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军史辩讹之二
称兄道弟的荒唐




记不得是哪部电影了，好象是《开国大典》吧，片中杜聿明与傅作义在北京会面，傅称杜“光亭兄”，而杜也称傅“宜生兄”，此称对于二人来说甚是荒唐；另有一部记不起名字的电视剧中则有一镜头，是张治中与戴笠并肩而行，戴竟然对张称“文白兄”，简直就是胡说八道了。
    国民政府时期，与当时社会习俗一样，同辈将领之间在社交和书信中往往称兄道弟，即在称呼对方时，在其字或号之后加“兄”字，以示尊重，而并不考虑双方的年龄大小。从一些国军将领的来往信件、日记和回忆录中，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如称何应钦“敬之兄”，称白崇禧“健生兄”等，但使用这种称呼有个条件，即对方一定得是自己的同辈或比自己辈份稍低一些的军人，对于辈份高于自己的军人或者直接的长官，就不能使用这种称呼了。这在半封建的旧中国和注重论资排辈的国军中，是丝毫也不能乱的。
    称兄道弟的场合和适用的对象，从本义上讲并不难理解，之所以闹出上述的笑话，多半是我们的一些编导对国军军人的断代以及具体人物的出身背景等不够熟悉的缘故。
    那么，国军军人该如何断代呢?
    在国民政府时期，从纵向区分，国军将领大致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以清末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蒋方震、阎锡山、程潜、陈仪等。这一代军人，大都是辛亥革命各省武装起义的中坚，主要活跃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伐完成后，仍旧活跃于军事舞台者，已为数不多。第二代，是以出身保定军校的军人为主，其代表人物有顾祝同、张治中、陈诚、白崇禧、唐生智、薜岳、余汉谋、刘文辉、王天培、傅作义、杨爱源、刘多荃、秦德纯等，这一代军人，在国民政府时期各个派系中都有广泛的分布，将星最为众多，从二十年代开始一直到大陆解放，一直是中国军事舞台上的主角。第三代，便是以号称“天子门生”的黄埔学生为主了。其代表人物，有胡宗南、杜聿明、黄维、王耀武等。自北伐战争开始，逐渐形成一支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但其分布面则较窄，主要服务于中央军，在所谓的“杂牌军”如东北军、西北军、晋军中，则基本上未能渗入。
    保定军校的前后八任校长中，有五任校长出身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校长以下的教育长、各兵科科长、教官等，也多数以士官生担任。而黄埔军校的教官、队长则绝大多数出身保定军校。就因为这层关系，使留日士官生、保定生、黄埔生形成了较明晰的三个断代。再加上那时还残留有“认门生”的习俗，故不管是不是在军校授过课，下一代在上一代面前，都以晚辈学生自称，上一代也有这个心理，只是多数不流露于表面。影片《开国大典》中，傅作义有一句台词：“林彪是我的晚辈……”，不管这句台词出自傅作义之口是否符合傅的为人（我本人感觉不符合傅的谦逊之风），它所道出的其实就是傅、林分别出身于保定、黄埔这么一层关系。到是在涿州守城时，傅称奉军将领于国翰为老师，却是有据可考的事实，而它所阐释的，也是于国翰出身于日本士官比傅作义高一个辈份的原由。
    当然，除上述三所军校外，也还有大量其他军校的毕业生，不好一一断代，但也有着前后辈份的关系，就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构成这种代差的将领之间的称谓，大抵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没有直接的隶属与师生关系，或者虽有隶属关系，但职级相差不大时，资深者对资浅者称之以兄，以示谦虚，是十分正常，也是十分普遍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比如北伐时期，有一次白崇禧夫人到南昌，而恰逢白衔蒋命去了前线，于是蒋介石在招待白夫人的同时给白发一电报，电文中有“使兄嫂不得相见，此中正之过也”的词句。以当时蒋白二人的出身资历和任职来说（蒋出身保定协和陆军速成学堂，白出身于保定军校），蒋称白及夫人为兄嫂是符合当时的社交习惯的，但反过来，如果白也称蒋为“介石兄”的话，就是大大的不尊了。还说北平傅作义与杜聿明会面时二人之间的互相称谓，以当时傅、杜二人的职务来说是差不多的，但前者出身于保定，后者出身于黄埔，二人又属于不同的军系，傅作义称杜聿明“光亭兄”，就合情合理，反过来如果杜聿明也称傅作义“宜生兄”，就是没大没小，有悖伦理了。实际的情况是，当年杜聿明在北平见傅时，对傅一直是用“宜公”的尊称的。
    第二种情况，是双方属于同一派系集团，又有深远的上下级关系或者师生关系，便都不宜称兄道弟了。比如张治中与戴笠之间，就不适宜如此称呼。因为作为长者的张治中要是这么称，就显的掉价了；而作为晚辈的戴笠要是这么称，则是明显的犯上了。由于戴笠职业的关系，使的这位黄埔六期的小学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被大大地炒作了。实际上，戴的资历和地位在当时的国军将领中是很低的，而且，虽然其生性残虐，外表却十分的虚伪和谦恭，并不象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象是个小流氓一般。抗战时有一次陈诚在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任上与戴笠谈话，一个多小时里，陈或坐或踱，而戴则一直以立正姿势听训和答话，对陈则一口一个“老师”地叫，而以“学生”自称。其实戴还长陈一岁，戴在黄埔做学生时，陈也早已不在校任教，就因为保定和黄埔的辈份关系，戴才称陈做老师的。张治中是保定三期生，其资历在陈之上，且戴在黄埔受训时，张正好是以黄埔军校教育长的身份主持校务，代行校长职权，二人的师生关系是再明确不过的了，可想而知，戴是吃了豹子胆也断断不敢在乃师面前称兄道弟的。那么，戴能不能称张“文公”呢？也不行，戴笠与张治中的关系截然不同于杜聿明与傅作义的关系，他只能称张的官职或者称老师。那部电影中的导演愣是安排戴对张治中称“文白兄”，真是何等的荒唐。
    第三种情况，是双方同属于一个派系，又在一个单位，但后来者居上，黄埔生做了保定生的直接上级。构成这种关系的，在当时也不在少数，如胡宗南与裴昌会、王耀武与施中诚等，这种情况下，如果职级相差不大，多数便以同辈相待，可以互相的称兄道弟了。
    与称兄道弟共同使用的，还有向对方称“弟”和称“公”两种，但远不如称兄使用的普遍。前者一般只有两种情况下使用。一种是对方资历明显低于自己，为示谦虚或借重时使用。如在忻口战役时，黄埔学生李仙洲负伤，蒋给李电报，“仙洲吾弟……希安心养伤，并将每日伤情告吾，以免挂念不安”。蒋以校长之尊，称自己学生为“吾弟”，可见其用心良苦。
    还有一种情况，则是换了帖子的把兄弟之间，年长的一方（哪怕只大一天）称对方时使用。冯治安死后台湾军界送的挽联中，何应钦、白崇禧、陈诚、顾祝同等送的挽联开头都写“仰之吾兄”，而独独刘汝明、秦德纯、石敬亭等送的挽联开头以“仰之吾弟”称之，这并不是刘、秦、石等妄自尊大，而是因为三人与小冯有把兄弟的关系。徐州会战时，张自忠曾给樊松甫捎去白兰地若干瓶，并捎话：“哲山弟好饮……望他少喝”等句。对比张自忠、樊松甫二人的出身、资历、派系，单凭张对樊“哲山弟”的称呼，便可断定二人必定存在着结拜关系，用不着考证。
    至于社交中称“公”的，只适宜对少数位高权倾、资深望重者。同一辈份的人可以使用，辈份稍低的且没有直接的隶属和师生关系的也可以使用。和称兄时不同的是，称“公”时，一般是选字中的一个加上“公”字来称，如称李宗仁“德公”，称李济深“任公”，称程潜“颂公”等。　
    因这里主要讨论高级将领之间非正式场合的社交称呼，至于辈份相差太悬殊的，比如某个上将与某个校尉级军官，上面所说的便不适用了。对于正规场合该怎么称呼也不在此多说，也没什么说的。
    上面所说的只是一般的情况，对某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绝对的了。而即使在同一种情况下，也会因双方之间关系的远近、善恶和个人性格、修养以及当时心态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导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掌握民国军人的出身与社交关系，才不会闹出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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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CJDBY网站的一个很不错的科普文章，里面有大家对民国时候的一些事情的误解都一一的罗列出来，并且加以论证，找出历史资料印证了这些电视和文学已经大家都传说的东西存在的可能性已经在当时是不是真的存在过，还有被现在大家都不怎么熟悉的一些人和事情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从武器装备到人物，从部队番号到坊间流传，一一的加以还原和剖析，还原一个真实的民国给大家，同时也对现在很多战争电视剧犯得简单的错误予以指正。

[ 本帖最后由 青蛙di疯狂 于 2011-3-4 17: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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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使者 金币 +8 精彩文章 希望再见兄弟大作 2011-3-4 20:41

民国军史辩讹之三
少帅的谬称
    说起少帅，许多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张学良。的确，一直长演不衰的少帅戏中，不仅剧名用少帅直接命名，其中“报告少帅”、“有请少帅”等台词也不绝于耳，就更让人感觉少帅就是张学良的专用代称了。
    “少帅”二字，从字面本意上理解，似乎有“少年英俊”或“少年统帅”的 含义，这也许是今天人们之所以用其代称张学良并借指某些少年得志而掌权者的主要原因吧。
    其实，这其中有两个错误，两个至为荒谬的错误。第一，少帅在当时不是张学良的专称。“少帅”，即不是一级军衔，也不是专门特指哪一个人的别称，而是一个泛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高的军衔就是上将。只不过按照前清的惯例，人们仍然习惯称一些较大的军阀为“帅”。比如称吴佩孚“玉帅”（吴字子玉）、“吴大帅”、称张作霖“雨帅”（张字雨亭）、“张大帅”、称孙传芳、唐继尧等作“联帅”（孙曾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唐曾任西南联军总司令）等，这都是一种习惯性的尊称，在社交中可以公开使用。要是敌对方面的人员称之，则往往戏谑地将某人的特点（往往是不好的特点）加上帅联称，如称辫子军首领张勋“辫帅”、称胡子出身的张作霖“胡帅”等。总之吧，那个年代称这个帅那个帅的很多。因为手下人在公馆里往往称他们的主人作“大帅”，相应的对于这些“大帅”的亲属，便也往往戏谑地称作什么什么帅，比如什么“舅帅”--------军阀的小舅子、“姑帅”--------军阀的姑爷（即女婿）、“少帅”--------军阀的子侄等等。
    在那个群雄割据混战的年代，被称作“帅”的军阀是此起彼落，大帅们三妻六妾，他们的儿子不会比他们的数量更少，少帅自然就比大帅更多，至少肯定不会仅仅指张学良一人。西北军阀马麒之子马步芳、皖系军阀卢永祥之子卢小嘉，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之子陆裕光等，都是当年风流一时的“少帅”。
    您可别误会，不要以为只有长大成人并带兵打仗了才能称作少帅。不是的，恰恰相反，称某公子为少帅，往往是称那些未成年孩童的，而一旦长大成人了，再称少帅就显的不恭了。
    当然，出身军阀家庭，子承父业，并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充当了重要角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当首推张学良，而更主要的是近些年来一些文艺作品的炒作，于是给人一种误解，好象“少帅”就只是张学良的专用别称似的。
    如果说“少帅”作为张学良的专门代称已经被现在的人所接受，作为第三人称，到也勉强说的过去的话，那么这第二个错误就是绝对不该有的了。

