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出榆关无故人——郭松龄反奉记

郭松龄，字茂宸，奉天沈阳县人。父亲是教书匠，家境清贫，如同大多数的农村小孩一样，学习之余还要砍柴放牛做些农活。假如郭松龄不是生在19世纪末的中国东北，或许他的人生轨迹应该像通常那样——读些书识些字，如果可能的话应科举，期待一朝出人头地衣锦还乡。但是俗话说得好“时势造英雄”，1894甲午年旅顺的旁落，大清龙旗在威海卫的陨落，以及越老越多的老毛子、东洋鬼子在东北地界上的出没和飞扬跋扈改变了不少人的命运。郭松龄是其中的一员，而他的上司——本文的另一个主角——张作霖的命运也是在此时改变的。
   当历史的时钟转到了20世纪新的千年的时候，十余岁的郭松龄没有继续在私塾的学业，或许正是老毛子和东洋鬼子在黑土地上的炮火中断了他的学业。当然，更可能的是，两个贪婪的强盗的厮杀以及满清的积弱、民众的苦难和高悬的麻木的头颅坚定了他从军习武保家护国的决心。所以，在光绪31年（1905年）他投身到了奉天省城的奉天陆军速成学堂（又叫陆军小学），从那里开始了他一生的戎马生涯。
    几年后，郭松龄顺利从陆小毕业，被分配到了东三省总督衙门卫队当了一名哨官。不久因为四川发生了著名的保路运动，在政局的风雨飘摇当中，郭松龄跟随着奉调到四川当新任四川总督的赵尔巽来到四川。当时的四川风起云涌，立宪派、革命派等都在这里活动。作为一名血气方刚的青年，郭松龄在那样的环境中不能不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同当时很多的新军兵官一样，郭松龄秘密和四川的同盟会分会建立了联系，并加入了其中。不久武昌城头一声枪响，敲响了千年帝制的丧钟。虽然作为新军的一员，作为同盟会的一员，郭松龄本有可能在革命的大潮中作一名元勋，如同他的上司陆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在四川独立后作了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那样。但是他没有。而是回到了东北家乡，酝酿革命。不过不幸的是不久就被张作霖统领的巡防营逮捕了（这可能是郭与张的第一次接触）。幸运的是革命形势势如破竹，没多久，中华民国建立，郭松龄这样的乱党逆贼也就成了革命先驱，旋即被释放。
    革命成功后的郭松龄没有时间花前月下，也没有时间选议员和人唇枪舌战，而是选择了继续深造。他先是考入了北京的将校研究所，毕业后被当时的奉天督军张锡銮要过去当了参谋。后来再次来到北京，考入了陆军大学。毕业后进入了北京讲武堂作了一名教官。
虽然皇帝没有了，讲究民权的民国建立了，但是黑漆漆的事实，北京城里政客们的喧嚣，黄龙旗和五色共和旗的起起落落使得他逐渐对北方失去了兴趣。而南方继续高举共和大旗的孙中山作为民国志士的领袖，前同盟会的领袖，其吸引力是无人能及的。这样，在民国六年（1917年）的时候，郭松龄只身南下，到了广州拜见了孙中山。一番倾心，随即被孙任命为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不久转任韶关讲武堂的教官，帮助其编训军事人才。
    1918年，孙中山的护法运动失败，郭松龄又一次回到了家乡的土地。回到东北的郭松龄因为其经历而被曾经逮捕他的张作霖看中，进入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继续做教员。从此，郭松龄开始他的奉军生涯。他同张作霖——张大帅的故事也拉开了序幕。而陆军讲武堂也成为了郭松龄和张学良他们两人相识以至于成为莫逆的起点。
    如果不是张学良的举荐，郭松龄可能会在教员的岗位上呆上很长的时间，但是当张学良从讲武堂毕业，接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时，因为其年纪尚轻，资历尚浅，没有领兵的实际经验，所以他推荐自己的老师郭松龄出来辅助自己。而张作霖也比较认同，所以任命郭为卫队旅参谋长兼第2团团长。1921年，张学良任第3旅旅长，张作霖擢升郭松龄为第8旅旅长，两旅组成司令部，合称三、八旅，一切军务都由郭松龄主持。
时间到了1920年，奉系的张作霖因为原本占据着中华民国中央政权的旧北洋内部的分裂和争斗，而进了关并开始了分享权利。但是，很快被逐出北京的直系在吴佩孚的统领下为了自身的利益和奉系干上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了。双方几十万人在京城附近的长辛店、琉璃河、固安、马厂等地展开激战。虽然奉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是在能力上毕竟不能和以袁世凯小站练兵为班底的直系的北洋军相提并论，所以输了，而且输得不轻。
