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副王--英国海军元帅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小传

最后的副王--英国海军元帅路易斯·蒙巴顿勋爵小传

巴滕贝格家族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德国中部，有一个名为黑森-莱茵的小国，统治着这里的是年代久远、声望显赫的洛林-布拉班特家族。1841年这一年，黑森大公路德维希二世的长女、芳龄17的玛丽远嫁俄罗斯，新郎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长子，未来的亚历山大二世。新娘的小哥哥亚历山大奉家父之令，陪同妹妹前往圣彼得堡完婚。

尼古拉一世几年前曾携皇储访问过黑森，对亚历山大的一表人才赞叹有加，当时便册封其为俄罗斯帝国陆军中尉。来到圣彼得堡后，亚历山大发现这个神秘的国度很合自己的胃口，决定留在那里居住，此后他又被沙皇先后提升为俄国陆军的上校、少将。在圣彼得堡，他遇上了妹妹的侍女，来自波兰的德裔贵族朱丽亚·冯·豪克女伯爵（Julia von Hauke），对其一见钟情。沙皇本有意将自己的侄女许配给亚历山大，闻知此讯后遂严禁他们结婚（因为两人地位悬殊，属于贵贱通婚）。亚历山大表面上唯唯诺诺地答应了沙皇的要求，并离开俄国前往英国，但在1851年偷偷潜回俄国，带着朱丽亚趁着夜色狂奔出冬宫，越过边界逃到德国的布雷斯劳，在那里成婚。尼古拉一世闻讯大怒，立即解除了他的将军职务，并将其开除出俄军。

亚历山大的哥哥路德维希这时已经继承了大公的爵位，得知弟弟闹出的荒唐勾当，不禁有些不快。但是他比其父亲和蔼宽厚，于是翻阅文件，从有关家族远祖的记载中找到一个长久未用的封号送给了弟妹。1851年11月5日，朱丽亚被封为巴滕贝格女伯爵。巴滕贝格（Battenberg）是黑森北部的一个小镇。朱丽亚先后生下一女四子，在1858年被路德维希升为女亲王（Fuerstin），此后她的儿子可以冠以“王子”的头衔了。为了帮弟弟安居，路德维希还赐给亚历山大300万塔勒的现款和好几块土地，作为代价，亚历山大放弃了自己及孩子对黑森大公爵位的继承权。亚历山大后来又在奥地利陆军中服役十年，1862年退休，回到自己在黑森南部的封地海利根贝格（Heligenberg），在那里过起了安逸的赋闲生活。

在亚历山大的五个孩子中，次子亚历山大在1879年被沙皇举荐为新独立的保加利亚公国大公，他在保加利亚执政7年后被迫退位，后来娶了一个女演员，36岁时就病死了。三子亨利前往非洲探险，在1896年死于疟疾，遗体泡在罗姆酒中运回家乡安葬。幼子弗朗茨·约瑟夫娶了黑山国王的女儿，独女玛丽亚则继承乃父门风，嫁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德国小贵族，其丈夫古斯塔夫因此沾光，被黑森大公封为埃尔巴赫· 舍讷贝格亲王。

亚历山大的长子路德维希是五个孩子中最特别的。他虽然出生于奥地利、成长在黑森这个内陆小国，却自幼对海洋感兴趣。这种兴趣很显然来自其堂兄、黑森大公路德维希四世的妻子，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二女儿爱丽丝公主，以及爱丽丝的弟弟、经常去黑森做客的爱丁堡公爵阿尔弗雷德。受爱丁堡公爵的影响，路德维希决心做一名水手，并向他父亲表达了这一愿望。亚历山大亲王希望儿子继承家族传统，成为一名陆军军官，劝说无效后又建议他去参加奥地利海军，他的伯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可以为他安排好一切。但路德维希铁了心要加入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皇家海军。

1868年，14岁的路德维希在父亲陪伴下前往英国，加入英国国籍。不过87年之后，当他的外孙菲利普王子为了同伊丽莎白公主结婚而加入英国国籍、去查阅王室档案时，却发现这种程序根本不必要，因为根据1701年英国国会制订的王位继承法，作为汉诺威选帝侯遗孀索非亚（英国汉诺威王朝始祖乔治一世之母）的后代，路德维希自降生的那一刻起便自动拥有英国国籍和王族身份。路德维希亲王随后作为海军幼年军校学员加入皇家海军，并将德国味十足的名字改为路易斯。从此路易斯·巴滕贝格亲王这个名字遂与英国海军结下了不解的渊源。

1884年4月30日，路易斯·巴滕贝格与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女、路德维希四世的长女维多利亚郡主结婚。从血缘关系上看，维多利亚是路易斯的堂侄女，但是当时这种近亲婚姻在欧洲王室中并不鲜见，在葡萄牙王室中还有两起叔叔娶亲侄女的例子。在婚礼上，路易斯的弟弟亨利同维多利亚女王的幼女贝娅特丽丝公主一见钟情，两人也于次年结婚。这样，巴滕贝格家族同英国皇室建立了密切的联姻关系。不幸的是，贝娅特丽丝公主是血友病基因的携带者，她和亨利亲王的女儿维多利亚·欧金妮娅后来嫁给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把这个疾病传给了西班牙的波旁王族。嫁给黑森大公的爱丽丝公主也是基因携带者，在她的七个子女中，次子腓特烈·威廉在3岁时死于血友病，而三女伊琳娜和四女阿莉克丝则是血友病基因的携带者，她们后来分别嫁给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弟弟海因里希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幸运的是，路易斯的妻子维多利亚并没有携带这种可怕的突变基因，她的孩子全都很健康。

撇开血友病这件事来看，到1894年，路易斯·巴滕贝格已经通过自身以及妻子的血缘关系，成为英国、德国和俄国皇室的密友，而他和英国皇室的关系尤其密切。早在其青年时代，他就与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孙、生性荒唐的克拉伦斯公爵过从甚密，并在 1881年同克拉伦斯公爵的前女友之一生下了一位非婚生女儿。

路易斯·巴滕贝格在皇家海军中也是平步青云，不过这和其身世背景一点关系也没有，路易斯从一个幼年实习生升到皇家海军上校、海军情报局助理局长和侍从参谋长，完全靠的是自己的真才实学。丘吉尔后来曾经说他是“真正的皇家海军的孩子”，“英国军舰的甲板就是他的家”。1909年，当路易斯·巴滕贝格随爱德华七世访问德国基尔港时，一名德国海军上将曾奚落他，说他作为一个德国人，不该在英国舰队服务，于是路易斯·巴滕贝格板起脸回答说“先生，当我于1868年加入皇家海军时，德意志帝国还不存在呢。”

1900年6月25日，37岁的维多利亚郡主在其外祖母居住的温莎城堡里生下了一名7磅重的男婴，这是她的第四个孩子，也是第二个儿子，起名为路易斯·弗朗西斯·阿尔伯特·维克托·尼古拉斯·巴滕贝格。“阿尔伯特”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他的外曾祖父、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这是矮小严厉的女王定下的规矩：她所有男性后代的名字里都要加上这个名字（女性后代则要加上“维多利亚”的名字），以示尊敬。“尼古拉斯”这个名字则来自婴儿的姨夫和教父之一，俄国的尼古拉二世沙皇。

这个名字长长的婴儿一生下来就是天潢贵胄：维多利亚女王是他的外曾祖母，未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是其舅公，德皇威廉二世是他的表舅，尼古拉二世是其姨夫，而且通过英国皇室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联姻关系，在丹麦、希腊、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以及德意志的许多小国宫廷里也有他的众多亲戚。此外，由于身为维多利亚女王的直系后代，这个婴儿在出生时还是英国王位的假定继承人之一，其继承顺序排在爱德华七世的幼女毛德公主（后来成为挪威王后）和德皇威廉二世之后，但是排在维多利亚女王的三个幼女及其后代之前。在为他举行的洗礼仪式上，这个小小的婴儿一拳打落了曾祖母维多利亚女皇的夹鼻眼镜，老迈年高的女王哈哈大笑：“这个孩子展示了他有朝一日登基为王的天赋本能。”

1901年1月22日，统治英国60多年的维多利亚女王在怀特岛的奥斯本别墅去世，正在地中海分舰队服役的路易斯亲王奉诏返回英国，协助王室筹办国丧典礼。继位的爱德华七世虽然被世人目为放浪的花花公子，但是对海军事务却情有独钟，尤其是在其德国外甥威廉二世雄心勃勃地日益扩充德国海军的情况下，爱德华七世不得不用心加以提防。在维多利亚女王的葬礼上，爱德华的妻子亚历山德拉皇后对留着翘胡子的德皇侧目而视。1864年，她小小的祖国丹麦败于德国，被割去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堡三个公国，亚历山德拉一直对此耿耿于怀。亚历山德拉的妹妹达格玛公主嫁给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也将憎恨德国的强烈情绪传给了丈夫和儿子。

在爱德华七世的统治下，英国逐渐改变了奉行40多年的“光荣孤立”政策（Splendid Isolation），先是同日本结盟，接着加入了针对德国的巴黎-圣彼得堡轴心。1904年10月，约翰·费希尔海军上将被任命为第一海务大臣，他给英国皇家海军带来了许多深刻的变化，例如使用石油替代燃煤，采用水管锅炉和蒸汽轮机，推行大量建造无畏舰、战列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的“大海军计划”，以及重新划分舰队编制、推行海军军官教育方案和战时能让后备舰船迅速动员的核心水手制。但是，费希尔的改革在皇家海军中惹恼了不少有势力的保守军官，他们长期以来固步自封，无视同样保守的英国陆军在布尔战争中遭到惨败的教训，拒绝对海军进行激烈的变革。这些人以海峡舰队司令贝雷斯福德爵士为领袖，对费希尔的改革展开攻击，皇家海军的高级军官逐渐分裂为费希尔派和贝雷斯福德派。对路易斯·巴滕贝格亲王来说幸运的是他没有过深地卷入这些纠葛，而是及时转为海上服役，出任地中海舰队副司令。

巴滕贝格亲王在外服役的这段时间里，小路易斯随着父亲到处搬家，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同时从母亲和家庭教师那里接受教育。他们经常到黑森的海利根贝格居住，沙皇尼古拉二世结婚后经常带着妻子拜访黑森，有时也到海利根贝格小住。路易斯的家人本来根据其“尼古拉斯”的中间名，昵称其为“尼基”，但沙皇的昵称也叫“尼基”，因此为了避免混淆，路易斯的哥哥改叫他“迪基”。小路易斯还经常随母亲去圣彼得堡拜访亚历山德拉姨母，在冬宫里，路易斯曾狂热地爱上了表姐玛丽亚女大公。在其晚年，路易斯·蒙巴顿曾经几次亲临英国的法庭，同自称是沙皇幼女安娜斯塔西娅、要求继承沙皇家族遗产的女人当庭对质。

13岁那年，路易斯进了怀特岛上的奥斯本海军学校，经过严格的入学测试，并且宣读了那篇洋洋洒洒的海军祷文（“于穆上帝，无往不在，独主天庭，独宰大海……愿主仁慈，福泽遐被，佑我舰队，免罹海难，免遭敌轰，庶我得以虔事圣主乔治，得以捍卫大英帝国疆域，得以保护海上通航合法权利……”），成为皇家海军的一名少年军官候补生。此时巴滕贝格亲王已经被海军大臣丘吉尔擢升为第二海务大臣，在1913 年又升为第一海务大臣。由于英国实行文官制度，海军大臣随政府变动而更换，因此第一海务大臣实际上是皇家海军的最高统帅。

在第一海务大臣任内，巴滕贝格亲王和丘吉尔一道仿照德国陆军总参谋部的体系，建立了皇家海军战时参谋部。而且他对皇家海军的贡献还不止于此。很多年之后，他的曾孙、英国王储查尔斯亲王为《皇家海军航空兵部队史》这本书题写前言的时候这样写道： “我心中充满了骄傲，因为我想到1914年第一次成立皇家海军航空兵中队时候，我的曾祖父、巴滕贝格的路易斯亲王所起的作用。没有他的兴趣和热情，以及他的有力支持，成立海军航空兵部队也许简直是不可能的。”

1914年6月，英国皇家海军舰队访问了喀琅施塔得和基尔港，英国水兵和德国水兵并肩享受波罗的海妩媚的夏日阳光。他们举行了各种比赛，各种盛宴，各种演说。然而就在英德两国海军士兵沉浸在和平、友好和喜庆的气氛中的时候，从巴尔干半岛的萨拉热窝传来了一个晦暗不祥的消息：奥地利皇储遇刺。巴滕贝格亲王在7月15日采取了试验性动员海军的措施，并于7月17日至19日在怀特岛的斯皮特黑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阅舰式和演习。7月25日（星期六）早晨，海军大臣丘吉尔和巴滕贝格亲王讨论了当前的局势，认为在奥匈帝国及俄德法等国采取进一步行动前，皇家海军暂时还无事可做。他们计划在7月27日以前将皇家海军的三个主要舰队集合起来，如果到7月29日星期三，欧洲大陆局势仍然没有发生变化，则将舰队解散，返回各自的基地，舰上人员复员或进入军校继续进修。当天晚上，丘吉尔放心地带着孩子去克罗默海滨度周末去了。

7月26日，从欧洲各国首都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塞尔维亚很可能拒绝奥地利的最后通牒。巴滕贝格亲王面临严峻的选择，如果按照原定计划解散舰队，则皇家海军的战舰在开战时很可能遭到敌对舰队的突然袭击。经过与丘吉尔的电话协商，他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措施，取消了原定在下一个星期一疏散舰队的计划，下令第一舰队不要解散，第二舰队则保持足额兵力，留驻在国内各港口。这实际上是英国海军的第一号动员令。7月28日星期二，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翌日第一舰队秘密驶出波特兰港，进入战位。又过了5天，英国对德国宣战。



温莎和蒙巴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星期里，路易斯·巴滕贝格亲王作为第一海务大臣签署了一系列对各舰队的动员指示，包括在对德宣战前命令在地中海的“不倦”号和“无敌”号战列巡洋舰紧紧追踪德国的“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巡洋舰（两舰在英德宣战前一夜加速脱离了英舰射程），以及动用皇家海军舰队将5个师的陆军部队渡海送往法国。然而皇家海军在开战后不久也遭受了一系列挫折。

9月22日，德国潜艇U-9号接连击沉了3艘装甲巡洋舰，在海军部引起了巨大的震惊，并招致严格的聆询和调查。10月27日，皇家海军最新的战列舰之一，服役仅两年的“卤莽”号（HMS Audacious）在爱尔兰沿海触雷沉没。英国海军中像“卤莽”号这样强大的战舰仅有六七艘，丘吉尔和路易斯·巴滕贝格亲王担心公开这一消息会引起英国民众对海军领导层的抨击，于是要求报界不要对此加以报道。然而已经有好几百人目击此事，包括“卤莽”号沉没时正从其附近驶过的“奥林匹克”号邮船的乘客。消息逐渐走露，对海军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海军部和内阁开始收到一连串的署名或匿名信件，指责路易斯·巴滕贝格亲王的家庭出身和德国血统。

事实上，随着德国兵向法国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英国兵死在德国枪炮下，英国民众间掀起了一场狂热而恶毒的反德运动。公众对德国的一切都抱有强烈反感，阿斯奎思首相因为雇用德裔女管家而受到了猛烈抨击，甚至在公共场合被人看到牵着一条家养的德国种小猎犬都不安全。因此，当10月29日路易斯·巴滕贝格亲王要求丘吉尔解除他的第一海务大臣职务时，丘吉尔并不感到惊讶。他满怀歉意地接受了巴滕贝格亲王的辞职要求，后来在回忆录中称亲王的这一举动是“以无怨的尊严做出这种牺牲，以自我谦让作为他给予英国和皇家海军的伟大忠诚及杰出服务的报偿，无愧于作为一名水兵和亲王的荣誉”。年迈的费希尔海军上将接过了巴滕贝格亲王的职位，巴滕贝格亲王则隐退归庐，退出了海军现役。

巴滕贝格亲王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给年幼的路易斯·蒙巴顿带来了很深的心理阴影，多年之后，当他已经成为盟国东南亚地区最高统帅的时候，仍将其父亲身穿海军上将军服的照片放在自己的案头。这个变故也使他从一个悠闲贪玩的懒散男孩变成刻苦用功的少年，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即像父亲那样，成为海军元帅和第一海务大臣。

1914年底，达特茅斯海军学院的高年级学员提前毕业，分派到急剧扩充的舰队里面。奥斯本海军学校的学生被转到达特茅斯，接受高级的海军军官培训。几年以前，路易斯·蒙巴顿的姐夫、希腊国王乔治一世的儿子安德鲁亲王曾经在这里受训。1916年7 月，16岁的路易斯以优秀的成绩（80人里名列第一，四年前，未来的英王乔治六世在这里的毕业成绩是67人里名列第63）离开达特茅斯海军学院，作为皇家海军初级军官前往巡洋舰队旗舰、贝蒂海军上将的“狮”号战列巡洋舰报到。“狮”号是那时皇家海军中最著名的战舰之一，曾经参加了日德兰大海战，在战斗中失去了一个炮塔，并险些沉没，当路易斯登舰报到的时候，舰上还到处贴着膏药似的弹孔补片。在“狮”号上面服役的日子并不愉快，尤其是作为一名王室后代，要受到那些身经百战的军官和水兵更加挑剔的评价。

1917年2月，路易斯调到“伊丽莎白女王”号战列舰。这一年他的父亲放弃了黑森大公授予他的亲王头衔，以及随之而来的姓氏。由于几代以来与德国诸王侯的联姻通婚，英国王室充满了像巴滕贝格家族这样归化入籍的德国表亲，作为英国国民强烈的反德情绪的结果之一，这些家族在1917年都更改了自己的姓氏，将其“英国化”。巴滕贝格家族改称“蒙巴顿”（Mountbatten），这个姓的意思和德文的 Battenberg一样。为了酬谢巴滕贝格亲王对英国的忠心服务，乔治五世封他为米尔福德侯爵（米尔福德位于威尔士，是英国的军港之一）。英国王室自己的称号从“萨克森-科堡-哥达王室”变成“温莎王室”（不过追论起来，其真正的姓氏应该是德意志最古老的王侯家族之一、萨克森大领主的家族姓氏维廷）。乔治五世的王后来自特克公爵家族，这个家族是德国符滕堡王国一位亲王贵贱通婚的产物，后来归化英国，他们在这次改姓浪潮中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坎布里奇。

家族改姓后，17岁的路易斯也失去了亲王的身份和“殿下”（His Serene Highness）的头衔，但是身为一位侯爵的儿子，人们还是称他为“勋爵”。现在他已经出落得英俊迷人，一表人才，成为一名身材高大的皇家海军少尉了。不能说其父亲放弃亲王头衔的举动对年轻的路易斯·蒙巴顿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很多证据表明，他从很小的时候起，直到耄耋之年，一直对自己家族的显赫背景和高贵头衔十分着迷，但是蒙巴顿聪明地只让人看到了这件事的积极影响，即通过更加努力的工作和奋斗，使自己的贵族身份比其他人更显赫。

由于德国海军在日德兰海战后采取退缩在港口内保存实力的策略，蒙巴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参加过任何海上实战。1918年年初，他被调到K-6号潜艇上服役，但是只待了两个月就又被调到P-31号巡逻艇上担任少尉。这是皇家海军在战时紧急建造的一批巡逻和护航舰艇，而且由于尽可能缩小尺寸、只保留最低限度的适航和居住设施，它也是英国海军里最小的军舰之一。P-31号建造于1916年，排水量只有610吨，艇上装有1门4英寸炮和1门2磅炮，还有两具从旧鱼雷艇上拆下来的14英寸鱼雷发射管。这艘快艇和其他42艘P级巡逻艇一样，是用来在英吉利海峡进行反潜警戒和护送到法国的运兵船队的。蒙巴顿把它当作“皇家海军里最好的军舰”，实际上他认为他曾经服役过的每一艘军舰都是“皇家海军里最好的军舰”。当艇长不在的时候，18岁的蒙巴顿就以代理艇长自居，对船上的50个水兵和士官发号施令。在1918年战争最后的两个月里，P-31号穿梭来往于英法之间，将大批增援部队护送到欧洲大陆。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投降。翌年1月15日，19岁的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中尉。战争结束后，皇家海军不可能继续保留上千艘战舰及庞大的海军军人队伍，因此理智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分批退役。1919年10月，蒙巴顿接到从海军中暂时退役（temp release）的命令，于是他决定前往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国际政治，在那里有他熟悉的两个表兄弟，年轻的约克公爵阿尔伯特（未来的乔治六世）和格洛斯特公爵亨利。