    第二，少帅在当时不是一个美称，因而不可以当着张学良的面称。就象“小姐”一词在不同的时代有着截然不同的尊卑荣辱一样，“少帅”一词也同样的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感情内涵。“少帅”一称，在当时与称“姑帅”、“舅帅”、“胡帅”、“辩帅”一样，更多的带有贬意，而绝对不含丝毫敬仰与爱戴，往最好处说亦不过是逗小孩子玩时的戏称。
    对于张学良来说，他的的确确是个“少帅”，而且是一个比较出名的“少帅”，而且在他已经长大成人接统奉军后，将其称作“少帅”的也大有人在。但称张学良作“少帅”的人们，其内心所想表达的感情却是有着很大的不同的。在一些与奉军敌对的阵营中，此称呼多带有蔑视的心理。在当年的京津一带，此称呼还带有憎恨的心理。因为当年吴佩孚直军在当地表现出良好的军纪，而奉军的军纪则极其败坏，人们对这位花花大少并没有半点好感，这和今天一些无知青年包括一些无知导演说到少帅时那种打心眼里流露出的羡慕与崇拜是截然不同的。帅府内部包括张学良自己知道不知道人们背后称他少帅时的感情表白呢，也知道。所以，当时的人们称呼“少帅”时，都是背地里私下谈论，而绝对不敢当面称呼。奉军内部有没有人如此称呼少帅呢，有，但绝对更只能是背后称呼。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一些文艺作品中，剧中人不论是辈份高低、职务大小，也不管张此时是幼稚孩童还是统军将领，都毫不顾忌地称张“少帅”，甚至当面喊叫，似乎这一称呼充满着无限的敬仰与爱慕，这就是荒谬失实的了。
    实际上，当年在奉军和大帅府里，彼此之间的称呼是很讲究的。一般来说，张的部属只能称他不同时期的官职，如“军团长”、“总司令”等。于凤至、赵四小姐则称他“小爷”（与称老爷相对）。胡若愚、周大文等，虽是极好的慕友，公开场合也称官职，私下则称“汉爷”。张景惠、汤玉麟等少数几位父执，才能叫他“汉卿”。只有张作霖，才可以不分场合地叫他“小六子”。至于“少帅”一称，在大帅府里，就是背后，这样称呼的也不多，因为那些受到张家恩宠的人们在当时绝对不会想到“少帅”一称会在将近百年以后的今天变成如此的充满爱意。
    张学良本人也是最讨厌人们称他“少帅”的。在他自己看来，“少帅”这种称呼，就跟古代的“衙内”一样，会令人们把他看成是依仗父亲权势横行霸道的孩儿辈，或者是阿斗一类的人物。而实际上，他所担心的一点没错。
    曾经多年辅佐张作霖，后来被张学良诛杀于老虎厅的杨宇霆，在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成为东北军政最可能的接班人之际，恃前代老臣资格，在与人谈及张学良时，仍用轻薄的口吻称其“少帅”，使张学良感觉受到侮辱，更加对杨不满。杨之被诛，固然不是一句“少帅”惹来的，但张学良对人们称他“少帅”的不满，对杨屡屡在背后称自己“少帅”的羞愤，却是事实。由此可见，作为张作霖时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杨宇霆，称呼一句“少帅”都会招来杀身之祸，其他人特别是张的部属下人们怎么可能敢于当着张的面称呼“少帅”呢？其实，许多当年追随张学良的将领，出于对他的尊敬，即使在多年之后，在与人谈及张学良时，在写回忆文章时，对“少帅”一称，也很是忌讳，一般是不会使用的（但近年有人开始这么用了，不知是这些人也在追风呢，还是捉刀者擅自下笔所至）。只是近些年，一些无知的文人和编导们出于羡慕与崇拜或者其它不为人知的心态，才以夸张的标题和做作的声势，而“少帅”“少帅”地嗲叫个不停。

民国军史辩讹之四
花机关不是斯登式
    花机关，是二三十年代在中国特别时髦的一款冲锋枪的俗称。只要留心这一时期的战争档案与回忆史料，肯定会经常看到这支枪的记述。它实在为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提供了太多太大的助力了。但不幸的是，在影视中，这款名枪却被张冠李戴。比如著名的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几场重头戏，本来是花机关大出风头的地方，而在前几年的主旋律电视剧《长征》中，呈现给我们的，却全是斯登式，让人瞠目结舌。当然还有大量的抗战题材的影片，象什么《新四军》呀、《太行山上》呀等等，也频繁地出现斯登式，好象这花机关就真的是斯登式似的。
    花机关是国人对德式MP18型9毫米冲锋枪及其改进型和仿制品的俗称。这里的“花”字，就象民间称多孔的物件作“花墙”、“花筒”一样，系因该枪套筒上遍布的花眼（散热孔）而言。因系俗称，在各地又有不同的叫法，如在川军中往往将其称作“虼蚤笼笼”，在粤军中则戏称作”猪笼机”，也都是根据其枪筒外部的散热套筒的形状而取的名，稍正规点的，则按译音，称其作“伯格曼”或“白格门”等，但用的最多的，仍是花机关。
    该枪诞生于一战后期的德国，是世界上第一支实用的冲锋枪，后来被多个国家仿制，但仿制最多也是在实战中使用最多的，却是二三十年代内战频仍的中国。
    因为冲锋枪具有生产成本低廉、火力猛烈的特点，所以该枪诞生后不久，就引进到中国，并被大量仿制。国内最早生产该型冲锋枪的应该是上海兵工厂，估计是在1923年左右开始的，之后沈阳、大沽、巩县、汉阳等厂亦先后生产。再后来，几乎所有的军阀控制的兵工厂和修械所都一窝蜂似的生产此枪，出品特别多，装备也特别地普遍，其普及程度大大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与之相比。比如西北军与直鲁军在豫东大战时，直鲁军中就大量装备此枪，与之对阵的冯军韩复榘部仅一次战斗就曾缴获该枪3000余支，两军首领的卫队，即冯玉祥之手枪旅、张宗昌之卫队旅则一度达到人手一支，可见其在当时的装备数量之大。再比如川军罗泽洲部队，一个师就有一个花机关枪团，全团士兵全部以冲锋枪为装备。其他如陕军井岳秀部队、东北军李景林部队、五省联军陈调元部队、闽南民军高为国部队等，也都曾整营整连地列装。实际上，在二三十年代，几乎全国各路军阀中，都编制有大量的花机关枪部（分）队，比号称最早将冲锋枪集中编成整连整营规模的苏联红军要早二十年。主要靠缴获武装自己的红军中，也曾大量使用。朱德在井冈山时期，就曾亲自控制一个花机关卫士班，每遇战斗危急时，朱往往会亲自指挥该班阻击追敌。林彪在红军时期，也曾编组短兵突击队，该队的标准配备即为花机关、驳壳枪、大刀。长征路上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战斗，就是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支花机关、一把大刀的超级配备。在当时轻机枪装备尚不普遍的战争中，该枪表现出相当强的杀伤力。在文革前的老电影如《金沙江畔》、《党的女儿》、《突破乌江》中，都有此枪的身影。
    在二十、三十年代的中国，花机关基本是一技独秀。虽然与花机关差不多同时诞生也差不多同时进入中国的，还有美式汤姆逊冲锋枪。但这枪与德式MP18相比，加工难度太大，成本太高，是属于枪中的贵族，并不适合中国绝大多数的军阀生产与购买，所以除川军刘湘部队与晋军阎锡山部队曾经大量制造并列装外，其他军阀部队装备极少，远远无法与花机关相比。
    冲锋枪的寿命一般都较短，当后来成本更低廉的第二代冲锋枪问世后，花机关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今天的许多影视文化人，大概并不知道此枪的历史，所以在需要花机关出场的戏里，也就往往用斯登式取而代之了。
按说作为艺术的电影电视剧，为了剧情需要或出于导演的偏爱，如果在剧中把花机关改为当时已经出现的汤姆逊，这并没有什么不妥，甚至在斯登式大行其道的解放战争中用上那么几支已经过时了的花机关，也未尝不可，可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飞夺沪定桥、强渡大渡河那个时候，斯登式还远远没有诞生呢。
    斯登式是在抢渡大渡河过去了六年多以后的1941年，才在英国仓促研产的一种战时冲锋枪，后又有过多种改型，生产最多的是2型，于1942年生产，并在加拿大等国委托生产。各种型号的斯登式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加工工艺特别的简单，成本特别的低廉。大约二十支斯登式，才相当于一支汤姆逊的造价，所以二战各反法西斯的地下抵抗组织，都有装备。中国在抗战后期也曾在加拿大定制斯登2式冲锋枪，原是准备用于对日反攻作战的，但这批加拿大造运到中国时，抗战却已经结束。所以，不惟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们不可能使用该枪，就是忻口战役时的国军和皖南事变时的新四军也是不可能使用该枪的。
    到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加拿大造的斯豋2式冲锋枪源源到来，内战中的国军曾大量装备，又因为解放战争的进展出了奇的快，因而解放军手中的斯登式增长的也特别的快。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有些解放军连队中的斯登式已经达到了三四十支。开国大典中的一个步兵方队，就是全部以斯登式作为装备通过天安门的。《董存瑞》、《智取华山》、《沙漠追匪记》等老电影中，都有大量斯登式的突出表现，这是与史实相一致的。实际上，就是到了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手中也仍然是有大量的斯登式的。
    与斯登式差不多有着同样出镜率、也差不多有着同样出错率的，还有俗称“注油器”的美式M3冲锋枪。比如《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围剿红军的国军手中的M3、《叶挻将军》中皖南突围时叶挻手持的M3，也全是导演们意想天开的胡绉。因为M3的诞生比斯登式还要晚，是借鉴了斯登式的理念后于1942年才开始研发的，早期型号为M3型，改进后的型号为M3A1型，从诞生后即装备美军，但不及汤姆逊的改进型M1及M1A1那么普遍，原想替换M1的也一直没能替换。1944年，美援大量进入中国后，估计M3应该有少量进入。大量进入中国也是全面内战暴发后的事了。该枪除了由美国援助国军外，国民政府也有生产，故也和斯登式一样，在解放战争中大量装备国军，也大量被我军缴获，而且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交战双方仍然都有使用。
    对于今天的观众来说，花机关与斯登式，都是早已经进了博物馆的老枪了，但这两支老枪活跃的舞台，却属于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按说这一历史距离我们其实也并不遥远，花机关在何时流行、斯登式又是何时登陆中国战场，只要百度一下，都极清晰，并不存在丝毫模糊与争议，按理是不应该弄错的。不过今天的艺术家们并不象曹雪琴、钱钟书们那么傻了，他们才不愿去费那个劲搜寻与考证这些呢，他们只求轰动那么几十天，赚足了票房足矣。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是抢渡大渡河在先还是奇袭华山在先既然搞不清楚，伯格曼与斯登式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也更不想搞清楚，反正他们也知道电视剧的观众一般来说欣赏情趣不高，打起来热闹能吸引那些下了工没事干的民工们的眼球就行了，再说还有那么多的大妈大婶等专业电视剧观众始终捧场呢。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生产出的新拍历史剧中，出现二三十年代的人用四十年代才诞生的冲锋枪的奇异镜头，也就见怪不怪了。不过呢，想一想也就知足了，你想呀，连《大决战》这样的主旋律电影中都可以让淮海战役时的解放军用五六式，对于今天的电视剧大导演们来说，没让北伐军用九五式，已经够仁慈了。

