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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本应四国占领日本，为何中国没去，让美国独占？

二战还未结束的时候，盟国中的大国就已商量着战后有关事宜。根据当时的协议，日本的领土主要由中、美、英、苏四国分片占领。

然而战争结束后，南京方面忙着争地盘，没有派出军队参与接管日本。英国在战争中元气大伤，根本无心远东事务。至于苏联，原本也想出兵占领日本，却被美国阻止了。结果日本被美国独自接管，至今驻扎着美军。那么，现在的日本为何不将美军赶走呢？

从现今日本方面的诉求和能力来看，他们既希望赶走美军，从而组建自己的“国防军”，进而实现其军事战略目的，但又希望美军留下，给其充当保护伞。

近年来，日本正在试图给“二战紧箍咒”松绑。先是修改和平宪法，后又积极派自卫队参加国际联演。按照规定，日本自卫队即使参加国际演习，也被禁止使用大口径武器，但日本却突破限制。这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日本想告别“自卫队时代”、组建国防军的野心。

当然，日本当局想归想，最终还得看美国的意思，毕竟日本事事受制于美国。无论是国际事务，还是经济发展，乃至武器装备，都仰仗美国鼻息。

因为事事依赖于也受制于美国，日本即使想赶走美军，也不敢说出来。日本人最务实的策略，就是在美日合作中壮大自己，同时在国际领域逐步获得地位。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疑虑，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以求给自己赢得发展空间。

当然，日本也需要照顾民意。目前日本民众对美军的态度呈两极分化，一部分人支持美军长久驻留日本，呼吁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和平。另一部分人则坚决反对美军驻留，毕竟驻日美军在日本犯下了累累罪行。

当然，日本最终极的目标还是想让美军离开，最终脱离美国的控制。美国其实也懂日本人的心理，也在控制日本，避免其过度扩张，影响自己在亚洲的影响力。亚太的利益对美国来说实在太重要，他们从不敢放松。

这要问蒋介石呢，毕竟当时的合法政府是国民政府。

这个时候国内双方正忙着互殴那有时间去小日本那.可惜了不然现在小日本对华态度不会是现在这样子.

这个事还真是怨蒋介石，原本有住日军的大概有几万人的规模。但内战起这些军队都投入到内战了。

记得当时好象是准备让67师进驻，也做好了出发准备，但准备出发的时侯却被调去打内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导思想，校长重点在国内，认为外部没有内部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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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国不强民不富，还有人准备内部战争，力图一家独大

去了也占不住，驻军的补给需要军舰海运等等，老美不发话怎么敢去

中国打内战呢去不了
也可以说是
国共抢地盘呢
共的隐忍，
据国民党方面说共，
在抗战期间不发一枪，
唯一发力的就是打国民党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军力，就是想占领日本也不可能啊。何况霉国、苏联都盯着日本那块肥肉呢，哪会同意中国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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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在老蒋的后院点火，割韭菜，抛祖坟。老蒋哪还有心思管日本啊！？

有人声称老蒋后院点火割韭菜刨祖坟，导致其去不了日本，我倒是想问问——就蒋帮那伙子人“劫收”的吃相，还指望太太平平？“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话谁说的？

这不是声称是事实。查一查新四军和八陆军的国共联合初期时得兵力和解放战争开始时的差距，不割韭菜哪来那么多的兵力啊？
蒋帮的吃相再查在大旱灾时饿死的人也没太组在风雨平常的3年时饿死的人多。
最后你问哪话谁说的！？当然是中国共产党说的啦！我党在宣传战上如此的辉煌胜利你都不知到你这5毛当的太失职了。

果然，果粉就是智商问题
第一，只有史盲才不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主要活动在沦陷区。且不说所谓的“割韭菜”是怎么让力量弱得多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优势日伪军面前站住脚，单说这沦陷区怎么就成了蹲在峨眉山上等着摘桃子的蒋光头的“后院”呢？倒是在国统区，蒋帮拉壮丁是什么熊样，我来引些史料给大家看看——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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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2000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约为1700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150人就有一名医生。另有28000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2—203页；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296—297页；卡尔逊：《中国军队：其编制和军事能力》，第73页；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73—574页。
②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第152页。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587—588页。
②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第148—149页。
③ 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第153页；博伊尔：《中日交战，1937—1945年》，第300页；藤原彰：《日本陆军的作用》，载多萝西·博格和冈本俊平合编：《作为历史的珍珠港事变：1931—1941年的日美关系》，第191页。
① 蒋介石：《抗战建国》，第108页。
② 《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第142页。
③ 即皖南事变——译者。
④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指挥问题》，第30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5页；L.P.范斯莱克编：《中国共产党运动：美国陆军部报告，1945年7月》，第71—72页。
① 史迈士致国务院：《1940年在中国的和有关中国的重大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进展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662，1941年1月29日，第7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203—204页；白修德与贾安娜：《中国雷鸣》，第62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第40—82页。
② 中国官方关于战时伤亡的数字为3211419人，包括死亡1329958人，《中华志，1950年》，第182页。
③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表9，不过可能没有一个人知道国民党军队的精确数字。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27页记载，军队从1940年的250万人增加到1941年近450万人。《中华志，1937—1943年》提出了一个600万的数字。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5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12—113页。
② 应为“民族革命同志会”——译者。
③ 易劳逸：《地方政治与中央政府：云南与重庆》，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第329—355页；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第83—131页。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4页。
② 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③ 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100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第284—292页。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33页，引用材料时有删节；并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
② 即陆军大学——译者。
③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55—58、81—89、145—152页。
④ 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29卷第4期（1970年8月），第844—847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325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第184—185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167页。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49页。
② 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348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369—370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3—37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0，1943年8月14日，附件第2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22/1144，1944年7月1日，第2—3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7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11卷第2期（1967年8月），第90页。
①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1867283名新兵。（国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1978年7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3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140万（见蒋梦麟：《新潮》，第91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的力量？》），《民主评论》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7页。蒋梦麟：《新潮》，第90—91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页。
②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36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第113页。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65、243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年9月14日函，附件第2页；和高斯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740.0011太平洋战争/3559，1943年11月5日，函内附件第4—5页。
②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6—138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3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893.22/52，1943年12月4日，第1—2页。
③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245页。
④ 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年》，第60页。
⑤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5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2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史实，1941—1945年》；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139—140页；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题》，第44页。
② 罗兹·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国战争中的三年日记》，第236页。
③ 法默：《上海成果》，第137页；多思在《中日战争，1937—1949年》第65页中写道：“中国人通常开枪打死他们自己的重伤员，作为一种仁慈行为，因为‘他们横竖只有死’。”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第3页，附件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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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肯定有人不耐烦一篇篇去翻原文，我不妨直接告诉各位以上引文的出处《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i] 本帖最后由 伊藤yt 于 2019-12-19 20:21 编辑 [/i]]

