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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侵华的缩影－－姚涧沟祭

事情过去了七十年，母亲也已去世十七年，该是替母亲说说的时候了。
小时候，母亲讲过许多故事，而讲的最多的还是她自己的故事——她如何从姚涧沟逃出来的经历。每次讲，她都如身复其境。讲完后，唏嘘不已，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能平静下来。儿时的我们，听母亲讲的故事多了，并未感觉到她自己的故事和她讲的其它故事有多大区别。尤其讲的次数多了，就把它当作难一个普通故事，不懂得和母亲同忧同惧，也不懂得适时安慰母亲一下。
如今自己年过半百，遍尝甜酸苦辣才知生活的不易。想想母亲那时的年代，那时的处境，那样的经历，真是难。每念及起母亲出生入死的那一幕，自己常常唏嘘不已，夜难成寐。七十年了，再不替母亲说说，对不起母亲的艰辛，对不起包括我的其他亲人在内死难的五十六位冤魂。
（一）
时间回拨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农历八月十六……
刚过完中秋节的东福田人还沉浸在节日的余韵中。这年收成特别好，秋收回家的庄稼垛在各家各户的场院中，等待干透后拾掇。这样的年景在灵丘县一带很少见。那天上午，母亲在自己屋后的场面上切谷子。母亲干活手快，一上午切了十几个（捆）谷子。临近中午，母亲准备回家做饭。这时邻居姚九高家让母亲帮她切几捆。母亲说：“晌午了，该做饭了，一会儿男人们回来要吃饭。”姚家说：“你就帮我少切几个。”母亲热心肠，就答应了，又和姚家一起切了两个。看看时间，母亲说，不能再切了，真要晚了。就在母亲起身准备回家的时候，村北头有人喊：“日本人来了，快跑啊！”母亲向村子后头的唐河河槽望去，见有几个挎枪的军人，不紧不慢地朝东福田走来。母亲急忙跑回家，告诉家中做饭的奶奶。这时，奶奶已经焖出一锅热腾腾的小米饭，等着地里干过的爷爷、大伯、父亲和叔叔们。母亲已经顾不了许多，从自己屋里抄了一小袋炒熟的黑豆，拉着奶奶一起随着人流向屋后的姚涧沟跑去。
东福田村位于太白山的北麓，地势南高北低，村北不足百米就是唐河。姚涧沟不是山沟，是一条水涮沟。山质台原地带，积日经年，在临近入河口受雨水冲刷，形成通道。这条沟的沟口就在我家的屋后，村子西边，南北走向。顺沟口向南逐渐变浅，长度大约150米，                                                         平均深2—3米。与其说是沟，更像是一条土壕。
由于沟口就在村边，人们慌不择路，都纷纷拥进这条沟里。涌动的人群正好被进入河槽的日本人看见，她们连村也未进，直接随着人群进入沟里。
母亲和奶奶在一起，随着人流跌跌撞撞向沟里走去。奶奶和母亲都是小脚，从不出远门，这时要逃难，其艰难可想而知。勉强“跑”到沟的中间，奶奶说，我走不动了，坐下歇歇。就在这会儿，沟口已经响起砰砰的枪声——日本人开始杀人了。母亲对奶奶说，不能歇，赶快走。奶奶说，一点也走不动了，你跑吧，我和你婶子先歇歇。母亲见劝不动奶奶，大中午天热，沟中又憋又闷，出气感到困难，母亲自个就朝沟里跑去。
这时，下边的枪声越来越急，母亲加快了奔跑的步伐，临近沟底，母亲惊呆了，原来这是条死沟，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由于雨水冲刷，形成滴水坑，沟底反而更深一些。母亲四处找出路，试图沿沟壁爬上去。，几次都出溜下来。最后一次，母亲找见一处可攀爬的地方，一使劲，终于上了沟沿。就在这时，背后“砰”的一枪，母亲身边掀起了一团土雾。她顺势一滚，过了沟坎，躲开了射击的视线。摸摸身上没血，又急忙向远处跑去。
虽然在自己的家乡，母亲对村边的地势并不了解，只能选择背离枪声地方跑。没跑多久，前边一条大沟，她也顾不上多想，顺着沟沿出溜下去，重重的摔在了沟底。她想爬，爬不起来。不知过了多久，才又起来，出了沟，钻进一片未收的玉米地里。这时，她才觉得浑身疼，再也跑不动了。也在这时，想起了饿，一袋炒黑豆手里紧紧攥着，打开一看，大都碎成豆粒了。再朝村子的方向望去，已经是火光冲天，浓烟一片了。
临近傍晚，日本人撤回了城里。父亲在玉米地里找到了母亲。告诉母亲，奶奶被打死了。是从左胸肋间打进去的，直接打中心脏，在休息的地方动也没动，还是母亲离去时的姿势。同时遇难的56口人，除母亲外无一幸免。许多人家待收拾的庄稼被烧，房子烧了不少，我家的三头毛驴被打死。
父亲不敢让母亲回家，把她安排在自家的坟地里。挖地搭个窝棚，算母亲临时的居所。第二天，村里办丧事，姚涧沟两旁摆满了白花花五十六口棺材。东福田人草草埋葬了死难的亲人，又离开了村子。有的躲到野外，有的藏身太白山里，有的举家离开东福田。昔日还其乐融融的东福田，一夕之间变成人间地狱。
此后，母亲一家人躲在坟地的窝棚里，白天藏着，夜间父亲潜回村里找些吃的。秋风多了，天渐渐凉了。天凉身上凉，风紧心里紧。一听到有鸦噪树啸的声响，以为日本人又来了，在窝棚里缩成一团，不敢动弹。一直呆了四十多天，日本人在城里站稳了脚，不怎么再“清剿”了，村民才陆陆续续回到村子里。我父亲母亲回村后，不敢多住，收拾行囊逃到了口外。从此，在坝上水泉滩、丹清河、郝车倌、阎油坊一带靠当农民糊口，度过了艰辛的一生。
