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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嘘毛泽东，有些人过头了

近期，网上在传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的一句话。他提醒，“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不知道这句话是否真出自赛奇教授之口，但这句判断着实让人深思。这些年，中国舆论不断多元化，但有些话语，比如对毛泽东的一些批判的确是过头了。


这是赛奇教授被网友求证后发表的的中英文声明

All statements in this article are wrongly attributed to me. I have never spoken to this publication nor have I ever made these statements. Moreover, all quotes attributed to me do not accurately reflect my opinions. If you do not immediately remove this inaccurate article from your site, and notify the University in writing that you have done so, Harvard University will have no choice but to pursue legal action against you. We require such material to be removed and written notice given that such has been removed, by no later than May 24, 2009
　　
　　　　
　　
　　译文如下：
[b][u]　　该文章中的所有有关内容都错误的指向了我。我从来没有与该出版物进行过任何对话，我也从来没有说过该文章中涉及的内容。此外，那些注明引用我的话的内容并没有正确反映我的观点。如果你们不立即把该文章从你们的网站删除，并向有关大学以书面形式说明你们的所作所为，哈佛大学将采取有关的法律行动。我们强烈要求立即删除有关文档，并在2009年5月24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告知我们有关的删除行为。 [/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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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崇毛者总要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来为毛招魂，崇毛者还有么有基本的羞耻与道德观念可言。

从某个侧面来说，这正因为崇毛者已经找不到任何足以吹捧毛的事实，所以现在已经沦落到要靠作假、吹嘘、无中生有来为他们的“崇高事业”而奋斗。话说共产党不是最“实事求是”么，为啥干出来的东西老与你们吹嘘的相反呢。

人说中国人是个善于说谎的民族，为什么我们会被外国人贴上这样的标签，因为我们连自己的历史都不敢正视。饿死人是“自然灾害”，而那十年在历史上是免修的。这么多我们不敢正视的东西都是源自谁？就是源自某个哪怕要撒谎作假也要为其粉饰的“伟大领袖”。

有这样的领袖是中国人的悲哀，为这样的领袖粉饰则是中国人的耻辱！

吹嘘毛泽东的那篇文章出处来自环球时报，原题
《托尼.赛奇：有三种人在污蔑毛泽东》
还有类似的报道
《托尼.赛奇：否定“毛泽东”是当代中国困局的症结》

可怜的中国媒体，可悲的崇毛者。可惜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他们那套老把戏不灵了。

[[i] 本帖最后由 jx4177 于 2012-8-5 10:10 编辑 [/i]]

无论是崇毛还是黑毛，自有时间来考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毛犯了很多的错误，功三过七，但很多人无限夸大他的功绩，而忽视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其实是毛泽东给中国建国后的一党独裁趋势效仿苏联的个人崇拜，建国后没有得人心的政策都是折腾人倒退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他没有做到!

没有谎言TG如何生存？环球是人民日报的附属机构，而人民日报也是出了名的造假工具，海外名为“日人民报”。专制社会没有谎言怎能维持？德国，苏联，朝鲜，。。。都是和毛泽东一样的一丘之貉。

毛的思想和理论不会过时，要看我们怎么应用了

毛泽东的问题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看，很多人的主观比客观多，情感比事实多。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在客观上，他很厉害，带领共产党打败了比他强大的多的国民党，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运气也有一部分，当时的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也为他做了一些铺垫。
后期从政之后，发现他的治国不利也是非常明显的，搞精神控制和言论封锁也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主导国家的思想互相矛盾是会造成社会动乱的。所以当时也是骑虎难下，顺势而为而已。

看过楼主和各位大侠的跟贴后别地我不想说我只想声明下我心中地一些看法：
很严肃很负责任地地跟各位说下毛主席地那个年代那是从严治理干部、清除黄赌毒、教育助人为乐、各行业道德高尚、没有坑绷拐骗卖淫嫖娼。的很多好做法应当老老实实学习。:teeth

破例跟帖，友情支持下JX大神，不少国人就喜欢自欺欺人，自己断章取义，扬长避短的YY来欺骗自己
动不动还爱造假，比如说台湾人说XXX不行
韩国人说天朝最牛比，什么美国人说什么什么
感觉这样的造假例子很没有意思，怎么不说李灯灰那孙子还嗷嗷叫钓鱼岛是日本鬼子的？
毛是有功劳，而且还不小，但是并不象毛分夸大的那么牛，而且很多功劳都是毛的那个团体的
并不是毛个人的，竟然都被添加到毛个人身上，最起码论持久战是国民党蒋百里先提出的，最后也移花接木算太祖原创！
其罪过也是前无古人，最起码饿死的那几千W农民都是死不瞑目的
就那毛分都好意思说，那只是个错误，或者造假什么的
难道一个人的错误需要几千W人的生命来做代价吗？
还有十年浩劫，在毛粉嘴里那也是太祖被人蒙蔽，呵呵~如果不是太祖支持，谁能折腾那么大？
不少毛分还爱拿花园口来说事，花园口是抵御外敌，坚壁清野的事，从古到今哪个朝代和国家做的少？
所谓的自然灾害可是和平年代
至于打击清除黄赌毒黑社会等，那可是在无数冤案的情况下的高压政策才形成的
教育人行善也仅仅是个口号，那个标兵和榜样在一个纸和笔都是奢侈的年代竟然照相几千张
而且在车辆很稀少的年代竟然有老太太因为车辆过多，过不去马路~真够搞笑
最关键的一点，文革打砸抢，父子互相斗也算行善和道德高尚吗？

日人民报可报道过亩产N万斤粮食，饿死人的罪过也是所谓的老大哥逼债[img]http://img1.gtimg.com/view/pics/hv1/171/163/1102/71699286.jpg[/img]
实际上可是太祖为了他的面子，整那无债之国造成的

