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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金的《随想录》看“文革征文”

最近才发现，文学城里也有一个文革博物馆，而且搞了一个文革征文活动。读了几篇征文后发现,绝大多数作者要么站在一个受害人的角度控诉文革，要么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看待一个似乎是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奇闻异事。

的确，文革时期发生的一桩桩悲剧和荒诞剧在今天的人看来真是匪夷所思，难怪80、90后们都几乎把文革往事当笑话看。这也不能全怪这些娃娃，因为有关文革的回忆鲜有触及灵魂般的深刻。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巴金的《随想录》。提到巴金，不能不说他是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导者，但是很少人注意到，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只是《随想录》中很小的一部分，随想录的意义远不止反思文革和建立文革博物馆。

巴金晚年用其全部人生的感悟倾心创作的《随想录》实质上是一部“忏悔录”，饱受文革磨难的巴金其实是最有资格控诉的，但是他没有，相反他打开自己心菲，真诚地忏悔：

“我对自己的表演，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巴金不愧是一个战士，更是一个勇士，他勇于解剖自己而不是控诉别人。那么巴金究竟对自己怎样的“表演”感到愧疚呢？其实这不是秘密，文革中许许多多的受害者反过来也是施害者，中华民族的斗争哲学毕竟延续了几千年了。

早在“反右”运动中，巴金就参与了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冯雪锋的“凌驾在党之上”，批判艾青的“上下串连”。尤其是在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巴金写的《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一文对胡风等人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想录》中的“怀念胡风”也就成了巴金最深的痛。但是巴金毕竟是勇敢的，当年对胡风落井下石的岂止巴金一人！那些争先恐后表决心站队的几乎囊括了文艺界的所有大腕：

茅以升《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老舍《看穿了胡风的心》，焦菊隐《个人野心家永远是我们的敌人》，田间《胡风——阴谋家》，侯外庐《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冰心《我看出了胡风的阴谋》，巴金《必须彻底打垮胡风集团》，高玉宝《缴下胡风的剑》，曹禺《胡风，你的主子是谁？》，程砚秋《拥护全国文联和作家协会清除反革命分子胡风的决议》，陈垣《我们绝对不能容忍》，丁玲《敌人在哪里》，丰子恺《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赵丹《我的愤怒已达极点》，林巧稚《赶快从人们队伍中清除胡风》，剪伯赞《坚决反对胡风集团的罪行》，冯友兰《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钱伟长《决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马思聪《胡风——蛀墙脚的白蚁》，常香玉《坚决镇压胡风》，于伶《“敌人不投降，就消灭他”》，王光英《工商界人士应该警惕》……，

请问：有几个人站出来反省自己了？文革中受到批判的人们事后不都是以受害者的面目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控诉别人吗？不都是恨不得把当年批斗自己的人也批倒批臭再踩上一只脚吗？是啊，文革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罪，都是林彪四人帮搞的鬼，“我”苦大仇深啊！

巴金说道：“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林彪和‘四人帮’贩卖它们才会生意兴隆。不然，怎么随便一纸‘勒令’就能使人家破人亡呢？”

几千年的封建基因早就侵蚀了每一个人，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一种乐趣，文革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已，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土壤，文革才能在中华大地上闹的轰轰烈烈。

旧时代过来的巴金当然不能免俗，他在“文革”里写的检讨书和揭发信就有20万字之多，以至于当文革后这些材料退还给他后他一直不敢看，但是他嘱咐：“等我死了之后再发表、出版”。

但是巴金毕竟还是有勇气忏悔自己，他用《随想录》塑造了一个自我忏悔的形象，书中的“我”，不仅仅是巴金自己灵魂深处悔悟，更是概括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现象，所以巴金的忏悔也不单单是自我批判，而是唤醒人们对于整个民族灾难的反思和批判。

巴金通过自己的忏悔反思自己早年批判过的“觉新性格”和“奴隶意识”,并强调这种“觉新性格”和“奴性意识”正是封建专制得以盛行的土壤。《随想录》其实提倡了两样东西：

1.建立文革博物馆，2.全民族一起反思“文革”，为自身的奴性和帮凶行为赎罪。可惜，这两样愿望都没有实现。对于文革，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站在道德高度对他人的批判和指责。

“要清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巴金意识到，解剖不是他一个人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加入。

可惜的是，有巴金这样勇气的文人毕竟不多，即便有，有的人也没有机会反省自己了。我想到了老舍。

从50年代开始，老舍一马当先地参加了文艺界所有的政治斗争：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右派。老舍不但积极发言与“党和人民一致”还在报刊上公开发表措辞激烈的批判文章。

以批胡风为例，老舍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发表文章，拥护“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的反革命面貌和手段，是何等的阴险和令人不能容忍！我们要求依法取消他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开除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籍，撤销他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我们要求大张旗鼓地把斗争进行到底，彻底搞清胡风的政治背景”。