    痛定思痛，张作霖开始了整军。而在一次直奉战争中有突出表现的郭松龄受到特别的倚重。而郭松龄也用他的决心和抱负通过教导队、教育班等不同的形式提升奉军的整体军事素养和能力。而张作霖更是任命他为陆军整理处参谋长，主持全面的整军工作。当然，郭松龄这样地勤勉用心，并不是因为他对张作霖或者张学良的死心塌地和知恩图报，而是有着自己的打算的。这个在后面会谈到的。
奉军整军不到2年的时间，老张就按耐不住了，借着直系和皖系在东南江浙的争斗（史称“江浙战争”，参见注解1），重新出关。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虽然两边的对手还是张作霖和吴佩孚，这次直系的军力还稍微占点优势，但是结果却是和第一次相反，张作霖胜利了，而直系的贿选总统曹锟以及号称最会打仗的吴佩孚等一代赫赫有名的人物则一蹶不振，渐渐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而奉系也从这里开始了全面控制北方政权的步伐。
    虽然，奉军的胜利和冯玉祥的“北京政变”（注解2）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不用说，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和战前郭松龄的军队的教育建设是分不开的。同时郭松龄在战场上的表现也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虽然他名义上只是一个副军长，但是谁都知道，张学良主持的第三军实际上是他作主的，而他指挥的第三军和姜登选指挥的第一军合成的第一、三联军是奉军此次南进的主力，特别是其指挥的攻克山海关的战斗更是对于战局的逆转产生了不可限量的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郭松龄在山海关和直军的僵持，并逼得吴佩孚在前线督战，可能就不会有冯玉祥的倒戈了。所以，奉军的大胜其主要的功劳应该是可以归于郭松龄的。

    经过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中国，此时对于政局有着左右能力的势力大约有3个。奉系张作霖、国民军冯玉祥、直系孙传芳部。
    此时的奉系不再是仅仅割据东三省了，而是把势力扩大到了华北、华东地区了。奉系的李景林部占据了直隶（京津冀），自己也当上了直隶的督军；张宗昌靠着自己收编的白俄军，进军了山东，当上了山东的督军；奉系的另外的一个重要人物——杨宇霆，当上了江苏督军；而安徽也进入了奉军的势力范围，姜选登作了安徽的军务督办。而这多多少少成为了将来郭松龄的倒戈的原因之一。
     一度控制北京国民政府，驱逐了紫禁城里的逊位皇帝溥仪的冯玉祥，此时冯玉祥的国民军虽然仅仅只编有3个军的编制，但是实际的兵源将近20万。其势力主要集中在甘肃、察哈尔、陕西、河南等地。虽然当初可以说就是冯玉祥一手把张作霖领进了关内，但是双方的信任很是脆弱。当南方的奉军在孙吴的联手下岌岌可危的时候，冯部的国民军虽然曾和奉张达成过某种的协议，但是实际上双方皆防备着对方。
   孙传芳借着江浙战争的胜利，占据了福建、浙江。而后向新近进入江苏的奉系发起了攻势。1925年10月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势力，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其时孙部的实力远逊于奉军，但是由于奉军主力均集中于京津地区，防范冯玉祥的西北军，处于江苏、安徽的部队并不多，加上其为新到任，地方上的补给并不顺利。而此时，赋闲在家的老对手吴佩孚又在武汉通电就任联军总司令，从湖北顺长江而下。所以，奉军在孙部的攻击下连连败退，退出了江苏，双反在山东的战场对峙。
    丢了江苏、安徽，败逃了杨宇霆，济南的张宗昌面对直系的攻势渐渐有些吃力，而京畿附近的“友军”——国民军似乎也对自己笑里藏刀，背地里算计着自己。后面的路该怎么走？老张犯了嘀咕。最后，他确定了南防西攻的策略——对山东的孙部实施防御，而对腾出手来进攻“盟友”冯玉祥部。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的主要的力量就是部署在京奉一线，守着山海关门户的张学良、郭松龄统辖的部队。而对于这样的安排，郭松龄显然是不乐意的。不仅因为暗地里，他和冯玉祥有过接触，订立了同盟关系（注解3），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即使是打败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不说自己统辖的奉军会有较大的损失，而且胜利最大的获益者并不是他，而是从江苏退败回来的杨宇霆。