从以下资料可以看出来中国对苏联的还债高峰期在1959年至1964年，正值国内经济最困难阶段
太祖为了他的面子，呵呵~反正他有特贡，管农民死活干什么[color=Blue]不但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没有只言片语提及“苏联逼债”；就连70年代《人民日报》大肆渲染苏联如何向发展中国家“无情逼债”之际，也从不见有只言片语提到其曾对中国逼债；但这个历史谎言却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主要是军事武器装备进口所致。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同斯大林议定的为数3亿美元的苏联对华第一笔贷款中，就有一半属于攻台急需的海军装备订货。朝鲜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急需大量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经与苏联协商，决定这笔军备由中苏双方“共同负担”，即两国按成本价各出一半的钱。中共建政伊始，财政尚无力立即支付这样一笔巨款，于是在1950年11月，由周恩来出面同苏联代表签订了关于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军事贷款的协定，规定：以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为界，此前订货以全价付款，此后以半价付款。

朝战期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除少量武器属于特殊原因下的无偿援助外，绝大部分装备都是由苏联半价提供的。中国因此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折合13亿美元。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给中国折价9.8亿元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第二笔重大对苏债务，是中国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华的用于基础工业设施建设的大量机器设备。与之签的军火欠债需要用贷款支付有所不同，这些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的方式偿付，即苏联向中国提供机器设备的援助，中国则需要向苏联提供其急需的农副产品乃至矿产原料的援助。但自1958年“大跃进”之后，中国各种农副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走低，已不能按贸易合同对苏联交货，在1959、1960年两年间遂又欠下25亿卢布的债务。

据当年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自1950年以来我国向苏联所欠的外债和应付利息，折合人民币计算总共为57.43亿元人民币。而在1960年之前，中国对苏联已还债33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出现经济困难前后，尚欠苏联总计2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
那么，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有没有利用这23亿元人民币的债务，对中国进行逼债压迫呢？

答案是没有。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详细讲述了此一时期中苏“在经济领域的斗争与合作”，其中没有半个字提及“苏联逼债”。据该书说：

“苏联撤走专家后，许多过去苏联承诺的援助项目已经难以兑现。在贸易领域，也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中国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了交涉。1960年10月31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主管经济、贸易的参赞，也提交一份口头声明。声明表示：中国由于遇到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出现了暂时困难，需对出口计划进行调整。声明说：从1960年起，中苏贸易中出现了不平衡状况，中国方面支付出现困难。造成支付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中方遇到自然灾害，货源短缺，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联方面对中方提出的补充出口货单采取消极态度，不接受或少接受中方提供的补充出口货物。苏联不断地在合同之外向中国发货，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声明还说：对于中国迫切需要的商品，例如汽油、卡车，苏联以平衡为借口，不同意供应。有鉴于上述各点，中国方面正式通知苏联方面：一、中国方面有些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出口合同，今年履行不了，留待以后履行；二、中方已向苏方提出的订货单，都要收回，重新考虑；三、对过去苏联的贷款，中方仍将按照有关协定，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还清本息；四、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五、1961年中苏贸易额肯定将少于1960年，具体进出口金额，要待调整计划完成后才能同苏方谈判。”

“……由于1960年年底中苏关系有所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1961年春，中国政府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同苏联相应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谈判进展比较顺利。4月，双方达成协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 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09月第1版）

1969年第10期《人民画报》刊登组图文章《无债之国》，只讲中国按时还债，不提苏联逼债

在苏联同中国签订分期付款、不计利息的同时，1961年的中国的外交政治也进入了“全面反修”阶段。同时，考虑到对苏联欠债不利于与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舞台上争夺领袖地位，中国政府主动决定加速对苏还款——不接受苏联提供的优惠粮食援助，而选择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作为粮食进口对象，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终于在1965年，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到1969年，不但没了外债，连内债也没了，当年5月11日，《人民日报》颇为自豪地宣布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

那么，“苏联逼债”的传言又是怎么出现的呢？或许可以追溯到1960年。当时，中国方面向苏联口头提出“在贸易方面，中方估计共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时，苏联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于当年12月17日约见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曾指责中国方面未与苏联协商，就片面地把贸易方面欠债偿还期限确定为五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表示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这一事实在当日受到媒体的渲染，而稍后苏联方面主动提出援助中国粮食和蔗糖以及对中国欠款不收利息一事，虽然也经过了媒体的报道，但进入“全面反修”时期之后，后者在民间的宣传和传播，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禁忌，而前者虽然并不能代表苏联政府的真实立场，但却很自然地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苏联逼债”说由此在中国民间泛滥成灾。
虽然苏联没有对中国逼债，但困难时期，中国确实是在向苏联还债，则是毋庸置疑的。但若要说这种还债，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则同样不是事实。

中国对苏联的还债高峰期在1959年至1964年，正值国内经济最困难阶段。但中国这一时期平均每年还债数额仅为10亿元人民币，而这一时期每年国家财政支出平均在4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还债款额仅占国家年财政支出的1/40而已，尚不及同期中国援外的费用多。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阿尔巴尼亚与北京谈判的主要代表希(PupoShyti)曾经说道：“在中国，我们当然看得到饥馑。可是，我们要什么中国就给什么，我们只需要开开口。我感到很惭愧”。1962年后，援外支出远远超过了偿债支出。1967年我国对外经济援助占国家财政支出的4.5%，1972年达51亿多元，占财政支出的6.7%，1973年更是上升至7.2%。以越南为例：1971年中国与越南签订的无偿援助协议共7笔,援助数额达36.1亿元人民币。1972年中越签订中国向越南提供经济、军事物资援助的协 定,确定中国无偿援助越南27.98亿元人民币。1973年中越签署7笔包括一般物资、军事装备、成套项目和现汇在内的无偿援助协定,折合人民币 25.39亿元。每年对苏还债数额显然无法与上述这些主动援外数据相比。
历史学者、中苏关系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说：“（1965年）12月3日，外交部长陈毅接见日本记者时宣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外债的国家。中国人民当时的骄傲和喜悦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这同时也表明，对于如何在国家经济建设和发展中利用外资，‘借鸡下蛋’的道理，中国领导人当时尚未参悟。至于传闻中所说的苏联在与中国关系恶化后曾追逼还债，笔者没有看到任何历史文献的记载。[/color]