民国军史辩讹之五
军长与排长的指挥位置是不一样的
    不知是不是《杨家将》呀《薜家将》呀一类的小说看多了，今天的许多影视编导们，都喜欢表现军师长们拿着大刀或冲锋枪上阵的戏，似乎不如此便无以表现其神勇。不信你看《叶挺将军》中反复出现的一段片花，表现的就是叶挺手握皖南事变时还没开始研制的M3冲锋枪在皖南事变中与敌近战的场面，《太行山上》也有一段片花表现的是郝梦龄端着他牺牲后才诞生的斯登冲锋枪冲杀的镜头，你再看《军刀》呀《马本斋》呀什么的，更有表现高级将领靠武功战胜的戏。甚至听说有人撰文，称喜峰口战役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挥舞大刀上阵肉搏，真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这种胡说八道的拍法写法，看来已经又一次可悲地深入了人心。记得前些时候看中央台一个采访万毅将军的短片，一个十足无知的女记者反复地问万：都说您打仗身先士卒，您每次都是靠前指挥，对吗？万答：我一直坚守在我的指挥位置上没有退缩过。那记者又追问：我是说，您每次作战都总是深入到第一线，是吗？万又答：我在我的指挥位置上。那记者还追问：也就是说，您一直都是在最前沿指挥？万还答：我在我应该在的地方。
    在这名记者看来，在许多人看来，特别是在我们的许多编导们看来，不管你是军长还是师长，也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战场环境下，要是你没到第一线堑壕里和敌人拚刺刀，那就不能说明你的英勇。而要表现一个高级将领的善战，就必须得描写他如何手持大刀或冲锋枪与敌近战才行。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程式。
简直就是混蛋逻辑!
    稍稍懂点军旅常识的人就会知道，战场上，不同级别的指挥所，是随着级别的越来越高而越来越靠后的，这主要不是因为官越大命越贵的考虑，而是便于驾驭全局指挥全军的考虑。一个军长，你离开了军指挥所而到排长的位置上去，那你的指挥责任岂不是丢掉了？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一个高级指挥官，必须要分秒不差地判断处理来自方方面面的情况，及时地定下决心，才不至于错失战机，怎么可以允许你到距离高级指挥所很远的一线堑壕里，到冲锋枪甚至大刀的有效攻击距离内去玩命呢？还有，按照军队的传统，打仗的时候，下级指挥员不能比上级指挥员靠后，要是你当军长的到了排长的位置上了，那师长旅长团长们又该到什么位置上去呢？要是全军所有的中高级军官全到了一线堑壕里与敌拚刺刀了，谁又来指挥全军呢？
    诚然，在民国军事历史上，确曾有杨靖宇赵尚志等手持驳壳枪与敌近战的纪录，也曾有禇玉璞呀吉鸿昌呀什么的挥刀上阵的回忆，但我们的编导们大概不知道，民国的军事史，虽然只有三十八年的时间，但这期间不同的战场之间，不同的军队之间，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大概那些满脑袋里装的都是票房的编导们认为，只要是民国时期的军队，徐源泉的军队和邱清泉的军队都一样，而只要是国共之间的战争，二十年代末的战场与四十年代末的战场都一样。
    这就错了。
    高级将领挥着盒子炮或大刀片上阵搏杀，的确有这样的史实，但那是仅仅限于特殊的部队、特殊的战场和特殊的时机的。具体说呢，就是以下这么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初创时期的红军和东北抗联有这样的情况。红军初创时，其建军打仗主要选择在特别贫穷落后的边区。这样的地区所构成的战场，一般具备这么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这时的我军，或出于虚张声势的需要，或连续战斗后的大量减员，许多部队虽有军师团这样的名称，而实力则差之太远，有的师、团不过相当于今天的营、连。比如鄂豫皖红七军初建时，就只有七十余人，实力仅仅相当于半个连。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编成之时，亦仅有二百五十人，也不过一个加强连的实力。这个时期的某些军长师长，执行的往往只是基层指挥员的职责。第二个特点（不含抗联），是敌我双方的火力都比较弱，特别是我军，有整营整团全部装备梭标大刀的情况，这些地区的敌军，其编制装备往往也十分的落后。在这样的战场，解决战斗往往靠白刃战。其战场形态更接近于中世纪冷兵器与火器参杂时代的战争，指挥员深入第一线，与呆在指挥部里相比，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危险，反而会更方便地了解战场情况。第三个特点，是这时我军的军队单位，其作战的正面与纵深极小，一个师一个团的作战地域往往不用望远镜即可看的清清楚楚。第四个特点，是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军，尽管有军师团营这样现代化的编制名称，但其指挥手段却极简单原始，仍然停留在古代那种靠简单口令指挥的级别上。
    因为这样的几个特点，那么那些师长团长们亲自指挥设伏，或者亲自带队冲锋，或者亲自带队化装偷袭，对于准确地掌握战场态势，更方便地临机指挥，显然就是十分可取的方式。当出现危急情况时，亲自操枪操刀与敌近距离地拚杀，激励士气，就也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必然的。朱德在井冈山时期，就曾亲自挥舞驳壳枪指挥手提机枪班伏击敌兵，徐向前在鄂豫皖时，也常常手持驳壳枪亲自带队冲杀，就是基于这样的情况。至于鄂豫皖第七军军长吴光浩亲率十几个人的短枪队敌后游击、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亲率四五个人的小分队偷袭敌警察所，就更是这种情况下的必然。我们不能将这一时期的军长师长等同于大决战时的军长师长。
    第二种，是二十年代纵横于北方的冯玉祥张宗昌等部队中，有这样的情况。在这些部队中，师长旅长什么的往往不是出身行伍便是起自绿林，有的连大字都识不了几个，对于大兵团的作战指挥并不胜任，只是他们与主帅多年的袍泽关系，政治上靠得住，又能拚能砍，所以才走上高级指挥官岗位的。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连敌我态势图都看不懂，而由于全部起自卒伍，又经长年征战，其单兵战斗技能却是相当了得，也十分的好战，指挥所里作战地图上那些个红圈圈蓝道道又看不懂，所以打仗时，他们便经常地把指挥全权交给参谋长，自己则到他们熟悉又擅长的战场上去亲自督战，甚至亲自拚杀。好在他们当时所处的战场，也和前边说的红军白军的战场差不多，火力的密集程度也相当的低，所以他们偶尔这么做，危险性也并不是太大，而对于激励官兵的杀敌勇气，倒也是真能起到相当的作用，故这样的事例在冯玉祥、张宗昌部队中，也就真的不鲜见。北方许多落后的军阀部队，比如李守信部、白凤翔部、孙殿英部、刘桂堂部等等，都有类似的情况。不过需要明了的是，这些落后的军阀部队，是只能横行于那个落后的年代的，时光流转到三十年代后，中国的军事舞台便已经不再属于他们。抗战全面暴发后，正面战场的国军第九军、第200师等既已不同于李守信白凤翔那样的草头王匪队，郝梦龄、戴安澜等经过正规军事教育的指挥官也已不是吉鸿昌方永昌那样的角色了。
    第三种，是到了非要自己亲自上阵不可的地步了才会有这样的情况。这就象孙连仲对池峰城说过的那句名言：“士兵填完了你就填进去，你填进去了我再填进去”。孙这么说是对的，即士兵填完了你师长才能填，你师长也填进去了我总司令才能再填进去。杨靖宇最后用驳壳枪与敌对射时，就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王甲本最后与敌肉搏，也是战斗发展到了这一时刻。优秀的老电影《红日》最后表现的张灵甫手持汤姆逊冲锋枪与我军对抗，同样是战斗发展到这个关头了。
    总之，民国时期，高级将领亲自操刀操枪带队冲锋，一是只能出现在那样特定的战场上；二是只能出现在那样特殊的军队中；三是只能出现在打仗打到了那样特别的程度上。要是不具备这样的情况，他再这么去做，那他一定是脑袋出了问题了。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非要把郝梦龄戴安澜表现成穿着将校昵制服登着长筒大马靴手持冲锋枪带队冲锋的样子，如果导演不是想故意贬低我们的爱国将领，那他一定是个脑残。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到了抗战开始后，其战场形态已远非二十年代可比，不仅每个师每个军的编制人数已远非红军和抗联时所能比，兵器自动化的程度也大大提高，同一作战单位的作战正面与纵深扩大了许多倍，而我们的敌人日本鬼子的火力密度更大，再加上兵种合成化程度也已提高，司令机关的建设日臻完善，战场的复杂程度已经远远不是仅靠目力即能了然了，指挥的手段也已经不再是只用简单口令就可以完成了。所以这个时候，不仅军长师长等不需要也不允许拿着大刀冲锋枪上阵了，就是团长，不到万分危急的时刻，也是不能这样做了。象什么戴安澜呀郝梦龄呀，更是绝对不会象电影电视剧中表现的那样端着冲锋枪带头冲锋冒傻气了。
也许我们的编导们认为，象电影《太行山上》那样表现郝梦龄的死法，尽管与史实有出入，但更能表现其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因而更能拨高其英雄形象。这是无知者编无知者导无知者演给无知者看的手法。这种表现手法赢得的掌声，应该令我们悲哀才是，因为那恰恰说明我们大众欣赏水平的低俗。因为象电影中表现的郝梦龄那样的死法，不仅对部队的指挥是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而且是会助长敌人的士气而打击我军的士气的。日军旅团长阿部规秀被我击毙时给我军带来的鼓舞，反过来也是一样的作用。
    实际上，抗战中殉国的那些将领们，更多是由于一系列战役指导或战场协同上的错误所造成，从战术的角度说，则要么是死于敌人的意外攻击，要么是所部官兵伤亡殆尽而最后牺牲。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还从没看到哪一位高级将领是象电影中的郝梦龄那样在大部队建制仍然完整的情况下，离开军长师长的指挥岗位而代替排长班长那样带头冲杀而牺牲的。
    舰长有舰长的岗位，轮机兵有轮机兵的岗位，要是海上炮战最激烈的时候，舰长离开了他的岗位，非要到轮机兵那去干轮机兵的活，或非要去干装填手的活，你说他还是个好舰长吗？海军的战舰是如此，陆军的比战舰的面积大几千几万倍的战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民国军史辩讹之六
民国与战国的战斗队形是不一样的
    这标题似乎有点吃饱了不饿喝足了不渴的意味，实则不然，不信您看前几天中央六台演的那个《马石山十勇士》中敌我双方的战斗队形，大概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在遇到八路的袭击扫射时，整个队伍岿然不动地依然保持着点名时列队的队形举枪还击……还有那什么《大刀》呀《亮剑》呀《狼毒花》呀等等，你看那阵式，让人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到底是两千年以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打法呢，还是机枪大炮普遍应用于战场后火器时代的打法，在这些片子的导演心目中，似乎打仗与打架就没有区别，似乎战国时代冷兵器时代的战术与民国时期火器完全主导战场后的战术就压根没有区别。
    战争的最初形态的确就和今天喝多了酒的两帮人打群架没有什么区别，战前没有计划，战时不讲究队形，胡乱打一气。但大概到了殷商时期，战术史上便发生了第一次革命，这就是阵的出现。到了春秋时期，阵走向成熟，此时的战斗，便已经完全区别于一般酒鬼的打架了。比较显著的特点是，阵形的变化增多，战斗纵深加大，阵形更加灵活。经过训练的常备军在战斗中，各兵种、各战斗单位按作战任务布阵，按照统一号令进、退、攻、防，有条不紊，表现出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实际上，即使这时的阵形，也远远胜过表现二十世纪的电影《马石山十勇士》中的战斗队形了。
    火器应用于战场后，先是线式战术，再是纵队战术，然后是散兵线战术，战术的革命接二连三地暴发，并一次比一次更加成熟起来。
    散兵线战术，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线膛枪应用于战场后出现的新的战术。用最简单最外行的话来说，就是步兵在作战时，兵与兵之间是拉开了档子保持一定的间隔的，它和早先的线式战术的区别是有一定的纵深，而不似线式战术那样几乎没有纵深。这之后又出现战术的几次革命，如集群式散兵战术、梯次快速集群战术、合同战术等，但这些却主要是兵团战术，一般电影中（军教片除外）所表现的却多是步兵班排规模的战术，而从清末编练新军一直到四十年代末，散兵线战术却贯穿于整个近代，成为现代战术的内核。
    民国时期，从北洋陆军开始，到大革命时期的北伐革命军，到从旧的营垒中杀出的工农红军，到抗战时到解放战争时的国共两军，基层指挥员在遇到突然情况时，用的最多的一句口令，大概就是“散开”了。抗战前商震三十二军中流行的一首军歌中的第一句就是：“上起刺刀来，兄弟们散开”。“散开”，其实就是散兵线战术最最基本的法则。因为连发枪（指区别于单发装填的步枪，如套筒枪、毛瑟步枪、三八步枪等）的出现，使步兵受弹密度大大地增加，因而要求步兵在接敌运动中以疏开队形前进，与敌遭遇时则迅速拉开间隔成散兵线，利用地形，判明敌情，展开攻击或防御。
    因为火器的发展，步兵攻防的正面与纵深也是不断变化的。北洋练兵之初，大概在1895年前后，规定营的接敌正面在三百五十步上下。这是当时机枪基本没有应用于战场时的正面宽度。到了后来，日俄战争中机枪大量应用，北洋练兵操法中重新规定营的接敌正面为500米，队（连）的正面为150米。依此算下来，考虑到纵深梯次，每棚（班）的接敌正面应在40米左右。再考虑班组攻击的纵深队形，每个战斗兵之间的间隔应在3-7米之间。再后来，机枪、手榴弹广泛应用于战场，使步兵受弹密度进一步加大，步兵攻防的正面与纵深也就随之加大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一些军事强国规定连的进攻正面最大可达300米以上，到了二战时，许多参战国军队步兵排的攻防的正面即已经增大到了300米。中国的情况与列强不能比，但无论如何，抗战时解放战争时的步兵攻防正面，总不能比北洋时更低吧，总不能比战国时更低吧。
    当然，这个正面与纵深不是死的，根据不同的地形与任务，它的伸缩是很大的，有时可能会相差10倍以上，而且也经常会发生不预期遭遇战，一时来不及展开兵力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象电影中表现的那样打仗时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猬集在一起的情况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极少。而且如果是受地形限制，一般会成梯次地布置兵力，一波消耗了再上一波；如果是发生不预期的遭遇战斗，突然受袭的部队一旦反应过来，不用指挥员命令，经过训练的士兵们也会很快地疏散开来拉大兵与兵的间隔成散兵线组织战斗，而绝对不会象《马石山十勇士》中的日本兵那样在遇袭时就一直那么直不了挺地保持着受阅的队形举枪还击的。
    笔者曾在军校工作多年，于是便经常遇到刚刚考入军校的新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怎么一个排的防御正面这么宽（今天我军步兵排的防御地幅最高可达800X1000米，每个步兵班的防御地幅最高可达400X500米），每个战斗兵之间的间隔怎么这么大，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最多的则是：“你们上了电影的当了吧”。
    的确，我们从近三十年新拍电影上看到的步兵班的防御正面，差不多只在几十米甚至更小的区间内，战斗兵之间几乎没有间隔，都是那么你挨着我挨着你肩并肩地打仗，还甭管是防御还是进攻，甭管作战的地形是街垒还是山地，甭管这电影是表现鸦片战争的还是表现解放战争的。
    有的网友提出，说中央台播放的一些纪录片中，也往往会出现我军演习的部队成密集队形冲锋的场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因为，这样的镜头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对于扬我军威、对于唤起青年学生们对军旅的兴趣能够起到很大的震憾作用，所以包括中央七台在内的许多电视工作者都愿意抢拍这样的镜头，许多电视台在后期制作时，也喜欢反复地使用这样的镜头。但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用于扬威的场面与实际作战的动作是有区别的。就象天安门中队升国旗的步伐特别能够激发人们对军旅的爱戴而实战中却肯定又会是另一种动作一样的道理。要是有机会到军队院校去调看一些专门用于教学与科研的演习录像，就会发现，那种密集呐喊着冲锋的场面其实是少之又少的。

