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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经先：“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

孙经先：“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
——对杨继绳先生两篇文章的答

孙经先
2014年01月24日10:41   来源：红旗文稿

编者按：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最近几年，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坚持用事实揭露《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明确指出“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并正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 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最近两年，杨继绳先生又于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并于2013年12月在《炎黄春秋》第12期上发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孙经先教授这篇反驳文章，对“饿死三千万”重大谣言的来龙去脉作了辨析，以正视听。

一、《墓碑》篡改、伪造数据事实确凿

2013年9月9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用事实揭露了《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数据，制造了“饿死3600万”的重大谣言。文中列举了十个典型实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样篡改、伪造数据的。杨继绳先生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以下简称《谣言》）一文中对我们的批驳进行了辩解。我们先对杨先生关于这十个典型实例的辩解逐一进行剖析。

1.《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这样，尽管是很不情愿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杨先生毕竟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愿意更改”。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350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这样荒谬的数字在《墓碑》中绝不是只有一处。例如，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只有136万人的“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居然“饿死近百万人”；1958年只有6万人多一点（60971人）的甘肃省临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万多人（41381人）。（《墓碑》的说法见该书142页、141页；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临夏市的数据见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页）我们在对《墓碑》一书进行查证的过程中发现，只要有人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句“XX地区饿死XXX万人”，就都会被杨先生写入《墓碑》一书，成为他“确认中国饿死3600万”的重要依据。

2.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该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杨继绳先生的说法纯属诡辩。让我们看一下陈振亚报告的原文：“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后兼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很明显，陈振亚在这里说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共饿死60245人”。为了掩盖这一篡改，杨先生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关键性的话，因为“浮肿病27735人”这一数据就已经否定了他“共饿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经我们查证后发现，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继续篡改数据，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篡改为“全县死绝8404户”。

3.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说：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的死亡总数为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其《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以下简称《走向谬误》）中，又进一步被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不得不承认：“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紧接着又做了诡辩：“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情况究竟是不是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该调查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这里的“死亡总数436882人”明确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而绝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杨先生的辩解无法改变他篡改数据的事实。

杨先生说我们在查证时“没有看到……死亡549171这个数字”，其实，我们早就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查证。查证的结果是：杨先生对这些数据都进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检讨报告中的总死亡人数549171人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统计数是549171人”。
通过以上两个典型实例，人们可以知道，陈振亚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中的死亡人数都明确指全部死亡人数。这就揭露了杨先生所谓“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强词夺理。

4.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无为县志》记载的是户籍统计的总死亡人数，他把这样的死亡人数居然也说成“就是饿死人数”。

由以上实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继绳先生的一个荒谬的思维逻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而这是贯穿在整个《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

5.福建省《宁德市志》114页记载，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承认：第一，他出现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国GCD宁德历史大事记》，但是他“没有找《中国GCD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说法与他所引用的《中国GCD宁德历史大事记》中的说法有重大区别。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无论杨先生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宁德市志》中“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为“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这一基本事实。

6.《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我们经过查证指出，《临夏市志》记载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他的这一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将作改正”。只是杨先生把错误推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身上，显得很不厚道，为什么杨先生在写《墓碑》一书时不去核对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我们经过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因此，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对于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的说法，杨先生在辩解中说，他的这一说法是引用了郑义和晏乐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杨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说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由《江口县志》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一说法是伪造的。

在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杨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显错误的数据。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有关数据的虚假性都是很容易鉴别的，只要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一下这些县（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杨继绳先生在研究这样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时，却连这样简单的鉴别工作都不去做，并且在我们已经指出了他的实质性错误以后，不但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为自己进行徒劳的辩解。