[[i] 本帖最后由 37008 于 2012-8-5 16:18 编辑 [/i]]

关于所谓的自然灾害，不少无耻的毛分说是谣言，死亡人数实际上是正常死亡
我只能说，这样无耻的人真的太不要脸了
我只能说纸上谈兵谁都会，站着说话不腰疼！不知道这些人除了会断章取义的用谎言来为毛招魂还会干什么
哦~他们还会用教科书来攻击蒋光头[color=Blue]一、说1959年-1962年没有饿死人完全是瞎扯！近年来，不断有人声称1959年-1962年根本没有饿死人，认为被广泛接受的饿死人的说法是为了污蔑毛泽东所创造出的谣言。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不尊重最基本的史实。如果说他们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资料都不可信的话，那么，当年当事人的材料足以说明他们的观点完全错误。

胡乔木明确向毛泽东报告：韶山附近的公社饿死人了
1961年4月14日，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向毛本人提交了一份《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经毛批阅并转发刘少奇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胡乔木明确说明了湖南存在饿死人的现象：

“送上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一份，请审阅。……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一胡乔木关于公社食堂问题的调查材料》《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如果说现在的人出于某种目的有可能诋毁毛泽东的话，那么当年身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不可能直接当着毛泽东的面造谣，而毛本人又把这种谣言通过中共中央转发刘少奇等人。

安徽省农业厅长1961年的报告说凤阳全县死亡情况更是惊人
不仅中共中央的材料中有提及，当时各地方的报告中随处可见饿死人的情况，当时的安徽省农业厅长陈振亚在1961年2月在《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说明当时凤阳县因饥荒大量死人的情况：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53759人，死去14285人，占26.6%，小溪河公社死去14072人，占26.9%。”（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

淮阳县档案局当年的档案明确标注了饥荒引发的死亡人数
在淮阳县的档案局中也保存着一份当年的关于死亡状况的档案，其中明确标注了由于饥荒引发的浮肿等引起死亡的具体人数：

淮阳县共13个公社，273个大队，2,842个生产队，635,517人，1959年10月至1960年10月10日，共死亡11,967人，占总人口的2.5%。其中因浮肿病死的1,455人，占死亡人数的12.2%，因干部作风死亡的371人，占死亡人数的3.1%，其他疾病死亡的9,011人，占死亡人数的75%，中毒死的14人，占死亡人数的0.12%，因其他方面死亡的1,116人，占死亡人数的9.3%。从死亡年龄来看：老年3,474人，占死亡人数的70.7%；青壮年2,366人，占死亡人数的19%；小孩1,227人，占死亡人数的10.2%。从死亡时间上看：属于1959年冬死亡的2,867人，占死亡人数的24%；属于1960年春死亡的5,575人，占死亡人数的29.4%。（《中共淮阳县委监察委员会关于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十月十号各种疾病和死亡情况的检查报告》，淮阳县档案局档案县委卷，档案案宗号419。转引自李学峰《淮阳县“大跃进”运动研究》）

所以说，从当时的档案资料来看，说当时不存在饿死人的情况纯粹是胡扯！
二、为何不同地方人们对饥荒的认知差异极大浏览一下网上对于大饥荒的发言就会发现，人们对于1959年-1961年大饥荒的记忆和认知差异极大，有人对大饥荒饿死人有刻骨铭心的痛，但也有很多人像林治波微博中所说的那样，虽然对饥荒记忆很深，但是并不记得有饿死人的现象。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人口死亡的地区差异
虽然当时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但是各地灾情不同，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有很大的差异。有些地方（比如安徽、河南、四川、甘肃等）饥荒相当严重，饿死的人也非常多，而大部分地区虽然也有饿死人的情况，但并不普遍。例如，据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在西北地方，甘肃占6.5%，陕西只有1%。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含北京和天津）只有1.1‰，山西更低至0.4%。（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

在人口死亡严重的省份和地区，人们对饿死人的情况当然印象就极深，而在其他省份，人们则较少会留下什么印象。所以，曹树基教授认为：“在一个资讯完全封闭的时代，以个人经历来描述这场灾荒，或以一个地区的灾情描述来推论全国，很难说是准确的。”（曹树基《盲人摸象：有关大饥荒的不同回忆》）

人口死亡的城乡差异
由于当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而在政策上又优先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所以大饥荒中饿死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所以当时的城镇居民就很少会有什么深刻的记忆。比如说，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 经过权衡，中央决定牺牲四川，让四川省书记李井泉火速向外调粮，这也加重了四川的饥荒。（《青山无言——回忆父亲李井泉》原载《党史文苑》2009年第19期）

以安徽凤阳为例：饿死的都是普通群众，干部受饥荒影响很小
在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干部们几乎掌握了普通群众的所有生存权力，老百姓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约束能力。这就强化了某些干部的特权意识，在大饥荒的情况下，他们不顾百姓死活，只管自己享乐。仍以安徽凤阳为例，三年饥荒期间部分干部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愤慨：

