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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倭双煞——戚继光和俞大猷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17岁继承父业，袭世职登州卫（今山东蓬莱县）指挥佥事；旋署都指挥佥事，备倭山东。后因在浙、闽一带抗倭有功，升任总兵官。他一生南征北战、颇有建树，为明代抗倭名将、著名军事家。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莅戍要略》、《止止堂集》。
                    戚继光祖辈均系明代将领，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其父戚景通熟读兵书，精通武艺治军严明，曾任都指挥使。戚继光自幼生长在将门，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军事生活的熏染，很早就抱有忠心保国之志。袭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后，他以祖父辈为榜样，“留心韬略，奋迹武闱”，决心为保卫海疆做出贡献。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王朝为抵御蒙古鞑靼部南袭京城，把蓟州（今天津蓟县，当时指山海关至居庸关一线）列为边镇，由山东、河南抽调官兵戍防。戚继光曾一连5年，每年都有一段时间率领本部人马到这一带执行戍务。在此期间，他曾两次上书明廷，献备敌方略。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戚继光升任都指挥佥事，主管山东防倭军务，统辖3营24卫所。防线自江苏、山东交界处，一直延伸到山东半岛的北端。海防线这么长，而卫所的兵力有限，怎样设防才好？戚继光开动脑筋，思谋良策。他通过和当地官员、百姓，特别是渔民们交谈，了解到一年之中倭寇活动最猖獗的时间，是3、4、5月和9、10月间，又了解到这几个月间的一般气候和风向，以及船只可能停靠的地方。在摸清倭寇活动规律之后，便按照时间和地段重点设防。同时对卫所进行整顿，加强训练，严肃纪律提高战斗力。从而巩固了山东海防，使倭寇不敢窜扰。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浙江地区倭患严重，戚继光调浙江，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率军抵抗倭寇。他见旧军素质不良，“兵无节制，卒鲜经练，士心不附，军令不知”，作战不力，即向上司提出“招募新兵，亲行训练”的建议后至义乌招募农民、矿工3000余人，组成新军，称“戚家军”。这支军队经过严格训练，成为熟悉军纪、法度，熟练手中兵器，能够奋勇作战的队伍。继光还根据江南水乡的特点，改造了队列体制，创造了鸳鸯阵法，使长短兵器配合作战，用火器、弓箭掩护，在抗倭作战中发挥了巨大威胁力。嘉靖四十年(1561年)五月，倭寇集结船只数百艘，人员万余，窜犯宁海、奉化、桃诸等浙江沿海县城，并企图攻占台州府城。戚继光率领戚家军，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运用偷袭、伏击、快速奔袭等战法，打得倭寇晕头转向，莫知所措。此役歼敌6000余人，使犯境倭寇遭到歼灭性打击。次年，倭寇大举窜犯福建，沿海城镇受到倭寇荼毒，戚继光率军驰援一举捣毁倭寇在横屿（今福建宁德城外海中）的老巢，取得首战胜利。随后连续发动攻势，扫平倭寇据点多处，杀伤倭寇无数，击退了倭寇的进袭，转年，倭寇又纠集残部，掳掠边城，戚继光再援福建，与巡抚谭纶、总兵俞大猷和广东总兵刘显通力合作，平定了闽、粤沿海的倭患。
                    隆庆元年（1567年)戚继光被张居正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在镇16年，对练兵、治械、阵图等多有创建；边备修饬，节制严明，军容为诸边之冠。由于设备稳固，部队精练，鞑靼未敢轻易来犯。万历年间，蒙古部落曾3次骚扰边城，均被击败。后张居正去世，戚继光受到宦官阉党的排挤，改派镇守广东。万历十三年(1585年)因病告退，两年后去世，享年59岁。
                    戚继光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在戍边抗倭、平乱安民方面为明朝立下了不朽战功。他在一首题为《马上作》的诗中这样写道：“南北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刀马上行”。这首诗正是他戎马一生的真实写照。

