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较大城市第一批志愿军，那个时候还是辽西省，因为他是高中二年级学历，而且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算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以没有当步兵，是空军少尉领航员，因为不用在前线冲锋，能够平安转业，转业后一次他去抚顺的亲戚家，亲戚家有个邻居姓张，他家的大儿子是志愿军战俘，这个被遣返的志愿军战俘被定为反革命，受管制，他想离开居住的街道到城中心买点东西都要跟居委会请假。反过来看看美军战俘，当时每一个美军都随身携带一个小册子，上面用英文、中文、韩文三种文字写明，我是美军士兵，如果我被俘，按照日内瓦公约我享受什么待遇，美军战俘回国后就会被当作英雄。

      我认为国家欠这些志愿军战俘一个道歉。

另外，当时交换战俘时，台湾也去领人了，极少数去台湾的都享福了，回国的都成反革命了。你让这些最可爱的人情何以堪呢？


附  英雄儿女王成原型因被俘埋名数十年

今年春节，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的蒋庆泉老汉接到北京老战友洪炉的电话，对方告诉他，“美国要再拍一部《英雄儿女》，想请你去开机仪式现场。”

　　蒋老汉爽快地答应了这个邀约，甚至开始筹划，让正在上高中的孙女教自己几句“简单的英文”。

　　但家里人有点担心这个83岁老人的健康。去年年底，一个电视编导专门带来一张电影《英雄儿女》的光碟为老人播放。片子刚放了几分钟，蒋老汉便开始不停地发抖，随后大喊着“不看，不能看”，冲出了屋门。

　　在场的孙女惊慌失措地跑出去追爷爷。她不知道，为什么黑白电影中的那个叫王成的年轻战士出现的时候，爷爷会如此激动。

　　事实上，即便是这个家庭中对“王成”耳熟能详的那些成员，也直到最近几年才知道了老人隐藏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抗美援朝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英雄形象，王成，其最初的原型便是在朝鲜战场第一个喊出“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蒋庆泉。

　　父亲与王成

　　天刚蒙蒙亮，蒋庆泉就从住了20年的老房子里推出一辆满是铁锈的“倒骑驴儿”式三轮车，将几百双老伴儿缝制的鞋垫一点点塞进几个黄色的纸箱，再用麻绳将几块木板绑在三轮车上，勒紧，然后招呼老伴儿坐上来准备出发。

　　为挣钱补贴家用，一周三天的集市，他一天也不敢落下。1块钱一双的鞋垫，卖几十双的时候有，卖一两双的时候也有。家离集市只有二里地，却是个坡度很大的下坡路，赶上下雪天，车翻过好几次。回家的时候，蒋庆泉一个人蹬不上去，老伴儿就下车和他一起推。路不远，却要推上半个小时。

　　蒋庆泉83岁了，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11年。

　　如果不是因为亲戚偶然间看到的一个电视节目，或许永远都不会有人注意到这个生活在辽西偏僻村庄里的老人。

　　那是2004年的一天，蒋庆泉的儿子蒋利接到舅舅冯自元的电话。冯自元说，看到一个叫《电影传奇》的电视节目，里面的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喊“向我开炮”的那个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我问你爹了，他说是媒体炒作呢，炒作呢。”冯自元在电话里焦急地问，“可电视里说蒋庆泉是23军的，你爹不就是23军的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对于47岁的蒋利来说，《英雄儿女》并不陌生，这部战争影片曾影响了几代的中国人。

　　蒋利不在父亲身边，他在葫芦岛市当小学老师。但他很早就知道，父亲参加过朝鲜战争，是一名老兵。父亲桌上常年备着《抗美援朝纪实》、《志愿军战事全纪录》、《三十九军在朝鲜》这些书籍，大多翻得已经掉角。然而对于当兵时的故事，蒋庆泉从不愿多谈，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过问。

　　在蒋利的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打仗的事，还是在40年前。那次，蒋庆泉从村里带回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指着里面一篇描写志愿军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文章对儿子说：“这场仗爹打过。”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利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这样一句让蒋利觉得“没头没尾”的话。随后，老汉开始浑身发抖，却再不发一言。

　　蒋利没有继续追问，但已确定父亲身上一定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回家后，抱着试一试的心理，他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搜索引擎。

　　这个沉默的老汉在网上并非默默无闻。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竟然有好几篇，累计达数万字，题目包括《关于王成原型》、《“向我开炮”的又一轶闻》、《呼唤“王成”：你在哪里？——“向我开炮”英雄故事后面的故事》等。

　　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文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一位叫做洪炉的老作家，他曾经是23军《战地报》的一名记者。

　　蒋利随后又在网上搜到了舅舅所说的那一期《电影传奇》，节目中提到父亲的老嘉宾竟然也是洪炉。

　　“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还有人一直在寻找我的父亲。”蒋利还记得，当时自己“眼泪差点掉了下来”。随后，他在一个论坛的转帖《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下面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电子邮箱。

　　州长与小兵

　　两年前，洪炉在北京的家中接待了一位来自香港的朋友。聊天中，朋友无意间提到的一个故事却触动了老人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朋友说，他认识美国内华达州前州长迈克·奥卡拉汉。这位州长是一位残疾人，只有一条腿。州长告诉他，残疾是在朝鲜战场上落下的。

　　奥卡拉汉回忆，1953年在三八线附近，他带领100多个美国士兵攻上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发现只有一个小兵还活着，也没有武器。“按照战争的游戏规则”，奥卡拉汉让大家不要打死他。围拢到跟前时，他们却发现这个中国士兵拿着步话机在喊。美军不知道他在喊什么，结果喊着喊着，炮弹来了，这个中国兵和几乎全部美国兵被炸死在阵地上。

　　最终只有3个美国人幸存下来，奥卡拉汉就是其中一个。他曾经对中国人很愤恨，觉得对方不遵守战争规则，“我们不打死你，你却调来炮火把我们都打死”。

　　“这不就是《英雄儿女》的现实版吗？”朋友随口开起了玩笑。

　　朋友没有发现，此时洪炉的双肩开始微微颤抖，他也并不知道，这一幕画面已经在对面老人的心中演过无数次。

　　1953年4月的石岘洞北山战场，一场惨烈的攻坚战结束后，22岁的年轻记者洪炉听说志愿军中有一名叫做蒋庆泉的步话机员，在坚守阵地的过程中，面对几乎攻到面前的敌人，曾在暗堡中向指挥所大声呼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他很快找到了当时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两名战士进行采访，并完成了一篇战地通讯。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协议交换战俘时，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烘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下不能发表。