1920年3月，蒙巴顿奉令重返海军，前往“声望”号战列巡洋舰报到，然后随同威尔士亲王访问澳大利亚，同舰随行的还有约克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这是战后英国王室对英帝国各自治领及战时盟国的一系列敦睦活动中的一部分，在7个月的时间里，这几位王子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美国，以及太平洋上的许多岛屿。1921年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上尉后，又随威尔士亲王乘“反击”号战列巡洋舰出海8个月，访问了印度、马来亚、香港和日本。在空间狭小的军舰上，人们之间的交往远比陆地上更密切，蒙巴顿曾多次不得不同威尔士亲王挤在同一个帆布澡盆里用海水洗澡，两人之间毫无隐私可言。威尔士亲王还在回忆录中写道：“19岁的迪基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他鼓动我与他一块做了不少官方计划以外的事情”。那些所谓“官方计划以外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不得而知，但是这些访问活动确实巩固了迪基与英国王位继承人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同未来的英王爱德华八世和乔治六世的私交，要远远超过他父亲同乔治五世之间的交情。

在“声望”号上和威尔士亲王一起洗海水澡。说句题外话，威尔士亲王在年迈的时候看上去仍比他弟弟年轻，这是因为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得过一场严重的腮腺炎，导致第二性征发育迟缓，外貌像少年，以及终生不育。

1921年，巴滕贝格亲王去世，迪基返回英国料理父亲的丧事。将母亲送进王族孀妇居住的肯辛顿宫安置下来后，他又匆匆赶回远东，继续陪同威尔士亲王进行访问。

1922年7月18日，路易斯·蒙巴顿在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同一位犹太大富商的外孙女埃德温娜·阿什莉结婚。两人是前一年在印度副王为威尔士亲王举行的一次盛大舞会上认识的，其时蒙巴顿刚被原未婚妻甩掉不久。威尔士亲王是蒙巴顿的伴郎，伴娘则包括蒙巴顿长姐爱丽丝公主的女儿，希腊王室的几位公主。乔治五世国王、玛丽王后和亚历山德拉太后都出席了这场盛大的婚礼，此外还有来自丹麦、挪威、希腊、西班牙、瑞典王室，以及黑森-莱茵家族和罗曼诺夫家族的来宾。温斯顿·丘吉尔也出席了婚礼。丘吉尔多年以来与蒙巴顿家族私交甚好，但迪基的母亲维多利亚郡主曾开玩笑地指责这位“不列颠最后的狮子”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物，因为他犯下了一件滔天大罪：一直未归还向蒙巴顿家借阅的一本书。

埃德温娜结婚后从外祖父那里继承了75万英镑的遗产，这在当时的英国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丈夫买了一辆劳斯莱斯轿车。蒙巴顿非常喜欢这样的礼物。由于家族的背景，他的生活品位和格调非常高，但是英国贵族实行长子继承制，巴滕贝格亲王去世后，家族的财产由他的哥哥乔治继承，归在路易斯·蒙巴顿名下的财产只有3万英镑存款和一所住宅，要出席繁缛的社交活动和宫廷庆典，蒙巴顿作为海军尉级军官的薪水又十分有限。妻子的遗产不仅可以改善他的经济状况，而且有助于他在宫廷、贵族和海军部的上层社交圈里精心营造一个人际关系网络，为实现他的最终梦想——当上海军元帅——铺平道路。

新婚伉俪先前往法国、然后去美国度蜜月，美国总统沃伦·哈定在白宫设宴招待了他们，两人还开车穿越了美国大陆，在好莱坞见到了世界著名的电影明星道格拉斯·范朋克和玛丽·璧克馥，以及电影大师查理·卓别林。卓别林邀请蒙巴顿夫妇在他的新电影 “Nice and Easy”中客串演出角色，他后来成为蒙巴顿的终生好友。

1923年1月，度完蜜月归来的迪基·蒙巴顿前往地中海舰队的“复仇”号战列舰报到。当时地中海舰队正在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一带巡游，此时的土耳其正在与希腊酣战，而且节节胜利，已经逼近了港口城市士麦那（今土耳其伊兹密尔）。“复仇”号和 “铁公爵”号战列舰奉命在士麦那湾待命，时刻准备将英国侨民从穆斯塔法·凯末尔的土耳其军队铁蹄下抢救出来。一个月前，地中海舰队刚刚完成一次和蒙巴顿家族有关的营救任务。当时蒙巴顿的姐夫、希腊的安德鲁亲王被希腊革命军政府当作令希腊在希土战争中败于土耳其的7名替罪羊之一，正关在雅典的监狱里等待枪毙，另外6个人（5名政府大臣和军队的总司令）已经被枪毙了。乔治五世记起了6年前由于拒绝派军舰把退位的尼古拉二世一家接到英国，结果导致沙皇全家都被杀害的悲剧，在他的直接命令下，海军部派出了1艘轻巡洋舰前往雅典进行交涉。希腊革命领袖潘格洛斯在英舰的炮口威胁下被迫同意释放安德鲁亲王一家。英国舰长用装橘子的木头箱子把蒙巴顿的外甥、一岁大的菲利普及其父母和4个姐姐从希腊带了出来，送到法国。

土耳其危机随着1923年的《洛桑和约》而得以化解，“复仇”号战列舰返回马耳他。由于海军不让低级军官带亲属随军，因此埃德温娜留在英国，她于1924年生下了长女帕特里夏。这时蒙巴顿正在朴次茅斯皇家海军通讯学校学习远程联络方面的课程。这是他对其父亲的有意模仿：巴滕贝格亲王就曾经担任过海军的信号官。他把妻子和女儿接到了朴次茅斯，在那里租了一所庄园，安顿下来。此后两年中，蒙巴顿又在格林尼治的皇家海军学院读完了高级电子学理论，然后在“百人队长”号战列舰上服役半年，最后于1927年1月调到地中海舰队，担任舰队司令的助理无线电通讯官。这时他已经被提升为海军少校。

在地中海舰队，蒙巴顿的工作之一是向舰上的海军军官候补生教授无线电基础知识，他用自己的热情引发了学生们的兴趣，只要能用通俗的语言，他就不用无线电术语。1929年7月，已经成为海军通讯专家的蒙巴顿又回到朴次茅斯海军通讯学校，这一次他是以教师身份来的，其工作是教授远程通讯课程，并在低级军官和水手中挑选发报员。蒙巴顿自幼就对英国贵族的两项传统运动——马球和猎狐十分在行，他在朴次茅斯组织了海军马球队，对出身普通平民家庭的海军军官进行训练，在他的带领下，海军马球队先后击败了陆军和空军的马球队。

1931年8月，蒙巴顿就任地中海舰队无线电联络官，并在12月被提升为海军中校，这时他只有31岁。这个提升速度在和平时期的英国海军中是不寻常的，美国和日本海军中也很少有这样的飞速提拔。蒙巴顿的快速晋升，部分是由于他在13岁时就加入了海军，他的王族身份和父亲的背景也起了一定作用，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蒙巴顿本人的非凡才干。大多数与他相识的海军军官都承认，蒙巴顿的才干同他的晋升是相称的。在地中海舰队旗舰“决心”号战列舰上，蒙巴顿安装了无线电通讯中心，可以控制和监视整个舰队的通讯工作。他还设计了一个新式的无线电交换系统，可以在1分钟内与地中海舰队的30艘驱逐舰交换情报。不过，更受海军军人欢迎的是，他为各艘军舰引进了电影放映设备。此前只有在几艘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上才能放映电影。蒙巴顿请肯特公爵出面成立了皇家海军电影放映部，并凭借他与美国西海岸的电影制片人和明星们的私人交情，为皇家海军租借了大批最新的影片。

1934年，蒙巴顿就任新建的“大胆”号驱逐舰（HMS Daring）舰长。像其父亲任舰长时对自己军舰的态度一样，“大胆”号成了蒙巴顿的心肝宝贝。他精心为自己的军舰挑选了舰员，还为每个人都建立了档案卡片，以便能够熟悉自己的每一个手下。然而好景不长，“大胆”号服役后不到一年就奉命随地中海舰队的驱逐舰分队前往新加坡，在那里，蒙巴顿被转到了一艘一战时建造的老驱逐舰“威斯哈特”号（HMS Wishart）上。这对他是个痛苦的打击。然而蒙巴顿的信条是，只要是他的东西，那么就应该是最好的，或者的话要把它变成最好的。

蒙巴顿在“威斯哈特”号上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1936年，他被调往海军部任职。当蒙巴顿离开“威斯哈特”号的时候，舰上的水兵没有让他乘摩托艇走，而是用皇家海军中传统的欢送仪式，由6名水兵划船为他送行。

蒙巴顿在海军部里负责海军航空兵事务。当时英国空军正在同皇家海军激烈争夺对海军航空兵的控制权。虽然皇家海军订购了许多新式的装甲航空母舰，但掌管飞机分配权的却是皇家空军，海军部无权动用海军经费为航母购置舰载飞机。到1936年，由于皇家空军多年以来根深蒂固的偏见，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作战效率已经降到危险的程度。皇家空军用现代化的新飞机装备自己，而海军航空兵只能吃点残羹剩饭。这场始自 1919年的争吵到1936年时已经发展为白热化的激烈争斗，海军部和空军部互不相让，几乎看不到什么妥协的希望。海军部希望通过蒙巴顿的交际能力和他那些显赫的社交关系来加强海军在这场竞争中的分量。蒙巴顿没有辜负期望，他在担任海军航空兵参谋的这段时间里并没有解决海军航空兵的支配权问题，但是为解决这一问题铺平了道路。

经过漫长的周折，1939年4月1日，即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还有整整5个月的时候，海军部才如愿以偿，把海军航空兵的控制权抓在自己手里。但是作为代价，海军航空兵一下子损失了许多熟练的航母飞行员，包括飞行中队长，以及一大批训练有素的维修技工、报务人员和技术专家。蒙巴顿没有参与到海军航空兵争端的最后解决中来，因为他在1936年初已经被新王爱德华八世指定为他的私人海军副官，从而深深卷入到1936年那场著名的英国君主制危机中。

作为爱德华八世的密友，在乔治五世去世前的几个月里，蒙巴顿就和其他一些王室成员谈论让威尔士亲王将继承权转给约克公爵的可能性。因为这位未来的国王有一个美国情人，沃利斯·辛普森夫人，而且还固执地想和她结婚。但是王族已经叽叽喳喳地谈论说辛普森夫人引起的烦恼已经缩短了老国王的寿命，如果再来放弃继承权这样一个打击，很可能会致乔治五世于死地，因此这个意见就暂时搁置了。英国内阁坚决反对国王娶一个离过婚的美国太太做王后，而爱德华八世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如果与辛普森夫人结婚的代价是不做国王的话，那么他就准备逊位。

1936年12月7日夜晚，蒙巴顿和新王乔治六世一起站在伦敦贝尔维迪尔堡的门口，亲眼看着退位的前国王收拾行装，准备去欧洲大陆。乔治六世转向蒙巴顿，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对他说：“迪基，这真可怕，我从来没有接受过继承王位的训练。我只是一个海军军官，我只知道这一点。”

“这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巧合，”蒙巴顿回答说，“因为有一次我父亲曾告诉我，当年克拉伦斯公爵死后，你父亲去他那儿说的话，几乎与你现在跟我说的完全一样。当时我父亲回答说：‘乔治，你错了。对于一位即将成为英国国王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训练比曾经在皇家海军中服役是更合适的准备了。’”



“决定性的时刻到了”

丘吉尔所称的“会令你感兴趣”的工作一点也没能让蒙巴顿感兴趣。当他赶回英国后，得知自己已经被指定为“联合作战司令部”的领导人，负责制订两栖联合登陆作战的计划。

就1941年的情况来说，英国并没有反攻欧洲大陆的能力，但是丘吉尔认为英国的目标不应当仅仅是在本土的海岸防止德国人登陆，而且还应该开始为未来重返欧洲做准备。在两次大战之间，英国在两栖登陆的战术和装备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少令人骄傲的成就，到1938年时皇家海军一共只有9艘登陆舰艇。同时法国战役证明，在对方空中优势力量的打击下，即使侥幸登陆成功，也会很快丧失滩头阵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指挥协约国部队在比利时泽布吕赫登陆的英国海军元帅罗杰·凯斯（Sir Roger Keyes）在1940年已经敏锐地看出英国部队进行两栖登陆作战的重要性，他认为，1915年加里波利登陆的失败和1940年挪威战役的失败证明，英国在战争中将陆军和海军的作战职责严格分开的办法是错误的，因此他提出了陆军和海军（以及空军）联合作战的想法，并被任命为参谋长委员会的联合作战计划顾问。凯斯成立了联合作战司令部，组建了一支大约5000人的作战部队，并且在1941年初对挪威的罗弗敦群岛、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和意大利占领的利比亚沿海地区实施了骚扰性的上陆作战。这些战斗都是由小股部队实施的，实行“打了就跑”的战术，其主要用意一是通过骚扰性袭击迫使德军分散兵力，同时搜集敌方兵力部署的情报、摧毁军事和工业目标，并在战斗中检验联合作战战术的效果。

但是，凯斯毕竟是一个已经七十高龄的老人，他的思维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缺乏想象力，对新的战术和新的装备也不是那么容易接受。而且更要命的是，他对处理人际关系和行政事务也不在行，不仅缺乏驾驭下属的能力，而且同参谋长委员会的成员们也闹得很僵。参谋长委员会认为，联合作战司令部只应有权对敌人海岸进行小规模突击作战，不应赋予其发动和指挥大规模两栖作战的权力。凯斯同他们的争吵最后一直闹到丘吉尔那里，丘吉尔转而支持参谋长们，命令凯斯作为参谋长委员会的下属听从他们的指挥，凯斯一怒之下挥袖辞职。

丘吉尔对蒙巴顿的任命颇费心思。与年高勋重的凯斯爵士相比，军衔仅为海军上校的蒙巴顿在年龄和资历上无疑要低得多，不会在参谋长委员会中造成盛气凌人的局面，同时由于蒙巴顿同皇室的血缘关系和生来的非凡自信，参谋长委员会的老家伙们也不会轻易怠慢蒙巴顿。为了更适应他的新职位，蒙巴顿被提升为海军准将，并在1942年被史无前例地同时授予海、陆、空三军的中将军衔。蒙巴顿的职权包括担当联合作战的技术顾问；负责训练计划，创办训练学校；研究各种联合作战战术，从小规模突袭到大规模两栖作战；指导和监督联合作战所需技术装备的研制和发展。

在蒙巴顿担任联合作战司令后，英军对敌人目标又发动了一系列的突袭，包括1941年10月用伞兵摧毁挪威瓦格索的重水工厂；1942年2月袭击法国沿海的德国雷达站；1942年3月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圣纳泽尔港的突击（这次突击中，英国人用一艘装满炸药的旧驱逐舰摧毁了圣纳泽尔的大型船坞）；以及同年5月英国和南非军队在迭戈-苏亚雷斯港实施登陆，对维希法国统治下的马达加斯加岛进行“预防性占领”。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先发制人的打击，苏联随即向英国发出了“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哀鸣。讽刺的是，在“巴巴罗萨”的铁锤砸到俄国头上之前，斯大林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设法破坏英国继续抗战的努力。在积极地向纳粹德国提供大批粮食、金属、能源和战争物资的同时，塔斯社的御用喇叭不止一次地声色俱厉地谴责“帝国主义战争贩子”丘吉尔的“罪行”——竟然胆敢继续坚持对德抗战，竟然胆敢拒绝爱好和平的希特勒提出的“宽宏大量”的和谈建议——并号召英国的工人阶级推翻这个“战争的罪魁祸首”。

不过，尽管斯大林搞了这么多令人齿冷的卑鄙勾当，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丘吉尔还是立即转变了他长期以来坚持的反共立场，宣称“哪怕希特勒入侵的是地狱，我也起码要在下院发表一篇同情撒旦的演说”。实际上丘吉尔很清楚，苏德战争的爆发彻底地挽救了英国，使其免于被征服的命运。但是在1941年夏季的那几个月里，苏德战场的态势还不明朗，苏军能否撑过当年冬天还是个问题，因此当斯大林从突然打击中清醒过来、要求英国立即提供援助、立即对德国发动进攻、立即开辟“第二战场”时，丘吉尔也迟迟不做答复。

丘吉尔十分清楚，打败德国的最终决战地点必将是欧洲大陆，因此即使在1940年英国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筹划组建最终目的是反攻欧陆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但是面对斯大林“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急切要求，丘吉尔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反攻欧洲的机会还不成熟。按照他的理解，盟国空军对德国的轰炸、海军在大西洋同德国海军的作战、以及在北非和中东的作战，都是对德战争的第二战场。英国在非洲、中东、印度和马来亚的漫长战线上承担着极其沉重的防务任务，不可能抽调大批兵力用于进攻欧洲，此外在法国大西洋沿岸布满了德军的防御阵地，而英军登陆所需的装备不是完全没有就是正在研制当中，登陆部队也还没有组建、训练。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将为数有限的部队送过海峡，无异于将其送进绞肉机白白送死。另外，凭借对共产主义制度的长期研究，丘吉尔认为苏联多年形成的专制体制、社会结构和坚韧的民族性格有利于进行长期的残酷战争，能够经受住希特勒战争机器的锤打，不必担心苏联像波兰或法国那样被彻底打垮，因此用不着迫不及待地为苏联火中取栗。

在何时开辟第二战场的时机上，联合作战司令部做出了一个悲观的预测，它认为盟国在1942年 7月以前不可能集结起一支大规模的登陆部队，另外，登陆所需的登陆艇、架桥坦克、空中运输等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在1942年初还处于初期阶段，如果将仅有的少数登陆舰艇集中用于进攻法国，不仅不可能取胜，而且今后也不能用它们来训练新一代的登陆船员了。此外，对德国人在欧洲海峡沿岸的防御工事所进行的研究使得联合作战司令部确信，1942年在该地区不可能进行持久的陆上作战。蒙巴顿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即把主要重点放在迫使德国空军（而非陆军）向西线调动，从而为苏军缓解东线的空中压力。

1942年6月，蒙巴顿飞往美国，同罗斯福以及美国军方领导人进行了若干次密谈。尽管马歇尔将军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都坚决支持1942年在欧洲登陆的意见，但蒙巴顿使罗斯福接受了自己的观点，即由于登陆舰艇数量不足，规模有限的登陆部队将难以迫使德军从俄国前线撤回大量军队，而更大规模的登陆进攻现在还不具备成熟的条件。而如果登陆部队数量增大，则德军很可能从东线调回大量部队，盟国将会面临损失全部装备和绝大部分兵力的局面。罗斯福接受了他的观点，但是建议英国应在联合作战的准备工作方面抓紧进度。

蒙巴顿返回英国后，丘吉尔带着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又飞了一趟华盛顿，再次向罗斯福阐述 1942年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的理由。并建议代之以在北非登陆的“火炬”战役。他的努力最后如愿以偿，1942年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一笔勾销。斯大林闻讯后愤怒地谴责英美政府、特别是罗斯福总统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声称此举“对希望开辟第二战场的苏联人民是一个精神打击，这使红军在战场上的形势复杂化，给苏军统帅部的计划造成损害”。在斯大林的抨击下，脸皮薄的罗斯福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决定做点什么事来弥补一下苏联人的失望情绪。聪明过人的丘吉尔也想到了这一点，为了给罗斯福挽回面子，同时安抚一下愤怒的斯大林，他早就让蒙巴顿的联合作战司令部设法在法国北部搞一次较大规模的两栖登陆突袭。

