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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振宁先生关于巨型对撞机的说开去

最近关于中国是否应该建造巨型对撞机的讨论很多，刚刚看了吧里一篇称呼杨振宁先生为“叫兽”的帖子，想了想，也想再开一个讨论。

首先应该贴出的是美籍华人，也是国际知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的文章，《我为什么期望中国建设巨型对撞机》

谢谢各位领导，也很感谢诸位一早跑来听我这个演讲。今天我讲的题目是《数学、现代物理与对撞机》。
之所以要谈对撞机，是因为我近两年来，很希望中国能够引进实验物理最重要的项目——对撞机到中国来。因此，我跟我的朋友史帝夫·纳迪斯(Steve Nadis)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出了英文版，名字叫From the Great Wall to the Great Collider: China and the Quest to Uncover the Inner Workings of the Universe ，中文版再过一两个月也能出来。
以下只截取他谈论对撞机的部分

去年，我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戴维·格罗斯(David Gross)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他建议我的书取“From the Great wall to the Great Collider”这个名字，因为伟大的实验要跟万里长城一样，万里长城是经过两千年慢慢构造完成的伟大建筑，巨型对撞机也要花很多时间。我们希望十几年能够建成，能建在山海关附近，但中国政府做对撞机的准备还不是很充足。
我们为什么要考虑建对撞机，因为它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机器，是全世界和我们国家实验物理学家一同来做的一个项目，可以讲是世界最大的机器。假如你去过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会发现他们的机器真的蕴藏着伟大的结构，那是由七八千位物理学家一同做出来的机器。由于它的目标是揭示小的宇宙的奥秘，所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器，是要研究整个物理学领域的机器。
我为什么期望中国建巨型对撞机

那么我现在就来讲讲实验物理。其实我对实验物理完全不了解。我记得1990年我到日内瓦去，当时他们向我介绍了一个周长27千米的环形隧道，现在叫LHC，意思是“大型强子对撞机”，它在一个圆圈里边加速粒子。他们用了很多精深的说法，结合了几千个有学问的物理学家，包括理论物理学家跟实验物理学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一九八几年开始，又过了二三十年，直到前年，LHC终于实现了最伟大的承诺，就是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终于完成了粒子物理所谓的“标准模型”。这样，所有标准模型里出现的粒子都在大型对撞机里边完成了。
有时候，这个粒子被叫做“上帝粒子”，好几个物理学家都对它的发现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也因此得到了诺贝尔奖。所以在某种意义下，他们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叫做标准模型。标准模型是很多学者一同完成的，不是一个人完成的。可以讲，标准模型是物理学上最成功的理论，它从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解释了很多重要的结果，对粒子物理是一个很成功的描述。但是整个标准模型，没有办法能去了解引力场。同时我们晓得，现在标准模型能够描述的粒子，只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粒子，这些粒子占全宇宙物质的比例不超过5%，因此留下了到现在还是一个宇宙之谜的暗物质和暗能量问题。

所以除了现在标准模型能够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刚才讲的超对称，是整个弦论的主要基础，没有超对称，弦论会存在问题。此外我们还有很多不同问题也要去了解。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希格斯粒子，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粒子之间是怎么运转的，怎么对撞的。这需要提高能量才能看到它们物理上的种种现象，而我们至少要做几十年才能够完成这些想法。
日内瓦的对撞机能量达到上限以后，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要重新再建一个能量更大的机器。我们期望这个机器能够建起来，能量能够提升五到十倍以上，所以整个轨道大概也要一百公里。大家希望在这个过程里能发现更深的物理，希望能找到超对称粒子。我想这可能会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可是超对称是不是找得到，是个很大的问题。假如能够找到的话，我想这比起其他的科研还要重要，因为它能使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结构有更深的了解。
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做好解答上述问题的准备，所以物理学家就提出建对撞机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把它叫做巨型对撞机。有些中国的物理学家提出在中国建这个机器的可能性。
其实中国物理学发展五六十年来，也做了很多工作。一开始，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提出了宇称不守恒。1976年，丁肇中找到新的基本粒子。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支持建造正负电子对撞机，物理学家也进行了很多研究，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丁肇中领导了在太空里做的AMS实验，集中了全世界一大批科学家。我们最近也看到在大亚湾做出的中微子实验，成为国际上重要的成就，我对这个事情很钦佩。我自己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华裔学者，我当然期望领先的科学能够在中国产生，所以我跟中国、美国、欧洲的物理学家都谈过这个事情，很早就跟他们来往，期望能够在中国建起巨型对撞机。
我想只要实验做得好，中国的理论物理自然会有很高的提升。理论物理的提升会提升所有的科学。就好像当年量子力学成功以后，所有的科学都提升了一个层次，包括化学，包括生物学，包括所有重要的科学。量子力学的成功，使我们对自然的了解提升了一个层次。所以我想，只要这个实验能够做成功的话，整个中国得到的将不是普通的提升。
我也跟中国的领导人讨论过这个事情。去年我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主持了一个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参加的会议，里边有诺贝尔奖得主，也有很多不同的实验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全世界的都来了。他们来讨论究竟在中国做这个机器的前景跟展望是怎么样的，同时让我们晓得下一代的机器有什么好处。我们讨论得很热烈。
后来，过了几个月，我同其他一些学者共同写了一封联名信，跟我们中央的领导提出要建这个机器，期望能够集中几千个好的物理学家跟工程师一同在中国做这个实验。但是有很多的问题要考虑，比如花这么多钱来建这个机器，究竟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实际上，建这个机器不但能提升整个中国的科学成果，它本身也是很重大的事情。另外，处理对撞机产生的数据，也会产生很重要的效果。中国最需要的是大数据研究，所以我们晓得这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跟国家领导人提出建这个机器的请求，跟中央组织部部长、科技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都谈过。我们讨论中间的困难，一个很重要、很值得鼓舞的事是他们没有反对，或者说没有直接反对。这么大型的机器，投资那么大，没有直接反对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其实我觉得，如果中国现在能够有一个大型的合作，那么全世界的学者都会期望到中国来。
完成一个重大的事业是一个大国应当做的事情，这能够带来很多重要的成就，也是我们期望能够得到的。至于对撞机在什么地方做，是另外一个问题，事实上目前还没有决定。因为我们要建100公里长，所以需要很好的地质，在下面盖它的隧道，同时也要研究很强大的磁铁。为什么需要磁铁呢?因为粒子在隧道里边飞的时候，要有磁铁改变它的弯度，让它能够对撞。你想想看，小的让人看不见、小的不能再小的粒子，经过100公里碰在一起，这需要一个很精细的机器才能做得成功。所以我们需要制造精度空前的探测器和发展强化的数据处理、存储与传输的新技术。每个地方都会对中国有很大的贡献，这实实在在要从机器里面体现出来，并不是纸上谈兵，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另一项关键的任务是解决主要的物理问题。投资其实并不是怎么太大的投资，因为投资会比北京奥运会还要便宜一点，所以是很值得我们去考虑的。尤其是，如果中国能够成为带领人类去了解宇宙奥秘的一个国家，我想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其实，宋朝以来，中国的科技并不比世界各国弱，只是近几百年以来落后了。中国经济今年成为世界第二了，我们一定要有个长远的计划。建大型对撞机对中国来讲，可以说是天赐良机，这就是要把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集中到中国来，也是中国跟全球的学者一同走向全世界科技学术的尖端。发展科技是我们祖宗两百多年来，从林则徐在广东销鸦片开始到现在都期望能够做成的事情。我期望在新的中国，在我国领导的强烈支持下，能够继续发展科技。
从我个人来讲，我希望看到中国提升自己在科学领域的世界声望。为什么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把建大型对撞机这个事情看的这么重要？因为这对人类文明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期望研究宇宙的奥秘，我们期望向前走。任何一件大事都会有很多人反对，从牛顿以来，就有人反对。我记得一九八几年的时候，美国要建一个机器，当时投资了20亿美金，遭到很多物理学家反对，结果这个事情就停了。所以我期望中国以后不会对这个事情感到后悔。
这还是一个很高深的研究，从高能物理能够借此找到更深的研究方向的角度来讲，我想不出来有什么能够是比这个更高超的追求。从中国来讲，我刚完成这本书的时候就看到令人振奋的事情，第一个是屠呦呦得到诺贝尔奖，第二件是王贻芳领导的团队在大亚湾研究中微子的实验成果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肯定。
最后，我要做一个结论。从爱因斯坦得到数学家的大力帮助，找到黎曼的重要工作从而完成广义相对论开始，就可见数学对物理学的重大贡献。由于物理试验和天文观测的结果，正好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预言出来的结果，所以当时全世界所有的头条都是找到了广义相对论的证明。在这个背景下，一批几何学家带领完成了一系列的现代几何的奠基工作，推动了广义相对论的发展。
与此同时，外尔(Weyl)推动了广义相对论和电磁理论的发展。他经过十年的努力，完成了一个伟大的工作，发现电磁理论里的麦克斯韦方程其实可以看做规范场的一个表现，这个看法影响了二十世纪理论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这归根结底是由于外尔当年想研究广义相对论和数学并将其推广到其他物质场而做成的。
事实上，到了1954年，米尔斯(Mills)和杨振宁将外尔理论里边的交换群改变为非交换群，这更成为整个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支柱。杨-米尔斯理论的数学基础是规范场，而规范场的基本理论是嘉当(Cartan)和陈省身得出来的，其中纤维丛的理论则起源于惠特尼(Whitney)和霍普夫(Hopf)。所以，爱因斯坦的影响非常深远，无论是在数学上，还是在物理上都产生了很重要的理论，因此说实验上的发现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近四十年来，量子场论跟弦论的兴起，使得数学焕然一新。我希望数学、物理跟加速器的发展会融合，并带动各个学科和人类文明的更新。假如在加速器里面能够发现超对称的话，整个世界的物理前沿跟数学前沿都会改变。所以我期望能够在中国建加速器。谢谢!