民国军史辩讹之六
民国与战国的战斗队形是不一样的
    这标题似乎有点吃饱了不饿喝足了不渴的意味，实则不然，不信您看前几天中央六台演的那个《马石山十勇士》中敌我双方的战斗队形，大概一个中队的日本兵在遇到八路的袭击扫射时，整个队伍岿然不动地依然保持着点名时列队的队形举枪还击……还有那什么《大刀》呀《亮剑》呀《狼毒花》呀等等，你看那阵式，让人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到底是两千年以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打法呢，还是机枪大炮普遍应用于战场后火器时代的打法，在这些片子的导演心目中，似乎打仗与打架就没有区别，似乎战国时代冷兵器时代的战术与民国时期火器完全主导战场后的战术就压根没有区别。
    战争的最初形态的确就和今天喝多了酒的两帮人打群架没有什么区别，战前没有计划，战时不讲究队形，胡乱打一气。但大概到了殷商时期，战术史上便发生了第一次革命，这就是阵的出现。到了春秋时期，阵走向成熟，此时的战斗，便已经完全区别于一般酒鬼的打架了。比较显著的特点是，阵形的变化增多，战斗纵深加大，阵形更加灵活。经过训练的常备军在战斗中，各兵种、各战斗单位按作战任务布阵，按照统一号令进、退、攻、防，有条不紊，表现出极强的组织纪律性。实际上，即使这时的阵形，也远远胜过表现二十世纪的电影《马石山十勇士》中的战斗队形了。
    火器应用于战场后，先是线式战术，再是纵队战术，然后是散兵线战术，战术的革命接二连三地暴发，并一次比一次更加成熟起来。
    散兵线战术，是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线膛枪应用于战场后出现的新的战术。用最简单最外行的话来说，就是步兵在作战时，兵与兵之间是拉开了档子保持一定的间隔的，它和早先的线式战术的区别是有一定的纵深，而不似线式战术那样几乎没有纵深。这之后又出现战术的几次革命，如集群式散兵战术、梯次快速集群战术、合同战术等，但这些却主要是兵团战术，一般电影中（军教片除外）所表现的却多是步兵班排规模的战术，而从清末编练新军一直到四十年代末，散兵线战术却贯穿于整个近代，成为现代战术的内核。
    民国时期，从北洋陆军开始，到大革命时期的北伐革命军，到从旧的营垒中杀出的工农红军，到抗战时到解放战争时的国共两军，基层指挥员在遇到突然情况时，用的最多的一句口令，大概就是“散开”了。抗战前商震三十二军中流行的一首军歌中的第一句就是：“上起刺刀来，兄弟们散开”。“散开”，其实就是散兵线战术最最基本的法则。因为连发枪（指区别于单发装填的步枪，如套筒枪、毛瑟步枪、三八步枪等）的出现，使步兵受弹密度大大地增加，因而要求步兵在接敌运动中以疏开队形前进，与敌遭遇时则迅速拉开间隔成散兵线，利用地形，判明敌情，展开攻击或防御。
    因为火器的发展，步兵攻防的正面与纵深也是不断变化的。北洋练兵之初，大概在1895年前后，规定营的接敌正面在三百五十步上下。这是当时机枪基本没有应用于战场时的正面宽度。到了后来，日俄战争中机枪大量应用，北洋练兵操法中重新规定营的接敌正面为500米，队（连）的正面为150米。依此算下来，考虑到纵深梯次，每棚（班）的接敌正面应在40米左右。再考虑班组攻击的纵深队形，每个战斗兵之间的间隔应在3-7米之间。再后来，机枪、手榴弹广泛应用于战场，使步兵受弹密度进一步加大，步兵攻防的正面与纵深也就随之加大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西方一些军事强国规定连的进攻正面最大可达300米以上，到了二战时，许多参战国军队步兵排的攻防的正面即已经增大到了300米。中国的情况与列强不能比，但无论如何，抗战时解放战争时的步兵攻防正面，总不能比北洋时更低吧，总不能比战国时更低吧。
    当然，这个正面与纵深不是死的，根据不同的地形与任务，它的伸缩是很大的，有时可能会相差10倍以上，而且也经常会发生不预期遭遇战，一时来不及展开兵力的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象电影中表现的那样打仗时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猬集在一起的情况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极少。而且如果是受地形限制，一般会成梯次地布置兵力，一波消耗了再上一波；如果是发生不预期的遭遇战斗，突然受袭的部队一旦反应过来，不用指挥员命令，经过训练的士兵们也会很快地疏散开来拉大兵与兵的间隔成散兵线组织战斗，而绝对不会象《马石山十勇士》中的日本兵那样在遇袭时就一直那么直不了挺地保持着受阅的队形举枪还击的。
    笔者曾在军校工作多年，于是便经常遇到刚刚考入军校的新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怎么一个排的防御正面这么宽（今天我军步兵排的防御地幅最高可达800X1000米，每个步兵班的防御地幅最高可达400X500米），每个战斗兵之间的间隔怎么这么大，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最多的则是：“你们上了电影的当了吧”。
    的确，我们从近三十年新拍电影上看到的步兵班的防御正面，差不多只在几十米甚至更小的区间内，战斗兵之间几乎没有间隔，都是那么你挨着我挨着你肩并肩地打仗，还甭管是防御还是进攻，甭管作战的地形是街垒还是山地，甭管这电影是表现鸦片战争的还是表现解放战争的。
    有的网友提出，说中央台播放的一些纪录片中，也往往会出现我军演习的部队成密集队形冲锋的场面，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因为，这样的镜头能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对于扬我军威、对于唤起青年学生们对军旅的兴趣能够起到很大的震憾作用，所以包括中央七台在内的许多电视工作者都愿意抢拍这样的镜头，许多电视台在后期制作时，也喜欢反复地使用这样的镜头。但必须明白的一点就是，用于扬威的场面与实际作战的动作是有区别的。就象天安门中队升国旗的步伐特别能够激发人们对军旅的爱戴而实战中却肯定又会是另一种动作一样的道理。要是有机会到军队院校去调看一些专门用于教学与科研的演习录像，就会发现，那种密集呐喊着冲锋的场面其实是少之又少的。

民国军史辩论讹之七
杨虎城等并非西北军
    关于西北军都包括了哪些部队，历来存在十分混乱也十分错误的说法，即许多涉史不深者是将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以后，一直到中原大战冯氏战败为止这一个时期内，凡是曾列入冯指挥序列内的部队统统称作西北军。这样，则岳维峻、邓宝珊、庞炳勋、杨虎城、方振武、马鸿逵、刘镇华、徐永昌、孙殿英等，便都被称作西北军了。现在网上流传着一个“西北军一百零八将”的帖子，就更是东拼西凑，俗不可耐，其中的有些人与西北军八杆子都打不着。
    近些年来，随着一些影视作品的歪曲和某些网络写手的浮澡，这种说法更形普及，真可与国军在解放战争中穿美英式军服的谬误有的一比了。
    那么，持此说法的人又是根据什么理由呢？
    我猜想，可能主要的理由，是因为西北军这一称法是在冯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叫起来的，而这之后的国民军各军都曾经长短不同时期地受其节制，所以，凡曾隶国民军各军旗下的，便都归入西北军的认定范围了。之后冯率师参加北伐，组建国民军联军，后又改称第二集团军，再后来又组织反蒋军，但西北军一称已经叫响，那么在这一时期编入冯军作战序列的所有部队，也就顺理成章地统统归入西北军的认定范围了。
    是不是还有其它别的理由我不知道，但这看起来有些道理的说法却是错误的，虽然持这种说法的人很多。

    国民政府时期极类似东周时期，看起来国府只有一支军队，即国民革命军，但实际上是各种旗帜的军队并存的。而称某某人属于什么什么军，则是一个事关旗帜的问题，是一个跟谁走的问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万万不能马虎的问题，所以这就有必要较真了。
    彼时什么什么军的叫法，不外两种，一种是有着独立的军政体系和权威的领袖人物的。东北军、晋军等就属于这一种。其特点是使用这个名称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另一种则是对源于某一个省区的多个军队派系的统称，是同一名称下不同军系的集合。如川军、湘军、陕军等。其特证是没有统一的军政体系，也没有共同拥戴的领袖人物，即使有时也曾建立联合的指挥机构，对外采取统一的行动，也不过是个联盟而已，充其指挥者，亦不过盟主而已。这很有点象某些邦联制国家的体制。
    西北军是哪一种呢？
    有的说法是将这一时期凡与冯同属于一个战斗序列的部队统统看成是西北军，将杨虎城、马鸿逵、方振武、刘镇华等部与冯之基本部队一同看作是组成西北军这个集团的并列的单元了。也就是说，将西北军看成是象川军、湘军那样是同一个军号下多个军系的集合，就象我们经常说起的刘湘部川军、杨森部川军、唐生智部湘军、贺耀组部湘军一样，将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等也同冯玉祥一起分别称作西北军中的一支。也有的人说西北军有大小两支，大西北军是冯玉祥，小西北军是杨虎城，这个说法是近年来网络上才有的，算是新创。
但这样的话问题就来了。如果将西北军归入象川军、湘军一类的多军系的集合的话，那么西北军的领袖或者说首领就不应该只有一个而是多个，就象川军中有刘湘、刘文辉、杨森、刘成勋等多个，湘军中有程潜、唐生智、贺耀组等多个一样。但多年以来，即是采广义西北军说法的，大概也只承认冯玉祥是西北军唯一的领袖，而并不将杨虎城，方振武，马鸿逵等也同时认作西北军的领袖或首领，这显然是个矛盾。所以将其归入这一类不妥。
    当然采大小两支西北军说法的人可能会说，西北军的领袖不只冯一个，杨虎城也是西北军的领袖，或者也有人说马鸿逵也是西北军的领袖，刘镇华也是西北军的领袖，孙殿英也是西北军的领袖，反正都是后人人为定义的，是什么军不是什么军不重要。要是这么说就是抬扛了，因为或许有些军系是后人们为了研究和区分的方便而定义的（但西北军绝对不是），但同样也是要遵循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并为历史所认可的道道的，不是可以随便定义的。就比如火星与木星都是人为定义的一样，将他们的名字掉换一下从本意上讲也并不影响天文学的研究，但即使这样，大概也不是我们谁随便想怎么掉换就可以怎么掉换的吧。
    当然也许会有人说，这有什么不可以，你看网络上地滩上说杨虎城是西北军的不是大有人在吗？但我还是要说一句，说的多的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还要看都是什么人在说，现而今影视上许多大陆时期的国军穿美英式军服，许多长征时期的红军使用斯登式冲锋枪，但它并不代表历史就是那么回事。

    西北军在中原大战失败以前，是以冯玉祥为首的独立存在着的统一的政治军事集团，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中原战败后的西北军是另一码事）。它是以冯玉祥为圆心，以十六混成旅为半径划定的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独立自主，狭隘偏私，家长制作风十分的典型，冯玉祥就是西北军这个小圈子里独一无二的领袖。而不是象川军、湘军那样是多个派系的集合体。至于国民联军和第二集团军时期隶于冯氏大旗下的部队，它是个联合体，这一点没错，但这个联合体不叫西北军，而应称作西北军与各路杂军的联合体，只不过他在这个联合体中所占的股份要远远大于其它加盟者，这个联合体时期的冯玉祥，实质上是个盟主，不过而已。这就象你总不能因为马济、刘志陆、曲同丰、杨清臣等都曾隶于张宗昌直鲁联军大旗下就称他们是直鲁军一样的道理。

    因刘湘、杨森、刘文辉皆川人，故将其部队称作川军；因唐生智、贺耀组、叶开鑫等皆湘人，故将其部队称作湘军；因陈济棠、陈铭枢、张发奎等皆粤人，故将其部队称作粤军，那么，杨虎城、岳维峻、马鸿逵、井岳秀等都是西北人，他们的部下官兵也多为西北人，其部队发展壮大在西北，活动地区主要也在西北，能不能因此而将杨虎城等都称作西北军呢。
    这样更不妥。前面说过了，西北军不是象川军、湘军那样属于源于某个省区的地方性军系的集合，也不是以地城区分的作战编组，西北军是以冯玉祥为首的独立统一的以军事作实力的政治派别，这一定性就注定了它并不是以其首领或部下将领的籍贯和部队的活动地域作为其认定的标准的。称冯的部队为西北军，最早是因为冯任西北边防督办而叫起来的，以后就沿习下来。其实在这之前冯部的发展壮大与西北并没有多少关系。冯不是西北人，其部队骨干中西北人也极少，而主要是冀鲁豫皖几省人，而尤以河北人居多。比如五虎上将中，河北人占了３个，河南、山东各占１个，十三太保中，河北人８个，山东人２个，安徽人２个，吉林人１个，全没有西北人。当然，如果它不叫西北军而叫别的什么军行不行？也行。一个军系称作什么什么军，不过是一个符号，但这个符号一经使用于哪一个军系，就等于注了册。就好比蒋中正不叫蒋中正而叫别的什么名行不行，毛泽东不叫毛泽东而叫别的什么名行不行，我看也没什么不行，但人家已经这么叫了，我们今天非要给人家改过来，行吗？不行。