所以，他借着治病的理由，住进了天津的意大利医院，来了个消极应付。11月12日，张学良携张作霖的进攻国民军的手令去医院看望郭松龄，郭松龄气忿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情都叫老杨（指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这次江苏失败，把东北军断送三个师，使奉军声誉扫地，败了回来还包围老将（指张作霖），再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是不再充当了。” 张学良劝郭松龄回去当面向老帅陈述自己的意见，郭松龄联合直隶督军李景林力辩联冯主张。张作霖虽然不满，但是因为郭李占据着京津直地区，掌握着奉军的主力，且此时在民间已经流传着郭、李、冯三方秘密结盟的说法，所以张作霖还是表示愿意和冯玉祥谈判协商解决双方的矛盾。经过协商，奉军表示愿意向冯部移交大名和保定（不是今日的保定和大名。而是当时的直隶省保定道和大名道。辖区范围大致是河北西南一线。二次直奉战争后，保定大名本为国民军三军孙岳所占，后李景林入直后，在李的夜里以及支付大笔开拔费的前提下，孙岳部退出了保大。当时的直隶仅仅只有4道——津海、保定、大名、口北，而大名和保定又直接关系到京汉线的控制权，所以十分重要。），但是在移交保大的过程中（主要是保定），奉军和国民军起了冲突，虽然冲突很快就停息了，但是张作霖认定冯玉祥是在暗算自己，乘人之危扩充nog自己的地盘，而且据说冯玉祥暗地里和南方的孙传芳有联系，所以怒不可遏，急令郭松龄对其开战。在这样的情况下，郭松龄的倒戈拉开了帷幕……
三
    11月22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沈阳一行。郭认定其暗中的活动已被察觉，当即决定立即行动。同日深夜，郭松龄发出三电：要求张作霖下野，推张学良继承大任；宣布杨宇霆罪行，要求杨即日去职；声言国内应即日停止军事行动。11月23日晨郭氏出了医院，率领司令部人员和卫队乘专列火车东上到雷庄车站，旋又转去滦州。在滦州召开军事会议，宣布班师回奉，倡导和平。在会议开始时，郭首先讲话。讲话大意现在经过仔细回忆有这样一些：历年来战争耗财巨万，致使东北民穷财尽，钱法日益毛荒，去年与曹、吴之战，是我们为保土安民故不得已而为之，此次之战，师出无名，徒为姜、杨争地盘，为上将军谋总统。这种兵连祸结，为少数人谋利益，争地盘而空耗国帑，徒增民困。此次班师回奉，纯为清除乱源，改革东北政治，不事内争，而以休养生息为目的。上将军年事已高，暂息仔肩，贻养天年，让位与少帅，内修政治整军经武，外御强邻以固边防。会议结束已快天明。会议结束后，郭松龄把前来劝其罢手而被其扣押的安徽督军姜登选给枪毙了，算是祭旗。（注解4）
    郭松龄此时已将所掌握的奉军精锐部队(约七万人)编组为五个军（注解5），以刘振东为第一军军长，刘伟为第二军军氏，范浦江为第三军军长，霁云为第四军军长，担任第一线攻击部队。以魏益三为军长的第五军(预备军)在九门口、石门寨一带担任后方（注解6）。当时郭认为奉天所有精锐部队都在自己掌握中，沈阳没有部队，此时虽然吉林第十五师张作相部占据山海关，但其属于后方的守备部队，战斗力有限，不堪一击， 黑龙江省虽有两个骑兵旅，但没有多大的战斗力，而且鞭长莫及。利用“南满铁路”（注解7）运输须与日本交涉，拖延时日，如由草道轻骑南来，最快也得两个星期，等待江省骑兵到达而郭军已占据奉天了。因此，郭充满必胜的信心，预定12月20日以四路纵队进入奉天，届时江省骑兵即使到达奉天，也无能为力了。
    11月25日由魏益三率领先遣队两个混成团，搭火车潜行开出山海关外，到距山海关附近二十里的万家屯附近下车。一面构筑工事，一面破坏电线，企图把山海关至昌黎间的张作相吉林部队三个旅（张作相第十五师旗下二十六旅和十旅，以及第十六师旗下的骑兵十旅。十六师旗下另外的一个骑兵旅十四旅不在秦皇岛前线）和汲金纯的第九师截留在关内，予以解决。原来，吉林军队和汲金纯部并不知道郭松龄反奉的消息。及看到兵车一列一列地向东开和到万家屯的部队又构筑工事，破坏电线，遂大起疑心。
    据事后魏益三回忆：我率部搭火车过山海关时，站上稽查人员向我询问，我佯言部队回奉整训。开过山海关后天已入暮，工兵营开赴兴城。我们到达万家屯车站，等了一夜，未见后续部队到来，遂在万家屯车站及其东北山地构筑工事。
    在此形势下，奉军李杜部（十五师十旅旅长）和第五方面军参谋长毛遇凤（注解8），立即下令对魏军采取行动。当天郭松龄派张廷枢（张作相的儿子）由滦州到山海关，向其父张作相联系合作，保证出关后维持其地位和财产。此时张作相已去沈阳不在前方，张廷枢将郭军反奉的情形完全说出，乃更加强了他们打击魏军的决心。张作相部趁魏军尚未站稳脚步，实行先发制人：二十七团（属于十旅）在山海关车站阻止郭松龄的军列，三十九团进攻魏部，十团移动到石河桥防范来自滦州的援军，经过数小时的战斗，在次日凌晨一举将魏益三的两个团击溃，两团人大部被缴械，魏仅带少数人逃脱。但是，郭军的实力是强大的，吉林军队和汲金纯部队并没有抗拒的能力，遂主动急行撤出山海关，向东后退。11月27日，郭军进占山海关，29日占领绥中，沿途并未遭到任何抵抗，郭军总司令部于12月1日移驻绥中。
