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父亲
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很多年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时常惦记着他，尤其
是过节的时候。
贫饥的父亲还应该算是幸运的父亲，而坎坷的父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听妈妈给我讲：爸爸是东北天亮前参加革命，那时候，爸爸才１５岁。爸爸
为什么那么小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呢？主要是因为家里特别的穷，爷爷带着爸爸、
两个姑姑和一个叔叔过日子。奶奶因为嫌贫爱富扔下四个孩子跟一个很有钱的地
主跑了，跑到了哈尔滨市，去过自己的幸福的日子。爸爸特别恨地主老财为富不
仁，他不恨奶奶，那是自己的亲妈，上了贼船的妈。就是这种嫉恶如仇的心里使
爸爸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
解放后，爸爸在松花江畔的一个县城当上了农林水利局局长，那时有了妈妈，
后来有了我。
１９５４年春天，爸爸被组织上送到北京学习，主要学习农业、林业和水利
工程方面的知识，很多教材都是从前苏联直接翻译过来的，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唯物辩证法的书，那时候还不时兴学习毛泽东著作。
１９５６年秋天，树叶几乎落光的时候，爸爸从北京返回县城，继续当了几
个月的农林水利局局长，第二年初春就升为主管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水利等的
副县长。
爸爸从一个穷娃子成长为副县长，在小县城里也非常荣光了。妈妈说，那些
年是她最幸福的时光。
１９５８年，共产党打起了三面红旗，尤其是大跃进，大炼钢铁，深翻地，
放卫星，把农村和农民折腾的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共产党总是说「实事求是」、
「讲真话」，爸爸心眼实，就信以为真了。经过几个月下乡调查，就给县委和县
政府写了一份农村工作调查报告，题目是《目前农村工作的十大满意和十大不满
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话实说」。那时候，人们的鬼心眼没有那么多，
并不懂得现实社会里有很多事情和问题并不能「实话实说」，甚至若干年或一辈
子都不能「实话实说」的道理。
１９５９年秋天，也就是秋后算账的秋天，抓「右派」的指标下达到县级城
市，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下达的工作任务，就得从县局级以上干部中「筛选」出
「右派分子」来，抓出阶级斗争新动向。爸爸具备「右派分子」两条标准：一是
到北京学习了两年，算是知识分子了。二是那个《目前农村工作的十大满意和十
大不满意》的调查报告，白纸黑字的材料。妈妈说，和爸爸一起变成「右派」有
三个人，除了爸爸，还有县委宣传部长和一个局长，他们是「右倾」，爸爸是
「右派」，帽子的尺寸不一样，爸爸的最大最重。
就是这一年的冬天，天上飘着凄凌的雪花，我们全家人坐着一辆马车，被送
往一个很远的「劳改农场」。大车轱辘碾压的雪地「咯吱、咯吱」的响，我听着
就像小孩子冤屈地哭泣一样。茫茫大地看不见一个人影，马车后面留下两道深深
的车辙印迹，就像刻在爸爸妈妈心上的两道伤痕，延伸着……
１９６２年７月的一天，县委组织郝部长带领两个随行领导来到「劳改农场」，
给爸爸宣布一个组织决定，主要意思是：撤销关于父亲是「右派分子」的决定，
但是，有「右倾」思想，降职使用。也就是说，不再是副县长了，到一个偏远落
后的人民公社当副社长（副科级）。后来我知道，这个副社长还是排在最后的一