8.《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我们经查证后指出，《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辩解。在对杨先生的辩解进行评述前，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常熟市志》对三年困难时期常熟县的浮肿病发病、治疗和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做了明确的记载。这一记载如下：“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县内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营养不良性浮肿病，……其发病特点为冬春剧、夏秋瘥。发病高峰时全县有病人4.9万余人，各地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全面防治，办临时疗养院350余处，采取重点疗养与全民保护相结合，以及治疗、休息、营养三管齐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万人进行疗养，其中90%以上恢复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历时两年半。”1960年冬“县内各地出现浮肿病患者，少数病人死亡。县、社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对病行集中治疗。”1961年“3月下旬，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县浮肿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为高峰，患者达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页）由此可以知道，常熟县的浮肿病死亡人数应在数百人左右。

杨先生查证了《常熟市志》，那么上述的这些明确记载杨先生难道没有查证到？或者查证到了不愿意公布？

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然而，人们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页记载的是常熟县历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而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第二，杨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编造的一个极为荒谬的公式，计算出了常熟县的“饿死人数”。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错误公式“计算”得到的数据说成是《常熟市志》的记载。

十个典型实例中的另外两个，即《墓碑》中的“《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篡改和伪造。

二、一个制造谣言的“杨继绳公式”

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一个“饿死人数”计算公式，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叙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杨先生把这一基准错误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某一地区“饿死人数”的数字。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把它称为“杨继绳公式”。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完全错误的。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了一大段话，认为这个公式一点也不“荒谬”，充分暴露了他对现代数学的一窍不通。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向杨先生普及一下数理统计学的最基本的常识。

稍微了解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必须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详细数据，其中至少要有这些地区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常死亡、由于各种疾病死亡、饥饿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然后严格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数学公式是不是正确，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下面我们就用实际统计数据来揭露“杨继绳公式”的荒谬性。

湖南省常德地区1960年年均人口为404.6万，死亡率为45.4‰，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常德地区1960年“饿死”人数为14.6万。但是据《常德地区志·卫生志》记载,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区浮肿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常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地区志·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利用“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字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的24.3倍。上一节中常熟县的实例也说明了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记载，常熟县浮肿病死亡人数约在数百人左右，而这一公式却计算出常熟县“饿死11000多人”，把人数扩大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左右。

我们就很多地区的情况都对“杨继绳公式”进行了验证，验证的结果表明，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来的“饿死人数”，比实际统计数字通常要大几倍、十几倍、几十百，甚至几百倍。杨先生《谣言》一文中说：“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 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这一荒谬的公式，“坐在书斋里”“计算”出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从而制造出了一大堆谣言。就在我们已经指出这一公式的极端荒谬性之后，他在《谣言》一文中还继续使用了这一错误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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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父亲曾经告诉我说，他在那个时候吃过用米糠做的饼。我当时就提出质疑，米糠过于粗糙，人是吞咽不下去的。哪知老父亲苦笑之后告诉我说，正常情况下是咽不下去的，但会用煮得非常稀的米汤配着，咬一口糠饼，然后喝一大口米汤就下去了。

饿死多少人确实是无法考证了，但那个时候百姓粮食紧张是不争的事实。据老父亲讲，他们那个村庄，糠饼是家家不缺的。一些上了岁数的老人，还有一些小孩因营养不良而引发的种种疾病导致去世的，是有的。

饿死三万、三十万、三百万、三千万或是更多，那毕竟是一段历史，岂可信口胡说。哪怕是一个连环杀人犯，警察逮住他，还要他逐一招供杀人行为，指认犯罪现场等相关法律程序后才能定论。这篇文章的重点是针对《墓碑》一书提出的”饿死3600万“一说提出质疑，而我们一些人偏偏就信《墓碑》。

三、究竟是谁“脱离中国实际”

“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起源于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数据，是搞清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究竟是不是“饿死三千万”的关键。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孙先生不了解我国人口数据的采集过程，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他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

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究竟是不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我们认为是，杨先生认为不是。这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最有发言权。李成瑞先生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这就完全否定了杨先生的错误观点。

