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gjs436 2015-12-5 13:01
[font=黑体][size=4]id:zgjs436
时 间：1893年12月5日 中英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款》
历史概述：《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又称《藏印议订附约》、《藏印续约》，是1893年（光绪十九年）12月5日清朝与英国在大吉岭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此条约为《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附约。
签约背景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订后，中英双方根据其中关于通商、游牧权利及文移往来三项内容要“俟后再商另订”的规定，就这三个问题继续进行交涉。
1891年2月，清朝驻藏大臣委任西藏粮员黄绍勋为谈判委员，赫政为中方谈判译员和代表，与英国谈判。谈判进行了将近三年。在文移往来和游牧问题上，双方未有大的争议。通商问题的争论使谈判拖延了时间，直到1893年12月5月才在大吉岭达成协议， 何长荣、赫政代表清政府与英国代表保尔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又称《中英会议藏印续约》。
主要内容
《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共12款，主要内容有：1.在西藏亚东开关通商，“听任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英印政府可派员在此驻扎查看贸易。2.自亚东开关之日起，五年内藏印贸易互免关税。3.亚东开关一年后，西藏人在哲孟雄（今锡金）游牧应照英国所立章程办理等。
条约原文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五日，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大吉岭。
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年三月十七日，藏、印立约未结通商、交涉、游牧三款，现已议定章程，接附前约通商
第一款 藏内亚东订于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六日开关通商，任听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由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亚东，查看此处英商贸易事宜。
第二款 英商在亚东贸易，自交界至亚东而止听凭随意来往，不须阻拦，并可在亚东地方租赁住房、栈所。中国应允许所建住房、栈所均属合用，此外另设公所一处，以备如第一款内所开印度国家随意派员驻寓。其英国商民赴亚东通商，无论与何人交易，或卖其货，或购藏货，或以钱易货，或以货换货，以及雇用各项役马、夫脚，皆准循照该处常规，公平交易，不得格外刁难。所有该商民等之身家、货物，皆须保护无害。自交界至亚东，其间朗热、打均等处，已由商上建造房舍，凭商人赁作尖宿之所，按日收租。
第三款 各项军火、器械暨盐、酒、各项迷醉药，或禁止进出，或特定专章，两国各随其便。
第四款 除第三款所开应禁货物外，其余各货，由印度进藏，或由藏进印度，经过藏、哲边界者，无论何处出产，自开关之日起，皆准以五年为限，概行免纳进、出口税；候五年限满，查看情形，或可由两国国家酌定税则，照章纳进、出口税。至印茶一项，现议开办时，不即运藏贸易，候百货免税五年限满，方可入藏销售，应纳之税不得过华茶入英纳税之数。
第五款 各项货物到亚东关时，无论印度货物、藏内货物，立当赴关呈报请查，开单注明何项货物、多少及分量若干、置价若干。
第六款 凡英国商民在藏界内与中藏商民有争辩之事，应由中国边界官与哲孟雄办事大员面商酌办。其面商酌办者，固为查明两造情形，彼此秉公办理；如两边官员意见有不合处，须照被告所供，按伊本国律例办理交涉。
第七款 印度文件递送西藏办事大臣处，应由印度驻扎哲孟雄之员交付中国边务委员，由驿火速呈递。西藏文件递送印度，亦由中国边务委员交付印度驻扎哲孟雄之员，照章火速呈递。
第八款 中、印两官所有往来文移，自应谨慎呈递，及来往送信之人亦应令两边委员照料游牧。
第九款 从亚东开关之日起一年后，凡藏入仍在哲孟雄游牧者，应照英国在哲孟雄随时立定游牧章程办理。凡该章程内一切，须先晓渝通知。
续款
第一款 中、印各驻扎委员，如有议事意见不合之处，应由各委员呈报该管上司议办；倘该上司意见仍属不合，应由各上司请示本国国家议办。
第二款 自此次条约议定之日起，于五年后，如查其中有应行变通更改之处，必须于六个月之前声明，以便两国各派员议办。
第三款 藏、印条约第七款内载，由中、英各派员将第四、五、六三款言明随后议订各节，公同会商等语。现经两国派员，公同将以上通商、交涉、游牧三款议订九条，并续款三条，言明应与原约视同一律，其实力奉行之处，亦与逐字载入原约无异，彼此会同画押为凭。
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即西历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在大吉岭缮就中、英文各四份画押。
大清国二品顶戴奏准会同画押四川越巂营参将何长荣
大英国特派政务司保尔
大清国赏戴花翎头品顶戴双龙二等宝星奏准会同画押税务司赫政
附注
本条款见《光绪条约》，卷33，页5－7。英文本见《海关中外条约》，卷1，页516－519。
本条款又称为《藏印议订附约》，或称为《藏印续约》；英文本称为《一八九○年哲、藏条约附属通商、交涉、游牧章程》。[/size][/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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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黑体][size=4][color=Red]评论：《中英会议藏印条款》打开了中国西藏的大门，大量英印货物进入西藏，并远及川、滇边，西藏逐渐成为英印商品的销售市场。[/color][/size][/font]
zgjs436 2015-12-5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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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1907年12月5日 军事家林彪出生
历史概述：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55）。军事家。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