老舍在《看穿了胡风的心》里，就对这个交往了二十年的老友下了这样的结论：“心地褊狭，目空一切”。老舍还揭发胡风“是要镇压革命，去作文坛的暴君”！有“一颗极端狂暴狠毒的心”。

老舍又接连写了《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和《都来参加战斗吧》，批判胡风集团“是一伙牛鬼蛇神，为人民唾弃的垃圾！他们天天吃着人民供给的粮食，却仇恨人民民主专政的一切，干着颠覆人民政权的罪行。这些破坏人民事业的暗藏的反革命罪犯，应依法予以严惩”！

此外，老舍批吴祖光、批吴祖光、批从维熙都一样毫不手软。文人的笔用来大批判，够狠的！

What comes around goes around，终于，大批判的狂风刮到了老舍自己身上，他想不通了，在朗读了一夜的毛泽东诗词后，第二天一早老舍毅然向太平湖走去……。

如果老舍活下来，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巴金呢？

这就是文革的荒诞之所在：人人都可能是受害者，人人也可能成为施害者，甚至受害和施害都可以同时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那些被残害致死的，不过是没有机会作恶罢了。曾经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贾植芳说过，“胡风要是做了周扬，比周扬还要周扬”！

多么可怕的一幕！我们这个民族如果不能像《朗读者》里描述的那样，对每一个平庸的人的“平庸之罪”（Banality of Evil）做深刻的反省和惩治，而一味地把罪恶都推到一个死人和抽象的党身上，中国人永远挑不出灾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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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头草，随风倒。文革势猛时，拥护文革；文革失败时，反对文革。比较典型的人物是巴金。他这样记述自己文革时的心情：“我更是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的脚下”。左的吃香就搞极左，右的吃香就搞极右，人民的利益从来只是他们用来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幌子而已。 杨继绳就是这种没有灵魂的钻营者。炎黄春秋副社长、《墓碑》作者杨继绳改革前是极左分子，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极其崇拜江青，改革后却成了极右，写《墓碑》捏造“饿死3600万人”的历史谎言！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很多人不值得同情，被打倒的许多老干部，仅仅是政治的牺牲品或官场争斗的失败者。他们的所谓“党性原则”只是谋取私利的一种掩护。这些老干部们重新上台后，马上展开了对文革的清算和对社会的掠夺。从这一点上看，这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根本不值得同情。

[[i] 本帖最后由 baplbapl 于 2015-8-30 07:38 编辑 [/i]]

文革十年立案审查干部230万，平均每年23万，占1200万干部不足百分之二。事实上很大一部分干部是被文革所冲击而暂时失势，并不是真正的被打倒。他们大部分在沉寂一段时间后重新得到启用，而且成为文革的支持者或同盟军。
有相当一部分老干部，包括刘*奇和邓*平。他们是文革的支持者或推动者，是想借助文革获得更大的权力。一方面打倒别人，另一方面被别人打倒。他们是在如此反复地演绎着中国官场的博弈游戏。

许多人批评文革中无法无天，对干部不公平。换一种角度，在中国法治建立的今天，如果依法办事对干部进行审查，该判刑的何止百分之五十！这些人并不是政治因素，而是符合法律条文的犯罪。

为什么不给高铙平反？为什么不给所有的右派平反？为什么不为反教条主义的刘伯承和粟裕平反？为什么不给林彪集团平反？为什么只给早期红卫兵而不给后期红卫兵平反？这种选择性平反又说明了什么？

从人性而言，这些曾经高高在上有权有势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蒙难，那些在文革中受管制并影响子孙后代的“黑五类”，那些曾经的社会精英在文革中被迫与普通群众平起平坐，他们重新出山并恢复原有地位后否定文革和仇恨文革有情可愿，那些链接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富起来的特权阶层害怕文革也是正常心理。但是，作为一场革命运动，其功过评价要看是否有利于大多数民众，是否有利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否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
从今天权贵的表现看，这里面的许多老干部难道都是无辜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的集中整肃，中国的官场会是何种模样真的不敢想象。如此广泛深入的革命受一点冲击又有何委屈可言？难道他们真的是干净的？他们在运动中不是既整人又被整？

