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无论从时间、空间还是战役双方参战兵力来看,都堪称是中日八年战争中的重大战役。而国民党军队在这场战役中所遭受的失败也是正面战场八年抗战中的最大败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丢掉了146座城市,30多个飞机场和几十万部队,6000多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物质财富损失无法估计。对这场战役的失败原因,国民党战史认为是“共匪军竟当国军与日激战时,夹击国军,直接消弱国军战力,间接助长日军气势,以致日军能自华北抽调兵力,以打通其自中国东北至越南大陆交通线”。台湾的史家也认为失败原因是“部队战力不足”、“美国军械来的太少”。众所周知,1944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前夜。在欧洲及太平洋战场,苏美英联合国部队早已转入战略反攻;在中国战场,自1914年起,解放区战场开始转入局部反攻,并牵制了大量日伪军,据统计“ 1943年敌后解放区战场抗击的日军兵力占全部侵华日军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抗击伪军百分之九十五”。而日军则战线过长,兵力不够分配,战略物资严重缺乏,战斗力下降,1942年后,日军在中国的空中优势也失去了,日本自己也承认发动豫湘桂战役“包藏着许多障碍和危险”。因此,台湾史家用“战力”、“军械”来解释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只是其掩饰失败的一种遁词,而国民党战史所云更是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 豫湘桂战役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它是抗战中后期国民党政治军事方针中所蕴含的危机总爆发,是“国民党政府历来坚待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的失败主义所造成。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政策所造成”。作为一场战役,它与国民党军队战役指挥失误,军队战斗力、战斗意志下降及军民不和等原因也是分不开的。下面即结合史实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抗战中后期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41年日本开始南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作战重心由我国移向南太平洋战场,对华则采取巩固占领区的战略,从而减轻了国民党战场的压力。同时英美加强了对华经济军事援助,加强和提高了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泣。对此,国民党认为“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了”,“珍珠港事变后的国际形势、抗战之政略达到了顶点”。在有利的形势下,国民党从一己阶级利益出发,为了巩固其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及在战后能继续这种统治,其政策重点发上了变化,即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1942年3月13日,蒋介石说道:“今后我国的局势,西北重于西南,对内重于对外,整军重于作战,经济重于政治”。在中日民族矛盾仍是我国主要矛盾的抗成中后期国民党把政策重点转向对内,使其在政冶、军事方针上出现了巨大失误。
其一,在政治上国民党加强了防共。抗战以来,国民党一直未放弃防共政策,尤其当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抗战中壮大之后,更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认为这是“造成党国莫大隐忧。”因此自1939年后国民党以溶共、限共、防共为指针,不断发动委共磨擦。但当时由于日本的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将政策重点放到日本身上,暂时维持了团结抗日局面。1941年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加强防共,1941年的皖南事变,1943年国民党企图发动一举解决中共的“九路闪击延安”,对解放区的封锁。当时,国民党认为:“中国的故人有二,一为日本,一为共产党,共产党尤为心腹之患,分兵防共,在中国视为抗敌大业的的一部分”。国民党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仅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即驻屯几十万精锐部队、并积极制造磨擦,据统计“汉一九四四年一月至三月就发生了七十三起破坏骚乱事件,平均每三天发主两起”。
其二,在军事上保存实力对日抗战消极。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末,国民党军队完全处于对日消极防守势态,在国民党战场只有一些小规模的日至局部战役进攻,加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从1941年开始、国民党军队死伤人数减少,1941~1943年三年的伤亡总数不及1940年一年之数(1911~1943年共伤亡608518人,1940军伤亡为673368人):同时国民党降主力调往西南和西北大后方,采取保存实力、坐待胜利的方针,把抗战胜利寄托英美盟军身上。一些地方实力派军队则走的更远,山西阎锡山在1941年8月即与日军签订了《停战协订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阎锡山在太原长驻代表与日联络,进行物资贸易、经济合作,在军事上双方均无积极企图。国民党军队的对日状态,像蒋介石所承认的那样:“现在各战区前线,大多数地方都是敌人不能步步为营、处处设防的,……但我们的军队明明知道他弱点与各处的虚隙,而仍是不敢进攻,……明明很容易摧破敌人的阵地,亦无意去摧毁他”。
