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段作战”新战略诞生
      华盛顿条约之后，日本海军“八八舰队”计划如同幻梦一般破灭了，船台上和绘图板上的新式战列舰和高速战列巡洋舰被全部取消。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日本海军重新制订了作为华盛顿会议对策的海军整备计划。该计划分为计划A和计划B，作为“当前应急之策”需要完成的计划 A包括：一、完成“赤城”、“加贺”2艘航空母舰；二、建造4艘“古鹰”级中型巡洋舰和4艘“妙高”级大型巡洋舰；三、确保建造16艘驱逐舰的舰体；四、建造4艘巡洋潜水舰 、4艘机雷潜水舰和18艘舰队潜水舰 。
      从这个清单中可以看到，日本海军对华盛顿条约的对策就是大量建造在条约中未限制数量的巡洋舰、驱逐舰、大型潜艇等舰种，同时开发新式的远程氧气鱼雷，以求在开战时发挥这些辅助战舰的数量优势以及鱼雷战的优点，在双方舰队决战前尽量消耗美国舰队，以求在最后的舰队决战中能够以“六四舰队”击败美国的主力舰队。根据日本海军“有终会”1934年的统计，自华盛顿条约生效之后到1934年这10年里，日本海军用于建造主力舰的“军舰制造费”为7123 万日元，而用于建造驱逐舰、潜艇、潜艇母舰等辅助军舰的“辅助舰艇制造费”达7亿7826万日元。这一比例也真实反映出这一时期日本海军的发展趋势。
      1926年和1927年，日本海军两度追加了造舰计划，以求充实洋上鱼雷战兵力。新增加的军舰建造计划包括4艘“高雄”级巡洋舰、24艘“吹雪”型驱逐舰、追加1艘巡洋潜水舰和3艘舰艇潜水舰。新的造舰计划被称为计划B。
      至1930年伦敦海军会议前夕，又形成了计划C，包括建造4艘金刚级代舰、追加4艘“高雄”级巡洋舰和24艘“吹雪”型驱逐舰，追加4艘巡洋潜水舰和24艘舰队潜水舰，以及追加1艘大型航母。
      日本海军以计划C为主体，形成了1932年度的第一次补充计划，即“①计划”（或称“丸一计划”）。提出对美国的“九段作战”战略后，又于 1933年对计划进行追加，进而形成了1934年至1935年的第二次补充计划，即“②计划”（“丸二计划”），包括建造2艘“苍龙”型航母、4艘“最上”型巡洋舰，以及增加“初春”型驱逐舰。
      从日俄战争结束以来，日本海军的对美本土决战思想就是将舰队主力集合在奄美大岛一带海域，然后前出至本州岛以东海面，发动“洋上鱼雷战”和舰队大决战。大正时代和昭和时代初期，除了将决战地点前移至小笠原群岛外，这一思想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伦敦会议后，日本海军在辅助战舰方面的扩充计划也宣告流产，遂进一步决定将战场延伸至中太平洋和东太平洋，在美国舰队离开母港后立刻展开奇袭攻击。这种观念不断修正后的产物，就是所谓的“九段作战”计划。
      “九段作战”设想美国太平洋舰队与大西洋舰队在开战后大致将分成两群，一群是以轻巡洋舰为主力的亚洲舰队，应是由菲律宾出发。对于这支舰队，日本预定以同样由轻巡洋舰为主的第三舰队应付。美方另一群舰队，也就是被大西洋舰队增援后的太平洋舰队，预计将由美国西海岸或夏威夷出发，并将再分成四群：一群以潜艇组成的舰队将对日本展开破交战；另一群以4至6艘重巡洋舰为主力，将投入奇袭、骚扰任务；第三群以14艘重巡洋舰为主力，将担任主力舰队的前卫与侦察任务；最后一群则以15艘战列舰和若干艘航空母舰为主力，担负对日作战的主力。
      日本人将与美国舰队的作战分为9个阶段：第一段是自美舰队西海岸出发，直至抵达夏威夷。之后美舰队将占领马绍尔群岛的一部分，以此作为桥头堡。美舰队从夏威夷出发后的航程被定为第二段，占领马绍尔群岛前的航程是第三段。占领马绍尔群岛后，美舰队将抵达被称为“内南洋”的西太平洋海域，这是第四段航程。美舰队由马绍尔群岛出击，直至加罗林群岛附近的日本预定区域，这段距离被分为第五段和第六段。预定决战前夜是第七段，预定决战日黎明为第八段，最后的舰队决战是战争的第九段。