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观点。
日内瓦的对撞机能量达到上限以后，就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要重新再建一个能量更大的机器。我们期望这个机器能够建起来，能量能够提升五到十倍以上，所以整个轨道大概也要一百公里。大家希望在这个过程里能发现更深的物理，希望能找到超对称粒子。我想这可能会是21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可是超对称是不是找得到，是个很大的问题。假如能够找到的话，我想这比起其他的科研还要重要，因为它能使我们对整个宇宙的结构有更深的了解。

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没有做好解答上述问题的准备，所以物理学家就提出建对撞机来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把它叫做巨型对撞机。
即：这项工程没有实用化收益，另一方面，他也不确定是否真的会有成果。

我们通过不同的渠道跟国家领导人提出建这个机器的请求，跟中央组织部部长、科技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都谈过。我们讨论中间的困难，一个很重要、很值得鼓舞的事是他们没有反对，或者说没有直接反对。这么大型的机器，投资那么大，没有直接反对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其实我觉得，如果中国现在能够有一个大型的合作，那么全世界的学者都会期望到中国来。
即：认为这项工程可以吸引“五六千名各国一流科学家为做实验举家迁往中国，且长期居住”。从而对我国高等物理发展起到深远作用。

最后一点“完成一个重大的事业是一个大国应当做的事情”
即：称赞了中国的经济实力，表达了，虽然这项工程耗费巨大，但是我国有经济实力支持的观点。

根据丘先生的文章，杨振宁先生作出了回应，《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8月29日微信公众号《老顾谈几何》中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丘成桐：关于中国建设高能对撞机的几点意见并回答媒体的问题》，讲到他（丘）赞成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而我（杨）反对，他难相信。其中一段如下：
这些实验背后的基础理论都用到杨先生的学说。每一次突破后，我们对杨先生的学问更加佩服！所以说杨先生反对高能物理需要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使人费解！
丘教授的理解有误！我绝不反对高能物理继续发展。我反对的是中国今天开始建造超大对撞机，原因如下：
（一）建造大对撞机美国有痛苦的经验： 1989 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最大对撞机，预算开始预估为30亿美元，后来数次增加，达到80亿美元，引起众多反对声音，以致1992 年国会痛苦地终止了此计划，白费了约30亿美元。这项经验使大家普遍认为造大对撞机是进无底洞。
目前世界最大对撞机是CERN 的LHC。2012 年6000 位物理学家用此对撞机发现了Higgs 粒子，是粒子物理学的大贡献，验证了“标准模型”。LHC 的建造前后用了许多年，建造费加上探测器费等等加起来一共不少于100亿美元。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预算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
（二）高能所倡议在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由许多国家分摊。可是其中中国的份额必极可观。今天全世界都惊叹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可是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少于巴西，墨西哥或马来西亚，还有数亿农民与农民工，还有急待解决的环保问题，教育问题，医药健康问题，等等。建造超大对撞机，费用奇大，对解决这些燃眉问题不利，我认为目前不宜考虑。
（三）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包括生命科学，凝聚态物理，天文物理，等等。
（四）为什么有不少高能物理学家积极赞成建造超大对撞机呢？原因如下：
A。高能物理学是二战后的一个新兴领域，此领域七十年来有了辉煌的成就，验证了“标准模型”，使人类对物质世界中三种基本力量有了深入了解。可是还有两项大问题没有解决：
甲）对剩下的第四种基本力量，引力，的深入了解还有基本困难。
乙） 还没有能了解如何统一力量与质量。希望解决此二问题当然是所有物理学家的愿望。
B。有些高能物理学家希望用超大对撞机发现“超对称粒子”，从而为人类指出解决此二问题的方向。
但是找超对称粒子已经有很多年了，完全落空。今天希望用超大对撞机来找到超对称粒子，只是一部份高能物理学家的一个猜想。多数物理学家，包括我在内，认为超对称粒子的存在只是一个猜想，没有任何实验根据，希望用极大对撞机发现此猜想中的粒子更只是猜想加猜想。
（五）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没有。假如高能所建议的超大对撞机能实现，而且真能成功地将高能物理学更推进一大步，对人类生活有没有实在好处呢？我认为短中期内不会有，三十年，五十年内不会有。而且我知道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同意我的这个说法。
（六）中国建立高能所到今天已有三十多年。如何评价这三十多年的成就？今天世界重要高能物理学家中，中国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一、二。建造超大对撞机，其设计，以及建成后的运转与分析，必将由90%的非中国人来主导。如果能得到诺贝尔奖，获奖者会是中国人吗？
（七）不建超大对撞机，高能物理就完全没有前途了吗？不然。我认为至少有两个方向值得探索：A。 寻找新加速器原理。B。寻找美妙的几何结构，如弦理论所研究的。这两方面的研究都不那么费钱，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

对比两位的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在一些观点不同的，但是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共同点。

两位都承认这项工程花费成本会比较高，但是杨先生认为成本过高，邱教授认为中国有能力承担。
两者都承认短时间内难以出现实用化成果。
对于目前中国高等物理学的现状，两位也都承认“目前中国高等物理学者不足世界1%，项目建成后必然为外国人主导”但是不同在于，杨振宁先生认为这种情况花费巨资建设大型对撞机恐为他人做嫁衣，而邱教授则更看重“项目在技术发展和人才引进方面的巨大效益”