当然，英国不也出了“剑桥五杰”嘛？反正在果粉看来这都可能“收了五毛”么！干脆，我就来引一段蒋光头、何应钦自己的记录——
蒋：
成都，省政府贺秘书长，密。
本月十七日下午五时，巴县第四区双河乡巡查队第七号余汉青者，仍用绳索捆绑曳带就征之壮丁经过清水溪，殊甚惊骇。巴县如此，其他各县更可知矣。余当时问之壮丁与其带壮丁之差役，为何要如此用绳索曳带壮丁？差役称恐其逃跑；而壮丁则称，我等并未有一人逃过。可知差役之狐假虎威，故意作恶，而使政府与人民隔离，下情不能上达。
而各县县长与主持兵役之人员亦只知坐在衙门催逼各乡交解壮丁，而不到各处亲自视察征兵实情，与先切实告诫带领壮丁之差役，使差役明瞭征兵意义与尊敬爱护就征之壮丁，以及慰勉其家属，使之发生荣耀心。而反将壮丁拽捆载道，违反征兵之良法，殊为可痛。
这一部分的出处是1940年3月19日蒋介石给四川省政府秘书长贺国光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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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何应钦：
　　据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回忆，国民党政府于1939 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共计170 多名司令，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党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作了有关兵役工作的报告。有意思的是，报告中关于“自实行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200 万人”的披露，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却遭到了何应钦的驳斥。
　　何应钦当场给兵役署长程泽润算了一笔账：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的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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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4年中，共有960万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由于我手头缺少新兵役法实行以前实征壮丁数，以及新兵役法实行后到1943年5月之间军警扩编人数的统计资料，壮丁的实际“失踪”人数只能作概略的估计。就算全国军警有一半是在实行新兵役法后扩编的，且实行新兵役法前未征一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其失踪壮丁数按最保守的估计，还是高达600 万人，占实征壮丁总人数的一半。

来，果粉讲讲，壮丁都去哪啦？或者干脆蒋介石与何应钦也“收了五毛”呢？

[[i] 本帖最后由 伊藤yt 于 2019-12-19 20:22 编辑 [/i]]

当然，光“合理推想”肯定是不够的，我们来点干货。CIA关于那三年的调查报告——
[img]http://p.0715.cn/forum/201507/19/052020j8gr9rm81jq9b9ro.jpg[/img]
[img]http://p.0715.cn/forum/201507/19/052021ld9sbyimhsh9ksyv.jpg[/img]
[img]http://p.0715.cn/forum/201507/19/052022qmakepuea0vqsu8a.jpg[/img]
虽然我很怀疑以果粉的智商看不看得懂英语，不过反正还有百度翻译谷歌翻译不是？

至于国府什么熊样，邓云特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里面不完全统计了一下，1920-1936年灾荒导致约1800余万人死亡，原文如下：
“民国至今二十余年，历次重大灾荒中死亡之数，虽有一部分较详细之统计，然就全体而言，仍极不完全。故至今对于历次死亡总数，尚无法确知。惟据各方比较可靠之统计汇集所得，则此二十余年中，最主要之数次灾荒，其死亡人口已有可以大略确定者。……仅就此少数较可靠之统计而言，我国于最近十六年中人口之死亡者，已达一千八百余万之巨。至其脱漏之数，若得尽检而计之，则其数当更可惊。”
【极不完全；少数较可靠之统计；至其脱漏之数，若得尽检而计之，则其数当更可惊】

最后，关于劫收问题
       
先听听蒋光头的下属咋说：邵毓麟，民国外交官，1945年负责经济接收，他对国民党的吃相怎么评价呢？“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政府却因此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邵所著《胜利前后》第76、87页）

再看看蒋光头的美国老板怎么说：国民党政府“及其文武官员在自日本手中收复之地区的举止，已使国民党迅速地在这些区域中丧失了人民的信心和声望”——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代前言。

最后还是按照惯例来听听蒋光头自己怎么说：“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亦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抗战胜利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败于胜利之后的大接收！”——1948年7月27日，南京国防部“戡乱军事检讨会”

怎么样？蒋光头的下属、老板乃至蒋光头本人，是不是都“拿了五毛”、“听了宣传”啊？

[[i] 本帖最后由 伊藤yt 于 2019-12-19 21:14 编辑 [/i]]

无毛加油啊！帮你赚了16块钱了。
不过最近维稳的费用已经超过国防了，希望你是一个爱国无毛不去领钱割国家韭菜啊: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