    能不能把西北军看作一个母系统，把马家军、镇嵩军、国民军各军等看成是这个母系统之下的子系统呢？
我看不能。第一，从历史上看，马家军、镇嵩军都早于西北军许多年便已独立成军，国民二军、三军则与冯玉祥的一军一同成军，断没有把年长的看作是年少的儿子的道理。
    第二，从上述各军与西北军的关系上看，虽然因实力不及，各军都曾依附于冯军，但更多的是互相借重与合作的关系，真正死心踏地依附的极少。如果他们谁真的把冯军看作亲爹那样誓死效忠，那到是可以另当别论了。再退一步说，即使这关系是松散的，但只要他们在表面上还从始至终地共擎西北军这面大旗，就象某些邦联制国家那样，也可以看成是母系统和子系统的关系。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们对西北军的依附不仅是牵强的，而且是短暂的。而且在脱离冯军后，又很快地找到了新的主子，加入了新的阵营。他们之中，除庞炳勋曾自称为西北军外，马鸿逵、杨虎城、方振武、徐永昌等都绝口不认西北军是自己的所属（一些表面上的应酬或酒桌上的恭维话不能算）。察哈尔抗日时，当时受方振武领导而出身于老西北军的张人杰为表示对方振武的不满，故意当着方的面说自己是老西北军，要听冯老总的，曾使方振武与张人杰二人的关系闹的很僵，从这件小事就足以看出方振武对西北军的态度了。
    实际上，尽管西北军最盛时拥兵数十万，刘茂恩、井岳秀等不及冯军十分之一，但各军之间绝对不是母子关系，而是平行的兄弟关系，这还仅仅是说的合作关系存在的时候。真的要说母子关系，则冯玉祥西北军与后来分成多股的宋哲元西北军之间，与韩复榘西北军之间，与孙连仲西北军之间，才符合这样的比喻。

    上述各军在不同时期都曾接受过冯玉祥的指挥，从战斗序列表上看，杨虎城为第十军军长时，韩复榘为第六军军长，方振武为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时，孙良诚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那为什么杨虎城、方振武等就不能和韩复榘、孙良诚等同样称作西北军呢？
    原因很简单，是不是一个军系并不是单纯从战斗序列上看的。因为冯与杨等的关系仅仅是指挥关系，而冯与韩等的关系则远远不仅仅是指挥的关系。同在一个战斗序列中而军系不同的情况在这个时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如果说上述各军都曾加盟过以冯玉祥为盟主的同盟军，便因此将其划入西北军的阵营，那么，蒋唐战争时期，曾隶属于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的反蒋军序列的魏益三、高桂滋、刘桂堂等是不是也可以称作湘军呢？要是可以这样称的话，中原大战中曾列入以阎锡山为总司令的反蒋军序列的李宗仁、张发奎、鹿钟麟、孙殿英等，又该以什么军称之呢？其实，这就跟诺曼底登陆作战时艾森豪威尔指挥下的军队并不能统统看作是美军完全一样的道理。实际上，并没有谁把曾受唐生智指挥过的所有军队全部的称作湘军，也没有谁把列入阎锡山指挥序列的所有军队统统地称作晋军，更没有谁把艾森豪威尔指挥过的盟军一概地看作美军，可人们却往往把曾受过冯玉祥指挥过的军队不管受冯指挥的时间长短也不管与其合作的关系好坏一古脑地称作西北军，让人感到十分的不解。

    同样是隶于冯玉祥的部下，又同样是背冯而附蒋，杨虎城、方振武们与韩复榘、石友三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看一支部队是不是独立的军系或者属于哪一个军系，主要的不是从军令系统看，而应该从军政系统看。也就是说，看某一支军队是不是属于某个军系，不能光看它在作战编组中属于哪一个军队序列，甚至不能光看它的隶属关系，而应该看他的军政体系是独立的还是统一于谁的，看它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的。以第二次北伐为例，当时的孙良诚配属于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作战，那么从军令系统看，孙良城部就属于蒋集团，而且由于此时正处在蒋冯二人的蜜月期，孙部作战行动唯蒋之命是从。但再从军政系统看呢，则蒋对于孙部却不能干涉分毫，即是一个连的编制，一个排长的任免，恐怕也无从插手。还不仅仅是对于孙良诚部，即使是对于隶属于第一集团军的贺耀组、陈调元等部，蒋所能控制的也仅限于作战行动而已，对于贺、陈等部的军队建设，至少在此时还丝毫插不进去。换句话说，在同一个战壕里作战的，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军系，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西北军这一具体的军系而言，看一个将领是不是西北军，可从以下三点来考查：第一，看他是不是十六混成旅出身，或者看他的成长是不是与冯玉祥有直接的关系。是，就是西北军，哪怕他后来背叛了冯玉祥，也改变不了他的出身，如韩复榘、石友三等。
    第二，如果他不是十六混成旅出身，他的成长也与冯玉祥没有关系，就看他在投效冯部后所带的部队是否还是原班人马，是否经过了冯的整编改造而脱胎换骨了。如果他虽然还被冯用作带兵官，但其部队骨干却早已换成了冯的人，整个部队已经经过了完全的改造，那他就是西北军，如秦德纯、吕秀文等。
    第三，如果他既非十六混成旅出身，其成长过程中与冯也没有任何关系，其部队也没有经过整编，就看他是不是坚定地站在西北军这个团体的立场上忠贞不二，站对了，就是西北军。这方面的例子在西北军不好举，几乎没有。因为杨虎城等与冯在一起的时间都极短暂便离他而去了，冯又在部队发展到颠峰时很快地失败，也不好验证。在别的军系中，到可以举出类似的例子，比如原为直军后投靠奉军暨东北军的于学忠，原为西北军后投靠田颂尧川军的王志远等，便在投入新的阵营后较长时间地保持了自己的原班人马而未被改编，但于学忠为东北军、王志远为川军的说法却早已被人们所公认，很少争议。为什么呢，因为于学忠、王志远等，尽管在改换门庭后其部队没有进行大的换血，但他们对于新主子的忠心是经过了考验的，他们和他们所带部队的政治立场是坚定地站在了新主子一边的，因而实际上已经是完成了思想上的改造，而属于新的军系了。
    如果以上这三点都不能满足，那他就不是西北军。

    我们将那些似是而非的西北军将领拿出来试加分析。
    采广义西北军称法的，将许多将领划入西北军门下，象那个“西北军一百零八将”所说的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岳维峻、邓宝珊、徐永昌、续范亭、刘镇华、孙殿英、马鸿逵、弓富奎、赵守钰等等，还可以列出很长一串名字。如果都拿出来一一分析，篇幅太长了，有的八杆子都打不着，也用不着去费那个劲。这里只分析平时说的最多也争议最多的三个人，杨虎城、方振武和庞炳勋。
    先看他们的出身成长和西北军冯玉祥的关系如何。
    先说杨虎城。杨是在护国战争时期崛起于陕西的农民义军中的一支，护法战争时期加入陕西靖国军，为支队长，是为杨虎城建军的开始。靖国军失利后投陕北井岳秀部，任井部步兵团长，得井的庇护多年，实力得以保存。国民三军入陕后，杨部受委为孙部第三师。西安解围后的1927年初加入国民军联军，参加北伐。也就是从此时起，算是加入了冯玉祥部的战斗序列。从中可以看出，杨部在这以前的成长壮大过程中，跟冯玉祥的西北军没有丝毫关系。
    再说方振武。方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江浙战争时投卢永祥，为别动队司令，自此开始创建自己的军队。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投张宗昌，为先遣第二梯队司令，后梯队扩编成第六旅，再扩编成第二十四师，在张的卵翼下，方的队伍开始发展壮大起来。1926年初自称国民五军，叛离张宗昌，率军西撤与国民军其它各军会合。是年9月与冯等合组国民军联军，算是列入冯玉祥部战斗序列。在此之前方部的建设与发展与冯也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庞炳勋。庞炳勋是在孙岳的十五混成旅成长起来的。北京政变建立国民三军时，庞任三军第二混成旅旅长。张作霖与吴佩孚联手进攻国民军时，孙卧病，三军交徐永昌负责，庞在此时率部投靠了靳云鹗，任河南保卫军第九军军长，是为自己独立带队的开始。后来又投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五军军长。1927年转隶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在这之前，如果要说庞与冯玉祥的关系，就只能扯到孙岳那去，如果不扯到孙岳那，则庞与冯就没有关系。
    由此可见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等三人，在他们独立当家成军之前，乃至到成为一支独立旗号的军队之前，与冯玉祥都没有丝毫的关系。

    再看他们在与冯合作期间的军队建设受冯玉祥西北军的制约影响有多大。
    杨虎城在27年初加入冯部序列后，任第十军军长，辖两个师，师长冯钦哉、姬汇百，参谋长孙蔚如等，全是从当连排长起就跟着杨的老弟兄。其中下级骨干则以安边教导队、耀县军校学生充任。一直到杨29年背冯附蒋，杨军中没有冯军一人渗入，杨部各级骨干还是原来的老班底。
    方振武在26年9月与冯一同组建国民军联军时，任援陕军第一路军司令，部下三个师，师长阮玄武、鲍刚、张兆丰，除张兆丰是后来加入者（但也不是冯的人），阮、鲍都是方部起家时的建军骨干。后方任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但所部各级带兵官依旧，直到方离冯而去，冯在方的部队中也始终未能插入一兵一卒。
    庞炳勋部转入第二集团军时，改所部为第二十军，辖两个师，师长谭炳衡、马法五，也全是庞十五混成旅时期的袍泽故旧。这期间，冯曾想改编庞的部队，因受鹿钟麟的保护，改编未得执行，一直到冯军失败，庞的部队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本色，冯始终未能染指。
    可见，在他们与冯短暂的共事期间内，都始终保持了自己军队独立自主的军政系统和发展方向，没有受到冯氏西北军任何的动摇和改变，当然，受冯排外的限制，其部队也都没能得到太大的发展。

    最后看他们是不是忠贞不二地站在了西北军的立场上。
    杨虎城是27年初加入冯玉祥部作战序列的，没过几个月，杨便有了去意。之后，名义上虽然还没有与冯脱离，实际上却已经自由行动了。到29年5月，杨虎城通电宣布脱离冯玉祥改投蒋介石。中原大战中，杨任蒋军第十七路总指挥，率部与冯军作战。大战后期，杨军抢占洛阳，切断冯军西退之路，为最终打败冯军起了重要作用，也使西北军再也没能回到西北根据地重振旗鼓。杨却因此平步青云，坐镇西北，达到一生事业的巅峰。杨受冯的指挥名义上只有两年余，实际上连一年也不到。杨对冯玉祥绝对称不上忠贞，不仅说不上忠贞，我看杨虎城根本就是西北军的冤家。
    方振武26年初宣布加入国民军，27年4月便离冯附蒋。二次北伐时任第四军团总指挥，其基本部队发展到两个军，另收编旁系两个军。战后任安徽省主席，衣锦还乡。方受冯的指挥名义上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好在方在离冯附蒋后还没有象杨虎城那样帮助蒋介石打冯玉祥，不过要是方没有被蒋排挤削权就很难说了，总之毕竟方与冯没有兵戎相见，没象杨与冯那样把关系搞的很僵。33年方还再次与冯联手合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不过在前后再次合作期间，方与冯矛盾重重，互相猜疑，互相戒备，方对冯的忠心自然也谈不上。
    在这一点上，庞炳勋的情况与杨虎城、方振武都有所不同。可能是由于庞实力太小，想依靠冯这颗大树的原因吧，庞在投冯后不管是打张宗昌打张学良还是打蒋介石，都极为卖力。在韩复榘叛变时，庞先是率先密告，后又率部阻击，曾给韩以不小的打击，并与韩结仇，有些书写成庞与张自忠有隙，大概是把韩复榘与张自忠给弄混淆了，实际上庞与张并无过节。不久冯反蒋失败下台，庞与冯一起渡过黄河退往山西。在后来投靠者中，庞是在冯失败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叛变的少数几个人之一。31年与宋哲元等一同受张学良改编。在以后的岁月里，庞每每以西北军自称，对冯也以老长官待之，基本还算是站在了西北军这条线上的。
    三人中，说起忠心，是无论谁都谈不上了，但庞炳勋及其部下却还称冯为老长官，杨、方二人自离开冯玉祥后，对冯的老长官一称，也许会在某种应酬的场合用到，但绝对不会让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部下也同样把冯认作老长官了。
    杨虎城部队在发展过程中，第一受益于井岳秀，使其刚刚创建不久的部队在濒临溃败时得以立足，保存了实力；第二受益于蒋介石，使其得以发展壮大成举足轻重的十七路。方振武部队在发展过程中，第一受益于张宗昌，使其有了第一次扩军发展的机会；第二也是受益于蒋介石，其部队也是在隶于蒋介石时得以发展到全盛。至于庞炳勋，他所受知遇，只有他的老长官孙岳。杨、方、庞三人隶于冯的时间都极短，且由于冯的偏私排外，杨方二人不久便离冯他去，庞是坚持到了最后，不过要是老冯败的不那么早的话，依冯的为人，庞要么被挤走，要么被吃掉，断没有在冯榻旁酣睡立足的可能。
    对于三人而言，不论从投效的时间长短上看，还是所受的恩泽大小上看，冯玉祥都远远不能和上述井岳秀、张宗昌、孙岳和蒋介石等相比，但长期以来，许多人包括一些史学界的大老都习惯将他们称作西北军却少有称他们为别的什么什么军的，真的不好理解。看来西北军的牌子实在是大。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认为称杨虎城和方振武为西北军着实不妥，而称庞炳勋为西北军到多少可以说的过去。
    再回到前面的话题上来，为什么韩复榘、石友三对冯不忠却仍然称其为西北军，杨虎城、方振武等对冯不忠就不能称其为西北军呢？这可用一句粗话来解释，亲儿子再不孝，你就是登报和他宣布脱离父子关系，却不能否认他是自己的的儿子；而认了几天的干儿子解约走人又认了别的人作爸爸了，你还能说他是自己的儿子吗？何况杨虎城、方振武等只是在老冯家打了几天工借了几顿饭吃，也并没有认其做什么呀。