　　“整个步话机排都知道蒋庆泉的故事啊，大家觉得他可怜，被俘了就什么都没了。”洪炉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取出一本纸张已经泛黄的笔记本，翻到其中的一页手稿。这页手稿写于1953年5月18日，题目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

　　如今80岁的洪炉说，过去的许多年里，每当翻到这份手稿，便会想起那位未曾谋面的“故人”。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通信连的步话机员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将两位战士的相近事迹融合在一起，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

　　后来，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在那次与朋友的交谈中，经过时间和地点上的核实，洪炉发现美国州长口中“调来炮火”的小兵，竟然就是在蒋庆泉之后也喊出“向我开炮”的于树昌。

　　于树昌已经牺牲在战场上并成为战斗英雄，那个因被俘而被禁止宣传的蒋庆泉，如今身在何方呢？

　　真假王成

　　从1964年《英雄儿女》在全国放映开始，洪炉便尝试着寻找蒋庆泉。但23军在后来的裁军中整编到了其他部队，并没有保留这些战士的资料。

　　“为他抱不平，他是活着的‘王成’，却因为被俘而被剥夺了所有的东西。”洪炉这样解释自己寻找蒋庆泉的动机。

　　他曾找到过民政部门的负责人，希望对方帮助寻找这位“或许尚在人间的战士”，结果负责人告诉他，“电影中的王成已经死了，怎么还能让他活过来？”

　　更让洪炉觉得“特别难受”的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至少有5个不同的“王成”原型站了出来，并纷纷召开专题座谈会，接受各大报刊的“典型人物”采访。

　　这些典型的制造路径大多相仿：《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而巴金曾下到部队中体验生活，因此便出现了一些“对号入座”的“英雄”。

　　事实上，在巴金的《团圆》里，王成只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对其战斗画面的交待只有“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一句。

　　1994年，《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专门给洪炉写信，表示自己在塑造“王成”的过程中，曾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动笔写成一个字”，直到和导演武兆堤看到《向我开炮》的故事时，才决定塑造这样一个英雄形象。

　　“我始终相信，真正的历史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洪炉说。

　　从1990年代初开始，洪炉在《解放军报》、《中国文化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上发表了关于“寻找王成”的文章。

　　2000年4月，在那篇《呼唤“王成”：你在哪里？》中，他首次提到了曾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谷德泰和陆洪坤两人的名字，并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淹没的历史记忆。

　　近10年的时间过去，蒋庆泉仍然音讯全无。洪炉几乎要放弃了。

　　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也几乎要放弃了。在《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网帖下留言后，整整4年，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直到2008年9月，他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的长途电话。电话是陆洪坤打来的。

　　当时正值暑假，陆洪坤的孙女正在家中上网。老爷子突发奇想，让孙女在网上搜搜爷爷的名字，无意间发现了《呼唤“王成”：你在哪里？》这篇帖子和蒋利留下的联系方式。

　　多年来，陆洪坤同样没有忘记那个当年住在同一间屋的老战友。2006年，江苏宜兴官林镇文化馆搞志愿军老兵聚会，他便提出了寻找蒋庆泉的想法。但一说到蒋庆泉后来成为战俘的事情，在座的老兵们便不再接话，“一个都不讲了”。

　　通过蒋利，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当时也在锦州的家中，据他回忆，交谈的时间并不长，父亲几乎是在“大喊”一样地和老战友叙旧。电话中，陆洪坤叫父亲“小鬼”，父亲则叫陆洪坤“小胖子”，那是两位老人50多年前对对方的称呼。

　　放下电话后，蒋庆泉“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个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当即决定，让蒋利陪同自己下江南，去看老战友。

　　国庆期间，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在陆家，蒋利终于听到父亲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那是1953年的朝鲜战场，在狭窄的三八线两侧，密集部署着双方200多万人的大军。每一块阵地都被反复争夺，“人肉堆成山”，战士们没有时间修筑工事，就把尸体堆成坎，趴在上面打仗、进食、喝水。

　　4月18日，蒋庆泉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5连接到命令攻占石岘洞北山，然后“扼守阵地，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敌”。

　　出发前，连长便开始指定若他死后谁来指挥，一直从排长指定到了年岁最小的一位班长。攻山成功后，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已经只剩下十几名战士，连长阵亡，排长阵亡，班长阵亡。

　　在阵地的暗堡中，幸存的战士围着担任步话机员的蒋庆泉，以保护他可以顺利向炮兵指挥部通报“撒花生米(炮弹)”的位置。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他亲眼看见一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敌人则越来越近。

　　陆洪坤至今仍记得当年步话机中蒋庆泉的嘶吼声，“最后他不喊暗语了，就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我问他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别废话，废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然而蒋庆泉并未等到他要的炮火，却被敌人的弹片轰中了后背的步话机。后来他得知，我方炮兵在那个当口的弹药供给出现了问题。

　　负伤的他在地上爬，想找枪自杀。他看到另一名战士也在爬着找枪。

　　蒋庆泉回忆，当时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不能当俘虏”。后来，一枚瓦斯弹打入碉堡，他晕了过去。

　　蒋庆泉睁开双眼的时候，正躺在一辆卡车里——被俘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朝鲜战争结束后，6000多名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

　　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他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认罪和检讨”，“不讲功，只讲过”。

　　16名战士仍然穿着军装，用着印有“抗美援朝”的陶瓷缸喝水，却不再被认为是军人。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有这样的论断：“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就等于变节。”

　　最终蒋庆泉被组织上给予了保留党籍、党内处分的结论。

　　在“文革”中，档案被造反派翻出后，他又一次受到了冲击。运动的时候要斗争他，说他是叛徒。公社屋里都是批他的大字报，墙上是，绳子上挂着也是。

　　1981年12月的一天，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个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

　　那一天，在朝鲜战场上一滴眼泪都没流过的蒋庆泉，大哭了一场。

　　从那一年开始，民政部门每个月都会给蒋庆泉发放一定额度的补贴，一开始是4块钱，如今涨到七八百元。

恨不死在战场上

　　“你父亲这些年什么都憋在心里，委屈啊！”从陆家离开的时候，陆洪坤偷偷对蒋利说。

　　为了让父亲能够“宽心一点”，2009年夏天蒋利专程陪他到丹东给当年的老战友曹宅水扫墓。57年前，部队过鸭绿江大桥时，蒋庆泉看到路边有一块木制的墓碑，写有“曹宅水之墓”几个字，那是曾和他在同一个连队战斗过的吹号员。当时蒋庆泉二话没说就从队伍中跑了出去，对着木牌敬了个军礼。