从杨先生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他根本不了解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的采集与汇总过程。在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中，“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根本不需要独立采集。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实际”。

显然杨继绳先生对这些内容一无所知。他在《走向谬误》一文中说：“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生产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迁出数、迁入数也是上报时回顾的”。从表面上看，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着杨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在这里模糊和遗漏了更为重要的情况。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户籍登记机关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所以杨先生所说的“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实际上是上报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户籍登记的人员那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户籍登记的人员在接到这些上报数据后，就要按照户籍管理制度的规定，分别将这些人口变动数据登记到本公社的“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中，并且在本公社的常住人口户口簿中“根据人口变动，随时填入或者注销”。这就是说，杨先生所说的情况，仅仅是户籍登记的一种形式和辅助手段，这种情况改变不了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这一实质。

我们已经说过，对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总数”数据的采集和“人口变动”数据的采集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人口总数”数据根本不需要另外独立采集。杨先生却说基层上报数据时，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杨先生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在《走向谬误》一文中提供了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这个表格上只有当年“年末总人口”和当年“人口变动”两大项，没有上一年岁末总人口数的数据。据此，杨先生说：在表格上“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没有显示，也无法算出。这样，当年总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自然变动就无法核对。我想，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

杨先生在这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我国的户籍统计工作是每年都要进行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是每年都要填写上报的，并且在本单位和上一级户籍管理部门都要存档的。某个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岁末人口总数在该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是明明白白记载着的，这样“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虽然在当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没有直接显示，但只要把它和上一年的统计表一对照，立即就可以计算出来，而绝对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无法算出”、“无法核对”。所以杨先生所说的“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是完全错误的。杨先生完全否认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这就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正是杨先生自己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走向了“饿死3600万”的巨大谬误。

四、杨继绳先生的数学错误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可以不考虑），一个国家某一年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即“该年岁末人口总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总数”）应当等于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即“这一年的出生人口数”减去“这一年死亡人口数”）。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间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即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该年人口总数增长数－该年人口自然增长数。由人口异常变化数确定的人口变化称为人口异常变化，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增加，小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减少。

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突出表现在：从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人口总数异常减少的情况，五年合计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重大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我国人口总数异常减少2644万人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是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杨继绳先生等人把我国这一期间人口总数的大量异常减少（合计2644万人）全部（或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我们利用数学思维方法证明下列基本结论：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因此，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出现的我国这一时期人口的大量异常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

杨先生显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基本结论是对“饿死三千万”的彻底否定，所以在《走向谬误》一文中，他首先用了极大的篇幅否定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然后又试图推翻我们的证明。杨先生企图推翻我们的上述基本结论，只能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五、关于漏报户籍就无法生存的问题

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谣言》两文中说：“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这里杨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那个年代漏报户籍“就没有饭吃”。一些年轻的读者对我们的研究也提出过这一质疑。这里需要把这个问题说明一下。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吃饭”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粮食凭票证供应，户口关系是粮食关系的前提。没有户口关系，市镇居民就没有粮食关系，也就买不到粮食，当然是难以生存的。但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当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三级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指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我国在1956年到1959年大批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1960年到1964年开展的市镇人口大精简运动中精简的重点就是这一部分人。这些人被精简以后，他们绝大多数都回到了农村原籍。我们所说的漏报户籍的人口，就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这次迁移，实际上是回到了他们原先就生活在那里的家乡，那里有他们的家人和原先就居住过的住房（这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他们只要在自己家乡的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可以分到粮食，他们是不需要购买商品粮的，不存在“没有饭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在一个时期没有户籍对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太大。至于这些人漏报户籍的原因，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先生认为：大精简运动中“由城市迁到农村的人口，对于落户农村却不那么积极。有些人认为，精简城市人口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就又会回到城市，所以宁肯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农村落户口（群众称之为‘口袋户口’），免得以后再到城市落户口时遇到麻烦。”