接下来，作为利益相关人，王所长对杨振宁教授的文章进行了反驳，《大型对撞机，正是时机》
知识分子》刊发了杨振宁先生的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作为正在高能物理一线从事实验工作的科学家、现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杨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科学家，我更尊重科学和理性。如果以下言语有冒犯之处，还请原谅。
（一）杨先生反对的第一点理由是造大加速器是无底洞，因为美国的SSC造价飙升，半途而废，浪费了30亿美元。欧洲的强子对撞机花费了100亿美元。中国的大加速器不可能少于200亿美元，甚至是一个无底洞。
这里实际上有三个问题，一个是SSC为什么会失败，第二是中国的大加速器到底需要多少钱，第三是这个估计可靠吗?是不是又一个无底洞。下面我一一回答。
（1）美国的SSC为什么会失败？大加速器都是无底洞吗？
美国SSC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当时的政府赤字且与国际空间站争夺经费、美国的两党政治斗争、德克萨斯与其它地区的区域竞争，还有管理不善、预算错误、造价飙升、国际合作不够等。其实“预算超支”绝不是SSC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是有其特殊及偶然原因，主要是政治因素。
对美国来说SSC半途下马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定，它使美国的高能物理研究失去了发现希格斯粒子的机会，失去了未来发展的基础和机遇，失去了国际领导地位，到现在还没有翻身。这个决定对美国的大科学研究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并使一代美国人失去了梦想的勇气。当年美国科学界反对SSC的理由跟我们今天在中国听到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事实上SSC的终止并没有让任何科学家获得经费的增加，当然SSC的启动也没有减少任何人的经费，很多当年反对的人后来也后悔了。
在此之后欧洲建造了大型强子对撞机（LHC），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虽有超支，但并不是太多。说明大型加速器并不一定是“无底洞”，是可以成功的。
中国的政治与美国完全不同，对大工程建设实际上有其优越性，偶然性较小。今天的中国已经干了很多美国人不干、或干不了的事，未来这样的事还会有。SSC失败，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建造大型加速器。我们应该要科学仔细地分析，同时要做好国际合作，做好管理，控制预算。
（2）到底需要多少钱？我们规划的大型对撞机项目（以周长为100公里算）分两步走：第一步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建设阶段，约在2022-2030年间，工程造价（不包括土地、“七通一平”等）约400亿人民币。如果这第一步成功，CEPC有新物理的迹象，且高场磁铁所需新型超导材料技术成熟，其价格降到合理水平（比如~20元/千伏安米），我们可以走第二步质子对撞机（SPPC）阶段，工程造价在1000亿人民币以内，时间是在2040-2050年左右。这里如果减去国际贡献约30%，中国政府应该出资大约300亿人民币（每年30亿）和700亿人民币（每年70亿），但不包括未来的通货膨胀。这里有一个“第二阶段”是为了说明这个方案有极为长远的科学寿命，可以带动更重要的技术发展（如高温超导），是对“第一阶段”科学及技术意义的一个补充。我们现在讨论其设计也是为了保留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避免因为考虑不周，比如加速器隧道周长与截面大小等，把未来发展的可能性给堵死了。有这样一个第二阶段的长远目标也会对高能物理和相关技术的发展有重大意义。
(3)这个价格估计是否可靠，是不是会成为无底洞而重蹈美国SSC的覆辙？首先我们知道在过去50年间，国际上有许多成功的加速器工程(如LEP，LHC,PEPII,KEKB/SuperKEKB等)，也有许多不太成功的加速器工程（ISABELLE，SSC，FAIR等）。这里不成功的都是质子加速器，电子对撞机还没有不成功的先例。原因主要还是质子加速器较为复杂，对超导技术的前瞻与预估较难，不易在技术、造价与指标上有一个恰当的把握。指标高了造价会超，指标低了又显得过于保守。
国内大型工程成功的案例很多，高能所建所40年以来，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散裂中子源、ADS注入器等超过亿元的大型加速器及探测器工程中，均按工期、指标完成，实际造价与预算相比，连5%都没有超。我们有成熟的估价、建造、管理经验。
事实对CEPC的估价我们采用了两种办法：
1）分解法：将各设备部件造价相加；
2）类比法：与国内外已完成的同类装置与设备相比。
在总价和系统级，两种办法必须在20%以内一致。
在完成了初步概念设计以后，我们产生了一个1000多项的设备清单，据此进行了造价估计，并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了评审。如果杨先生不相信我们的估价，可以组织再次评审。
对第二阶段SPPC的估计我们只采用了类比法。因为这不是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也不是一定要上的，只是一个可能性。谈论它的造价意义不大。因为我们说过了，不成熟（包括造价）不会启动，所以怎么会是无底洞呢？
（二）杨先生反对的第二点理由是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超大对撞机不是燃眉之急，目前不宜考虑。
任何一个国家，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必须考虑当下和长远，不可偏废。民生问题当然要解决，而且这也确实是目前国家预算支出的主要内容。但我们也要考虑长远，要有合适的比例进行基础科学研究，要能够不断发展，要有领先世界的能力。清末的中国，人民富庶，GDP世界第一，虽然有能力购买枪炮，但不掌握科学，没有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后还是被动挨打，民生也无从谈起。
几百年来，对物质微观结构的研究，从分子、原子到原子核、基本粒子，在相当程度上引领了人类科学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物质的最小结构及其规律，采用的手段覆盖领域宽广，从加速器、探测器到低温、超导、微波、高频、真空、电源、精密机械、自动控制、计算机与网络等，在很大程度上引领了这些高技术的发展并得到广泛应用，是基础科学及高技术研究中具有标志性的一个重大领域。建造大型对撞机可以使我们在这样一个重大的、有引领作用的科学领域领先国际达几十年，可以在相关技术领域领先国际，使一些重要产品实现国产化并走到世界最前沿，可以形成一个国际科学与技术中心引进吸收国外的智力资源，可以培养几千名有创新能力的物质科学及相关技术的顶尖人才，怎么不是燃眉之急，当务之急？
事实上，中国政府和普通民众给全世界人民的感觉是很有钱，也很势利。一个大国，没有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大概很难说话响亮，有软实力和影响力。这也反过来影响了中国在世界上获取利益。从占GDP的比例来看，大型对撞机的造价（即使包括SPPC）并没有超过上世纪80年代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也低于国际上的LEP、LHC、SSC、ILC等各类已完成的和计划中的设施。
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开建大型对撞机，是我们在高能物理领域领先国际的一个难得的机遇。首先新发现的希格斯粒子质量很低，使我们有可能提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个方案来研究它，而且这个环形对撞机还有机会改造成质子对撞机，有长达50年以上的科学寿命；其次，欧洲、美国和日本手头都有项目，20年之内很难腾出手来，我们的竞争环境相对较好；第三，我们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经验，刚好这个机会是我们的长项，有技术和人员队伍的积累。这个机遇期的时间窗口只有10年，失去这个机会，下一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同时我们有极好的大型地下工程施工经验，中国的经济仍处于高速发展期，也处于转型期，有建设能力和科学需求。因此大型对撞机是一个各方面都合适的项目。
（三）杨先生反对的第三点理由是建造超大对撞机必将大大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的经费。
中国的基础研究经费目前占研发经费的比重大约是5%，国际上发达国家一般是15%。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同时又是一个大国，我认为应该逐步增加到10%，直至最后向15%迈进。所以从数字看，基础研究经费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大约每年1000亿人民币以上），不存在挤压其他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情况。
另一方面，增加的经费应该向哪个方面投呢?大家都知道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经费中有相当大的一个比重是用来购买仪器，而且主要是外国仪器。所以如果我们突然平均地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或向某些领域倾斜，估计会大大拉动美欧日的GDP。而如果我们花10年的时间投入300亿建造加速器，90%以上的钱会花在国内，会推动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市场占有率，会培养成千上万的有能力自己设计与建造设备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将大大推动我国科学仪器设备的发展，同时也会推动其它领域的发展。事实上这个投入也没有大大改变各领域的投资比例，从长期来看，是使各领域的比例与国际上基本一致（目前国内粒子物理、核物理比例严重偏低是一个事实）。国家现在提出发起和领导国际大科学工程和计划，CEPC就是一个极好的候选项目。这与发展其它基础科学也不矛盾。
（四）杨先生反对的第四点理由是高能物理学家想寻找的“超对称粒子”和“量子引力化”都未被发现，未来希望用对撞机发现猜想中的粒子也是不会成功的。
建造大型对撞机的科学目标自然不是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我亲手交给杨先生的《CEPC初步概念设计报告》中，我们清楚地描述了科学目标。简言之，粒子物理目前的标准模型只是一个在低能情形下的有效理论，需要继续发展更深层次的理论，虽然现在已有一些超出该模型的实验证据，但需要更多的实验证据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已知的标准模型中的问题，大部分与希格斯粒子有关，因此更深层次的新物理应该会从希格斯粒子处露出蛛丝马迹。CEPC可以将希格斯粒子的测量精度提高至1%左右，比LHC好10倍，这就可以确认希格斯粒子的性质，判断希格斯粒子是否与标准模型预言完全一致。同时CEPC还有望首次测量希格斯粒子的自耦合，确定希格斯场参与的真空相变的形式，这对宇宙的早期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无论LHC是否发现新物理，CEPC都是需要的，这是粒子物理发展中跳不过去的一步。
如果有新的希格斯粒子耦合形式，新的伴随粒子，非点结构的希格斯粒子，或其它与标准模型的偏差，我们可以进行第二阶段，建造大型质子对撞机，直接寻找造成偏差的原因。这个原因当然可能是超对称粒子，也可能是其他粒子。对我们实验物理学家来说，我们会关心理论物理学家的预言，但绝不会依赖他们。现在就预言对撞机会发现或不会发现猜想中的粒子，有点过于武断了，这也不是国际高能物理学界的主流意见。