    正当郭军大举向关内进发的时候，张学良于11月26日，带秘书朱光沐，参谋姜化南、副官谭海等，乘“镇海”号炮舰到秦皇岛，电邀郭松龄面谈。郭松龄在滦州指挥部队，拒未应招，但他接连给张氏捎来两封信。前者表示对张氏的一片忠诚和竭诚之意（注解9），后者则历述主张班师的六项原因和要求张氏反省的四点。这时张学良氏进退维谷，既怕其父责难，又在幻想着郭松龄能扭过头来，不走向极端。因此在秦皇岛徘徊一天多，不得已遂于28日悻悻而返，绕道去大连。
    11月30，郭松龄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策——把自己所辖的部队改称“东北国民军”，一切的命令也不再使用张学良的名号了。虽然其有名不正言不顺、不破不立的含义在其中，但是也因为这样，引发了内部军心——特别是基层士兵的涣散。加上，28日，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空军曾在郭军的上方散发过传单，所以此时，有些下面的部队已经开始出现返奉的现象。据当时日本人的情报：到达山海关的郭松龄部，逃奔奉军的颇多。迄今大约有1个师。虽然这个数目似乎有些夸大，但是在张作霖“只惩郭首，不问其他”的政策影响下，许多兵士重返奉军也是不争的事实。
此时的沈阳城内风声鹤唳，人马喧嚣。达观新贵们忙着收拾自己的细软，张作霖一边安排着部队布防，一边也收拾着家产并向日本人要求保护自己的财产家人的安全，以及提供火车运输的方便。而从日本人那里反馈回的支持他的消息也使得他不平静的心得以稍稍安稳了些（注解10）。当时举天省长王永江对地方团体代表讲话说：“政治好比唱戏，老帅(指张作霖)和我们唱的不好，当然可以下台，郭松龄要唱，我们可以变为看戏的，你们可以去欢迎他!但要请他不要因为我们唱的不好，连戏台都砸毁不要。”奉天省城的狼狈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奉军张作相部由山海关内安全撤出，退到连山（现在的锦西）一带后，即遵照张作霖的命令，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的奉军在此构筑的工事组成第二道防线，组织部署防击。汲金纯部在左翼——左起皂篱山头下，中经稻池、铁路线，右至东山脚下；十五师在右翼——左起东山脚下，右至小虹螺山前，占领铁道北至皂篱山、二追沟之线；十六师部署在茨尔堡，警戒韩家沟到茨尔堡一线。后黑龙江省的梁忠甲旅（十八师十五旅）开到了连山，作为预备队部署在塔山。张作相由沈阳赶赴前线，设司令部于老官铺，负责指挥阻击郭军作战。并在辽河构筑第三条防线。
郭军先头部队，于12月3日即开始与防守连山的奉军接触。郭军对铁道线及共以南地区的进攻是很顺利的，对奉军右冀地区的进攻，却出现了投降事情。第一次投降是第十二旅的富双英团（原东北陆军第五师十二旅64团），他是郭军最先头的团，率领全团官兵投降奉军。张学良正在锦州指挥作战，乃责成富双英在火线上进行招降郭军的工作。富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郭军营团长大多为其同学。火线上“白旗”往来(使者持白旗为记，不得对其射击)，等于把郭军阵线打开一个缺口，一营一营投降奉军，大约有四、五个营之多。同时，于琛澂和李杜吉林军队防守亦甚力，郭军在这方面的攻击一时顿挫，士气大受影响。但奉军左翼的汲金纯部队，防守则不坚强，在白马石被郭军利用河道结冰的机会而突破，随即纷纷向东溃退（汲金纯首先乘火车跑了）。同时郭军又向奉军右翼猛攻，无奈下左翼吉林军队亦不得不放弃连山阵地，经虹螺岘向义县方向转进。奉军撤退时多将铁道桥梁炸毁，因而迟滞了郭军长驱东进的行程。
    连山战役共打了两天，奉军的防线就被郭军突破。原拟在石山站一带再行组织防击，因郭军尾蹑，由连山退下的吉林军队和汲金纯军队无立足之地，遂一直向新民方向退去，放弃了石山站阻击计划。郭军于12月7口进占锦州，为了整顿军容和补充装备（当时天寒地冻，郭松龄开始行动时，事出仓促，并没有给部队下发冬季的被服等给养），并未及时前进。但是郭松龄的下一目标已经是沈阳了。
