚的民族产生了一种独立的倾向。因此需要一种独立的文化旗帜，于是产生了伊斯兰教。区别于基督教。阿拉伯帝国一开始还比较有民族性，后来则形成了跨民族的特征，沿着北非向西，中亚向东，一路军事扩张。另一路则沿海路扩张到东南亚。
     在东亚，主要是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了诸侯争霸局面，最后一统于秦国。秦国的文化形成并集成了自西周末年以来，五六百年时间文化大成。长期征战中形成的兵家和法家的文化其了主导的主导作用，治国过于刚猛。导致在没有外在对手的情况下，崩溃于内部矛盾。这才使得汉代开始转向采用道家和儒家的手段来调理国家的内部问题。最终形成了儒家的治国理念。儒家治国其实杂糅法家的方式。重点在于强调自我表率，感召四方的朝拜的意思。
      在这里，儒家重点在于遵守礼节，则邦交可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朝的邦交。朝鲜通过恪守臣子礼节，这种现代外交上看是不平等的礼节，保持了自己的实质独立，同时还获得了巨大的国家利益，中国两次出于宗主国的义务发兵朝鲜。第一次成功，结果朝鲜国祚绵延。第二次中国大败。总之两次出兵，中国都是出于道义，但付出代价巨大，而且一旦失败，损失无法弥补。例如万历朝中国挽救了朝鲜，但大明朝危亡之际，朝鲜却出于自保而改投降了大清。大明的投资可谓极其失败。唯一安慰，似乎就是朝鲜王室偷偷祭奠崇祯、万历。大清兵败朝鲜后，则中国在朝鲜利益丧失殆尽。朝鲜人不仅另投主子，而且在中国犯下战争罪行。第三次出兵朝鲜，中国实质上已经是苏联人的雇佣军，朝鲜人在这个问题有自己的的看法。而且，问题是，现在还有个南韩。将来中国在朝鲜半岛何以自处？难道又像当年李唐一样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当然不管怎么样，我们觉得自己吃亏，但周边小国生活在中国的阴影下，压力很大。一方面很害怕，很恐惧，很反感。但另一方面又很崇敬。因为中国的所有方面都领先于他们，他们在世界上也找不到其他比中国更强大和先进的国家。于是朝贡现象就出现了。所谓朝贡就是中国制定的地区性游戏规则。即周边小国到中国来做贸易，必须按照朝贡方式来做。这种朝贡方式现在看是带有一定屈辱性质，逼着人家打着小旗子到中国来学习先进发展经验，向中国领导核心，伟大的皇帝陛下致敬。好在那时候人比较讲究实际，而且礼节上也是实行跪拜礼。在承认实力的前提下，又有何中国做边贸的迫切需求，那么按照中国制定的游戏规则走个形式，搞到具体的实惠也不错。而且中国也是当时地区小国的外交牌，得到中国的承认和支持，对于一些小国君主更迭和周边外交也有一定威慑力。因此往往一些小国君主在登基或者周边国内不稳定时，就派人到中国来搞个认证，回去做个宣传。
        中国影响力主要就是在东南亚、东北亚、中亚、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郑和那样的跑到印度洋去搞朝贡推销的仅次一例。但这和殖民完全是不同思路。西方殖民是偏低开花，郑和下西洋的官方行动没有和民间行动配合起来。

个人认为，中国的GDP虽然是高，但是人均太低了，为什么我们高？因为我们人多，并且我们有一定能力。但我们有许多地方不及发达国家

人口，就是最大的资源。你说别人是精英社会，100个人里面有50个聪明蛋。但是这些东西并不光是基因的问题，只要把握好教育，人才就会更多。留人的方法有很多，为什么都去西方，制度固然重要，思想也是一个层次，不过都是可以改变的。我们能从150年前那种环境下走到现在这样，优势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资金、和人才非常重要，这里就不细说了，大家应该懂的。其次法律、政府的导向也是目前严峻的问题，领军人物在于能否把握好资源，当是未来中国最重要的地方！脑子有点乱，呵呵，想到什么说什么。

很不看好。因为制度性的原因 从国家到官员 到老百姓都很短视。

对于文中的一些观点，还是持支持态度的。诸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伟人提出的“不称霸”，实际上是一句无奈之言，试想，中国在当时有称霸的实力吗？