个。可是，爸爸他没有怨言，他说，「劳改农场」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
的北京和省城来的「右派分子」，其实他们也都不是「右派分子」，比起他
们，我就是幸运了。
爸爸除了任劳任怨之外，还算是个农业和林业专家，因为在北京学校里系统
学习了两年。不到一年的时间，爸爸从副社长到社长，又到党委书记，最后调到
最大的公社当党委书记。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爸爸最崇拜毛主席，工作中又总是跟着刘少奇路线跑。
其实，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并不知道中南海里还有路线斗争，还那么不消停。
爸爸在下面跟着搞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挺得民心的，而且还都树立
了「典型」，遍地开花，自以为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是初一学生，校学生会副主席。
１０月中旬，我带领着百余名红卫兵去北京串联。１１月３日，毛主席接见
了我们之后，我才返回学校。在返回途中，我冥冥之中感到爸爸又要走厄运了，
因为我在北京看了很多大字报和传单，预感「星火燎原」很快就会从北京烧到地
方，从城市烧到农村，这是政治运动的扩延规律。
果然，年底时候，我的家乡也燃烧起来文化革命的烈火，爸爸成了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并附加了两项罪名：一个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一个
是「地主婆的狗崽子」。还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和刘少奇穿一条裤子……
清楚的记得那年春节的年三十那天，一个好心人偷偷地告诉我妈，说是我爸
的牢房晚上９点到１１点之间没有「造反派」看守，门上挂着锁，没有锁上，我
们可以去看看我爸，可千万别把人放跑了，如果人跑了再抓回来，就得被打死。
可惜的是，这个人我们并不认识，至今也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８点钟左右，妈妈带着我，提着个柳条筐，里面放着一碗
饺子，猪肉白菜馅的，用一件破棉袄紧紧地裹着。从我们家住的小村子急匆匆地
往公社驻地的村子赶，十几里的路程，不算太远。就是空旷的野外，又是月黑头，
对面看不见人，死一样的寂静。年三十晚上，都在家里平安守岁，鬼都不会出来
的。我在前边走，妈妈紧紧地跟着后面，一路上，我和妈妈谁也没有一句话。说
什么呀，又能说什么呢。只是听见我和妈妈踩着雪地的咯吱、咯吱的声音，还有
刺骨的风直往脸上扑、往怀里钻。
到了公社政府大院，我们从后门进了后院，也就是爸爸被关押的地方。这个
地方太熟悉了，因为我们家曾经就住在隔壁的家属院。我和妈妈走近关押爸爸的
房子，果然是一把锁虚挂在那里。我们摘下锁，推开门，爸爸警觉地问了一声：
「谁？」那声音带着惊恐的颤抖。妈妈小声说：「我，我和孩子来看你来了。」
显然，爸爸事前并不知道，他急忙打开电灯的开关，屋子一下子亮了起来。
这是公社食堂原来的旧仓库，一张破旧的木床，爸爸盖着那床妈妈送来的旧
棉被，挺厚实的，因为妈妈把两个棉套合在了一起。爸爸坐了起来，还戴着棉帽
子，胡须没有刮，像乱草一样堆在嘴边，饥寒交迫的窘样。屋子中间有个砖砌的
炉子，旁边有一绺苞米秸子。火炉冰凉。我打开炉盖，看见里面没有炉灰，显然
是没有生火取暖。四壁的墙土剥落，红砖都裸露了出来。
妈妈坐在爸爸的床边，高兴地打开柳条筐里用棉衣裹着的一碗饺子，双手送
到爸爸面前，说：「今天是年三十，过年，我和孩子给你送过年的饺子，我和孩
子都吃过了，可好吃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吃饺子，晚饭是窝窝头和苞米糊
糊粥。我站在一边，连忙说：「这饺子可好吃了，我们都吃的饱饱的才来的。」
