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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晚年之痛

1967年5月，文革的全面夺权正在展开，全国掀起了一片“抓叛徒”的浪潮。南开大学的造反派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者，周恩来也。当年周在南开中学组织觉悟社时，领导人员以笔名撰写文章，大家以数字号抽签，周抽到5号，化名“伍豪”，而邓颖超当时抽到一号，化名为“逸毫”。造反派在得知伍豪即周恩来后，感到事关众大，立即上报中央文革。江青闻讯后，如获至宝，马上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要求进行调查，并让周作出交待。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立即感到来头不善。当时所谓的“二月逆流”正遭到严厉批判，周恩来一直被江青等中央文革一班人视为老干部们的总后台，正找碴子而不得，现在倒有一枚重磅炸弹送上门来。单纯论及“伍豪启事”事件，实际并不复杂。周恩来一生用过很多化名，如少山、壮飞、复生等。伍豪是他在上海领导中央特科时常用的名字。当时的特科红队经常进行营救同志铲除叛徒等行动，代号即为“伍豪之剑”。1931年4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周恩来采取断然措施实行地下机关的转移，并派红队将顾的一家八口全部处死，切断了敌人的追查。事后国民党对周恨之入骨，由中统特务张冲、黄凯等人牵头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及污蔑周恩来。此事发生在1932年2月，而2个月前周恩来已前往了江西苏区。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即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污蔑，当时的负责人康生和陈云对此事都是清楚的。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表政府公告，公开斥责了国民党的造谣行径。在中共的组织原则中，叛变行径是罪大恶极，不可原谅的。尽管当年的几个主要当事人都在，周恩来仍然不敢等闲视之。他立即在江青的信上批复，断然否认叛变之事，并举出康生、陈云等证人。周恩来这天放下了手上所有的工作，亲自查阅了从图书馆借回的当年上海各报，将其有的有关章节编成《大事记》。周恩来还怕原始资料被人销毁，即命人拍照下来，并复印多份。随后周恩来将有关材料呈送毛泽东，并写信做了辩白。
     应该说，毛泽东对这件事也是清楚的。按照常规，不外乎有三种态度。一是当众声明此事与周恩来无关，中止追查；二是在小范围声明外，再发一份中央文件，彻底还周恩来一个清白；三是按照文革中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逻辑，同意江青进行追查，就像对刘少奇所做的那样。然而，毛泽东的做法是耐人寻味的。他并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在信封上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划了令人醒目的两道杠。
     如果说毛泽东不信任周恩来，那大可让江青继续追查，即使没什么，也是借机敲打周。如果毛泽东信任周恩来，那么就应该为周恩来做一澄清。关键在于对此事毛是完全清楚的。可毛既不表态追查，又不说不追查，而是将此事存档，还是交中央文革封存，这就令人深思了。应该说从毛的批示上看是倾向于不追查，但封存于中央文革却等于将一把尚方宝剑给了江青，可以随时用来威胁周恩来。毛泽东如此政治大家，对此当然心知肚明，但他就这样做了。1967年初的文革形势正是如火如荼，天下大乱之时。毛泽东对运动的判断是经常随形势发展而变化的。年初发生“大闹怀仁堂”事件，被江青等说成是“二月逆流”，毛泽东对此事是发了大火的。本来刘少奇在去年一打即倒，没怎么抵抗，毛是很高兴的。如果运动发展顺利，毛可能也就放刘一马了。不想党的各级干部对文革都有抵触情绪，既不理解，执行得也不痛快。就连多年跟随毛的一班元帅将相也大闹了一场，令毛对形势的估计异常严重起来。毛最恼怒的是陈毅竟然联系到了延安整风上，这明显是在怀疑毛作为最高领袖的权力基础。由此毛泽东认为党内一大批干部都是运动的阻碍，必须要烧一烧。而且这帮人都受到了刘少奇的影响，现在可能被一时整服，如果刘东山再起那就难保又要跟风。打蛇要打头，毛判断要继续推进文革必须在理论上要讲得通，费了那么大劲把刘少奇整下来为什么？仅仅几十天镇压学生的罪名是不够的。因此毛调整部署，开始从抓叛徒上下手，先抓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再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从外围到中央，要从根上掘掉刘少奇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周恩来遭到了无枉株连。1967年初的文革形势正是如火如荼，天下大乱之时。毛泽东对运动的判断是经常随形势发展而变化的。年初发生“大闹怀仁堂”事件，被江青等说成是“二月逆流”，毛泽东对此事是发了大火的。本来刘少奇在去年一打即倒，没怎么抵抗，毛是很高兴的。如果运动发展顺利，毛可能也就放刘一马了。不想党的各级干部对文革都有抵触情绪，既不理解，执行得也不痛快。就连多年跟随毛的一班元帅将相也大闹了一场，令毛对形势的估计异常严重起来。毛最恼怒的是陈毅竟然联系到了延安整风上，这明显是在怀疑毛作为最高领袖的权力基础。由此毛泽东认为党内一大批干部都是运动的阻碍，必须要烧一烧。而且这帮人都受到了刘少奇的影响，现在可能被一时整服，如果刘东山再起那就难保又要跟风。打蛇要打头，毛判断要继续推进文革必须在理论上要讲得通，费了那么大劲把刘少奇整下来为什么？仅仅几十天镇压学生的罪名是不够的。因此毛调整部署，开始从抓叛徒上下手，先抓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再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从外围到中央，要从根上掘掉刘少奇的基础。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周恩来遭到了无枉株连。