杨先生在《走向谬误》和《谣言》两文中还说：“当时不带户籍、没有粮食关系的人口流动是有的，就是从农村逃荒出来的饥民。”我们讲的很明白，我国这一期间出现的迁移漏报户籍人口主要是在1961年到1963年开展的精简市镇人口运动中产生的，这些人精简以后绝大多数都回到了他们的农村原籍，这些人根本不是“盲流”。把这些人同“盲流”混淆在一起，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六、杨继绳是怎样走向“饿死3600万”重大谬误的

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关于这次调查的情况，他在《走向谬误》中说：“1961 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件事，杨先生在这段话的注解中特别注明，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这件事。杨先生的这一说法有着重要影响，是他确认“饿死3600万”的关键性依据之一。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儿子周轩进先生是怎么说的。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杨先生说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的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掺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周轩进：《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风雨情>续记三》，参见《中华魂》网站）周轩进先生的上述回忆，充分揭露了杨继绳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确认”的所谓“全国饿死人几千万”，是对周伯萍先生原意的重大篡改和伪造。

《墓碑》一书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这部书是在“纪实”的名义下，引用了大量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来论证所谓“饿死3600万”的。因此为了揭露“饿死3600万”的荒谬性，我们就必须对《墓碑》提供的这些资料逐一进行查证。我们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查证工作的。经过查证我们发现了以下基本事实：第一，《墓碑》中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是通过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实际统计的结果；更有甚者，对不少地区，杨先生把自己计算的结果伪造为地方志的“记载”。第二，《墓碑》在使用大量的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的数据时，都把其中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伪造和解释为“饿死人数”。第三，《墓碑》大量使用了虚假的、荒谬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来源和真实性根本没有进行查证和鉴别工作。第四，《墓碑》把许多地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或者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

在《墓碑》一书中，上述这些都不是个别的情况，而是普遍的、贯穿全书的现象和思维逻辑。我们所给出的若干例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实例而已。我们在即将完成的专著《还历史以真相》中要对此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分析和揭露。谣言终究是谣言，历史的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color=Blue]至于大跃进饿死了多少人这样的问题，基本上并无定论。因为“饿死 ”这个概念就很难明确地定义。况且，您这4000万人已经超过了 59到61年的总死亡人口（大约3600万人）。当时即便风调雨 顺，每年也有7、8百万的自然死亡（三年至少2000多万人）。

而且老共上台后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2.543%）也没有高 过1949年之前38年的平均值。民国那38年一共只增加了两三 千万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不足0.1%。如果当时的出生率和50年 代前半相当的话，死亡率应该超过3%。这是个高得很惊人的数字。 满清最后十年，人口还增加了5到7千万。即便把日本人杀害的三千 万都算进去，民国这38的人口增长率仍然低得不可思议。

中共上台，无论是整体上还是局部，死亡率都是大大降低的。所以才 能前7年增加1亿人口，30年增加五亿人口。[/color]

以上是Youtube上一位在日华人Leemz2002对这件事的看法，基本上还是比较中肯的。粮食紧张是事实，但饿死一说应该更为严谨地来界定。缺乏食物，导致死亡应该是其中之一，但因营养不良导致的病死，是不是也算？《墓碑》作者在缺乏一种严谨的界定前提下，就提出“饿死3600万人”一说，最起码是经不起事实推敲的。

[[i] 本帖最后由 jxgalsh 于 2014-1-26 10:09 编辑 [/i]]

我觉得这主要是宣传工具还掌握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手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出现。它们的主要任务是用一切环境来污蔑主席，慢慢的它们会否定主席的一切做为，用以引导当下的国人，特别是年青人。
从今天看没人能比主席懂经济懂国情懂建设懂国际懂军事懂哲学。:excel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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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中共不承认3年自然灾害期间有非正常死亡的了？您查找过相关的资料吗？我手头上倒是有这方面的资料，最起码能推翻您的随口之说。