（五）杨先生反对的第五点理由是七十年来高能物理的大成就对人类生活没有实在的好处，未来也不会有好处。
七十年来，高能物理有许多成绩，其发展出来的技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没有高能物理，就没有同步辐射光源（发展自正负电子环形对撞机）、自由电子激光（发展自正负电子直线对撞机）和散裂中子源等装置，我们现在的许多生物、地质、环境、材料、凝聚态等方面的进步就无从谈起。没有高能物理，今天在医院里的很多检查与治疗（MRI，PET,癌症的放射性治疗等）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那么先进，或者会推迟出现，许多人的生命会被缩短，生活质量会被降低。没有高能物理，就没有（或者推迟出现）触摸屏，智能手机就是一个梦想；没有高能物理，就没有WWW网页，大家就不能上网，网络经济更是无从谈起。人类从WWW网页中得到的收益，已远远大于此前对高能物理的全部投入。
中国建大加速器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第一阶段300亿人民币的投入（2022年起，每年30亿），至少使我们可以在以下技术方面实现国产化，并领先国际：
a)高性能超导高频腔（应用于几乎所有的加速器）
b)高效率、大功率微波功率源（也可应用于雷达、广播、通讯、加速器等）
c)大型低温制冷机（也可应用于科研设施、火箭发动机、医疗设备等）
d)高速、抗辐照硅探测器、电子线路与芯片等。
同时我们还可以在精密机械、微波、真空、自动控制、数据获取与处理，计算机与网络通讯等技术方面领先国际，可以培养上千名顶尖的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引进上千名国际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形成一个国际化的科学中心。如果有第二阶段，2040年起每年70亿人民币的投入，可以带动高温超导材料、超导磁体等应用技术的实用化，并国际领先。这个产业的规模大概远远超过700亿人民币。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出人意料的新发现、新技术。至于高能物理科学发现的直接应用，目前我们无法预料，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对物质结构和基本粒子的研究，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中国人可以嘲笑古希腊人及后来的欧洲人研究原子、天体运行规律、量子力学、希格斯粒子没有用，但最后吃苦头的还是自己。
（六）杨先生反对的第六点理由是高能所三十年来的成就不高，超大对撞机90%的工作将由非中国人来主导，诺贝尔奖也不会是中国人。
高能所从建立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其发展主要还是最近三十多年，从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开始。国家对高能所在高能物理研究方面（高能所还有天体物理、多学科及应用研究）的投入，除人员建筑、实验室及设备、研究经费之外，主要科学设施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2.4亿元，1984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6.4亿，2004年），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1.7亿，2007年）等，一共约10亿元人民币（当然1984年的2.4亿还是很多的）。与国内其它领域相比，比如杨先生提到的生物、凝聚态、天文物理等，无论是总数还是人均，都绝对不算多。这些投入取得的成果、各种国内外奖励，这里不一一列举，与国内其它领域相比，绝对不少。这点投资，与国际上比，差好几个数量级；但取得的成果，还是可以跟他们比肩的，至少我们现在是国际高能物理领域四大实验室之一（CERN，Fermi，KEK，IHEP）。
我们中国的科学家2012年在国际上独立地首次提出CEPC-SPPC的设想，得到国际上的积极响应与支持。随后我们开展了初步概念设计，虽然有国际参与（特别是从开展国际合作考虑），但主要是以我们为主完成了《初步概念设计报告》。所以将来超大对撞机70%的工作将由中国人来主导完成，至少会与我们的出资比例一致。杨先生要是还没有信心，可以去问问国际上主要的国家实验室主任们。
事实上，高能所有三十多年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经验，提出CEPC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高能所参加过80年代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设计与建设的专家都说，当年的困难比起今天的CEPC，只大不小。相信我们不会一代不如一代，有信心、能力和勇气独立完成CEPC。当然从国际合作考虑，还是需要放手一些工作内容。
至于未来第二阶段质子加速器的工作，我们目前确实经验不足，需要努力。但我们还有二十多年，可以实现“完成工作与出资比例相当”这个最低目标。以我们过去三十多年进步的记录来看，这个目标是可以完成的。
至于中国人得诺贝尔奖，我觉得无法预料，也不是国家对基础科学投入的目的，更不是我们个人从事科学研究的目的。我们追求的是对自然界的理解和掌握。CERN发现了希格斯粒子，爱丁堡的希格斯拿到了诺贝尔奖。我们希望中国有一个CERN这样的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和技术能力，至于有没有爱丁堡这样的机构和希格斯这样的人去得诺贝尔奖，并不重要。
（七）杨先生反对的第七点理由是高能物理的前途在“新加速原理”和“几何理论”，不在大型加速器。
“新加速原理”确实是一个加速器发展的重要方向，也许将来（几十年内）能用于高能物理固定靶实验，或某些对束流品质要求不高的应用领域。在高能对撞机方面，无论是束流品质还是能量利用效率，都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在此期间，高能物理不能停止发展，等待这个新技术成熟。至于“几何理论”，或是“弦理论”，更是虚无缥缈，与实验有太多的距离，不是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
高能物理的前途在哪里，见仁见智。中国现在没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但国际上有，而且很多，杨先生的看法显然与大家不同。不仅现在不同，过去几十年都不同。据有关资料，杨先生对高能物理的未来发展自60年代起就是悲观的，所以与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失之交臂。自70年代起就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幸亏小平同志听从了李政道等其他著名科学家的建议，才有了今天的高能物理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及其重大成果，也有了我们的同步辐射光源、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平台为全国的科技界服务。面对未来，我们应该更多地听取科研一线新生代科学家的意见，他们才能引领我们的科技事业兴旺发达，领先国际。

这篇文章是针对杨振宁先生的文章逐一做了反驳，这篇文章有一些主观的地方，比如“使一代美国人失去了梦想的勇气”等，这里我们不做评论，接下来，王孟源先生发表了针对王所长的文章《王孟源：回答王贻芳所长，高能所更该攻克什么技术》

当SSC在美国国会经历评审的时候，刚好是我博士毕业，到德州加入了Weinberg的研究团队。Weinberg是SSC背后的最重要推手，在那段时间为SSC到处奔走。每周组里开会，也必然会把最新发展和大家分享，所以我对SSC预算被裁的来龙去脉有真正的内线消息，比起王所长所依据的那些书应该还要准确些。
SSC原本的预算在1987年是44亿美元，到1993年被裁的时候，总进度不到20%，隧道挖了不到1/3，但是预算已经涨到120亿美元。国会决定放弃已投入的20亿美元资金之后，Weinberg在组里会议总结教训的时候，很后悔一开始把预算数字压得低过头了：若是早把实际上接近200亿美元（1993年币值，相当于330亿2016年美元，超支比率约为450%）的真正费用分发到各个工业州的转包商去，德州议员就不会在国会孤立无援。
SSC被裁之后，LHC仍然继承了高能物理低估预算的传统，不过在程度上汲取SSC的教训而轻了些。在1998年开建时预算是26亿美元，到2008年完工实际花费了90亿美元（相当于101亿2016年美元币值），超支比率只有346%，这就是王所长所说的“虽有超支，但并不是太多”。
当然LHC比SSC便宜，并不止是因为它的能阶低一些，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沿用了CERN既有的现成隧道和基础设施，包括水、电、路和建筑。在SSC的预算里，这些项目占大约一半，所以如果LHC必须从头建起，总花费应该在200亿2016年美元左右。建成之后，LHC的运作花费大约是每年12亿美元，至今八年，总共又花了将近100亿美元。
王所长计划建造的CEPC和SSPC，总预算是1400亿人民币，假设这是今年的币值，依当前的汇率等同210亿美元，基本上和LHC的总价一样。但是SSPC的尺寸比LHC大四倍，能阶高七倍多，照理应该贵四到七倍之间。所以在逻辑上这有两个可能：第一是王所长能保证在未来30多年的建设期间，有一连串举世独创的突破，不但打破全球对撞机价钱随时间上升快于通货膨胀的传统，而且反其道而行，能压低造价四倍以上。第二是高能物理界造对撞机的传统依然健在，包括低估预算四倍左右。
不论实际预算是多少，一个超千亿人民币级的计划必然会挤压其他基础科学方面的投资，这不但是常识，而且和中国的基础科学总预算是否增长是两回事。王所长说因为总预算要增加，所以其他科目不会受挤压，只是纯粹玩弄语法；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总预算的增长就可以真正提升许许多多对国家社会有立即直接贡献的研究。正如王所长自己提到的，中国的基础科研资金比先进国家少了三倍，如果给凝态物理、量子纠缠、天文物理、声学、光学、生物物理、混沌理论、化学物理、宇宙学、低温物理、结晶学、流体力学、高压物理、核物理和非对撞机的高能物理（基础科学还包括化学、生物、数学等等大类，受篇幅所限，这里只列出部分物理领域）的资金因为新对撞机而停滞不前，不正是王所长宣称不愿见到的吗？
王所长反驳杨先生的第四点理由时，说建CEPC的理由不是要找超对称粒子，而是要研究Higgs；这又是玩弄语法的例子。CEPC的能阶与LHC相当，LHC找不到超对称粒子，那么CEPC当然也找不到。懂高能物理的读者都知道杨先生指的是SSPC；所以王所长真正应该回答的问题是SSPC的科学目标是什么？
至于CEPC要花400亿人民币（相当于60亿美元，假设没有被低估）来研究Higgs，这对懂高能物理的读者同样是很奇怪的，因为不但LHC这个质子对撞机已经在研究Higgs了，日本也即将建造ILC（国际线性对撞机）来做同样的研究，它的性能和CEPC完全相当，同样是电子对撞机，只不过因为是线性的，所以不但价钱低些（目前预算是50亿美元），运作费用也远低于CEPC这样的环形对撞机（因为它没有同步辐射，所以用电省了很多倍），而且会比CEPC早好几年运行，CEPC的任何发现，都必然会早已被ILC发表过了，因此CEPC的科学价值绝对是零。
那么它在逻辑上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开门的楔子，以便有借口先投入预算来挖掘隧道，使国家考虑是否升级至SSPC时，已经有沉没成本。王所长对SSPC的科学目标语焉不详，实在也直接影响到CEPC的全部合理性。
杨先生说高能物理对人类未来不会有好处，王所长举了很多个以往的例子。姑且不论过去不能精确预测未来，而且很不幸的，这些例子都与王所长想做的新对撞机没有关联，例如同步辐射，这是1945年开发出新的Synchrotron后发现的副作用，但是CEPC和SSPC并不是新设计，只不过是既有的环形对撞机的放大版本，怎么可能偶然发现新的作用呢？
又如放射治疗所用的高能粒子，也是在1940年代或之前就发现了，如果王所长想用70年前的历史来预测未来30年的科学发展，是不是应该先解答为什么过去70年在对撞机上投资一直成指数曲线增加，却没有更多的类似贡献呢？（其实这是因为粒子的能阶越高，就越不稳定。高能物理到1950年代之后，能阶已经高到新粒子必然极不稳定，还没有飞出一个原子的直径就已经衰变了，那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用处。这个道理王所长应该也懂才对啊。）
至于WWW，那是一个CERN的职员发明的，但是和高能物理却没有关系；就好像爱因斯坦写下相对论的时候，是专利局的雇员，但是我们不能把相对论算成专利法的好处之一，不是吗？
其实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么多细节，也可以很快地估计新对撞机对经济和社会的可能贡献。这是因为它们只是既有环形对撞机的放大版，完全可以比照LHC的例子：在花费了300亿美元和6000多名博士级以上的研究人员20年的精力之后，LHC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附加好处吗？完全没有。
LHC最重要的技术是超导磁铁，但是欧洲因此而在磁浮列车上有了突破吗？完全没有，最新一代的磁浮技术是日本推出的，只花了不到LHC一半的时间和少于5%的预算。
理工科出身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现代科技已经极度专精，同样是超导磁铁，用在对撞机和用在磁浮列车上的就不完全一样，而真正困难的研究，就在于这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所长列举的一些技术，全都是对撞机专用的，若要转移到实体工业上，所需的研究等同从头开始，实在远不如把那几千亿人民币直接投入有实际需要的方向。
杨先生说高能所的成就不高，王所长不同意；这是中国物理界内部的人事问题，我不知详情，就不予作评，这里只谈谈我对中国高能物理未来发展的一些评论和建议。首先，当年欧美会花大钱建Tevatron、SSC和LHC，并不只是为了找标准模型中最后的几个粒子（即t-quark和Higgs），更重要的是为了找超越标准模型的粒子。Higgs的质量是125GeV，其实是出奇的轻，这叫做Hierarchy Problem，它背后的机制是过去40年高能物理研究的绝对焦点。很多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机制包括了质量和Higgs差不多的粒子（这个观念叫做Naturalness，超对称是最流行的理论），所以SSC和LHC都被针对性地设计来找这些粒子。上个月LHC正式宣布什么都没找到，那么超对称固然是错的，Naturalness也一样错了，而且是错到1/100的精度。现在我们对Hierarchy Problem的机制一无所知，Naturalness有可能一直错到1/10000000000000000。王所长的SSPC只比LHC的能阶高7倍，所以基本上是拿几千亿来赌Naturalness只错到1/700，这显然是胜算很小的赌博，就算赌赢了，也对国家社会完全没有贡献，顶多得到一个诺贝尔奖的虚名。
其实事先预测Naturalness会出错的论文是有的（我指的是真正逻辑自洽而且简洁的理论，不是超对称利用几百个自由度撑出来的硬拗；我所记得的，一般预测Naturalness错到1/10000000000000，还没有预测只错到1/700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豪赌个诺贝尔奖，是完全没有理论依据的），但是高能物理的主流对他们一向嗤之以鼻，很多期刊连审都不审。这是因为高能物理界一直在全力劝说政府投资到昂贵的对撞机上，如果走漏了风声，让评审者知道有可能什么都找不到，就可能拿不到钱。
还好高能物理理论在30年前就是第一个建立了论文预印本（Preprint）的互联网档案库的学科，所以回头挖坟并不难。中国高能理论着重在现象学和QCD上，两者都是不错的研究题材，但是如果有余裕，可以考虑是否组织起来，有系统地去找出这些预测正确的论文，然后择优深入研究。
既然大自然已经选择了要打破Naturalness，高能实验面临了一个大沙漠，环形对撞机的投资与报酬完全不成比例，实在应该另谋着力点。我建议专注在中微子上。中微子实验的耗费远低于对撞机，而实验成果是有理论保证的。除了大亚湾这类中微子振荡实验之外，至今还没有专注于洪荒中微子（Primordial Neutrino）的研究。只不过这类研究需要的不是大笔公家资金（费用应该远在一亿之下），而是研究者的巧思，必须能从头设计，因此很值得有志的实验者探求。
最后谈谈王所长所举的附加好处中，唯一有新实用意义的例子，也就是自由电子激光。正如环形对撞机缩减尺寸和能级之后，可以用来做同步辐射光源，线性对撞机缩减尺寸和能级之后，就成为自由电子激光。不过同步辐射是老技术，中国早就有了，台湾和上海在过去两年先后启用了相当先进的同步辐射光源，而线性对撞机和自由电子激光，却是中国没有的经验和技术，偏偏它是目前最佳的硬X光源（亦即波长很短的X光，同步辐射是软X光），脉冲极短、分辨率极高，不止可以看见个别原子，甚至可以看见个别电子从一个原子跳到另一个原子的过程，是研究化学反应的最先进工具，在军事上也有发展成太空武器的潜力。正因如此，美国虽然不愿意自己掏钱来建ILC，也不肯转移技术给中国，最后硬是把日本拉出来买单。
笔者建议，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应该组织高能所全力攻关这项被美国封锁的技术，那么只需不到10亿美元（不需要达到ILC的能级和尺寸，只要足够当光源就行了），就可以帮助许多中国的化学家角逐未来的诺贝尔奖，比起SSPC那个打水漂的计划，要强多了。