      日本海军的计划是，各舰队在开战后72小时内集结到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以此处作为前进根据地。
      九段作战所需的兵力随着年代的推移而有所更改。以1936年日本海军进入“无条约时代”后的九段作战计划为例，该计划预计对美战争将在1946年爆发，届时第一、第二段将分别以2艘侦察巡洋舰、3艘2800吨级“旗舰潜水舰”和27艘1900吨级远洋前厅进行沿途监视。第三至第六段所需的兵力为4艘各装备12门508毫米炮的“超战舰”、4艘“瑞鹤”型航母、1艘侦察巡洋舰、2艘“旗舰潜水舰”和18艘1400吨级的“海大”型潜艇。第三段、第五段将由 “海大”型潜艇发动狼群式袭击，第四段、第六段将分别遭到舰载机和陆基飞机的攻击。在决战前夜的第七段，日本海军将以4艘潜艇、28艘巡洋舰和64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鱼雷战部队展开夜袭作战；次日凌晨的第八段以10艘潜艇和舰载机进行补充打击。在舰队决战的第九段，将以10艘战列舰、6艘航空母舰、10艘潜艇的兵力对美主力舰队进行最后的打击。

适应新战略的海军建设
      从九段作战的兵力配置来看，它对各个阶段所用的军舰性能都有特定的要求。就主力舰而言，两个海军条约限制了新建军舰的可能，因此日本海军在1923年后花费1亿2580万日元，对现有的10艘主力舰进行现代化大改装。改装项目包括增加水下的防雷突出部隔舱，强化装甲防御，增大主炮仰角以提高射程，更换锅炉以提高功率等等。日本海军中的条约反对派一直抱有“限制军备反而更加浪费”的观点，强词夺理地争论说，与其花莫大的修理费对旧战舰实施改造，不如建造新舰。不过，从技术的观点看，既然新造战舰项目被冻结，那么日益老朽化的现有战舰必须根据海军技术的进步加以改装，否则必将在未来的海战中失利。从经济的观点看，进入“海军假日时代”以后，日本海军的舰船建造费大幅度削减，造船工业进入不景气状态，通过对主力舰实施现代化改装，可以留住一大批造船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使其免于流失。
      航母方面，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规定日本海军航母总吨位为81000吨。在1930年时，日本海军拥有4艘航母，即大型航母“赤城”、“加贺” （各 33000吨）、小型航母“凤翔”（7470吨）、“龙骧”（7100吨），总吨位为80570吨。这4艘航母编为两个航空战队，分属第一和第二舰队。大型航母配备舰载战斗机24架、舰载攻击机12架，小型航母配备舰战和舰攻各6架。当时日本海军对外号称“赤城”和“加贺”的标准排水量为26900 吨，因为这两艘航母实际装备了10门8英寸炮，而根据华盛顿条约的规定，27000吨以下的航母才可以搭载10门8英寸炮，而27000吨以下的航母最多只能装备8门。一旦英美发现“赤城”和“加贺”的吨位超过3万吨，就各拆下两门8英寸炮，这样的话就多出了430吨的裕量。
      1935年的“②计划”以华盛顿条约在1936年期满废止为前提，决定新建2艘航母，即“苍龙”和“飞龙”，以及1艘“凤翔”号的替代舰 。另外再建造3艘小型航母的舰体，即潜艇母舰“剑崎”、“高崎”、“大鲸” 。
      巡洋舰方面，伦敦条约的创举之一是重巡洋舰的登场。伦敦条约前，各国对条约型巡洋舰的叫法不一，美、日等国最初仍然延续一战时的叫法，将1万吨的巡洋舰称为“轻巡洋舰”，以对应“装甲巡洋舰”这一分类。日本“妙高”级巡洋舰最初的设计图纸上赫然写着“1万吨、13万马力、轻巡大体图”的字样，而美国的“彭萨科拉”级和“北安普敦”级最初的编号是CL-24到CL-31。英国则将这种“轻巡洋舰”分为两类。一类是1万吨级、搭载8门8英寸炮的A型，一类是 8000吨级、搭载6门8英寸炮的B型，分别称之为“大型巡洋舰”（Large Cruiser）和“小型巡洋舰”。日本海军随后也沿袭英国的叫法，将“万吨轻巡”改称为“大巡”。
