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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关系型契约与制度型契约存在的原因分析

　　　　　　　[color=Blue][b]东亚关系型契约与制度型契约存在的原因分析[/b][/color]


　　东亚经济运行存在着两种路径，即关系型契约和制度型契约两种机制，这两
种机制在东亚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原因。

　　第一，目前的东亚社会处于前现代与现代社会之间是关系型契约和制度型契
约两种机制共同运作的时代背景。现代化的概念是美国人１９５１年提出来的，
其基本涵义是说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１９５８年，美国学者丹尼尔？

　　勒纳在《传统社会的消失》书中提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即传统社会和
现代社会，现代化则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
对现代化涵义的解释更多地倾向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包括政治、经
济和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前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文化水平较低，人们生活
场所得固定，其显著的特点是崇尚中心，提倡权威，尊崇等级，高扬整体的深度
模式。根据世界通用的美国学者英克尔斯衡量现代化的标准，现代化的量化指标
主要有１０个：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３０００美元以上；２。农业产值占国
民生产总值比例低于１２%-１５% ；３。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４
５% 以上；４。非农业劳动力占劳动力的比重在７０% 以上；５。识字人口的比
例在８０% 以上；６。大学入学率在１０%-１５% 以上；７。每名医生服务人数
在１０００人以下；８。平均寿命在７０岁以上；９。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在５０% 以上；１０。人口自然增长率在１% 以下。根据这个标准，显然大多数
东亚国家还未实现现代化，更不用说那些无法用数量来显示的指标：诸如公民的
综合素质，政治参与意识，包容精神等等。正是在这种前现代性向现代性转化的
历史背景下，东亚社会的关系型契约和制度型契约两种机制得以运行。

　　第二，博弈理论是关系型契约和制度型契约共同运作的经济学依据。根据博
弈理论，任何经济活动都是需要成本的，而博弈的过程以及博弈的结果总体上是
遵循成本最小化原则的，关系型契约和制度型契约运作也是需要成本的，首先，
这种成本是与市场大小有关系的，基于何种契约来治理受市场范围的影响，市场
范围越小，关系型契约越重要，制度型契约越不重要；反之则反是。特别地，从
这个视角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是劳动分工不断深化和市场范围
不断扩大的过程，在微观治理上是一个从互联的关系型契约不断向制度型契约过
渡的过程。

　　其次，这种成本是与市场的成熟度有关系的，基于何种契约来治理受市场成
熟度的影响，当一个社会的市场不够成熟的时候，关系型契约越重要，制度型契
约越不重要；反之则反是。特别地，从这个视角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
过程，是市场不断成熟的过程，在微观治理上是一个从互联的关系型契约不断向
制度型契约过渡的过程。

　　再次，这种成本是与市场发展速度有关系的，基于何种契约来治理受市场成
长速度的影响，当一个社会的市场成长速度快的时候，关系型契约越重要，制度
型契约越不重要；反之则反是。特别地，从这个视角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的过程，是市场成长速度加快的过程，在微观治理上是一个从互联的关系型契
约不断向制度型契约过渡的过程。

　　根据博弈理论要求的博弈的过程以及博弈的结果总体上遵循成本最小化的原
则，关系型契约和制度型契约运作符合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现状，市场的大小，
市场的成熟度，市场的成长速度决定了关系型契约和制度型契约在东亚经济生活
的共同运作。