由于篇幅过长，我们摘取两者进行辩驳的地方来阅读。
王孟源先生对于王所长的“虽有超支，但并不是太多”所作出解释，“SSC被裁之后，LHC仍然继承了高能物理低估预算的传统，不过在程度上汲取SSC的教训而轻了些。在1998年开建时预算是26亿美元，到2008年完工实际花费了90亿美元（相当于101亿2016年美元币值），超支比率只有346%。”并且指出了王所长计算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没有计算通货膨胀。而在这种投资巨大，耗时漫长的项目中，这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然后谈及王所长的说法“建造大型对撞机的科学目标自然不是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在我亲手交给杨先生的《CEPC初步概念设计报告》（英文）【1】中，我们清楚地描述了科学目标。简 言之，粒子物理目前的标准模型只是一个在低能情形下的有效理论，需要继续发展更深层次的理论，虽然现在已有一些超出该模型的实验证据，但需要更多的实验证 据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已知的标准模型中的问题，大部分与希格斯粒子有关，因此更深层次的新物理应该会从希格斯粒子处露出蛛丝马迹。”而王孟源先生则认为：“CEPC的理由不是要找超对称粒子，而是要研究Higgs；这又是玩弄语法的例子。CEPC的能阶与LHC相当，LHC找不到超对称粒子，那么CEPC当然也找不到。懂高能物理的读者都知道杨先生指的是SSPC；所以王所长真正应该回答的问题是SSPC的科学目标是什么？”王孟源（以及部分学者）认为把精度提高十倍就能有新发现是很渺茫了。

这一部分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王所长对杨振宁先生的辩驳，也有一些问题。因为杨振宁先生的文章是针对丘教授而写的，丘教授文章中反腐强调“超对称粒子”那么杨振宁先生的回应也自然要基于丘教授的文章。
另外涉及另一个问题，LHC 是强子对撞，我国准备建的应该会是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升级版，也还是电子对撞，电子对撞相对于强子对撞的优势是，相对而言背景更干净，效率更高，但是由于电子轻得多，加速过程中损失的能量也更大，因此能够最终达到的能量要低得多。（TC居然是屏蔽词

至于王所长说说的建设大型对撞机带来的好处，是这么说的“。没有高能物理，就没有同步辐射光源（发展自正负电子环形对撞机）、自由电子激光（发 展自正负电子直线对撞机）和散裂中子源等装置，我们现在的许多生物、地质、环境、材料、凝聚态等方面的进步就无从谈起。没有高能物理，今天在医院里的很多 检查与治疗（MRI，PET,癌症的放射性治疗等）就不会存在，或者不会那么先进，或者会推迟出现，许多人的生命会被缩短，生活质量会被降低。没有高能物 理，就没有（或者推迟出现）触摸屏，智能手机就是一个梦想；没有高能物理，就没有WWW网页，大家就不能上网，网络经济更是无从谈起。人类从WWW网页中 得到的收益，已远远大于此前对高能物理的全部投入。”实际上大家也能看出来，大型对撞机而直接带来的好处很少，即王孟源所说的“理工科出身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现代科技已经极度专精，同样是超导磁铁，用在对撞机和用在磁浮列车上的就不完全一样，而真正困难的研究，就在于这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所长列举的一些技术，全都是对撞机专用的，若要转移到实体工业上，所需的研究等同从头开始，实在远不如把那几千亿人民币直接投入有实际需要的方向。”

两位还在最终的成果上有分歧。
在王所长给杨振宁先生的那份报告，即《CEPC SPPC初步设计概念报告》里第二卷 7 1，也就是“升级到SPPC”里，对SPPC的前景预测是SPPC是一个远超LHC的强大机器，质心能量达到70TeV，并且具有CEPC一同拥有精确探测希格斯物理的能力，也就是”SPPC将开启新纪元，病很有可能在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上有深刻突破“的结论。那么问题是，依靠SPPC真的是”很有可能“吗？这个要等更详细的论证和实践（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这个水平理解（哭~）

孟源认为“上个月LHC正式宣布什么都没找到，那么超对称固然是错的，Naturalness也一样错了，而且是错到1/100的精度。现在我们对Hierarchy Problem的机制一无所知，Naturalness有可能一直错到1/10000000000000000。王所长的SSPC只比LHC的能阶高7倍，所以基本上是拿几千亿来赌Naturalness只错到1/700，这显然是胜算很小的赌博，就算赌赢了，也对国家社会完全没有贡献，顶多得到一个诺贝尔奖的虚名。
其实事先预测Naturalness会出错的论文是有的（我指的是真正逻辑自洽而且简洁的理论，不是超对称利用几百个自由度撑出来的硬拗；我所记得的，一般预测Naturalness错到1/10000000000000，还没有预测只错到1/700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豪赌个诺贝尔奖，是完全没有理论依据的），但是高能物理的主流对他们一向嗤之以鼻，很多期刊连审都不审。这是因为高能物理界一直在全力劝说政府投资到昂贵的对撞机上，如果走漏了风声，让评审者知道有可能什么都找不到，就可能拿不到钱。”