突击的计划早在1942年5月就已拟好，当时的行动代号叫“开辙犁行动” （Operation Rutter），后来改成了“50年节”（Operation Jubilee）。突袭的地点选在了法国北部的迪厄普。这是诺曼底大区的一个海滨小城，人口只有3万，驻扎在这里的德国兵力只有两个营（第571步兵营和第302营）。登陆的兵力将以加拿大第2步兵师为主，另有英国第3、第4突击队成员1000多名，总数约6000多人。英军第10突击队第3连的20个人也参加了战斗，这支突击队的成员分别来自自由法国、荷兰、比利时、挪威、波兰、南斯拉夫，按国籍编为7个连，第3连是由会说德语的欧洲犹太难民组成的，因此这将是犹太人的军队第一次向德军发起进攻。此外，50多名作为见习人员的美国突击队员和一小批特种行动执行局（SOE）、秘密情报局（SIS，即英国军情六局，MI6）的情报分析人员也参加作战。登陆部队配有30辆新式的“丘吉尔”坦克，以及刚开发出来不久的坦克登陆艇（LCT）。

如果光从兵力上看，对迪厄普的突袭是一次奇怪的行动。6000人作为一支突袭力量来说太多了，而作为登陆进攻的力量则又嫌少。实际上这次行动和1918年凯斯将军指挥的对德占比利时港口泽布吕赫的袭击有几分相似之处，不过后者的目的是摧毁当地的德国潜艇基地，而迪厄普突袭的目的则是在敌方海岸夺取一个港口并加以短时间占领，以判断今后在法国海岸实行更大规模登陆作战的可能性。此外，这次袭击还将试探敌方海岸的防御能力，以确定日后占领这些阵地所需的军队的密集度，以及登陆需要哪些特种装备和武器。最后，通过抓获俘虏、缴获武器来获取德军的相关情报，以及德国空军在西欧的战斗机部署状况。从这几点来看，迪厄普突袭是一次“试验性”的作战，发动这次袭击不是为了夺取法国海岸并建立进攻德国腹地的滩头阵地，其唯一的目的就是通过作战本身来获取宝贵的作战经验，为尔后更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铺平道路。

1942年8月18日上午10时，蒙巴顿下令开始实施登陆行动。在英国南部的几个港口，突击队员和加拿大士兵乱糟糟地登上了从驱逐舰到扫雷艇的237艘舰船。这种乱糟糟的情况早在部队出发前一个月就开始了。海军部拒绝了蒙巴顿提出的登陆前用战列舰提供海上炮火支援的请求，只答应派8艘驱逐舰和一些炮艇，皇家空军指挥官利·马洛里爵士也以敌军目标太少、担心殃及平民为由，拒绝对当地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轰炸。盟国联合情报部门没有得到过通知，因此“50年节行动”一开始就没得到情报机关的帮助，也无法获得当地德军的最新动向。情报部门只有拿一张战前拍摄的、一个老奶奶在迪厄普海滩野餐的照片，来推测海岸的坡度是否适合坦克作战。相应地，登陆的事前准备也没有得到情报机关保密工作的支持，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德国间谍早早就刺探到了这次登陆的大致情形，因此足以使德军提前做好准备，向迪厄普地区增调了一个师。就这样，6000多人的队伍在没有远程炮火支援、没有轰炸支援、登陆消息已提前泄露的情况下浩浩荡荡地向法国海岸驶去。

8月18日下午4时30分，海军部发来电报，称英吉利海峡即将有大暴雨来临，要求立即取消 “50年节行动”，舰队返回港口。蒙巴顿马上召集会议，把情况通报给各部队的指挥官。这些指挥官担心如果返回港口，那么好不容易才制订出的袭击计划恐怕永远泡汤了，加拿大第2师师长罗伯茨少将（John Hamilton Roberts）也表示“如果海军能把我们运到那里，我们就会进行战斗”。因此船队继续向法国海岸前进。

8月19日凌晨4时许，登陆舰队左翼搭载有英军第3突击队的一些军舰在茫茫夜色中闯入了一支德国沿海护航队，德军鱼雷快艇击沉了好几艘坦克登陆艇，岸上的德军也被惊醒，开始向海上开炮。这支部队原本是要消灭德军火炮阵地的，但是在海上和陆上的双重打击下损失了80%的兵力，只有少得可怜的几艘登陆艇和18名突击队员于5时10分在代号“黄滩”的小贝内瓦（Petit Berneval）登陆，他们使用狙击战术对德军炮兵阵地的操作人员发动了偷袭。登陆舰队右翼是第4突击队，由洛瓦特勋爵（Lord Lovat）指挥，在“橙滩”登陆，他们在开始时成功摧毁了瓦朗热维尔的一个海岸炮兵阵地，但是当突击队主力越过一座山崖时，暗藏在这里的德军火炮和机枪突然开火，给突击队造成了重大伤亡。侥幸没死的官兵趴在地上，或是躲在岩石后面，无法前进一步。不过，这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幸存者最后都成功逃脱，回到了英国，洛瓦特和第4突击队在这次登陆中采用的一些战术后来成为英军突击队教材的范例。

由于此前与德国海军舰艇的交火已经使岸上守军充分警觉并做好准备，担任正面主攻任务的加拿大部队在登陆时遭受了惨重损失。在城东的普耶海滩登陆的加拿大皇家步兵团554人里只有65人生还，其中33人是伤员。在德军炮火和机枪的猛烈攻击下，南萨斯喀彻温团、皇家（卡尔加里）坦克团、埃塞克斯团和皇家汉密尔顿轻步兵团也伤亡惨重。

在登陆部队的指挥舰“卡尔佩”号护航驱逐舰（HMS Calpe）上，蒙巴顿最初收到的几封电报都是乐观的，似乎一切都很顺利，但实际上大部分船只和部队的报话机不是被打坏、震坏就是被海水泡坏，无法将真实战况发回来。直到早晨8点，蒙巴顿逐渐了解到战况变得很糟，德军增援部队不断赶到战场，上陆部队已经接近崩溃。10点50分，蒙巴顿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让各军舰施放烟幕，同时请求空军前来支援。

撤退的过程同样是艰难的，许多登陆艇的发动机已经损坏，而护航驱逐舰和扫雷舰又无法靠近近岸浅海，许多士兵不得不泅水游到离岸很远的军舰上去才得以逃生。到黄昏时分，迪厄普的滩头堆满了被炸坏的登陆艇和坦克，以及尸体和伤员。幸运的是皇家空军掌握着制空权，否则蒙巴顿的全部登陆部队和军舰将在德国空军和步兵的打击下彻底覆没，不过付出的代价也很大，英军损失了119架飞机，德方只损失了46架。

迪厄普行动以英军的惨败告终。参加行动的6090人中有1027人阵亡、2340人被俘，人员损失率超过了55%。更糟糕的是，在4963名加拿大人中，只有2210人最终逃回英国，也就是说加拿大人在这次行动中损失最惨重，这必将影响自治领人民的士气。作为这次行动的最高指挥官，蒙巴顿受到了公众舆论的谴责，但是深知失败原因和内情的丘吉尔对其大力保护，因此蒙巴顿不仅没有因为这次惨败而受到降职处分或者审讯，甚至还仍然保留了联合作战司令的职务。罗伯茨少将又当了几个月的第2师师长，随后于1943年初被调到英国担任新兵补充训练中心的主任。罗伯茨坚持认为他被当成了失败的替罪羊，但实际上他被解职并非因为迪厄普，而是因为1943年3月在盟军于英格兰南部举行的“斯巴达”大演习中的失败表现。

从战术上看，迪厄普突袭无疑是失败的，但是这是一次命定要失败的战斗，不仅由于缺乏妥当的事先准备工作，而且即使登陆部队得到了炮火和空中支援，成功占领了迪厄普城，对该城的固守也将是短期的（这个方针在制订方案时就已确定），因为这只是一次试验性质的登陆，盟军在英国尚未集结起足够在法国海岸建立长期桥头堡或发动进一步进攻的部队。

另一方面，在迪厄普作战中获得的宝贵经验足以补偿军事上的失败，这些经验为尔后的胜利铺平了道路。经验之一是，只有进行全力以赴的舰炮岸轰和空中轰炸，才能为武装登陆奠定成功基础，其中大口径舰炮的火力支援尤其重要。在迪厄普袭击中，护航驱逐舰的小口径炮在射程和威力上无法有效地威胁德军阵地，因此在今后的登陆舰队中需要配置浅水重炮舰和战列舰，以及专门的通讯指挥舰只。其次，在进攻的开始阶段不能把宝押在直接占领港口上，必须首先攻占滩头阵地，并为登陆部队提供两栖坦克和不需要在海上换乘的登陆舰艇。对设防的海岸实施正面攻击时还需要其他装甲车辆，工兵跟随装甲车前进，以摧毁德军前哨阵地的混凝土工事。在海面的泥泞和塌陷地区需要铺设金属板或椰棕毛毡道路，有些地方还要用到架桥坦克。根据这些教训，英国此后开发出了一系列特种工程车辆，以及代号为“桑葚”的预制港口构件。第三，加拿大部队在登陆前从驱逐舰换乘到登陆艇时的混乱场面证明，仅仅在临战时才对登陆艇做出安排是不够的，今后应永久保持一支海军登陆舰队。盟军在迪厄普突袭中所吸取的教训足以在日后的北非、西西里和诺曼底登陆中挽救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

在战略方面，迪厄普突袭成功地迫使德军在需要动员全部力量进攻东线的时候抽回了好几个宝贵的战斗机大队和3个强大的装甲兵集群，而且使希特勒的注意力从盟军不久之后就要实施登陆的北非地区转开。这次突袭之后，德军最高统帅部里形成了若干错误的观念，一是盟军的进攻目标是现有的港口，显然未料到对方有朝一日会在远离港口的海滩登陆；二是认为盟军今后将在塞纳河河口以北地区登陆，因此对这里重点提防，从而削弱了对诺曼底西部地区的防守；最后，迪厄普突袭之后6天，希特勒就下令在法国沿海修建“大西洋壁垒”，即15000个永久性防御堡垒，并将守卫兵力沿海岸一字展开，而没有采取纵深配置机动部队的防御战术，这一点对于1944年诺曼底登陆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CBI（中缅印战场）

迪厄普突袭三个月之后，盟军成功地在北非实施了代号为“火炬”的登陆行动，几天之内便控制了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与此同时，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英国第8集团军在埃及的阿拉曼击败了隆美尔指挥的非洲军团，并将其逐出埃及。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丘吉尔竭力向罗斯福推销他的“间接路线战略”，即向“欧洲软腹部”的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发起反攻。会议决定在北非战役结束后，在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登陆，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

在西西里登陆开始前，英国海军情报处展开了代号为“肉馅”的欺敌活动，诱使希特勒认为盟军的下一步目标是占领即可进攻意大利、又可进攻法国南部的撒丁岛，以及希腊。为了奏效，他们找到一具尸体，给他穿上海军陆战队少校的制服，并起名为“威廉·马丁”。在“威廉·马丁”的公文包里有两封信，一封是帝国副参谋长阿奇博尔德爵士写给西北非英军统帅哈罗德·亚历山大的，信中漫不经心地提到盟军要在希腊登陆，并在西西里岛实施佯攻。另一封信由蒙巴顿执笔，写给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信中将马丁少校称为“海军登陆艇专家”，并要求坎宁安确保马丁少校携带的帝国副参谋长的信件安全交给亚历山大将军，因为里面全是要紧的私房话。在蒙巴顿的信里还包含一些微小的线索，足以把德国人的思路引到英国情报部门需要的轨道上来，包括让马丁少校带回一些沙丁鱼（sardine，和撒丁岛 Sardinia谐音）。在英国人看来，这只是一句蹩脚的双关语和冷笑话，但熟悉德国人脾性的蒙巴顿确信这句玩笑话迎合德意志人那种冷冰冰的幽默感。后来才知道，德国人确实抓住了这句话，用以佐证盟军即将进攻撒丁岛的推理。

西西里登陆成功后，蒙巴顿和丘吉尔一同前往加拿大的魁北克，参加美英首脑的“四分仪”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出人意料地任命为盟军东南亚战区（SEAC）最高司令官，协调这一战区的海、陆、空军联合作战。如此年轻的海军军官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区最高司令，在英国海军历史上还没有过先例，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同意由美国人担任反攻欧陆的盟军最高指挥官。为了在级别上超过担任副总司令的史迪威中将，蒙巴顿的军衔被提升为海军上将，这时他只有43岁，如此之快的晋升速度在英国海军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无疑与他和丘吉尔的深厚交情有关。10月6日，蒙巴顿抵达德里，正式上任。

东南亚战区的范围包括缅甸、锡兰、暹罗、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的苏门答腊岛，西边是印度次大陆这颗英帝国皇冠上最珍贵的宝石，北边是战况不妙的中国战区。在日军节节进逼的攻势下，缅甸的绝大部分地区已经在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沦陷，蒙巴顿的辖区只剩下了锡兰和沿着钦邦山和若开地区的一长条缅甸领土，只是由于撤退指挥有方和中国远征军的援助，缅甸的英印军队才免于全军覆没的命运。

蒙巴顿就职后敏锐地发现，东南亚战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武器装备或人员数量，而是精神和士气。在1943年底，蒙巴顿带着他的几个助手沿着印缅边界视察并看望了溃退下来的英，印，中部队，得出的结论是：眼下首要目标是重振士气。两年来，在缅甸作战的印度、南非和英国部队吃尽了各种苦头，他们被日本人追着打，溃退了几百英里。蒙巴顿必须想尽一切努力来恢复这些部队的信心，帮助他们认清自己认清日军。总的来说，尽管有些人不喜欢蒙巴顿，或不那么欣赏他的军事作战才能，但是，凡是与东南亚战区的老兵接触过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蒙巴顿在接触士兵，笼络士兵，进而激发他们的士气和战斗热情方面是成功的。

到1944年初春，蒙巴顿和他的下属部队已经做好了和日军作战的准备。恰好此时日军向若开发起了进攻，蒙巴顿数月的辛劳终于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若开位于缅甸南部沿海，军事地位十分重要。韦维尔上将曾指挥英印军在这里打过一仗，史称“第一次若开作战”，但鉴于力量不足，那次作战的目标有限，仅仅是为了收复梅宇半岛和东孟加拉湾外的若开岛，结果以失败告终。到1943年10月，日本增加了驻缅甸的兵力，达8个师团。日本居然在这里保持了这样大的兵力，表明了它对缅甸战场的重视，同时也表明日本在准备首先发动进攻，或者至少将对盟军正处于酝酿阶段的反攻做出先发制人的反应。

被日本大本营称为“哈”号作战的进攻计划首先要求割断英军的若开防线，切断英印军队的交通线，然后加以各个歼灭。战役定于2月4日开始，至2月10日结束。因为骄狂的日军没有注意到蒙巴顿上任以后已经使英印军队的士气发生了变化，因此还依照自己的老眼光和上次若开战役的经验，认为7天之内一定能歼灭第7印英师。

1944年2月7日上午，日军向信兹维亚一带的第7英印师发起进攻，英印师顽强抵抗。激战两天后，日本人终于意识到：英国人没有惊慌失措，而是进行果断抵抗。日军开始焦躁不安了，攻势一次比一次更凶猛，但蒙巴顿调动空军部队，出色地抵制住了日军的进攻。仅带着7天补给的日军处于缺粮少弹的困境。与此同时，英印的增援部队也陆续开到。英军的策略是让第7英印师顽强固守，而让后备部队像铁锤一样把对方击碎。2月24日，增援部队英印第5师终于完全占领了雅基都山口，彻底解除了日军对梅塞维部队的包围。樱井省三中将不得不承认失败。整个战役中，第7英印师蒙受了两三千人的伤亡，但击毙了7000名日军官兵。

若开战役结束后，蒙巴顿司令部的情报机构发现了阿萨姆边境地区的一些不详迹象：日军正在缅甸一侧集结重兵。3月8日，日军第15军所属的3个师团及配属部队的近10万人攻入印度境内，揭开了英帕尔战役的战幕。

在日本大本营中的作战序号中，英帕尔战役被命名为“乌”号作战。积极主张这次战役的牟田口廉也中将是日军中著名的少壮派将领。他积极主张进攻英帕尔，提出了作战的计划，请大本营做出决断，并声称通过实施这次战役，可以使防御战凭借英帕尔附近的有利地形，得以节省兵力，加强缅甸的防御。至此，日军从1942年夏季以来多次议论过的进攻印度作战终于开始了。

英帕尔是印度的主要边境城市，交通十分发达。它的近郊是英帕尔平原。遍布着大型营房、医院、军械仓库、弹药库以及基地所需的各种大型设施。负责防守英帕尔的是第4军，下辖第17、20、23英印师，军长是斯康斯将军，此时正驻扎在英帕尔外围很远的地方，未等他们到齐，战斗已经打响。

当3月8日牟田口中将的先头部队度过亲敦江向英帕尔打来时，蒙巴顿还在医院住院。他在前几天访问史迪威前线指挥部时不小心被毛竹扎伤了左眼。蒙巴顿双眼都扎上了绷带休息了5天，但是来自英帕尔的消息使他心急如焚。他不顾医生劝阻，离开医院飞抵卡米拉的指挥部。斯利姆中将见蒙巴顿眼缠着绷带被人牵引着走进自己的指挥部，感动得不禁紧紧抱住他。

蒙巴顿虽不能写，但思路相当清晰，敏锐。听了斯利姆的汇报，他思考了良久后下定决心，把防御部队撤至英帕尔附近的高地上来，这样就会使日军进攻部队远离自己的后勤基地。此外，己方的空中优势不仅会保证可能遭到包围的一些部队的补给供应，而且能阻止日军获得补给品。

担任主攻英帕尔的是日第15军的第33师团和第15师团，师长分别是柳田元三中将和山内正文中将。日第33师团度过亲敦江后，将其主力分为左右翼两个突击队，对英印第17师进行夹击。英印第17师正遵照撤退命令行进在通赞南北一带，结果被日军咬住。然而，牟田口中将万没想到他的部下们此时错误迭出：当该师右翼的突击部队插进英印第17师的心脏部位吐特姆时发生了错觉，以为对方已向北逃走，便放弃了吐特姆这个要害。另一个错误是，柳田师长误以为左翼突击部队要全军覆没，于是令他们撤回保存实力，这等于给英印第17师放了退路。于是，气急败坏之下的牟田口撤掉了柳田的职务，由以骁勇善战闻名的田中信男少将接替师长职务。田中信男受命后展开积极攻势，封锁了英帕尔南部通道。从北路进攻的日第15师团封锁了英帕尔北部的通道。

面对日军两个师团的攻势，斯利姆中将急电蒙巴顿调更多的部队来增援。蒙巴顿建议自3月8日起把用于喜马拉雅山运输线上的飞机挪用过来。3月9日，空援开始了，最初有30架DC-3运输机参加行动。5月上旬，牟田口决定主攻方向完全集中在第33师团一个方面，于是调来增援部队，并亲自指挥战斗。

日军在这个方向的主要对手是英印第20师和第17师。牟田口中将在他的作战地图上把帕莱尔公路上的谢阿姆山口标为具有决定意义的突破口。4月10日，日军集结坦克和重炮向山口发起攻击，终于在由于缺乏战斗经验的印度士兵扼守的薄弱环节上打开了缺口。牟田口认这是夺取胜利的好机会，于是逐渐加强攻势。经过一连几夜的疯狂进攻，日军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12日在空军配合下，英印部队又收回了一些失地。随后，蒙巴顿让遭到严重减员的第20师撤回，由官兵足额的第23师去接防。危机过去了，战线又一次稳定下来。

在英帕尔激战的同时，沿铁定至英帕尔的公路及周围地区一带的战斗也进入了高潮，斯康斯军长不得不把第17英印师的部分部队从英帕尔调来，支援比申普尔。在那里，作战顽强的日第33师团一个前锋联队的3000人，已有2000多人伤亡，然而也有迹象表明具有相当规模的日军正赶来增援。这也正中蒙巴顿的下怀，他认为英帕尔战役主要不应在英帕尔打，那里不利于防御，而应把敌军远远的从英帕尔近在咫尺的比辛布尔和帕莱尔逐步向南吸引。

