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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不能重来——写在“深圳号”访日之前(转帖)

我海军南海舰队的“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就要访问日本了。由于历史原因和中日两国特殊的地缘政治关系，“深圳号”访日引发了广泛关注。“深圳号”出访日本是新中国海军的第一次，但不是中国海军的第一次，距此最近的是1891年大清国北洋舰队造访日本。但仅4年之后，一度叱咤海疆的北洋舰队便灰飞烟灭。“深圳号”访日必经黄海，那是昔日中日海军决战的战场。樯橹硝烟早已不见踪迹，黄海依旧波澜壮阔，但波涛之下是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我们的水兵决不能忘记那次耻辱的失败！
  
一、北洋舰队的两次日本之行

北洋舰队于1888年正式成军，由25艘新式军舰组成，总吨位8万余。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统计，这支海军居世界海军第６位，而当时日本海军列第16位。北洋舰队的第一次访日是偶然造访。1886年8月1日，北洋舰队“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4舰在长途巡航中前往日本长崎进行大修。长崎人对欧美军舰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还是首次目睹，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当时的日本与中国一样受到西方列强的欺凌，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中日两国同病相怜，本应相互提携，但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者大肆鼓吹“脱亚入欧”的思想，致力于侵略邻国。这种以邻为壑的外交策略矛头直指中国。望着长崎码头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北洋舰队，日本人的情绪十分复杂微妙。在驻长崎期间，北洋舰队水兵和日本警察发生大规模冲突，双方死伤80余人，史称 “长崎事件”。事后，在英德公使调停下，中日双方达成协议。协议称冲突纯属误会，没有追究责任和是非，双方各付恤款若干善后。“长崎事件”虽然得以和平了结，但日本当局却借机制造舆论，煽动民间的反华情绪，甚至在儿童游戏中，都在号召打沉“定远”、“镇远”两舰。

北洋舰队的第二次访日是应邀正式访问。1891年初，日本为在国内制造扩充海军的舆论，特邀北洋舰队正式访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得意洋洋，亲自安排丁汝昌于6月率北洋舰队的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编队从威海卫启程正式访问日本。与北洋舰队的第一次来访不同，日本方面此次没有对中国水兵刀枪相对，而是 “彬彬有礼”，所到之处别鸣放礼炮或夹道迎接，表现对华亲善之意。日本天皇在东京还接见了丁汝昌和各舰管带，礼仪非常隆重，日本海军方面也以招待会的形式招待北洋官兵，特别是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专门举行了欢迎宴会，招待中国海军将领。

　二、甲午海战的失败
北洋舰队的2次来访，使日本看到了中国海军的实力，也给日本政坛和军界以极大的刺激。日本把北洋舰队看作日本海军的头号劲敌，认为夺得制海权是取胜的关键。为此，日本制定了庞大的海军扩张计划，并于发行海军公债。为加速完成造舰计划，日本睦仁天皇从王室经费中拔出专款赞助，以示倡导。就在日本天皇接见北洋水师管带的前一天，日本内阁既提出了5860万元的海军支出方案，计划在9年内建造1万吨级的铁甲舰4艘和巡洋舰6艘，获得了国会的通过。1892年，日本新上台的伊藤内阁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该计划在天皇的裁决下很快得以落实。1893年，日本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其后6年中再从内帑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专门针对“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的“三景舰”（ “桥立”号、“松岛”号、“岩岛”号）和“吉野”号、“秋津洲”号等先进战舰相继入役。其中“吉野”号航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又因舰龄较短，在设计时吸收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许多性能上已经超过了北洋舰队。至此，从北洋舰队的两次出访日本到1894年，日本海军仅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即初具规模，共有各种军舰55艘，弹药储备超出了一次对华战争可能消耗的数量，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可以和北洋舰队相抗衡，甚至超过了北洋舰队的远东海军力量。

而此时的北洋舰队却是另一番景象。在第二次出访日本时，北洋舰队的将佐们亦对近年来日本海军的快速发展深感不安。右翼总兵刘步蟾力陈中国海军战斗力不如日本海军完善，因此北洋舰队添船换炮已刻不容缓。丁汝昌为此请示清廷增购舰炮船只，以备防御。　　然而，清政府户部却以经费短缺为由，压缩海军经费，两年内禁止北洋水师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和器械，连补充装备的费用都不拨给。甚至挪用海军经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在后来的若干年内，北洋水师的发展进入了停滞状态，在力量上与初建时并无多大改观，甚至装备老化失修。