以上就是参与讨论的几位学者先生们的观点。

那么以下，对一些问题和观点作出解释。
中国很有钱，科研经费很充足，投入这些钱不应该是洒洒水吗？

那么真的是这样吗，作为NSFC，也就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6年基金规模只有248亿，这249亿要给所以学科提供支持。所以，CEPC需要的400亿人民币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在完工前，未完工的加速器不能产生任何直接科研成果，而完工之后，还需要持续投入经费。所以，无论如何，这项投资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

对撞机难道不能给我国科学带来跨越性发展吗，会不会使我国科学有重大突破？
首先要明白，科学发现，也就是“理论”是没有专利权的，科学理论无国界，就像美国的课本上有牛顿三大定理，我国的课本上也有一样。大型对撞机，可以对高等物理理论起到推动和发展作用，但是这些成就，不只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而目前看，对于产生“实用化收益”也不乐观。大型对撞机的建设，也许会对我国和世界物理界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于我国的应用科学可以说“实用化收益”很小。用一句话说，大型对撞机或许是中国以及世界的“诗与远方”，但是对于我国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是师昌绪这样的研究者。

另一方面，现代科技已经极度专精，虽然说基础科学取得进步（不一定哦），会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是推动，但是在把科学理论上转化为实践成果上，不仅是一段很长的路，而且我国也不会得风气之先，因为这项成果是全世界的，印证的是物理学里的理论。终究大家还是要一块慢慢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型对撞机内，参与研究的会有大量的国外学者（所以什么技术封锁不仅没有意义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阿）

大型对撞机对于我国是重大机遇，科学研发的重中之重。
首先，我们不能否认这个项目对于培养高能物理领域的相关人才应该会起到重要作用。

那么，我们看中科院这份研究报告《科学发展新态势与面向2020年的战略选择》。有希望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1、量子通信将可能率先取得重大突破
2、自主可控的基础软硬件平台将产生重大突破
3、普惠计算将取得重大进展
4、模块育种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等技术将成为未来育种的重要手段
5、干细胞整理研究水平将进入国际第一阵营
6、生物医药实现局部跨越式发展
7、工业生物制造技术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8、泛在制造信息感知与网络技术可能取得重大突破
9、先进材料可能实现原创突破和全面提升
10、煤炭资源清洁高效综合利用将形成新兴产业
11、地球深部勘探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实现自主研发
12、规模化可再生能源发电及分布式电网有望实现商业应用
13、废物能高效清洁利用将催生“城镇矿山”新兴产业
14、区域高压直流电网将建成
15、载人航天、嫦娥工程及其他空间重大工程将产生重大突破
16、空间科学卫星形成系列，可望在空间科学前沿取得原创性重要发现
17、新原理航空发动机样机将有望研制成功
18、以载人深潜器为标志的深海探测勘察技术将实现跨越发展
19、海洋新技术的重大突破将促进蓝色海洋经济快速发展

另外就是这项设备的国产化问题。
如果我们花10年的时间投入300亿建造加速器，90%以上的钱会花在国内。
那么问题是怎么样呢？王所长的《cepc sppc初步概念设计报告》12 1指出，加速器会占成本的63%，土木占总造价的26%加速器三大项，超导射频系统，射频功率源，低温系统又占加速器成本的一半。

同时王所长也十分清醒的说明了，中国的土建施工比瑞士便宜，但是速调管的价格是全世界相同的，因为世界上只有少数供应商可以供应他。
LEP磁铁在中国制造会将成本节约30%，但是真空系统节约很小，因为中国没有先进铝挤压技术。另外就是还需要开发更高性能的超导磁铁，结合Nb3SN，和HTS（预计15年，不过这就是SPPC时候的事情了）王所长为全部系统的研发成本估计了十亿人民币的预算，而目前很多部件处于研发中 小规模生产中 人员培养中等这些状态

大型对撞机的建造涉及从加速器、探测器到低温、超导、微波、高频、真空、电源、精密机械、计算机与网络，自动控制等许多领域及其相关设备。想让90%以上的钱都花在国内，建造大型对撞机所需的绝大部分关键部件与设备的国产化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实际上，如果王所长真的有这个想法，我想10亿人民币该是远远不够的吧。

比如自控子系统，欧洲强子对撞机硬件采用的是西门子的S7 PLC，在控制网络的末端还分布有规模庞大的传感器、执行器。我国软件上基本可以实现国产化，SCADA硬件国产化率还相当低，像西门子S7系列这样的高端PLC，国内还没有能够替代的产品，尤其是系统底层的传感器、执行器，更是国产化的重灾区，目前，即便是国内在建的重点工业项目，也少有国产传感器、执行器的身影，更何况是对各项指标要求更加苛刻的前沿科学研究项目，而王所长规划的对撞机比欧洲的测量精度还要高10倍，自控设备大约肯定是要进口的了，硬件设备想在10年内赶超欧美难度系数有点略大。（转载知乎SCADA）

那么王所长大亚湾实验成本控制非常好，而且也没有超支，这个项目应该也没问题吧。
王所长领导的大亚湾试验成果突出是要承认的。但是由于当时我国科研有“立项容易，追加难（然而也相对容易）”的问题，所以立项时申请的经费都是尽量要充裕的。而且成本控制上最终还是稍微超支了。
而这个项目我们由于没有付诸实践，我们也难以下结论。
但是目前这个项目还没有公布全寿命预算估计，如果没有这个预算，“先生孩子再要奶费”是很难的，

除了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有没有其他的方向呢？
目前看是有的，只是不成熟或者不明朗。
现在的加速器在原理上已经到达瓶颈，如果没有新的革命性技术，基于加速器的高能物理将不会有未来。不论CEPC是否建造，这都会是最后一台基于现有原理的电子对撞机。现在的高能加速器原理上基于电磁波对带电粒子的加速，但是随着粒子能量的提升，粒子的同步辐射能量越来越高。CEPC的辐射能量已经达到50MW; 再加上制冷，超导等所需要的能量，CEPC的总耗能功率至少要150MW, 而大亚湾核电站的发电量也就一千多兆瓦。也就是说一台CEPC会消耗掉一个核电站的十分之一电量。更可怕的是，辐射功率随能量的四次方提升，也就是说能量提高一倍，辐射功率会变成现在的16倍。所以现在的原理很难再建下一个能量更高的对撞机。

美国能源部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利用petawatt激光和等离子体加速粒子。该装置称之为激光等离子体加速器（laser-plasma accelerator），科学家相信该装置将把几英里长的传统加速器缩小到桌面大小。（不成熟也不明朗）
以及国际直线对撞机。

那么如何看待杨振宁先生呢？

网路上有很多攻击杨振宁先生的帖子，基本是从两个帖子衍生而来。一个是《丑陋的杨振宁》（似乎是这个名字）。一个是关于杨振宁劝XXX（视情况而定）不要回国。那么杨振宁先生是不是如上述帖子所描述呢？

在屠呦呦之前，获诺贝奖的华裔科学家一共8人。只有杨振宁李政道两人是在获奖当时还是中国国籍。不过当时他们拿的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国籍是中华民国。

好像抽了一楼？首先，我们要肯定杨振宁先生的学术成就。
（A）统计力学
A1. 1952 Phase Transition（相变理论）。论文序号: 52a，52b， 52c。
A2. 1957 Bosons（玻色子多体问题）。 论文序号: 57h， 57i，57q。
A3. 1967 Yang-Baxter Equation（杨-Baxter方程）。论文序号: 67e。
A4. 1969 Finite Temperature（1维δ函数排斥势中的玻色子在有限温度的严格解）。论文序号: 69a。

（B）凝聚态物理
B1. 1961 Flux Quantization（超导体磁通量子化的理论解释）。论文序号: 61c。
B2. 1962 ODLRO（非对角长程序）。论文序号: 62j。

（C）粒子物理
C1. 1956 Parity Nonconservation （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受恒）。论文序号: 56h。
C2. 1957 T，C andP （时间反演、电荷共轭和宇称三种分立对称性）。论文序号:57e。
C3. 1960 Neutrino Experiment（高能中微子实验的理论探讨）。论文序号: 60d。
C4. 1964 CP Nonconservation（CP不守恒的唯象框架）。论文序号: 64f。

（D）场论
D1. 1954 Gauge Theory（杨-Mills规范场论）。论文序号: 54b， 54c。
D2. 1974 Integral Formalism（规范场论的积分形式）。论文序号: 74c。
D3. 1975 Fiber Bundle（规范场论与纤维丛理论的对应）。论文序号:75c。
以上引用自：Beauty and Physics: 13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of Chen Ning Yang, Int. J. Mod. Phys. A 29, No. 17, http://1475001 (2014)

在8个海外华人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杨振宁，李政道，是做得最好的。杨和李政道是唯二得奖时候是中国国籍的。杨振宁1945年去美国，48年获得芝加哥博士学位后，担任讲师一年，1957年获得诺奖，一直等到1964年加入美国籍（李政道等到1962年加入），一共将近20年时间才最后决定加入美国国籍这二十年，对杨振宁的学术交流和日常造成了一些不便。可见杨振宁对中国国籍的眷恋程度。所有海外留学过的人都知道，一个混到高层次的人，明明早就可以入籍，却要等20年，除了心怀故国，没有别的解释。而杨，是所有海外华人诺奖科学家里面做得最好的一个了。