雨季到来后，英帕尔地区地面泥泞难行，日军无法得到补给，只能吃一些稻谷野菜充饥。蒙巴顿认为，除非日军在最后的全面出击中大获全胜，否则，这雨季的阵阵雷声就预告了对方的失败。蒙巴顿已经开始拟定自己的进攻计划。

1944年6月初，日军驻缅方面军司令河边正三来视察帕莱尔第33师团时认为，战役已呈胶着状态，没有什么获胜的希望。但牟田口态度坚决执意战斗到底。6月10日，日军与英印第20师在丛林中迎面相遇，随即展开了残酷的拉锯战。由于日第33军团连续几个月的苦战，已精疲力竭，连驮运粮食弹药的骡子和马都吃光了，完全是在“武士道”精神下强撑着继续战斗。6月22日，日军竟奇迹般的突破了英印军队的堵截，打到了英帕尔的边缘。但这时他们已是强弩之末，面对英军由坦克和铁丝网组建的一处处环形防御工事，残缺不全的日军第33师团再也无力进攻了，田中信男中将默默地等待着牟田口军司令官的撤退决定。英帕尔战事暂时平息了下来。

英帕尔以北50英里的科希马是一座地势险要的高原小城，也是英帕尔通往印缅边境的必由之路。在进攻英帕尔的同时，牟田口中将以第31师团主力和第15师团部分兵力直扑这里。3月8日，佐藤幸德中将率领第31师团乘木筏和小舟陆续渡过亲敦江，分成 3个纵队向科希马前进，而那里守城的只有一个500来人的步兵营。蒙巴顿立即从第5和第7英印师中抽调部队前去增援，并令第3特种突击旅做好空运准备。然而这些部队尚未到达，战斗就已经打响。

佐藤幸德是日军将领中最无见识的一个。他只知道打下科希马，实际上，他本可以毫不费力的派一部分兵力攻击科希马，同时用师团主力去进攻迪马普尔，获取那里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他拿下并坚守科希马才会有保障。

4月4日，蒙巴顿命蒙蒂·斯托普福少校接管科希马防守的指挥权。此时佐藤已经摆开了进攻架势。不久，日军就完全包围了科希马，并切断了科希马至英帕尔的公路。当时科希马守军已有3500人。第161旅大部分被阻，无法打进去。幸运的是蒙巴顿掌控制空权，从而加强了守军部队的火力和及时的补给保障。4月10日，蒙巴顿指示已陆续到达科希马附近的第2师和第7师部队集结于迪马普尔，然后向科希马守军靠拢。4月18日，在援军的帮助下，英军突破了日军的战线，与科希马守军会合，科希马解围。

但是，日军撤出科希马近郊后，仍盘踞在城外一条长达6公里的山脊上，威胁着迪马普尔至英帕尔的交通线。英印第2师向其发动了几次进攻，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之后，从日军手中夺回了一些阵地。这时长着“傻瓜脑袋”的佐藤中将帮了英国人一个大忙。他见英军取得了初步进展，天气也越来越恶劣，又得不到补给，于是决定后撤。牟田口得知后大怒，立即电告佐藤不准撤军，但佐藤并没有接受牟田口的要求。这样，同第31师团靠背作战的日第15师团一下子陷入了被英军南北合围的险境，牟田口当即决定撤销佐藤的职务。这位不幸的中将被押回东京，1944年9月以擅自撤退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蒙巴顿接到日军撤退的报告后，命英第2师和第7英印师陆续向马奥集中，然后夺取日军第31师团撤退的必经之路乌科鲁尔。6月22日，两支队伍在科希马公路109号里程碑处将日军钳住。乌科鲁尔被占领和第33师团遭截击，终于促使牟田口下决心停止 “乌”号作战。河边正三得知后通知了日本南方总司令部。

7月2日，日本第15军各师团残部开始全线撤军。日军的总退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向亲敦江后退。第二阶段向明京山后退。然而，在蒙巴顿的追击下，牟田口的第一阶段退却目标迟滞到8月中旬。8月20日，日军转入第二阶段退却，此时暴雨和山洪使江面宽度达到了1500米，而且各渡河点均暴露在英军飞机和大炮的轰炸之下。牟田口的损失是惨重的。最初渡过亲敦江参加英帕尔战役的日军约10万人里损失了3万人，另有2万伤病员被遗弃在遥远的后方，任其自生自灭。剩下的5万人中还有一半以上是病人。

日本陆军大本营撤掉了牟田口的司令官职务，并更换了该军参谋长和主要幕僚，以图重建全军。第15军虽未遭到全歼，但它的战斗力几乎完全丧失，这就造成了日军在缅甸已陷入整体上的防御阶段，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然而蒙巴顿也深刻体会到了被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军的顽强，要战胜这些狂热的武士、夺取缅甸的内地，绝非数周、数月之间所能完成的，必须有完整的计划和充足的部队和资源。缅甸战役临近尾声时，蒙巴顿带着这样的想法把司令部迁往锡兰的康提，在这里谋划下一期作战计划。

康提是锡兰的古都，周围群山环抱，气候宜人，风景绚丽。出身于贵族的蒙巴顿好排场、讲究享受，他那座设在植物园里、舒适而且雅致的新总部很快就成了奢华的代名词。SEAC总部的人看上去都是“很有排场，时髦，而且富有”，其人员编制最初为 4100人，但不久便迅速膨胀了，因此受到“人浮于事”的指责。新总部在支出方面也不节省：蒙巴顿花将近50万英镑修建的一座简易机场几乎从未使用过，他还订做了一辆镶着金箔的豪华马车，这都是他骨子里的贵族习性。不过，有些开支还是必要的，他在康提设立了一座“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广播电台”，并开设日语广播，以瓦解日军势气。

蒙巴顿从不介意别人说三道四，此时，他正设想新的缅甸作战计划：一个是“首都行动” （Operation Capital），即由陆路向曼德勒推进，然后再向南进攻仰光。另一个是“德拉库拉行动”（Operation Dracula），即在1945年初对仰光直接发动海陆两栖登陆进攻，这正是蒙巴顿愿意干的，他从没忘记自己的海军将领身份。斯利姆中将不甘心自己被抛在一边，对此提出反对。然而，蒙巴顿已经亲自飞往伦敦游说他的“德拉库拉”计划。希望能得到丘吉尔和参谋长委员会的重视。

不过，丘吉尔和参谋长委员会都认为蒙巴顿的计划不是那么可靠，同时，由于在欧洲战场上发生了 “市场-花园”行动失利和德军发动阿登攻势两件事，使蒙巴顿不仅未得到原先许诺的部队，反而被调走了一两个师的兵力。丘吉尔告诉他，目前不要指望从其它地方调部队去参加攻占仰光的计划，他应该继续从陆路进攻。

眼见自己最有兴趣的计划又一次被抛弃，蒙巴顿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康提。他的烦恼并没有减轻：他的两栖登陆舰艇和登陆器材被拿光了，此外还有人利用取消两栖作战计划的时机削减蒙巴顿的总部人员。

由于种种原因，蒙巴顿在回到康提几个月之内和他的副司令，参谋长和军种司令们统统闹翻了。蒙巴顿与战区副总司令史迪威刚结识时关系尚好，甚至还为他在蒋介石面前说过话，使其没有被赶走。然而在1944年，当蒙巴顿将归史迪威指挥的中国军队划归东南亚战区陆军部队司令吉法德上将时，史迪威却暴跳如雷。这个“醋坛子乔”对别人的看法常常是很矛盾的，譬如对蒙巴顿，有时称赞他是有魅力的人，有时骂他是花花公子。1944年10月，蒋介石要求再次解除史迪威的职务，这一次蒙巴顿没有帮他说话。

海军的萨默维尔上将是东南亚战区军种司令里第一个与蒙巴顿闹翻的。由于几个世纪以来被视为英国的精英军种，海军对于军衔的顺序历来非常讲究，憎恨一切打破规矩的人，特别是有皇室关系而可能受到了优待的人。即使是国王之子来舰队服役，海军也只是吝啬地授予其海军少尉或中尉军衔了事。甚至贵为维多利亚女王，也曾为丈夫讨要荣誉海军元帅的头衔未果，而一怒之下禁止其子爱德华七世接受海军元帅军衔。萨默维尔因为蒙巴顿由于受到丘吉尔的青睐、得到超格擢升而对其既妒且恨，无论大事小事都不去认真执行。这次蒙巴顿带着一肚子火回到康提，正好借口一件事处理不当而将其撤去，由布鲁斯·弗雷泽海军上将接任。接着离职的是空军的皮尔斯中将，然后是陆军的吉法德上将，最后东南亚战区参谋长亨利·波纳尔也因为“过于热心扮演保姆的角色”而被调回伦敦。

在两栖登陆计划已毫无希望后，蒙巴顿只得又捡起“首都”计划。这是个纯粹的陆上进攻计划，作战主力将是第14集团军的第8师和第9师。计划要求英印部队首先强渡亲敦江，然后在曼德勒-塔泽-敏建地区与日军进行决战，得手后再南下进攻仰光。旱季到来了，这正是地面部队展开进攻的好时机。

经过一番思考后，蒙巴顿终于在1944年11月初正式决定歼灭日军的行动将以地面战的形式来完成。11月10日，托斯普福德将军指挥的第33军在亲敦江北岸完成进攻部署。黄昏时分，阿萨姆团的一个突击营发起冲锋。登上了东岸，该军的第20师主力也陆续渡过了亲敦江，并控制了50多公里长的江面。12月10日，印度工兵在江上架起了桥梁，使第14集团军各主力师得以开过对岸。

负责与日军决战的是梅塞维的第4军。这个非洲战场上的英雄不久前被提升为军长。第4军包括他自己担任过的师长的第7英印师和训练有素的第19及第17英印师。蒙巴顿给他的任务是跨过亲敦江后进入瑞波平原，与日本第15军决战，并夺取重要机场。梅塞维部队渡江后，已推进80多公里，与英第36师会合，向瑞波平原逼近。

第19英印师的推进并未引起日军主力的反应，引起了蒙巴顿的思考：接替河边正三的是木村兵太郎中将，是日军出色的战略家，显然他并不想在这块宽阔的平原上决战。因此蒙巴顿与斯利姆研究了一个新方案：斯托普福德的第33军从北面向曼德勒施加压力，去占领黎洛瓦底江上的渡口。梅塞维的3个师越过日军守卫曼德勒部队的后方，从而封锁其向仰光的退路。新方案完成得很好，梅塞维将军先诱使日军相信他的主力仍在皮特·里斯的第19英印师后面全力向瑞波平原推进。他在达木设立了一个假司令部，以混淆日军的视听。

至1945年1月底，梅塞维的部队终于到达了伊洛瓦底江岸地区。2月14日凌晨4时，他下达渡江命令。15日，良宇的日军被完全清除，梅塞维命令已渡江的第17英印师和第7英印师向敏铁拉方向前进。这座城市是日军曼德勒防线的战略后方，也是日第 15军和第33军的军需囤积地，拿下它对瓦解曼德勒的日军有重大意义。由于田中新一愚蠢地把原驻扎在这里的1个师团调往曼德勒防线，造成守卫敏铁拉的兵力十分薄弱。不过，那里有充足的弹药和粮食，及日军疯狂的武士道精神，给英印军带来了一些困难。那些在地堡里的日军宁可被烧死也不爬出来投降，直到3月3 日，最后50名没被打死的日军官兵跳湖自尽，敏铁拉才被英军完全占领。

占据了敏铁拉的英第4军犹如一把尖刀插进了曼德勒守军南面的后背。在木村兵太郎调兵反扑的时候，蒙巴顿已将尚能调动的兵力全部投入到曼德勒外围，伺机拿下这里。主攻的是斯托普福德的第33军，3月14日，他们逼近了杜弗林要塞，但遭到躲在高墙后的日军的疯狂抵抗，于是斯托普福德决定绕过这个要塞，从其它方面进攻市区。见英军绕过了自己，逞强好胜的柴田师长下令放弃要塞，折回市区与英军交战。但是，一旦离开了坚固的要塞，仅有一些轻武器的日军根比不是英军的对手，很快被击败。3月20日，日第15军司令官片村四八中将见其下属各师团将陷于被分割包围的境地，遂下令撤出曼德勒，向东南方向的恰随突围。当日，英军完全占领了曼德勒。

此时，整个缅甸中部落入蒙巴顿指挥的英军之手，到仰光的道路已经打开。4月22日，第5英印师的坦克势如破竹地冲入敏铁拉与仰光之间的战略据点东吁，5月1日占领了勃固。这里离仰光只有80公里的路程了，但是这时雨季开始了。接下来的一场暴雨浇垮了缅甸的机场和道路，洪水阻挡在英军的面前。此时许多曾用于“霸王”战役和“铁砧”战役的登陆舰艇和器材已经由欧洲调到东南亚，因此当蒙巴顿得知英印军队在勃固一带被暴雨和洪水阻滞的消息后，立即下令于5月1日起实施对仰光的两栖登陆作战。

蒙巴顿从驻扎在达卡港至若开一带的第15军中抽出了一个师的兵力，用于实施“德拉库拉”计划，这个师加配了一个坦克团和一个伞兵营。但是在登陆作战开始前几小时，一架英军侦察机发回报告，称仰光监狱的屋顶上写着“日本人滚蛋了”的大字标语。原来勃固被英军攻破后，木村即已知道自己再也无法避免溃败的命运，于是向泰国逃去。他指定留下来坚守的第28军司令樱井省三中将也自知不是英军的对手，随即也带着自己的残余人马向东逃去。

得知日军已经逃跑的情报后，蒙巴顿仍下令继续“德拉库拉”行动。5月1日黄昏，一个廓尔喀步兵营在仰光河口空降着陆，同在仰光港附近登陆的两栖部队会合后向仰光城开去，于5月3日解放了仰光，缅甸战役至此结束。

照蒙巴顿的意思，接下来对马来亚和新加坡发动趁胜追击的进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但是由于舰艇、飞机和兵力不足，这个计划被搁置了起来。7月中旬，丘吉尔把蒙巴顿叫到德国的波茨坦，与盟国领袖一道商讨对日作战事宜。令他错愕不已的是，他的保护人丘吉尔竟然在7月底的大选中下台了，取而代之的是 “如同小学教员一般干巴巴”的艾德礼及其工党内阁。不过，由于同时身为军方高级将领和皇室亲戚，蒙巴顿不能对选举结果发表任何意见。他转而游说艾德礼支持他的“拉链”计划，即在马来半岛登陆，并收复新加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拉链”计划还在准备当中。蒙巴顿接受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布置的新任务：重新占领已光复地区中的关键地域，如香港、西贡、新加坡，以确保对已投降日军的有效控制，并尽可能早地释放被日军监禁的盟国战俘和其他人员。蒙巴顿接到命令后立即开始了“拉链”行动，只是取消了其中有关作战的那部分计划。他命令所有能行动起来的部队立即向马来半岛和新加坡进军，同时命令其麾下的混合舰队立即前往香港、西贡等地接收当地的日军司令部。他还向国内发去电报，要求立即派遣医疗队以救治被解放的战俘。

9月12日，盟国东南亚战区的正式受降仪式在新加坡市政厅举行。由于蒙巴顿拟订了一套羞辱日军的仪式程序（日方高级将领要当场缴械，其佩刀和手枪作为战利品分给在场的盟军官兵），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寺内寿一元帅托病拒绝露面，由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板垣征四郎大将代替他参加仪式。出席投降仪式的日军代表还有缅甸军司令木村兵太郎、第18方面军司令中村明人、南方军参谋长沼田多嫁藏、第10方面舰队司令福留繁等人。他们当场解下佩刀，交给盟军军官，然后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板垣等人随后试图同身穿白色皇家海军上将制服的蒙巴顿握手，但被蒙巴顿断然拒绝了。他事先还向所有的盟军军官发布了通知，禁止他们与日本人握手。当日本人走出市政厅的时候，蒙巴顿厌恶地注意到“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令人厌恶、恶心的野蛮嘴脸……当这些日本人离开座位、蹒跚地走出去的时候，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群猩猩，穿着布袋一样的马裤，膝关节几乎拖着地面……”。

虽然40年前他的姨夫尼古拉二世沙皇也曾轻蔑地将日本人称为“一群小黄猴子”，但蒙巴顿对日本人的仇视并非出于种族原因。他从一开始就主张对日本人坚决不能手软，并在给麦克阿瑟的信中预言道：“如果我们不能使日本人遭受彻底失败的耻辱……日本领导人将会利用你没有给他们以粉碎性打击这一事实向它们的人民灌输以下思想，即日本是被科学而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的。……一般说来，我不是怀有报复心理的人。然而我总是感到，如果我们对日本的领导人不强硬，他们最终还会卷土重来，再发动一场战争的。”在另一封信中，蒙巴顿认为战争应当一直进行下去，应该再多扔几颗原子弹，直至日皇本人亲自到马尼拉（麦克阿瑟总部所在地）投降，这样“将会永久地摧毁现在看来已被（麦克阿瑟）挽救下来的日本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机器”。由于他与日本人之间的互相憎恨，蒙巴顿在战后虽然访问了包括红色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却从来没有访问过日本，日本人也没有邀请过他。

为了奖赏蒙巴顿在整个战争期间的功劳，特别是作为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在缅甸击败日军的战绩，在艾德礼首相的建议下，他在1946年8月23日被封为缅甸子爵，接着又在1947年10月28日升为缅甸伯爵和罗姆塞男爵。“缅甸”并非其采邑，而是其取得战绩的地方，就像蒙哥马利元帅的“阿拉曼子爵”，或者哈罗德·亚历山大的“突尼斯子爵”。由于蒙巴顿没有儿子，因此英王特许这个爵位可以传授给其长女帕特里夏。

战争结束后，这样的流言和预测也没有减少。1946年底，伦敦的小道消息说蒙巴顿勋爵将出任澳大利亚或南非总督，也有的消息说他会被任命为驻中东某国的大使。蒙巴顿对这些流言不屑一顾。他的梦想是回到海军，像他父亲一样成为第一海务大臣。

战争结束后，蒙巴顿的军衔由战时海军上将和陆空军中将变为海军少将，并在1946年1月2日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蒙巴顿将东南亚战区司令部的工作移交完毕后返回英国，前往朴次茅斯海军学院进修，为这个新职务接受培训。然而变化的局势再一次将蒙巴顿从他梦寐以求的海军生活中拖开，抛入动荡变幻的政坛中去。



蒙巴顿方案（一）

某些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一直在灌输着一个政治神话，即英国在“被迫”让其殖民地独立之前，总要为其埋下分裂、动荡、仇恨的种子，并举出印巴分治和塞浦路斯分裂的历史作为证据。但是，这些教条的政治宣传没有说明以下这一点，即战后英国殖民地独立浪潮多发生在工党执政时期，而英国工党本身，作为一个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纲领的政党，在殖民地政策上采取的是与自由党和保守党这些老派“帝国主义政党”不同的、现实主义的、或者说“进步”的态度。英国工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反对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殖民地掠夺政策，主张减轻殖民地人民的负担、早日给予印度这样的殖民地以自治领或独立的地位。在战争期间，工党就已经认识到殖民地民族解放的浪潮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在1940年和1945年两度提出了《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主张在民族主义运动比较激烈的地区，如印度、缅甸和锡兰，应尽快加速其独立的步伐；另一方面，对比较落后的、非洲和大洋洲地区的殖民地，则在其独立前提供必要的投入，加速它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建立起完善的教育、医疗、福利和行政服务，为殖民地独立后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塞浦路斯的分裂是源于该岛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争端，直接诱因是70年代希腊族发动政变、试图并入希腊，导致土耳其出兵占领其北部，长期的根源则是奥斯曼帝国在其统治时期向这个希腊人的岛屿大量迁入土耳其移民，这两件事都和英国人或者所谓“英国阴谋”一点扯不上关系。