     毛泽东对周恩来是多年就有看法的，尽管周恩来对毛跟得很紧，但却不是毛圈子里的人。因此，毛泽东对周是用而不信。毛认为周多年就是经验主义者，哪个人做了中央领导他都紧跟。这几年搞经济也是和刘少奇混在一起的，文革搞起来了他也是和稀泥。毛搞文革主要以军队为支柱，让中央文革一班人马冲锋陷阵，这些人造反有余，建设是不行的。而在国计民生上毛不愿去管，却也得有人管，这便得倚重周恩来。在这样的情况下，既要借重周恩来，又要他能俯首听命，却也不是容易的事。既如此，“伍豪启事”不啻于送上门来，正好是挟制周恩来的利器。
     事实上，江青从此后更是不把周恩来放在眼里。她在钓鱼台中央文革住地曾洋洋得意地向杨成武、吴法宪炫耀：“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总理的材料。”而周恩来呢，对毛泽东的批示大失所望，以后行事更加小心翼翼，对江青的胡作非为多忍气吞声，迁就退让，甚至说出这样的话：“以后你们做决定，我给你们办事。”1967年12月，北京大学有人给毛泽东写信，又反映“伍豪事件”。这回毛泽东不得不作出表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遥污蔑。”然而这一批示只是小范围内知道，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党员干部。对于周恩来来说，这仍然是一块心病。而康生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则充分体现其人性格。他在文革之前就曾在涉及这件事的材料上批示：“这完全是造谣污蔑”。而江青在文革中提出此事时，康生开始装聋作哑，好像此事与他无关。而当毛泽东正式批示时，他马上又紧跟作出了声明。
     1972年6月，在全国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出现了一个不和谐的插曲，这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在会上做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按照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此会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然而，会后这件事却又奇怪地搁置了下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弄得灰头土脸，声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时极需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他此时才把事隔多年的〈伍豪启事〉端出来，在毫不相干的批林整风会上弄出这么一场戏，却从侧面露出了毛的心机所在，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周一生对自己的名誉看得极重，毛这次还他一个清白实在令他心情大慰。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何文件下发又搁置未办，还是留了个尾巴。周恩来当时已是中共的二把手，而且将此事向全党说明又是他梦寐以求的，当然不会是他阻止的。那么是谁呢？只有毛泽东。
     最后可以说明一些问题的是，周恩来在病重后又遭到了“批经验主义”的打击。在1975年9月20日，癌症扩散的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特地调来了“伍豪启事”事件的全部材料及1972年批陈整风会上关于“伍豪事件”的报告记录稿，详细阅读之后，将其封存，并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周恩来。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手术台的最后一刻，处理的是“伍豪启事”之事，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这种无法言尽是多么的痛苦。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突然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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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篇文章，周总理作为人们最爱戴的一位总理，在去世后有北京长安街十里送总理。总的来说周总理他人品绝对没的说，弱点就是很多时候太软弱。比如中央在上海时，好端端就被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夺权了，这帮人掌了权以后就胡来，派代表到各个根据地搞肃反，弄得鸡飞狗跳的，对共产国际的所谓决定即使不好明着反对，暗地里使绊子也是完全可以的。还有后来中央在上海呆不下去了，跑到中央苏区，到了以后就干些混账事，周总理居然也没有采取反制措施，要是换了康生在他那个位子上面，早就想办法把李德博古这些人除掉了，就算你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又能咋地，山高皇帝远你管得了吗！所以后来太祖有时候看不上周公，认为他缺少在关键时候下狠手的决断能力。当然他的晚年的病痛的折磨和思想上受到的痛苦和党的领袖毛主席有着不可分割的原因，这些都是鄙人的拙见，只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大家来各抒己见，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年代，什么东西只要扣上了所谓的帽子，有口难辨，当然这也是那些居庙堂之高的人之间的所谓的斗争吧。