　　57年过去了，蒋庆泉倚着栏杆，向鸭绿江对岸举起右手敬礼，久久没有放下。

　　随后，他们去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一进馆，蒋庆泉便开始急迫地寻找与23军有关的图片。结果在石岘洞北山战役的展台，他看到的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

　　蒋利回忆，当时老父亲就犯了倔脾气，愣是要把那张照片撕下来。再三劝阻后，他才将父亲拉了出去。

　　“我恨啊，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坐在屋里的炕头边，当年的年轻战士已经变成了83岁的老人。他的头发和胡子都已经白了一大半，脸上满布皱纹，脑门上还留着一道弹片的疤痕。

　　“战争，把我爸的一辈子都打没了，他却记了战争一辈子。”蒋利说。

　　蒋庆泉的确老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大清楚，看过的书转天就记不住了，连日子都要每天重新问问儿媳妇才能搞得明白。但只要一提起那段与战争有关的岁月，老人的语气就会变得急促而亢奋，有时说着说着就得捂住心口，休息很长时间。

　　老人说，有些事情，他永远都忘不掉。

　　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能吃上口饭，20岁的蒋庆泉跟着在国民党辽西师管区当兵的堂兄蒋庆云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辽沈战役打响，他们随着大部队坐船向南溃败。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大举过江，前一天的白天，蒋庆泉找到蒋庆云，他告诉堂兄，自己想家，想爷爷和奶奶，“就是枪毙了我也要回家”。蒋庆云举着枪犹豫再三，最终放走了他。

　　兄弟俩这一别竟是整整41年。直到1990年，蒋庆云才从台湾回乡探亲，那次，他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个金戒指和一套西装。

　　当年，蒋庆泉一路往家的方向跑，结果在一个叫老虎桥的地方，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我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小鬼过来过来，吃饭吗？管够！”

　　就这样，他加入了解放军，掉过头开始追击国民党军队。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的战斗足迹踏过了江苏、浙江等几个省份，因为在解放上海的战役里表现英勇，还荣获了一个三等功。在浙江剿匪期间，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蒋庆泉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回家了，但他的军旅生涯还未结束。1952年，部队开赴朝鲜，准备接替当时的38军。从浙江坐火车到丹东，途经锦州站，蒋庆泉没下车，只在车上喝了两杯家乡的水。

　　入朝前，蒋庆泉由通讯员被调入步话机排当步话员。那段时间，他觉得自个儿是“一步登天”，不出操也不站岗，一门心思地研究、练习步话机的操作与联络。

　　年轻的士兵当然不会想到，这部步话机将如何烙进他的命运里。

　　从战场归来，除了脑门上的一道弹伤，肚脐上的一块刀伤，便只剩下那段难以碰触的经历。如今蒋庆泉还能清楚地记得，回国时见到家里还挂着烈属的牌子，结果发现他没死后，补助烈属的小米就没了。

　　他再也不愿向任何人提起那些往事。

　　务农的日子里，村里常有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聚在一起聊当年打过什么胜仗。每当这时，蒋庆泉总是说“我没打过多少仗，我就会唱歌”，然后他就开始哼革命歌曲，把话题遮过去。

　　1960年代放映《英雄儿女》，蒋庆泉也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喊出“向我开炮”的情节时，他开始偷着抹眼泪，回家后，又躲在被窝里哭。打那以后，他再也没看过这部电影。

　　陆洪坤曾问过蒋庆泉，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告诉家里人？

　　“那不是我，那是英雄。我是战俘啊，一辈子都烙在心里，抠不掉的。”蒋庆泉这样回答。

　　蒋利一度以为，父亲心里的这个疙瘩，永远都解不开。

　　荣誉与耻辱

　　2010年的一天，刚上完课的蒋利打开电脑，一封新邮件出现在邮箱里。发件者是记者山旭。他也看到了洪炉那篇《寻找“王成”》的文章。

　　生于1970年代的山旭在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长大，厂里有个巨大的电影院。在他的印象中，过去的英雄往往是在影片的最后牺牲，而只有这部电影，往往孩子们还没在座位上坐稳，英雄王成“向我开炮”的呼喊声便会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渴望跳脱“宏大的历史叙事”，去找寻这个“活生生的人性故事”。

　　但寻找的过程却是一段让人近乎绝望的经历。

　　尽管知道蒋庆泉的部队番号，但对他的籍贯年龄却全然没有了解。后来山旭得知，67师的前身是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第10师，其主要人员来自苏北。整整3个月时间里，他几乎打遍了江南地区所有省市甚至县的新四军研究会的电话，又联系了北京地区的新四军研究会和志愿军老战士组织。

　　他一无所获。

　　转机出现在2010年4月，一个军事爱好者朋友激动地找到山旭，说在一篇网帖上发现了一个叫蒋利的人，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蒋庆泉。

　　此时，蒋利7年前留下的电话已成了空号，山旭尝试着向他留下的电子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当天晚上，他便收到了蒋利的回复。

　　几乎在同一时间，山旭也联系上了住在北京部队大院里的洪炉。他清楚地记得，当自己把这个消息告诉洪炉时，这位稳重的老作家突然站起身，开始在狭小的屋子里不停地踱步，用手指头盘算着时间，急不可耐地问他，“带我去见见蒋庆泉吧！”

　　两天后，山旭开车来接洪炉，结果烘炉几乎把家里能找到的所有保健品都搬进了车里。

　　一进大岭村的蒋家院子，山旭回忆说，蒋庆泉便“腾腾腾”地从门口的石阶上跑了下来，绷直身板敬了一个军礼。

　　在蒋家，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洪炉给蒋庆泉带来了一件特殊的礼物——当年在战地为他写的《顽强的声音》的手稿。

　　这是时隔50多年后，蒋庆泉第一次见到代表着往昔荣誉的证物。

　　在去蒋家之前，洪炉和山旭先到锦州市松山新区民政局查阅了蒋庆泉的档案。他们发现，在泛黄的档案袋中，大部分材料都是被俘人员的登记材料与认罪书。其中，“这是叛变行为，完全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感觉没脸见人，愧对党的教育”……这样的认罪语言随处可见。