对现代世界历史影响更为深远的印巴分治，虽然被正统史学家们斥为分裂印度的“英国阴谋”，但这些人却从来没有陈述这样的史实，即无论英国内阁也好，印度事务部也好，最后两任印度总督也好，都是竭力想让印度次大陆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独立的，这一点上他们和甘地、尼赫鲁等人的意见是一样的。印巴分治的根源，在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矛盾和冲突。即使在当代，宗教和文化差异导致一个国家分裂的例子也是客观存在的。印度分裂的直接原因不是什么“帝国主义阴谋”，甚至也不是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次大陆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统一的国家，即便莫卧尔帝国的疆域也没有到达次大陆的南部），而是首先在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这两个种族集团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不愿意为了印度的统一而放弃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甚至以发动内战和种族仇杀作为要挟手段。而作为印巴分治的象征，以蒙巴顿的名字命名的《蒙巴顿方案》同这段历史发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工党内阁仍然维持着大量的海外义务：要承担战前英国在印度、各海外殖民地、属地、委任统治地和自治领的防务；要派出军队维护德国及奥地利占领区、以及前意大利殖民地和希腊的秩序；要参加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济活动，并作为联合国主要发起国之一做出巨额的捐献。要知道，英国在战争中已经蒙受了巨大损失，丧失了战前商船吨位的50%（商船是英国一个重要的海外收入来源），出口值下降到战前的40%。由于战争，英国的黄金储备和海外投资丧失了一半以上，还欠下美国和自治领35亿英镑的债务。再加上需要重建战争时期被炸毁的400万栋房屋、安置每年150多万的复员军人，英国面临极其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财政困境。1947年1月20日，工党政府发表白皮书，公然承认“不列颠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许多英国人认为，现在已不能继续将英国的民族利益与英国已没有财力维持的世界帝国角色等同起来，工党政府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从所有的海外义务中撤出来，集中财力于重建国家的经济和对外贸易。其中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让印度获得独立的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印度在英帝国里的地位获得了显著的提高，与其他的英国殖民地形成了显著的区别。印度在战前就是英国和日本最大的生铁供应基地之一，战争爆发后，大量军事和军需订货刺激了印度的经济，在印度建立了金属冶炼加工、汽车、炼油、化工、交通和电力、以及机械制造、服装和食品等工业。到战争结束时，由于印度在战争期间提供的大量物资和服务，英国已经向印度欠下11.88亿英镑的债务。此外，在战争期间，印度向英国提供了200多万士兵（包括土邦国派出的37.5万人），在从卡西诺山和佛罗伦萨到阿拉曼沙漠、再到缅甸和新加坡的漫长英国战线上，到处都有印度士兵的踪影。斯利姆将军在1946年曾回忆说，“印度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基地，我们在那里获取了一切物资的3/4，而我们从印度获取的一切事物中最好的就是印度陆军。”这些印度军人不仅在战场上为提高印度的国际声望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且在战后成为印度社会中具有很大影响的一股力量。由于印度军人的反对，英国对在战争期间与日本合作的“印度国民军”和“自由印度军团”官兵的审判最后变得雷声大雨点小。在2万多名前印度国民军官兵中，只有不到1/4的人因为犯有“谋杀英国军官”或“残暴行为”被认为构成刑事犯罪、受到审判，其中死刑判决不超过20人。

令英国政府感到棘手的，除了对印度国民军的审判外，更多的则是战后不断出现的反对英国统治的罢工和农民示威。1946年2月18日，在孟买甚至爆发了皇家印度海军的水兵起义。叛乱水兵虽然后来宣布停火投降，但骚动却蔓延到岸上，并波及到孟买市内，引发了群众与印度警察之间的冲突，200多名平民死亡。然而比起随后在全印度出现的种族仇杀来，这些罢工、兵变和骚乱不过仅仅是些小麻烦而已。

英国势力进入印度后，穆斯林王朝的势力很快衰落，1857年印度大叛乱后英国人更是干脆废黜了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在这之后，印度教徒的社会地位方得以提高。印度教徒在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方面比穆斯林积极，很多印度教徒通过充当英国代理商、包税人而发了大财，其中一些人甚至通过销售棉花、鸦片、军需物品和投资工商业而变成了大财阀。与此相反，穆斯林在财富积累和投资方面远不如印度教徒，因此在 19世纪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出现后，穆斯林往往成为印度教徒的雇工。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在印度推行永久地税制，善于经商、有一定积蓄的印度教徒借此成为土地所有者或地租征收者，而穆斯林地主和贵族因没有经商技能和财富积蓄、不可能如期纳税，往往不得不放弃土地所有权，成为农民和雇农。这样，在宗教矛盾之上又增加了经济矛盾。此外，两大宗教集团在宗教戒律方面也有不少冲突。印度教崇拜牛，将牛视为神，而印度穆斯林却以牛肉为主要肉食，他们在印度教神庙附近杀牛、尤其是宰杀母牛的行为多次引起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此外，印度教徒在举行宗教仪式或节庆时往往载歌载舞，这也引起穆斯林的反感。1936年，在杰马勒普尔，一个印度教婚礼队伍在吹吹打打地路过清真寺时候遭到穆斯林袭击，造成多人死亡。1939年5月，因为印度教徒在格雅的清真寺前弹唱，又引起了两大教派间的流血冲突，11人死亡，90人受伤。

最深刻地体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分歧的一点是，像许多其他非穆斯林国家里的穆斯林一样，印度的穆斯林首先将自己视为穆斯林，然后才是印度人，他们对印度没有认同感，而且认为1857年印度兵变被镇压后英印当局对穆斯林实行的“不信任政策”源自印度教徒的挑唆，穆斯林从征服者和统治者的颠峰跌入耻辱贫困的深渊也是由于印度教徒迎合英国人、帮助他们推翻穆斯林的统治。早在1884年，印度穆斯林宗教改革运动领袖艾哈迈德汗就向英国总督杜富林勋爵表示，他担心刚刚成立的印度国大党所宣传的民主原则会导致“人数多的教派利益完全压倒人数少的教派利益”。他认为，既然如此，为了“印度的和平与进步”，保护穆斯林免遭这一灾难的唯一办法是让英国继续保持、最好是永远保持在印度的统治。其他许多穆斯林领袖也认为，继续维持英国人统治也好，将印度分裂为七八个乃至七八十个国家然后再独立也好，都要好过出现一个统一的、独立的印度国家。1940年，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在拉合尔召开会议，更进一步提出了要求在印度次大陆成立单独的穆斯林国家的决议，即所谓“拉合尔宣言”。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虽然在印度次大陆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某些个人之间也有友谊或密切往来，但总的来说这两大宗教集团彼此之间是分离的、有隔阂的。虽然有一些穆斯林领袖主张团结印度教徒、共同反对英国统治，甚至热烈拥护国大党，但他们不能带动整个教派，而且在一些重要场合，为了拉拢人心，不能不回到传统的鼓吹分治的路线上来。

二战爆发之前，印度即已开始仿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自治领，实施代议制度。根据1935年通过的《印度政府法》（该方案事实上承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必将终结），印度帝国是一个由英属印度和各土邦国组成的联邦国家，总督及其行政会议只负责印度的最高立法权，其他权力被分散到各省，各省实行责任政府制和地方自治，即通过选举产生省立法会议，然后按席位比例组成自治的省政府，省督为名义上的地方长官。成立于1885年的印度国大党和成立于1906年的印度穆斯林联盟成为印度的两个主要政党，在印度的国内政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1943年韦维尔被指定为印度总督后，在丘吉尔给他的饯行宴会上曾经说，“我们心里必须首先非常清楚，我们的目标就是印度自治”，只不过“……（印度独立进程的）缓慢不是因为不愿放弃权力或维护个人利益、甚或不喜欢变革，而只是因为，当人们在接近一座很难攀登的峰顶时，在陡峭的冰崖上选择攀附物和落脚点的时候，不得不加倍小心。”也就是说，在处理极端复杂的印度问题时，越到最后关头，就越要小心。

二战结束后，决心尽快给予印度独立地位的英国工党内阁采取了多项准备工作，加快了印度独立的进程，第一步是推进印度的宪政改革，将更多的权力分散到印度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手中。第二步是宣布英国政府将不再充当决定印度前途的角色，只起协调和维护印度法律与秩序的作用，换句话说，英国不为印度的未来指定道路，而是让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自己决定印度的前途，是成立统一的印度还是让巴基斯坦独立。英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只是替即将出生的新国家“代管”次大陆，维持秩序，以免出现无政府的混乱局面、或者内战。

对于印度独立后究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印度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有很大的分歧。1946年6 月，工党内阁向印度派出使团，调解印度各方的矛盾。在经过与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土邦王公、锡克教徒、共产党、低等种姓代表及许多其他团体的磋商之后，代表团提出了两个建议：一、“大巴基斯坦方案”，建立一个统一的印度，这个印度将是松散的联邦，下面有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两个分治地区，中央政府只负责国防和外交；二、“小巴基斯坦方案”，即分别成立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订立攻守同盟条约，或者组成邦联，巴基斯坦国的疆域将比第一个方案大大缩小，旁遮普、孟加拉和阿萨姆三省的非穆斯林地区将被划给印度。但是在与各个利益集团进行会谈之后，内阁使团发现这两个方案都难以为各方接受：国大党和印度教大斋会反对 “巴基斯坦”的概念；穆斯林联盟要求兼得“小巴基斯坦”的主权和“大巴基斯坦”的疆域；锡克教徒要求成立独立的“锡克斯坦”；海德拉巴等几个大土邦的王公要求由各土邦组成“第三个印度”，印度共产党代表更进一步要求成立17个“民族家园”，低等种姓的代表则担心他们在新成立的国家里的基本人权，干脆称印度的独立对他们来说将是“最大的灾难”……

几经周折，英国内阁代表团最后推出了《内阁使团方案》。该方案避免了“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的划分，只是建议英属印度和土邦国这两个政治实体成立印度联邦，各省仍然实行现行的代议制和地方自治，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但是不能脱离联邦成立单独的国家。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将英属印度的代议制和地方自治制度原封不动地用到独立后的印度身上，客观地说，也是最佳的方案，既可以维护次大陆的统一，又可以使地方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尤其能够消除穆斯林对“印度教徒多数统治”的恐惧，是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双赢方案。甘地高兴地称这个方案将使“这个悲伤的国家变为没有悲伤和痛苦的国家”，旁遮普省的穆斯林也因为该方案维护了本省的完整而感到高兴。但是，国大党领导人中以尼赫鲁为首的强硬派认为《内阁使团方案》中关于制宪会议的规定偏袒了穆斯林，穆斯林联盟则因为这个方案“否定了巴基斯坦精神”而干脆拒绝对其加以讨论，穆罕默德·真纳代表印度穆斯林联盟对艾德礼内阁表示，除非英国事先保证接受“巴基斯坦原则”，否则就不准备接受英国政府提出的任何方案。印度国大党为此与全印度穆斯林联盟彻底决裂。

与此同时，激进的穆斯林开始在印度各地挑起种族冲突。1946年8月16日，穆斯林联盟宣布这一天为“直接行动日”。该联盟并没有解释“直接行动”的含义，结果在孟加拉省、尤其是印度最大城市加尔各答，发生了严重的骚乱，并很快升级为种族大仇杀。孟加拉省的穆斯林联盟秘书在“直接行动日”开始之前3天在《印度之星报》上发表了《直接行动日纲领》，声称“穆斯林必须记住，正是在莱麦丹月，《古兰经》得到昭示；正是在莱麦丹月，安拉批准了圣战；正是在莱麦丹月，313名穆斯林进行了与异教徒的第一次公开较量，并取得了胜利；又是在莱麦丹月，先知率领1万名穆斯林征服了麦加，并在阿拉伯建立了天国和伊斯兰国家。穆斯林联盟是幸运的，因为它在这个最神圣的月份发起了行动。”在国大党同穆斯林联盟斗争最尖锐、种族关系最紧张的时刻，这个声明无疑是火上浇油。

8月16日，从早上7点起，穆斯林就在加尔各答东北的马尼克托拉区发动了骚乱，随后向其他地区蔓延。穆斯林使用砖头、匕首和枪同印度教徒展开混战，警察不得不使用催泪弹加以制止，最后还向暴乱的人群开了火。当天下午，50万穆斯林在加尔各答的一座广场上集会，全印穆斯林联盟委员、孟加拉首席部长纳兹穆丁发表了煽风点火的演说，称在骚乱中受伤的全是穆斯林，穆斯林“除了自卫反击以外已别无选择”。这番讲话掀起了新一轮的暴乱，许多穆斯林一离开会场就到处追杀印度教徒，还拦截并焚烧了一列火车，车上的人无论老少妇孺都没有幸免。在穆斯林狂暴的袭击下，城里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也参加了骚乱，狂怒的锡克人手持著名的弯刀，在穆斯林聚居区里展开了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英印当局出动了 4.5万军队，才把暴乱平息下来。加尔各答骚乱后清理出来的尸体为3500人，但被扔进河里和大海里的遇难者估计达2万人。

8月24日，印度副王和总督韦维尔宣布根据此前的大选结果，将于9月2日成立由国大党组成的新一届英属印度责任内阁，这在孟买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穆斯林种族暴乱，接着蔓延到卡拉奇和阿迈达巴德。10月，1000多名穆斯林暴徒对孟加拉东部的印度教小村庄沙海姆发动了野蛮而凶暴的攻击，他们烧杀掠夺，强奸妇女，逼迫印度教徒吃神牛肉。这些暴行在比哈尔省和联合省激起反对穆斯林的报复行为，而这些行为又在旁遮普省引发了反报复……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一方面煽动和参与仇杀，一方面又互相指责对方是种族仇杀的策划者。国大党指责韦维尔总督支持穆斯林，穆斯林联盟则指责韦维尔“正在将穆斯林抛弃给狼”。更可怕的是，有迹象表明，各省地方政府、警察和印度军队也在分裂情绪的影响下开始出现瓦解和崩溃的迹象，一场大灾难即将来临。

缺少想象力和应变能力的韦维尔总督面对这样危急的局面感到束手无策，最后不得不由英王乔治六世亲自出面调解。他于1946年12月在白金汉宫召见了尼赫鲁和真纳，非常担忧地说：“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好像除了内战以外别无选择。对此我们应该承担（平息冲突的）责任。但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军队维持秩序。”

按照英国制订的时间表，印度将在1947年或1948年独立，因此韦维尔早就开始安排撤离印度的工作，以至在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英国文职人员中出现了人心涣散的现象，英国控制印度的权力机器正在迅速地疲惫下去。这种做法遭到英国内阁的反对，认为英国的过快撤离给国大党的强硬立场制造了后盾，使其在与穆斯林联盟的谈判中更加不愿让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巴基斯坦的诞生和印度的分裂，甚至还有内战。在这样的考虑下，英国内阁于1946年12月18日决定解除优柔寡断的韦维尔的总督职位，改由蒙巴顿接任。

在暗淡、寒冷的冬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里，艾德礼首相面色惨白，神清阴郁，身着一套质地低劣、布满皱纹的外套，向蒙巴顿宣布他将出任印度副王兼总督，主宰世界上五分之一生灵，并担负起使其最终走向独立的使命。这一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英国萧瑟、凄切的气氛。年迈的工党领袖选择风度翩翩的海军少将、英国国王的表兄弟，委任他亲手毁掉大英帝国王冠上的明珠。乍一看来，这一决定荒唐离奇，令人忍俊不禁。然而这一抉择颇具匠心，明智豁达。任命蒙巴顿的原因，一是他以思想自由和同情民族主义著称，在战争期间多次反对韦维尔关押甘地和尼赫鲁的举动，二是因为他出身高贵，既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曾孙，又是现任英王的表弟，这使他无论在印度的政治圈还是社交圈里都能应付自如。第三，蒙巴顿与印度也有很深的渊源，他的婚礼就是在印度举行的，二战期间有100多万印度士兵在他的手下作战，他与印度军界和政界的民族领袖有很深的交情，在印度也享有很高的声望。最后，蒙巴顿才46岁，精力充沛，富有活力，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

蒙巴顿不愿再度离开皇家海军，对重返印度出任政职感到很犹豫，他的母亲和妻子也不希望蒙巴顿接受这一高贵的头衔。维多利亚郡主已经84岁高龄，但是思维还很清晰，她认为，工党政府要蒙巴顿当“替罪羊”。印度问题没有好的答案。韦维尔子爵失败了，在他之前的林利斯哥总督（Marquess of Linlithgow）也失败了。不过，在同乔治六世商量之后，蒙巴顿最后还是发现自己别无选择。

为了设法拒绝印度副王的职位，蒙巴顿向艾德礼提出了接受任命的几个条件：第一，要给他一个英国撤离印度的最后期限，精确到某日，要不的话“真纳就将很高兴一直留在英国的保护之下，土邦王公也不希望英国人离开，国大党虽然希望英国人撤离，但是不想以分裂为代价，因此印度独立一事也许就会无限期拖延下来”。最后艾德礼向他保证，无论印度事态发展如何，英国最迟将于1948年6月底以前完全撤出。此外，蒙巴顿还要求亲自挑选自己的行政班子，为其提供一架四引擎专机，并要求把他的名字保留在皇家海军现役人员的名册上。蒙巴顿随后又提出，在他任职期间，他享有充分的权力和完全的自由，而无需向伦敦请示汇报，尤其不允许伦敦经常干预插手。这是过去历任印度副王从来不敢问津的、超出英王陛下政府的特殊权力。使蒙巴顿沮丧的是，艾德礼一口答应了这些要求。

1947年2月11日，蒙巴顿致信艾德礼，正式同意接任印度副王的职务。不言而喻，艾德礼政府确定了印度航船的终点，但究竟如何抵达大洋彼岸，则完全由蒙巴顿一人决定。



蒙巴顿方案（二）

坐落在新德里“红堡”旁边的印度副王宫殿现在是印度共和国的总统府。这是一座极其奢华的建筑，以一种“莫名其妙的高傲态度”（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这样评价）建造于乔治五世登基的次年，由建筑师卢蒂恩斯设计，历时20年方得建成。宫殿建筑气势磅礴，蔚为壮观，被称为“印度的凡尔赛宫”。这座巍峨壮丽的御所耗资88万英镑，有350间壮丽的厅堂，是世上为一人享用而建造的最后一幢建筑物。在20世纪，只有饿殍遍野的印度能够建造、维修如此豪华雄伟的宫殿。

按照传统，1858年印度帝国成立后，英国驻印度的总督（Governor- General）加上了“副王”（Viceroy）的头衔。这个单词的词根来自法语roi，即国王，其妻子称“副王妃”（vicereine），来自法语 “王后”（reine）。使用这种有别于英国其他殖民地总督的头衔，凸显印度帝国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由于印度总督被视为“国王兼大皇帝”（Rex et Imperator，1948年以前英王的头衔）神圣不可侵犯的化身，因此在印度帝国89年的历史里，接受这个荣耀职位的人里没有一位是平民，全都是贵族（韦维尔也是在被封为子爵以后才就任印度总督的）。印度副王的生活尊严华贵，玉食锦衣，举手投足都要兴师动众，宫中仅驱逐禽鸟的仆人就有50名之多，每年初夏，副王还要像帝王游幸一样带着上百名仆人以及成群的侍卫、副官、随员、王公、将军、外交使团，以及数不清的打着“副王殿下钦定供应商”招牌的珠宝商、成衣商、酒商，乘着金色和白色相间的御用专列，前往喜马拉雅山麓的清凉小城西姆拉避暑。25年前，与蒙巴顿一道来印度访问的威尔士亲王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亲眼目睹印度副王之前，我尚不清楚国王究竟如何生活。”

然而蒙巴顿尚未就任，就做出了许多打破传统的事。他要求在上任时与前任副王韦维尔举行会谈，以从他那里获得真实的、有价值的建议。此举令印度事务部大惊失色，因为正常的程序应该是前任副王乘坐的船只在新副王的御船靠岸的那一刻离开孟买码头返国。就像天无二日的道理一样，印度帝国不可能同时出现两个副王。如果蒙巴顿要与韦维尔会谈，则其中一个人必须是以私人身份露面。