    虽然郭松龄在连山取得了胜利，但是不利的消息也不少——除了前面谈到了给养、伤亡和投降问题外，另外的一个重要的负面消息是后方的李景林和冯玉祥打起来了。李景林的部队(直隶第三混成旅，旅长张宪)，在邯郸左近被国民二军、三军围攻甚急，不能脱身。李景林由于受到国民军的攻击，愤恨至极，适李景林之母由奉天来一长电，说张大帅待人如何之好，劝李投奉，李遂决定归附。当时郭在津寄押人员齐恩铭、高维岳、戢翼翘等人都被李释放。李景林之中途变化，使郭松龄失去了后方，对于粮弹等补给也受到极大影响（郭松龄部队的给养大多存放在天津，而天津此时正在李景林所辖的直隶范围内）。而冯玉祥专注于李景林，也不能给予郭松龄必要的支持。此时，日本人的一纸声明——沿南满铁道二十华里以内，不准通过作战。虽说表面上是中立的，但是也使得郭松龄的部队不能通过铁路来机动，而只能在寒风大雪中徒步行军。而此时，日本人通过南满铁路，将在吉林和黑龙江的奉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辽宁（注解11）。
    当郭松龄修正部队的时候，张作霖没有任何的停歇，立即作出了新的部署，决定在新民巨流河一带构筑阵地，和郭松龄背水一战。
巨流河阵线奉军配置：
左翼：6军团（吴俊升）——步兵：十五旅（梁忠甲）、十一师（汤玉麟）、九师（汲金纯）
                骑兵：十四师（穆春）、十三师（张九卿）、十七师（万福麟）
中央：3军团（张学良）——步兵：预备军（朱继先）、二十七旅（王瑞华）、十二旅（富双英）、十九旅（张廷枢）
                骑兵：骑兵八旅（于芷山）
右翼：5军团（张作相）——步兵：二十六旅（李桂林）、十旅（李杜）、七旅（赵维祯）、热河姜向春师
                骑兵：骑兵十旅（赵芷香）、骑兵十一团（陈锡九）
总计奉军参加巨流河防击的兵力不过五、六万人，但这些旧派将领都是老张的嫡系，亦都与郭氏有矛盾，他们的战斗意志比较坚强，又因张作霖是倾全力跟郭氏决斗，只求打败郭军，不惜牺牲一切。所有士兵都发给新棉衣、皮大衣、面包、罐头、香烟等，物资供应异常丰富。连兵工厂储藏的大批新枪、新炮、弹药，全部发出使用（奉军使用工厂新造的山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奉军原有的炮兵此次几乎全部为郭军占有，而张作相的炮兵在连山战斗中也散失了）。兵工厂的技工、技士都做了炮兵的射手。因此奉军的装备比郭军的精良又充足，而上气也比较旺盛。张作霖复派张景惠以宣抚使名义，到前线慰劳奉军部队，宣布参战的官佐各晋一级，士兵每人发“恩饷”两月，全发银元，用以振奋士气。
郭军在攻破连山防线以后，曾在锦州略作休整，然后即按下列部署大举东进。
中央纵队：第一、第二、第三各军，沿北宁铁路东进，目标指向新民，突破巨流河后，直趋沈阳城。
右翼别力队：派第二军马忠成旅由沟帮子经盘山，目标指向营口。
左翼纵队：第四军霁云部由义县经阜新直趋彰武，扫荡奉军背后，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另外，因为三角同盟已被破坏，冯玉祥和李景林已开始军事冲突，李景林复向奉张表示要在关内夹击郭军。郭松龄乃派魏益三率第五军留守山海关一带，专为巩固后方，防备冯、李偷袭。郭军因沿途桥梁多被破坏，不能利用火车护送，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徒步行军，行动异常迟缓，致使奉军得到调兵遣将和布防的余裕时间。郭军沿途并未遇到任何抵抗。12月12日占领大虎山，13日先头到达白旗堡。18日郭军的总司令部移驻白旗堡。
    郭军右翼马忠成部亦于13日到达营口。但因日本擅自宣布营口为“中立区”，不郭军进入市内，日本守备队长沫内勇中佐更不许郭军在营口的河北站渡河(让河)。这样，营口便由日本替奉张所保有，阻遏并限制了右翼别功队的攻势活动。郭军不得已退往田庄台，陷于进退维谷境地。
郭松龄曾于12日向日本奉天总领事提出交涉（注解12）。日本伪善地训令关东军严守“中立”，不得偏袒任何一方。但又重申“双方不准在附属地和铁路二十里内作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完全暴露了（注解13）。日人看似禁止双方在南满铁路沿线交战，实则是限制郭松龄部从营口沿南满铁路北上直达沈阳，使得其只能沿京奉铁路机动，进入奉军的预设阵地。
    郭军因铁路给水塔被破坏，修复缓慢，指挥车勉强前进到柳河沟站而不得不停止。因此，郭松龄弃车，亲自在前边率领全体幕僚、卫队徒步向新民县前进(柳河沟距新民县十八里路)。于12月20日占领新民县城。22日，主力军已在巨流河及新民以北之线展开，准备开始总攻。而此时，穆春率部袭击郭军后方交通线白旗堡车站，烧毁弹药车两辆，破坏铁路一段，大大迟滞了郭松龄的攻势。更重要的是，下级官兵在打到沈阳附近时，都情不白禁地兴起“思家”之感，而在那冰天雪地中作战，军心发生动摇。当时士兵中流传：“吃张家，穿张家，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士气不振已达极点。