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文化大革命”期间，组建反党集团，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的林彪乘坐的飞机坠落在温都尔汗附近，暴尸于异国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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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教育
1907年12月5日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9岁入私塾，13岁起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中，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陈潭秋等指导下创办“共进月刊”。后被湖北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同年秋于共进中学毕业后返回林家大湾，父母要他就近谋一个教师职业，以便关照家庭生活。但他说服父母，决心弃教从戎。后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在步兵科第2团第2营第3连，同时改名为林彪。
参加革命
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3连中共支部书记。1926年10月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11月，从第四期毕业后，由广州北上武汉，分配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任见习排长、排长，曾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劳和进军河南的战斗。
1927年4月随第25师73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历经上蔡、临颍等战役战斗。7月随部移驻九江。8月2日由聂荣臻、周士第直接率领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后任73团3营7连连长。同年10月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地区。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在武汉发动“七一五”政变。随后，党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起义。林彪所在的第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1927年8月1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1日下午，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从马回岭乘火车开进南昌，并在南昌重新整编，由周士弟担任师长，林彪仍任七连连长。南昌起义的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随后，林彪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并随着武装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成为中央苏区的开创者之一。
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改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同年4月随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28团营长、团长，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
1928年4月28日，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队伍和湖南地方武装，在宁冈县的砻市同毛泽东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胜利会师。1928年5月4日，两军会师大会和红四军成立大会在砻市举行。会上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第十、十一、十二师。21岁的林彪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何长工任该营党代表。
井冈山会师后，革命的武装力量更加壮大了。后来，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军队多次“进剿”井冈山，少的时候有八九个团，最多的时候达18个团。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提升很快。
1929年1月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亦称司令员）。期间，支持毛泽东继续担任红4军前委书记。年底在给毛泽东的新年贺信中直言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毛泽东写了后来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的著名复信。
声名渐起
1930年6月，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时年23岁。
1932年3月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在此期间，他还曾被选为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与聂荣臻指挥所部参加了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
1935年1月，参加了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由毛泽东负责军事指挥。会后指挥红1军团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夺占泸定桥等作战。遵义会议后红军初战失利，再加上许多干部对红军绕着圈子走表示不理解，林彪独自写信给中央，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汇合”，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
同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随后率部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从排长逐步升为军团长，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领导地位。
