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历史,二战后美国人是怎么在英国人背后下刀子夺取中东统治权的(转载)
印度,女王王冠上最明亮的宝石。为了保卫它,英国人在整个十九世纪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了从不列颠岛通往印度的道路:从直布罗陀到马耳他岛,从苏伊士运河到亚丁、巴林,从伊朗再到印度,这些通往东方航线上的关键区域在战后初期依旧是英国人的地盘。而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英国在一战后从奥斯曼帝国的尸体上挖下来的。
伴随着二战后英国人在全球的收缩,中东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政治家也开始蠢蠢欲动。这其中跳的最“高”的当属埃及总统纳赛尔。
1952年7月23日1点半,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乘着法鲁克国王去亚历山大港避暑之机,在开罗发动军事政变。仅仅6个小时后,开罗便落入了这些少壮军人的手中。自从土耳其的凯末尔开创了军人在伊斯兰国家执政的传统后,中东各国的中下级军官们纷纷以其为榜样。军人政变,武装斗争推翻原来的君主国,这种事例在战后中东屡见不鲜。
法鲁克国王给纳赛尔留下的埃及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在收拾了国内的敌人和异己,全面掌握国家权力后,纳赛尔将眼光放到了国家的发展上。埃及有两宝:尼罗河、苏伊士运河。如果能充分利用尼罗河,并得到苏伊士运河的权益,实现埃及的现代化易如反掌。在英国战后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就连软弱无能的法鲁克国王都曾打过运河的主意:早在1951年,运河区便开始有小规模的游击战发生,开罗也发生了响应这些游击战的,以袭击外国人为目标的暴动。据当时英国侨民的回忆,埃及警察对这些袭击事件经常无动于衷。不过,在英国人急于收缩的50年代,这点小事并不会招来炮舰干涉。
1954年,英埃签订协议,规定英军在1956年6月之前撤离苏伊士运河,但同时协议规定,1888年签署的关于苏伊士运河通行问题的《君士坦丁堡公约》仍然有效。
此时,埃及和西方大国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不过很快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这一点。在埃及宣布不参加国际上任何一个军事组织后,英国为保持对苏联南线的封锁,在中东发起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并在1955年拓展到了土耳其和伊拉克这两个中东主要国家,而且还准备将仍有英国驻军的约旦吸收进来。从此,这个组织开始被纳赛尔看作是对埃及的威胁。
在1955年,由于第一次中东战争后,埃及与以色列事实上处于一种低烈度的战争状态,因此在当年的万隆会议上,纳赛尔通过周恩来总理,第一次向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提出了购买武器的请求。与向英美求购武器而不得的状况相比,苏联很快通过捷克卖给了纳赛尔一大批现代化武器。而这一事件,也被英美看作是纳赛尔向苏联集团靠拢的标志,因此在开发埃及另一宝——尼罗河的阿斯旺大坝项目上层层设阻,为原本已经谈好的贷款又附加了极多政治条件,甚至规定世界银行(为英美所掌控)有权“审核”埃及的发展计划。
在这一大背景下,虽说埃及并未做好战争的准备,但纳赛尔依旧做出了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这一“国中之国”的决定。不过,在彼时纳赛尔的脑海里,并未想到英国会和埃及开战,更没想到埃及会遭到英法以三国联军围攻。
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颁布“关于国际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命令”,以便用运河航运的收入筹集建造阿斯旺大坝的款项。苏伊士运河贯连接地中海与红海,提供从欧洲至印度洋和西太平洋附近土地的最近的航线,是世界使用最频繁的航线之一。身为运河公司的大股东,英国人从这条世界航道上摄取了大量的利益,苏伊士运河亦是英国通往东方的生命线。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别说曾经在世界上横行三百年的大英帝国。二战后的收缩在英国统治集团眼里只是实力受损时的手段,而非目的;而如果旁观者把目的当作手段的话,那可是谬之千里。1956年卷土重来的保守党内阁,可是一群满脑子帝国荣光的彻头彻尾的贵族老爷。对于像纳赛尔这样敢于威胁大英帝国生命线的“疯子”、“独裁者”、“出头鸟”,只能在他的国家门口架起几门大炮,用武力恢复运河区的“秩序”、显示大英帝国的“仁慈”。虽说为建造苏伊士运河而流血流汗、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都是埃及人,可英国人打心眼里不认为埃及人是运河的主人。
英国这艘“无畏舰”表面上还是光鲜亮丽的。相比之下,埃及军队虽然引进了不少苏制先进武器,但他们并未经过多少战火历练,在军队战斗力和组织水平上与刚刚从二战和朝鲜战场上退下来的英军相去甚远。
