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2日深夜(一说为13日凌晨),一场震惊世界的大火在古城长沙燃起。大火持续烧了几天,长沙变为一片废墟,几千人葬身火海,数亿财产毁于一旦,长沙也因此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被列为二战史上损失最为严重的4座城市之一。因为长沙大火发生在夜晚,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故而此次大火也被称作“文夕大火”。
事后,中央社发表题为《坚壁清野,长沙已成废墟》的文章,这样评说了这场大火:“……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得,于是当局自13日凌晨3时起,即自动毁城……此次大火,长沙将无一草一木可以资敌。”
“焦土抗战”被看作国民政府全国抗战时期积极御敌的一个范例。其实,“坚壁清野”和“焦土政策”在中西方战争史上都有记述。抗战中,最早提出“焦土政策”的应是李宗仁。全国抗战之初,主张完全抗日的他就发表了《焦土抗战论》等一系列文章,提出:“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蒋介石也赞成这种主张。武汉沦陷前夕,他曾命令陈诚:“将凡有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全部破坏。”不料陈诚在实施过程中走漏了风声,遭到武汉各界的强烈反对,最后焚城一事不了了之。
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蒋介石两次来到长沙召集军政会议,讨论战局问题,决定实行“坚壁清野”和“焦土抗战”方针。他还严厉地批评了陈诚没有在武汉沦陷前做好“坚壁清野”和“焦土抗战”,致使武汉三镇大量交通水利设施落入敌手,为敌所用。
11月12日上午,蒋介石关于对长沙焚城的密电送达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手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按说,陈诚是军事长官,张治中为政府首要,焚城任务下达给能掌握战局动态的陈诚更加适合,但蒋介石对陈诚在武汉没有贯彻好国民政府的决定很是不满,于是把此次焚城任务下达给了张治中。
张治中立刻召集长沙警备司令和省保安处长商议,制定“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资全部焚毁,不资敌用”的方针;组成“破坏长沙指挥部”;对焚城的全部过程做了具体规定。张治中批示:“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开始行动”;“限明晨(13日)4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
……。
12日深夜,也有说法是13日凌晨两点,长沙城内南门某处突然起火,查实后报告说是“失慎”所为,但消防队已擅离岗位,没有人扑救,火势失控,一小时左右,全城就变得火光冲天。守候各处的放火队员以为天心阁方向的火光是放火信号,便一齐点火,霎时,长沙城内浓烟滚滚,热浪滔天。很多市民从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燃烧的大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半夜起火时,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在长沙,两人急忙撤离,随身只带了机要文件和一台老式收发报机。等到他们到达湘潭时,长沙城已一片火海。
大火烧了几天,说法不一,有说两天两夜,有说3天3夜,有说5天5夜。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就这样在一场人为制造的大火中遭到了空前浩劫,地面建筑毁坏到几近于无。战后的官方统计表明,直接死于大火的市民有3000余人,全城街道、建筑90%以上被毁,经济损失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受害最严重的当属广大百姓,他们即使逃出火海,劫后余生,但从此失去家园,忍饥挨饿,流离失所,再也难觅栖身之地……长沙变成了一片焦土,可恶的日本人却没有立即进攻长沙,只是派飞机在长沙上空拍了照,又在广播报纸上大肆渲染,对蒋介石政府极尽奚落挖苦之能事,说大火后的长沙“全城如舔”。有些中国民众开始指责政府。为平众怒,大火后第三天,蒋介石又来长沙,下令逮捕首事人员,并限两天内结案。两天后,审判结果出台,长沙警备司令被判有期徒刑10年,保安处长、警察局长均被判有期徒刑7年。但蒋介石对审判结果不满意,批示:“渎职殃民,一律枪决,张治中撤职查办。”
面对责难,张治中说:“首先是我和几个高级人员疏忽,其次是中下级干部的慌张,再次是那些训练不够的士兵与义愤人民的无知与急躁”。他回忆说蒋介石在长沙处理大火案之后曾作训示:“就这一次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属于哪一个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团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蒋介石勇气可嘉,承认了指挥上的失当。
“文夕大火”和“花园口决堤”被认作中国抗战时最为严重的两起事件,都是人为所致,受害最重的都是中国老百姓,但直接动因都是为了抵御日本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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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焦土抗战其实还有必要,和中、共的坚壁清野是一样的政策;不过一个没有做好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发动群众来进行,并在进行时未撤离人民群众;而中、共在就行坚壁清野大都是发动人民群众来进行的,虽然也有比较大的损失,但因宣传工作比较到位招致的批评就比较小。虽然一个是在大城市进行,一个是在农村进行难度不同,但他们掌握的资源也不一致,如果真正视民如子的话,只要做好前期的工作撤离一个城市的人民也不是不可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