而1971年4月的一天，杨振宁忽然在美国报纸上一个不大显眼的地方，看到美国政府的一个通告，美国护照上原来印有美国公民不可随便去的国家，包括 越南、古巴、中国和朝鲜，而这个通告把中国取消了。再加上1971年两国进行的“乒乓外交”，杨振宁更觉得通往祖国的门已经打开，心中甚为振奋。但是当时 越战还没有结束，杨振宁怕这个打开的门几个月又会关上，所以趁这个机会，一圆他26年来回中国探视的心愿。

钱学森，邓稼先先生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回国，把一生都献给共和国的事业固然值得认可。但是杨振宁先生在新世纪，回国对我国科学研究做的卓越贡献也不可否认。
固然是雪中送炭难，锦上添花易。但是钱老邓老先生以把一生贡献给国家，而鄙视杨振宁先生没有这样做，未免也太不客观。钱老邓老为国家做了8分贡献，杨振宁只做5分。但是我们连他们的一分都不到，未免要求太严苛了。

那么杨振宁先生到底为为我国作出了那些贡献呢
首先他在国外从事理论研究，成果是全世界共享的。
而当杨振宁先生回国之后，在清华物理基地科学班的教学模式，清华IAS的建立，以及凝聚态和冷原子领域方面，我国的物理学研究的积累很大程度上和杨振宁有关系，尤其是08年前后那些个论文，很大程度上对于我国理论物理的研究团队培养做出了贡献。90年代清华物理系甚至请不到一些一流的研究者来组建团队，甚至某些课还要请外校的来上，杨振宁以个人影响力把清华物理系的基础给打了起来，以私人社交圈招了不少杰出研究者。。而这个影响是全中国业界都受益的，那代人或多或少都受了杨振宁物理学界私人社交圈的影响，而凝聚态和冷原子恰恰也是中国弯道上赶上世界水平的一些领域。包括偏向工科的东南大学，物理学在凝聚态的水平也是极高，所以杨振宁对于我国物理学的成长确实是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而且杨振宁现在依然在做科研，高龄状况下也有一些产出（记得是陆续写了13篇关于凝聚态的论文）。所以很多人说，杨振宁跑回中国混饭吃，这种论调是站不住脚的

而从现实来看。杨振宁先生作为理论研究者，不是像钱老邓老这样的科学研究者。他回国之后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国内没有能力支持他的研究工作。第二是他回国的研究工作也不能直接支持国家军工的发展。
这里有牵涉到另外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也就是政治背景和我国当时国情。

杨振宁的岳父杜聿明名列国民党战犯名单，一直坐牢到1959年（我国改造工作做的很好，功德林里其实挺安逸），才被周恩来点名特赦出狱。至于特赦是否和杨振宁有关，不敢胡说。杨振宁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后，同年底统战部批准杨武之到日内瓦和杨振宁会面。而杨武之是带有统战部劝说杨振宁回国意向的。杨振宁如果回国，总得带老婆孩子吧。总不能既让人回国，又把人家老婆的父亲关在牢里。杜聿明1959年特赦后，1960年杨武之又去了日内瓦和杨振宁会面。
自己家属里面有国民党关系的人，在50-60年代是怎样的待遇？年轻人，你不知道的话，问问你的爷爷奶奶辈分的人。更不要说还是国民党战犯。恐怕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回国的待遇会更惨。
而杨振宁的父亲被打成右 派，这个我们大家对于当时的政治环境都有所了解，右派可不是一个光鲜的词，不客气的说是有性命之忧的。

邓稼先。家世清白了，一心为国。1950年回国，所有中国人敬佩的两弹元勋。但是如果不是杨振宁1971年回国下飞机点名要见他，邓稼先还在青海被批斗（其实也不算很严重的那种批斗，所谓：学习班“
“他们组织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来批判和围攻这些专家。这些科学家的自由圈子一步一步在缩小，有一段时间，只能待在指定的房子里不能随便出去。看管最严的时候，门外有人守着，吃饭由别人送进去，甚至连上厕所都有人盯着。”
用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话来说，杨振宁救邓稼先，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邓稼先也曾多次对许鹿希说过：“杨振宁对我们家是两代的恩情啊！”
这些都是记者采访许鹿希，许鹿希说的。
类似酱紫的东西

这里我们就不讨论像束星北先生，叶企孙先生，姚桐斌先生这些科学家的遭遇了，那是一个时代的伤痕。

当然杨振宁先是不是完人？那当然不是，他和李政道有矛盾，他也有自己的小心思。他不回国确实是出于自己的考虑（然是主客观上看来都是对的）。他不是孔孟圣贤，除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他也有私心。但是这都是否认杨振宁先生的理由，杨振宁先生卖掉自己的房子，带着1500万回国建设我国的物理学，一把年纪还要东奔西跑，这恐怕也不是为自己吧。
人无完人，但是杨振宁先生做的应该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好。而他的贡献，比之我和他生活在一片国土，但是我却远远远远不及他。

补充一下，李政道先生也将其毕生积蓄30万美元，以他和他的已故夫人秦惠（竹君）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苏州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新增）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李政道为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科学事业后继有人，实乃用心良苦，竭尽全力

最后我们讲述一下邓稼先和杨振宁两位的友谊。
如果说邓稼先是中国原子弹之父的话，那么又有多少人知道，如果没有杨振宁，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没有邓稼先。杨振宁间接为中国原子弹项目作出了贡献。中国的原子弹没有邓稼先，应该还是可以搞出来的。但是也许要推迟若时间了。又有多少人知道，杨振宁无意之间救了包括邓稼先在内的两弹元勋中的很多人。这句话，不是谁说的，而是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女士后来亲口说的。
下面从邓稼先前半生的人生轨迹说起。
许鹿希比邓稼先小4岁，是著名民主人士许德珩教授的长女。许德珩与邓以蛰是北大教授和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许鹿希自幼聪敏好学，成绩出众，1946年高中毕业后，同时被5所大学录取，她只选中了免收学费的北京大学医学院。这时，邓稼先正在北京大学当助教，给许鹿希上过物理课，对这个富有才华的女孩印象极佳。1953年，许鹿希从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也就在这一年，邓稼先与许鹿希结为伉俪。
许鹿希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2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许鹿希曾问过邓稼先，小时候为什么爱和杨振宁玩？他回答说，因为杨振宁从来不欺负人。西南联大时期，“跑警报”成了西南联大师生的主要生活内容。每当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便纷纷奔向郊外的防空洞。每次，杨振宁首先想到的是邓稼先的安全，总是拉上邓稼先结伴躲进防空洞或是田埂下。
1947年，邓稼先考取了留美研究生。成行之前，他征求杨振宁的意见，到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杨振宁回信，建议他到普渡大学去，因为普渡大学收费低廉而理工科水平很高，离芝加哥又近。杨振宁帮助邓稼先申请到了该校博士研究生的入学许可。这直接导致了邓稼先后来选择了核物理专业。
顺便说，当时邓稼先是自费生。杨振宁有奖学金，还能省下钱，力所能及地帮助了邓稼先的一些生活费用。邓后来拿到了奖学金。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1971年夏天。杨振宁首次回国访问。
没有在第一时间回国访问，邓稼先的命运又会是什么样？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杨振宁的回国，邓稼先连1986年都活不到，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刚下飞机，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员便礼貌地请杨振宁开列了他要见的朋友名单。在北京，他要见的第一个人便是邓稼先！名单即刻上报中央！
然而，邓稼先在哪里呢？许多人茫然无措，于是，名单上报周总理。
邓稼先当时正在一个学习班里。而办这个“学习班”的理由，便是因为这些两弹元勋们在小试验中，有三次在技术上没有测得预估指标的中子（后来探明是测试技术有误，小试验没有问题）。这样，某些人便一口咬定这是理论部里的反动学术权威在作祟，或者说干脆就是有反革命分子在搞破坏。那些人敲着桌子对邓稼先咆哮：“理论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组织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来批判和围攻这些专家。这些科学家的自由圈子一步一步在缩小，有一段时间，只能待在指定的房子里不能随便出去。看管最严的时候，门外有人守着，吃饭由别人送进去，甚至连上厕所都有人盯着。
不言而喻，邓稼先正在经受着被迫害的危难之际，“学习班”已经办了几个月了，已经出现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恶果，而且最终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谁也无法想象！
许鹿希还说：“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前）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组织了一批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邓稼先侥幸得救。”
这个时候，杨振宁要见邓稼先，有几人会知道他在哪里呢？！
周总理亲自出面，找！通过多个途径，终于找到了正在“学习”的邓稼先，并向他下指令：迅速回北京见客！这个指令，无疑是救邓稼先于千钧一发之时。杨振宁没有想到，此时他的出现，对于邓稼先来说，似乎苍天有眼，也似冥冥中的神灵相佑，无形中保护了邓稼先，也就等于帮助了祖国的“两弹”事业！
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邓稼先当初为什么选择了核物理呢？1990年，杨振宁在美国石溪纽约州立大学的办公室里曾告诉来访的许鹿希：1948年那个时候，现在所谓的基本粒子还只是刚刚开始，核物理已是比较大的一支了，它起始于1930年左右，到那时核物理已经快有20年的历史。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核物理的人非常多，很热门。邓稼先在普渡大学物理系，他的导师荷兰人德尔.哈尔是搞核物理研究的，所以邓稼先很自然地也做了核物理方面的研究。
曾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曾在1948年寄给身在美国的儿子的信中说：“现在朋友中的子弟出国成绩最好的是杨振宁，他不但成绩好，而且能省下钱来帮助家用，又把杨振平也叫去了，又帮助邓稼先的费用。”冯友兰教授与杨、邓两家都熟，从这封信中更证实了杨振宁对邓稼先的帮助。
邓稼先也曾多次对许鹿希说过：“杨振宁对我们家是两代的恩情啊！”邓稼先刚到普渡大学时，是一名自费生，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各门功课的考试都已达到了85分以上，过了标准分数线，获得了奖学金，生活才得到了改善：吃饭前再也不用发愁，因为每餐都可以吃饱肚子了。　　
杨振宁影响了邓稼先的前半生选择，而邓稼先选择了自己的后半生，然后杨振宁又影响了他的最后岁月。最惨的是，这两个要好的一生的朋友，今天却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褒邓贬杨。这么做，问过邓稼先家里人了么？
许鹿希说：“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准确地表达的。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
邓稼先去世后，杨振宁写了一篇纪念邓稼先的文章，文中说：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是为了民族而自豪？还是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如果你不爱这中国，你会哭吗？）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作为背景音乐，那是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中国男儿 中国男儿
　　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 亚洲之东 峨峨昆仑
　　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 燕然勒功 至今热血犹殷红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杨振宁纪念邓稼先的这篇文章的全文，入选了人教版初中语文课本，为必读课文。）
这篇课文我也学过，老师还专门为我们放了这首