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今志丹）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是3位师长中最年轻的，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以师为单位分头开赴抗日前线，林彪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率部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9月25日与聂荣臻指挥所部设伏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挺）、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10月17日，他以《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为题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总结出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平型关战斗后，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于11月初在广阳设伏，再歼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以及大批军需物资。由于平型关战斗的意义重大而深远，此战在全国的舆论工具中成了重大新闻，被各报刊登载。林彪作为作战的指挥官在党内的影响更大，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
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师师部和343旅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地区开辟根据地。3月2日带师直属队途经隰县以北千家庄时，因身穿缴获来的日军大衣并骑着洋马，被当地驻军阎锡山部第19军警戒部队的哨兵开枪误伤。子弹从右腋经左侧背穿出，伤及肺和脊椎骨，从此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并逐渐形成了怕水、怕风、怕光、一紧张就出汗的毛病。后送延安治疗，师长职务由343旅旅长陈光代理。从5月开始，边休养边参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针、军队的领导问题等作过多次报告和讲演。同年冬经党中央批准，赴苏联继续就医，住在莫斯科郊外科尔斯基村的一所疗养院（对外称“七部”或“八部”，共产国际称“中国党校”），由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将级教官授课。后来，在苏德战争紧张时，该部人员被编入苏联红军。据师哲回忆录记述，林彪在此期间曾对德军的一次行动作出估计并报告了苏联军事当局，受到高度重视。
1942年2月经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成员，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参加整风运动。同年8月，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要在西安会见毛泽东。周恩来从毛泽东的安全和斗争策略考虑，提议由林彪代表毛泽东到西安先见蒋介石，并得到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车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时蒋介石已返回重庆。他由西安又赴重庆，于10月7日到达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此后近10个月，与周恩来一起同张治中、蒋介石等就克服内战危机、继续合作抗日等问题进行谈判。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离开重庆返回延安，继续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
1945年4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奉派到山东拟任山东军区司令员、中共山东委员。1945年9月下旬，当其行至河南濮阳地区时接到中央电令，遂奉命兼程转赴东北，于10月底抵达沈阳。此后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进入东北初期，曾根据形势变化，向中央军委提出缩短战线的建议并被采纳。尔后，参与领导建立东北根据地，并组织指挥了四平、新开岭、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等战役。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年7月，主持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由陈云起草的《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简称“七七决议”），强调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指挥在北满的民主联军进行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战役，和南满的民主联军组织的四保临江（在吉林南部）战役南北呼应，使国民党军首尾不能兼顾，疲于奔命，陷入被动。
1947年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国民党军30余万人，为在东北进行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此后，曾对中央军委南下作战的指示迟疑不决，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实施辽沈战役的决心。9月战役打响后，对敌情作出正确判断，在攻克锦州后果断举行辽西会战，围歼国民党军“西进兵团”，取得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此次战役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并使东北部队由出关时的13万余人发展到100余万人，成为人民解放军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关，任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和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书记，与罗荣桓、聂荣臻一起，统一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解放战争中，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
