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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艰难选定接班人:四人帮和邓小平均被放弃

作者：菲力普·肖特

在毛当权期间所有遭他清洗的中国领导人中，只有林彪试图抵抗。彭德怀和刘少奇柔顺地面对他们的命运，直到临终时都保持了对党的坚定的献身信念，既没有试图保全自己，也没有尝试还击。就连高岗，以自杀方式表示了某种抗议，也曾预先坦白了他的错误。




林就不同了。虽然到最后他所能指望的唯一的自卫方式，也就是中国古典军事谋略“三十六计”中为毛所称的“最后亦最佳”的一计：走为上。

这位主席垮掉了。

当周禀报了林乘飞机走掉了的消息时，毛的医生恰好在场，多年以后还记得他因震惊而崩溃的情形。毛被扶上床，精神极度消沉。他卧床不起近两个月，血压升高并感染了肺炎。如同以往一样，这又是受到心理因素的影响。但是这一次，他却再没有康复如初了。11月中，他露了面，会见北越总理范文同，在电视画面上看到毛竟如此苍老的中国人无不大吃一惊。他的肩膀前倾，行走时带着老人的蹒跚脚步。

毛对其继任者的安排计划的瓦解并不是仅有的锲进文化大革命及其政策中的一大漏洞。1971年秋，当毛在华中地区巡视以集中省级军区司令员们的支持时，他曾抱怨说，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同年11月时，林彪已经死了两个月，他说对卷入“二月逆流”的元帅们和另一些人的责难是错误的：当时他们只是在“反对林彪和陈伯达”。1972年1月在陈毅的葬礼上，他摆出了使自己与对追随自己的老干部们的攻击行动保持距离的进一步的姿态。

在这些进展的鼓励下，周恩来开始了重建行政机构和恢复经济生产的一次全面的努力。

他已经处于多年来他从未有过的更加强有力的位置。在常委会的五名成员中，林已去世，陈伯达下了狱，康生得了癌症，就只剩下他与毛。即使没有这位主席发自其病榻上的、请求他执掌权力的极度痛苦的爆发，潮流也正在生气蓬勃地涌向这位总理一边。在5月的一次常规医疗检查中，周也被发现患有癌症，这一发现只是更使他坚定了决心。此时他知道，这是在中国的进步上烙上他个人印记的最后机会了——推动国家步入有秩序、平衡发的道路将可以保证人民有更好更幸福的前景。

这位总理的战略是利用反对林彪的运动——官方的说法是“批修整风”运动——作为发动向极左政策和观念全面进攻的机会。4月，《人民日报》发动公开的猛攻，宣称老干部们是“党的最宝贵的财富”敦促给他们平反并恢复其适当的职位。重新强调学业专长。自1966年以来，中国首次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周批评外交部尚未改变其极左方式。但是，就连这几个显示大动向的小动作也隐藏不住的事实是，毛明显地从给予周以公开支持的立场退缩了。对外的实用主义是一回事，对内废止文革政策则是另一回事。1972年11月，主席认定摆钟摆过头了。

摆钟或许本来就摆过了头。但是对允许它向回摆的范围有一个极限。毛一生中的最后四年将会为一种努力所占据，这一努力如此充满固有的矛盾，一如精神分裂症差不多，他对激进方式的热切向往，与这个国家对于一段可预测的较少痛楚的未来的过于明显的需要之间，应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

冲突在其继任人问题上戏剧性地表现出来。

1972年，当毛凝视着林彪的背叛所遗下的烂摊子时，他几无选择。周恩来——只是在惊魂未定之时——太老了，太温和了，而且归根结底太软弱了，无法考虑他接班的可能性。江青是个忠实的激进派，但是，如毛十分清楚的那样，她受到几乎一致的嫌恶——贪恋权力、倨傲无礼、空虚无能。姚文元是一名宣传鼓动家，在指挥别人方面不比陈伯达一类人高明多少。在稍稍年轻一些的政治局成员中，惟一可能的候选人是张春桥。他年方55岁，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忠诚是毫无问题的，他业经证明具备领导素质。毛一度曾引荐他作为林的一个潜在的接班人。