    能不能将杨虎城等看作是西北军的旁系，也就是杂牌呢？
    在第二集团军前后时期，许多加盟隶于冯氏大旗下的部队，都远较冯之基本部队弱小，冯之基本部队又称作西北军，那么，把此时投入西北军阵营受冯节制的杨虎城等部称作西北军的旁系，这与北伐时期归顺国民革命军的大量部队长期作为蒋纪中央军的旁系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这要分成两个阶段，在冯玉祥中原大战失败前，这么认定是恰当的。旁系是相对于嫡系而存在的。不唯蒋介石系统有嫡系与旁系，冯玉祥、唐生智等许多军系中都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后来投效未及消化的略小的部队。在对当时冯氏第二集团军、唐氏第四集团军的所有部队做实力分析时，称某部为某之嫡系，某部为某之旁系，是可行的，也是恰当的。台湾王禹廷先生就经常这么分析注明，大陆的姜克夫先生也持此说，和后来国军中的嫡系与旁系是同样的使用方法。
    在杨虎城背冯投蒋后，再这么用就不妥了，在又投靠了新的主子后还称其为西北军的旁系显然就不是很合适的了。比如张家的闺女嫁给了李家，是李家的媳妇，可后来又改嫁给了王家，还说她是李家的媳妇就不合适了。杨虎城、方振武等都是骨头带刺、犟硬难啃的主，并不象曹万顺、周凤歧那样轻易的就让人吞下去消化掉，这就决定了不管他们曾投入谁的门下，都不愿意成为谁的死党而甘愿任其肢解改造，也就不可能成为谁的嫡系。比如杨虎城，他投井岳秀时，是井部的旁系，投孙岳后，是孙部的旁系，投冯玉祥后，成了冯部的旁系，投蒋介石后，又成了蒋军的旁系。就象我们不能在宁汉合作以后还老是将庞炳勋、郝梦龄等称作唐生智的旁系一样，杨虎城在投冯玉祥后还说杨是井岳秀的旁系也不合适。同样的道理，讨论27年初的杨虎城第十军，说他是西北军旁系是可以的，说起36年末杨的十七路军，还称他是西北军的旁系就显然不妥了。
    那么，杨虎城和韩复榘都是从西北军投入蒋介石阵营的，为什么还总是称韩是西北军而不能称杨是西北军呢？
    还用刚才的比喻，杨虎城和韩复榘都是从冯家嫁过来成为蒋家的媳妇的，但韩是冯家的闺女直接嫁给蒋家的，韩的娘家就姓冯，即使与娘家的关系再坏也改变不了他姓冯的根源；而杨则是冯家的媳妇改嫁到蒋家的，对于已经嫁到蒋家的杨虎城来说，冯家既不再是他的婆家，也不是他的娘家，不管是随夫姓还是随父姓，29年以后的他都不可能姓冯。

    旁系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杂牌军，既然是杂牌军，他也总得有个牌子的，说杨虎城等不是西北军，那他们又是什么牌子的军呢？
    我猜，之所以许多人习惯较多地将杨虎城、方振武、庞炳勋等称作西北军，而对于同时同样隶于老冯部队的马鸿逵、刘镇华等，称其为西北军的就较少，可能也就是因为后者所属的马家军、镇嵩军名字比较响，而对于前者却不好归属的原因。
    前边已经说过，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军系，主要的是看他是不是有独立的军政系统，而不是看他的大小和存在时间的长短。夜郎再小，也是一个国家，湖广再大，也只是一个行省，就这个道理。
    杨虎城的部队，方振武的部队，庞炳勋的部队，其实都是独树一帜的部队。杨早在靖国军时期便已有了独立拉队伍的行动，靖国军解体后，在极端困难面前，杨率部依附井岳秀，开办安边教导队，韬晦练兵，着手培养自己的班底。虽就食于井岳秀多年，但他的部队却没让井有丝毫的染指。在投靠蒋介石后，在蒋的政权已经渐趋稳定的时候，杨也仍然保持了自己独立建军独立发展的道路，没能让黄埔系对其部队产生太大的影响和渗透，更不用说临时指挥其作战的冯玉祥了。所以说，直到杨虎城被削夺了兵权为止，杨的部队都是一支独立的军系。至于杨虎城部队的名号，有称其为陕军的，也有称其为十七路军的，我觉的都可以，但称其为西北军却绝对的不可以。
    方振武更是早具野心，其部队的独立性与杨虎城相比也毫不逊色。在张宗昌部队里，他连招收教练营的学兵，都只在他的家乡安徽的寿县、凤台一带进行，从干部上确保了部队的单纯，为培养自己的班底打下了基础。张几次欲整编其部队都未成功。之后方率部投身国民军阵营，短短一年内冯玉祥根本无暇也无胃口吃下个性十分倔强的方振武部队。到了蒋的阵营后，方部得到了大的发展，编遣会议时，所部编为并列的四十四、四十五两个师。蒋的意图是想削弱其兵权，但方却针锋相对地成立了两师的联合办事处，仍然起着统一指挥两个师的功能，可见其独立精神之顽强。方振武的部队就是方振武部队，他既不姓张也不姓冯也不姓蒋，他只姓方。怎么称呼他的部队，没办法，也只能称之为方振武部队了。
    庞炳勋部队和杨虎城部队、方振武部队不一样，庞部是由国民三军直接延续下来的，尽管在投靳后庞部实际上已经独立，但其老底子仍然是国民三军的，而且也是国民三军幸存下来的一支独脉，我看就称其为国民三军旧部是最合适的，王禹廷、姜克夫便以此称庞部队。有的将其称作西北军，勉强，但也说的过去，而且庞氏自己及部下也这么称呼。大概是西北军的家长虽然倒了，但其家族还很庞大，加之庞与河北人占多数的西北军众将领有着同乡的关系，也想攀上这门子亲，以不显得自己过于孤单吧。

    历史科学有它特定的规律，与流行的菜品、流行的服装、流行的歌碟所要遵循的规律不同，后者是只要吃的人多穿的人多听的人多，就是它存在的真理，而历史科学不能按这个规律去衡量，它往往是冷僻的，对它的认定正确与否并不与说的人多少成正比。

民国军史辩讹之八
“东北军”、“晋绥军”等岂能公开使用
     前些年有部很火的电视剧《远东阴谋》，剧中有一场景，是一处军队驻地，驻地门前树了一块牌子，上面赫然书着“东北军XX师司令部”，当时看了很是吃惊。无独有偶的是，这几年又有一部比那更火的电视剧《亮剑》，那里面也有一块大牌子，上面同样用大大的字写着“晋绥军XXX团”，这可就真是蒙人太甚误人太甚了。
    说到民国时的军队，就象样板戏中那句著名的台词说的那样：这号军那号军，谁知道你们是什么军。的确，在民国这三十八年，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川军、粤军、镇嵩军、定桂军、安武军、定武军、毅军、安国军、济军……等等等等，数不胜数。这么多的军号，到底什么军号可以公开使用，什么军号又是不可以公开使用呢？
    简而言之一句话，只要它体现的是军队旗号或番号，就可以公开地使用，甭管这旗号这番号是由哪个政府或反政府命名的还是自己命名的；而只要它所体现的是军队派系，就不可以公开使用。
    下面就简单说说什么是旗号、番号，什么是派系名称。
    先说第一个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属于军队旗号的，除中央与地方陆军外，有以下几种：
    一是沿袭清代旧的体制而命名的军队，如“宏威军”、“镇嵩军”、“安武军”、“定武军”、“毅军”、“济军”等；
    二是反政府武装的军队。如属于南方革命政权的“建国豫军”、“建国粤军”、“湖北护国军”、“湘南讨贼军”等（其实这些也可以说是番号）；属于北方的反政府武装如镇威军等；
    三是政府名存实亡时期群雄并起而自封军号的军队。如属于北洋军阀派生的“国民联军”、“五省联军”、“直鲁联军”、“十四省讨贼联军”等；属于南方独立割剧政权的“讨贼军”、“定边军”、“定川军”、“定桂军”、“西南联军”等；
    属于军队番号的，冠以中央陆军字样并以数字区分的师旅，肯定是，这个用不着多说。冠以地域名称或其他名称的，属于番号的，有以下这些：
    一是根据作战地域划分的国家军队单位。比如“西北边防军”等；
    二是因某个作战任务而临时组建的军队编组。比如“参战军”、“讨逆军”等；
    三是冠以省名的地方军。这一时期，国家军队除中央陆军外,还有属于各省区的陆军,称作“XX省陆军第X师”或“XX省陆军第X混成旅”。这冠以某省区名的军队，在当时又往往简称作省军，比如“苏军”、“陕军”、“赣军”等。
    再说国民政府时期。
    南京政府时期，由于全国军队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故军队的旗号较简单，合法的旗号只有一个------国民革命军。
    属于非法的军队旗号有两种，一种是反蒋的，比如“护党救国军”、“福建人民革命军”、“中华民国军”等等；
    另一种虽然不是公然反蒋的，但也是不把蒋政权放在眼里而非法组建的，比如各种抗日军，象各种旗号的抗日义勇军中、抗日救国军、抗日同盟军等等。
    至于这一时期的番号，就更简单。不是冠以数字而是冠以地域或其他名称的军队番号，有三种。一种，是根据作战任务而区分的军队编组。比如“东北边防军”、“东北剿总”、“徐州剿总”等，这就象我军在不同时期存在着的“山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等完全一样。
    另一种，是冠以地名的地方军事单位。如“山东省保安旅”、“湖北省警备旅”、“云南省步兵旅”等，这就象我军不同时期的“云南边防团”、“内长山守备师”、“重庆预备役高炮旅”等完全一样。
    还有一种，则是根据作战任务临时编组的战略或战斗单位。比如“讨逆军”、“北伐军”、“东征军”、“远征军”等，这就和我军历史上的“西路军”、“东路军”、“南下支队”、“冀热辽挺进军”等完全一样。
    以上三种，就和用数字命名的十八军、七十四军、新一军等完全一样,所寓示的都是番号。实际上，这以后的军队番号，也已与我军的情况无异。
    所有以上这些属于军队旗号或番号的名称，都是可以公开使用的。
    属于派系名称的，在北洋时期，特别的多，但又区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它的派系所属与军队旗号或番号完全一致。比如川军，它番号是川军，派系所属也是川军；比如晋军，它番号是晋军，派系所属也是晋军；其他象什么镇嵩军呀宏威军呀安武军呀定武军呀毅军呀济军呀等等，也都既是军队旗号的名称，同时也是军队派系的名称。
    第二种，是它的军队番号是这个军，而其派系所属则是那个军了。比如李凤翔部福建陆军第三师，从军队番号上说，他属于闽军，但从军队派系上说呢，他又属直军。再比如胡毓坤部直隶陆军第四混成旅，从番号上说他是直军，但他这个直军与曹吴那个直军可不是一码事，从军队派系上讲，则他又属于奉军了。象这样的情况在北洋军阀后期是特别多的，故一定要区分清楚，才不至于弄出笑话。
    假如要拍摄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如果表现彭汉章，那他秘密场合公开场合是都可以用黔军这样的名称的；如果表现马联甲，他也是不论秘密场合公开场合都可以使用安武军这样的名称的。但如果要是表现李凤翔，那么他在私下聚会时说我们直军如何如何，这没错，但他要是在司令部门前树起直军的牌子来，就是荒谬的了，他要树牌子，就只能树闽军的牌子；同样的道理，要是表现胡毓坤在写给亲友的信中说我们奉军怎么怎么样，也没错，但他同样不能在正式文牍中表明自己是奉军，他要用于正式的公文，就只能称自己为直军。
    那么哪些是属于第一种情况哪些又属于第二种情况呢？不好分清楚，从编制表上是看不出来的，从原始的正规的档案上也是看不出来的。没办法，只能根据每支部队的沿革渊源就一省说一省就一师说一师就一旅说一旅了。
    大致来说，直、鲁、辽、吉、黑、热、察、绥、甘、新、苏等省军，并非独立派系，而是国家的军队或某一大的派系所属的军队；闽、浙、陕、皖、鄂、赣等省军，省内武装就有两种情况了，有的是独立的派系，有的则是国家军队或某一大的派系的军队；晋、川、湘、粤、黔、桂、滇等省军，则全是独立的派系军队，而且往往每一省内又并不仅仅是同一派系，而是多军系并存互争雄长的。当然，这三种情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到了1925年以后，由于军阀内部的混战加剧，情况则又有变化，所以要想弄清楚哪一个省军的哪一个师哪一个旅在哪一个时期属于哪一种性质，仍然只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难一言以概之的。
    到了民国的后一个时期，即南京政府时期，军队的旗号已经极简单，各种旗帜的反蒋军被次第削平后，象北洋时期那种七乱八糟的名目繁多的军队旗号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但军队的派系却一点也不简单。不过此时与前一时期最大的区别，就是这时的军队派系，已经完全转入地下，原来那种既是派系名称又是军队旗号或番号的情况，就时就只代表派系了。如1928年以后所称的川军、粤军、滇军、湘军、黔军等，所寓便都是军队派系而非番号了。至于象什么东北军、西北军、马家军、晋绥军、新桂系、镇嵩军、建国豫军等等，也一样，它们体现的也不再是军队旗号或番号（有的压根就不是），而仅仅是军队派系名称了。
    既然不再是军队番号而仅仅是军队派系的名称，就绝对不能用于正式的公开的场合了。
    为什么呢？因为军队派系的存在，是政府软弱无法有效控制军队的家丑，是与大一统的国家军队水火不相容的，因而是上不得正式台面的，因而是政府不能允许的。站在国军旗号下的杂牌军的角度说呢，就好比师宗某个武术门派，你既然拜了他的山门了，不管你心里服气不服气，只要你还没和他决裂，你表面上就得这么归宗，你就不能再公开打出别的门派报号来。同理，这些个已经归顺了国民革命军的东北军、晋绥军、新桂系、马家军、镇嵩军等，他们这样的派系名称，就都只能在私下里使用，私人通信、非正式的交谈、秘密的会议，都可以使用，而公开的正式的会议上、正式的公文中、表牌或旗帜上，就不能再出现这些字眼了。
    打个比喻，因为目前我军招兵体制的原因，往往在某一团队中，某一省的人特别的集中，又由于我军干部流动受限的原因，所以领导层中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因而官兵们便往往会在私下里议论说某某连长跟政委关系好，是“四川派”、某某指导员跟团长关系好，是“东北派”，等等。只要在部队生活过些年头的人，相信绝对不会认为我说的是天方夜谈。但，即便他真的是铁杆的“四川派”或铁杆的“东北派”，他敢在正式的会议中中使用“四川派”、“东北派”这样的字眼吗？
    《远东阴谋》中，如果在私下里谈论，使用东北军并无不妥，《亮剑》中，如果在私下谈论中出现晋绥军也并无不妥，但因为东北军晋绥军都只是军队派系的名称，如果在旗帜上或牌子上出现，就是荒谬的了。如果要在牌子上显示，就只能写上“国民革命军X军X师X团”这样的番号了。