在今年春天群众生活非常困难的时刻，却有相当大一部分干部生活特殊化，不关心群众疾苦。（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从大队书记到小组干部以及炊事员，几乎人人都多吃、偷吃、吃好。据初步统计，光大队的几个干部有账可查的就吃掉牛肉1800多斤。春天，发给病人的白米、洋面，绝大部分被他们吃掉。大队书记陈荣付，煮牛肉没有柴草，就把社员任光衡的房子扒掉。今年5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副县长兼公社党委书记缪坚，一次到山河大队检查工作，对于食堂断炊和群众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充耳不闻，竟与梅树岩在大赵小学吃肉吃酒。社员盛长英的弟弟看见后，端了他们一碗饭，缪竟把饭夺过来，指责支部书记说:“你们是怎么教育社员的”！缪到乔山检查工作，事先就通知大队杀猪。他外出检查工作，经常有人跟在后面提肉拿酒。在山河大队检查工作，5天吃了5斤香油。公社开了1个小吃部，专供公社几个干部吃喝。乔山大队长张永家1天3顿喝酒，50天喝掉烧酒70斤，并以每月45元工资专门雇生人捕鱼给他吃。乔山大队书记梅树华、会计梅如山等，为了达到他们的兽欲，以办“三八”农场为名，挑选了全大队最漂亮的妇女8人，随意任他们奸污的有了人，仅有1名因嫌丑未奸，公社党委常委兼长塘大队总支书记梅德兴，夏天在外乘凉，要3个妇女给他扇扇。（《中共凤阳县委向地委的报告》，1960年11月24日，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

不仅基层干部如此，凤阳的县委书记和副县长等人更是作威作福，据陈振亚递交的报告称：

赵玉书（原凤阳县委书记）去春到武店公社赵楼大队检查工作，有谢学兰等几个社员哭诉，在他面前要求处理坏人坏事，他无动于衷，走开不理。去年4月份，赵玉书居然在一次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讲：“凤阳本来不是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去春弃婴很多，他责令下边不准收抬，如果收拾，谁收谁养，并说：“凡是丢小孩的都是环人，要追查处理。”相反，去年赵家不见了1只老母鸡，他先后责令派出所长、公安局长查处，限期3天破案。群众说：赵家1只老母鸡，比街上丢弃的小孩还重要。赵家一年到头精米白面，鱼肉不断，……县委书记杨华龙，去年春天群众生活都那样困苦，他在总铺公社带着文工团整天吹打弹唱，花天酒地，打枪照像，借以取乐。公社副书记石玉萍，生活极为奢侈，派人到无锡买米，到南京买白面，到广州买水果。家中除有大批衣料外，仅成衣就有68件。浙塘大队总支书记孙玉平，有一次大吃大喝时，一个病人要鱼汤喝，非但不给，反打人一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转引自《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

正因为干部们有权有势，而且多数没有受到大饥荒的影响，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得了便宜当然也不愿意给自己抹黑，他们对大饥荒的解释与回忆必然与普通百姓的回忆差别极大。

此外，还有部分受灾特别严重的地区的确存在一家人或者一村人死绝的现象，他们关于大饥荒的惨痛记忆也就永远无法描述了。另外还有大批人因为大饥荒被迫外逃到的人，即便他们后来返回原籍，恐怕对当地饿死人时的惨状了解不深，没有惨痛的记忆。
三、这三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中的数据完全不可信
吴法天在微博中引述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的说法，认为持“饿死三千万人”主张的人“既然相信国家统计局的数字，那么为何无视：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第267页，1959非正常死亡17853人；1960非正常死亡374890人；1961非正常死亡647010人。三年灾害期间合计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详细]那么，这本书中的数据是否可信呢？

经考证，这本书中非正常死亡的数据显然远低于实际数据，比如说，该书第267显示的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确是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但在第273-273页各省的春荒非正常死亡人数中明显可以看出严重的漏报情况，以河南为例，本书中显示1959年河南春荒非正常死亡7289人，1960年为71658人，总计近8万人。但1960年信阳地委呈交给河南省委和中央的关于信阳受灾情况的报告中却显示：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也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一九六Ｏ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430页。）

另外，中央和河南省委调查组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关于息县情况的调查》，1960年10月9日，1960－3017）

也就是说，正阳、新蔡、息县三县仅仅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的死亡人口就有30万人（注意，这里明确说的是死亡人数，排除了人口迁移因素），姑且认为这里边包含正常死亡的人数，那么即便按照孙经先在书中确认的全国平均死亡率14.19‰计算正常死亡人数，全信阳八百多万人中全年的正常死亡人数为11.35万人，将此人数全部从这三个县的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的死亡人数中扣除，剩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也有将近18万人，比《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1959、1960两年河南省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和还要多10万人，其数据漏报之严重可见一斑。由于这属于灾情报告，不可能用于邀功，所以不存在信阳地委和中央调查组多报人数的情况。即便按照孙经先在网上发布《关于我国20 世纪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一书中分析得出的“信阳事件”中“可信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28万的结论，也要比《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两年河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总数多20万，孙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6 期发表的同题文章中谈到总人数时又称这本书的数据可信，岂不是自相矛盾？此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1959年没有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的数据，1960年的数据仅为14人，而上引1960年陈振亚报告中仅凤阳县就有60245人非正常死亡。

由此可见，《1949-1995 中国灾情报告》中的各省数据严重失实，完全不靠谱，那么总数据就更不可信了。

人口大规模减少是因为户口漏报而非饥荒饿死人？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孙经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 年第6 期上发表的文章《关于我国 20 世纪60 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中认为现有的根据改革开放以来的统计年鉴和县志等人口资料得出的饿死上千万人的结论不成立，他认为造成统计资料中60年代初减少1000多万人的主要原因是“1956－1959年期间出现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144万人重报了户籍；这些重报的户籍在1960－1964年期间被注销。我国1960－1964年期间出现的从城市到农村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由于上述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减少2654万人。这是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减少的根本原因。”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1959年－1961年“我国有一千万至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并认为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为104 万。

其实早在1995年，杨子慧在其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中就将1959年－1961年人口异常减少的原因归结为户口漏报的问题（详见《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P1521-1523），从而认为不存在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