爸爸并不知道他成了走资派，工资就不给了，我们已经没有了生活的经济来
源。
爸爸用手拿起饺子就吃，饥不择食的样子，还说：「他们（指造反派）对我
挺好的，也没打，也没骂，就是游街批判，紧跟形势嘛。这不，今天晚上也给我
吃了饺子。」我说：「爸爸，他们给你吃的啥馅饺子，有咱家的好吃吗？」爸爸
啊啊了半天，才说：「好像是酸菜馅的，挺酸的。」我和妈妈都知道爸爸在说谎，
因为他不会说谎，那眼神、那表情，一下就露馅了。
为了让妈妈和爸爸单独说会儿话，我就说：「我给你们到外边放哨，看看有
没有造反派来。」于是，转身走出屋里。我看着漆黑的天空和遥远的星星，心想，
这黑夜啥时过去呀，这冬天啥时过去呀，爸爸一个人在这冰冷的小屋里熬着黑夜，
啥时是个头啊。
我和妈妈返回的路上谁也没说话，其实，妈妈心里想什么，妈妈心里多难受，
我很清楚。
后来妈妈告诉我说，你爸爸嘱咐我带好你们，都好好的活着，会有出头日子
的……
一直到１９７９年春天，爸爸才摘下「走资派」的帽子。爸爸是全县最后解
放的，因为他顽固不化，他始终不承认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
义，更不承认反对了毛主席。他说：「我就知道执行党的决议，领着农民种好地，
有粮吃、不挨饿，我没有别的坏心眼子。」
虽然爸爸自由了，也安排了工作，可是，还没有恢复原职，仍然在农村基层
工作。由于爸爸坎坷遭遇和积劳成疾，１９８２年的夏天，他终于病倒了，再也
不能工作了。
１９８６年春节前，爸爸病重住进了县医院。此前，县委派人陪着爸爸到省
城几家大医院检查过，发现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爸爸给县委写过一封信，是
妈妈送去的。主要意思是，县里很穷，我不要花钱出县里治了。请党组织彻底恢
复我的名誉，让我闭上眼睛去见马克思和毛主席……
妈妈告诉我：「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来看过你爸爸，说县委常委专门开了一次
会，给你爸爸恢复了原来的名誉，说你爸爸受委屈了……」
爸爸是１９８６年正月初七病逝的。那年春节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医院陪着
爸爸度过的，尽管爸爸已经是昏睡中……
贫饥的父亲还应该算是幸运的父亲，而坎坷的父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听妈妈给我讲：爸爸是东北天亮前参加革命，那时候，爸爸才１５岁。爸爸
为什么那么小就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呢？主要是因为家里特别的穷，爷爷带着爸爸、
两个姑姑和一个叔叔过日子。奶奶因为嫌贫爱富扔下四个孩子跟一个很有钱的地
主跑了，跑到了哈尔滨市，去过自己的幸福的日子。爸爸特别恨地主老财为富不
仁，他不恨奶奶，那是自己的亲妈，上了贼船的妈。就是这种嫉恶如仇的心里使
爸爸毅然走上革命的道路。
解放后，爸爸在松花江畔的一个县城当上了农林水利局局长，那时有了妈妈，
后来有了我。
１９５４年春天，爸爸被组织上送到北京学习，主要学习农业、林业和水利
工程方面的知识，很多教材都是从前苏联直接翻译过来的，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唯物辩证法的书，那时候还不时兴学习毛泽东著作。
１９５６年秋天，树叶几乎落光的时候，爸爸从北京返回县城，继续当了几
个月的农林水利局局长，第二年初春就升为主管农业、林业、畜牧业和水利等的
副县长。
爸爸从一个穷娃子成长为副县长，在小县城里也非常荣光了。妈妈说，那些
年是她最幸福的时光。
１９５８年，共产党打起了三面红旗，尤其是大跃进，大炼钢铁，深翻地，
放卫星，把农村和农民折腾的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共产党总是说「实事求是」、
「讲真话」，爸爸心眼实，就信以为真了。经过几个月下乡调查，就给县委和县