　　第三，面对世界经济形势东亚诸国政府的经济政策选择是关系型契约和制度
型契约共同运作的政治经济学依据。东亚国家经济全面起步于二战之后，赢得了
民族解放胜利的东亚国家开始了真正属于本民族自己的经济建设，但是当时东亚
诸国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东亚国家内部缺乏自己的民族企业，工业体系，资
本资金，先进技术，管理技能，专家人才，东亚国家内部的困难是一系列的。此
外，东亚国家还面临着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西方国家凭借自身良好的经济基础，
完善的制度设计，以及在世界政治中的话语权，在世界经济中起着主导作用，东
亚大多数国家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在内忧外患之下，东亚国家陷入了弗兰克所称
的边缘对中心的「依附」地位。对「依附的链条」的论述，是弗兰克对依附理论
所做的重要贡献。弗兰克认为，在商业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时期，第三世界国家
被迫接受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它们的生产首先是为了出口，主要是为了满足帝国
主义对原材料的需求。第三世界国家的上层领导者加入了这种依附体系，他们不
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创造任何独立的经济活动方式，而是越来越心甘情愿地在富
裕的消费者和贫困的生产者之间充当中介者。他们是上层买办阶级，这个阶级的
财富与生活方式越来越有赖于中心地区的经济上层的活动，这种中心地区被弗兰
克称之为「大都会」。这样一个「依附的链条」，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
通过附属于这些地区的大都会伸向贫困的城镇和农村，经济剩余就沿着这个链条
向外转移，最终由穷国转移到富国。「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地区组成的整个链条，
从资本主义的世界的大都会延伸到卫星国的农场主或农村的商人，这些人既是当
地商业中心的卫星，又有自己的卫星，那就是农民」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东亚国
家（地区）只能借助政府的力量，以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着力培养有竞争力的
民族企业，塑造有特色的民族产业为手段，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诚如杨立冰学
者所言，「东亚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政府主导下培育市场、
完善市场、扩张市场，这是６０年代以来东亚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东亚奇迹」

　　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东亚国家的政府在特定世界经济形势下选择的政府主导
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注定了关系型契约的存在合理性。但是政府干预应该是有限度
的，否则，将会造成贪污腐化，社会不公正，经济危机，１９９７年的经济危机
便是明证，为了获得美国把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援助，之后的大多数东
亚国家基本上秉承了私有化，自由化，改革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东亚国
家的政府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注定了制度型契约的存在合理
性。

　　第四，儒家的政治文化面对西方政治文化的冲击是关系型契约和制度型契约
共同运作的社会学依据。徐大同，高建在其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
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总结为：在国家最高所有权支配下的小农经济，
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官僚系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关系，这种分析适
用于处于儒家文化下的大多数东亚国家，他们认为，在东亚传统的政治文化中，
个人是处于宗法关系网包围中的人，每个社会成员由于生来是这种血缘宗法关系
中的人，从而都不能象近代社会那样，或像西方古代希腊国家中的人那样独立出
来，以公民的身份而出现。因此东亚政治文化中的个人只能是缺少或失去主体意
识的人。而家庭整体与封建专制国家则对个人有决定性的作用。尽管说东亚古代
政治文化中。儒家很强调人格独立，主张「克己」，「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
志」。但这种人格独立往往表现出是在克制自己的个性与欲望。服务于宗法关系
中来实现的。儒家传统思想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延续了数千年，其精神实质可以所
已经渗入了东亚的精髓与骨血里了，因而这种儒家主导下的政治文化造就了关系
型契约在东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合理性。而西方政治文化强调自由，民主，竞争，
制度，这种精神反映在经济运行中便表现出谋取竞争获益最大化，经济竞争在制
度框架下进行，个人行为及利益地实现是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伴随着数个世纪
东亚被西方国家征服，压迫，盘剥的屈辱，以及全球范围内「英国治下的和平」

　　和「美国治下得和平」的历史阶段，东亚地区已经深深烙上了西方政治文化
影响的烙印，因而这种西方的政治文化造就制度型契约在东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
合理性。竞争获益最大化，经济竞争在制度框架下进行，个人行为及利益地实现
是其行为的根本出发点，伴随着数个世纪东亚被西方国家征服，压迫，盘剥的屈
辱，以及全球范围内「英国治下的和平」和「美国治下得和平」的历史阶段，东
亚地区已经深深烙上了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的烙印，因而这种西方的政治文化造就
制度型契约在东亚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合理性。

[[i] 本帖最后由 后门一枪 于 2012-9-19 23:13 编辑 [/i]]

所以中国的崛起让西方诸国很恐慌，几千年文化底蕴可不是只有几百年的国家能够比的。但因为历史原因，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宣传、保护、传播等等方面力度严重不足，导致外来文化逐渐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当年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其实也有清洗一下外来文化的意味。可惜路走偏了，时代进步的巨轮不是人力可以阻止的。手法很重要，怎么让老中青三代人都接受，是考验领导者和文化传播者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