这种为人口统计数据找的一种合理性解释并非没有可能，但即便这种说法成立，也不能否定人口大规模非正常死亡的情况。同样的，如果认为改革开放后的资料不可信的话，我们可以从当时各省的报告中找到饿死人的直接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从村到公社再到省市直接上报的，而不是杨子慧和孙经先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得出的数据。这方面的资料有很多，比如：

1958年11月18日，云南省委就关于发生肿病死人情况向中央、毛泽东呈报书面检查报告。报告说：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计发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肿病而死者约占半数。以曲靖专区最为严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数的48%。……大理州在大跃进3年中，发生肿病160280人，死亡14141人。[详细]

“通渭县这三年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1221人孩子失去亲人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1965年7月5日下发的《通渭县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转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1960年底青海湟中县委书记刘择西的揭发：“全县163个队中有112个队大量死人，尸体成堆，有的队死亡达40％。汉东公社小磨石沟的一个水田内就放了100多具尸首，黄鼠湾队有一天一个马车就拉出30多个死人。上新庄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队死亡600多人。1960年湟中县饿死15230人，占总人口的12．87％，死绝达1000多户。”（1961年7月1日青海省《小组会议简报》，农业区第14号。此件藏青海档案馆。转引自《兰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考》）

中央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称：“据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河南省委1960年11月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中写的则是“据今年10月分统计，信阳全区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区总人口840万人的6.54％。”（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信阳事件的检讨》，1960年11月1日）这个数据后来随着调查工作的深入仍有大幅增加。

赵继士从西和县档案馆馆藏档案察知，1960年前后，甘肃西礼县发生了现代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仅1960年全县死亡人口就达44608人（省统计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势头仍在发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详细]（赵继士《一九六O年前后西礼县大饥荒》）

江苏省高淳县“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 发生了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病患者114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严重事件”。（《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高淳事件的通报》, 中发( 60)309号文件, 1959年1月22日。蔡天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烹调增量法”的历史反思》）

……

从这些直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确确实实存在饥荒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人口的急剧减少并非仅仅是因为户口漏报（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的话）。

当时的官员和记者关于饥荒情况的回忆
近年来，关于1959-1961年大饥荒各地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有很多当时的省市一把手或者负责人、新华社记者在回忆录或者采访中给出了一些死亡数据，尽管这些数据的准确性众说纷纭，一时难以证实，但是在权威资料尚未公开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从这些回忆的数据中略略看到当时饥荒的惨状。

关于河南信阳，据当时在信阳行署办公室担任秘书的余德鸿回忆：“国务院内务部曾于1960年春派郭处长（编者注：具体姓名不详）来信阳了解情况。……他们花费了近三个月的时间，逐县进行了调查访问，在调查报告中，写上了饿死人105万的数字。”（余德鸿《痛忆“信阳事件”全程》）

关于四川梁平的情况，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明朗回忆说：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数字。我专门问过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实实给我说，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说是八万。那时粱平的人口是五十万左右，这个数字我是一直记住的。……我那时是县委的一把手，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确实的。”（明朗《“大跃进”中在梁平》，《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5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关于安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原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凯帆回忆，大概为500万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同志参加安徽组讨论，追问安徽饿死了多少人，第一次报40万，后来追问紧了，报到400万。实际上约有500万人。”（《张凯帆回忆录》，第34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据安徽阜阳地委宣传部长介绍，原有800万人口的阜阳地区就饿死200余万人。当年向刘少奇汇报阜阳地区饿死150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发的数字是饿死了240万人。（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关于山东的情况，原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在回忆中说：“1960年山东省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1961年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会议通报：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农民日报》原总编辑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

关于饿死人总数的争议
1959-1961这三年总共饿死的多少人，由于资料的限制，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现在的学者专家们多是根据1953、1964、1982年等年份的人口资料以及一些县志、档案等材料加以推算。

比较官方的说法来自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首次确认了1960年人口减少1000万。[详细]

学术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根据80年代以来出版的人口资料和各地的县志，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推算出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推算出的数据约为1700万。上海大学教授金辉以国家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认为“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 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他还认为总计损失人口数为6000万-7000万，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男女比5：2。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则认为这三年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葛剑雄认为，“三年的大饥荒造成的人口过量死亡至少要超过1530万”。另外还有国外的学者测算出从890万到3300万不等。（李成瑞、尚长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研究述评》）

除了完全否认有饿死人现象者，关于总人数最少的说法来自孙经先，他根据其人口减少主要是因为户籍错报的说法，相信《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我国1959－1961 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 万，其中1959 年1.8 万人，1960 年37.5 万，1961 年64.7 万”的说法是可靠的。事实上，前文我们已经分析了，《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的统计数据完全不可信。
结语首先，我们绝对可以肯定的是，1959-1961年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大饥荒，在这场饥荒中有成千上万的人由于政策失误被饿死。

其次，关于这三年中国一共有多少人饿死，尚未有最权威的资料出现。关于人数的问题大家众说纷纭，在关键史料解密之前，真正的数据依然只能靠各种推算和猜测。但我们有权呼吁官方公开史料，给死去的千百万人一个说法；我们有权要求将遇难人数精确到个位数……

最后，在探讨具体的遇难人数的同时，需要真正认清那个时代的悲剧，如此才能让让这样的惨剧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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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本帖最后由 37008 于 2012-8-5 13:46 编辑 [/i]]