闲云野鹤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后改为中南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1950年6月参加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即举家迁到北京。因其怕光、怕水、怕风的毛病越来越重，开始脱离工作进行诊治。同年10月经中央批准，再次赴苏联就医。1951年回国后住进毛家湾，仍以休养为主。同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9月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此期间，他的职务虽然一直在提升，但基本没有在岗位上工作，深居简出，很少抛头露面和参加社会活动。
走向巅峰
1958年起，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也由于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开始逐渐活跃。同年5月参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八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与此同时，他介入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在全军掀起对“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伤害了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1959年庐山会议后兼任国防部长。随后，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委，被任命为军委常委、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提出并推行一整套“左”的东西，打击、迫害、排挤一些与他意见不同的同志；同时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思想简单化、庸俗化。
1964年抓住全军大练兵和大比武中的某些缺点大做文章，说搞军事第一、技术第一，是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随后，他又说军队工作要“突出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需要占一定的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的这些主张，遭到总参谋长罗瑞卿等人的抵制。1965年冬以“篡军反党”等罪名诬告罗瑞卿，并提出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将全军群众性的大比武运动压了下去，同时解除了罗瑞卿的职务。1966年初责令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对罗瑞卿所谓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批判，并讨论如何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此后，“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论调进一步流毒全军，部队中政治与军事统一、政治与业务统一的正常关系变成了冲击与被冲击、压倒与被压倒的关系，致使全军的各项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与破坏。
文革政变
1969年4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被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写进了党章。此后，他的篡党夺权活动更加变本加厉。1971年9月8日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零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
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中国共产党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其作出判决，被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战术才能
在东北战场上，林彪较充分地显示出他的指挥才能。他总结出“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等战术原则。“一点两面”就是在进攻敌人时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得手之后迅速扩大战果，正面进攻与侧面迂回包围、分割、穿插相配合；“三三制”即每班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每个战斗小组3至4人，进攻时以小组为单位，队形疏散可减少伤亡，容易聚拢便于形成战斗力；“三猛”即猛打、猛冲、猛追。林彪把复杂的战术问题用几个字简练地概括，好学好记，便于推广，这些战术原则，在东北野战军中推广很普通，应用也很广泛。
1949年春，林彪率领部队继续南下，指挥所部进军中南。3月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5月兼任华中军区司令员，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12月改称中南局）第一书记。6月率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先后指挥了宜沙、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共歼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湘、鄂、粤、赣、桂5省。在在解放战争的5年征战中，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其战争规模最大时可集结数十万人。在数十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战斗中，由于谋划准确，决策果断，指挥得力，再加上因新式整军运动鼓舞起指战员的高昂士气，几乎是每战必胜。在解放战争期间，曾总结部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战术原则，其关于战斗作风和战术问题的多次讲话曾印发部队指导作战和训练，对于部队的野战和攻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次婚姻
林彪8岁那年，望子成龙的父母就为林彪找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汪家的二小姐做童养媳。林彪还是个娃娃，对婚姻大事根本不懂，等他参加革命以后，就忘了。