但是毛并不选择张春桥。

相反，1972年9月，他从上海召见张的一名副手王洪文。他的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王总司)将近六年前开了文化大革命“夺权”的先河。

王此时只是一名中央委员，时年37岁。没人对他说过他为什么被送到首都来，当主席单独接见他并询问他一些有关他的生平和看法的问题时，他感到十分困惑。很明显，他飞黄腾达起来了，因为毛让他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全集——一个远超乎他的可怜巴巴的学历造诣的任务，他也感到极端难以忍受。他还发现很难适应毛的夜猫子似的工作习惯，竟然萌生了思乡情结，打电话给他在上海的朋友们抱怨生活是何其枯燥。然而，到12月底，就在毛79岁诞辰的两天之后，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北京军区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上将他作为“主席注意到的一位年轻人”举荐给大家，还补充说推举他这一代人到中央委员会和军委担任副主席职务正是毛的意图。这并不仅仅是毛之角色上的反复无常所致。刘少奇和林彪两人都具备担纲全党的高位。张春桥没有。他过深地卷入了激进派的派系活动(并与江青过于接近)，掌握不了党的主流派的忠诚，并且其态度也过于派系化，无法与可能的温和派领导人协同工作。

王是一位外来者，是一匹黑马，由于他一直远离首都的是非之地，并无多少派系色彩。

1973年3月，按照毛的指示，他开始出席政治局会议。除他之外还有两个新入道者：华国锋与吴德。华首次引起毛的注意，是在50年代他担任毛的故乡湘潭县的中共县委书记的时候。吴德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两人都比王洪文年岁大：华51岁，吴60岁。像王一样，他们都未染上激进派的资质，具有充分的跨越派系界限以建立支持网的中间派色彩。万一毛的基本战略失败，他们就可以充任支撑物。

对主席来说要想将这一切放置稳妥的话，还遗留着一个难题有待解决。4月12日，一位矮小壮实的汉子，蓄着平头并略带一点灰色的短发，出席了人民大学堂的款待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一个宴会，看上去他就像从未离开过那里似的。邓小平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个月前静悄悄地被平反了，并恢复了作为一位副总理的工作。

邓其时年近69岁，差不多是王洪文年岁的两倍。他的复出部分地由周的癌症所促成，寻找一个替身的情形紧迫，部分地由于他在8月份时曾上书给主席，呈上了一个灵活的呼吁，称赞了文化大革命是“一面极大的照妖镜”，揭露了像林彪和陈伯达这样的恶棍(并且顺便提到他本人很想回去工作)。但是，邓复职的基本原因还是毛的清醒认识，就是说，不可能设想王没有一点协助地去接班。主席的宏大设计是，他们应当一道工作，王领导党而邓领导政府，直到这位年事较幼者在10到15年后，在这条道上具备了知识经验，羽翼丰满到可以独当一面地治理中国的时刻。毛十分明白的是，邓具备维系军队秩序的声望而王没有；邓有能力使得行政机构保持运转，王还不能。但如果王能够在毛过世前作为其举起党的大旗的继任者的形象被树立起来的话，他的年轻和对文化大革命价值的承诺，初看起来极像是这位主席保证其思想遗产历久而不衰的最大希望了。处于这一目标观察之下的王，在党的十大上被赋予了一种显赫的作用，并且在新的政治局中，出乎党内外人士的预料，他占据了党的阶级组织的第三号位置，仅次于毛本人和周，具有了副主席的职衔。邓也恢复了在中央委员会的位置。这就是在毛身后将有一个激进派人物和老干部的混合体共同治理中国。在政治局和常委会中，在以江青集团为一方与以周恩来和叶剑英为首的老干部为另一方的两个派系之间有一种大致的平衡。

1974年6月，病势危重的周恩来住进医院接受长期的癌症治疗，毛指派王洪文接管政治局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政府工作。