这种错误的政治、军事方针所带来的后果,直接削弱破坏了中国的抗战力量。豫湘桂战役爆发后,国民党仍以最精锐的第八战区包围陕北,而置河南前线危急于不顾。衡阳血战之际,国民党仍调兵围攻武汉东北角的鄂豫皖根据地。这一错识方针也导致了国民党军队完全不能应付日军的大规模进攻。当日军只是进行一些小规模的战役性进攻时,国民党军队尚能守住比较稳定的战线,而当日军为挽救太平洋上的孤军而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进攻时,国民党军队便完全不能应付而一败涂地。因此说,错误的方针是导致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失败的根本原因。
(二)
国民党军队由于长期消极抗战,对日处于一种被动的消极防守态势,在对日作战指挥上也出现了巨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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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元,在指挥上墨守陈规,失去了掌握战役的主动地位。日军自1943年夏秋之际就开始筹划准备豫湘桂战役,国民党方面对日军的迹象也有所察觉,并于1944年3月制定了“平汉线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是根据以往豫南会战和郑州战役拟定的,那时日军使用兵力不多,只是打击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然后恢复原势态。但此次日军进攻“动用兵力14.8万人,4个师团,l个坦克师团,4个独立旅团,l个骑兵旅团”,战役的目的是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国民党仍沿用过去战术,配备兵力极为分散,甚至战役爆发时,有一个军尚在黄泛区以东战区之外。国民党第一战区虽有18个个军30多万人,在整个战役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因兵力分散缺乏攻击力量,无力反周日军进攻,结果被日军各个击破。
在华中、经过三次长沙会战,日军总结了过去的得失,在进攻中集中了优势兵力,并采取二线兵团作战方法,改变了以往的进攻之路线。而国民党第九战区的作战计划却仍是根据前三次作战经验,假定日军从岳阳正面进攻,和以往三次和沙会战大同小异,在湘江岸、新墙河、汨罗江和捞刀河间与湘江西岸资水、沩水节节阻击,消耗日军战斗力,将主力放置在渌水和涟水北岸与日军决战。但实际上日军此次进攻的规模与路线与往常大不相同,国民党第九战区作战计划不切实际,欲包围敌人,反而被敌人包围了。
其次,国民党军队在具体指挥上缺乏灵活性,河南战役,日军渡过黄河,新郑方面报告日军从豫北和豫东两面南下,渡河日军约二二万人,并有后援拥到。第五战区也报告日军进犯兵力多、规模大。这时正确的作战方针应是充分利用黄河天险,乘敌立足未稳之际反击,但国民党军队僵守“平汉线作战计划”在禹县、密县、许昌与敌作战的规定,致使日军顺利渡过黄河。而当日军主力及装甲部队进到许昌禹县地区时,兵力已充分展开,装甲部队在平原上能完全发挥威力、决战条件已失去,国民党军队却按原计划集中兵力企图与敌决战,结果因装备差、兵力不集中而为日军各个击破。在整个豫湘桂战役过程中,日军由于失去制空权,粮食、服装、武器、弹药都不足,常常给国民党军队造成战机,但国民党军队都来抓住。如日军进攻衡阳时,开始只有两个师团,攻击受挫,但国民党军队未能抓住战机组织反击。衡阳被围后,国民党军队增援国协同不好,虽攻近衡阳,却因无后续部队被日军反击退回,致使衡阳苦战42天而失守。
再次,国民党军队缺乏配合,军队虽多,在具体战役中未形成绝对优势。据统计,1944年中日前线兵力对比,“第一战区之比为一百比十四,第二战区之比为一百比十三,第三战区之比为一百比二十”,但在战场上,这种绝对优势却未形成。日军为发动豫湘桂战役,进行了长期准备,“从东北调动了汽车部队、组织临时铁道部队,共投入兵力50万,马10万匹,汽车约1500辆,大炮1500门”,并在战场上各部队能互相配合,形成局部优势。例如:豫中战役有关东军配合、豫中战役结束后,第12军37师团及第3坦克师团的半数又加入第11军,参加糊南战场作战;在河南战场上中日军队数比例变为二比一,是中日战争以来双方比例最小的一次;在武汉,日军为进攻长沙和和衡阳,兵力达36万人,这是日军自日俄战争以来进攻一个地区空前来曾使用过的强大兵力。而国民党军队消极防守在战线上任日军抽调兵力,各战区之间缺乏配合,当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时,驻守河南的第一战区首当其冲,而第五、第九战区却都没有能以大部队发动攻击以牵制日军,以配合第一战区,致使日军轻易击破第一战区及第五战区之一部,打通平汉线南段,继之又向湘北桂南进攻。同样第九、第四战区遭攻击,其它战区策应也不力,这样就使日军顺利地打通了大陆交通线,而国民党军队则遭到了惨败。
(三)