      伦敦条约将巡洋舰分为装备8英寸炮的重巡洋舰和装备6英寸炮的轻巡洋舰两类，规定日本的重巡洋舰总吨位为10.84万吨。日本当时已经拥有4艘 7100吨的“古鹰”级重巡洋舰和4艘10000吨的“妙高”级重巡洋舰，剩下的吨位空间还可以建造4艘9900吨的“高雄”级重巡洋舰，合计为12艘重巡洋舰。虽然日本的这些巡洋舰在吨位上只是美国的60%，但是数量上却达到了美国的2/3。
      两次裁军会议之前，各国大型巡洋舰的主炮口径不一：英国为9.2英寸（234mm），德国为8.2英寸（208mm），法国为7.6英寸，意大利、美国为 8英寸及10英寸，日本海军的外购舰为8英寸，华盛顿条约后建造的“古鹰”级和“妙高”级则为7.9英寸（200mm）。伦敦条约之后，各国的重巡洋舰口径全都采取条约规定的上限，即8英寸，日本海军也更换了重巡洋舰的主炮，替换下来的200毫米炮装在了为暹罗海军建造的两艘海防舰上
      在1918年的“八八八舰队”规划中，曾计划建造3艘7100吨级和6艘3500吨级两种轻巡洋舰。这批军舰将用作鱼雷巡洋舰和侦察巡洋舰。7100吨级轻巡洋舰后来发展为“古鹰”型巡洋舰，而3500吨级轻巡洋舰的规格后来依次调整为4100吨、5500吨。
      从1920年到1925年，日本海军先后建造了“球摩”级、“长良”级、“川内”级共14艘“5500吨型中巡”，这批巡洋舰都装备7门单装 140mm炮和三座三联装鱼类发射管，航速36节。1922年，舰政本部设计师平贺让和藤本喜久雄二人共同试制了“夕张”号小型巡洋舰，以不到3000吨的吨位获得了与5500吨级轻巡洋舰相等的战斗力。由于这一试验获得成功，因此“夕张”号成为此后日本海军各型巡洋舰的母型。

      14艘“5500吨型中巡” 加上排水量2890吨的“夕张”号，日本海军的轻巡洋舰总吨位为7.43万吨，据伦敦条约的10.05万吨限额尚有 2.62万吨的富裕，因此日本海军决定用这些吨位建造4艘8500吨级“最上”级巡洋舰 ，以取代明治时期建造、1930年至1931年退役的“利根” 级、“筑摩”级轻巡洋舰。
      当时各主要海军国家的轻巡洋舰主炮口径大多是6英寸，德国为5.9英寸。日本海军出于东洋人体质方面的考虑，在早期的轻巡洋舰上采用140mm 主炮，其炮弹重量为37公斤，轻于6英寸炮弹的45公斤，可以由单人搬运。伦敦条约规定轻巡洋舰最大主炮口径可达155mm（6.1英寸）后，日本海军在 “最上”级巡洋舰上首先搭载了15门155mm炮。伦敦条约失效后，这些主炮被换成8英寸炮，“最上”级原来的155mm主炮成为“大和”级战列舰的副炮和“大淀” 级轻巡洋舰的主炮。
      此时，“最上”级的第五、六号舰设计进行了大幅度更改，诞生了“利根”型航空巡洋舰。为了在后部布置大型特殊水上侦察机所用的弹射器，“利根” 型的四座主炮塔全部集中于舰首，舰型十分特殊。在“九段作战”中，“最上”型和“利根”型将担任远洋侦察巡洋舰的角色，在第一段至第五段作战中监视美国舰队的动向。
      就日本海军而言，在海军假日时代，主力舰改装之后的技术性能和武备指标并未与其他海军强国的同类军舰有太大的差异，而新建的巡洋舰已经鲜明地反映出强化武备的倾向。一万吨级条约型巡洋舰而言，日本海军“妙高”型、“高雄”型重巡洋舰主炮数量比大多数英、法、意海军重巡洋舰多出2门，比美国海军除 “彭萨科拉”级以外的重巡洋舰多出1门，主炮塔的数量则是五大海军强国里最多的。此外，日舰的武器配备反映出重视鱼雷战的思想，在重巡洋舰上也搭载10多具大口径鱼雷发射管。不过，日本海军中武备强化思想实现得最彻底的，还是鱼雷战所用的驱逐舰和其他小型战舰。
      在“九段作战”中，决战前夜的夜间鱼雷战对日本海军意义非常重大，因此建立强大的鱼雷战力量一直是大正和昭和时代日本海军的追求目标。
