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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立煌将军

　　卫立煌（1897－1960年），字俊如，又字辉珊，合肥东乡卫杨村人，前国民党高级将领，1955年率先从海外返回祖国大陆，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
　　1911年，14岁的卫立煌在家乡参加辛亥革命，1916年4月，婚后仅两月的卫立煌赴广州，初由其表兄宋世科介绍，投同乡粤军旅长吴忠信，任随从副官，次年又由吴忠信介绍入大元帅府警卫团。1920年重组军政府后，卫立煌仍在总统府警卫团，曾参加过第一次北伐，历任排、连、营长。1924年4月，卫立煌再次到广州，带去了欲投考黄埔一期的家乡青年。他本人则接手粤军东路讨贼军宋世科部，先后任团长、暂编旅长，参加过两次东征。1925年8月，广东国民政府编组国民革命军后，卫立煌任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团长。他勇敢善战，东路北伐到福州后，升任第十四师师长。
　　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卫立煌追随蒋介石，走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他先后兼任镇江警备司令、徐州戒严司令、南京卫戍司令，他的部队成了蒋介石政权的警卫队。以后的10年，尽管他也抱怨过不被蒋介石重用，也曾“撂挑子”，而一旦蒋起用他，他又积极为之“冲锋陷阵”。他参加蒋介石组织的对红军的“围剿”，指挥所部第八十三师率先攻进我鄂豫皖根据地金家寨，又奉命镇压“闽变”，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他因此于1933年获得以自己名字命名新县治“立煌”的殊荣，又于1935年11月成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西安事变”之前，卫立煌奉命兼任第五路军总指挥，进驻潼关。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时，卫立煌和其他2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亦同时被扣。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团结抗日，对卫立煌触动很大。同时，蒋介石也被迫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因此，1937年7月，抗日战争刚刚爆发，庐山最高军事会议期间，卫立煌（时任豫皖督办）即命令部属致力与坚持活动在大别山区的红军高敬亭部谈判。
　　这次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谈判，是由红军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首先提出的。卫立煌立即响应，并委派高参刘刚夫作为全权代表。仅仅6天时间，双方即签订了停战的原则协议。这当中，刘刚夫多次与远在庐山的卫立煌通报和谈进展情况，得到卫的首肯。卫立煌还代为高敬亭部申领了弹药给养，为其开赴大江南北抗日前线（高敬亭被任命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提供了方便。
　　抗战初期，八路军一度属于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后，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又属于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卫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后，也是如此。1937年10月，卫立煌组织指挥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的大规模会战——忻口战役。卫立煌经常和八路军将领联络磋商，协调行动。《彭德怀自述》中说，十八集团军“归卫立煌所指挥，但他又从未指挥过我们”，就是说那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坚持独立自主；另一方面卫立煌不干预、不夺权、不搞“磨擦”。书中还指出卫立煌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卫立煌多次明确表示，凡是抗日的部队，他都一视同仁。他排除干扰，顶住压力，给八路军调拨、支援了大批武器弹药、食品、服装等军需物资。例如，1938年春，他一次就拨给八路军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当时有人顾虑数目太大，不敢下发。卫立煌就亲自做工作，使这批物资迅速送到延安。卫立煌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对其坚持抗战给予褒奖。林伯渠书赠：“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1944年初，以“虎将”著称的卫立煌就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其主要任务是，打通滇缅公路，保证云南到印度公路这条中国大西南后勤战略补给线的畅通，并和在中缅印战区的盟军协同作战。日本方面闻讯，当即派出外号为“马来亚之虎”的寺内寿一大将接任日军滇缅战区司令，以加强指挥力量，企图卡住滇缅公路，卡死中国大西南这条仅存的国际陆路通道。
　　正是“两虎斗滇西”！ 卫立煌指挥的第一个大战役就是强渡怒江，以夺回公路权。他把指挥部移至距前线不到50公里的保山东郊马王屯，组织侦察，研究敌情，制订方案，缜密部署。正在此时，形势骤变。另一批日军从广西越过金城江防线进占贵州独山，威胁昆明，震动重庆。
　　在腹背受敌情况下，如回守昆明，怒江对岸的敌人必然乘势过江，围追我军，昆明也就危若累卵；而义无反顾地打过江去，破釜沉舟，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既能控制滇缅公路，又能钳制欲占贵阳和昆明的敌军。审时度势，卫立煌毅然提前发起滇西战役。5月11日拂晓起，中国远征军以全部五个军的兵力，先集中猛烈炮火摧毁了惠通桥上游至三江口的敌方永久和半永久工事，消灭了盘据高黎贡山的守敌，旋强渡怒江。以后数月间，陆续收复松山、腾冲、芒市、畹町等战略要地。敌五万之众死伤过半，余皆被赶出国门。滇缅公路这条重要的战略通道又牢牢地控制在我方手中。
　　在远征军前线指挥所，盟军代表给卫立煌送上了最新出版的著名的美国《时代》周刊。该杂志第一次用中国人肖像作封面，那是卫立煌戎装骑马的照片，配题《常胜将军卫立煌》，内文详细介绍了他挥师强渡怒江的经过。
　　新中国诞生之际，出走香港的卫立煌开始与中共香港工委书记张铁生联系，并于1949年10月3日秘密致电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中国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致贺忱！

　　以后，卫立煌虽以“脚疾”为由观望了几年，但审时度势，他还是毅然于1955年3月15日经澳门、拱北回到广州。第二天一早，卫立煌接待罢前来采访的新华社、中新社记者后，给毛泽东主席发电报告自己已安然归来。17日上午他收到毛主席的复电：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即送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卫立煌选择了“沿途看看情况”的安排，在广州参观后，又到杭州、上海、无锡等地，并于4月6日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等亲往车站迎接，毛泽东随后设宴款待他。
　　定居北京麻线胡同2号的卫立煌曾多次发表谈话、撰写文章，介绍自己回到大陆以后的感受，向在台湾和海外的袍泽朋友宣传爱国一家。他说：“稍有明智之人，都应当机立断，站到爱国主义旗帜下来……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与家人亲友团聚，共建富强康乐的新国家。”他考察于江南塞北，奔走于故旧同僚，联系于海内海外，致力于祖国统一大业而不遗余力。他在病中还致函周恩来总理：“现在我虽卧病，但对力所能及的事，我仍愿尽量来做。”?
    1960年1月，卫立煌病逝，周恩来临时中断上海公务，赶回北京主持公祭仪式。张治中致悼词，评价他是一位“善始”、“善终”的“爱国军人”，指出：“党和人民记住卫立煌同志为人民做的好事，给了他以极大的信任和荣誉。”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公墓。

这才是真正的爱国将领,在中国有千千万万像卫将军一样的人,这才是真正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