政府写了一份农村工作调查报告，题目是《目前农村工作的十大满意和十大不满
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实话实说」。那时候，人们的鬼心眼没有那么多，
并不懂得现实社会里有很多事情和问题并不能「实话实说」，甚至若干年或一辈
子都不能「实话实说」的道理。
１９５９年秋天，也就是秋后算账的秋天，抓「右派」的指标下达到县级城
市，为了完成上级党组织下达的工作任务，就得从县局级以上干部中「筛选」出
「右派分子」来，抓出阶级斗争新动向。爸爸具备「右派分子」两条标准：一是
到北京学习了两年，算是知识分子了。二是那个《目前农村工作的十大满意和十
大不满意》的调查报告，白纸黑字的材料。妈妈说，和爸爸一起变成「右派」有
三个人，除了爸爸，还有县委宣传部长和一个局长，他们是「右倾」，爸爸是
「右派」，帽子的尺寸不一样，爸爸的最大最重。
就是这一年的冬天，天上飘着凄凌的雪花，我们全家人坐着一辆马车，被送
往一个很远的「劳改农场」。大车轱辘碾压的雪地「咯吱、咯吱」的响，我听着
就像小孩子冤屈地哭泣一样。茫茫大地看不见一个人影，马车后面留下两道深深
的车辙印迹，就像刻在爸爸妈妈心上的两道伤痕，延伸着……
１９６２年７月的一天，县委组织郝部长带领两个随行领导来到「劳改农场」，
给爸爸宣布一个组织决定，主要意思是：撤销关于父亲是「右派分子」的决定，
但是，有「右倾」思想，降职使用。也就是说，不再是副县长了，到一个偏远落
后的人民公社当副社长（副科级）。后来我知道，这个副社长还是排在最后的一
个。可是，爸爸他没有怨言，他说，「劳改农场」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
的北京和省城来的「右派分子」，其实他们也都不是「右派分子」，比起他
们，我就是幸运了。
爸爸除了任劳任怨之外，还算是个农业和林业专家，因为在北京学校里系统
学习了两年。不到一年的时间，爸爸从副社长到社长，又到党委书记，最后调到
最大的公社当党委书记。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爸爸最崇拜毛主席，工作中又总是跟着刘少奇路线跑。
其实，农村基层领导干部并不知道中南海里还有路线斗争，还那么不消停。
爸爸在下面跟着搞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挺得民心的，而且还都树立
了「典型」，遍地开花，自以为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时我是初一学生，校学生会副主席。
１０月中旬，我带领着百余名红卫兵去北京串联。１１月３日，毛主席接见
了我们之后，我才返回学校。在返回途中，我冥冥之中感到爸爸又要走厄运了，
因为我在北京看了很多大字报和传单，预感「星火燎原」很快就会从北京烧到地
方，从城市烧到农村，这是政治运动的扩延规律。
果然，年底时候，我的家乡也燃烧起来文化革命的烈火，爸爸成了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并附加了两项罪名：一个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一个
是「地主婆的狗崽子」。还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
路线，和刘少奇穿一条裤子……
清楚的记得那年春节的年三十那天，一个好心人偷偷地告诉我妈，说是我爸
的牢房晚上９点到１１点之间没有「造反派」看守，门上挂着锁，没有锁上，我
们可以去看看我爸，可千万别把人放跑了，如果人跑了再抓回来，就得被打死。
可惜的是，这个人我们并不认识，至今也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８点钟左右，妈妈带着我，提着个柳条筐，里面放着一碗
饺子，猪肉白菜馅的，用一件破棉袄紧紧地裹着。从我们家住的小村子急匆匆地
往公社驻地的村子赶，十几里的路程，不算太远。就是空旷的野外，又是月黑头，
