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来汉奸最多之时莫过于民族危亡千钧一发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军抗战八年,于中国战区击毙日军不足五十万,投敌为伪军的倒有上百万之巨,创下令敌人难以置信、令盟友咬牙切齿、令看客瞠目结舌、令国人无颜以对的战争奇观。于是乎,抗日战争慢慢就变了味,先是正面战场的国军和日军打,然后是敌后战场的共军和日军打,再然后日占区和国统区都变成了共军和国军打,日本人也就专心致志得去忙太平洋上的那摊子事情了。
中国人不是脑后专门长着反骨,任何一个汉奸之所以成了汉奸当然有其个人的原因,但举国上下汉奸泛滥,当时统治中国的国民政府自是首罪难逃。奸从何出?一是从国民政府的文官里出,例如汪精卫之流。二是从国民政府的武将里出,例如石友三、吴化文之流。三是从国民政府的政策里出,文官、武将卖国求荣是个人行为,充其量不过是集团行为,而坏就坏在这个汉奸政策上。若无汉奸政策洗脑,汪精卫挑头之后汉奸人数突飞猛进?若无汉奸政策洗脑,石友三之流率部投敌之后士兵何以甘心为虎作伥?
号称要“重写近代史”的当代史家莫不引用蒋委员长豪言:“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为之辩护。然而,此言出于1937年7月17日的庐山之上,时至此日,蒋委员长还在战端前加上“如果”二字。在当时国际上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看来: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占了东北三个省,战端是还没有开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十九路军血战上海滩,战端是还没有开的;1933年日军进占热河、察哈尔,29军挥舞大刀死守喜峰口,战端是还没有开的;直到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在委员长那里,战端也只是“如果”。那么战端到什么时候开呢?要到1941年底,日军突袭珍珠港,美国对日本宣战之后中国政府才敢对日本宣战,这时候中国军民已抗战十年有余。既然中日无战事,那么汪精卫之流投降的也就不是什么“敌人”,而只是“邻邦”;既然中日无战事,那么就“和平建国”“东亚共荣”吧。
而在那个据说是“爱国者蒋公”执政的时代,一个人,一个政治集团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也决定了蒋介石当局对待他们的态度。共产党是要抗日的,蒋介石就赶尽杀绝;民主人士是要救亡图存的,蒋介石就把他们抓进大牢,制造七君子事件。总之就是一句话:反日者抓,抗日者杀!吉鸿昌将军率部猛攻多伦,收复察哈尔,这是日本侵华以来从没有过的壮举,但是那个据说是“民族英雄”的“蒋公”赏给将军的不是军功章,而是枪决的子弹。吉鸿昌将军就义前慷慨赋诗: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将军是英雄,是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是全民族的先锋队,但绝大多数人民不是。日本人占了东北三省,坏事做绝,但三千万亡国奴总归没有死绝,说明亡国不是死。但抗日是死,而且死得更快:北方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枪决,南方那个向日本人宣战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蒋介石调动百万大军五次围剿,八万红军长征九死仅余一生。那么,活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卖国求荣。这就是把绝大多数的庸人逼成汉奸的汉奸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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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国民党打日本鬼子比共产党多,可不要忘了当时国民党是政府军,而共产党是非法武装,从法理上说,在抗日问题上,国民党丢弃了大片国土就是政府失职性为。西安事变,国内外都承认蒋介石是被迫抗日。没有人否认国民党抗日,但国民党的消极抗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蒋介石有个话说得很有名:攘外比先安内。这足以说明蒋介石对抗日的消极!还有罗斯福总统为什么要下令暗杀蒋介石?就是因为他看出了蒋介石是日本内奸。
1931年9月18日,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请西方列强“调停”:“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怒含愤,暂持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发动“1.28事变”,进攻上海。5月5日国民党政府签《上海停战协定》,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签《塘沽协定》,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长城线以南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签《何梅协定》,中国河北省主权大部丧失。
——1935年6月27日国民党政府签《秦土协定》,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
“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选自【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
[ 本帖最后由 baplbapl 于 2009-6-10 00:31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