民国军史辩讹之九
赵尚志受处分没那么冤枉
    赵尚志曾因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一直到其牺牲四十多年后才恢复党籍。也就是从赵恢复党籍后的八十年代起，有关赵尚志的传记和影视文学等便热了起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对抗日英雄应有的褒奖，但其中又出现了无限拨高甚至随意杜撰的现象。
    赵被开除出党，文献记载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初，由满州省委将其开除出党。1935年又撤销了这次决定，赵的党籍得以恢复。后两次其实可看作一次。1941年1月，赵被北满省委永远开除出党。后因周保中、冯仲云向省委写信，建议将决定中的永远二字取消，省委采纳了二人的建议。但这年年底，仍然是周保中，却又一次写信给省委，撤销了年初关于取消永远二字的建议，省委于1942年初再次开会，又一次永远开除了赵的党籍。直到1982年，才由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恢复了赵的党籍。
    现在网络上或地滩上乃至影视文学甚至正规出版的传记中，多数都说赵先后两次（我将后两次看成是一次）被开除出党都是因为制抵上级左的错误而受到的不公正处理，笔者对此绝难认同。
    赵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不是因制抵上级左的错误，而恰恰是赵犯有左的错误。
    先说第一次，1932年，中共历史上关于北方的革命斗争有一个错误的会议，史称“北方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极不协调的极左的错误路线。满州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的指导方针，指示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之后，“我们……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造成的分裂和失败，分裂和失败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是在当时所有一切缺点中，‘左’倾政治口号，是为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北方会议的左倾路线，因为赵尚志同志的个人错误及其他人的错误，导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
    这是写于四十年代初的对此事的总结。我认为这个总结是切合实际的。在当时没有编制政委的情况下，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是该部队中中共党的总代表，党的各级会议精神，也就是通过政治部主任向下贯彻执行的。赵作为政治部主任，对于推行北方会议在该部的执行，也就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四十年代总结的巴彦游击队失败教训中，在将主要责任认定为北方会议的同时，也说到了赵尚志本人的错误，这并不冤枉。可现在的许多作品，却都倒打一耙，说赵是因为制抵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受到了处理，这就满拧了，整整拧了一百八十度了。
    试想，在当时分散游击交通通信极不便利的情况下，如果赵真的想制抵北方会议的精神，他是完全能够以实际行动在该部队中进行制抵而不予理睬的。实际上，从后来赵对上级党特别是对后面将要说到的《六三指示信》的制抵情况看，他也具备这么作的性格。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巴彦游击队忠实地执行了北方会议的决定，从而导致了失败。说赵制抵了北方会议，从哪可以看出来呢？
    第二次开除赵的党籍，加上了永远二字，表明此次赵的错误比前一次更加严重。归纳起来，赵所犯错误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拒不执行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六三指示信》，而一直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行动路线。
    《六三指示信》是1935年6月3日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东北党的指示，以书信的形式传到东北。指示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策，即实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不分党派、阶级、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该信传达到东北各特委和县委之后，南满的杨靖宇、魏拯民是认真执行了的，吉东的周保中是认真执行了的，北满的李兆麟也是想认真执行的。在抗联主要领导人中，只有赵尚志对此指示信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在违反上级指示成立北满省委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上，由赵尚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六三指示信》提出一系列的指责，把指示信中所说的保存实力曲解为不要我们打日本；把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的事变，曲解为等待大事变；还说指示信叫我们把枪插（藏）起来等等。除此之外，在谈到如何对待日本人的归大屯、如何对待保甲制度、如何对待伪军、如何对待一般反日山林队等等，也都提出了与指示信内容完全相反的极左的意见。按说，一个党员，向组织坦诚提出个人的意见本是正常的，但赵不仅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在被省委否决并形成贯彻决议后，仍拒不执行，并以枪指挥党的反原则严令北满省委不许下发此信及省委的贯彻决议。所以在当时东北的四个省委中，也就只有北满省委因赵的威胁与阻挠没能够认真执行。
    1938年，北满省委开会批评左倾关门主义问题时，就提出了赵仍然以实际行动拒绝执行《六三指示信》精神，而继续执行其“左”倾关门主义的事实。这次会议所列举的，主要有以下几点：（1）提出“走狗军队（指伪军）法西斯化，集团部落的保甲长都是极端的反动分子”的“左”的口号；（2）反对中央代表团关于将谢文东和李华堂的部队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和第9军的指示；（3）过多地用缴械的手段对待被我们收编的抗日山林队；（4）歧视并分裂兄弟部队；（5）以恐怖手段对待地方党组织；（6）提出“不许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没收土地，实行平分”、“农民必须死守游击区内组织农民暴动等不切实际的斗争口号。（7）对中共中央代表团1935年6月3日的指示信站在左的立场上，持基本上否定的态度。
    以上7条是否都存在，还值得商榷和有待进一步考证，比如第2条，就很令笔者惊诧，但基本事实特别是赵一贯坚持极左的作法是确实存在的。
    第二个，是严重违反中共党的组织原则，以武力凌驾于组织之上。赵率军主要活动于北满，故北满省委应是他的上级，但赵却经常用枪指挥党。比如下江特委，就因曾对第三军提出批评意见而遭赵的用刑威逼，以至瘫痪。即使北满省委，也要看赵的脸色。对于书记的人选，没有赵的同意是不可能干的下去的。赵对于与他搭档的政委（政治部主任）和与其共事的北满省委书记如李兆麟、冯仲云、金策等，是看作自己的走狗而要求其必须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李兆麟在与赵搭档时，为维护大局与团结，更多地采取了迁就与妥协的作法，以维护赵的威信，赵在多种场合对人说起李兆麟时，就一直说李是自己的忠实走狗。这点，李兆麟事后承认自己软弱，检讨了自己过去是以调和主义态度对待赵尚志的。不过，赵尚志听不得半点批评意见，是人所共知的。实际上，冯仲云、张兰生等比李兆麟更怕赵尚志，许多省委作出的决议，赵不同意，省委就没有谁敢往下执行。
    赵在苏联被解除关押后回到东北，曾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达命令，可这司令是谁任命的呢？却不知道了。有的书中说是苏联人任命的，这就是笑话了。东北抗联的人事一直受北满、吉东、南满等几个省委的任命，因为想与中共中央联系而又联系不上，对上则一直听命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何曾听过苏联人的任命？生性倔强的赵尚志更是绝对不会理会苏联人的什么任命。但不知到底是怎么的，他却真的就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下命令了。先是签署了一道第12号命令，命令撤销第三路军这一组织，要求李兆麟将一切权力交出。后又以通令的形式命令属于周保中第2路军的第5军和第7军均须接受他的领导。好家伙！幸亏杨靖宇的第一路军远在南满，不然又不知他要如何处置呢。东北抗日联军之划分为3个路军是在1936年由驻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决定，就这么让赵以谁也不承认的总司令名义轻率地给改组了。当然他这命令并没有贯彻下去，没能造成事实，如果真的传达到部队的话，会引起多大的混乱是可想而知的。更有甚者，赵还可以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明文要求组建松江省委的指示和建议的省委书记人选于不顾，竟自下令组织北满临时省委，并另行指定书记人选。在特别强调党指挥枪的中共军队中，敢于象赵尚志这样干的，很难找到第二人。
    第三个，是赵动辄以非常手段处理党内矛盾，突出表现为他对党内同志的扩大肃反与滥杀。赵曾公然宣称，谁反对我赵尚志谁就是汉奸。就因为这个原因，包括冯仲云、张兰生、金策和李兆麟等，在与赵配合工作时，都胆战心惊，百般迁让，以至到后来在党内民主生活中都不得不承认在与赵的关系处理上表现出无原则的软弱，因为他们都怕赵的肃奸，怕赵杀他们的头。在赵率三军与四军联合作战时，就因为看中了四军一个主力团的精良装备，便毫无道理地将该团以武力缴械，并将团长苏衍臣杀死。四军军长李延禄为避免党内武装自相残杀，也只有连夜转移部队，退避三舍，忍痛求全。如果李延禄也采取和赵一样的作法，那不知会酿成怎样的后果。1939年，被错关了1年多的赵尚志与第六军军长戴洪滨、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率领100来人的队伍返回东北，但不到10天，赵就将在苏联关押期间与自己有过争吵的祁致中无端杀死，令许多将领为之胆寒。这期间，赵还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周保中、李兆麟、冯仲云、高禹民、金策、许亨植、张兰生等来他的总司令部开会，而这几个人，却早已进入他的肃反名册。赵命令部下，这几个人如果不到会，可采取强迫手段使之到会，“首先是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其次是李兆麟、冯仲云等人”。当然，最终没有人来，也没有人敢来，就连受命要将上述几个奸细强行带来的戴洪滨，也再不敢回来了，这肃反锄奸的工作也就没能实施，不然，东北抗联的历史将会怎么写下去，真不敢想象了。
    不理解为什么赵尚志要怀疑那么多的同志为奸细，这显然让他越来越走向孤立。在北满省委第10次党委会上，就列举了赵“说李兆麟、冯仲云、周保中等是日寇奸细；张兰生、许亨植、金策都有奸细嫌疑，北满是有系统的奸细组织”，说“38、39年没有越境或没有溃散的北满抗日部队都有奸细关系”，以及“企图捕杀冯仲云、高禹民、李兆麟、许亨植、张兰生、金策等……”
    当然，这个决议中的许多用语，比如“反党行为是有一贯的历史根源的”，比如“猖狂地要反对党的整个组织”等，今天看来，是不切实际的，是明显定性过重了。但赵认为周、李、冯、张、许、金等当时几乎全部的北满省委要员及活动于北满的抗联主要将领都是日寇奸细的作为，则是不争的事实。
    就是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在经过北满省委从冯仲云，到张兰生，到金策共三届班子历时四年多的反复会议准备后，1940年1月，中共北满省委作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
    又一次失去党籍的赵尚志感到了孤独与无助。在这时，恰恰是被他称作首恶的“日寇狗徒托派分子”周保中，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周一面向北满省委去信，请求对赵尚志不要在开除党籍的前面加上“永远”二字，以能给他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一面和赵尚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对赵尚志提出了许多诚恳的但又是严肃的批评。赵尚志向周做了检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周又向北满省委提议，请求赵尚志到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以求继续发挥其军事才能。北满省委同意了上述意见。4月，赵尚志到由周保中任总指挥的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