1927年春节前夕，林彪随北伐军进驻武汉，突然收到他父亲的来信，说他病入膏肓、火速回家。林彪是个孝子，接到父亲的信后潸然泪下，当即请假往家中奔去。除夕之夜，林彪回到家里，才知道是父亲骗他回来成婚的。林彪在父母的苦苦哀求下，不得不跟已经等了他十几年的汪家姑娘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婚姻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幸福可言。林彪连夜离开了林家大湾，返回部队。
到了部队后，林彪给父母和汪氏写了一封信，让汪氏不要再耽误自己的青春年华，另找一个人家。林彪的父母看了信之后，气得破口大骂，但又无可奈何。汪氏在家中哭了好几天，然后当众发誓，此生永不再嫁。
在以后的岁月里，汪氏果然信守诺言，终身未嫁，始终在林家侍奉林家老小。
中国解放后，林彪已是一位大人物，汪氏不愿意沾林彪的光，执意搬回了娘家，独守空房，以做鞋维持寂寞的生活。林彪也一直没有忘记她。
1959年初秋，林彪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他突然要回家乡看看。回到老家后，他向公社书记问起了汪氏情况。得知汪氏已经56岁了，身子骨倒还挺硬朗，家里已没什么人了，靠做鞋卖为生，生活一般。林彪听后让秘书拿出3000元钱，让公社书记转交给汪氏，并一再嘱咐钱是党给的。
林彪走后，公社书记将3000元钱转交给汪氏。汪氏知道事情真相后把钱锁进箱底，依然靠做鞋为生。不久，汪氏还获得了“光荣革命老人卡”，每月能固定享受到政府给予的一定生活补助，都是林彪安排的。
1967年，汪氏因病离去世。此次婚姻是林彪有名无实的第一次婚姻，真正的感情经历是在革命军队中开始的。
二任妻子
1936年，毛泽东决定建立“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并任政委，28岁的林彪任校长。“红大”是“抗大”的前身。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集聚了众多的优秀青年。延安处在一种相对和平和环境里，青年们就经常搞一些文艺活动，并邀请中央领导参加，每逢星期六举行舞会。林彪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不上场跳舞，可还是有许多姑娘倾慕具有“常胜将军”美誉的林彪。林彪却看中陕北米脂姑娘张梅。
张梅的真名叫刘新民，出类拔萃，人称“陕北一枝花”。真正打动林彪的并不是张梅的外貌，而是她那活泼开朗的性格。张梅上进心很强，对林彪十分仰慕。1937年，他们结婚了。一年后，张梅为林彪生了一个女儿。
1938年3月2日，林彪从阎锡山的晋军防区路过，由于林彪穿着从日军那里缴获来的大衣，晋军开枪误伤了林彪，日后给他带留下很多后遗症。受伤后，林彪先是回延安治疗，但延安的医疗条件不太好。
1938年冬天，经党中央批准，林彪由张梅陪同，远赴苏联养伤，在苏联待了3年。在苏联，林彪夫妇受到热情接待，被安排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幢舒适的房子里。林彪性格孤僻、内向、沉默寡言，爱静不爱动，除了研究军事外，他几乎没有业余爱好。而张梅活泼好动，喜欢外出参加社交活动，林彪却不准她与外界接触，不许她参加政治、文化等活动。他们性格上的冲突日益显露出来，感情出现裂痕，越闹越僵。
1942年，林彪从苏联回到延安，张梅却留在了莫斯科，结束了两人的婚姻。
三次爱情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牺牲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当做自己的女儿抚养起来。1937年底，周恩来派人将孙维世从武汉送到了延安。
在延安，孙维世先后就读于抗大、中央党校和马列学校，接受了系统的革命理论和文化教育。1938年，孙维世年仅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孙维世天生丽质，聪明伶俐，富有教养，深得大家喜爱。林彪是抗大的校长，虽然孙维世如此出众，但林彪并没有过多地注意她，因为他那时刚与张梅结婚，感情很好。再者，林彪平时也不太注意女性。
1939年，周恩来由邓颖超陪同，到苏联治疗右臂，孙维世同机前往，去苏联学艺术。在苏联，孙维世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学习。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和革命烈士的后代都在莫斯科学习，那些年青人十分活跃，节假日和周末经常在一起玩耍，举行各种讨论会和文艺活动。他们知道林彪也在莫斯科养伤，就常常邀请林彪参加他们的活动，并让林彪讲井冈山、讲长征、讲平型关大捷等，可林彪不是爱夸夸其谈的人，并不肯多讲他自己。他的谦逊，引起了那些青少年的崇敬。
林彪和张梅闹矛盾时，心情十分沉闷，那些青少年的活泼和天真感染了他，生活得到慰藉。不知不觉中，孙维世闯进了他的内心世界。以后的活动，只要孙维世在，他都参加。每次活动，林彪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关心孙维世，问这问那，十分愿意跟她说话。后来林彪终于向孙维世求爱，却遭到了孙维世的拒绝。孙维世对林彪是崇拜的，但她是个事业心极强的女性，她热爱艺术，立志在艺术上有一番作为。林彪虽然心里不快，但他还是克制了，仍然关心着孙维世，因为他确实很爱对方。
1942年，林彪在回国前又找到孙维世，想作最后的努力，但他还是失败了，孙维世仍然回绝了他。
第三次爱情是一次没有结果的爱情，也成为孙维世日后悲剧的根源。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成为戏剧明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导演。但文革爆发后，她被扣上了“苏联特务”的罪名进入监狱遭到摧残，于1968年10月悲惨去世，年仅47岁。
终身夫妻
叶群于1919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原名叫叶宜敬，是国民党的少将叶琦第三个老婆生下的爱女。叶宜敬从小聪明伶俐，爱出风头。她小学毕业后，又到北京上了中学，中学毕业一年后，考取了国民党控制的电台，担任了广播员。在抗日救亡的潮流中，叶宜敬到了延安，改名为叶群，被安排在女子大学里工作，任教务处下面的组教科长。
叶群个头不高，五官端正，身材苗条，性格活泼。对终身伴侣，叶群的目标是找一个当领导的，职位高的。叶群了解到从苏联养伤回到延安的林彪年龄仅仅比她大十几岁，又了解到林彪已经有了妻子和女儿，但她却看中了林彪。林彪回延安不久，也听说了叶群的来历。而后叶群和林彪互相就认识了。
1943年，林彪和叶群正式结婚。第二年，叶群生了一个女儿豆豆；1945年又生了林立果。
从此，林彪和叶群结成了终身夫妻，一直到“九一三事件”折戟沉沙。
各家点评
毛泽东：“林彪是无以伦比的常胜元帅。在1949年以前，林彪对于中国革命是功大于过。”
蒋介石：“我要表扬他（林彪），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够，以致他投奔了共产党！”
李先念：“（林彪）少年怀党，青年研战，中年主军，晚年叛国。”
聂荣臻：“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陈士榘：“林彪是历史无法抹煞的军事天才。”