（二）
东福田村大小一百多户，四、五百口人。有薛、邓两大家构成。我们家爷爷有五个子女，都已成年。大伯父、二伯父、父亲、四叔和姑姑。除四叔外，都已成家，但都住在一起。十几间砖瓦房，一个小小的四合院，有十几亩薄田，再外租一些田地，年年能有一些余粮，算当时的殷实之家。日本人来了之后，彻底改变了我们家的生活。奶奶死了，全家塌了架。父母出口外走了；四叔一怒之下，参了军；二大伯身患重病，不堪折磨，上吊死了。二大娘改嫁，留下俩不满十岁的儿子。家中只剩下大伯大娘和年迈的爷爷。父亲走的时候，爷爷不舍，在家门口的石礅前送父母，从此，父母和爷爷再也没有见面。
后来有史料断断续续记载了这段历史。民国二十六（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的川原旅团经天镇、广灵县于9月20日侵占灵丘县城。日本侵略者的长驱直入，使没有丝毫防范的灵丘人措手不及。日本人进城后大开杀戒，从九月二十日开始，两三天的时间，日军共屠杀灵丘县城上千人。到九月二十三日，日本人把屠刀伸向乡村。东福田村与县城仅一河之隔，三里多的距离，既在日本人的视野之中，也在她们的射程之内，加之城里逃难的人有的跨过河槽进入东福田村，为日本人引导了目标，东福田村首遭荼毒。
母亲说，出来的日本兵只有六个，其中三个到了村东，三个跟进了姚涧沟。而开枪最多的是一个女兵，另俩个男的一旁看着。等于说，几乎是一个日本人打死了东福田的五十多口人。血惺恐怖的屠杀中，几乎没有人反抗，好多人象奶奶那样一动未动。
父亲不怎么讲这件事。事发时，他和爷爷、大伯们在地里收秋。不在村子里，也不敢回村。只远远看见庄稼和房子被日本人点着，惦记着家里的亲人和情况。可每当父亲有病躺在炕上的时候，他总要念叨她的妈妈，嘴里不停地骂日本人。历史的积怨和满腹的仇恨得到瞬间的喷发。直到他去世前，仍不时提起可怜的母亲和可恨的敌人。他心中的仇恨没有随岁月的流逝而泯灭。
曾经一段时期，有国内的受难者及其家属向日本现政府提出赔偿事宜。就此事曾和父亲讲过。父亲说，赔什么，她日本人赔得起吗？有本事报仇去，没本事拉倒！想想父亲没错。赔偿是当事一方给另一方不慎造成损失而给的物质上补偿，是民事间的问题。而我们当时面对的是要灭你族群、亡你国家的残暴的敌人。怎么赔？赔什么？赔偿（特别是民事赔偿）混淆了事情的性质，淡化了事件的份量，把敌我变成了双方当事人，属于大事化小的做法。所以每当有这样的报道时，我总觉得这里边缺骨气。别说你打不赢官司，即使赢了赔你几个日元有何意义，就能俩清了吗？民族的伤口就能抚平吗？仇恨能消失吗？中国人不讲锱铢必较，不讲逢仇必报，但知道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如果连这一点民族骨气都没有了，或者能被日元换算，真是不堪为人了。
诚然，仇恨是可以化解的，那要看条件。就像冰可以化成水一样，必须有温度来保证。即使化成水，温度降到一定程度，还会结成冰。化解仇恨需要坦陈心腹，赤血相见，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吗？为仇恨活着固然不好，然而忘却屈辱，用热脸去贴冷屁股，狗彘不如。
（三）
十多年前的一天，我在一所卫生中专当校长，遇见过一个日本老头。那是我们单位的一位退休女教师通过亲戚介绍嫁到了日本。暑假期间这位老师带着她的日本老头来中国探亲，到单位后我接待了她。老头姓薮木，会汉语。我请他在我简陋的办公室坐下，倒了茶，备了烟。树木毕恭毕敬，一劲儿的说中国这好那好，我起初不愿意聊这些带有政治味道的话题，没有搭他的茬。可他老说这种话，我只好说，日本也好。可他立马说，日本不好，日本侵略中国，好像就是为了让我引出他的这句话。我当时随口一句，是的，我奶奶就是让日本兵给杀死的。没想到，这位老头腾的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大可不必。我只好说，过去的事了，和您无关，就懒得再说什么。晚上，我安排了老教师的熟人设宴迎接他。那晚，我没去。
事后我想，也许是冥冥之中一种因缘。也许，她就是侵华日军的一员。十年前，她七十多岁，正是战时应征入伍的年龄。或许是他们家有参军侵华的。当时日本家庭参军的就像中国家庭被杀的一样多。否则的话，他为什么要引出我的话，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一种表达。日本人信佛，讲因果报应。也许是为了减轻报应，寻求机会做一些补救吧。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之后，老教师和薮木给学校留下了一件礼品，是日本仕女偶，由玻璃框罩着，高约60公分，很精美。办公室主任问放在哪里，我说，放尸体标本室，让她陪我们那些冤魂野鬼去吧。

感觉那时候中国人都麻木了,要不不会让日本人得逞的!

当时的中国人真窝囊！

只能说明那时候的中国太落后,包括整个国民素质的低下,一个国家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我觉得如果你把双方位置对换一下，似乎会很熟悉。没错，日本人也是这么对我们的。所以，战场上没什么妇人之仁，想不被杀只有你有杀人权时才能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