对面看不见人，死一样的寂静。年三十晚上，都在家里平安守岁，鬼都不会出来
的。我在前边走，妈妈紧紧地跟着后面，一路上，我和妈妈谁也没有一句话。说
什么呀，又能说什么呢。只是听见我和妈妈踩着雪地的咯吱、咯吱的声音，还有
刺骨的风直往脸上扑、往怀里钻。
到了公社政府大院，我们从后门进了后院，也就是爸爸被关押的地方。这个
地方太熟悉了，因为我们家曾经就住在隔壁的家属院。我和妈妈走近关押爸爸的
房子，果然是一把锁虚挂在那里。我们摘下锁，推开门，爸爸警觉地问了一声：
「谁？」那声音带着惊恐的颤抖。妈妈小声说：「我，我和孩子来看你来了。」
显然，爸爸事前并不知道，他急忙打开电灯的开关，屋子一下子亮了起来。
这是公社食堂原来的旧仓库，一张破旧的木床，爸爸盖着那床妈妈送来的旧
棉被，挺厚实的，因为妈妈把两个棉套合在了一起。爸爸坐了起来，还戴着棉帽
子，胡须没有刮，像乱草一样堆在嘴边，饥寒交迫的窘样。屋子中间有个砖砌的
炉子，旁边有一绺苞米秸子。火炉冰凉。我打开炉盖，看见里面没有炉灰，显然
是没有生火取暖。四壁的墙土剥落，红砖都裸露了出来。
妈妈坐在爸爸的床边，高兴地打开柳条筐里用棉衣裹着的一碗饺子，双手送
到爸爸面前，说：「今天是年三十，过年，我和孩子给你送过年的饺子，我和孩
子都吃过了，可好吃了。」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吃饺子，晚饭是窝窝头和苞米糊
糊粥。我站在一边，连忙说：「这饺子可好吃了，我们都吃的饱饱的才来的。」
爸爸并不知道他成了走资派，工资就不给了，我们已经没有了生活的经济来
源。
爸爸用手拿起饺子就吃，饥不择食的样子，还说：「他们（指造反派）对我
挺好的，也没打，也没骂，就是游街批判，紧跟形势嘛。这不，今天晚上也给我
吃了饺子。」我说：「爸爸，他们给你吃的啥馅饺子，有咱家的好吃吗？」爸爸
啊啊了半天，才说：「好像是酸菜馅的，挺酸的。」我和妈妈都知道爸爸在说谎，
因为他不会说谎，那眼神、那表情，一下就露馅了。
为了让妈妈和爸爸单独说会儿话，我就说：「我给你们到外边放哨，看看有
没有造反派来。」于是，转身走出屋里。我看着漆黑的天空和遥远的星星，心想，
这黑夜啥时过去呀，这冬天啥时过去呀，爸爸一个人在这冰冷的小屋里熬着黑夜，
啥时是个头啊。
我和妈妈返回的路上谁也没说话，其实，妈妈心里想什么，妈妈心里多难受，
我很清楚。
后来妈妈告诉我说，你爸爸嘱咐我带好你们，都好好的活着，会有出头日子
的……
一直到１９７９年春天，爸爸才摘下「走资派」的帽子。爸爸是全县最后解
放的，因为他顽固不化，他始终不承认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不承认反党反社会主
义，更不承认反对了毛主席。他说：「我就知道执行党的决议，领着农民种好地，
有粮吃、不挨饿，我没有别的坏心眼子。」
虽然爸爸自由了，也安排了工作，可是，还没有恢复原职，仍然在农村基层
工作。由于爸爸坎坷遭遇和积劳成疾，１９８２年的夏天，他终于病倒了，再也
不能工作了。
１９８６年春节前，爸爸病重住进了县医院。此前，县委派人陪着爸爸到省
城几家大医院检查过，发现了癌症，已经到了晚期。爸爸给县委写过一封信，是
妈妈送去的。主要意思是，县里很穷，我不要花钱出县里治了。请党组织彻底恢
复我的名誉，让我闭上眼睛去见马克思和毛主席……
妈妈告诉我：「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来看过你爸爸，说县委常委专门开了一次
会，给你爸爸恢复了原来的名誉，说你爸爸受委屈了……」
爸爸是１９８６年正月初七病逝的。那年春节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在医院陪着
爸爸度过的，尽管爸爸已经是昏睡中……
[ 本帖最后由 lala6a 于 2011-3-9 09:3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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