　　洪炉将其中一些材料复印后带到了蒋庆泉面前。看到这些当年亲笔写下的字句，蒋庆泉用双手扣住头，半响不语。

　　洪炉记得，他颤抖着肩膀，噙着浑浊的眼泪对自己说：“我是俘虏，但我不是叛徒啊！”

　　对蒋庆泉来说，那段战俘营中的经历像刀子。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的后方医院，一位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一天，一个瘦高个儿的中国翻译陪着一个大肚子的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

　　翻译告诉蒋庆泉：“出于怜悯，出于对你的爱，出于联合国军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你三条路，第一条去日本，送你去学习；第二条上台湾；第三条你回大陆。”

　　蒋庆泉当即选了回大陆，翻译提醒他：“共产党对俘虏是最痛恨的，比恨我们还邪乎。”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记得，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对方要在他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以强行令其就范的威胁。

　　“要想刺可以，取刀去，这两臂你砍去，你随便刺。你这是断了我回家的归路，要硬给我刺，我宁可把舌头咬断了！”回忆到这里时，老汉挺直了腰板。

　　字最终没有刺成，他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在战俘营中，他用发来的药向韩国伙夫换来铅笔头，在纸上写下“我要回家”，还组织战俘营的志愿军们一起唱歌，唱《团结就是力量》。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他觉得，回国了，要把所有耻辱的印记都扔掉。然而他最终发现，有些印记是永远扔不掉的。

　　如今蒋庆泉的桌子上，常年摆放的一本书叫《荣辱悲歌——一名志愿军女俘的坎坷人生》。

　　让我重活一回人

　　洪炉决定帮助蒋庆泉解开心结。

　　他曾经和几个志愿军老兵去过一次美国首都华盛顿，发现在城市的中轴线上，林肯纪念碑的西侧立着韩战的纪念碑，东侧则是越战的纪念碑，纪念碑上面刻有所有战死士兵的名字。这让他感动不已，“对于失败的纪念，是对战士生命价值的尊重”。

　　“战或许是错，但败不是错。战争或许有错，但战士没有错。”洪炉说。

　　离开蒋家半个月后，洪炉和山旭把蒋庆泉请到了北京。这是蒋庆泉第一次参加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

　　在那次聚会上，有这样一幕场景令洪炉感动不已。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坐着一位志愿军某兵团的老政治部主任。这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吃过两片药后，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

　　“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谢谢首长！”蒋庆泉敬了个军礼大声说道。

　　“这一天不晚呐，不晚。”每当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便开始颤抖，“让我重活一回人，真正在人前当个实实在在光明磊落的人。”

　　从2010年开始，由于洪炉和陆洪坤这两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为蒋庆泉“王成般的英雄事迹”作证，多家媒体都跟踪报道了此事。慰问电话纷纷从全国各地打来，最远的甚至包括旅美的华侨。

　　但蒋庆泉的生活依然平静，他仍然要和老伴儿推着三轮车上集卖鞋垫，仍然抽着1块钱一包的大丰收牌香烟，仍然要照料院外种下的小葱和韭菜。

　　不过子女们说，一些微妙的变化正在父亲身上悄悄地发生。

　　他管小孙女要来了破旧的新华字典，闲了便写上几首关于那场战争的“对仗句儿”。不到一年的时间，稿纸便堆起了半米多高。他还常常念叨起一个美国大兵，那是在一次近身肉搏战中被他打跑的对手，他会指着自己肚子上的伤疤笑着对老伴儿念叨：“这就是他留下的呀，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

　　洪炉曾跟蒋庆泉讲起过关于美国州长的故事。

　　他告诉蒋庆泉，奥卡拉汉州长在看过《英雄儿女》后，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进而觉得，双方的立场和价值观不同，“那个中国兵只是坚持了他的价值观”。

　　后来，奥卡拉汉一家都成了促进中美友好的积极人士。他也一直在筹划，想以自己的经历拍摄一部美国版的《英雄儿女》。前几年奥卡拉汉因病辞世，去世的时候还特意交待家人，一定要完成这部影片。

　　最新的消息是，电影的第一个镜头将在联合国大厦前开拍，那里有一座给枪管打上结的反战雕塑。筹备组的工作人员专门托洪炉转告蒋庆泉，“这将是一部为了历史和人性而拍摄的反战电影”。

　　“好事，这当然是好事。”提起这件事，蒋庆泉朗声笑起来，“我还想去给那个州长扫扫墓，替于树昌，也替我自己。”

    刚过去的13年是韩战停战协定签字60周年了，希望这些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老战士得到一个正式的道歉。

[ 本帖最后由 tomaqq 于 2014-2-22 23:1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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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kerty 金币 -50 不按规定发帖！ 2015-1-7 19:44

那个年代的军人犯多大错误都可以，但是千万别被俘。犯了错误打场胜仗又是英雄，被俘了就真的什么也不是了。在战俘营要受肉体上的折磨，回来后又要受精神上的折磨，国家确实对不起他们。

算了吧，对于天朝来说。你投降敌人就是污点，你宁可去死都不应该投降敌人。
在这种思想下，你还指望天朝给战俘们道歉？
那群回国的战俘其实也活该，谁让他们信天朝的，活该倒霉！

引用:

原帖由 gouliu 于 2014-2-23 01:48 发表
算了吧，对于天朝来说。你投降敌人就是污点，你宁可去死都不应该投降敌人。
在这种思想下，你还指望天朝给战俘们道歉？
那群回国的战俘其实也活该，谁让他们信天朝的，活该倒霉！

在战场上有人是必然会成为战俘的，比如说敦刻尔克大撤退，那是层层抵抗德军的包围，包围圈越来越小，最后负责掩护的部队是没有机会撤退的，这些部队事先上级就会给定一个目标或者是时间，完成任务后他们是有可以投降的命令的。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表明，现代战争英雄也会面临投降问题。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sX才会卖命。