    奉军右翼的吉林军队李杜、于琛澂部，于22日夜幕向川心店(新民县以北)一带正面的郭军发起猛烈的袭击，郭军站脚未稳，伤亡很大，约一个旅的全部兵力被缴械，旅长安玉珍被俘。22日夜，郭军下令全线总攻击。因炮兵早经邹作华暗通奉军，不能发挥应有的威力。而巨流河河坝又极坚固，以致步兵部队久攻不下，官兵伤亡很大，挫伤了锐气。23日郭军攻击顿挫后，奉军窥破好机，命令全线出击(放弃阵地)。郭军竞纷纷举起白旗自动缴械投降。兵败如山倒，全线在一天之内动摇崩溃，竞致一败涂地，不堪收拾。郭军的军长、旅长如刘伟、刘振东、范浦江、高纪毅等十余人，在一天之内大部被俘，两军胜败之决战，至此已成定局。
    23日，吴俊升骑兵大军由左翼迂回白旗堡后方，包围了郭军总司令部。24日晨时，天甫黎明，郭松龄身穿灰布面的皮袍，头带貂绒皮帽，穿灰呢子马裤。韩淑秀穿青布面的皮袍，围一条青色的毛线围巾，同坐在四套马的民间大车，每人身上各披一条俄国毛毯，与郜汝廉耳语几句后即出南门，企图奔立山车站上火车赴大连，卫队随后跑步跟上，所有马匹，都由幕僚和卫士们骑着，随在车后前进。被奉军骑兵王永清(绰号“天下好”)部所阻截，郭氏夫妇地菜窖内被搜获。至此，奉军和东北国民军的冲突就此结束。
    24日郭氏夫妇被俘后，张作霖原计划解沈阳亲自讯办，旋因杨宇霆等的怂恿，乃改令就地枪决。于25日将其夫妇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曝尸三日，也就出现了本文开始的场景。
四
    郭松龄反奉在当时是个很大的事件，虽然其规模不算大，战斗不算激烈，时间不算长，但是它的影响深远。郭松龄反奉开始时，势如破竹，引起了沈阳奉系老窝的极大震动，一时大有取而代之的征兆。然而巨流河一战，未几而轰然而败，个中原因综合起来，我认为有这么几点：
1、行事仓促，没有充分的政治动员
    虽然很多的证据都说明郭松龄很早就有了反奉的心思，但是从整个事件的经过来看，其行事泰国仓促，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的政治上、军事上的准备。事前也没有在军中做好充分的政治动员。郭松龄旗下的奉军第3军团，其本质还是原有的军阀军队，其核心还是军阀本身的私人武装。低层官兵几乎都是“吃谁的饷，给谁当兵”的单纯的思想。从他们的道德信仰来看，他们都是属于张作霖和张学良的私人，他们对于郭松龄的信任和尊崇，其中原因有郭松龄个人魅力在其中，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对于张学良的尊重，基于张学良对于郭松龄的信任和尊崇。正因为这样，当在滦州的时候，当郭松龄起事的时候，其依然借用着张学良的名义，所有的命令都依然是附署着张学良的名字。虽然其通电中有反对张作霖的主张，但着眼点还是“清君侧”，着眼于清除杨宇霆、姜登选这些恶人。他利用了官兵不愿打仗的心理，用构造新东三省来打动他们，但是什么是新生活？怎么是新生活？他并没有给官兵说明白，而他的一系列的做法——提拔亲信、划分地盘本质上和旧军阀没有区别。
    当一开始，郭松龄派一列军列出山海关的时候，其说法是“十五师反了”，叫他们去缴械。而当他们在山海关被十五师截留住后，听十五师讲述了事情的真相后，这列官兵均毫无抵抗就缴械了。其后，当张学良在秦皇岛会见郭松龄未果后，利用飞机散发了不少的传单，而此后就有许多的郭松龄部的官兵重新投奔奉军。而当巨流河决战的时候，郭军战线会一触而崩，出现成建制的投降现象，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郭松龄没有做好政治动员工作，没有说明白到底是为什么而战，为谁而战的问题。而反观张作霖，却十分会讨好人，他提出了“只惩首犯郭松龄，其余不纠”的方针，并且善待那些跟随郭松龄的官兵在东三省的家属，使得其占据了道德的高度，抓住了人心。
   其次，当其决定起事的时候，众多的军事上的准备是没有的。当时已经是冬天了，但是郭军依然是单薄的衣衫，所有的给养均不在自己的手中。可以想象这样的部队和着装严实、严阵以待、以逸待劳的奉军作战其结果是不容乐观的。
第三，郭松龄旗下本来是有着2个骑兵旅的，但是整个事件中，骑兵旅并没有参与其作战，到了最后还加入了奉军在巨流河的防线。当郭松龄在滦州通电的时候，其对于骑兵没有任何的部署和交待。这说明其在骑兵内部并没有影响力和威信。而缺少了骑兵，其部队的机动性大打折扣，不得不借助于铁路线来机动。而当张作相后退时破坏了铁路设施的时候，其机动性更是急剧下降。日军曾侦查报告：昨日交通团长前往破坏大凌河铁桥，因同郭军斥候冲突未能达到目的。撤退途中，将新民以西桥梁及供水塔悉数破坏，因此郭军要挺进新民至少需要一周以上的时间。机动性的下降加上缺少给养，使得其战斗力急剧降低，这也是其失败的因素之一。