蒙巴顿没有选择历代副王们传统的从海路经孟买“印度之门”上岸的到达方式。1947年3月 22日，他乘坐由“兰开斯特”轰炸机改装的专机抵达新德里。韦维尔派出了乔治五世访问印度时坐过的镀金四轮马车将新副王夫妇接到总督宫殿。在总督宫的大厅里，蒙巴顿对韦维尔行了鞠躬礼，然后新旧两位副王站在那里，在摄影记者镁光灯的闪照下交谈片刻。这是两位截然不同的人物。蒙巴顿，这位功勋著的战斗英雄，全身焕发出自信心和生命力；韦维尔，这位独眼老兵，刚刚突然被解除职务，受到下属的拥戴。几小时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时乖命蹇，不幸在于组织撤退，避免遭到惨重损失。”

韦维尔挽着蒙巴顿的手臂，径直朝宫殿的柚木巨门走去，准备向新副王介绍宫殿的布局，以及他遗留下来的一堆棘手问题。韦维尔声调凄楚地哀叹道：“委任您接替我的职务，我对此感到非常难过。”

“为什么？”蒙巴顿神情惊讶地高声问道：“难道您认为我不能胜任此职？”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韦维尔解释说：“您要知道，我对您深怀好感，但是您所肩负的使命着实困难，难以完成。我劳心伤神，曾尝试过各种途径以解决问题，但至今仍无一线希望。我现在走投无路，面临绝境。”

随后，韦维尔慢悠悠地历述了他为结束危机所作的种种努力。之后他站起身来，走过去打开保险柜。保险柜内陈放两件物品，他将要移交给新任副王。一件物品放在铺有深色天鹅绒的木匣内，闪现出异样光彩。这是一枚镶嵌有宝石的印度之星勋位团团长勋章，是新任副王未来权力的象征，48小时后，蒙巴顿将佩戴在颈项上出席登基仪式。另一件物品是一卷命名为“疯人院行动”的档案材料。韦维尔一边长嘘短叹，一边把卷宗放在办公桌上：“文件之所以如此命名，因为这确实涉及一群疯子的问题。”他进一步解释说：“不幸的是，时至今日，我仍未有摆脱困境的其他办法。”

疯人院行动的内容很简单：从马德拉斯省和孟买省开始，一个省、一个省地撤离英国人，先撤妇女和小孩，再撤文官，然后再撤军队。英国人撤干净后，将狂乱的印度次大陆丢给4亿名互相砍杀的疯子。韦维尔的悲观令对印度局势早已有思想准备的蒙巴顿大吃一惊。“这是令人痛心的解决办法，但我认为这是唯一的出路。”韦维尔最后说道。

当新副王在一片凄怆气氛中接受职务时，埃德温娜在楼下戏剧性地揭开了副王妃的生活篇章。她步入卧室后，吩咐仆人给她从英国带来的两只爱犬“米赞”和“吉布”弄点食物来。她惊愕地看到，两位头裹缠巾的佣人迈着庄重的步子走进房间，每人手端银盘，银盒上的瓷碟内满盛刚刚切好的鸡胸脯肉。副王妃顿时惊奇不已，眉开眼笑，目不转睛地盯着令人垂涎欲滴的食物。在战后食品极度匮乏、生活极度清苦的英国，如此美味的食品实属难得的上乘佳肴。她看了一眼欣喜若狂、乱蹦乱叫的小狗，然后向餐碟走去。

“把这个给我吧。”副王后说道。她夺过餐碟，疾步走进浴室，然后随手把门关上。在浴室内，这位即将以印度副王妃的尊严高贵身份为四万名宾客举行盛大华宴的女皇，坐在浴池的边上，狼吞虎咽地吃下为其爱犬准备的食物。

3月24日，韦维尔离开印度后，蒙巴顿在新德里宣誓就任印度总督兼副王。维多利亚时代和莫卧儿王朝时代的庄严华丽礼仪结合在一起，显得更加壮观森严。宫殿中心，一排排印度陆军、海军和空军将士，伫立在通往御座大厅的高大的楼梯下面，等待向副王和副王后致敬军礼。他们手中的长矛在朝阳照耀下闪闪发光，副王卫队的骑士们，身着红黄色相间的紧身上衣和白色短裤，脚穿黑色长靴，在楼梯上组成欢迎队伍，一直排列至大厅的门口。御座大厅内，在白色大理石穹形屋顶下，印度各界社会名流齐集一堂，恭候副王驾到。他们当中有身着黑色长袍、头戴英国式卷曲假发、维护英国法律的最高法院法官；拥有无上权力的印度自愿民防队的高级官员；缎缠绸裹、披珠挂玉的各土邦王公；还有尼赫鲁及其国大党的同仁们，他们清一色地头戴白色橄榄形帽，象征独立战士的团结。

当副王一行步入大厅时，藏匿在圆形建筑物一隅的四名号角手演奏起旋律轻快的进行曲。随后，新任副王暨妻子穿过宝座大厅的拱门，顿时鼓乐齐鸣，号角嘹亮，摄影闪光灯噼啪作响，连成一片。路易斯·蒙巴顿和埃德温娜·蒙巴顿缓步向御座走去。蒙巴顿距宝座愈来愈近，此时此刻，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仿佛登上“凯利号”战舰，或者身处激战前夕。副王和副王妃神情庄重，举止威严，最后在宝座前停下脚步。宝座之上，一项绯红色天鹅绒华盖巍然耸立。

随后，最高法院院长走上前去，蒙巴顿高擎右手，宣誓就职印度副王。传统誓词宣读完毕后，聚集在宫殿庭院的轻骑炮兵鸣放礼炮。与此同时，在印度全国各地，隆隆炮声响彻云霄，与庆祝副王登基的31响礼炮声交织一起，此呼彼应。从喜马拉雅山到科摩林角，从波斯沙漠到缅甸丛林，在印度各地驻扎军队的地方，全体士兵排列成整齐的检阅方队，向新任副王举枪致意。边防军的狙击手们，各骑兵团的枪骑兵，在英国军队中服役的锡克、多格拉、贾特、帕坦和马德拉斯土著士兵，廓尔喀族雇佣兵，所有人都屏息凝神，这时隆隆的礼炮声响彻印度帝国上空，军乐队高奏起“上帝保佑吾皇”的乐曲。

按照习惯，副王在加冕就职的场合应该穿戴华丽，言语不多。然而蒙巴顿却一反惯例，向所有参加典礼的英国人和印度人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所担任的不是一个常规的总督。英王陛下政府决定在1948年6月以前移交权力。因为必须制订出新的宪法、解决许多复杂的管理问题，因此在未来几个月之内必须达成协议……我对我的任务的难度不抱任何幻想。我需要尽可能多的人的最大善意。我今天为印度请求这种善意。”

毫无疑问，蒙巴顿获得了印度各界领袖的好感。当然，这种好感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结束英国统治的决心，在更大程度上来自于蒙巴顿和夫人不同于以前那些印度副王的、与印度各界人士打交道的独特方式。埃德温娜不仅拥有极其完美的身材、非凡而令人倾倒的魅力，而且思想同丈夫一样自由、开放，没有任何种族、肤色或种姓偏见。她到印度之后，不仅在社交方面支持丈夫，而且更为直接地参与到印度的社会活动中去。在骚乱发生时，她以惊人的勇气出现在骚乱地区，并独自前往医院和避难所慰问。埃德温娜还访问医院、学校、机关和红十字中心，赢得了印度各界人士的信赖和敬爱。不过，由于她和尼赫鲁之间的来往过于亲密，两人的一些私人书信中还流露出爱意，因此引发了一些猜测。但是，两人都是万众瞩目的公众人物，就像二战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与流亡美国的挪威王太子妃玛塔公主的关系一样，这种感情牵绵只是精神上的爱慕。

与此前的内阁使团一样，蒙巴顿到印度后就开始与各当派的政治领袖会谈。但是与内阁使团不同的是，他把会谈对象集中在真正的实权人物、比如尼赫鲁和真纳身上。他在会谈初期很少直奔主题，而是先从生活方面的细小事情着手，以消除对方心理上的障碍。他后来对这段时期的谈话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从来不让房间里（与我谈话的）超过一个人。我也不让他们待的时间超过一小时。如果没有谈完，我就说好吧，我们下次再谈吧。在最初几天，我和甘地、真纳以及其他人进行破冰式的谈话，谈他们的生活和早年岁月。我与他们建立了某种亲密关系，因此他们来了之后就不停地谈话……”

尽管蒙巴顿心里没有忘记尽力维护印度统一的知识，但是经过4天的分别谈话，蒙巴顿对印度各党派的立场已经有了清楚的了解。此外各地省督发来的种族骚乱的情况使他对维护印度的统一不能持乐观的态度。蒙巴顿不顾个人安危，在暴乱的最危急时刻访问了白沙瓦，清楚地认识到整个次大陆仍然处于一种很危险的动荡状态之中。尽管孟买和加尔各答的种族骚乱似乎比他来之前少了一些，比哈尔省和阿萨姆省的局势也稍有好转，但是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仍然动荡，在联合省，离德里20公里远的地方都有骚乱发生。

穆罕默德·真纳此时已经身患晚期肺结核，自知来日无多，因此一定要在生前看到巴基斯坦梦想的实现。4月10日，他向蒙巴顿表示，他永远不会考虑任何使印度保持统一的权力移交方案，并要求蒙巴顿尽快制订出细节，将11个省中的5个（西北边境、旁遮普、信德、孟加拉、阿萨姆）划出来成立巴基斯坦国，否则的话就会爆发全面的内战。在这样的最后通牒下，蒙巴顿只能默认穆斯林联盟的巴基斯坦要求。

不过，蒙巴顿还没有完全放弃维护印度统一的希望。他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虽然接受成立巴基斯坦的要求，但也利用真纳本人“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实施暴政”的逻辑，坚决指出真纳所要的“大巴基斯坦”的不现实性。他要使真纳得到的是一个把印度教徒占多数的阿萨姆、东旁遮普、西孟加拉和加尔各答分割出去的“小巴基斯坦”，这是真纳所不愿意接受的、也是很多人认为行不通的。蒙巴顿希望通过给真纳一个“虫蛀的巴基斯坦”、“行不通的巴基斯坦”，来迫使他回到内阁使团方案的框架下，享有一个虽无其名但有其实的“大巴基斯坦”。他还不断向真纳描绘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印度所能实现的美好蓝图：4亿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民，维系在一个联合政府统治之下，凭借日益增强的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势力，将作为亚洲和东方最进步的独立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蒙巴顿还对真纳说，他还梦想像甘地建议的那样，由真纳担任中央政府总理，并由他领导一个包括5省在内的、享有完全自治权的“大巴基斯坦”，唯一的代价是接受小而虚弱的德里中央政府对国防、交通和外交事务的控制。真纳对此回答说，没有什么比看到这样的统一能带给他更大的快乐，但他要的还是完全独立的巴基斯坦。如果不能是大巴基斯坦，那么“虫蛀的巴基斯坦”也好。否则的话穆斯林将诉诸武力来寻求独立。

4月10日与真纳谈话之后，蒙巴顿知道印度的分裂已经不可避免，此时面对内战的威胁，国大党也修正了他们的态度，放弃了成立统一的印度的构想，转而同意让一个“虫蛀的巴基斯坦”独立。蒙巴顿的行政班子开始制订印巴分治计划，即《蒙巴顿方案》。5 月13日，蒙巴顿将拟好的方案发给印度临时内阁讨论。蒙巴顿方案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印度次大陆独立之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权将移交给印度自治领。如果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希望单独建国，则可以建立一个单独的巴基斯坦自治领。在实施分治前，有关地区的各省（即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5个省）都需要就归属问题举行投票表决。孟加拉省和旁遮普省可以拆开后并入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可以作为整体分别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者作为独立的国家单独存在。信德省、西北边境省、英属俾路支斯坦和阿萨姆省锡尔赫特县也通过投票自行决定参加哪个自治领。蒙巴顿方案没有指定各土邦国的前途，而是让其自行决定。6月3日晚上7点，蒙巴顿在全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阐述了英国政府战后对印政策的一贯主张以及国大党与穆斯林联盟之间的分歧，然后带着遗憾的语气，全文宣读了《蒙巴顿方案》的内容。艾德礼首相在英国夏令时晚上9点也在英国广播公司宣读了方案全文。根据蒙巴顿方案的精神，印度制宪会议拟订了《印度独立法案》，将印巴分治的原则变成了法律。

虽然印巴分治方案被冠以蒙巴顿的名字，但实际上更应当被称为“甘地方案”，因为是甘地建议英国政府将对未来的选择权留给印度人民自己的，也是他告诉英国人，他们应该尽快离开印度并移交权利，最迟不超过1948年年底。甘地事后痛苦地向蒙巴顿承认，虽然国大党没有要求印度分治，但是（穆斯林）人民要求它，而国大党感受到了人民的意愿，“他们（国大党领袖们）作为国家的代表，不能违背公众的意愿，他们的权力来自人民。”甘地的这番讲话使后人不能把印巴分治及分治后的灾难归咎于艾德礼政府或蒙巴顿，因为艾德礼政府虽然力图让印度次大陆作为统一的国家独立，但最后也是因为顺应印度人的意愿而实行分治政策的。

这里必须再次说明的是，内阁使团方案也好，蒙巴顿方案也好，都不是由英国政府单方面炮制并指定强加于印度人民身上的方案，而是作为宗主国、在听取各方面政治意见后提出的、关于未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仲裁意见。是否接受这些仲裁，则完全出自印度人自己的意见。内阁使团方案就是由于穆斯林联盟拒绝接受而破产的，国大党拒绝接受分治这种情况在理论上也是可能发生的（不过后果就是印度次大陆的全面内战，如果英国将统一的印度强加到穆斯林头上，后果也是一样）。一些“历史学家”一直声称蒙巴顿方案是为了给前殖民地“留下点隐患”，是“符合前宗主国利益的”，同时“还满足某些不甘退出殖民地的英国人以幸某种灾乐祸的快感”，事实上，如果英国不提出任何政治协调方案，并且不负责任地在几个月内完全撤出在印度的所有英国军队，将次大陆抛给互相敌视的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以及其他众多政治力量，完全放任几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互相屠杀，倒是更能给殖民地留下隐患，也更能给 “某些不甘心退出殖民地的英国人”带来“幸灾乐祸的快感”，以证明印度不能没有英国人的统治。

归根结底，那种“埋下隐患”的理论不过是政治狂热时代那种公式化的政治理论的孑遗，即“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无论做出什么事，都必然是反动的、别有用心的、耍阴谋诡计的，与此相反，“苏联老大哥”或者稍后“越南同志加兄弟”做的一切举动则必然是友好的、诚心诚意的、出于纯洁友谊的。

艾德礼内阁在印巴分治问题上采取负责任态度的另一个例子是对土邦问题的处理。在英国征服印度时，由于历史上的原因，留下了大大小小700多个土邦，后来因为邦主绝嗣、领地被英国接管等原因，到1947年时还剩下565个。这些土邦大小不一，大者如海德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和巴罗达，其疆域、人口和财富与一些欧洲国家不相上下，小者则只有几公顷的土地。有400多个土邦的面积不超过30平方公里。印度的土邦主是一个奇特的集团，既有荒淫奢靡到无耻极点的暴君，也有关心平民疾苦、提高妇女地位、甚至实行免费教育和为贱民阶层利益奔走呼号的开明君主。既有财宝无数的稀世巨富，也有家产微薄、收入不如孟买街头小贩的寒酸君主。不过，20世纪初的一项统计材料表明，印度的每个土邦王公平均拥有11个封号，5.8个女人，12.6个孩子，9.2只大象，2.8辆私人专用火车车厢，3.4辆劳斯莱斯牌汽车以及22.9只被打死的老虎。土邦王公们组成了王公议院，在印度帝国形成了除总督府、立法会议和内阁之外的第四方势力。他们同英国签署条约，承认英王的最高统治权，并承担形式不一的义务（主要是提供兵员，二战卡西诺山战役中的印度部队就是斋浦尔土邦的士兵），英国也对其承担协助其抵御外来侵略和镇压内部叛乱的义务。土邦的领地不是英国领土，土邦的臣民也不是英国的臣民。

如果英国真要为独立后的印度埋下隐患，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印度独立的机会，让这500多个土邦附庸国也彻底独立。英国有足够的法理依据来这么做。《印度独立法案》的发表意味着，一旦新印度独立、老印度帝国消亡，当初土邦王公在签订保护条约时让给英王兼印度皇帝的最高主权就已经归还给土邦主了。英国只需要承认其独立就可以了。这将把印度次大陆变为动荡不安的第二个巴尔干半岛，同时为英国继续插足干涉印度事务留下借口。要知道，像海德拉巴这样的土邦，面积大于英国（本土），人口多于加拿大，盛产钻石和宝石，1947年的财政收入可以与比利时相比。而且海德拉巴拥有一支由飞机和大炮武装起来的庞大军队，在独立之后完全可以立足。此外海德拉巴的土邦主是强烈亲英的。

但是，事实上。英国在土邦问题上采取的却是与所谓“帝国主义阴谋”截然相反的做法。艾德礼内阁明确表示，希望各土邦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并为此做了大量劝说工作。土邦主们对蒙巴顿方案和英国的表态表示失望，他们希望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一再要求英国允许它们以自治领的身份留在英帝国之内。真纳出于削弱印度的考虑，也欢迎给予土邦独立国家的地位。但是英国的态度非常坚定，在《印度独立法案》发表之后的几个月里，蒙巴顿对印度的565个土邦做了大量劝导工作，劝其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国大党只留给蒙巴顿6个可以加入巴基斯坦的土邦“名额”）。

7月25日，蒙巴顿在印度王公议院最后一届大会上亲自向王公们宣布历史为他们安排的命运。蒙巴顿告诉他们，国大党许诺保持王公的尊号、勋位、以及保证土邦国的自治权（只有国防、外交和交通三项权力交给中央政府）。他强调指出。任何诉诸武力之举，结果只能导致流血事件，招致一场灾难。“你们要放眼未来，请你们想象一下印度和整个地球十年以后的壮丽图景，因而你们必须理智行事。”蒙巴顿演讲完毕，然后邀请与会者提出问题。某些问题使他感到大为惊愕，令人啼笑皆非。在这决定其命运的重要时刻，少数王公的忧虑显得离奇古怪，荒诞不经。副王不禁自问，这些王公及其首相们究竟是否真正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一位王公担心，究竟他能否继续在其王国内享受狩猎老虎的特殊权力。另一位王公无所事事，在这关键时刻动身前往欧洲，悠然自得地出没于各国的娱乐场和夜总会。他的宫相在会上发言说，由于王公缺席，他不知道究竟如何表态。

蒙巴顿思量片刻，顺手从桌上拿起一个作为镇纸用的大玻璃球，煞有介事地装出一副东方占星家与冥间联系的神色，把玻璃球在手中转来转去，然后高声说道：“现在我要向这只水晶球求教，然后回答您的问题。”

蒙巴顿皱眉蹙额，双眼充满神秘莫测的神色，目不转睛地盯着手中的圆球。漫长的10秒钟过去了，令人窒息的寂静笼罩着整个会场，只有脑满肠肥的王公们的喘息声不时打破沉寂。在印度，占星术从未被人漠然视之，王公和大君们对它尤为笃信不疑。

“哎呀！”蒙巴顿喃喃自语，面部表情滑稽可笑，仿佛一位招魂巫师刚刚从苍穹中返回尘世。“我看到了您的君王，他坐在游船的操纵台前。他对您说……他对您说，‘请您签署加入证书吧。’”

在次日晚上的宴会上，蒙巴顿再度以恳求的声调向王公们致词说：“当今之日，你们正处在一场革命的前夕。不久的将来，你们会失去君权。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但是，我恳请你们不要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法国贵族阶层的后尘。请你们不要拒绝8月15日诞生的印度，新生的印度将需要你们……愿你们和新生的印度站在一起！”

经过蒙巴顿苦口婆心的劝导，大多数土邦都与印度自治领签署了《加入协定》。有6个土邦加入巴基斯坦，其中5个土邦位于巴基斯坦境内，至于第六个的原因则与众不同。真纳的特工人员设法使米纳加德邦的土邦主相信，印度独立后采取的第一项措施，首先在于毒死他的爱犬，因而他毅然决定宣布，他的小小王国与巴基斯坦合并，虽然该邦地处印度领土之内。