1951年5月，21岁的穿着破棉絮的志愿军180师战俘张城垣走进釜山战俘营时，一位美军大兵塞给他一份中英文标识的《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上面写着战争双方对战斗员和战俘的权利。他还从朝鲜人民军战俘营得知，根据这份公约，战俘竟然可以让本军队中军官战俘自治管理。
    30年后，山西运城军分区给张城垣下达了政策平反的通知书，他被告知可以去县文史馆上班，并获得了300多元的生活补助。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上访历程中，张城垣始终明白，他应得的待遇其实在那份薄薄的公约书里都已写明，而早在1952年7月，中国总理周恩来就发表声明承认该公约。
    在中共高层谨慎地为韩战归俘平反的第2年，总政治部参照该项政策文件，又相应地提出对1949年金门战役中被台湾遣返的战俘进行复查处理的意见，3000多名被开除党籍军籍的原福州军区28军的解放军士兵恢复了应有的待遇。
    由于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在中共军队适用的范围和对象完全不同。前者被诠释为“不怕牺牲，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不交枪，不被俘，被俘等于变节”的思想，在这支军队内部牢牢驻扎数十年；而后者更多针对的是敌方的优俘政策。
    有战争就可能有被俘，怎么样正确看待战俘问题，在军队内部引导、正视和对待己方被俘人员，在60年后的中国大陆，仍是空白话题。
    战前气节教育
    半个多世纪后，志愿军180师老兵张城垣还记得1951年4月，朝鲜汉江起了雾晨，他刚与政治部组织科的几个同事烧完一大堆的文件档案材料，准备突围，却发现四周站满了密密麻麻的美国兵-他被俘了。
    张城垣1950年10月入党，1951年4月被俘之时，他的预备党员资格刚刚转正。销毁的师部档案材料中就有他的党员资料卡片，以后的张城垣为这张薄薄的纸片-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事实-奔波了几十年。匆忙烧掉的还有一大摞他编辑的阵地小报《战士生活报》，以及临战前，师政委吴成德让其起草的志愿军3兵团60军180师的战前气节教育材料。
    在他负责编撰的这本小册子中，他以师党委的口气要求全师指战员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战斗中，“绝不交枪，不投降，不被俘。”这批油印好的政治教育材料，已经师党委讨论通过，原准备下发到师所属的各团营连去的，没想到，这么快就失去了用武之地。
    每次临战前的战斗动员和战前气节教育，是中共军队约定俗成的做法。
    在中共建政前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早期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大小数百次上规模的正面作战，这一克敌制胜的优良传统始终没有改变过。
    走进战俘营的那一刻，张城垣有点羞愧，作为中共军队的一名政工干部，他似乎还没意识到被俘意味着什么。在集中营内的中共地下组织“回国支队”里，他仍负责政治宣传，搞的还是气节教育。张城垣写了几点提法以供宣传：“被俘之后要坚持斗争和信仰，做祖国的优秀儿女，不去台湾，不叛变。”
    然而，在一年多后的辽宁昌图志愿军归来人员管理处，负责教育审查归俘的干部瞪着眼睛向他吼道“人民军队的字典里没有'被俘'，被俘等于变节……”时，他傻眼了。
    更让张城垣想不到的是，当他在美军的战俘营里为被俘痛苦万状时，在志愿军的碧潼战俘营地，低矮的铁丝网内，几十名美国白人战俘的篮球体育比赛声震荡山谷，仿佛这不是战俘营，而是一场国际篮球联赛现场。
    志愿军给予联合国军战俘的待遇，甚至比志愿军战士更优裕。
    在第一次战役处于收尾阶段的1950年11月5日，彭德怀专门给金日成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竭力向他推介中国军队优待俘虏的政策和经验。彭在信中说：“解放战争中，我们的兵员主要是靠俘虏。这些俘虏经教育改造后，很多人都愿意参加革命队伍，以后成为战斗英雄，这证明俘虏是可以争取和改造的。”
为了让这些联合国军战俘回去后，能把中国军队的人道主义精神“告诉你们的同伴”，“敦促你们的同伴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军官”，联合国军战俘每天吃的是自己烤制的土面包，还有营养丰富的牛肉、鲜鱼和鸡蛋。
    当时志愿军部队实行供给制，伙食标准营团干部每人每月18元，连以下指战员每人每月12元。而这些战俘按每人每月15元供给。
    昌图突变之谜
    对联合国军战俘和对“自己人”采取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是6000名志愿军归俘回国后才得知的。然而，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实出自同一个“战俘观”：当了战俘，必定会被“洗脑”并变节，站到敌对阵营一方。
    在回国后的头几个月，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含1千多名的伤病残战士）享受的也是“中灶生活”。新华社1953年从开城发回的报道说：“在开城招待所，我方归来人员每天吃到从各地运来的大米、白面和新鲜的肉类、菜蔬、蛋品及其他富有营养的食物。”
    归俘们吃饱穿暖后，很快又迎来开城市各剧团、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部队文工团的络绎不绝的演出慰问。东北籍归俘采德江在看到鞍钢八号炼铁炉出铁的照片时，兴奋地向新华社记者说：“祖国的建设真是惊人的快呀！我们今后一定要以百倍努力参加祖国的伟大建设，来报答祖国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
    对自己的前途，归俘们显然太乐观了。
    突如其来的，有一天，管教干部仿佛换了脸，开始组织大家反复“学习”。他们被要求交代在战俘集中营里各自的表现，开始是自查，后来是背靠背的互查。欢愉的空气很快降至冰点。
    原南京军区女作家于劲曾经写过一本对志愿军战俘的纪实采访录《厄运》，并在香港出版，该书写出了当年战俘营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即志愿军战俘彼此之间的残酷斗争，包括“红色战俘营”处死了很多“可疑分子”。在书中，归俘南阳珍回忆道：“不少人对被俘与投降的概念分不清，不少人认为被俘时没有负伤、被俘时没有反抗、举起手的都是属于投降行为。大部分同志都交代说自己'贪生怕死，被俘投降'，给自己上纲上线的相当普遍。许多同志对照'军人气节'、“党员八条标准”、《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都觉得自己差得远。”
    北京归俘张泽石、湖北归俘赵壁等人在2010年6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当年的昌图对归俘的认定经过了几次反复，“原来内定的方案中处理都妥当，后来标准突然从严。”
    最后下达了归俘处理结论：恢复军籍的600人，开除军籍的700人，承认被俘前军籍的4000多人。湖北籍的一位身上刺了字的志愿军归俘被开除军籍，开除党籍。他不服，开始往中央写申诉信，东北军区把他的申诉打回来，在批转给他的申诉件上，写着大大的两个红字“可耻”。
    昌图政策为何一夜突变，在许多健在的志愿军归俘心里仍是一个谜。归俘张泽石说，据他当年向总政落实办打听，当初归管处的几项处理结论层层上报至总政后，肖华主任又上报至毛泽东处，毛圈阅后批示，处理过轻。但事后曾在总政任职的靳大鹰却否认了这一说法。
    上海归俘唐跃听说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战俘的同志到中组部等地一看，说是康生搞的鬼。原来的处理不是那么回事。”
    昌图归管处主任、志愿军原179师政治部主任郭铁在1980年代末接受靳大鹰采访时说：“对这些战俘的处理方案，搞了好几次，最初的方案在1954年2月就定了，但后来又改了，我们按照这个方案报上去的处理意见，被批评说是右了。”
    “现在看来，对这些归来同志处理是严了。但是，我们历来强调军队的顽强性，强调革命气节，不交枪，不变节，不当俘虏。当了俘虏，至少就把部队番号告诉敌人了……以前我们就是这么打过来的，要一直打到剩最后一个人，像狼牙山五壮士一样。在这个问题上，今后还要如此。”接受靳大鹰采访那年，郭铁时任总参通信部高职，信仰依旧不变。
    新旧战俘观
    尽管归管处的干部对战俘的处理也有看法，但郭铁后来有一次去沈阳汇报，一位部长对他说：“你们就按上级精神办，按上级的指示执行。”
    事后有着丰富党内工作经验的他总结说，中共军队对己方战俘的处理，历来是从严的。“文革”中西路军被打成叛徒，刘少奇也被打成叛徒。多少年来，在中共党内，被俘问题永远是一遇到“运动”就说不清。“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搞这些问题。”
中国对被俘人员的政策，近似于前苏联对待“二战”期间遣返归国的战俘的政策。《赫鲁晓夫》一书中，记述了在乌克兰发生的事。“那些在集中营里活下来的战俘的命运是很不幸的，他们一般都被认为是可耻的。军官一般都要判刑，虽然大多数普通士兵被允许回家，但却被剥夺了某些权利。”
    中共建政前后至今，除朝鲜战争、金门战役外，大规模被俘上千人的战争还有1941年的“皖南事变”，当时新四军被俘6000余众。抗美援越、中印、中苏等小规模的几次入境或边界作战，军方尚未公布战斗人员被俘事件。
    对那些被俘人员的处置，军队方面依据的是1949年中组部下发的一个《关于对被俘被捕归来人员的登记处理办法》。该处理办法规定：
    对那些积极参加狱中对敌斗争的各种活动，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者，经严格审查，恢复党籍；
    对被俘期间，犯过错误，但情况轻微，旋即改正，又继续坚持对敌斗争者，经审查，可恢复党籍，给与党纪处分，较重者予以开除；
    凡公开表示不愿遣返，参加反动组织，并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战场投敌，在战俘营为敌服务分子，当过特务分子等，一律开除党籍。
    然而，实际处理战俘时，并不完全依据此条文，很多时候看政策形势和长官意志。在志愿军归俘平反的前一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一年后中越双方互换战俘，越南方面交还中方共约400多名战俘，之后，这批战俘中大部分都被留用在原部队继续服役，仅有一名解放军战俘营长被撤职查办。
    此次，中方对战俘的处置办法，显然较以往更“人道”一些了，但在军队内部，战俘问题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敏感词。联合国《日内瓦公约》虽然颁布了30多年，中国政府亦很早声明予以承认，但中共军队中的部分人仍然认为，联合国战俘公约是个地道的舶来货，中国军队是党领导的特殊军队，应该有自己的主意和主张，“不应该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革命军人怎么能允许把枪交给敌人，这不等于允许敌人拿这些武器来杀我们自己吗？所以被俘可耻。”
    但也有一些将领有不同观点。1998年，河北省军区政委贺明少将向中央上书他的“新战俘观”。贺明原系志愿军65军193师政委，曾参加过板门店中方解释团（对战俘进行归国劝说工作的一个机构）。对志愿军归俘的遭遇，他抱以深深的同情。
    对照军队现实，贺明反思到：“我军对归来人员尚无成熟的处理政策，继续墨守成规，坚持不能被俘而自杀的战俘观以及把人的生命与被俘对立的观点，这是对被俘人员生命的冷血。”
    他认为军队内部应该改变旧有的战俘观：“对被俘过经审查无过错的人员应留在部队重用，他们是经过战争和战俘营考验的宝贵的人才。回乡战俘，应与其他复员转业人员同等对待，不能歧视，要给予统一的公民权利。”
    这位经历了朝鲜战场血肉搏杀的中共高级将领说，在战场上，自杀不是唯一的办法。应广泛宣传被俘人员在集中营斗争的英雄事迹；对不幸被俘的战友，要客观全面从实事求是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政审阶段，反复核查，不主观恐吓，定调调。区别对待，有功则奖，有过则罚。
    贺明更建议，军方和地方法制部门应据唯物史观来制订有关战俘的政策，并纳入国家宪法，使之合法化。“把新战俘观体现在我军的纪律条令和政工条例、战斗条令中，在部队训练进行到一定程度，应分别对官兵进行一定形式的新战俘观的教育。”
    贺明据此写成了《论新战俘观》一书。成书的那一年，他在贵州省军区任上离休，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
    1990年版由江泽民签署的中共军队三大条令中，军人宣誓的最后一条“英勇斗争，不怕牺牲，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背叛祖国”。解放军纪律条令则依旧注明，缴获归公，不虐待俘虏。
    2010年6月，胡锦涛签署的新版解放军三大条令发布，条令新增他的很多着述。贺明期待中的有关战俘观的表述，并无新增。
    6月19日晚上，张城垣又与昔日的180师战友孟伟哉叙了一次旧。孟伟哉原是张城垣宣传科的同事，第五次战役打响前，孟因被叫去军部帮助工作，而幸免于难。他退休前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
    孟看了最近大陆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在电话中向张城垣大发感慨：“从现在大陆创作的影视剧所提倡的精神来看，军队的战俘观，看来还没什么松动……”