第四，当郭松龄一路突破山海关、连山而沈阳震动的时候，其时奉天内部、吉林、黑龙江等地的地方实力派很多都是出于观望态度的，甚至有些都在准备着迎接郭松龄入主奉天主持政务了。但是郭松龄并没有有效地利用这样的态势，积极回应。反倒是积极为自己的亲信划分势力范围，排斥了老的地方势力派。这样的情况下，实力派也只有选择站在张作霖一边了。
2、同盟不利，孤军奋战，未有支援
    在战前，郭松龄、冯玉祥和李景民之间达成了三方的同盟协议。但是这样的同盟是脆弱的。假如说郭松龄签订协议的着眼点是巩固后方，直取奉天的话，那么冯玉祥的着眼点就是化解奉军进攻自己的意图，并乐观其成，削弱奉军实力，使得自己有能力控制北方的局势，然后面对南方重新起来的老领导吴佩孚。而利景民的意图很简单就是在郭松邻和冯玉祥的包夹下，要保存自己在直隶的地盘。三方的意图是南辕北辙的。而更不利的是冯玉祥和李景民两人的关系是很脆弱的。双方不仅因为保大的问题心生间隙，而当郭松龄进占山海关以后，冯军和李军更是公开地大打出手。其直接的结果就是李景民重新投入到奉军的怀抱，切断了郭松龄部的补给线，且使得其不得不分军在山海关一线防备可能的袭击。而冯玉祥更是专注于在直隶和热河方向的实际利益，没有给予郭松龄必要的支援。在这样的情势下，郭松龄的失败是注定的。
3、受制日军，不敢专行
后人看待郭松龄反奉，多数人看中的就是郭松龄提出了反对日本在东北特殊利益的主张。而且日本人自己也是很在意这点的。
“此次奉军之内讧，其事态对我国影响非同小可。将此事从满洲事观察，是证据确凿迹象显见的。……倘此种势焰发展，叛将郭松龄有可能在东三省获得成功，正如他们所标榜的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那样，东三省将一任赤化活动之蹂躏，以至更有废除满铁和关东州之虞。……以此认为，如果对张作霖晓以机宜措施，其颓势的挽回，未必不可能。尤其我国应对之予以有形或无形之支持。再者，为形势更趋好转，毋庸赘述，我国在东三省占有特殊地位，为此之际，采取机宜的措施使其地位不被动摇……深信支持张作霖抵抗之要务，除此之外别无它策。”，这是1925年11月30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社长发给当时日本外相的电报，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于郭松龄得势后可能的举动是担心的，对于在东北的地位是担心的。这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做出全力支持张作霖的决定。当郭松龄反奉的消息开始传到日本的时候，日本的内阁曾专门商讨此事，当时的陆军大臣宇垣曾主张暂时不要介入此事，但是后来随着时局的发展，其想法发生了转变，其认为“张作霖的存在并掌握着北满的权利，对于我们的满洲政策，尤其是对我们的北满政策，是必不可少。……简而言之，我确信为了帝国，花大力气维持张的生存，同时避免招致全面的损害，是明智的。”其后，日本一方面继续高谈中立，一方面阻止郭松龄沿着南满铁路线从大连直扑沈阳，而是迫使其沿京奉线北上，进入奉军的预设阵地。同时利用南满铁路紧急运送在吉林和黑龙江的奉军到沈阳，增强奉军的防守实力。在巨流河重创郭军并将其俘获的吴俊升部大部分就是来自于黑龙江的部队。而且日军有部分的炮兵部队参与了奉军的直接作战（注解14）。日军对于张作霖的支持也是郭松龄失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郭松龄本人虽然是反对日本人在东三省的特殊地位的，但是其并没有直接和日本人翻脸，且其还一直保留着和日本人的联络渠道。12月4日郭松龄委派蔡多祥与日方联络，准备会见日外相币原，未果。由秘书官岸接见的。会谈的纪要如下：
   关于此次开战之动机，因余等深感安、直两派开展以来（1920年直皖战争）民众饱尝战争之苦，为救民于水火，并得经济上之安定而动用武力，终究难达治国之目的。以上述之理由，对张作霖进言，但终究不为其所接纳。为此，出于无奈，而对其宣战。宣战前须严明者，郭松龄将始终彻底遵守与日本间之条约，尊重日本人之既得利益（但在这次战争中为了与对方作战而签订之条约不在此限），并保护日本人之生命财产。此际，如日方确实严正中立，则希将此主旨训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另，社会上有人认为郭松龄被赤化，或说其为G·C·D人，此确系无稽之谈。
倘若郭入奉天：
1、铲除武断派（割据军阀）
2、实行民众政治
3、改造劳动组织，救济劳动者，以除去赤化之因素
4、争取日本之援助，振兴产业
5、进一步实行与日本之经济合作