      日本海军对轻巡洋舰的定位与英国海军不同，因为日本没有英国那样广袤的海外殖民地和通商权益，所以以轻巡洋舰作为鱼雷战队的骨干力量，扮演英国海军中驱逐领舰的角色，由1艘轻巡洋舰率领4艘驱逐舰组成一队，4队组成一支水雷战队，进行分队作战。
      华盛顿条约后诞生的“吹雪”级大型驱逐舰可以说是由日本海军技术群投入心血精心设计的产物，其设计主持者是藤本喜久雄海军造船大佐。“吹雪”级驱逐舰标准排水量1700吨，大大超过此前日本海军最大的“睦月”级驱逐舰（1300吨），航速达38节，主炮由120mm增至127mm，鱼雷发射管亦改为9具，比之以前的“睦月”级驱逐舰提高了一半的战斗力。此外再加上增大干舷、提高凌波性，航海性能卓越，舰桥、桅杆也采取新造型，外观流线且精悍。当时美英驱逐舰规格多为装备4门102mm炮、4具533mm鱼雷发射管、排水量1000吨左右。无论在吨位还是在战斗力方面，“吹雪”级都远远凌驾于其对手之上。此外，为了减轻舰体重量，“吹雪”级的舰体大量采用了焊接技术，以代替铆接。
      24艘“吹雪”级驱逐舰和随后建造的4艘“晓”级驱逐舰又被合称为“特型驱逐舰”。与“吹雪”级相比，“晓”级驱逐舰减少了一座锅炉，前烟囱变细。由于舰桥构造及炮战指挥机构呈复杂化的趋势，因此上层建筑体积变得巨大，在复原性方面出现问题。
      1930年的伦敦条约对美、英、日三国驱逐舰单舰吨位作了限制，不得超过1500吨，但签字各国可以用驱逐舰总吨位的16%建造排水量达于 1500吨，不超过1860吨的驱逐领舰。日本海军的驱逐舰总吨位是10.55万吨，而“吹雪”级和“晓”级驱逐舰的总吨位为4.76万吨，近乎总吨位的 45%，已经远远超过了条约规定的16% 的比例。虽然按照伦敦条约的规定，1930年4月1日前开始建造的驱逐舰不受此限制，但是在特型驱逐舰所占吨位比例削减到16%以下之前，日本不能再建造这一级别的新驱逐舰。
      伦敦条约之后建造的“初春”级驱逐舰更加集中地体现了强化武备的思想。该级驱逐舰排水量1490吨，航速36.5节，装备5门127mm炮和9 具 610mm鱼雷发射管。在前部以背负方式布置了一座双联炮塔和一座单装炮塔，二号、三号鱼雷管也以背负方式布置在中部。此外，以驱逐舰而言，“初春” 级首次配备鱼雷再填发装置，为了布置该装置，必须将2号烟囱由中心线向右舷移动，两座烟囱的倾斜角度不同。总之，在外观上和内容上，“初春”级驱逐舰都充满了 “新意”。
      但是，在排水量比“吹雪”级小300吨的情况下，硬塞进与其同样多的重型武器装备，还要保持高航速，在复原性方面自然会出问题。1933年9月 18日， “初春”级二号舰“子之日”号在下水后进行全速转弯测试时，其最大倾斜角达27度，比旧有的驱逐舰大10度，不得不在竣工之后立即回厂改造，进行船腹改造工事。次年3月发生“友鹤事件”后，更是进行了大幅度修改。

“友鹤事件”和“第四舰队事件”
      所谓“友鹤事件”，是作为伦敦条约的产物出现的。伦敦条约没有限制排水量低于600吨的水面军舰数量，对吨位在600吨至2000吨之间、装备4 门以下口径不大于155mm的主炮、无鱼雷发射装置、航速低于20节的军舰数量也未作限制。昭和初年日本海军的“鱼雷艇”构想，就是伦敦条约造成的后果。
      大正末年，日本海军已经废止了“鱼雷艇” 的称呼。昭和年间的所谓“鱼雷艇”，其实是小型化的驱逐舰。以其首制舰“千鸟”型鱼雷艇为例，其设计排水量533吨，搭载3门127mm炮和4具 533mm鱼雷发射管，速度达30节，实际战斗威力相当于当时的小型驱逐舰。由于排水量在600吨以下，因此不受伦敦条约的限制。但是，要在如此小的吨位里塞进这么多武备，毕竟为不合理之举，其最大的缺陷就是复原能力不足。“千鸟”号在试航中发现，舵角为15 度时，其倾斜度竟达30度，于是回厂改造，在两舷外加装凸出部，改造后排水量为730吨。