1894年，时隔北洋水师第二次出访日本仅3年，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的正面较量中，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首败于丰岛海战，再败于黄海海战，三败于威海卫而全军覆没。大清国整军经武，苦心经营20余年的北洋舰队，面对自己一向轻视的“蕞尔小国”日本，竟不堪一战！败讯传来，海军出身的思想家严复“中夜起而大哭”。谭嗣同更是忧愤非常，挥笔写下：“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三、为何失败
客观的说，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外敌交战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但同时这又是中国军队最为空前的失败。单从军事角度分析，在甲午海战中庞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灭，而日本联合舰队竟然一艘未沉。这样的结局尤其令人震惊！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地、赔款、新开通商口岸、增加内河航线等。《马关条约》屈辱之深重，比以往所有卖国条约加在一起还甚！空前的失败带来空前的耻辱，空前的耻辱产生空前的震撼。岁月峥嵘，至今回想起那一段历史仍然令人铭心刻骨。巨额黄金白银堆砌起来的舰队不经一战，原因何在?

其一是军纪废弛的舰队

北洋舰队是一支用西方的军舰大炮装备起来的现代化军队，披坚执锐，威风凛凛。北洋舰队的总教习是英国人琅威理。琅威理是一名令人尊敬的严肃军人，监督极严，北洋舰队的军事训练相当刻苦， "日夜操练，士卒欲求离舰甚难，是琅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此等严格的要求和训练，即使在文化素质上也使北洋舰队官兵达到了较高水准，舰队发施号令之旗，全用英文，各舰官兵皆能一目了然。

但北洋舰队骨子里仍是一支旧式军队，舰队内部明目张胆的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比比皆是。海军官兵大半是福建人，水师提督丁汝昌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刘步蟾乃以计逐琅威，刘步蟾同样看不惯致远舰管带粤人邓世昌，二人猜疑颇深，以至于在战场上见死不救，"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
  
丁汝昌是甲午海战中的关键人物。丁汝昌是淮系陆军将领，对海战茫然无知，之所以担任北洋水师提督，完全是李鸿章想将北洋舰队据为已有，推行“任人唯亲”路线的结果。更令人遗憾的是丁汝昌还缺少将帅之德。丁汝昌本是太平军叛徒，后追随李鸿章，1883年授天津镇总兵，1888年更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凭着攀附富权贵发迹，又以外行领导内行，加之丁汝昌本人生活腐化、又不善处理与下级军官的关系，根本不能服众，“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其为人，不服调度”。不仅如此，丁汝昌对部属疏于约束，总教习琅威理走后，北洋舰队官兵极为放纵，其军纪废弛、军风涣散简直令人吃惊！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很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当时，《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挚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 ；提督丁汝昌甚至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 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兵夜晚住船，不准回家”。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长崎事件”即因北洋水兵在日本嫖娼所引发。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舰管带邱宝仁、威远舰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三枚(定远一枚，镇远两枚)，只有练习用弹……

战争是军队的试金石。军风腐败的结果，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北洋舰队在威海围困战后期，军纪更是荡然无存。当时医院中人手奇缺，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尤为可耻。1895年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舰队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管带王平率领下集体逃遁，结果逃艇葬身于敌我双方猛烈的炮火之下！与北洋舰队王平等人贪生怕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军鱼雷艇长铃木贯太郎却冒死率艇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

在北洋舰队的最后时刻，“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更令人愤怒的是一批贪生怕死的官兵唯恐激怒日本人，据不沉船，使镇远、济远、平远等十艘舰船被俘资敌，喧赫一时的北洋舰队就此全军覆灭。