楼主可能对当今的腐败现象麻木了！分析一个人应当尊重历史，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生那样的事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吗？现在没有个人崇拜吗？整天喊着“高举某某某的大旗，团结在某某某为核心党中央周围”这就不是个人崇拜？计划生育政策下那些无辜的婴儿，死了多少，以亿计算吧？那些婴儿犯什么罪了，要把他们注射致死？结扎放环是野蛮政策不？造成的后果如何？现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两个年轻的养四个老的，甚至更多，可是，年轻人连工作都没有着落，连个房子都买不起，如何养老人？还有，自然环境的破坏，官场腐败，人们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等，是谁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只有你虞我诈，制造毒食品，认钱不认人，靠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造成的表面繁荣，值得骄傲吗？还有......
时间会检验一切，让后人去评说吧！

诬蔑毛，无非是想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成绩巨大，其实只要对比一下就清楚明了，比如，说红卫兵打砸抢，也应说说计生工作队打砸抢才公平啊！前者荒唐，后者恐怕比前者更有甚之吧？

[quote]原帖由 [i]wzwz[/i] 于 2012-8-5 14:00 发表 [url=http://www.sexinsex.net/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83321771&ptid=4513526][img]http://www.sexinsex.net/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楼主可能对当今的腐败现象麻木了！分析一个人应当尊重历史，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发生那样的事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错吗？现在没有个人崇拜吗？整天喊着“高举某某某的大旗，团结在某某某为核心党中央周围”这就不是个人崇拜？计划生育政策下那些无辜的婴儿，死了多少，以亿计算吧？那些婴儿犯什么罪了，要把他们注射致死？结扎放环是野蛮政策不？造成的后果如何？现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了，两个年轻的养四个老的，甚至更多，可是，年轻人连工作都没有着落，连个房子都买不起，如何养老人？还有，自然环境的破坏，官场腐败，人们信仰缺失，道德沦丧等，是谁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只有你虞我诈，制造毒食品，认钱不认人，靠这样发展起来的经济，造成的表面繁荣，值得骄傲吗？还有......
时间会检验一切，让后人去评说吧！ [/quote]
很简单，鄙视毛不等于歌颂今。
但假如非要我从毛和今中选一个，我肯定选今。

毛时代的工资级别制，其差距远大于中国任何一个朝代包括民国时期。
更别说当官的有各种特权、各种特供。光是毛时期产生的退休双轨制和医疗双轨制就是现在依然让四代五代头痛万分的一个问题。80%的养老保险都拿去养那群当官的，这是谁创立的制度，还不是那块腊肉。

没错，现在是虚假繁荣，但至少你能吃饱吃好，而不是全国饿死N千万没死的瘦得像竹竿那样，然后无比崇敬的看着腊肉的那个大肚腩……

[quote]原帖由 [i]wzwz[/i] 于 2012-8-5 14:12 发表 [url=http://www.sexinsex.net/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83322116&ptid=4513526][img]http://www.sexinsex.net/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诬蔑毛，无非是想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成绩巨大，其实只要对比一下就清楚明了，比如，说红卫兵打砸抢，也应说说计生工作队打砸抢才公平啊！前者荒唐，后者恐怕比前者更有甚之吧？ [/quote]
红卫兵只是打砸抢吗？
文革时期的武斗怎么不说，将敌对派系的女人抓到后轮番性虐待、铁丝穿阴户、火钳夹乳头怎么不说。你去SIS的成人文学转帖区里的另类酷文板块看看，里面有的内容在文革全有，不是虚构，不是小说。
那时候那些疯狂的人在腊肉的感召下可是将敌对派系的人当做不共戴天的仇人来对待的，所有他们能想象的恶毒酷刑全施加在对手身上，而这种行为可是腊肉纵容甚至鼓励的。

拿计生队去和这些人比也太抬举计生队了，拿日本鬼子去比还差不多。

哎。。。领导人的评价又岂是我们这等屁民所能够企及的？看看苏联批斯大林，之后苏联的样子。人无完人，领导者的错误不是特定某个人的错误，而是整个领导班子的错误，这个需要承认的，只是领导人本身占了更大的一部分责任。功过七三分还是比较的中肯的，即使五五分也还是不能否认其功劳的。毛的主要功劳就是建立了新中国，也就是打下了江山。至于有人说毛专制啥的，话说当年出来老毛就是老蒋了，老蒋在台湾执政貌似也是相当的专制的吧。所以不要以一己之观点强加给某个领导人头上，当年的特殊环境，导致了当时的人对事情的看法不同。话说五十年代的人心是多么的齐啊，干事是多么有号召力，可是现在呢？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接触的信息多的不是一点半点，懂的更多了，但是那时候的人不一样啊，所以呢平常心对待吧，自己明白就行。美国人就不美化自己吗？打那么多战争，不都扯着民主的大旗么？但是死了那么多的贫民，还有各种虐囚的丑闻，也没见你们谁去吐槽啊，所以吧不要那么的激动，淡定！

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好像只有骂毛泽东才能显出自己有多么爱国。这种现象在你们一心崇拜的美国也是少见的。因为你可以指责政府或者总统，但对自己的开国元勋却非常尊重。但是在中国却对共和国的缔造者大泼污水。不知你们到底安得什么心？为建立新中国 牺牲了六位亲人,一辈子艰苦朴素的作古老人，怎么轮到你谩骂 攻击。正常的讨论是应该的但诽谤和漫骂就太不该了。我不是共党也不是所谓的毛分，只是看不惯某些人的作为这才发点感想。

[quote]原帖由 [i]青山白云[/i] 于 2012-8-5 17:56 发表 [url=http://174.127.195.166/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83328660&ptid=4513526][img]http://174.127.195.166/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好像只有骂毛泽东才能显出自己有多么爱国。这种现象在你们一心崇拜的美国也是少见的。因为你可以指责政府或者总统，但对自己的开国元勋却非常尊重。但是在中国却对共和国的缔造者大泼污水。不知你们到底安得什么心？为建立新中国 牺牲了六位亲人,一辈子艰苦朴素的作古老人，怎么轮到你谩骂 攻击。正常的讨论是应该的但诽谤和漫骂就太不该了。我不是共党也不是所谓的毛分，只是看不惯某些人的作为这才发点感想。[/quote]