[[i] 本帖最后由 Q1647889951 于 2012-6-29 21:40 编辑 [/i]]

没人回复啊，应该很少有人了解周总理也有这样的一段历史把。

政治的东西很难说得清楚,感觉上有一定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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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也曾有辣手，非常时期也能有非常之所为

[quote]原帖由 [i]zzpig[/i] 于 2012-6-30 01:04 发表 [url=http://174.127.195.163/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82284147&ptid=4463692][img]http://174.127.195.163/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政治的东西很难说得清楚,感觉上有一定的可信度 [/quote]

政治这东西虽然是统治阶级玩弄人们的一种手段，但是这段历史也在侧面反映了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年代共产党人或许应该说是处于国家统治阶级的共产党人在晚年的时候已经无法像刚刚建国的时候那种清晰的发展思路。

很多人爱戴周总理，是因为什么原因爱戴？个人觉得宣传作用很大。
从我接受的教育，或者说灌输来看，周总理日理万机、和蔼可亲、生活俭朴
和蔼可亲和生活俭朴不说了
说到日理万机，中国有世界上占人口最大比例的公务员队伍，而外国的公务员有休息日有休假，中国的公务员为什么就这么累呢？
这么累，可能是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吧，那后果也就和诸葛亮一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其实如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越批露的越多，相信人民对毛泽东的信仰就越底，其实在一个造神式的中国，毛主席也许是中国的最大的一尊牌坊而已，而今在玻璃棺材中静静的给万人展示也是他的报应（相信如果去看的人心中肯定都有一个不同的毛泽东）。周恩来带来总理是中国式的真正的士大夫式的忠臣，他所选择的就一定会走下去，不管上面的对他如何，他总是为了让中国人民少些人造成式的灾难，在哪个中国的历史中最黑暗的时代，总理的人品及信仰是人民心中一盏不灭的明灯，毛泽东不过在乱世中的混世魔王而已，给中华民族带来人为的灾难，而周总理就是一个在魔王边上的治世者，既要测摸魔王的心思，又要对付哪些魔爪牙的卑劣手段。周总理的晚年之痛也是中华民族的浩劫之痛。我们现在在向往美女生活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曾经自己给自己的苦难。

周总理确实是一位品质优秀的人，但是在中国这种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现实中、在毛主席已被神话的、整个社会风狂崇拜的大气压下，以周的性格不可能与毛起正面冲突，只能是采取一些策略性措施而已。

这段历史是否属实不得而知。周恩来作为一个总理，早已是家喻户晓，深得亿万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十里长安送总理，泪水洒面告英魂。现在仍然历历在目。可以这样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周恩来的形象已经是牢牢地扎在了人民心中。他在人民心中几乎是完美的。

早期总理就是在危局中挽救了党，如遵义时虽然位置相对更高，但是依然全力支持逆境中的毛泽东。建国后居功但又不自傲，晚期几乎以一人之力独撑大局。
    尤其是晚年总理的环境的确是非常艰难，一方面要保住国家的大环境，一方面拯救一些老的干部，一方面还有受到四人帮的的攻击，尤其是最后阶段还不被毛泽东支持，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主持批斗自己的大会，忍辱负重，如果没有他很多事态的结局是很危险的。据传晚年的毛泽东对总理是非常不满的，经常主观性的指责总理的做事，应该说总理最终是被劳累加上委屈加上病痛折磨死的。

[[i] 本帖最后由 huranma 于 2012-6-30 13:30 编辑 [/i]]

回复 1楼 的帖子

如果不是周恩来晚年力挽狂澜，新中国可能会会出现更多的冤案，遭受更大的损失。

政治的肮脏根本不是我等P民能够理解的！要学会做一个冷漠的看客！！

没有看到美国的国务卿有这么忙，美国也好好的，宣传作用太大了，把他塑造成了共产党的一个符号，小时候很相信，很尊敬，当然现在也是这样，但多了更多理性的思考！作为总理主要是总结制定好的政策，好的制度，让每个官员在制度的约束下，敬业工作，而不仅仅靠个人魅力！

也许是共产党内部要宣传他吧，把他当作一种代表向人们展示，但是他毕竟还是兢兢业业的工作过，我们只是通过有限的资料去评价他，虽然不会很全面，希望以后的解密资料会越来越多，后人能给他一个客观的评价，给当时的社会和领导阶级一个客观的评价。

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已经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永远怀念他。敬爱的总理

周恩来一生中从来没有想过征服别人，他只是征服了他自己！周恩来可以说用一生实现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理想“立德”“立言”“立功”。

有了文化大革命，周总理才显的更加伟大。我们要谢谢上天给了我们这样一位好总理。

周总理的后半生一直生活在毛的阴影下，没有了在上海特科时的狠劲，说白了，他还是怕毛啊，毛一瞪眼，周总理估计都不敢吭声。伍豪事件分明是毛拿出来敲了周一棍子，是要让周明白不是整不了你，只要听话什么事都没有。政治啊，很恐怖的。

周恩来堪称三国时期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他最好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