深思“朝鲜战争战俘”的命运
1965年晋升为少将的贺明回忆录《一笔血淋淋的人权债》。这本书是朝鲜战争期间，贺明作为战俘遣返解释代表团成员之一并为第一大组组长，对当年中国与美国双方交换战俘这一过程进行了真实记录。因为，这些日记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人和事。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无情地揭露了当年美国所谓“人道主义”的面纱，控诉了他们对中国战俘强行刺字、开肠剖肚甚至以其肉为食、以其肝切片逼战俘吃等法西斯罪行。
原志愿军60军180师战俘张泽石的回忆录《我的朝鲜战争 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对美国人虐待战俘事情知道得已经很多。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回国后所受到的伤害，已经远远比他们在美军战俘营里所受到的伤害更大。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视死如归好不容易回到国内，但是他们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却让他们流血又流泪，甚至欲哭无泪。毕竟，当年战争失败致使他们被俘虏，他们并没有责任，绝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军队高级系统指挥错误和紊乱造成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战到没有弹药为至、战到晕倒昏到为止，毕竟都多少天没吃没喝了。
吴成德，1912年10月生于山西新绛县。老红军战士。在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60军180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180师被打散后，吴成德所在部队在敌后坚持打游击14个月后被俘，是志愿军被俘人员中级别最高者，1955年审查结束后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安置在辽宁省盘锦农垦局大洼农场任副场长。1982年3月恢复党籍，恢复老红军待遇。他当年在战俘营里与张泽石一起坚持战斗，直到被交换回祖国。
当6400多被遣返战俘所乘坐的列车驶过丹东，到达沈阳，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东北军区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往设在辽宁昌图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归管处
“归管处”的观点，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怕死，就是可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不和敌人拼命或自尽？一个怕死被俘的人，在战俘营怎么能和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呢？即使有些斗争，也仅是迫不得已的反抗；由于曾经被敌人俘虏过、教育过，因此他们很可能“已经变质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
这使许多归来人员迷惑不解。他们当初为了国家，义无返顾地去了朝鲜战场，在战斗中不怕流血牺牲，最终由于战场上的种种无法抗拒的因素，而成为战俘。在战俘营里，许多人仍然经受住了种种诱惑或是其它严峻的考验，表现出了一个中华男儿执着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归来人员刻骨铭心地记得，在美方和韩方进行“甄别遣返”的时候，为了向世人宣布“自由世界”的胜利，勾结台湾当局，胁迫所有的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而去台湾，并允诺，如果他们去台湾或者西方世界，将会获得永久的荣华富贵。为了断绝他们返回大陆的退路，美韩方面还强迫他们书写反共言论，在身上刺字。在这个严峻的考验面前，绝大部分人表现出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有的人为此惨遭迫害，甚至献出了生命。虽然在被遣返回国的6400名战俘中，确有极少数人被迫进行过反共宣传，但那又有多少是出自于真心的呢？志愿军官兵是人不是神，如果不顾一切地要求他们“铁板一块”，那是不客观的。如今在历尽千难万险之后回国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俘营里所付出的一切，却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这不能不令他们感到寒心。
事实上，当年志愿军被俘人员达22000多人，回到国内的仅6400多人，其余的都回到了台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能够知道这些当年被我们称为真正的叛徒卖国贼回到台湾的被俘人员，在改革开放后回到祖国的时候，居然都受到了我们的党和政府的热情接待。他们都成为了台湾同胞。更无法让人接受的是，当年这些归国志愿军被俘人员的晚年都很凄凉，但是从台湾归国的志愿军被俘人员却生活优越。