文革在我个人看来就是一个最高领导人为了巩固自己的江山而使用的手段，和古代一些皇帝所用的手段大同小异。

是的，文革就是从文人整文人开始，然后遍及到全国，这样的东西幸好只整乐十年。

有几个是真正为国家为人民的，都是为了自己能爬的更好，都是狼子野心，欲望不止。

[quote]原帖由 [i]baplbapl[/i] 于 2015-8-29 23:19 发表 [url=http://www.sexinsex.net/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10573905&ptid=6442619][img]http://www.sexinsex.net/bbs/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墙头草，随风倒。文革势猛时，拥护文革；文革失败时，反对文革。比较典型的人物是巴金。他这样记述自己文革时的心情：“我更是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四人帮’的脚下”。左的吃香就搞极左，右的吃香就搞极右，人民的利益从来只是他们用来实现自己个人利益的幌子而已。 杨继绳就是这种没有灵魂的钻营者。炎黄春秋副社长、《墓碑》作者杨继绳改革前是极左分子，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极其崇拜江青，改革后却成了极右，写《墓碑》捏造“饿死3600万人”的历史谎言！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很多人不值得同情，被打倒的许多老干部，仅仅是政治的牺牲品或官场争斗的失败者。他们的所谓“党性原则”只是谋取私利的一种掩护。这些老干部们重新上台后，马上展开了对文革的清算和对社会的掠夺。从这一点上看，这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根本不值得同情。 ... [/quote]

巴金，杨继绳是错的，人品不好，如何得出文革就是对的？也许他们都是错的。这里看不出楼主的逻辑在哪里。你要证明文革是对的，不是找几个反思文革的人的毛病，就证明文革有理吧？这是没说服力的。文革十年，经济怎么样，人民生活怎么样，教育水平怎么样，…这些才是硬指标。人无完人，谁没点儿毛病问题，把别人的毛病上纲上线后，去证明你说得对，不是太牵强了吗？

还是三楼的朋友说得好，看如今的社会和权贵精英的所作所为，就知道全盘否定文革是多么的错误。

中国人应该彻底的对文革反省，文革其实就是一个党的内部斗争，内斗不能让中国的教育以及科技发展大受影响，但中国却就是为了内斗可以什么都不顾及了，长达数年里也只有毛泽东能控制这个坠落的局面，但是他放任推到继续走向深渊，整个新中国所有运动有哪一件不是毛泽东推动的？中国在毛泽东死亡以前做什么对民生经济发展有意义的事了？整个推翻国民党的理由是腐败不抗日以及当时鼓吹的四大家族贪污但事实就是一个污蔑，而且翻身农民做主人也是一个欺骗，现在国内的腐败越远超过了国民党的腐败，而且没有其他的监督，共产党想自查可以不自查就永远的别人举报不倒的，设想不是共产党最高级人士的自查周永康怎么会被别人的举报查处呢？但是陈水扁呢？

呵呵。。。杨继绳估计大饥荒饿死3600多万真的是很负责任的统计结果。

2012年曹思源先生（已故）接受《环球时报》记者赵倩的专访时说到三年大饥荒期间全国饿死人的总数已经解密了。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公布这段历史真相，造成数据上的空白。长期以来都说，三面红旗是伟大的，所谓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承认大跃进中饿死人的事实，这个资料长期以来是保密的， 1960年到现在也有五十多年了，最近已经超过了保密时限，所以中央把这些解密了，解密以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在一定范围里放开了，于是就形成了一种矛盾，部分研究工作者知道这些历史， 59、60、61前后这三四年里全国饿死人的总数3755.8万人，3755.8万人是怎么来的呢？是各个地方报上来的。周恩来总理给各个省打电话，让他们把饿死人数报上来，材料集中在周恩来这里然后转报给毛泽东，这个数据是逐级报上来的，显然会小不会大。一个县委，死了五万人，只会报三万人，两万人，不会说死了8万人。没有夸大的倾向，只有缩小的倾向，因此经过研究饿死3755.8万人作为官方统计数字，应该讲是最低限度的数字，分析结果有可能是四千多万，我们不用四千多万，我们用官方的统计数字，也就是3755.8万，这是最低限度的可靠数字，由于这个数字目前只是解密了，并没有全面公布，只有一部分人知道，大部分人还不知道。”

可见杨继绳的估算是很严谨的。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曹思源：从三千多万人饿死中应吸取什么教训？——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当时应该是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在新浪微博上质疑“饿死几千万人”的真实性，结果引发全网络对大饥荒饿死人数的大争论。《环球时报》记者大概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对曹思源先生进行专访。

这篇文章环球网登没登我不知道（估计不会登），我当时是在凤凰网上看到转载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时是在凤凰网官网上看到的，不是曹思源先生的博客，现在可能早已被删掉了。我特别后悔的是当时没有截个图！

要不让《环球时报》出面澄清一下有没有对曹思源先生做过这样一个（关于大饥荒死亡人数）的专访？

另外我告诉楼主一个范围小一点的数字，信阳地区在1959年“信阳事件”中就饿死了超过100万人口，这是时任河南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回忆提供的，是当时的中纪委书记董必武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调查得出的数字。

过去官方一直强调文革中多少老干部受到迫害，但是文革中受迫害、受伤害更多的是普通民众

[[i] 本帖最后由 碧玉箫 于 2016-5-8 02:53 编辑 [/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