[color=Blue]官方权威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上“精确到个位”的数据是：[color=Red]1039753人[/color]（包括冻、饿、自杀和浮肿病营养不良等非正常死亡人口）[/color]

考虑到所有修史者都习惯采用所谓专用的“春秋笔法”，其提供的非正常死亡数字虽说让众多的普通百姓有所怀疑，但毕竟中共是承认了有这回事；相比这位杨大笔杆张嘴就来一个“饿死3600万人”，他是将3年死亡的人数不论何种原因，都列为“饿死”，可见他的数字更是缺乏严谨。

普通百姓在天灾大难面前还能指靠政府救助，而这位杨大笔杆除了胡说八道忽悠百姓之外他还能给百姓提供什么救助？

[attach]2412033[/attach]

[attach]2412034[/attach]

[[i] 本帖最后由 jxgalsh 于 2014-1-26 22:33 编辑 [/i]]

回复 6楼 的帖子

如果按您的6000万个家庭每家死1个计算，岂不是要得出死亡6000万人？当时全国的人口数是多少您知道吗？

按说年纪也老大不小的了，说话还这么不过大脑。这位杨大笔杆的3600万都自己承认了数字上有错误，您还比他更甚，不服真是不行。

虽说网上没有实行实名制，乱说一气也暂时用不着担责。但养成对自已所说过的话负责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吧。请您仔细阅读原文后再发言，相信您不难发现自己的假设可笑之处。

当时饿死人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多少，我不知道。那时出来逃荒的不少。

回复 8楼 的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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啰哩啰嗦说了这么多，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就你张口就来的几件事，又避而不谈了。

1、中共是否象你所说的不承认有饿死人的历史？

2、你的那个假设6000万户每家死1人的推算成立吗？

对历史不了解就想当然地去按自己的主观臆断去推断，也难怪会被事实碰得鼻青脸肿。你的那个“论持久战…”还在那儿放着哈，去看看你无视历史背景的推断吧:lol:

饿死人是肯定有的
而且北方估计更严重一些
小时候看电视，老毛一天一个窝头，百姓什么生活水准就不难想像了
其次，金氏记录上也有记载，基于金氏是反资修出品，数字可以打折扣
其三，我同学的父辈有兄弟多人，曾经饿到要抽签吃谁，虽然最后还是坚持住没吃，但他家是在南方，受当时的影响还算是比较轻的，可想而知北方的生活肯定更为艰苦

回复 12楼 的帖子

实际上这个帖子在其它的一些论坛讨论得已经是十分充分了，否则我手上也没有这些个资料。参加讨论的有博导、律师、公务员，以及普通人，得出的结论是：
1、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人肯定有，具体数字目前无法考证，但绝对没有杨继绳说的3600万之多；

2、饿死人的人数各省也不均衡，有关庐山会议的书籍上可以找到相关的原因。原湖南省委书记因抵制“浮夸”而下台，而批判他的河南、湖北省的领导却回头向湖南请求粮食援助；

3、杨继绳无视历史事实，对饿死人的数字缺乏严谨的考证，可信度极低。

[[i] 本帖最后由 jxgalsh 于 2014-1-28 11:00 编辑 [/i]]