志愿军战俘几十年经历的非人生活
王贵成/文
   六十多年前的朝鲜战争确实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让中国人民从内心里生出了无穷的民族自豪感——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人民解放军竟然和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打了个平手，把他们逼到了谈判桌上，向我们求和。然而，人们所不知道的是，有关方面也讳莫如深的是，在入朝参战的志愿军中，无奈当了战俘的战士们却是非常不幸的，无论在战俘营还是回国以后，都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非人生活。
   在朝鲜战争中，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有2万多人被美军俘虏。其中，志愿军180师由于孤军深入和执行错误指令，导致全师11000多人，伤亡3000余人，被俘3900余人，成为志愿军战史上严重的一次失利。然而，这次战斗的失利明明是兵团指挥失当，却并没有从军事指挥上找原因，而是把责任全推到了180师身上，定性为政治动摇，“政治上动摇逃跑，贪生怕死，把一个师让敌人消灭了”。
   战俘营是另一个战场，这里有各色人等，不同政治立场战俘之间的激烈斗争有如另一场国共内战。众多原本是国民党军队的战俘中，有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并不认同共产主义，加上从台湾过来的国民党特务混进战俘营策反，甚至强行在战俘身上刻上反动口号，让他们不敢回国，如果抵抗就被淹死在厕所。所以，在停战谈判开始后，美国政府就发现，有中国战俘坚决不愿回内地，甚至提出了“根据战俘自愿进行遣返”的原则，与台湾一道反共的美国自然愿意接受这一原则。　　
   在1952年4月8日——美军正式“甄别”被俘人员遣返意愿之前的那几天，反共战俘掀起了对拒绝去台湾战俘的大规模恐吓和镇压。被俘的张泽石是志愿军第60军180师538团宣教干事，据他说：“当时美国人用了那么多卑劣的、残忍的手段，让我们的战俘不敢说回国。各种刑罚都有，有的你都想不出来。他们强迫我们趴在地上、跪砖头，有的头上顶一个碗，水洒出来了就要挨打。更残酷的是把衣服脱光了，放到一个汽油桶里，汽油桶里放进玻璃渣子，然后让汽油桶在地上滚，等人出来以后全身都是血。还有就是从肛门里面罐辣椒水，或者吊起来打，等等。当时战俘营里军官和战士是分开的，我们团参谋长就化装成战士，组织了一个回国小组，要让大家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自己的信念。结果被特务发现了，把他吊起来了，拿棍子打他的门牙，四个门牙都打掉了，要他说出来组织的人，他一句都没吭。”最恐怖的是四川大学新参军的外语系学生林学逋，被当众挖腹剖心。
  在“甄别”的最后一刻，那些受尽屈辱的亲共战俘被迫放弃了回家跟亲人团聚的权利。在美军支持下，战俘营里的国共之战以国民党大获全胜结束，1.4万名战俘去了台湾，只有约7110多人回到祖国。虽然是战俘，但这些志愿军战士依然是铁骨铮铮的汉子，他们凭着一腔爱国激情，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之情，历尽艰辛回到祖国，本希望从此可以彻底摆脱在美军战俘营里的悲催生活，不料，等待他们的依然是噩梦般的日子。
   与张泽石同期回国的6000多名志愿军战俘，被统一安置在辽宁昌图的归国战俘管理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与敌人打仗，战死是最光荣的，尽管成了烈士，但牺牲一人，幸福一群；被敌人抓住当了战俘，居然还要活着回来，那是最可耻的，在狂热的爱国者看来，无异于变节投降。从这个管理机关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这些战俘的不幸命运早就注定了。
　 在归管所，战俘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高标准对照自己，交代错误。180师宣教干事张城垣的处理意见上写着，“受敌严刑拷打较多，是否有失节行为，要在今后长期工作中考察”。他不服，跑去找归管处的领导，领导严厉地说，“被俘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则被定性为叛党、叛国，开除了党籍、军籍，分配到东北的农场。“他是被俘的最高领导，180师打了败仗也要算在他头上”，张城垣跑去看他，两个人坐在屋子里无话可说，吴成德突然哭出声来，那一年他已经48岁。
　六千余名志愿军战俘在复员转业后，档案袋里都加上了“特嫌”、“控制使用”等字样，而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档案袋里会有要命的东西。
　这些战士复员回到地方后，朝鲜战场上的“战俘”身份依然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过，生活因此举步维艰。回到祖国的志愿军军人张泽石，于1954年6月被开除党籍，只承认被俘前军籍，历次政治运动中均被打成“右派”“叛徒”；张城垣先后被县广播站、乡信用社开除。“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现行反革命，只能在村里放羊为生；80岁的钟俊骅如今已经垂垂老矣，1954年，当20岁的他回到成都，街坊邻里慢慢都知道了他的战俘身份。女友的母亲逼他们分手，“她家里人说，难道你想和一个历史不清、政治动摇的人在一起吗？”这句话，折磨了钟俊骅十多年。
   想不到一个战俘身份，竟然成了6000多名志愿军战士几十年挥之不去的梦魇，让他们生活在地狱里，没有光明，没有希望，有的只是如毒蛇噬咬般的漫漫黑夜。如果他们知道回国后等待他们的是这样悲苦的生活，他们还会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险回归祖国吗？当年敌人阻止志愿军战俘回国的一个欺骗宣传就是——“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为什么敌人的一句宣传竟会一语成谶，日后竟然真的成了六千多名志愿军战士的悲惨现实？
   幸运的是暗无天日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幸存的志愿军战俘们开始向国家申诉他们的不幸生活。先是张泽石和几位战友分别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写申诉书，说明他们如何回国，回国后20多年的遭遇，并请求消除对他们的怀疑、歧视，恢复党籍军籍等。1978年12月，他们第一次以集体申诉形式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中顾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等十多个单位呈送了较为全面的材料。福音终于来了。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这份文件规定了恢复党籍、军籍和安置问题的有关政策，使志愿军战俘享有了人格尊严、公民权利和复员军人待遇。
  此时，距志愿军战俘回国已整整27年。我不禁感慨万端，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多少个27年啊！
  何况，这些志愿军战俘老人为他们的“战俘事业”尽管已经奔走了三十多年，但依然有多年的心愿一直没有完成。还有几项呼吁至今没有得到落实，“正式追认战俘营中的地下党组织为中共党组织”“追认所有在战俘营对敌斗争中牺牲的被俘人员为烈士”，“为战俘立法”等。这些心愿能在这些战俘老人的有生之年得以实现吗？
   我不知道，这些老人也不知道。