對于我們這些人來說，斯大林在蘇聯沒解體以前是何等的英雄，但隨著各種文件的解密，我們現在看到的斯大林就是一個屠夫、一個殘殺本國人民的劊子手，這種轉變算大潑污水嗎？所以在毛的相關文件沒有解密以前是不是潑污水還真不好說。

不過你提到的一個修飾詞，“艱苦樸素”確有不實之處，從目前中國已經解密的材料中可以找到很多關于“特供煙”“度假別墅”甚至中南海菜譜等等官方介紹和書籍，表面上看是為了宣傳偉大領袖的文章，但每一篇文章都可從中看到毛以及中央領導們的特供待遇。

历史没法假设，写历史或者说历史的人也要看他站在什么立场，你说三七开那对面的人就说七三开，我们要做的就是客观看待，功是功，过是过，不能相抵。从中共建党开始，国民党剿共，到日军侵华，到内战，建国后以庐山会议分界。谁得了政权谁也会加以粉饰，还维持正当性嘛。就拿延安时期种鸦片，对方说卖钱我方说给受伤战士止痛。你信谁去？那就只能再找佐证，到最后可能发现，也卖钱也治病了。你要完全地否定毛和那些鼓吹毛左们有何区别。还有你说那个三年自然灾害，是先有人祸后有天灾，否认哪个都是不客观的。

中国人真撑折腾，要是在欧洲早就都成神经病了，这种日子压根就是世界末日。

[quote]原帖由 [i]青山白云[/i] 于 2012-8-5 17:56 发表 [url=http://174.127.195.163/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83328660&ptid=4513526][img]http://174.127.195.163/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好像只有骂毛泽东才能显出自己有多么爱国。这种现象在你们一心崇拜的美国也是少见的。因为你可以指责政府或者总统，但对自己的开国元勋却非常尊重。但是在中国却对共和国的缔造者大泼污水。不 ... [/quote]
牺牲亲人是造反的代价吧，至于一辈子艰苦朴素。
好象只在口号上，比如说口号喊着三年不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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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喜欢跳舞，中南海舞会连连。
但老人家主张一个人要脱离低级趣味，所以六七十年代社会上没有舞会。

老人家喜欢看古书（尤其是《资治通鉴》之类）。
但文革一起，先“破四旧”后“批孔批儒”，古代典藉成为毒草。许多专家学者被抄家，藏书被毁，大陆上有丰富私人藏书的仅他老人家和康生等极少数文革权贵。为了满足他老人家的特殊阅读需要，有关部门还专门印制“大字本”古籍供毛使用。

老人家喜欢旧戏。
文革一起，旧戏从全国舞台消失，八亿人民只能看八个样板戏。但为了满足毛对旧京戏的爱好，上影厂秘密摄制旧戏曲片，专供老人家一人观赏。

老人家认为“穷**富变修”，总是担心人民“修了”，所以报纸宣传“一厘钱精神”。老百姓工资收入也极低，生活极节俭。少数富户家有三大件（收音机、自行车、手表），多数百姓家中的“家电”只有手电筒。
但老人家是不怕“修”的特殊人物，为当时的大陆首富，有大陆上独一无二的私人游泳池，以及各地行宫。还有特制烟、特制红烧肉、主席专用瓷器、空调（这个词当时民众不但见所未见而且闻所未闻）等等。

老人家在爱情上实行**的浪漫主义，农村家乡罗氏因是父母包办，所以到省城追上了教授女儿杨，大山里打游击时又与小城美女贺结婚，到北方安定后与十里洋场演员江结婚，进京后没几年便与江分居而……
但老人家要求平民“做一个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全社会很讲究男女大防，文艺作品绝不能描写爱情，恋爱男女在公园接吻是要被弄到***受惩处的，而通奸者是要被戴上“坏分子”帽子，打入贱民阶层的。
通常认为，凡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饮食男女，而圣人则清心寡欲不染红尘。然而在那个年代，圣人热衷于干着凡人的事，而凡人则被要求按圣人标准生活。