    但没过多久，已是第二路军副总指挥的赵尚志又将主要精力用于内部肃奸，弄的第二路军人心惶惶。1941年11月，指挥部直属部队总结全年工作，召开了直属队党员大会，形成了“1940年11月6日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党员会议草案”，而这其中，就有要求上级党“迅速对赵尚志加以审判，并要求与以严厉的处置”的决议。不过周保中仍然表现的很宽容。他向上级党提出了两个想法，一个是要赵尚志离开第二路军，并把赵尚志再送到苏联去；一个是撤回在1940年春他给北满省委的信中所提出的不要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请求。到苏联之后，李兆麟和周保中都坚决不同意赵尚志到抗联人员的集训所在地——北野营，而要求苏联将他送到农庄或工厂中去接受群众的教育。于是，孤独悲壮的赵尚志最终被排斥在党组织与抗联这个大家庭之外。
    以上就是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的大致经过。基于此，我坚决地不同意目前许多关于赵尚志的作品中说赵是受到左的路线迫害的说法，不同意赵是因为制抵左的错误路线而蒙冤的说法。
    对于1982年恢复赵的党籍，我认为是正确的。但不能因为这次恢复赵的党籍是正确的，便否定原来开除赵党籍的决定。赵两次被开除党籍，特别是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往最坏处说也只能算是处分过重。如果非要为了拨高赵而说其被开除党籍是错误的决定，那么，在开除赵的党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金策、张兰生、冯仲云、李兆麟、周保中等，又该作何评价呢？
    因为现在的时尚是人们都讨厌左的东西而宁愿靠右一些，于是有些人杜撰中共历史上的人物，要是喜爱他，就说他是反左而靠右的。大概许多人感觉赵先后那么多次被开除党籍，又在其牺牲后那么多年才给予恢复，因此为他抱不平，因而就产生对他的同情和喜爱，所以许多影视文学等就主观地把赵描写成了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描写成了反对极左错误路线的英雄。其实正相反，赵的几次受到党纪处分恰恰主要是因为他的极左。这大概会令许多习惯于想当然的地滩文学作家很失望。
    我从不否认赵尚志作为民族英雄应该值得永远歌颂与纪念，我也承认赵是忠于革命一心向党始终不渝的，这从他两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上是充分地说明了的，在他几次被开除党籍后所表现出的痛苦和不懈追求上是可以认定的。我还承认赵是百折不挠地坚持抗日的，在1938年初之前，赵所领导的抗联第三军，在松花江上游的珠河、宾县，到松花江下游的罗北、绥滨；在松花江南岸的依兰、勃利，到北岸的庆城、木兰、海伦等20多个县境之内，曾给日寇以重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自1938年后，赵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这一系列的挫折之所以产生，有大环境的其他的原因，也与赵本人性格上的缺点不无关系，与他本人在党性原则上所犯下的严重错误不无关系。但不管怎么说，赵是将一腔热血洒在了为祖国求生存为民族争尊严的抗日战场上的，在被日寇俘虏后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最后壮烈殉国，这都是永远值得我们敬仰的。
    为贤者讳我是赞成的，赵当之无愧称得上贤者。上面所说的存在于赵身上的缺点，本来应该讳去不说的。我之所以要说，是看不惯那些将污点硬说成是亮点的胡编乱造，是看不惯那种将极左硬说成是反左的是非颠倒。因为这样做，是对历史的极端不负责任，对于塑造赵尚志的英雄形象也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民国军史辩讹之十
护国三杰抑扬太过了
    所谓护国三杰，系指护国战争暴发时组建的三个军的总司令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人。
    三人是留日士官同学，按留学先后，则蔡为三期，唐、李为六期；按兵科，则唐习步兵，蔡习骑兵，李习炮兵；按年龄，则蔡、李同庚，唐小一岁；按革命生涯，则蔡曾领导云南重九起义，李曾首启二次革命战端，唐革命经历不如蔡、李，但亦曾随蔡参加革命，并继蔡为第二任滇督。
    护国战争暴发时，三人各掌一军，唐继尧以都督兼长第三军坐镇云南，蔡锷领第一军北伐川黔，李列钧率第二军东征粤桂，护国战争大幕由此拉开，三杰之说也由此奠定。
    关于三杰排位，李烈钧居唐、蔡之后，这似乎从始至终没有不同说法。所不妥者，是唐、蔡二人谁应居首的问题。
    按说这个话题是至少七八十年前的老话题了，而且早已在当时便已经说清楚了。但不幸的是，由于那个特别能振奋人们谈欲的小凤仙的影响，又由于靠绯闻成名一点也不亚于小凤仙的刘大妈主演的那部《逃之恋》的歪曲。让许多观众一说到护国战争就只联想到蔡锷，久而久之就在普通观众心中形成以蔡锷为主发动并领导护国战争的错觉。这是极不公平的。
    首先，蔡锷不是护国战争的主要发动者。蔡是坚决反对帝制的，但由于其身在北京袁之幕府，与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军方没能够取得及时的有效的联系，从而也就谈不上什么主要的发动者了。为什么呢？从蔡的角度看，他虽然曾经受到袁的重视，但袁是有如曹操般机警的一代奸雄，对于南方籍的蔡锷仍然存在着戒心，使他时时处处受袁的监视，并无通信自由，也就无法与掌有兵符的云南军方取得便利的联系。滇督唐继尧虽是蔡一手提拨，但由于唐在袁的称帝行为中也是故做姿态表示劝进，让已离开云南三年之久的蔡锷也摸不清唐的真实思想，也就更不敢冒然联系，即使偶尔遣人传信，也难能推心置腹。从云南军方的角度看呢，蔡故然是滇军的缔造者，在广大滇军将士中有着极其深远的威信，但有几点原因却让滇军的中上层与蔡的联系受到限制。一个是也如蔡不知唐的底细一样，云南军方对于这个整天出入于八大胡同非嫖即赌并在袁称帝的劝进书上率先签名的老长官也是一样的不摸其底。再一个，是蔡在民国二年后，思想上行动上都有了令人心寒的倒退。他先是借口倡导军队国家化反对党争而极力反对国民党，后又自食其军人不入党的声言加入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特别是在国民党用武力反抗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蔡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边，对二次革命不仅口诛笔伐，并在对南用兵上帮助袁军出谋划策。所有这一切，使差不多都是国民党员的唐继尧等滇军将领与蔡在政治上已经形成了对立。还有第三个，即在蔡离滇赴京并推唐继尧继任滇督后，唐为了消除蔡的影响巩固自己的威信，已将原来全由蔡一手提拨的中高级将领尽数调换。到护国战争暴发之前，所有执掌重兵的将领已全是由唐一手栽培。这些人，虽然对蔡仍存怀念，但碍于唐的猜忌，也不敢与蔡表示亲密，何况与蔡也联系不上。所有这一切主观的客观的原因加起来，使得云南军民秘密酝酿的反袁护国战争在最初最关键的前三次会议进行中，蔡不仅未参与，也根本不知情，也就谈不上主要的发动者了。
    其次，唐继尧在护国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应在蔡锷之上。
    多年以来，一说到护国战争，要么就只说蔡不说唐，要么就先说蔡后说唐，反正很少看到先说唐后说蔡的，更少见只说唐不说蔡的。这是不公正的。
    从蔡、唐二人对于发动战争所起的作用上看，唐比蔡更关键。当时，蔡已离开云南三年，滇军虽俱是蔡之旧部，但此时云南的决策者却是唐继尧，而且在蔡离滇后，唐已将统兵将领全换成了自己的人，经过了三年的经营，唐在云南的统治根基已经夯实，举足轻重。没有唐的表态，发动这样一场全由滇军做主力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这么说吧，只要唐想打，即使蔡不南来，战争仍然会按照既定的方针打响，只是缺少了蔡锷这名能战之将，在军事打击上可能未必能够象后来蔡挥军北指时那般顺利；但如果唐不愿意打，不管谁再怎么想打，那对战争的发动造成的影响就会相当严重。当然以彼时云南乃至整个南方民众的革命情绪来看，战争迟早是要暴发的，但暴发的时间可能就会推迟，滇军内部可能就会出现掣肘甚至出现流血，战争的进程可能就会受阻，战争的结果可能就会出现许多今天无法预测的情况。所以说，以当时蔡、唐二人的地位来看，虽然说缺了谁讨袁战争也同样要暴发，但缺了唐比缺了蔡显然会带来更大的麻烦。
    从二人在护国军中的地位上看，唐也高于蔡。当时唐任都督兼军总司令，而蔡则专任军总司令，那么都督大呢？还是军司令大呢？无疑是都督比军司令大，因为护国各军都得受都督节制的。在确定谁出征谁坐镇时，蔡、唐二人相互谦让，唐初意是要蔡坐镇而由他率军出征，但蔡则坚意要唐坐镇自己出征。就为这事，蔡、唐二人争执了三天时间，留下传诵至今的一段佳话，从此也可看出哪个大哪个小了。当然也许官大官小并不是衡量贡献大小的唯一标准，但对比蔡、唐二人当时的情况来说，这又是一个无法忽略的标准。
    如果说蔡的贡献最大，最大之处就在于第一军的战绩了。在北伐征川的主战场上，第一军仅以6000余兵力，竟然让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几倍于已的北洋军连连败北，这故然有民心对士气的影响，但蔡锷卓越的军事指挥天才在战争中淋漓尽致的发挥，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的。
    但一场战争并不等于一次或几次战役，综合而论，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唐继尧的排名断断不应在蔡锷之后。
    第三，李列钧的功绩不应被忽视。护国战争暴发前，李比蔡稍早来滇。战争暴发后，李率第二军东征，首战广南，击溃入侵附袁之龙觐光主力，再战皈朝，逼降龙军，打开进桂门户，长驱直入，会师百色，挺进南宁，直下广东，迫使龙济光不敢乱动，使广东反袁基地得以巩固，然后挥军北指，三炮破韶关，占领进攻湘赣出发阵地，至袁取消帝制，完成护国大业。
    看民国时期有关护国战争的纪念文章，还是经常将三杰并提的，但解放后则很少再有三杰之谈，特别是近些年，一般观众谈起护国战争，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还有第二军还有东战场还有李烈钧这么一位杰出的将领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李留日回国后，辛亥癸丑两次革命都在江西，只是在护国战争打响前不久才潜入云南，只是因护国战争是由国民党居主要领导地位（并非梁启超自我吹嘘的那样是由进步党主要领导），李以国民党中之讨袁大将而得以出长第二军，与云南护国的主力滇军并无瓜葛，并无蔡、唐二人有前后滇督之错综因缘可资谈论，也无让督那样的佳话在世间流传，东战场也不似北战场那般旷日持久艰苦的战斗，更缺少小凤仙那样的风尘女子作调味剂让人百般回味千般遐想，故而也就不那么强烈地赚得人们的眼球了。
    李烈钧被忽视是有如上原因，那几十年来人们总是明里暗里地抑唐而扬蔡又是因为什么呢？
    这有着多重的原因。第一个，是唐在护国战争前在公众面前的表现令人失望甚至唾弃，而蔡自打逃出北京，表现给世人的，就只有惊喜过望，而将其以往的所有不足全部给掩盖了。今天许多人都说唐参加护国战争是被迫，这话说对了一半。的确应该承认，唐是有自己私欲的考虑的，这谁都会有。但也必须看到，此时的唐继尧，也是充满了爱国情怀的，反对帝制也是其一贯的思想，再加上袁对国民党的打击和对身列国民党籍的唐的猜疑与刁难，也促成了唐必反袁的客观态度。但唐毕竟是一个军人政治家，是一省的军政首脑，在面对三迤军民澎湃的反袁怒潮和滇军将领磨拳擦掌必与袁党决一死战的求战面前，他始终保持了不动声色的冷静态度。不仅如此，唐在接待袁授予他侯爵的专使来滇时，其欢迎场面经过精心策划，极其隆重，他本人表现的又极其谦卑，给世人一种受宠若惊奴颜婢膝的感觉。所有这一切，必然遭到恨袁切齿的云南民众的不满和唾骂。但殊不知，就在唐前台隆重接待袁的授勋专使大造声势的同时，反袁战争的秘密会议却在其亲信的召集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为了讨袁而调动的军队也在以剿匪为名的掩护下悄悄地展开于川滇边界，而这些则却是包括一般中级军官在内的全省军民所并不知情的。
    蔡却不同了。由于蔡一到云南，护国战争便立即打响，就容易造成这战争要是没有蔡就打不响，而有了蔡抵滇后的振臂一呼，战争才得以暴发的误解。于是在广大的民众中便极正常地会产生扬蔡而抑唐的情结。
    第二个原因，是蔡出征在外，护国第一军以绝对弱势屡破强敌，在民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而唐坐镇后方，要征粮征饷，要征兵征夫，要扩大军需，就让云南当时的赋税成几倍几十倍地增加。而且为了前线急需，唐又不得不向省内各机关提借存款，裁并闲冗机关，停办中学以上学校，将其所有款项移作军费。所以这一切，无疑增加了云南百姓的负担，使唐在民众中怨声载道，有远不如前任蔡督厚道的说词也就十分的正常了。
    第三个原因，是蔡在其功勋达到顶点时以三十四岁壮年突然病逝，就犹如一颗流星，在它发出最耀眼的光芒时疾速地殒落，给人留下了永久的美好的哀思；而唐后来走到了他自己的反面，成为一个祸国秧民的军阀，盖棺定论，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好评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政治的原因。在当时，由于梁启超的如椽大笔，给身列进步党又是他学生的蔡锷极尽拨高，而在反袁护国中做了大量贡献的与进步党对立的国民党的功绩，则在梁的笔下大大地压缩而成为配角，这便让身为国民党籍的唐继尧只能居于蔡之名后了。梁的身份地位文章都具有极大影响，故而成为蔡扬而唐抑的一大原因，不过这一原因在今天的影响并不很大了。
    最后一个原因，也是影响今日观众最大的原因，是那个小凤仙的作用。青楼浪事历来为文人墨客所钟情，而这女子又与民国史上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有戏，又与护国战争这样的大题材相关，各等小说家影视编导岂能放过，于是妙笔生花，戏说不断，英雄美人，相得益彰，蔡将军便也沾了小凤仙的光而在银幕和荧屏上永放异彩。因为不曾听说唐继尧李列钧有过这样出名的风流事，或者也曾有却没有被娱记们及时发现而加以渲染，后来的人们便少了许多的谈兴，所以这护国三杰中的唐李二位便也很少让观众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