接楼主的地也发表下我对中国的竞争力和未来说下自己的看法，我个人认为从到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开始就制定了“韬光养晦”的战略，也就是所谓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防御型策略，在保证本国安全稳定的情况下来援助他国，与我们国家友好的第三世界国家，也就是能源产出的中东部分国家和非洲，我们的竞争力是无可厚非的，是强大的，所以美国最近才会有从返亚太的想法，而且已经开始为此做充足准备，不要小看美国的裁军，别说裁八万了，就是裁三十万，他们现在的军事科技，技术都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抗衡的，但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却微妙的保持了平衡，也就是美国再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之后绕过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没有彻底的去损害他们的利益，其实现代战争的局部发生，不还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吗，说白了就是石油，随着石油峰值的来临，这个战略资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在中东进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是面临我们中国却有心无力，因为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而且有具有影响力和凝聚力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老大哥，就像当年的苏联一样，但是当年的苏联是怎么解体的，我们的领导人对此很有感触才决定党领导人民，军队，政府，一党专政毫不动摇的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有了现在的局面，现在的我们力量强大，实力雄厚，当然这是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如果看人均的话，我们还是比较落后，虽然整体的经济上来了，但是享受的还是少数人跟当年的德国革命，那不就是被称为精英的胜利吗，现在看我们不有是这样的吗，虽然是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却是民主集中制。我们的未来看似繁花似锦，其暗中却是满目疮痍，美国的制华和包围圈始终还在，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对我们虎视眈眈，充当美国的鹰犬，所以说如果在未来的十年，我们冲破不了岛链包围圈，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严重的，很有可能几十年以后，我们也像伊拉克，伊朗，叙利亚被包围，被禁飞，被宰割，我们的危机意识还不够强烈，但是中央已经有反应了，前不久海军舰艇编队就冲破日本向西太平洋挺近，这是一个好兆头，所以说我对于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于中国的竞争力充满信心，但是却呀时刻保持危机感，生于安乐，死于忧患那~！

感觉楼主有一个观点说的很对,中国是总量第二,并不是世界第二,这点差距其实蛮大的,就像楼主所说,前苏联就是总量第二,但是结果呢,内部矛盾过于尖锐,导致国家解体,
其实中国也正走在这条路上,GDP世界第二,人居GDP世界70名开外,这说明什么
国家的GDP是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搞出来的,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是典型的穷政府,富人民型,大量的财富藏富于民.
而中国呢,2011年全年财政收入10万亿震惊世界,这不是就是典型的富政府,穷人民型么
所以,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政府与民争利的问题.

中国的未来在于那些海外居住的官员的子女、老婆及二奶身上。如果他们能够生活的很好并完全享受国外政治民主自由的生活，那么说什么和平崛起只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就像当年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样。如果他们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或当地社会对他们进行排斥使他们最后不得不回国生活，那么中国也许还真存在着未来

我们细想一下，过去中国在东亚的竞争力，或者说霸权的基础何在？首先当然是有一个基本的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包括了地域辽阔、人口基数、物产总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可观的物质剩余，这些物质剩余供养了庞大的常备军、官僚体系、防御和进攻设备。当时周边的小民族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都无力挑战，既无法打持久战，也无法打快速战。