其二是腐败的满清朝廷

1894年11月7日，大清国逃得没有了一兵一卒的大连城陷落了。风雪中日军开始疯狂的屠杀中国百姓，中国百姓的血流进护城河，融化了河面上的薄冰。就在这一天，北京紫禁城内张灯结彩，隆重庆祝大清国老佛爷的６０大寿。内务府的账本上明确记载着清廷为此花费1000万两白银。皇太后还要修建一座私人花园，于是挪用海军军费，加上各省解缴、户部拨发、官员敬献，那个叫做颐和园的地方花费了3000万两白银。而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价格约为50万两，北洋舰队鼎盛时军舰也仅为25艘左右，这样算来，4000万两的白银足以让大清国拥有3支由最先进的战舰组成的北洋舰队。

光绪在危机中极力主战，召见军机大臣时"言及宗社，声泪并发"，也为后人叹惜不已。但人们似乎忘记了，这位主战的傀儡皇帝当年的婚典花费亦为500万两之巨！皇帝成婚竟要以相当于两年的海军经费为代价，且正值北洋经费短绌、无力再添舰船之时。待到危机突至、真要割地赔款了，主战皇帝也只有泪流满面了。

至于李鸿章，这是个在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19世纪中叶，清政府接连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面对内忧外患，统治阶级分裂成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为一批崛起的汉族官僚，他们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洋务派”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闹得轰轰烈烈，史称“洋务运动”。 李鸿章则是其中之集大成者。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朝统治者无法同时解决 “内忧” 和“外患”，洋务派意识到只有依靠西方列强，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 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 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北洋舰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其失败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其三是制度上的失败。

北洋舰队覆灭前夕，提督丁汝昌收到了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信。此信名为劝降，但没有一句劝说，可谓一篇奇文，虽写于百年之前，但是依然值得百年之后的国人细读深思：“……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败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之辛酸……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以不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无法得知这位日本军人怎么会在如此时刻与自己的战争对手恳谈仗之胜败、国之安危的根由所在。只是，在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替的日子里，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变，对于愚昧落后但依然妄自尊大的大清国来说，的确急需“国可存立”之“要图”。否则，它失去的就不只是北洋舰队了，而是拥有了260多年的江山。

19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出现第一个政党。明治维新期间，它进行了初步的政治体制改革。跟一个不愿意改革的、不愿开放的老大帝国打仗，胜败不问可知。日本在1880年决定制定宪法，1889年颁布了宪法，1890年7月大选，11月帝国议会成立。它的“君主立宪”仍带有强烈的专制色彩，但比大清帝国强多了。从启蒙速度、新的思想传播来讲，日本要比中国领先半个世纪。

大清国也有一部分开明的官僚试图励精图治、整军自强。但在那种绝对的专制体制下面要进行比较大的改革，要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或一个比较强的领导群体才行。但是从鸦片战争前后至大清帝国覆没，都没有出现这样的历史人物或领导群体。在绝对专制体制下，执掌绝对权力的最高领导人的状况，对朝廷的运作影响很大。慈禧本人极其狭隘，即使是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将其中的优秀成分学到手，更谈不上吸取外来的先进文化。她一再打击当时比较有远见的恭亲王等人。恭亲王三次被撤职，将他的棱角全部磨掉了;甲午战争后复出，到戊戌变法的时候，暮气沉沉，锐气全消，令人痛心。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足足48年，怎么有可能形成一个领导改革的坚强核心？

中日两国从制度改革方面比较，日本比中国早30年到40年。制度是决定性的。甲午战争日本胜利是制度上的胜利，大清帝国是制度上的失败。




严复曾经洞若观火般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渭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 (大意是：中国自秦以来，没有天下，没有国家，只有皇帝一家而已，皇帝一家兴则亿万国人沦为臣妾，所谓兴盛，只是皇帝一家兴盛，所谓灭亡，只是皇帝一家灭亡。皇帝称天子，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皇帝一家灭亡则一切随之灭亡。...所以皇帝考虑的。只是皇帝一家的得失，从来不为天下国人考虑。)

严复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同是留英同学。后人常以伊膝回国后大展宏图，辅助明治天皇使日本使日本变法自强，而严复一辈子不过译了几本书，嘲笑严复无大出息。然而仅凭上面严复那一句话，便不枉我辈一生对他的高山仰止。

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2700余年，危机持续了71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终于1911年辛亥革命。有了严复那句话，一个文弱的孙中山大呼四个字：“天下为公”，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便像纸房子一样轰然塌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