这样，到1974年6月时，主席已经将这种政治伙伴关系安顿到位并寄希望于他们在他身后继续他的工作。

然而，这一安排终于再一次演化为一纸空文。

不像毛以往期望的那样，王和邓两人都卷入了这种对立的斗争，而不是超然于其上。

他的年轻的上海被保护人，不是去努力建立自己在领导层中的独立力量，而是愚蠢地(倘若不是由其背景所决定的话)与江青和激进派集团的其他人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很使毛感到厌恶和激怒。

1974年7月17日那天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主席重申了对他妻子的不满态度，他说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他第一次指责王和其余的激进派组成“四人小宗派”。这随后被演变成“四人帮”的熟悉称呼。

随后他立即离开北京去武汉和长沙，并留在那里度过了余下的秋冬两个季度了。在这当儿，他的医生们发现，除去他已知的所有的病症——这其中包括褥疮、肺部感染、心脏病以及缺氧症(血液供氧不充足)——外，毛还患有罗格里格氏症，这是一种罕见的、无法治愈的精神失调症并诱发咽喉与呼吸系统疾病。医疗组估计他至多还能活两年。他们的诊断没有告诉毛。但他的日渐衰弱肯定已经使他自己明白，如果他打算对他接班人安排作进一步调整的话，最好是越快越好。

决心既已下定，事情就办得很迅速。

10月4日，毛指定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使他成为了周的正常接班人。江青勃然大怒，在两星期后的一个政治局会议上，她带着她那一伙人对邓小平的外交政策发动了协调一致的进攻直到后者站起身来拂袖而去。第二天，王洪文飞到长沙通知毛说，他是秘密地代表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来的，没有提及政治局其余人，因为他们可能与邓和周恩来的活动有关连。他们感觉张春桥更适宜领导政府而不是邓。宣称生病的周，正在与其他老干部领导人一起策划阴谋，创造一个篡权的气氛，就像1970年在庐山时那样。

如果毛需要他的指定接班人是个傻瓜的证据的话，王这回干的可是再好也没有了。他受到一顿臭骂后被打发回去，还受到警告说将来再不可接受江青的误导。

接下来的两个半月里，毛的妻子在三次以上的场合中都试图劝说他，邓是一种不利因素，他应当转而提拔她的党羽，但惟一的效果就是让这位主席更加铁了心。他决定不光要提名邓担任高层副总理，还得让他拥有党中央和军委的副主席职位，并进一步被确定为总参谋长。他确定说，江青有野心，她自己相当党的主席。“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他对她说，“你积怨甚多。”相反，他称赞邓是“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

1975年1月初，毛的决定得到一次中央全会的认同，这是周恩来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个分水岭。从那时起领导层会议就不再由周或王洪文主持，而是由邓主持了。

就所有这些暗示和提议来看，毛已然放弃了王。

他还没有彻底放弃一个联合领导班子的主张。但是这位年轻的上海激进派在其中已经没有了位置：他表现得过于愚蠢了。江青同样出了问题。11月在她派人送给主席的一份检讨中，她写道：“头脑昏昏，对客观现实不能唯物地正确对待。”毛表示同意。江是忠实的，但却野心勃勃，不够资格——而且好得罪人。他曾有一次对如堕五里雾中的亨利·基辛格说，中国是一个穷国，但是“我们过剩的东西是女人”。如果美国想进口一些，他会很高兴的，那样他们那里就会出乱子，而让中国安宁起来。1975年1月，毛已经绝无幻想，江青，是对于任何接班人的安排都是看上去有好处但实质上却会导致毁灭性结果的人，故而她在其中都是绝对不会有份的。

那么剩下的只有张春桥了。毛对张的怀疑是导致他一开始提拔王洪文的原因。然而，总得找个什么人充当邓的制衡力量。于是，张被指派为第二副总理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主任。

文革后的五年正式告一段落，并引导着毛的思想转到经济上。在毛的支持下，周恩来对全国人大提出一个争取“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的规划。在李先念和叶剑英的支持下，邓用去以下的十个月时间努力不懈地去把这个目标付诸实施。江青及其党羽阻挠他的努力，但是毛不为所动。