      “千鸟”级水雷艇一共建造了4艘，依次为“千鸟”、“真鹤”、“友鹤”、“初雁”。“友鹤”号于1934年2月24日在舞鹤工厂竣工，两天后自舞鹤出港， 2月28日抵达佐世保，加入由“千鸟”、“真鹤”组成的第21鱼雷队。从3月6日开始，该战队以轻巡洋舰“龙田”号为假想目标，展开野战训练。由于“真鹤”发生机械故障，因此只有“千鸟”、“友鹤”两舰参加。
      3月11日夜，第21鱼雷队和“龙田”号巡洋舰临时停泊于九州岛西部、西彼杵半岛与五岛列岛之间的寺岛水道。12日凌晨1时15分，两舰起锚，准备进行最后的训练。但是当时海面风浪较大，因此于3时25分下达了演习终结的命令，全队返回佐世保。当时风向东南东，风速每秒20米，浪高4米，时有阵雨，但是比起高海况的太平洋来，当时的天气并不能说是非常恶劣。演习终止后不久，“友鹤”号的无线电收发机因摇摆幅度过大，从台上跌落下来摔坏，于是“友鹤”号舰长岩濑奥市大尉下令通过灯光信号与另外两舰联系。
      凌晨4时左右，这支舰队在大立岛南方7海里处受到风浪冲击。此处海面被五岛列岛、平户岛和九州岛西北海岸围合，南面向东中国海敞开，由于地形、水深和风向的原因，形成了由南至北的复杂的三角波，其波长与“友鹤”号的固有摇摆频率吻合，“友鹤”当即于4时12份倾覆，此时距其竣工仅有半个月。
      “友鹤”号倾覆后不久，“龙田”号即发现与其失去联系，遂用探照灯搜索海面，并向佐世保镇守府发电汇报。12日天亮之后，海军出动飞机进行搜索。下午1时左右，“龙田”号发现倾覆漂流中的“友鹤”号舰体，遂派出小艇，利用缆绳套住其螺旋桨轴，以1节的速度缓慢将其脱向佐世保。途中，佐世保港务部和佐世保海军工厂的救难队陆续到达，也参加到拖带工作中。
      救难船队以4节航速前进，于13日清晨7时抵达佐世保港。经水下作业，将桅杆切除，同时在舰腹打开几个口子，向舰内输入压缩空气，并救出3名在机舱工作的水兵。晚上7时，“友鹤”号借着满潮的机会被引入船坞，随即进行船底切开作业。“友鹤”号最终共计救出13名幸存者，而倾覆时溺毙和曳航途中在船舱中窒息死亡者达72人，试图逃脱而落入海中下落不明者28人，两者占了“友鹤”舰员的绝大部分。
      日本海军在伦敦条约后建造鱼雷艇的目的，就是在夜间外海对敌舰队展开鱼雷夜袭。如今竟然在夜间外海因小量风浪即告倾覆，因此立即引发各界交相指责，认为此乃忘却复原性这一造船史上最大与最先原则所造成的损失。各方除要求造船界进行反省检讨之外，对于军方因国际条约限制、宁可牺牲安全性也要加强舰上武备的观念提出抨击。
      “友鹤事件”之后，日本海军立即组成了以加藤宽治海军大将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开展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事故原因是由于重心过高所致，重心过高则是因为设计有缺陷，搭载武器过多。考虑到在小吨位舰上搭载大量武器的要求毕竟是出自海军自己，因此特型驱逐舰和“千鸟”级水雷艇的设计者藤本喜久雄只受到“谨慎处罚”。另一方面，藤本独自一人背负了事件的全部责任，又经过长时间的调查追问，身心极度疲劳，因此在次年年初及突发脑溢血去世，年仅47岁。

      友鹤事件后，日本海军对现有的鱼雷艇和驱逐舰进行改造，以增大其稳性。“千鸟”级鱼雷艇拆除了2具鱼雷发射管，并将127mm炮的炮塔改为炮盾，同时在舰底加入98吨的压舱物，将舰型完全改观。这一级鱼雷艇本计划建造16艘，至友鹤事件时方建成4艘，其余12艘取消建造，重新设计后以“鸿”级水雷艇的名称问世。此外，特型驱逐舰和“初春”级驱逐舰也进行了改装，前者在船底加装了上百吨压舱物，甚至在龙骨灌铅，以降低重心。后者将舰首背负的二号炮塔挪至尾部三号炮塔前，同时撤去一座三联装鱼雷发射管，减轻上层建筑重量，并且切开船腹，在龙骨处增加配重。
      受“友鹤事件”影响，“苍龙”级航空母舰和“最上”级巡洋舰的设计也进行了更改。此外，“赤城”、“加贺”、“龙骧”等航空母舰也将飞行甲板缩短，并撤去部分高炮，以求降低重心。