心虚啊，对自己的战士如此不信任如此恶毒，除了心虚难以解释！

政府必须道歉，不但是志愿军战俘，还有一生伤残、饱受政治斗争、最后贫苦度日的抗战老兵和对越对印度作为反击战等等那些为国流血流汗的老兵们。
想想不久前看到的一则新闻，题目是：美国的承诺：带每个士兵回家。里面的内容是：自二战以后，美国对每一个军人的承诺就是：“带每个人回家”。这意味着无论军衔高低，每一位阵亡将士的遗体将会被送回故土，即使是失踪人员，国家也会坚持不懈地寻找他们的下落，哪怕找到的只有一颗牙齿。
     战争被俘及失踪人员司（DPMO）隶属于美国国防部，其任务就是统领针对自二战以来的超过83000余名失踪军人的寻找及辨认工作，同时也对任何在海外为美军提供服务的美国平民负责。美军战俘及战斗失踪人员联合核查指挥部（JPAC）与DPMO合作紧密，其任务则是直接奔赴一线搜寻并还原美军失踪将士的遗骨，与团队随行的还有语言学家、随行医师、法医摄影师、军用爆破专家等多个身负特技的人。各部门加总起来，共有超过600人投身寻找失踪军人遗骸的工作。
    寻找失踪军人遗骸这项工作最初的重心放在了越南战场，后来在家属的压力之下将搜寻范围扩展至二战以来的所有战斗失踪人员。居DPMO的统计，自二战以来有83348人（包括少量平民）失踪。这当中大部分人员在二战中失踪。在战争刚结束时，有大约79000人失踪，而据今年6月最新的统计，失踪人员为73661人。这说明有超过5000名在二战中失踪将士的遗骸被找到并确认了身份。
    在朝鲜战争中，有近8000名美军至今依然下落不明。50年代朝鲜送还了3千余名美军的遗骸，这批遗骸中有848具无法辨确认身份，最终被安葬在太平洋国家公墓。90年代美国谋求进入朝鲜挖掘军人遗骸，朝鲜方面并未阻拦。自1996年至2005年JPAC开展了33次现场挖掘行动。DPMO的数据显示，从1982至今共找到并确认了246名失踪人员。
     美国为寻找越战失踪人员投入了最多的资源。自1973年1月27日美国签署《巴黎和平协约》后，搜寻行动便立即展开，并向越南、老挝、柬埔寨和中国派出了挖掘队。到目前为止，有1001名士兵的遗骸被发现并得到确认。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带每个人回家”是美国对军人的一项重要承诺。虽然士兵们参与的战争并不一定能够获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可，但是每一位为国捐躯将士都获得了应得的尊重。
    在看看我们政府对待为国出力的战士，真可谓是流血又流泪。我也知道我们的政府历来是不会为以前的事情道歉的，怕会影响政府形象和以前一些大佬的定论。殊不知一个敢于勇敢承认错误的政府才是成熟稳重敢于进取的政府。看看二战后德国总理勃兰特在1970年12月7日的波兰之跪，这位57岁的反法西斯老战士跪立在纪念碑前了。成为二战后世界上意义重大的瞬间定格，在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心头激起了强烈的、恒久的震荡。不但不会让人耻笑，反而让人敬佩。
   希望政府能勇于承担错误，并且照顾好为数不多在世的老兵，恢复他们英雄的名誉。我想很多去世老兵最后的遗憾肯定是作为军人的名誉没有恢复。想想让人泪下。一个遗忘英雄的政府，最后会被人民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