批林批孔运动淡化了。周病入膏肓，已经不值得让激进派在他身上花费时间了。

相反，张春桥和姚文元发动了一场新的反对“经验主义”的运动，这是针对邓强调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注重政治思想的一个术语。但是毛讥讽他们说，他们“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知之甚少”，宣称教条主义同经验主义一样恶劣，而真正成问题的是修正主义，其中就包括这二者。

当年夏天是激进派厄运中的低谷期。

5月末与6月，江青及三个党羽，按照毛的指示，都在政治局里作了检讨。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毛获悉罗克珊·维特克，一位最具美国女性气质的汉学家，正预备在她本人约莫三年前进行的数次采访的基础上写一本有关江青的书，而这种采访事先并未得到毛的授权。这又一次使他勃然大怒。“孤陋寡闻，愚味无知。”他嘲骂说，“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身患癌症奄奄一息的康生听到了毛的话后，给这位主席写了一封信。声称他发现了江青和张春桥两人都是30年代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的证据。但是没人敢递送这封信。康不久后便死了，周又当面对毛说起，毛只说：知道了。

然而，江青要不挺到底的话就玩完了。她清楚，毛尽管如此行事，但她和她的激进派同伙们却是他可以相信的仅有的几个在他身后能够保持文化大革命火焰不至熄灭的人。他可能诅咒她，但他也需要她。

9月，激进派发动了进一步的试探攻击，以显示邓的现代化的努力违背了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夏，主席用去数星期时间聆听旁人为他朗读他最心爱的小说之一——《水浒传》。毛曾经评价说，宋江是一个修正主义者，该书的价值就在于它对投降主义的描写。

这成为又一波声势滔滔并深奥难解的大辩论的话题，表面上是学术性的文章，却隐含着这样的意义，即邓的恢复经济秩序的努力是对资本主义的投降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背叛。江青在一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把运动推向高潮：“宋江架空晁盖。有没有人要架空毛主席？我相信有！”

这位主席在她讲话的文本上手书：“放屁！文不对题！”并下令禁止分发。

然而，潮流却正在转变。尽管有着毛对激进派正在苦心经营的辩论的轻蔑反驳，他对邓走得过远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关注。邓对改善生活水平强调过多，对阶级斗争强调不够。9月底，主席的侄子毛远新替代了王海容，接管了负责毛与政治局联络的官员一职。此举是出于这样一种畏惧，即主席一旦不在人世，无力防止邓小平放弃文化大革命及其价值的计划，这可以作为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来加以防范。

邓本人嗅到了这种变化的情绪。“有的人无非说你……搞复辟，搞倒退嘛……他说他的……打倒一次还怕打倒第二次？！如果把工作搞好了，再打倒也没有关系。”毛的一班人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当月，这位主席变得焦虑和易怒。

最后，一个小的偶发事件触发了危机。毛请邓主持一次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局讨论会议，会上他将用他通常扳手指头计数的方式，说是有七分成绩和三分错误。邓却礼貌地加以回绝，表面上的理由是因为大部分时间他都“不在位”，但是，毛立即意识到，实际上是因为他不希望卷入这样一种将文化大革命置于积极意义上的评判工作。毛对此事再未直接提及。但随后他就对他侄子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一是要算帐。”

至此，只需一小步就可以让毛宣布“走资派还在走”了。

在清华大学里的一场似无关联的辩论——那里的党委书记是江青的一个党羽——导致了毛对邓的指责，说在攻击激进的教育政策的借口下他对那些人的支持，实际上“矛头是对着我的”。11月底，毛的看法被传达到政治局和军委的一个会议上，这个会议是由华国锋主持的，他是高层领导人中为数不多的既不属于激进派又不属于老干部派系的人之一。按照毛的指示，会议传达了“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这是一场以邓为主要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新运动的信号。

年底，新路线的一些迹象已经见诸报端，邓被剥夺了一切职务。至此，毛的接班人战略再次崩溃了。王洪文是弱不禁风的墙头芦苇，而邓总是在搞他自己的一套，二者都经证明是不值得信任的。