只有海德拉巴、克什米尔、朱格纳特、博帕尔、印多尔等11个土邦在印度独立前夕还犹豫不决。但是迫于国大党发起的人民运动的压力，其中大多数土邦国在8月15日之前也都加入了印度。现在除了小小的朱纳加德土邦（该邦位于印度腹地，却想加入巴基斯坦，最后印度强行出兵将其吞并，穆斯林邦主流亡巴基斯坦）以外，只有克什米尔和海德拉巴的两位邦主自恃国土广大、人口众多、军队强盛，因此仍然妄图保持独立地位。

海德拉巴由穆斯林邦主（称为“尼扎姆”，Nizam）统治，他首先希望独立，如果这个目标实在不能实现的话，则加入巴基斯坦也可。但是其臣民有70%以上是印度教徒，他们希望加入印度。与此相反，克什米尔大君虔信印度教，如果不能保持独立的话，他宁可加入印度，而克什米尔的臣民绝大多数是穆斯林，希望加入巴基斯坦。

蒙巴顿已经连续6个星期每天工作17小时，此时已经身心俱疲，而且在法理上，他也无权强迫两个土邦主做出选择，因此只得将克什米尔问题和海德拉巴问题搁置下来。事实证明，地理因素在这里很重要。海德拉巴邦的领土完全为印度所包围，而且远离巴基斯坦，因此最后终于在1949年被印度政府强行出兵镇服。而克什米尔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既可以从印度得到援助，也可以从巴基斯坦得到援助，印度或巴基斯坦谁也没有办法完全控制或吞并这个土邦，因此这个遗留问题最终酿成了克什米尔争端。然而这件事情即使换成那些指责蒙巴顿此举是“有意留下一个创口”、 “容易使英国日后容易对次大陆施加影响”的宣传家来办，恐怕也无法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由于克什米尔大君的顽冥不化，蒙巴顿确实是无比遗憾地留下了一个 “创口”，然而他却消灭了另外564个更容易“使英国日后对次大陆施加影响”的创口。

《印度独立法案》公布以后，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的工作就只有不到两个月的准备时间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将一个面积等于西欧、南欧、中欧总和的国家及其资产一分为二，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事实上，这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壮举。在世界史上，法学界从未审理过如此全面、复杂的离婚案件：为一个四亿人口的家庭分家、分配他们数个世纪以来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同生活中积累起来的财产。

为使每个人意识到时间的紧迫性，蒙巴顿吩咐在首都各办公室内悬挂一张别具一格的挂历，挂历的日期从6月3日开始，至8月15日结束。犹如原子弹爆炸前的倒计时一样，每页挂历的日期下面标有“准备移交权力所剩的天数”。从6月3日至8月15日，一位穆斯林律师和一位印度教律师，每天以英国人灌输给他们的尊重法律程序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全神贯注地研究文件，解决分配四亿同胞的财产问题。一百多名助手划分为若干个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负责向他们提供建议和主张。然后二人将决定呈送给副王主持的分治委员会，由这委员会最后批准通过。

国大党捷足先登，要求独占最珍贵的财产——“印度”的名称，拒绝以“印度斯坦”（Hindustan）命名新生国家的建议。它宣称说，因为巴基斯坦首先挑起分裂，所以它无权对印度的国名挑三拣四。

正像大多数“离婚”案件一样，财产和金钱问题引起异常激烈的争论。其中最棘手的问题涉及到英国撤离后的债权和债务事宜。几十年来人们谴责英国剥削掠夺印度。现在值此结束其辉煌一页之际，英国居然欠下印度十多亿美元的巨额的债务。此外，印度中央银行的现金存款达3亿英镑，巴基斯坦要求按人口比例分得其中的25%，但印度只答应给5%。经过艰苦的讨价还价，两位律师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同意给予巴基斯坦17.5%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但是它需承担17.5%的印度国债。政府财产则按照20：80的比例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分配。

分配财产往往引起无休止的争论，有时甚至大打出手。某些官员想方设法捞取质地优良的打字机，而把摇摇欲坠的椅子留给对方。办公室变成了人声嘈杂的市场，平日文质彬彬、掌握数十万人的官员，现在相互争论，讨价还价：1个墨水瓶换1把水壶，1把伞架换1个衣架，125个大头针盒换1个痰盂……在拉合尔，英国警官帕特里克·里查负责为两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部下分配财产。所有物品一分为二，包括护腿套、包头缠巾、枪支以及竹制警棍。最后瓜分军乐队乐器时，里查同样一丝不苟，不偏不倚，把—只小号和一把长笛分给巴基斯坦，而将一只大鼓和一对铙钹给予印度。最后仅仅剩下一件乐器。里查惶恐不安地看到，为了占有—支长号，两位昔日情同手足的部下居然扭作一团，各不相让。

分配图书同样引起激烈异常的争吵场面。整套的大英百科全书也按照教派原则—分为二，双卷归属某国，单卷为另一国所有。甚至字典也遭厄运，印度分得从A 到K的字母，其他字母属于巴基斯坦。如果某部著作仅仅存有珍本，那么须由图书管理人员出面仲裁，如书对某国最有用处，即分配给该国。不少博学多识，聪颖睿智的人竟然你推我搡，动手动脚，争相抢夺一本《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或者一本《呼啸山庄》。在所有印度帝国中央政府的财产中，仅仅酒类幸免一场争吵。不言而喻，印度教徒的印度分得各种酒类，而禁酒的穆斯林国度巴基斯坦得到一笔相应的现金。

某些财产的分配确实令人一筹莫展，头痛难办。印度内政部指出，“随着国家分治，目前教育部门的职责不得有所减弱”，因而该部的职员们断然拒绝分给巴基斯坦任何财产，即使是一瓶墨水或者一把铅笔刀。此外，全印度仅有一架邮票和钞票印刷机，然而它们是任何国家不可缺少的象征。印度人同样斩钉截铁地拒绝与其未来的邻国共同使用。穆斯林无奈，只好发行临时货币，在印度银行的钞票上打上带有“巴基斯坦”字样的印记。

勿庸置疑的是，分治也危及由120万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人和英国人组成的印度军队。鉴于分治初期这支武装力量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所起的重大作用，蒙巴顿恳求真纳同意一年内不解散军队，将它置于对两国政府同时负责的英国最高司令的统帅之下。但是巴基斯坦之父态度坚决，拒不同意，因为军队是国家主权必不可少的象征。真纳要求，他的部队必须在8月15日之前驻扎在巴基斯坦境内。

军队的分割最初看起来很简单，穆斯林归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归印度就可以了。然而这样就出现了混乱。一些来自印度的穆斯林不愿意去巴基斯坦，而愿意继续在新印度服役，同样，一些非穆斯林军人也将巴基斯坦视为自己的家园。最后，分割委员会按照30% 归巴基斯坦、70%属于印度的比例原则将印度陆军一分为二。印度分得15个步兵团、12个装甲兵分队、18.5个炮兵团和61个工兵分队，巴基斯坦分得8 个步兵团、6个装甲分队、8.5个炮兵团和34个工兵分队。随着军队的划分，一部崇高、光荣的历史宣告结束。海军的瓜分结果是印度分得全部登陆艇和32艘军舰，包括2艘护航驱逐舰、4艘炮舰、12艘扫雷舰、1艘护卫舰、1艘巡逻艇、4艘拖网渔船、4艘扫雷艇和4艘港口警卫艇，巴基斯坦分得16艘军舰。空军没有多少飞机可分，印度分得了8个中队，巴基斯坦得到了剩下的两个。

瓜分祖传家产之际，往昔的宗教旧仇宿怨再次发作。穆斯林要求拆除泰姬陵，将陵墓的砖石运往巴基斯坦，因为这座闻名遐迩的陵园是穆斯林莫卧儿王朝皇帝建造的。印度的婆罗门则认为，流经未来的巴基斯坦腹地的印度河应当属于他们所有，因为神圣的《吠陀经》2500年前产生于印度河之滨。

在这场瓜分家产的活动中最令人吃惊的事情是，在两个国家中，任何一方都居然毫无厌恶之感地要求继承长期统治他们的英国权力的象征之物。历届副王乘坐的、装饰豪华的金白两色专用列车，曾越过德干地区的干旱平原，曾穿过恒河流域的肥沃谷地，现在这列专车归印度所有；作为补偿，巴基斯坦方面分得印度军队总司令和旁遮普省省督的官方专列。在副王宫殿的马厩大院内，瓜分的对象是12辆四轮华丽马车。马车镶金镀银，鞍辔耀眼，坐垫猩红，象征至高无上的豪华生活和君临一切的王权，曾使印度臣民们为之倾倒，同时激起他们的反抗。历届副王，每个赴印巡幸的英国国王兼印度大皇帝，每个在印度作短暂停留的宫廷显贵，往往乘坐一辆双篷四轮马车，穿越帝国京城的宽广大道。6辆马车镶嵌黄金，其他6辆装饰白银。由于不能把它们拆散配套，因而最后决定，一个自治领享有金车，另一个只好分得银车。为了确定马车的未来主人，蒙巴顿的副官、海军少校彼得·豪斯建议采用原始而奇妙的办法：抛掷硬币猜测正反面。巴基斯坦保安部队的未来指挥官耶康布·汗少校和印度保安部队的指挥官戈文达·辛格少校站在一旁，彼得·豪斯少校将硬币高高抛向空中。硬币从空中落到庭院地面时，三人急忙俯身向前。印度人纵声大笑，欣喜若狂。多亏运气，昔日帝国君王的镀金马车归属明天的社会主义印度的领袖们。随后，人们一一瓜分鞍辔、马鞭、皮靴、假发和车马扈从的军服。转眼之间，最后仅仅剩下一件东西：骑在副王的四轮马车前导马上的马车夫副手使用的银制小号。年轻的英国军官思索片刻。不言而喻，这件乐器不能平分。当然他可以再次使用抛掷硬币的办法。但是彼得·豪斯自有良谋。他拿过小号对两位印度同僚说，“你们清楚，我们不能把这只小号一分为二。我想，只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这只号由我保管。” 话犹未了，他诡黠地一笑，然后把乐器夹在腋下，扬长而去。



两个国家的诞生

1947年8月14日，大不列颠在印度次大陆的300年光荣业绩寿终正寝。当天上午，在卡拉奇，在新成立的巴基斯坦国民大会上，副王殿下对真纳转达英王陛下对最年轻的自治领表示良好的祝愿。然后，为了庆贺巴基斯坦独立这件他曾力图避免发生的大事，蒙巴顿高声说道：“巴基斯坦的诞生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历史有时仿佛以一座冰山的缓慢速度前进；有时，它又像一股激流—样奔腾向前。今天，在世界的这一部分，我们共同努力溶化冰山，排除障碍，涉身于激流之中。向后看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瞻望未来。”

他转身面向真纳。深知巴基斯坦独立内幕的真纳面如死灰，毫无激动之情。

宣告巴基斯坦独立的大会结束之后，冒险之行便开始了。蒙巴顿和真纳这两个意愿经常抵触的人肩并肩穿过前信德省总督府的柚木大门。台阶下面停着一辆黑色劳斯莱斯敞篷车，它将带着他们去迎接最后—次共同的考验（他们没有乘坐巴基斯坦从副王马厩分来的四轮银马车，因为一匹马瘸了）。真纳、蒙巴顿、蒙巴顿夫人和真纳夫人将乘坐敞篷汽车参加庆祝独立的游行，而他们事先已经得到了确定的情报，有极端分子要向车上扔炸弹，炸死印度副王。蒙巴顿思忖着：“这辆该死的汽车像是一辆柩车。”他看了看他的妻子，然后命令坎德温娜的司机与自己的汽车拉开距离。但是，他肯定埃德温娜会使司机不服从这个命令。

当蒙巴顿走近车身很长的敞篷车的时候，表面上显得很平静，脑子里却闪现出一幅又一幅可怕的景象。他回忆起1921年在炸弹威胁下的威尔士亲王的访印车队，又联想到他在印度闲暇时刻研究家谱时发现的种种暗杀活动。家族的一支有叔祖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名字，他于1881年2月13日在圣彼得堡被一枚掷入马车的炸弹炸成肉酱。在同一支系上，还有叔父谢尔盖大公，他于1904年在同样的情况下在莫斯科死于一名无政府主义分子的炸弹。另一支系中有他的表姐伊琳娜，她同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结婚那天，一枚炸弹炸死了他的马车夫，血肉溅满了新娘的裙袍。家族昔日的鬼魂，这些凄惨的回忆，猛烈地冲击着几乎被吓破了胆的副王。蒙巴顿日后承认，这半小时的路程好象走了一天一夜。汽车几乎以步行的速度前进着，人群涌出了人行道，爬上了街灯杆、电线杆，登上屋顶，挤在窗口和阳台上。欣喜若狂的穆斯林们并不知道他们欢呼的两位英雄正在受难，他们高呼巴基斯坦万岁，真纳万岁，蒙巴顿万岁。

传说中的爆炸阴谋终于没有成为现实。汽车停住的时候，副王熟悉的那张冰冷的面孔上第一次出现了微笑。几个小时后，蒙巴顿又飞回新德里，参加次大陆另一部分的独立活动。这天傍晚，在英国征服印度的第一个据点——加尔各答的威廉堡，在马德拉斯的圣· 乔治要塞，在西姆拉宫，在克什米尔、那加兰、锡金，在开伯尔山口和阿萨姆丛林里，数千面英国国旗被永远地降下了。没有举行任何降旗仪式。三个半世纪以来，它们象征着英国在世界这个地区的统治。蒙巴顿要求不举行任何仪式。尼赫鲁考虑到“不要触怒英国人”，禁止为此举行任何活动。

那天晚上，在联合省的省会勒克瑙，一面九十年前升起的英国国旗也永远地降落下来。勒克瑙的省督府曾是印度帝国的圣地，是印度帝国最光彩的文物，也是象征着英国的顽强力量的堡垒。1857年的一天，幸存的千名英国守军欢呼援军到来，使他们从印度哗变士兵的87天围困中死里逃生。省督府自那时起没有重建过，已成为—片废墟，废墟却一直保存完好。

新任联合省省督莎罗吉尼·奈杜是一位妇女，也是甘地的大弟子之一。降旗的时候她也在场。她参加了甘地发动的“哀悼日”，焚烧过英国制造的服装。圣雄在海滩上示威，把攥着食盐的拳头朝天挥舞的时候，她也在那里。英国警棍暴打过她，她在英国的监牢里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她一生都在追求着这样一个时刻的到来：目睹英国国旗在印度的天空中消失。然而，这位经过多少次斗争磨炼的印度妇女，此刻也感觉到她的双颊上淌着泪水。仪仗队的士兵们把旗子叠好了。蒙巴顿下令把它送给乔治六世国王，作为他未能前来访问的帝国的纪念物。然后，英军司令官把一把斧头抓到手里：另外一个国家的国旗绝不能在勒克瑙的神圣的旗杆上飘扬。

8月14日深夜，总督府里一片寂静。蒙巴顿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思绪万千。他想道：“这是我担任副王职务的最后时刻，这个神奇的职务授予印度副王创造奇迹的权力。我应该创造一个奇迹，可是，怎样创造奇迹呢？”

他有了主意。他高声叫道：“上帝呀，我找到了。我要使帕兰普尔王公夫人获得殿下称号。”

1921年，蒙巴顿随威尔士亲王访问印度时，与帕兰普尔土邦王公结下了亲密的友谊。1945 年，蒙巴顿到王公家里作客时，受到当地英国驻扎官的拜会。驻扎官告诉他，王公的妻子虽然是澳大利亚人，但早已皈依了伊斯兰教，接受当地所有风俗习惯，而且还从事一项令人钦佩的社会福利事业。然而王公十分苦恼，因为韦维尔副王顽固地拒绝把“殿下”称号授予他的妻子，理由是她不是印度人。蒙巴顿回到新德里后亲自同韦维尔交涉，结果没有成功。伦敦不肯给面子，怕其他土邦王公也要娶外国女人。1947年8月14日晚11点58分，路易斯·蒙巴顿草签了这份文件。几分钟以后，他的副王专用王旗，一面中央装饰有“印度之星”徽章的英国米字旗，从副王宫殿的旗杆上永远降落下来了。

午夜前夕，在新德里市中心，婆罗门教士按照吠陀仪礼，在印度议会主席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的花园里点起了火。咒语在夜空中荡漾着，即将成为独立印度的部长们的男男女女依次从圣火前走过。另一名婆罗门挨个朝他们身上抛洒几滴圣水。然后，信徒们来到一位少女面前。少女手里捧着一只盛有朱砂的铜杯。她把右手拇指伸到铜杯里蘸一蘸，在每位部长的前额上点一个红点。最后，印度首届自由政府的部长们进入会议大厅。再过一会儿，他们将担负起领导三亿多印度人的责任。

在印度立法会议大厦的半圆形大厅里，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座古老的英国挂钟，钟上的两根针接近了12点的罗马数字。几秒钟以后，印度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印度人民的代表们在沉思中等待着。

报时钟的12响回声刚刚落下，尼赫鲁所说的“祖先的召唤声”从数百年的暗夜中响起，在整座大厅里久久回荡。海螺单调的长鸣声，向古老的印度的代表们宣告，在世界尚处在沉静中的时候，他们的国家诞生了。

正当印度欢呼雀跃的时候，总督宫，这座大英帝国权力的庇护所内，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革命。一大批勤杂人员在这座宽敞的建筑物内的各个角落忙碌着，把一切帝国的象征物消除掉。一班佣人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把印有“副王府”笺头的信纸换上带有 “政府大厦”字样的记事簿。另外一些人的任务是去掉御座大厅内的各种帝国标记。不少标记没有来得及更换。“VMB”（缅甸子爵蒙巴顿）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仍然留在火柴盒上、雪茄烟的商标纸环上、香皂上以及宫内盛黄油用的贝壳面上。蒙巴顿还是印度总督。不过已经不再是“副王”。虽然他已经把主权还给了印度人民，但是出于礼貌和尊重，印度自治领邀请他继续担任独立后的总督。

8月15日上午，蒙巴顿在御座大厅内接受这一荣誉。对于他来说，“一生中最显赫的日子”刚刚开始。埃德温娜走在他的身边。她穿着一件银条连衣裙，栗色的秀发挽成冠冕。蒙巴顿决心使“这一天过得豪华盛大”，对于庆典的任何细节都要亲自过问，力求把它办得考究、排场。身穿镶有花边制服的卫队把这一对夫妇送上金光灿灿的宝座。其实，五个月之前，他们就坐在上面了。在他们的左右，印度的新主人们分列在大理石平台上。尼赫鲁穿着棉布马裤，生丝背心；国大党主席帕泰尔身披白色“拖地”，酷似一位罗马皇帝。其他人头上戴着国大党人的白色橄榄帽，他们都蹲过英国的班房。

在众多原英王陛下的囚徒面前，蒙巴顿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成为独立印度的谦逊的忠实仆人。大厅外面响起21声礼炮，在欢乐的首都上空久久回荡。铺着红色地毯的御座大厅的石阶下面，伦敦巴克公司为乔治五世和王后玛丽访问印度制作的黑色镶金马车正迎候在那里。车子前面有六匹骏马驾辕，再前面是中央政府的骑兵卫队。骑兵们的靴子闪闪发亮，白色制服外面系着镶金肩带，头上包着蓝色丝质缠巾。富丽堂皇的马车开始前进。军官们亮出了佩刀，骑兵们高举长矛，军号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军旗迎风招展。四队骑兵如仙境般光彩夺目。这是一部古老荣誉画册上的最后一个场面，也是独立的印度首届阅兵式。蒙巴顿勋爵站在车篷下面向站立两边的卫队致意。骑兵们行致敬礼，直至蒙巴顿离开王宫栅栏门口。

宫殿外面，整个印度在等候他。在三百年殖民的过程中，任何英国人没有目睹过这样一个印度。车队很快就被阻住了，卫士们的马只好原地踏步，按照另外一个印度的传统安排的仪礼很快被新印度一扫而光，被欢庆胜利的群众吞噬了。金色、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华丽制服被卷入了成千上万的棕色旋涡之中。蒙巴顿夫妇的经历令人难以忘怀。他们的马车像一只木筏在人流中飘来飘去。总督和夫人多次俯身扶起将要倒在车轮下的妇女。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天将同不断重复的口号声连在一起。此前，任何英国人也没有听到过这么激动和真诚的呼喊：“蒙巴顿万岁！”