      “友鹤事件”给日本海军带来了很大震动，而一年之后发生的“第四舰队事件”更是令其不得不改弦更张，彻底改变了大正末期以来在舰船设计上求新求变的风气，使其重新回归到平庸稳重的老路上来。
      1935年7月，日本海军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所有舰艇的复原性改善工事。从7月开始，各舰队集结于本州岛北部青森县的八户冲，举行昭和10年度秋季大演习。在演习之前，“丛云”号驱逐舰在横须贺入港时发现舰首部位出现金属疲劳的裂纹，舰政本部造船官牧野茂认为这是危险的征兆，于是奏请军令部下令，不要让特型驱逐舰参加演习，但是他的请求遭到拒绝。
      昭和10年度秋季大演习分为青军和赤军两支舰队。青军代表日本舰队，由第一、第二舰队组成的联合舰队扮演；赤军代表美国舰队，由联合舰队抽调的军舰，以及第二线军舰组成的“第四舰队”扮演，包括航母“凤翔”、“龙骧”、潜艇母舰“大鲸”、4艘“妙高”级重巡洋舰、“最上”号等9艘轻巡洋舰、“吹雪”型驱逐舰，以及大正时代建造的“神风”级和“睦月”级驱逐舰。
      演习开始前，第四舰队停泊于北海道函馆港，预定于9月24日出港，向预定演习海面前进。但当时有两股台风同时袭击日本，第一号台风在关东平原肆虐后，正以北北东的方向向本州北部移动；第二号台风当时在关岛和小笠原群岛中间的海域，这个台风没有向日本本土移动，而是以60公里的时速直接从海面上向本州岛以东的预定演习地扑去。
      第四舰队司令官松下元中将队第一号台风比较重视，为了避开台风锋面，下令推迟一日出港。9月25日早晨6时到下午4时，第四舰队的鱼雷战队、主力舰队和潜艇舰队依次从函馆出发，向演习海面驶去。此时第二号台风的时速已经猛增到90公里。
      9月26日早晨，津轻海峡秋高气爽。松下元收到了货船小仓丸发来的第二号台风警报，推测自己的舰队将在当天下午与其相遇，于是下令各舰关闭水密门和舷窗，做好防风防浪工作。9月26日下午3时许，第四舰队遇到第二号台风前锋，其风向正南，风速每秒40到50米，浪高25米到35米。松下元下令舰队掉头避风，但是他担心在恶劣海况下掉头会发生碰撞事故，同时认为借此机会对舰员进行克服台风的训练非常有意义，因此命令舰队以半速继续前进。
      下午4时半左右，第四舰队进入台风风力最强的地区，巨大的海浪如同山崖一般高高耸立，席卷着成千吨海水，其场面之恐怖难以言状。4时31分， “睦月”号驱逐舰的舰桥被海浪拍扁，航海长当场死亡，当时风浪的威力可见一斑。“睦月”号的舵机也被海浪砸坏，一等水兵上妻隆千代在舰尾的应急操舵器旁坚守了3个小时，始终使舰首保持着迎风的方向，挽救了全舰人员的性命。
      “睦月”号舰桥受损的同时，“龙骧”号航母的飞行甲板也被巨浪砸塌，尾部的机库壁被海浪冲破，大量海水翻卷着涌入机库，情况十分危险。幸亏应急处置措施成功，“龙骧”号才免于沉没。1954年9月26日，日本青函渡轮“洞爷丸”在函馆湾遭遇台风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汽车升降口被海浪冲破，大量海水涌入导致倾覆，船上1151人中992人淹死。“龙骧”号由于是军舰，防水区划严密，所以拾回了一条命。
      5时20分时，一股巨大的三角波向“初雪”号驱逐舰袭来，其波长与“初雪”号的长度恰好吻合。“初雪”号两头被海浪抬起，中间价空，巨大的剪切力在瞬时间将它的舰首沿着舰桥至2号船舱的位置齐刷刷地掰了下来。“初雪”号舰长一面下令水兵用木料支撑住舰首残余部位的隔壁，一面下令将鱼雷投入海中以调整重心， 10分钟后又向海中抛弃了106发炮弹，并用探照灯向友舰发出求救信号。“初雪”号最后被“羽黑”号巡洋舰拖到大凑港，在当地作了应急修理，最后在舞鹤海军工厂安装了新舰首。“初雪”号断裂的舰首在海中又漂浮了几个小时，最后被本战队所属的“那珂”号轻巡洋舰发现，不过完全没有营救对策。随着时间渐渐流逝，担心舰首存放的密码资料外泄，又推测舰首内恐无人幸存，于是“那珂”号以舰炮将其击沉。