                    俞大猷（1503~1580年）字志辅，号虚江，晋江河市（今属洛江区）人，迁居泉州北门。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中武举人，翌年登武士第五名，历仕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官至右都督，卒赠左督都，谥武襄。他一生戎马舟辑，转战南北，战功显赫，主要在山西抵御蒙古俺答的侵扰，在广西击败安南（今起南）范子仪的进犯，尤其在福建、浙江、江苏、广东平息倭寇之患，保卫祖国海疆和边陲，是明朝的爱国名将、抗倭英雄，与戚继光齐名。誉为“俞龙戚虎”。
                    俞大猷一生的戎马生涯，贯穿嘉靖朝始终，比戚继光更有传奇性，他曾在广西反击安南黎氏的入侵，“追战数日，生擒子仪弟子流，斩首千二百级”。只身平定过海南岛的叛乱，“大猷乃单骑入峒，与黎定要约，海南遂安”。又纵横东南各地，总在倭患最猖獗之处作战，由福建转战江浙，继而两广，屡破倭寇大盗，其中不乏如徐海、王直这样的巨魁。他击退过山西边境的游牧强敌，平伏过广西山贼，使“百年积寇尽除也”。历经大小百战，“余家军”声望也不在“戚家军”之下，若论经历的战斗次数，歼敌多少，平服的海盗山贼数量这样的硬指标，余大猷则超过戚继光很多。
                    俞大猷出身卑微，仅是一个世袭百户而已，到嘉靖十四年才做到驻守金门的一个小小千户，比不得戚继光“世登州卫指挥佥事”，父亲又曾是京军神机营将领。在明时，武将的地位远远低于文官，更何况一个不如流的小校？嘉靖十四年，海寇频发，俞大猷“上书监司论其事。监司怒曰：‘小校安得上书？’
                    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体制下，没有门第背景的俞大猷空有一身文武之才，亦心怀报国之志，却屡遭歧视，不但欲报国而无门，甚至因此连一个从五品的千户职位都因此丢掉了。还好兵部尚书毛伯温总算记住了他，给了他一个安慰性的位置：汀漳守备，相当于地方武警大队队长。
                    然而，俞大猷的战功经常被上司冒领甚至抹煞。嘉靖二十八年，俞大猷大败安南入寇，斩敌一千二百，“事平，严嵩抑其功不叙，但赉银五十两而已”。嘉靖三十一年，倭寇进犯浙东，攻陷数处要地，俞大猷“大破贼于王江泾”，取得战役胜利，但功劳被赵文华、胡宗宪抢去。嘉靖四十年，俞大猷大破广东倭寇，又被地方官员“攘其功”。同年，俞大猷与戚继光复兴化城，共破海倭。“继光先登，受上赏，大猷但赉银币”。
                    这是怎么回事？其实也很简单，明代重文轻武，军事上的胜利一般首先是当地抚督的功劳，其次才轮得到带兵的武将，得胜之后，上奏章是文官的事，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吹嘘，而武将的战功因被冒领而一笔带过是常见的事，反过来，如果战事失利，文官则可以用很具体的理由把责任推到武将身上。武将要保住自己的部分功劳，也容易，只要投靠某个大员，成为其党獠或至少与其同利即可，此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
                    俞大猷为人正直，既不迎合权贵，也不讨好上司，且坚持原则，遭到嫉恨和排挤在所难免，功劳被抹杀还是小事，有权势者因其不肯逢迎，不愿投入自己的怀抱，更欲除之而后快。为此俞大猷曾经多次被问罪，只不过战事紧急，实在需要如他这样的将才，才免于牢狱之苦，甚至杀头的横祸，一次次重新出山为那些战败将领收拾残局，“代罪立功”。
                    和戚继光一样，俞大猷因不肯与宦官阉党、权贵同流合污而遭到排挤，被迫解甲归田，1580年，77岁的俞大猷病逝于家中。
                    明代中期功绩卓著的抗倭将领，以戚继光、俞大猷为最，不过单就戚、余比较，则戚继光显然名声更大，亦更为当时后世看重。尤其到了当世，戚继光已成民族英雄，历史书籍凡论抗倭必大书特书戚继光，俞大猷则沦为装点性质的陪衬脚色，成了夺目红花一边的绿叶。看来，历史并未还俞大猷一个公正的定位。

向戚继光和俞大猷至敬，多谢楼主。

当时战力最强的两支陆军就是戚继光的戚家军，跟俞大猷的俞家军。
两个人都有很强的后台，我只记得戚继光的后台就是号称明朝第一政治家的张居正，他让我对官员的认识有所改观，我一直以为，当官就要当海瑞那样的，两袖清风，公正廉明；但是在戚继光身上我看到了另一面，虽然他也收受贿赂，他也送礼请客，但却并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而是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济民的伟大理想~

戚继光和俞大猷其实都不我们想的那样两袖清风，但他们在民族大义面前毫不马虎，也是令人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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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对军队的训练,装备,战法等方面很有自己的一套东西,而且能著成书流传后世,而且战功卓著,是真正务实的军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