德加·斯诺：“由于林彪作为战术家出众才能，奉派前来同他交战的政府军，无不遭到他的歼灭”。 “而他自己从来没有被打败过。有时南京部队一经发现与红军一军团对垒就闻风而逃”。
斯大林：“林彪是常胜将军，常胜元帅”。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指林彪）是红军中年轻的雄鹰。在红军这道星河中，没有比林彪更为灿烂的明星了”。“他的胆量和善用疑兵超过任何人”。[/size][/font]
[font=黑体][size=4][color=Red]评论：林彪是20世纪中叶中国政坛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曾做过好事，也曾做过错事，还曾做过坏事，有功绩也有罪恶。他的一生，跌宕诡奇，曲折多变，从“天才战术家”、战功赫赫的元帅到“永远健康”的接班人，最后因阴谋夺权的暴露而“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经历了由人到神，由神变鬼的可悲历程。
林彪18岁参加革命，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了威震中外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他指挥了同样让世界瞩目的辽沈、平津战役，此后率部直指中国大西南，先后攻取湖北、湖南、江西、广西、海南等西南各省，为解放全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被誉为“常胜将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打着“高举”、“紧跟”的旗帜，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结党营私，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结成反革命集团，并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color][/size][/font]
zgjs436 2015-12-5 23:27
[font=黑体][size=4]id:zgjs436
时 间：1955年12月5日 邓小平提出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 我们要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而且是现代化的航空工业
历史概述：2014年8月22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世纪伟人，深切缅怀他对航空工业的关怀与支持，以表达我们航空人发自内心地对他的爱戴、敬仰和思念之情。邓小平同志与日月同辉，与人民同在，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高度重视我国航空工业发展，参与并亲自作出了我国航空工业创建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包括著名的歼10飞机的决策，多次听取航空工业领导的汇报，多次视察航空工业的企事业单位，对航空工业改革发展作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指示。认真回顾他对航空工业所做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感邓小平同志思想的深邃，深感邓小平理论的博大精深，深感邓小平理论对我国航空工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
[img]http://image2.sina.com.cn/jc/p/2006-08-30/U1220P27T1D393990F3DT20060830122533.jpg[/img][font=黑体][size=4][color=Blue]邓小平决策研制歼10战机[/color][/size][/font]
一、航空工业应放在优先位置发展
邓小平同志一直高度重视航空工业的发展。他高瞻远瞩，明确提出要优先和大力发展航空工业。1955年12月5日，他在观看我国装配的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首飞后提出：“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我们就要有自己的航空工业，而且是现代化的航空工业。”1974年后他两次主持中央工作，极为关注航空工业的发展，反复强调航空工业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979年1月18日，他在听取三机部领导同志汇报时说：“不管如何，今后作战，空军是第一，陆海空军，空军要放在第一位，否则什么仗都打不起来。我倾向把投资放在航空工业和发展空军上，要取得制空权。”之后他再一次强调“如果我们能有一定数量的更高级的飞机，那我们国家的形势就不一样了。”1977年11月1日，邓小平指出“装备要有战略方针，比如讲，空军装备、海军的装备，哪个没有空军掩护怎么行？海军没有空军掩护也不行。” 1980年10月15日，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装备也有个轻急缓重，搞什么？在我脑子里，恐怕还是空军。现代战争，比如两伊战争里边，首先是消耗空军。”“如果我们能有一定数量的更高级的飞机，那我们国家的形势就不一样了。”为此，在我国财政很不宽裕的情况下，他亲自作出了一系列发展新型航空装备的重大决策，包括“太行”发动机和歼10飞机。从世界上近几次战争来看，空中力量已经在战争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从未来战争看，航空力量的作用会更加突出。邓小平同志远见卓识，早就认识到这一点，这对进一步加大加快航空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航空工业表现特别明显
当代航空工业是一个高投入的高技术产业，科技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正是深刻洞察这一趋势，邓小平同志对航空科技给予了特殊关注。他那句著名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在针对航空工业作出重要指示时提出来的。1978年4月4日，他说：“科研就是巨大的生产力，这在航空工业表现特别明显。”之后他再一次强调：“加强科学研究，这是总的趋势，不仅是航空工业。不搞科研，我们就根本不可能有现代化。”他还较早地提出航空工业要采取技术合作的新形式，打开这个门，引进那些缺门技术。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航空人才建设。1978年4月4日，在召集海军、三机部开会时，他反复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他强调说“问题在于发现人才，在于人才使用要得当。”1978年6月26日，在听取三机部、空军领导同志汇报时，当他得知航空工业科技人才短缺时，他着急地说：“现在你们还不着手培养技术干部、技术工人就来不及了”，“航空学院又是科研机构，招生要翻一番”。他指出“把数学竞赛好的选3000人，拿一部分给航空”。“要选拔一些尖端技术人才，要敢于破格，不拘一格选人才。”他要求大力办好3所航空学院，抓紧筹建新的航空学院。今天，我们航空工业一大批科研管理骨干，都是在邓小平同志作出这个重要指示的背景下，参加高考、投身航空工业的！
