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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渗透日特“岩井机关”

潘汉年渗透日特“岩井机关”

　　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两面分子”，晓以民族大义，为我所用，这是潘汉年情报工作中运用自如的斗争艺术。 0 F! _8 L( v& O
　　到上海后，为了尽快完成延安中央首脑机关所急需的情报，根据中央关于“大胆地吸收各界各类人员”，“即便是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的人，只要他今后愿意为我党工作，亦可利用”的方针，潘汉年把眼光瞄准了一个特殊人物：袁殊。
  　袁殊是湖北圻春人，又名学艺、军光，化名曾达斋，早年留学日本，三十年代初回国参加上海左翼文艺活动，曾主编《文艺新闻》，发表过不少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品。作为同路人，袁殊与当时上海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楼适夷等都很熟悉，与潘汉年之间也有一定的交往。不过，袁殊当时与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且私交甚笃，在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之后，袁也被吸收加入了中共情报行列。自此开始，与潘汉年有了工作上的直接联系。１９３３年，潘汉年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前后，袁殊则奉派参加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期间，袁又利用日本友人的关系，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人员岩井英一建立了关系，并接受其津贴。这样，他就成了中共与日本方面的双料高级谍报人员了。
　　１９３５年，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三次大破坏，袁殊也被军统局逮捕，旋即叛变自首，使著名电影女演员王莹被捕入狱，夏衍也险些落入敌手。顾虑到袁殊与吴醒亚的特殊关系，同时又害怕得罪日本人，逮捕袁殊的特务机关于翌年春将他释放。此后，袁东渡日本，继续与岩井保持关系，并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情报津贴。
    １９３７年春，正当潘汉年奔波于沪宁杭，参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谈判之际，袁殊也回到了上海。他一面继续和军统吴醒亚保持关系，一面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联系，但又不知中共对他抱怎样的态度。一次，他将一份有关日本各重要城市状况的机密资料交给了潘汉年，希望借此得到中共的谅解，重新给他一个工作的机会。于是，他带着试探性的口气，对潘汉年说：“我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是一方面和军统吴醒亚有联系，另一方面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也有联系的。”
　　从袁殊的口气中，潘汉年自然清楚他的用意。作为当时国共谈判桌上中共的全权代表，潘汉年审时度势，认为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国共两党合作大势所趋的形势之下，用好袁殊这样的情报人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当即表态欢迎袁殊继续与中共合作，并指示他：“你可以用抗日的名义继续和军统保持联系，也可以和日本领事馆应付。但你要准备承受外界对你的误解和抨击。”
  　袁殊就这样又恢复了与中共的情报关系。后来，潘汉年回延安时，即将袁殊的情况向中社部作了汇报，康生在中央特科时期也认识袁殊。中社部很快取得共识，认为可以争取和利用袁殊的特殊关系，在敌人营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
　　１９３９年初夏，潘汉年从重庆飞抵香港后不久，袁殊正好赴港参加戴笠召开的军统情报工作会议。当他获悉潘也在香港后，便设法通过关系找到了潘汉年，向他汇报了上海敌伪及军统的活动情况，并与潘汉年相约在上海会面。