我们看到，从技术上讲，南方在传统时代基本不构成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因为这些都是山地水网地区的民族，他们形成自身的统一都非常困难。这也是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利用统一的优势，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下子扩张到东南沿海地区，这个地方遍布了各种古老的越族，也就是在浙江南部、福建、江西南部、湖南南部、两广、云贵地区。这些地方地形破碎，部落林立，彼此征战。面对强大的帝国各自都无法独自对抗，又无力联合，被切割在各个山头。其实东南亚也是这种情况，只是在传统的时代，中原王朝由于交通和控制成本太高，无法渗透那里。越南北部其实就是中原王朝在传统时代的物质技术条件下的统治极限了。反过来，这些地区也不可能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越王朝和后来的大理国。最多形成割据王朝。即利用中原王朝内患外忧，内部收缩之际，利用地形优势，形成割据优势，但对中原无法形成进攻威胁。相反，中原王朝一旦内部问题解决，其割据态势就瓦解。事实上，我个人认为，东南亚对于中国而言，始终是中国的一盘菜。特别是中南半岛。然而解决中南半岛需要一个历史尺度，不是30-50年。而是以300-500年计算。
     唯一能够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的就是游牧民族，在传统技术条件下，游牧民族技术虽然落后，但有两个优势，即骑兵的快速机动，二是只要解决了组织问题，就能形成相对人口优势。虽然游牧民族地广人稀，平时也内部冲突极大。但一旦完成内部统一整合，就是中原王朝的灾难时刻。因为游牧民族可以利用骑兵和游牧生活方式，形成移动的快速打击方式，在农耕帝国的国防边界任意一点，形成优势兵力，从而将自己的劣势人口转化为优势的兵力。只要不断地进行战役性的游击战，有效地消耗农耕帝国军事实力，累计胜利，就可以将战役性胜利转化为战略性胜利。激化农耕帝国的内部上层、下层、乃至全面的社会矛盾。这个例子屡见不鲜。对于草原帝国而言，差一点就是就是和亲或者是边贸，后来摸清了门道，还可以入主中原。
     内地王朝始终不能学会一种二元制统治模式，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内地王朝最兴盛的时候，就是采取屯垦，把内地的生产和治理方式移植到边疆地区。但这个模式也就是在新疆地区和河套地区可以实行。而且还是依赖内地政治的支持，一旦内地发生内乱，立即收缩。因此，内地几乎在宋代以后就放弃了控制草原的雄心。反过来，草原帝国倒是逐渐学会了控制治理农耕社会。首先是辽通过治理幽云十六州，形成了南北两院的二元治理，接下来就是金入主北方，然后有了元的大一统。元是一个典型的多元治理模式，将国家分成不同类型地区，分别治理。最后是清。不得不承认，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治理，都是依赖于其骑兵为核心的武装，因此少数民族享有特权。这个中间，宋、明作为汉人政权，都是传统的步兵模式，但很显然，没有能力深入草原，特别是没有一套有效的制度来控制草原，这是汉人觉得既是取得了短暂的胜利，也是一桩亏本买卖。因此汉人政权把草原邻居视为一种惩罚性的负担。之所以，宋明两朝缺乏进攻的动机，固然有内部的体制问题，关键还是两朝的治理精英发现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制度和技术，在草原地区建立一种长治久安的统治。因此统治阶层就弥散了一种厌战情绪。
     满清王室具有双重性格，即游牧性格和仰慕汉文化。因为对汉文化有着仰慕，所以他们能够认真学习并治理好内地，同时作为游牧文化后代，他们对汉文化又有着一定批判能力，所以能够克服汉文化的，特别是宫廷文化内部的一些弊端，从而形成了历史上最稳定的一个王朝政治。其实现在的一些自诩是汉民族主义分子谩骂满清，这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因为这些满清的统治者在统治和自律的程度上，的确比历史上王朝，要成熟的多。其实是更符合宋明理学的要求。你看看明代的皇帝，是汉人皇帝，表现很文学化，但祸国殃民的事情做的还真是比满清皇帝要多。明代皇帝的集体修养比满清皇帝就是要差一些。这个标准只能是用传统的皇室的标准来看。你不能用现代电视剧来看，一个炼丹几十年的皇帝是好皇帝么？一个旷工几十年的皇帝是好皇帝么？满清皇室执行的文化压抑政策，不是它自己的变态，而是符合宋明理学文化逻辑的表现。否则你不能理解那么多士大夫心甘情愿地为满清皇室工作。曾国藩这样的知行合一的人物，他服务的不仅仅皇室，是因为皇室还是这个理念合法的代表。而南京的发匪洪秀全倒行逆施，才导致很多南方的士大夫最终还是选择和满清政权合作。
      这个问题就和当年红色高棉一样，听起来很革命，其实在那里搞得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中国人就是凭着概念来支持红色高棉。而柬埔寨人民一开始支持红色高棉，但当恐怖超越极限后，还是做出正确选择。韩桑林、洪森未必是最佳选择，但至少能把他们从红魔中解脱出来。西哈努克是个好人，但是个无用的好人。乱世之中，老百姓首先是要活命。因此，崇祯也好，洪秀全也好，中国人民和当时精英都抛弃了他们。