从1977年到1981年，邓小平同志相继对航空科技工作做出了许多重要指示，包括航空科研发展要一步一步走台阶，科技工作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自1999年以来，中国航空工业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实现了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再到当前同台竞技的历史转变。这种重大的历史性转变，与我们遵照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高度重视航空科技发展、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做好航空科技贮备等直接相关。今后我们应坚定不移沿着这个路子走下去，坚定不移地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
三、航空工业要形成完整的体系
邓小平同志对航空工业的体系发展特别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研究与生产是丝毫不能分离的”。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在听取三机部领导同志汇报时指出：“根据国外考察的经验，根据我们国家实际发展情况，产品设计机构、产品设计所要同工厂统一起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对于基础性研究所，如风洞等研究所不要合并。1977年10月4日，他专门对航空工业做出了指示，他指出“从长远看，科研要走在生产前面。”目前科研走在生产前面这一点，不仅航空工业，在全国都落实得很好。但是，科研与生产脱节问题，一直是我国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始终阻碍着我国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发挥。究其原因，重要原因之一是体制机制问题，如国家主管科研生产的部门多头，将科研和生产单位人为划分事业和企业，使得科研生产结合似乎有一道屏障。
1978年6月26日，当航空工业部领导汇报要建立航空生产体系时，邓小平指出：“把飞机上的电子工业交给三机部。” 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三机部负责同志汇报时，进一步指出“机载设备、飞机上的电子、雷达、火力控制系统，你们要自己搞，这个方针对。搞飞机不搞电子、雷达是不行的，没有好的电子火控系统，飞机等于没用。”
关于航空制造与维修关系的问题，邓小平同志也高度重视。1975年4月14日，他在听取国防工业汇报时，明确指出“制造和维修的关系，必须妥善解决。现在不是按照常规的解决办法，常规的办法是生产好多飞机，要有相应零备件，容易损坏的零备件要有个比例”。他指出，零备件任务必须列入五年计划，能力不够，宁可少造飞机。1979年9月，在讨论航空工业某项目引进的时候，当有人谈到航空维修时，他明确指出“使用单位搞小修，大修、中修一定要在生产厂组织。今后不论是军用的，民用的厂，都要包修。国外也是如此。这样既可节省又可以使工厂提高质量。以后计算生产能力，比如设计生产能力是100架，相应地要有百分之几十的修理任务。”“计算生产能力，不管哪一个部门，都要考虑修配能力。工厂一定要承担中修、大修任务。以后凡是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要有相应的修理能力，要有一个比例”。
近几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坚持体制机制创新，积极推进科研院所改制，不断适应新情况变革机制，加速科研与生产的结合，积极开展航空维修服务业，取得了较好成绩。但还要继续按照邓小平理论，从上到下，积极探索，大胆实践。
四、航空武器装备必须百分之百保证质量
航空工业六十多年的发展，既有着许多胜利的辉煌，也经历过大的挫折，其中“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为此，邓小平同志拿出很大精力抓航空工业的质量。1974年，他重新工作后就马上指示，国防工业“还是要讲质量第一，特别是重型的东西、高级的东西，特别是空军的东西”。1978年4月4日，他十分严肃地要求航空工业：“飞机质量就是要百分之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也不行，非百分之百不行”。为了使航空工业质量整顿迅速取得成效，他提出用当时中央9号文件解决铁路的办法来解决航空工业的问题。近几年，为进一步落实邓小平的指示，抓好质量问题，我们大力推行精益六西格玛管理，在质量上进行严格定量管理，把质量文化建设作为集团文化的重要内容点，提出“质量是航空人的生命”，为提高产品质量产生了明显效果。
五、改革调整军工体制，推进军民结合
改革调整军工体制，实行军民结合，是邓小平同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一个极有特色、富有远见的思想。他提出军工要找出路，生产能力转向民用，并对国防科技工业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战略指导思想。为了推动军工企业的战略转变，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军工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6月，航空工业部部长莫文祥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军转民遇到一些问题时，他针对航空工业军转民的问题说：“我国的军工体制还是同苏联的一样。苏联的体制证明是吃了亏的，主要是不能带动民用工业，不能带动整个经济。因此，我国的军工体制要改革，否则也要吃亏。”不久中央就作出决定，将军工各部划归国务院直接领导。
在军转民中，邓小平同志特别关心国产民用飞机发展。1979年1月18日，他强调“三机部要军民并举，既要努力搞军用飞机，也要搞民用飞机。民用飞机可以同别的国家搞合股经营，军用飞机能搞合股经营也可以。我们搞出来以后还可以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还较早地对航空工业提出了对外开放问题，要求国家对工业部门下放权力，同时三机部要对所属的外贸公司下放权力，积极开辟国际市场，组织各种飞机出口，并为航空工业的一些飞机出口项目亲自作出批示。1980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国内航线的飞机，要考虑自己制造。”1982年2月，他又进一步指出：国内航线使用民用飞机，由国内自己制造要作为国策定下来。使用国产飞机，不仅是国策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精神问题。许多国家的相关产业发展，就是靠这种民族精神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的指示，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对我国民族工业发展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