    可以看出其对于日本在东北的利益还是从一定的程度上维持的，并流露出愿意和日方继续合作的意图。而当其突破连山防线时，张作霖曾委日本人来斡旋，虽然郭松龄并没有强硬地拒绝，但是基于当时看好的局面，他提出了一系列张不可能接受的条件（参见注解12），但是当其面临巨流河展现崩溃的时候，其又想到了日本人，12月22日郭派副官来新民领事馆拜访，询问前时吉田领事所说两军间斡旋之事。而此时张作霖占据着主动，拒绝了与郭和解。而此后郭松龄也只得孤身难逃了，期望进入大连获得日方的庇护。有资料说，假如当时郭松龄进入了日本人的租界，获得了日本人的庇护，张作霖还是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化解此事的。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从这些情况看，郭松龄的反日其实是十分暧昧的，虽然其认识到日本对于中国的危害，并有心去改变，但是在当时并没有和日本翻脸的决心，也没有充分利用反日来做文章，转化矛盾方向，调动军民的积极性。当日本人阻止其进入营口和南满铁路，并知道日方通过南满铁路输送奉军的时候，其只是一味地抗议，而没有断然地采取行动。固然是因为其忌惮日本的军事直接参与，不让日本人获得借口，但是也反映了其魄力的不足，政治上幼稚。
5、用人不善
    在巨流河最后的关头，郭军的崩溃和郭松龄任命的参谋长邹作华的倒戈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邹作华作为原奉军的炮兵实际领导人，掌握着炮兵的实权，在炮兵中存在巨大的影响力。虽然郭松龄可能基于这方面的考虑而将其调离原来的炮兵旅，而将其晋升为自己的参谋长，但实际是明升暗降的，触犯了其切身的利益，同时也没有真实掌握其动向，这都为后来的邹作华倒戈埋下隐患。
最后谈谈郭松龄反奉的原因。
    对于这个问题，许多当事人后来回忆，都认为在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提拔姜登选作了安徽督军，而没有将其给予郭，使得郭产生了怨恨，而这成为了郭起事的直接原因。而且当二次直奉战争后，郭松龄曾积极做好人员部署，让其军需处长调查安徽的财政状况，并将其骑兵团长调入督军署担任参谋长，这都说明郭松龄对于安徽督军这样的一个职位是在意的。那么是不是就认为就是因为后来张作霖听了杨宇霆的话而换了 姜登选去安徽，使得郭松龄忌恨呢？事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郭松龄的挚友李坚白曾于1928年为郭松龄写过一篇传记，其中写道：
   袁、段祸国，觉国事乃日非。乃于民国六年，只身赴粤，谒中山先生，以“欲谋真正共和，须由军人革命”之说进；盖以“军人每为军阀利用，造成特殊势力，实为共和政治之障碍，故其自身亦需革命”。中山深韪共言，而公亦深服膺中山主义。韶关讲武堂成聘，公为教官。每于课余至广州，辄与旅粤东省二、三同志谋改造东三省事。尝奋然曰：“欲谋三省之根本改造，非先推倒恶军阀不可，欲推倒恶军阀，非准备绝大牺牲不可。余拟回奉，投身奉天军阀巢窟，谋取兵权，潜蓄势力，以图根本改造。”语毕，即束装待发。同志皆为公危不顾也。

    可能出于为尊者讳的角度，其可靠度存在争议，但是从另外的一个方面看，则说明郭松龄对于地盘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基于推翻军阀而必须有自己的根据地。其思想同孙中山在广东构建自己的根据地，M·Z·D构建井冈山根据地有相同点。而且也可以从其执意要主政东三省得到印证。其说要张学良代替张作霖不过是说辞，借以笼络人心。都知道张学良是深受其影响的，而且在军中也一贯是其主持一切的。所以，假如一旦郭松龄成功推翻了张作霖，东北实际的领导人是郭松龄而不是张学良。
   那么，假如郭松龄推翻了张作霖作了东北的领导人，是不是如同张学良所说的，就不会有“九一八”呢？这个问题我认为，可能“九一八”这个事件不会发生，但是日本既定的侵占东北的计划不会改变。同时要看到，郭松龄本人是没有能力像张作霖那样牢牢控制住东北的局势的。而张作霖当时就打算在失败后到吉林蓄势待发。而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东三省其实就是分治的，日本人更可以利用其矛盾而步步为营，步步蚕食。而面对后来的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其会采取如何的态度，这也是难以推测的。所以，郭松龄虽然可能延缓和阻碍日本人侵华的脚步，但是阻止不了日本人急促的侵华步伐和历史的进程。
五
1926年1月，在山海关附近的郭松龄残部魏益三的第五军改编为冯玉祥的国民军第4军，继续着反奉。当后来冯玉祥在直奉的压力下而不得不通电下野，并取消国民军的名义的时候，郭松龄反奉才真正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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