邓稼先身患重病住院治疗后，1986年五六月间，杨振宁曾先后两次回国，去医院探望邓稼先。邓稼先见到老朋友很高兴，连病痛都忘了。两人有说有笑，谈了许多话，后来还在病房的走廊上合了影。但照片上，邓稼先的右嘴角下有一块血迹。他那时已病入膏肓，口、鼻不断出血。但是，他的笑容是那样的真实、幸福。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虽然受核辐射而得了癌症，但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成功地实现了核爆炸，使国家更加强大了!”
杨振宁送给邓稼先一大束鲜花。鲜花放在病房的窗台上，邓稼先常常凝视着，在剧痛中得到许多支持和安慰。他平静地对妻子说：“外国人的习惯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大束鲜花，振宁他知道我不行了。”
杨振宁返回美国后，想办法搞到当时尚未上市的治癌症的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这颗科学巨星陨落了。听到噩耗，杨振宁立即从国外发来唁电：“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杨振宁教授在写给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信中说：“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精神与巨大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1987年10月23日，杨振宁飞越万里，赶赴北京，为邓稼先扫墓。扫墓仪式结束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捧着一只蓝色盒子，双手交给杨振宁。盒面上的文字写着“振宁，致礼存念”六个字，落款则是“稼先嘱咐，鹿希赠”。
杨振宁的目光在“稼先嘱咐”四个字上停留了。他看着许鹿希将盒盖打开，里面整齐地放着他们的家乡安徽出产的石制笔筒、笔架、墨盒、笔盂、镇尺和长方形石印。这是邓稼先最后的嘱意，将这套坚固且光洁如墨玉的文房四宝留送杨振宁，以表两人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永世长存。

1971年邓稼轩和杨振宁两个一生的朋友，久别20年后重逢。


基本算是详细解释和对比了这个事件目前几位的发言和一些问题，并对实际存在的问题也作出了部分阐述。
另外就是对于杨振宁先生的问题，这位老先生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他为世界物理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中国科学发展身体力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不顾实际情况的批判他，有点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里一些言语的味道了。
最后希望大家客观的看待这些事情，陈寅恪: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也不应该人云亦云，不加辩驳的相信一些事情。用一句话来说，”无中生有的时期，你再帮他说一遍,你等于——你也有责任吧“

最后好像还有些内容想说，但是突然想不起来了（一遍复习一边发东西好晕(◎﹏◎)）等想起来再说好了。那么圈一下@夜千宇 对于杨振宁先生的生平和评论有要补充的地方吗？@烈焰筑火师 希望你看了这个帖子可以有一些新的认识，不要.......

而201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共审批了183亿元的资金，其中北京38亿，上交大5亿，上海交大一共申报了3372个项目，通过901个。这5亿要给901个项目提供支持。


这样吧，我们举个栗子来讨论关于所谓“理论垄断”的问题

就举个我国比较领先的吧。
这个新闻大家应该都看过
专门服务于美军激光武器开发的“先进光子晶体公司” （Advanced Photonic Crystals，APC）的一个新闻稿（[url]http://apcrystal.com/_content/portfolio/KBBF.pdf[/url]），他们宣称：
　　Advanced Photonic Crystals (APC) has developed a U.S. patented hydrothermal crystal growth process to produce the KBBF crystal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oming the nation’s only domestic source of this strategic material. The samples evaluated and tested to dat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APC’s KBBF crystals are comparable to, and in many parameters exceed, 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and they can be produced at significantly lower cost.
　　对英语不好的吧友，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APC已经开发出有完全知识产权的KBBF晶体，是美国国内唯一能够生产这种战略性物质的唯一厂家，其产品已经达到，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中帝的产品，而且价格远远低于中帝的产品！而且价格远远低于中帝的产品！而且价格远远低于中帝的产品！
　　KBBF全称为氟硼酸铍钾，化学式为KBe2BO3F2，是一种非线性无机光学晶体，有中国科学院理化所经过15年的研究开发成功。这种晶体可以将比较容易产生的激光转化为高频的、接近紫外的激光。2009年，中国意识到了KBBF的战略重要性，就对全世界实行了贸易封锁。著名的“自然”杂志在2009年非常不同凡响地发了一篇很长的社论（http://http://www.nature.com/news/2009/090218/full/457953a.html），为这个封锁而痛心疾首。这篇文章里提到的第一个美国科学家在2009年之前通过合作得到了一个KBBF晶体，然后就珍藏起来，只用于最重要的实验，因为这种晶体有一定的使用寿命。
　　我们强烈呼吁中国政府检查一下是否有美国留学生在理化所窃取了这个技术，或者是美国政府、军方通过网络攻击下载了理化所的实验记录，严厉谴责美国人不遵守普世规则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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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品论：凡事说基础科学不值得投入的，要么是短视，要么是间谍。果然 国家大项目 和 影响国家命脉的东西 不能随便拿出来讨论的 我觉得量子对撞机 建立还是有必要的 毕竟我们的目标不能局限于现在 你一次性投入的东西 可以用年来折算 你每年的陆续投入 也可以合计在内 但我们不应该 因为我们所不知道的成果 以我们有限的认知 去看到这个问题 那些目前站在所谓的科学前沿的科学家 也是有局限性的 我觉如果可以消磨掉一些过剩的美金 其实 是可以建的 一个问题 不是一面 而是方方面面。

台湾和香港还有英国的事实告诉我们，“民主”那就是坨狗屎。全国人一起来决定是否要做一件事，那基本上啥也别想做成。

[[i] 本帖最后由 snake7674 于 2016-9-12 22:13 编辑 [/i]]

“民主”那就是坨狗屎。全国人一起来决定是否要做一件事，那基本上啥也别想做成。这句话不好评论，其实做什么事都是对一部分人有利，不可能面面俱到。资源有限，你多就有人少，就算资源足够多，人心贪婪，谁又不想比别人占有更多啊？

***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

两个科学家之间讨论专业问题

一群啥也不懂的sb夹带私货乱喷

花一大笔钱，然后还有每年不少的维护费，得出来的结果还有可能被间谍盗走，被盗走后严厉谴责美国人不遵守普世原则，看得本狼那是心惊肉跳的，中国腐败的官僚体系下，原本计划投100亿到科研上，最终恐怕得投500亿才够

呵呵，我觉得一般人根本没有资格去讨论这个问题，中国有多少实实在在的钱投入到真正的科学研究上去的，不被贪污腐化的。

当初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今天的对撞机也会拖垮中国，美国都搞不掂的事情要中国去做，，，

我觉得这事能讨论就很好，虽然很多人不知道高能物理的理论，但是也是个科普过程。我也在其他网站上看到过相关论战，个人以为不建为好，太虚无缥缈了。有的说杨振宁是汉奸，那丘成桐就一定为国为民？？？

个人觉得,这事杨振宁先生说得已经很清楚了..中国在这方面缺乏专业人材.某人的私心非常明显..

不当家不知道油盐贵..
一个几百上千亿元的对撞机就是为了要一个答案而已..这不是基础建设..几乎就是免费给欧美科学家当猪踩.


中国人是不信上帝的..
这不是你自己的创新,而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永远也摸不到的.需要绑架一个间谍的美誉吗?:titter

我们要敢于正视,敢于面对我们基础..的建设绝不能靠这个..没有底座的倒型金字塔很危险.

[[i] 本帖最后由 Dragonqa 于 2016-11-25 21:44 编辑 [/i]]

那些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希望中国造这个华而不实的对撞机，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目的。因为美国没有兴趣造这个烧钱的无底洞，那些华裔科学家现在无事可做所以就来引诱我们中国填这个无底洞，这玩意我们花巨资造出来让那些华裔科学家参与，研究出成果让他们带回美国去，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就算要造这个对撞机，也不能让那些香蕉人参与，必须完完全全由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