军工搞军民结合，但结合点应在什么位置？这也是长期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目前也存在争论。其实邓小平同志已经给予了我们答案。他强调军工搞民品不能都是一般的，不能没有技术提高。说明这个结合点首先应该是高技术产业，不是一般产业。1986年6月3日邓小平在谈及军转民，针对当时仅搞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洗衣机等时指出：“搞民品不错，但不能限于搞简单商品，要集中搞民品，要统一集中搞民品，不是平行搞。”这说明要站在国家科技产业发展的高度来寻求结合点，要利用航空高科技溢出效应，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国防科技工业要站在整个国家发展高度来寻求军民结合，这种思想对今后整个国防科技工业的军民结合和产业结构调整仍然是非常重要。目前，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正在大力推进军民深度融合，狠抓航空高科技的溢出效应，大力开展资本运作和上市，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军民融合、以民养军取得显著进展。
建设航空工业强国是邓小平同志的梦想，也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可以告慰他老人家的是，他生前念兹在兹的航空工业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他亲自决策的歼10飞机、“太行”发动机已经批量交付部队，形成战斗力，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扬了国威，壮了军威。当前，我国航空武器装备呈现“井喷式”发展，以运20飞机为代表的系列运输机，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和欧盟之后第4个能够自主研制大型运输机的国家。以歼15飞机在航母上完美起降及完成系列任务为标志，中航工业研制的航空装备正在推动中国进入以空强海的新时代。以直10、直19武装直升机成功研制和批量装备为代表，标志着我国直升机研制进入世界先进水平。以歼10、歼11飞机大批量装备部队和系列发展为代表，推动中国军机正在向以二代装备为主向以三代装备为主的跨越。以空警200、空警2000预警机等特种飞机为代表，实现了我国航空特种装备从无到有，加速了我国航空装备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转变。以“太行”发动机批量装备部队为代表，我国航空工业已具备自主研发第三代航空发动机的能力，实现了航空发动机从中等推力向大推力、从涡喷到涡扇、从第二代到第三代的跨越。以“玉龙”发动机为代表，我国已具备了完全立足国内制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第三代先进涡轴发动机的能力。以“闪电”10导弹为代表，我国空空、空地导弹实现了从第三代向第四代的跨越，并实现了批量交付。同时，“新舟”系列飞机累计获得270架订单，中航工业全力支持的ARJ21、C919客机也取得重大进展。我国已跻身世界少数几个能系列化、多谱系自主研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航空武器装备的国家之列，实现了与世界航空强者从“望其项背”到“同台竞技”、从“跟踪发展”到“自主创新”、从“高级打工者”到“平等合作伙伴”的历史性转变，为国防现代化和国民经济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敬爱的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他对航空工业的巨大关怀和殷切期望，更加牢记他的谆谆教诲。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充分认识航空工业的战略性地位和作用，全面实施“两融、三新、五化、万亿”发展战略，奋力推进改革发展和自主创新，继续提高发展质量，加速实现先进航空武器装备的自主保障、民用航空装备的国产化和航空工业服务业的现代化；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创新、创新、再创新”的要求，坚定不移、持之以恒地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加快实现由跟踪创新向自主创新的跨越，努力形成先进航空科研能力、系统综合集成能力和数字化研制生产能力；大力推进军民融合式发展，统筹好“富国”与“强军”的双重使命；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充分利用航空技术水平实现对世界航空工业强国从望其项背到并驾齐驱的跨越，把中航工业打造成为体现国家综合实力的世界一流跨国公司，努力实践“航空报国，强军富民”的集团宗旨，大力弘扬“敬业诚信，创新超越”集团理念，焕发航空情怀， 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航空工业强国，为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size][/font]
[img]http://y0.ifengimg.com/cmpp/2014/11/12/16/d22ac02c-a74a-4755-a4c8-7ffa0a60c70a.jpg[/img][font=黑体][size=4][color=Blue]中国空军官兵[/color][/size][/font]
[font=黑体][size=4][color=Red]评论：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深邃洞察力,深刻分析科学技术发展给人类战争带来的影响,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现代战争要取得制空权以及加强人民空军建设的 重要论述。特别是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在听取原三机部负责同志的一次汇报时发表了《现代战争要取得制空权》的重要谈话,他深刻指出:"将来打起仗 来,没有空军是不行的,没有制空权是不行的。陆军需要空军掩护和支援,海军没有空军的掩护也不行。""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可以横行无阻。"谈话中还强 调:"不管如何,今后作战,空军第一"。[/color][/size][/font]
wj无为 2015-12-6 19:52
第一期活动结束，请广大会员继续关注第二期活动，以上楼层评分工作继续完成，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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