饿死1个和饿死100个同罪，这是人命，数字衡量欠妥

10年时间人口从5亿到6.7亿, 粮食生产还是完全的农业社会,
碰到饥荒,必然要饿死人,没啥稀奇的.
民国4亿人,碰到饥荒都能随便就饿死几百万

喷子也就是喷子,而以毛为代表的gcd人,却一直在坚持工业化,坚持水利建设,开荒,这些才是解决几千年粮食问题的关键

这些喷子做啥了呢

不管饿死3600万还是1800万，这笔账历史会记得，后人会有一个公正的判断！

以前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原则上和我一个阵营的都不否认饿死过人，而且政府要为这一事件负责，所以关键在数字。
第一从理论上说，如果连年的灾年，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那么出生率必定是随之下降的，即使第一年是前一年怀上当年出生的，后边两年也会降，所以套用前面的出生率来算灾年的出生率，把根本没有出生的人等同于非正常死亡本身就是一大错。
第二，2013年曾有一篇论文，中国当时的人口统计并非普查，而是户藉统计，所以出现了A地迁出人口未消籍而迁入B地已在籍的情况，导致A地消籍后这一重复计算的人口被扣除，这个数字是很大的，具体多少忘了，有兴趣的可再翻翻去。

[[i] 本帖最后由 ssTory 于 2014-1-30 22:46 编辑 [/i]]

对于楼主的无知说法我看十分气愤，你拿辩论那套东西给自己洗白，你觉得自己水平很高么？对于论点只能是，《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
你自己调查那么多，那就应该是《到底饿死多少人》而不是攻击别人某一论据企图掩盖饿死大量底层人口的事实。不巧本人是涪陵的，对于饿死人，我的母亲父亲说的很清楚以马武方碑生产队为例30%的饿死。有一家8口全死6口全死有名有姓，本人外公饿死，公社门口一堆尸体，至于为什么没把楼主饿死，我想有以下几种情况，楼主是当官的，是工人，是学生，是军人，城市人，那是有口粮保障的，本人父亲军人，丁盛的兵都定量了两个月吃不饱那还是准备进西藏平叛的部队。死的都是什么人？地主，富农，平民老百姓为什么呢。地主，富农不敢去偷拿，刘文彩为列为了辣椒就打死你，缺粮厉害了贫下中农也得饿死，母子为米饭相残，有名有姓，无天灾只因为搞集体公社，不让种地去大炼钢铁没受成就得饿死人，饿死的都是种田人，这是不是天大的讽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楼主和日本人很像否认一切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学鸵鸟就学成了畜生的样子。要是当初农民不把粮食交出来国家分配，恐怕现在少了你这个畜生，那倒做了件好事。现在赶紧找小崔口述历史记录下，免得畜生不认账

我也说两句，我老家是四川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地方。母亲经常跟我讲当年是如何的苦，吃过树皮草根，观音土；家里确实饿死了几人！全国有没有3600万不知道，反正死无对证！但是在和平时期发生这样的人祸，主要责任毛周，居然还可以保持金身，我无法想通！现在居然还有人为这事辩护，还有人称赞什么千古一帝、第一完人什么的，犹其是家里也有人饿死的，你们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你们想过他们没有？你们还是不是人？

回复 18楼 的帖子

对于你的言语，老衲只能将其归为你父母的责任，老衲不是你的父母，所以没有对你进行再教育的责任。

对于这篇文章，尽管老衲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但在此有必要再次表明：

1、三年自然灾害是一段十分沉重的历史，尽管当局、普通群众都不愿意提起，但历史是不容被抹杀的；

2、杨继绳的饿死3600万人一说，可以说是别有用心，他在欺骗和愚弄普通百姓，为的是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当局提供的非正常死亡的数据，普通百姓自然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3、中共执政一个甲子时间稍长，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错误，相关的正规出版书籍不难找到。这方面不是你或老衲可以随意评论的，如果你不服气，那不妨可以大胆一试，希望你能有这方面的勇气，身上保存着你父辈的那点血性。杨继绳的写书的目的我想也大概就是这个，你愿意配合，是你自己的事。

4、对于各种资讯的选择，老衲以为与人们对食物的选择一样。当然了，你也可以与苍蝇等选择一样，这是你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这是社会的进步。

5、老衲最后奉劝你一句：想当喷子不是这么容易的事，当然了，如果想当一个“无脑喷”，那则另当别论了。你在网上乱喷，你家里人知道吗？

[[i] 本帖最后由 jxgalsh 于 2014-2-1 08:46 编辑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