在政治的考量下,英国首相艾登将这次作战看做是1882战争(那次战争英军以微小的代价占领了全埃及)的重演,还拉来了苏伊士运河的另一大“股东”法国一同参加。英军的作战计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作战,摧毁埃及的空军;第二阶段作战,登陆部队在海上待机期间,空军继续破坏埃及的经济设施和埃军的后勤基地,使埃及人丧失战斗意志;第三阶段作战,9月13日在苏伊士运河北端登陆,占领运河地区。
英法两国在找到了以色列这条“地头蛇”之后,决定将开战日改为10月29日,并且让以军打头阵,而英法军队则会于10月31日借口“维护和平”参战。与英法的考量不同,以方一直对埃及不准它的船只通过亚喀巴湾的蒂朗海峡和苏伊士运河不满,早在1955年11月就制定了一个入侵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的作战计划,
由于埃以一直处在小规模战争状态,因此当以军开始显露出一些开始动员的迹象时,埃军却将其判断为以军不过是为了对由加沙出发的游击队进行报复,并未进行相应的战争准备。10月29日,以军向西奈半岛发起的突然进攻完全出乎埃及方面的预料,埃军的3万缺乏技术装备的部队明显不敌,开始向运河区撤退。10月31日,英法以调解战争的名义向埃以双方发出最后通牒:埃以两国政府必须同意,英法联军为隔离两国军队和保障一切国家船舶在运河航行自由而暂时占领富阿德港、伊斯梅利亚、苏伊士城。这种拙劣的把戏自然不会被纳赛尔所接受。
1956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英国皇家海军的舰队航空母舰们在东地中海最后一次张开了自己的獠牙和利爪。从鹰号、阿尔比翁号、堡垒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舰载机开始不间断地空袭苏伊士运河区的埃及机场和塞得港,炸毁埃军飞机260架。11月6日,英法联军在塞得港登陆。不过,英法两国在战场上的所向披靡却难掩战场外的失败。对于埃及方面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举动,苏联在惊讶之余显然十分兴奋。虽然当时依旧陷于匈牙利事件之中,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依旧公开发出核威胁:“如果拥有各种现代化毁灭性武器的更强大的国家向英国和法国进攻的话,那么英法两国会处于何种境地呢?”他还致信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称,怀疑以色列是否还能存在下去。
赫鲁晓夫的威胁或许一如其本人那样大而无当,因为当时的苏联既不可能为了一个不属于自己阵营的国家而发动核大战、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将常规部队投送至中东地区。真正对英国捅了“背后一刀”的是美国人。面对这个在中东地区取代英国地位的良机,艾森豪威尔做了两件事:第一,停止向英国出口石油;第二,停止英国急需的稳定英镑的财政援助。英国人对美国的举动看的很明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长篇评论称:美国的政策是由美国来代替英国在中东的利益和地位。
此时,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胜利的英军无论如何也消灭不了身后的埃及游击队,而美国的背后一刀使英国本就岌岌可危的经济更加不堪重负。于是,在伦敦当地时间11月6日晚24时,英军宣布停止进攻,并在当月内就灰溜溜地撤出了运河区。就在英国撤出运河的一年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艾森豪威尔主义”,主张:由国会授权总统动用2亿美元给中东国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总统有权应这些国家的请求提供武力援助,只要这些国家面临“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任何国家的武装侵略”。
从此,中东舞台上的主角,就再也不是英国人了。
当人们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大英帝国的衰落,自然会将1947年的印度独立作为标志性事件。而以历史的当事人而言,苏伊士运河战争中,英国在战略上的拙劣表现,使大英帝国几百年的积威瞬时荡然无存,让世人都看清了大英帝国的虚弱。面对苏联的核威胁以及美国人的“背后一刀”,英国人打了一场可笑的战争。时任英国首相的安东尼?艾登从此更有了一个形象的撮号:披着狼皮的羊。虽说英国海军表现不错,并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直升机进行大规模机降作战,在战斗力上表现了一支大国军队应有的实力;但这小小的亮点并不能改变改变英国在大战略上的颓势。当1956年11月6日24时英军在运河区停火之后,大英帝国走下历史舞台已经无可挽回,剩下的只是体面与否的问题了。不仅是世界各国,就连英国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