当此关头，周恩来去世了。

下一步是提名总理人选。大部分国民人口，包括世界上其他人士，尚不知晓一场新的运动正在酝酿中，都相信并期待邓的被提名。消息灵通一些的激进派则寄希望于张春桥的被提名。

此二人都未被毛选中。

1月21日，他转而通知政治局说，他打算指定华国锋。

然而，主席还是谨慎地推进着。当2月3日公开宣布华的提升决定时，还只是在一种代理的基础上。邓在表面上还是第一副总理。尽管将邓作为一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进行批判的一场大规模运动正式暗中筹划着，但还没有被点名成为运动的目标——毛也明确地说他将邓的案例看成是“非对抗性的”，就是说他尚可换救。华、邓和激进派是接班人公式中的各个部分，但是在1976年最初的几个月中，毛还没有精确地决定他们如何一起相处。

其实在毛的心中第一接班人
应该是他的儿子
毛岸英
中国人很运气不象朝鲜出了一个金二世.
父传子 家天下.

目前蒋家所面临的处境，就是未来毛家面临的。

唉，真得感谢彭德坏啊，不然我们现在就和北朝鲜一样了:mad:

哎..做人其实挺难的,谁都总会认为自己是对的,谁会选一个反对自己,哪怕是稍微修正的人呢?
伟人尤甚!

这篇文章是说1966年到1976年所发生的种种都是毛泽东有目的的行为吗!

林彪的出逃，是文革宣告失败的最后钟声，毛主席辉煌的一生，进入到悲怆的晚年，带着对历史的无奈，带着对造反派最后的道义责任，带着更深层次的思索，毛主席用不屈的灵魂，进行着最后的努力，虽然这样的日子，每一分钟都是对他的折磨，但是他没有放弃，他还要进行最后的奋斗，他以失败者的身份，用最后残余的威望，蔑视着对手的怯懦，而毅然发起了一场批林批孔的思想文化运动，因为他已经清楚的知道，文革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民众的不觉悟，民众不觉悟的根源在旧文化，在民众对知识分子集团精英集团的依赖上，只有打破这种依赖，才能有自身的解放，才可能建立马克思所说的新的无产阶级新的联合。他甚至不顾自己的名声，去请出官僚集团最心狠手辣最干练狡猾的对手，给他政治权力，去交换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也就是对造反派成员不秋后算账的政治保证，因为毛主席早已知道，这个人必将成为官僚集团新的领袖，他用自己的耻辱来追寻着对战友的责任，这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凄凉

[[i] 本帖最后由 baplbapl 于 2008-1-3 13:26 编辑 [/i]]

毛主席辉煌的一生是开创新中国，但解放后他是过大于功，但总的是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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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邓小平上台，真是句笑话。
命运，总是垂青那些有能力的有准备者！

[quote]原帖由 [i]baplbapl[/i] 于 2008-1-3 13:22 发表 [url=http://66.90.77.253/forum/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11431736&ptid=740056][img]http://66.90.77.253/forum/images/common/back.gif[/img][/url]
林彪的出逃，是文革宣告失败的最后钟声，毛主席辉煌的一生，进入到悲怆的晚年，带着对历史的无奈，带着对造反派最后的道义责任，带着更深层次的思索，毛主席用不屈的灵魂，进行着最后的努力，虽然这样的日子，每一分 ... [/quote]

哥们在搞笑呢?林彪出逃是啥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是啥年代?这最后的钟声一响就是这么多年啊!

应该是毛岸英,可惜了过早的为革命献了身。

个人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原因是为了夺回失去的权利，大家别忘了，没发动文化大革命前，国家的一把手是刘少奇，刘才是国家主席，最起码是名义上的，当时毛已经退居二线，正是毛刘在中国的发展方向上的冲突，才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目标就是刘少奇，或者是刘氏集团，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无论从那个角度说都是一个错误（当然从毛本人看发动文化大革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晚年是否后悔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她使中国近十年的经济处于倒退，全国乱成一片。
这都是个人看法，抛砖引玉而已，大家别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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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历史我不清楚,太小,上学时历史课也没有,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长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