  　但袁殊为人颇有心计，他向潘汇报情况时，隐瞒了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及他目前的真实处境。原来，１９３９年春夏之交，袁曾接受军统的部署，准备破坏汪伪特工总部“７６号”时，不慎被抓获，由特工总部副主任李士群亲自审问。当袁殊供出与岩井英一关系时，李即与岩井取得联系，由岩井出面保释。
  　岩井是个中国通，他曾任日本大使馆情报主任，是一个以文职人员的身份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的高级特务头子。此时他正任职于上海日本使馆，名义上为副领事，实际上是岩井机关长。他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文化界汉奸，组织文化舆论方面的宣传活动，并收集有关的战略情报。岩井与袁殊早有往来，这次袁被保释后，便加入了岩井特务机关，成为其中一名正式的情报人员了。
　　根据香港的约定，潘汉年到达上海后，便按时来到上海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叩开了袁殊临时下榻处的房门。袁殊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潘汉年，说明自己目前的身分和处境。在这种特定的场合，潘汉年没有对袁殊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忠告，而在事后又继续信任他，这一方面表现了潘汉年对情报工作的自负和为人的厚道；但另一方面也正好暴露了他太重感情的性格。难怪他的老战友，与袁殊相当熟悉的夏衍当时就劝他不要用袁，事后还惋惜地说：“汉年这个人有一个缺点，就是用人不慎，轻信袁殊就是一例。”不过，就是像袁殊这样的人，正是在潘汉年的争取引导之下，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战略情报，做了不少工作。有学者认为，潘汉年利用袁殊这件事，得失相比较，得是了不起的，而“失”却被人为地抓住不放，进而冠之于“内奸”，真是冤枉至极！至于袁殊，自从与潘汉年接上关系后，虽然仍出入于岩井机关，协助岩井建立所谓“兴亚救国会”，开展“兴亚救国运动”，并先后担任过汪伪国民党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团长等职务，但其主流则是为中共服务，为抗战效力。因此日本投降后，当国民党政府拟按汉奸罪对袁殊提出起诉时，由中共将他转移到根据地，此后，袁担任了中共华中联络部第一工委主任、中央军委联络部副处长、中央情报总署亚洲司司长等职。１９５４年军委审干时对他所作的结论比较准确，结论认为袁在１９３５年被军统逮捕后自首属于严重政治错误，指出袁后来为中共情报机关服务，应充分给予肯定。１９５５年４月，袁因潘案而牵连入狱、１９８２年又因潘案的平反而平反，这是后话。
　　袁殊把事情讲完后，突然话锋一转，问潘汉年：“你到我这里来，恐怕已经被日本特务注意到了。我应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
    袁殊的问话，无疑给潘汉年出了一道难题。袁要从潘的口中套出真情，潘则镇定应付，他淡淡地回答：
　“既然这样，你就将计就计在敌伪内部站住脚，取得合法地位。同时搜集敌伪情报向我提供。只要是为抗战真正出力，我们是会谅解的。至于我们这次会见，你就说我过去是一个左派人士，大革命时期曾经和林伯渠、郭沫若、叶剑英、叶挺等人熟悉，一向是反蒋的；目前在香港，主张中日和平解决争端，是可以帮助你在香港搜集大后方战略情报的。”
  　听了潘汉年的话，袁殊得到了满足。因为袁深知投身于岩井机关将意味着什么？何况，他还不是一个完全泯灭良知，死心塌地为日本侵略战争效劳的汉奸分子。他是在岩井保释之下进入日特机关的，这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件不得不为之的事情，他要为自己寻找出路，而作为曾经服务于中共情报机构的他，取得中共的信任和谅解，将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潘汉年的话解除了他的疑虑，也为他指明了工作方向。于是，他进一步问：
   “要是岩井要求我将你介绍给他怎么办？”
  　潘汉年考虑到袁殊这条线索的特殊关系，他虽然知道与岩井见面的后果，更知道情报战线上的风险，但为了扩大搜集敌伪情报的来源，他决定乘机打入“岩井机关”，深入虎穴，去和岩井周旋。因此他坦然地回答：
　　“那我就用胡越明的化名同岩井见面，就说我愿意和你在香港合作搞情报。”
  　潘、袁百老汇大厦秘密会面之后，袁殊即将潘汉年的情况报告了岩井英一。对于中共这样一个重要的情报系统领导人，岩井自然特别有兴趣，他还答允与潘汉年直接联系。于是，“胡越明”之名，就被列入了日特“岩井机关”的中国人花名册上。