全国宣传工具对老人家的期望是“敬祝万寿无疆”（对林的期望降一档为“永远健康”）。
对工农兵群众的要求是“为了拿下大油田宁可少活二十年”，是“先治坡，后治窝”，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单位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文革时全国大搞“忆苦思甜”，所有地主富农都被描写成无恶不作的大坏蛋（如刘文彩、南霸天、黄世仁、周扒皮……），还要特别强调“天下乌鸦一般黑”。
但有一个叫毛顺生的湖南富农家庭例外。【注意：毛的家庭成分也在地富反坏右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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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中国宣传领域，毛泽东仍是全国人民生活简朴的学习榜样。这个榜样的实例，分别是他的朴素的衣服，简单的一日三餐，稿费的分发，以及死后的所有财产等。说实话，这些确实是当今中国的贪官们应该学习的。但人所不知的是：毛泽东在全国的别墅众多，是专为他提供出外休息的住所。以当年的物质条件标准，内外装修全是一流的。因此，在国家并不富裕、人民生活极端穷苦之时，这些别墅可谓是最高级别的奢侈品。最为重要的是：各地官员在为毛修建别墅时，毛是首肯的，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且还确实在一些别墅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如果他反对，谁敢这样做呢？如果我们按当年的生活标准与物价，这些别墅加起来的价值，怕当代中国能利用公款办私事的人谁也办不到。有人说：这些别墅不是毛的私人财产，因此不能视为毛的生活腐化。这就更有错了，因为他是利用国家财产来为自己服务，而不是为百姓服务的。与当今官员们利用公款吃喝、出国旅行、玩夜总会相比，这些不动产算是大巫了。有一位官员拍着自己的大肚子说：“这里面装了500万元的名酒。”别看他没有表面上的贪污。
在全国所谓的“三年灾害”刚刚饿死了几千万人之后的1962年，就有当地官员在北戴河为毛泽东专修了新的别墅，把原来的别墅让给江青专用了。几乎与此同时，在紧挨老人家故宅湖南韶山的滴水洞，也修了一座客厅、卧室、办公室、运动室、游泳池、防原子弹洞等应有尽有的豪华别墅。另外，此前此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南宁、成都、郑州、长沙、南昌、济南、大连、青岛、庐山等地，也都有他的别墅；有的一地还不止一座别墅。在太原，毛虽未及垂青，但当地官员也为他修了“迎泽宾馆”、“迎泽公园”、“迎泽大街”和“迎泽大桥”，随时准备他巡幸、并迎接他的恩泽。在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的青海、新疆等地，也有人给他砌了别墅。昆明别墅的图样也设计好了，派专人送请毛过目是否合适，他认为设计得很好，那又是个四季如春的美好所在，但因海拔较高，没有去，这才为多灾多难的骨肉同胞省下一大笔银两。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田家英奉命带了一些人去湖南农村调查人民公社的生产和“共产主义大食堂”等生活情况。他首先看到了几乎与滴水洞别墅同时落成的省委宾馆大楼，十分惊讶。他避开省里的陪同者在调查组的同志们面前撇撇嘴悄声说：“也不看老百姓吃的是什么、住的是什么，共产党比国民党更爱享受了！” 此后就有人说：古今中外的任何一位帝王或总统、国家元首，都没有毛泽东的“行宫”、别墅多。
　　所有这些“行宫”和别墅，都像毛泽东垂青任何地方或家庭时接触的桌椅板凳、茶杯茶壶等物一样，都被当作圣物一样珍护。每个别墅都有成连成排的武装部队日夜守护，所有的管理人员、厨师、服务员都原封不动，所有的房屋与设施每天都打扫整理得一尘不染，随时准备着“伟大领袖”突然幸临。即便毛已仙逝，这些“行宫”和别墅有的还被当作历史文物保留着。这又无形地耗费着国家的一笔巨额财产。
外国元首光顾较多的杭州刘庄别墅（现称“西湖国宾馆”）一直维护得相当好。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元帅说：他看过很多国家元首的行宫别墅，其豪华庞大、设备周全、环境优美，都比不上刘庄别墅。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住进这座别墅留恋忘返，陪同人员经过请示只得临时为其改变行程，让其夫妇在那儿多享受了一天。
　　“伟大领袖”和夫人江青如何也无须多费笔墨，只要看看近年《百年潮》杂志刊发的当年奉命给江青当秘书的杨银怀写的《我给江青当秘书》就一清二楚了。其中单是《江青的‘女皇’生活》一章，就活脱脱再现了这位“女皇”比慈禧太后还太后。其实，在那些权力暴发户眼里，“斗私批修”，都是懵人的！只要嘴头儿上“突出政治”，“誓死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便是男盗女娼，也是“生活小节”，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不仅有“林副统帅”的“小节无害论”作护身符，更早有“伟大领袖”的一席话作后盾--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提到一些党员干部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倾向时说：“这些同志，你说他有没有道理？我看也是相当有道理。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监督共产党？究竟江山是谁打下来的呀！所以听他们的话是有不少道理的。”虽然后来出《毛选》五卷时把这段话删去了，但“打江山坐江山”的人们却代代相传地铭记不忘，并且想方设法地维护他们的个人权威与既得利益，坚决不允许他人“说三道四”。
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不得不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然而，想根治这个病，很难。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甚至在全面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仍不断发表这样一些文章、评论和读者来信：《大吃大喝可耻，艰苦奋斗光荣--记黑龙江省集贤县委坚决抵制大吃大喝风》（1977年10月24日人民日报通讯）、《大吃大喝可耻，艰苦奋斗光荣》（1977年11月7日人民日报专栏大标题），《对‘溜派’、‘风派’、‘震派’人物提出批判与忠告》（1978年1月27日解放军报读者来信），《坚决反对搞特权》（1979年5月15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改造社会风气是全党的任务》（1979年6月8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等等。可见腐败风之深重！
与此相对照，则是大批农民失所流离，到处乞讨。即使在得天独厚的首都北京城，也都随时可见这些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这正如左拉在其《饕餮的巴黎》中所描述的那样：一边是荒淫无耻，挥霍无度；一边是饥寒交迫，身无分文！从不顾国情地强搞“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直到孤注一掷的“文化大革命”，全国农村究竟有多少人生活困顿？据在新华社搞了多年农村报道后去《了望》周刊当了副总编辑、总编辑的陈大斌在其近著《饥饿引发的变革》一书中（19页－20页）说：
1978年全国农民中，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前、中期（指土改后到公社化前的那些年，农民们说那是他们的黄金岁月、太平盛世）的约占三分之二，具体地说，就是有五亿三千万农民不如二十年前。再往深一层说，公社化二十年使三分之二的中国农民生活水平降低了。更让人惊心的是约有三分之一的农民吃粮水平不如抗日战争前的三十年代（指1936年，农民吃粮水平并没有当时的统计资料，是根据当时全国粮食总产和人口总数计算出来的）！
　　再看看农民的现金收入：1978年，我国农村约有一亿一千二百万人口每天只能挣到一角一分钱，有一亿九千万人每天挣到一角三分，有二亿七千多万人每天可以挣到一角四分。山西雁北地区平鲁县的农民每天只能挣上六分钱。所以有些农民哀叹：“堂堂七尺男子汉，人民公社好社员，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早起干到日头落，不如母鸡下个蛋！”有的地方农民出工在村头上，看见地上有个东西闪亮，捡起来一看，竟是一枚五分硬币，于是叹道：“这一弯腰比干一晌活挣的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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