抗战后期,国民党军无斗志,战斗力下降,除洛阳、衡阳等地作了比较坚决的抵抗外,许多地方是毫无抵抗而溃败。河南战场官比兵跑的快,兵比日本人跑的快。湖南“纪律废弛,战志不旺”,“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桂柳之战“一般指挥官缺乏必胜信念旺盛精神,以致虽有完善计划及部署,无法遂行战斗”。这时,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的能力较抗战初期大大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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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队战斗力的下降与其弊病百出的役政分不开的。国民党实行征兵制,但当时中国无户籍法,征兵只能靠保甲,人口无法登记,征兵渐成拉夫绑索,而且新兵待遇极差,捆来的士兵在送补训所之前都要关在小屋里,冬冷夏热,吃喝便溺都在一起,生病率高,“最多到前线的只有百分之五十,经常只有百分之三十”。为此,红十字会送给蒋介石一个报告,说新兵“形同俄殍,瘦弱不堪……病了走不动者,就被长官枪毙在路旁,从福建征来一千新兵,到贵州收不到一百人”。腐败的征兵制是国民党军队战斗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贪污腐败也是战斗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例如军需,国民党从人民手中征收粮食用大斗,而且是净实的米,而发给士兵的米都用小斗,还掺有砂子,“小麦一百折合一百五十斤,国民党扣减为一百三十斤,实际发到部队中的不到一百斤”。“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货物”。这些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力量和士气。国民党第一、第九战区战史记载反映出军队战斗力下降情况。第一战区战史写道“二十一个师素质俱不佳”,第九战区战史写道“我军虽经长沙三捷,而七年苦战,元气已伤,而主力又用于印缅战场,第九战区俱调一师整理训练,战力削弱,番号虽众,而御强寇力尚不足”。
(四)
作为一个大而弱的半殖民地的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关键问题是必须充分动员人民实行民族的总力战才能取得胜利。在豫湘桂战役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人民不支持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军队所至之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同时将仓库粮食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国民党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战役后期,国民党为应付贵州危机,从陕西千里行军南下,所到之处,百姓皆关门闭户,还有逃跑的,想找一向导亦很难。(二)一些战区人民直接站到了军队的对立面。河南国民党军队“沿途被民众袭击,而且缴械”。“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留军队,无论枪枝弹药,在所必取,虽高射炮、无线电台亦均截留”。
造成这种现象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其一,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战区军民对立历来严重。第一战区汤恩伯部驻豫六年,围占民田,大征民夫,滩派巨款,灾荒之年,百姓草根挖尽,易子而食,而河南政府对田赋征实,苛捐杂税丝毫未减。战争一起国民党军队“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湖南战场国民党军队“行军所至,予取予夺,民不湛扰”。因此人民或者逃避,或者起来反抗。人民的口号是“反对不抗日的军队”。其二,抗战后期国民党为应付经济危机加重对人民剥夺。抗战后期国民党政治经济都面临危机,国民党在政治上加强独裁的同时,在经济上加紧对人民的剥夺。1941年国民党进行税制改革,将农业税划归国家税,并改征实物;同时发行粮食库券,强行粮食“征购”、“征借”。到1944年就以低价和无偿向农民征实、征购稻麦9500万担。在人力上,国民党在农村大量征兵,整个抗战期间征丁14050521人,四川一省占18%,四川、河南、湖南三省占43%,给人民造成极大负担。1944年河南发生民变,缴了汤恩伯部几师人的枪。民变的原因,据当地人民谈,“主要是派勒太凶,老百姓收的不够交给军队,今年又是旱荒,汤恩伯军队每保要七十名壮丁,老百姓觉得一切都完了,政府不但不救他们,反而残杀,只好自己起来救自己”。
在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中,没有人民的参加和支援,要想取胜是不可能的。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后期国民党战场最大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战役,研究它的失败原因有助于理解抗战后期国民党战场的抗战情况,对于全面把握八年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抗战和准确地评价国民党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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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到一则消息,说是旅居加拿大曾经写过亮剑、血色浪漫、狼烟北平、荣宝斋的都梁新作《大崩溃》出版了,此小说背景就是豫湘桂战役。都梁先生是我一直比较喜欢的作家,很期望能早日得手此书研读一番。关于豫湘桂战役失败原因,现在说法挺多,大体可分为国粉和共粉两个集团的意见,各自为自己支持的集团说话。打了败仗,理应各部分析失败原因,找出自身不足,而不是相互推诿,好似不关自己事。二战时候多亏我们跟定老美这个大哥,退一万步,即使被日本占领全国,美国也会过来解放我们,但若不是有这个强壮的大哥,我们该怎么办?怎么解放自己?靠我们极尽推诿之能的嘴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