  　时隔不久，潘汉年接到袁殊通知，要他在上海虹口区一家日本人开的餐馆里，和岩井会见。由于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接触，双方都没有涉及实质性的情报内容。岩井也没有向潘汉年提出什么具体任务，只是十分客气地称潘汉年为“胡先生”，欢迎他同袁殊合作，做他们的朋友。随后，岩井又问了香港和重庆方面的一些情况，问了他都认识哪些人，等等。潘汉年也一般性地讲了一点香港和重庆大后方的情况，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情况，还谈了一些苏联、美国和英国与蒋介石的关系，等等。 9 U( L; `* u# p1 S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间，岩井派袁殊告诉潘汉年，要他为岩井机关搜集情报，并要求他做一个在香港开展工作的计划。潘汉年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利用这一机会，进一步扩大香港的情报范围。具体做法是：利用岩井的关系作掩护，在香港办一个公开刊物，作为活动据点，以便团结、联系一批人，定期搜集情报，并负责每半月向“岩井机关”交一次情报，但岩井他们须每月供给活动经费２０００元，另外还要提供办刊的筹备经费。换句话说，就是用岩井的钱，作为我搜集战略情报的经费；用岩井的关系，掩护我情报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的计划很快被岩井所批准。于是，一个以《二十世纪》为刊名的杂志，扮起“灰色”的脸宠，出现于世人面前。该刊由恽逸群任主笔，郑禹森为助手。他俩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又都是潘汉年手下的老情报人员，因此，该刊编辑也就成了中共一个安全可靠的情报活动据点。至于向岩井机关提供的情报内容，经潘汉年与廖承志、张唯一等商定，由徐明诚和张唯一每半月起草一份有关大后方及国共合作的情况，有时增编一些英、美、苏在香港的动态。这些情报均有分寸：不能太过，也不能没有价值，但以无损于中共的根本利益为准则。
　　就这样，中共的情报网络，经潘汉年编织，渗透到了日特“岩井机关”；一份份有用的战略情报，经潘汉年之手，转达到了延安中枢机关。据刘人寿、何荦等回忆，潘通过袁殊等人的关系从“岩井机关”获得的重要情报有：“（１）１９３９年英法企图牺牲中国对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活动。（２）１９４１年６月１３日潘从香港签发的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南方局早几天亦有类似报告。为此苏共中央曾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３）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动向是南进而非北进，以及日美谈判的情报。这是个涉及苏联远东红军能否西调的事情，对国内的阶级动向也很有关系。”怪不得１９４５年中共“七大”时，毛泽东在讲到敌占区大城市工作时，表扬了刘少奇，同时也表扬了刘晓和潘汉年。１９８２年８月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通知中也说他在这个时期“为党获取了不少重要战略情报，多次得到中央的表扬”。
　　不仅如此，潘汉年还利用“岩井机关”，掩护了自己和潘部一批情报人员。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了香港，并进驻上海租界。潘汉年通过袁殊，让岩井为他办了一张显示个人身份的证明。证明文件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签发，说明凡日本军、宪、警如对持证件人有所查问，请先与日本领事馆联系。岩井还以自己的名义在汇中饭店开了一个专门房间供潘汉年使用。潘汉年利用这些条件和刘人寿、董慧等人联系，指导工作。
　　香港沦陷后，局势十分紧张，潘汉年又通过“岩井机关”，取得了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帮助”，先后将何香凝、廖承志等安全撤离，并将潘部情报人员，分两批撤离香港。其中徐明诚、陈曼云、高志昂等撤到内地；张唯一、恽逸群、王却尘、何积、潘丽华、叶文津等撤至上海。恽逸群因有《二十世纪》的关系，到上海后就由潘汉年派往“岩井机关”，潘对他说：“现在形势很复杂，党中央要求我们‘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因此要设法钻入敌伪组织内部。我已跟袁殊讲过了，你就到他掌握的岩井公馆去。”后来，恽逸群就在“岩井机关”所属的上海编译社任社长，在日伪的报刊《新中国报》、《杂志》、《政治月刊》上发表“曲笔”文章进行宣传，继续开展情报活动。于是，日特“岩井机关”里又多了一名中共的情报人员。
　　就这样，潘汉年利用情报对手，为我所用。体现了他比对手的高明之处。他的成功和所创造的辉煌，实在是中共情报战线上的一大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