      在这场台风中，另一艘“吹雪”级驱逐舰“夕雾”号的舰首也被切断。“睦月”号、“菊月”号、“三日月”号、“朝风”号等四艘驱逐舰的舰桥被风浪击垮。航母 “凤翔”号和“龙骧”号的飞行甲板受损，“龙骧”号的机库被海水浸泡。重巡洋舰“妙高”号舰体中部铆钉松弛，轻巡洋舰“最上”号的舰首部外板发生龟裂，潜艇母舰“大鲸”号的舰体中央水线部位，以及舰桥前方的船体外板也出现了裂缝。此外还有“春风”、“松风”、“朝风”等9艘驱逐舰的上层建筑在风浪冲击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特型驱逐舰舰首被台风切断的事故令全海军震骇。“第四舰队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立即成立了以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为首的调查委员会开展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新造舰艇中大量使用电气焊接，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此外，第四舰队遭遇的巨浪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一般来说，波高与波长之比达到1/20，就被认为是少见的巨浪了，而根据第四舰队各舰的描述，遭遇第二号台风时的波高与波长之比达到了1/10，海况之恶劣远远超过了各舰的设计强度所能应付的水平。
      “第四舰队”事件后，日本海军对其全部战舰进行了第二次大改装，主要内容是增加强度，此外在小型舰艇上又撤除了一部分武备，以增大稳性。这次事件之后新造和改造的日本军舰在稳性和结构强度上有很大改善，恶劣海况下的复原性也大大提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基本上再也没有发生因气候恶劣而导致舰船损失的事故。作为对比，美国海军在1944年12月遭遇的“哈尔西台风”中有3艘驱逐舰沉没，在后来的冲绳战役中也因海况恶劣而出现了好几起舰船损伤事故。
      此外，“第四舰队事件”暴露了日本在太平洋气象和台风研究上的缺陷。此后，日本在西太平洋各岛上设立了许多气象观测站，并派出气象观测船，以了解台风构造，掌握应对知识。可以说，“第四舰队事件”刺激了日本气象学的发达。
      “第四舰队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令日本海军失去了对焊接技术的信赖。思想保守的造船专家平贺让博士在事件之后返回舰政本部造舰部，下令在新造舰艇上一律取消电焊，代之以铆接。平贺对于新技术似乎有着特殊的不信任，在他领导之下日本的军舰设计日渐趋于保守。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在造舰技术上是一种倒退，使日本海军此后拉大了同美英海军的差距。
      从1932年到1935年，日本海军相继发生了“早蕨”号驱逐舰被大浪掀翻的事件 、“友鹤事件” 、“深雪”号驱逐舰在演习中被“电”号驱逐舰撞沉的事件 和“第四舰队事件” 。几年内相继发生的舰船事故给日本海军和国民以相当大的冲击。如同陆上越来越动荡的局势一样，日本海军也即将迎来一个纷乱不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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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会议上签署的五国海军条约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第一次在详尽的技术层面对各个海军强国的武力作出规定，避免了各国——尤其是英国和日本滑入军备竞赛的无底洞。甚至可以说，华盛顿条约延缓了日本发动战争和灭亡的过程。