满清政权关注的核心就是解决草原问题，而且利用内地的物质和人力，结合满清的八旗制度来解决草原游牧民族持续对内地的骚扰问题。这个其实是很有趣的历史转换，在满清入关之前，他就是一个草原性的掠食动物，但入关后，满清政权角色转换很快，但有一点没有忘本，就是八旗制度。这个制度有效地保障了他对草原的控制。回看历史上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要么就是过于汉化，要么就是草原本性不改。像满清这样比较协调的是不太容易的。
这种做法就是在汉人地区总的来说保持汉人传统治理方式，嵌入八旗的军政方式。但这种军政方式基本不太干预汉人内部的自治。而且满人进入到汉人治理系统模式，也遵循了汉化的原则，因此并不太受到汉人的抵触。这是在汉人地区满汉共治重要的基础。而依赖于对汉地有效控制，满清政府对草原地区实行了传统帝国的转移支付，即通过满蒙会盟，通婚和赏赐的办法，向蒙古地区转移大量汉族地区的物质财富。使得蒙古贵族具有强大的购买力。同时由于统一，内地和蒙古地区可以进行贸易，汉人再通过贸易将朝廷无偿赏赐给蒙古贵族的财物赚取回来。这一点很类似今天中央给西部地区的优惠贷款，但是西部地区由于缺乏人才和合适开发项目，于是东部地区就跑到西部地区将这些钱吸引到东部地区进行投资。而这些钱其实也是通过转移支付从东部地区拿到西部地区的，现在又回到东部地区。但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双赢了，西部地区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份额，东部地区也是如此。同理，在清代也是如此。而且老百姓得到来之不易的和平。当时是在那个时代下的和平。
而对这个交易体系威胁最大的就是草原上的挑战，反清斗争在吴三桂叛乱之后就没有大规模的斗争了。相反，满清集中所有的精力都是在对付来自西北的威胁。而这也得到了汉人精英的支持。因为他们看到了有成功控制那些地区的可能性。满清不是让汉人去戍边，而是让满蒙八旗在西北戍边，只是让汉人做后勤。当然战争部分也有汉人参与。但大规模的汉人戍边在满清时代不再采用。因为汉人生产和生活方式本质上是不太适应西北的环境。历史上的屯垦就说明了这个问题。汉人不太愿意转入游牧化生活。满清也不愿意迁徙汉民实边，一则效果不大，二则容易在边疆激起矛盾，也在汉地激化矛盾。但现在居然有人讨论说满清这种政策导致后来边疆遭到蚕食。这未免有些过于夸大。反过来可以说，当时满清政权也是考虑到汉人的民族特性，为避免激化矛盾，而不采取汉人实边的策略。即使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屯垦新疆仍然是一件令人生畏和名声不好的事情。那么在传统时期，只有充军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了。
满清稳定统治的手段的策略是相当高明的。在草原地区，它利用喇嘛教和八旗制度来控制；在内地则接受汉人的文化制度。事实上，整个中国的文化社会制度是二元性的，或者说是多元性。它并没有把汉人的制度挪移到草原地区，这就是满清大一统成功的地方。而历史上的汉唐则把内地制度移植到边疆地区，结果可想而知。必须移民，移民的基础又必须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移植。但当地环境无法接纳这种移植，最后只好退出来。
现代工业化社会就不同了，公路铁路解决了交通问题，工业化和市场经济解决了生产和生活方式问题。草原不再是阻隔了。这是近代以来新疆和蒙古地区还能被整合在内地的重要原因。特别在这些地区发现了重要的工业原料。
接下来要谈的就是满清的文化策略。他的多元文化策略的基础还是要依赖内地，没有内地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保障，他对西北就不可能形成长久持续的控制。因此对内地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满清一方面虚心接受，一方面作为一个外来者和学习者，它要获得内地汉人的文化精英的支持，最稳妥和保险的策略，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即我比传统更传统、保守更保守，这样就让汉人精英无法在正统性问题上攻击他。这是他尊孔、维护礼教的重要原因。从皇室的集体表现来看，满清的皇室也比历朝的皇室要好一些。至少表面看要符合儒家的规则。相反，汉人皇室里恣意妄为，违反礼教的事情实在不少。
我反复强调一点的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政权主要忙于解决的就是内地农耕文化和草原文化的冲突，没有时间去关注海洋。在这两种文化冲突过程中，农耕文化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文明体系，成为周边小国的样板模式，东南亚小国建国大体都是仿照中国的模式建立的本土性王朝。那时候中原王朝和草原帝国打生打死，对周边小国没有太大兴趣。而小国对内地王朝极具仰慕。但彼此常常也是距离产生美感。而且传统时期的物资交流量远不如现代，基本上自给自足，少量交流大部分是满足上层社会需求。