关于作为日本海军战舰设计指导的“九段作战”的设想，虽然它最后由于空袭珍珠港而没有实现，但个人认为这个计划起码要比后来日本海军实际执行的计划有利。罗斯福一直有对日开战的计划，并早已为此准备。虽然有先欧后亚的大原则，但以美国海军的实力，美国有理由认为对日本发动主动进攻是有胜利把握的。实际上美国战前制定的对日作战的橙色计划中美国主力舰队的行动确实与日本人预想的大体符合。根据后来的实战来看，美国舰队在第一到第五阶段受到的损失不会很大，但是士气肯定会受到影响。真正要命的是第六阶段，日军的岸基航空兵很可能像后来对付Z舰队一样，极有效率地处理美国舰队，而美军由于脱离了岸基航空兵的掩护，航母上的航空力量将难以与之抗衡（日本海军有一只非常庞大的岸基航空力量，因为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对这方面均未作限制）。经过这轮打击，损失惨重的美国舰队恐怕难以与日军主力舰队较量。日本将有一个在有利的局面下结束战争的机会。

在无法建造新舰的海军假日时代，日本海军提升战斗力主要依靠提升单舰性能和强化训练两个方面。就像文中提到的，日本海军在提升单舰性能的努力最后走上歧路，军舰设计上强调火力，速度。而续航力，居住性甚至于防御力等则都被牺牲。最终造成“友鹤事件”。至于“第四舰队事件”，个人认为这主要是舰队指挥官对台风的威力缺乏估计，而非舰艇设计的原因，二战时美国哈尔西的第三舰队在菲律宾海域遭遇台风同样损失惨重。就算现代的军舰碰上一个瞬间最大阵风十五公尺，浪高二十公尺的强烈台风，想全身而退恐怕也不容易。

至于日本海军的变态训练，那也是条约逼迫下的产物。在东乡平八郎的那句看似有理实际上值得商榷的“一门百发百中的大炮要胜过一百们一百发一中的大炮”的名言下，日本海军开始的“月月水火木金金”式的高强度的训练，以期弥补对美国海军数量上的劣势。但是，从二战后泗水海战等一系列水面舰艇的交战看，训练的效果十分有限。指挥无能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日本海军自日俄战争后已经30多年没有打仗，相应的军事思想也已经落伍，为实战而训练已经逐渐变成了为训练而训练。

文中提到了“友鹤事件”后平贺让上任主持舰船设计，使得日本海军造舰技术开始停滞。其实这也涉及到日本海军内部派系斗争的问题。正如“长洲陆军，萨摩海军”那样，藤本喜久雄为首的一批出身自加贺藩的人员基本占据了负责日本海军的舰船设计工作第四部，不是加贺藩的平贺让因此受到排挤。在发生了“友鹤时间”以及藤本喜久雄猝死这两件动摇加贺派在舰政本部地位的时间之后，平贺让借助其后台伏见宫博恭亲王的能量以及海军元老东乡平八郎的支持得以重返第四部，主持舰船设计工作。在平贺让上任的时候，第四部中加贺藩出身的人员在东京郊外为藤本喜久雄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回到单位后，又以“大扫除”为名，销毁了自明治以来所有的舰船设计模型，资料和图纸，一份也没留给平贺让。这种内耗造成的损失以及对管理上造成的麻烦，也是日本舰船设计开始落后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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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日本海军，就跟所谓的大日本帝国一样，迅速崛起，但又立刻完蛋。不愧是以樱花为国花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