由此看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总体还是内向型封闭国家，而且各个时期的封闭程度还不太一样。例如汉唐时期，还有一种积极开拓丝绸之路的意向。宋代海运贸易十分发达。到了明清后期开始中国西北的通道基本就断绝了，不在具备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功能。而海上交流的功能受到朝廷的严格控制。不像当年汉唐长安首先就成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中转站，成为接受文化新事物的地方。而明清，北京远距长城，紧靠蛮夷，而广州作为对外交流的口岸，对内的文化辐射力十分有限，先吸收能力受到行政的干预。普遍存在抵御外来文化的势力和社会心态。
     由于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外来的文化介入是比较困难的。佛教文化为代表的西域文明和印度文明，是在汉帝国覆灭后，南北朝时期，五胡乱中华，社会结构解体的时候才进入的。到了唐代，佛教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同样，明清以来，西方文明一直寻求进入东亚大陆，但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历经洪杨之乱、军阀割据才破门而入。其间又经历了两次革命，即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以反传统为旗帜。在扫清传统的基础上，开始了中国现代化。
既然传统传统没有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中国在东亚的地位丧失，这个标志其实是在甲午海战开始的。鸦片战争中国败于英国，但还维持了东亚大国的地位假象。日本的崛起是以另一种方式战胜了中国。它不是以中国为师，徒弟打败老师，老师虽败犹荣。而是转而另投名师，打败中国。此前，中国败于西方，还抱着一种文化优越感的阿Q精神，因为内地和游牧民族打仗，其实也是败多胜少，但游牧民族依然得学习中原文化。但西方文明则不然，两者之间毫无兼容，内地精英顽固地认为，这是西方不愿意教化的缘故。但日本的成功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确落后了。
    中国之所以屹立于东方不倒，不是因为其长久以来一直以暴力进行扩张，而是保持了一种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优势。但日本放弃以中国为师，则说明中国这个表率作用在东亚地区已经丧失了，而甲午战争则验证了明治维新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件事不仅在整个东亚引起了震动，对满清合法性也引起了震动。
    此前的满清是搞洋务运动，即技术决定论，文化本位主义。而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就要搞戊戌变法了。变法的实质就是社会、文化体制的变化。但为什么失败呢？因为满清政府的合法性是奠定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一旦它贸然放弃这一基础，则无法获得汉人的支持。支持变法的汉人其实并不能代表汉人的主体，恰如改革开放初期，搞改革的人只是少部分，大部分人思想还是相当守旧的，即便他们不愿意再生活在毛体制下，但这也不代表他们愿意一步就跨入新体制。所以改革是十分艰难的。因此改革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基础就是暴力机器的支持。而满清皇室当时的满蒙八旗已经彻底腐朽，所以依靠的仅仅是绿营和新军。这些人大部分掌握在守旧的汉人士大夫手里。因此满族皇室，或者说慈禧太后的稳健派还是选择了和保守派合作。因为保守派有军队，而改革派手里没有军队。但这种合作也就是多喘两口气。因为国家维持不下去了。
    满清末期到民国时期，中国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没有有效整合。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愈演愈烈。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势力倒是大举入侵。这种入侵有各种形式，一方面我们看到各种负面的东西，激起民族主义的反弹；另一方面恰恰是因为地方割据，才使得西方的文化和社会制度渗透进中国，而且使得中国的精英开始产生了全盘以西方制度改造中国的想法。这个努力首推孙中山为代表的势力，其次是中共派。
    孙中山前期信奉民主共和，但在军阀面前惨遭失败。转而信奉阶段路线，即先独裁后向民主共和过渡。但他的方案当时没有外在势力支持，列强支持军阀，而他则和苏俄开始了合作。但孙和苏俄的合作是有底线的。他还是有自己的路线图，即最终模式仍然是民主共和。现在有些人恶毒攻击孙中山，太过分了，连老毛活着的时候都不敢这么做。孙中山或有缺陷，人无完人，但其政治抱负是明确的。而台湾国民党是延续了这一政治遗产的。胡乱攻击孙中山，这么去和台湾建立两岸互信？

[[i] 本帖最后由 liushahe001 于 2012-2-6 15:39 编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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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赞同楼主观念。但似乎楼主写到最后跑题了。感觉就像急刹车，后面应该还有吧。也许太多了难以短期归纳吧。期待楼主再出一片更详实的文章。  

引用“中国在外交上极其不成熟和没有远见和规划”  我很赞同，但是国内看到的基本都是领导英明，做出来正确的选择。先不说就是是不是英明，这种态度太过自大了吧。活到了今天，似乎没从官方上看过我们的政府做过一件错的事。        中国的态度有点欺软怕硬的无赖型。 至今忍就没有走出那些过去的美梦与恶梦。  遇到弱小的国家，心态就是盛唐。遇到强一点的，嘴上口气还是硬的，就是老是看不见行动。
   东南亚的小国家很多是反华的，国内的论调一致性的都是指责外国多么卑劣，却好像从没反思过造成这种原因我们中国自己的功过在哪里？？？
小道消息：当初中国TG支持过很多个小国的“工运”，好色高棉等，这些政权很多都是粗暴的，反人类的，但中国依旧支持如斯。现在很多这些政权全被赶下台了。中国也曾扶持过很多国家，和苏联相比，不同的是中国的实力没苏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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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利益，不能用账房先生的眼光去看，不能用街头混混的眼光去看，前者只知道算眼前的小利，后者呢，脸上稍微挂不住就要大打出手，这对长期都是不利的。出手砍两次人或许你就给一群小混混当领袖了，问题是，你永远打不过像样的黑社会，更别说白道上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