新德里万里之外，一辆官方汽车于同一天驶进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堡。车上的人被引到乔治六世国王的办公室。英国最后一任印度事务大臣赫斯托维尔伯爵正式向前印度大皇帝陛下报告，英国已把权力移交给印度当局。批准这一变革还需要最后一项手续。大臣应把体现印度帝国与英国王室联系的印度皇帝印玺交还国王。不幸的是，国玺很久以前就被人丢掉了。大臣只得尊敬地向国王摇摇头，然后伸出双手，象征性地把印玺交还给乔治六世。

两天之后，人间地狱在印度次大陆降临。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西里尔·拉德克利夫爵士，这位来自伦敦四法学会、对印度次大陆一无了解的皇家律师，凭借抽象的人口统计资料，用铅笔在一张皇家工兵的军用地图上标明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边界。除去无关紧要的个别情况外，他在划分边界线时严格按照接到的指示，把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给了印度，把穆斯林为多数的地区划给了巴基斯坦。唯一的例外是种族分布犬牙交错的旁遮普省，他把一半居民为印度教徒的拉合尔划给了巴基斯坦，为穆斯林农村包围的锡克教圣地阿姆利则城则划给了印度。从地图上看，划分结果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现实中将是一场灾难。拉德克利夫心里明白，这张地图颁布之日，即是流血事件爆发之时。一股愤怒风暴开始兴起，席卷他正在分割的某些村庄。

拉德克利夫方案于8月17日公布。1000多万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刚刚狂热地庆祝完独立，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生活在另一个国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疯狂地扭作一团，相互厮杀。在此后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印度北部淹没在规模惊人的血泊之中，几百万人陷入了屠杀狂热，死去的印度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法国人数目不相上下。一桩罪行引起另一桩罪行，以恐怖对付恐怖，以死亡对付死亡。从印度次大陆的一端到另一端，被暴力吓破了胆的人群，或步行，或乘坐马车、手推车、火车，或骑自行车，纷纷逃命，把能带走的东西尽量带上：一头牛，一袋麦子，一个包袱，或者几个锅子。没有尽头的人流以难以想象的规模互相逃命，1000万人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改变了住所。这场空前的逃亡造成的难民比以色列在中东造成的难民多10倍，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难民多4倍。

在刚刚诞生的新印度，总督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因此正在西姆拉避暑的蒙巴顿虽对震撼印度的暴力事件感到痛心，却无权干预。然而来自新德里的疯狂电报最终还是把他带回了充满流血仇杀的首都。9月6日星期六，在总督宫书房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只有蒙巴顿、尼赫鲁和帕泰尔三人。两位印度领导人神色沮丧，一筹莫展。他们像“两个刚刚挨了罚的小学生”。难民逃亡的规模比他们所担心的大得多。他们完全失去了对旁遮普局势的控制，现在，首都也很可能发生大乱。面对动乱的局势，尼赫鲁承认，“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知道如何煽动骚乱，但不懂得治国。在正常情况下把一个组织得很好的政府管理起来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困难了，根本没法应付一个公共秩序已经崩溃的国家。尼赫鲁提出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要求。

“您过去主持最高统帅部的时候，我们却蹲在英国监狱里。您是一位杰出的行政官员，您统率过几百万士兵。您富有经验和知识，而殖民主义统治不允许我们掌握这些经验和知识。你们英国人不能把这个国家甩掉，抬腿就走，在我们的一生中，你们都和我们在一起。现在，我们处于危险之中，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您是否愿意重新治理这个国家？”

蒙巴顿震惊得说不出话来。

“天啊！我刚刚把你们的国家归还给你们，现在你们却要求我再拿回去！”

“我们希望您能理解，”尼赫鲁坚持说：“您应该这样做。我们保证尊重您的任何决定。”

“这是不堪设想的呀！如果有人发现你们把政权交给我，你们的政治生命就完了。难道含辛茹苦、终于赢得自由的印度人民能够召回最后一位英国副王，再次把他扶上王位？你们想到过没有？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必须找到一种办法，把您回来这件事掩盖起来。”尼赫鲁赞同地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您，我们难以摆脱困境。”

蒙巴顿仿佛陷入沉思。他喜爱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是，这次挑战的规模确实太大了。然而，他对印度感情深厚，对尼赫鲁十分尊敬，再加上强烈的责任感，他不能拒绝上述要求。印度经历了30年的斗争，举行过数千次罢工、游行和全国哀悼日，点燃了数千堆焚烧英国服装的欢快烈火，最后终于赢得独立。然而独立后还不到20天，它又重新置于一个英国总督的绝对权力的全权统治之下。

根据印度总理和内阁授予的全权，蒙巴顿建立了应急委员会，处理此起彼伏的种族暴乱和仇杀。凭借他的出色指挥，同时更是由于圣雄甘地以生命为赌注的绝食抗议，这场席卷次大陆的血腥风暴终于以牵涉到上千万人的人口大交换为代价，得以渐渐平息。

1947年11月，蒙巴顿和埃德温娜从印度回到了英国。伊丽莎白公主和皇家海军上尉菲利普· 蒙巴顿的婚礼将在伦敦举行。伊丽莎白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而“温莎王朝”的名号势必随其丈夫的姓氏有所更改。大不列颠王室以前那个“萨克森-科堡-哥达” 的称号已经够长的了，然而比起未来王夫“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松德堡-格吕克斯堡”的家族称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为了方便起见，年轻的菲利普在订婚之后、归化入籍的时候选择了母亲的姓氏。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英国的下一个朝代将是蒙巴顿-温莎王朝。

那一年的英国笼罩着一片阴霾：缺少煤炭的严酷冬季，定量配给制的实行，印度和缅甸的丧失，冷战的发展，所有这一切造成了一种阴沉沉的气氛。公主的婚礼给郁郁寡欢的英国人带来了几分喜气洋洋的情绪，新婚夫妇收到了大量礼品，包括美国家庭妇女寄来的几百双尼龙丝袜和几打火鸡（“因为她居住在英格兰，而那里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当蒙巴顿和埃德温娜乘坐专机返回伦敦、参加外甥的婚礼时，他的总督专机满载印度前各土邦王公们赠送给未来英国女王的象牙、雕刻、莫卧儿王朝时代的精制艺术品、银质器皿和各种珠宝首饰，此外还有印度最伟大的人馈赠给新娘的礼品。圣雄甘地曾找到蒙巴顿，问他一位已经放弃了尘世影响的人应该送一件什么样的礼物。在蒙巴顿的建议下，甘地送了一块用他亲手纺织的棉线编织成的台布。玛丽王太后对此耿耿于怀，她不喜欢这个葬送了印度帝国的人，也讨厌他的所有制作品。她坚持说，甘地的礼物是一种侮辱，是一块缠腰布。只有年少气盛的菲利普上尉大胆地表示了异议，他说，甘地是一个伟人。玛丽王太后没有再说话便走开了。5个星期之后，送给英国女王缠腰布的伟人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1948年1月30日，星期五。那天傍晚，路易斯·蒙巴顿骑马散步回来时，获悉甘地遇刺身亡的噩耗。同成千上万名印度人即将提出的问题一样，他的第一句话首先涉及一个必须立即予以答复的问题：

“凶手是谁？是穆斯林还是印度教徒？”

在总督的宫殿内，眼下任何人尚不清楚究竟谁是凶手。

数分钟后，在总督府新闻专员阿伦·坎贝尔·约翰逊的陪同下，蒙巴顿来到了甘地生前居住的比尔拉寓所。寓所的大门前聚集了很多人。正当总督大人吃力地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时，突然一个满面怒气的人声嘶力竭地叫嚷道：

“是一名穆斯林枪杀了圣父甘地！”

人群顿时鸦雀无声。蒙巴顿也停下了脚步。

“您简直发疯了！您要知道，正是一位印度教徒枪杀了圣雄！”蒙巴顿大声地叫喊道。

“何以见得？”约翰逊神情愕然，悄悄地向蒙巴顿问道。

“天知道。”蒙巴顿小声回答道，“但是，你我都要记住，如果凶手是位穆斯林，印度必将经历一场世界迄今尚未经历过的大屠杀。”

和蒙巴顿一样，印度绝大多数人怀着同样焦虑不安的心情，印度广播电台台长为此采取一项特别决定：严禁立即播发甘地逝世的不幸消息，继续播送正常节目。在此期间，印度军队和警察部队负责人指示全国的军人进入戒备状态。

晚上18时，即甘地遇刺身亡43分钟后，印度人民从一项公报中获悉，为他们带来自由的人已经与世长辞。公报的每一个字都经过审慎推敲：

“圣雄甘地于今天下午17时17分在新德里遇刺身亡。刺客是位印度教徒。”

由于蒙巴顿的机智反应，印度逃脱了一场大屠杀。



第一海务大臣和国防参谋长

1948年6月20日，蒙巴顿离开了印度总督的王座。他已经完成了大不列颠委托给他的艰难使命，如今是返回自己心爱的海军生涯的时候了。回国后的第三天，他就向海军部提出了申请。

此时又有许多人议论蒙巴顿的未来职务了。有人认为他会当驻美大使，有人猜测他会去经商，还有人推测可能任命他为国防大臣。艾德礼对蒙巴顿战时鼓舞士气的手段印象很深，因此想让他负责煤矿，向矿工作动员，鼓励他们像战时干活那样提高产量。当这个消息被透露后，蒙巴顿大发雷霆，以至于艾德礼此后在他面前根本不敢再提“煤矿”二字。

如何安排蒙巴顿的职位是一个颇令海军部头疼的问题。要知道，他可不是一般的海军少将，而是当过东南亚战区的盟军最高司令，还有地位更加显赫的印度副王，职位安排低了不妥当。但是高层职位里没有空缺，总不能因为为了安置他而把别的海军上将撤下来。经过长达3个多月的反复考虑，皇家海军最后决定让蒙巴顿继续出任那个他就任印度副王前已经得到的职位：地中海舰队第一巡洋舰队司令。

1950年，海军部终于出现了一个空缺，这一年6月，已经被晋升为海军中将的蒙巴顿调离地中海舰队，就任第四海务大臣，负责皇家海军的补给、军饷和后勤工作。这离第一海务大臣的宝座还很远，但是蒙巴顿具有帝王般的耐心（和野心），为了达到最终目的，他可以等待许多许多年。在他的努力下，第四海务大臣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发饷官变成了总揽皇家海军行政计划拟订权和武器分配权的重要官员。

由于战后持续多年的不景气，工党内阁在1951年英国大选中下台，77岁高龄的丘吉尔组成了他的第一届和平时期的政府。丘吉尔上台执政之后对“可爱的迪基”呵护有加，甚至恨不能马上把海军部交给他负责。1952年5月，“可爱的迪基”被任命为地中海舰队总司令，翌年2月晋升为正式的海军上将。他还同时兼任地中海地区盟军总司令，以及刚刚继位的外甥女伊丽莎白二世的私人副官（这个身份一直保持到 1979年他遇刺时为止）。

1955年，蒙巴顿终于实现了41年前那个昏暗的日子里，他在奥斯本海军学校冰冷宿舍中许下的夙愿：3月21日，在丘吉尔首相的推荐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任命他为第一海务大臣，皇家海军和海军参谋部的最高统帅。

蒙巴顿接受了任命，行了吻手礼，乘坐海军部的专车离开白金汉宫，经过白厅街。那里连绵一英里都是豪华壮丽的维多利亚式政府建筑——外交部、印度事务部、殖民事务部。专车拐进了位于禁卫骑兵团和林荫大道（The Mall）之间的海军部建筑群。那里分布着四座宏伟的建筑，一度是统治着全球海洋的神经中枢。他走进第一海务大臣们的办公和居住地——一个世纪前砌就的海军部大厦（Admiralty House），坐在1914年7月巴滕贝格亲王曾经对帝国舰队颁布过对德动员令的办公室里，思绪万千。

1912年，丘吉尔在为皇家海军争取高额预算时，曾经对国会说，海军对于英国说来是一种“必需品”，而对于德国“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多地具有奢侈品的性质”。他说这话时，大英帝国尚统治着“面积大于美国的北美一大片土地；南半球的一个大陆和几个大岛；印度次大陆上牢固的地位和对非洲最南部分的坚强控制，由此可以进一步占领非洲土地；这就是帝国的基础。此外还有在中国海、在东南亚和加勒比海上的颗颗珠宝……”。这个在19世纪末达到全盛时期的世界帝国，经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震撼，虽未被其推翻，但已经削弱了它的威信。二战的结果则已经显得很清楚，英国及其盟国所声称为之战斗的那些原则，必将在战后岁月中引导各种肤色的殖民地人民走向自治，并享有国家的全部权力和威望。由工党政府开始的非殖民化之风此时已经吹拂了印度、锡兰、缅甸，并且继续吹拂着马来亚、黄金海岸、塞拉里昂、肯尼亚和加勒比地区，吹遍了整个殖民帝国。大英帝国的消失是一条永无回返之路的不归之途。

作为维系帝国的海上链条、盾牌或利剑，强大的英国海军的命运与帝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了，锡兰、缅甸和巴勒斯坦也独立了，非殖民化的清新之风正在继续吹拂着“苏伊士以东”的大英帝国，吹拂着马来亚和新加坡，吹拂着东非和西非的海岸，吹拂着亚丁湾、巴林和科威特，甚至吹拂着埃及和苏丹这些“de jure”（法理上）不属于英国、但是“de facto”（事实上）臣服于米字旗下的土地。帝国已经缩小，经济很不景气，人民缺乏住房，政府缺乏预算，因此海军必须削减。这就是战后英国政府的逻辑。

重申海军的作用、使之得到公众的承认，确实是蒙巴顿就任第一海务大臣后的首要使命。核战争时代，海军的生存能力已经受到了质疑，赫鲁晓夫曾将大型水面战舰称为“漂在海上的钢铁棺材”。因此蒙巴顿必须首先改变海军的角色。他首先要让公众和政治家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海军在核时代仍然没有过时，因为大型战舰可以成为火箭和弹道导弹的运载工具。这是海军公关宣传政策的第一大基石。第二大基石是，虽然帝国已经缩水，殖民地不断剥离，但是英国在全球仍然有很多海外利益，首先是广大的海外市场，其次是海运和通航的利益，第三是为了保护这些利益而留下来的海外基地，以及那些还没有独立的海外领地。要保护这些海外利益，英国就必须保持一支能够在世界各地执行任务的水陆两栖打击力量，而且还要保持投放这些力量的工具，也就是海军。

1956年，蒙巴顿被晋升为海军元帅。在这位雄心勃勃的伯爵达到其海军事业顶峰的时候，皇家海军却面对空前的危机。在这一年的苏伊士危机之后，疾病缠身的安东尼·艾登首相辞职，哈罗德·麦克米伦组建了新政府。此公原是艾登的财政大臣，因此对英国的财政状况非常了解。在他的要求下，一直坚决反对削减国防预算的原国防大臣安东尼·黑德被迫离职，由丘吉尔的女婿、原住房大臣邓肯·桑迪斯接任。

1959年5月22日，麦克米伦任命蒙巴顿元帅为国防参谋长（Chief of the Defence Staff）。这是1958年刚刚设立的职位，目的是协调和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从地位上说，国防参谋长低于由文官担任的国防大臣，但是由于后者随内阁更迭而变动，因此由职业军人出任的国防参谋长是英国武装力量的专职统帅。

为了树立权威，蒙巴顿上任后就指示各军种参谋长，以后有事先向国防参谋长请示，不准越过他去找内阁大臣和首相。他还设法撤消各军种参谋部，设立统一的三军联合计划参谋部，并由他担任这个机构的常任主席。不过，由于遭到各军种参谋长的消极抵制，这个构想没能在伦敦实现。蒙巴顿把这个办法用到了海外驻军身上，分别在塞浦路斯、亚丁和新加坡设立了三个联合司令部，分别指挥近东、中东和远东的英国海陆空军部队。这种新的机构在提高英军快速反应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1961年，伊拉克试图吞并科威特，并在边界集结重兵，正是靠中东联合司令部的快速反应，才在24小时内向波斯湾派出了“堡垒”号突击航母和陆海军威慑部队。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联合指挥机构，英国的干涉肯定不会这样顺利。

蒙巴顿在国防参谋长任内做出的一件最有争议的事是协助工党内阁取消TSR2轰炸机项目。这种飞机本来会大大优越于其他类似的飞机，并为英国赢得大量出口订单。毫无疑问，亲苏的英国左翼反对把大量开支用于研发一种可以携带核武器攻击苏联的新式超音速轰炸机，因为这种轰炸机会使英国和北约更有效地针对敬爱的苏联同志进行核自卫。此外，工党把这种飞机看作保守党的某种“玩具”，是保守党铺张浪费的象征。工党很清楚，取消TSR2轰炸机会给英国飞机公司（BAC）、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和许多承包公司造成失业问题，因此在竞选时许下诺言，说不会取消这种飞机，但是在他们取得选举胜利的几个月后，就下令停止TSR2和其他几种极其先进的飞机项目。

国防部内有一些人也支持取消TSR2项目，这样他们可以得到比较多的钱为海军建造航母。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一直不睦，从20年代起，它们就为争夺海军航空兵的控制权而争吵，为争夺飞机分配优先权而争吵，为争夺预算而争吵。如今在国防参谋委员会执掌大权的是蒙巴顿海军元帅，他和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朱克曼博士（Solly Zuckerman）是海军的强大盟友，成为反对TSR项目活动中的重要人物，被空军恨恨地称为“朱克巴顿轴心”。

二战时的飞机生产大臣、英国报业巨头比弗布鲁克勋爵在TSR2的争吵中支持空军。他长期以来是蒙巴顿的敌人。比弗布鲁克是加拿大人，迪厄普惨败一直令他耿耿于怀，以至多年之后他在一次交际宴会中还对蒙巴顿伸出手挖苦说“与你还没有杀害的少数加拿大人之一握握手吧！”。还有人认为，两人之间的敌意来自蒙巴顿与尼赫鲁之间的亲密友谊，以及他们二人共同取得了印度的独立。在武装德国的问题上比弗布鲁克与蒙巴顿也有极大的分歧。二战期间，比弗布鲁克禁止他的报纸使用“纳粹”二字，而是叫他们“德国人”。他不让英国人把战争罪责归于纳粹，因为他认为德国人在上次战争中把罪责归于德皇而蒙混过关了。这种憎恨使他同情苏联人对德国人产生的害怕心理，而且在“不要重新武装德国人”的运动中是很卖劲的，甚至自己掏钱搞反德广告。而蒙巴顿出于英国及北约利益的考虑，对重新武装西德是持支持态度的，这加深了两人的分歧。

比弗布鲁克的《每日快报》大力鼓吹TSR2对英国的好处。他的报纸也对曾为蒙巴顿痛恨、而桑迪斯全力支持的“蓝光”导弹进行过宣传，该导弹计划的夭折加重了蒙巴顿的私下嘲笑的分量，即凡是比弗布鲁克勋爵支持过的事和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TSR2的早期阶段，澳大利亚政府提出了不少订单。这本来会提高这种飞机的生存前景，但是蒙巴顿觉得有义务提醒他们，他有可能会取消这种飞机。为了打消澳大利亚人购买TSR2的兴趣，蒙巴顿甚至将10张“掠夺者”飞机的照片和1张TSR2的照片摊在桌子上，宣称澳方可以用买1架TSR的钱买回一个中队的“掠夺者”。最后澳大利亚空军转而订购了美国的TFX（即F111）战斗轰炸机。一些英国科学家试图搞的“帝国武库”工程也因蒙巴顿的反对而流产。有人认为英国的国土太小了，不适于发展超音速飞机和导弹，所以花了几百万英镑，在澳大利亚大沙漠中建设了一个方圆2000英里的火箭试验场和辅助设施。英国的飞机和电子公司也都准备把主要经营部分转移到澳大利亚。这个将英国科研实力进行战略转移的计划最后以费钱费力的失败而告终。

参加北约成员国防参谋长会议

不过，在国防参谋长任内，蒙巴顿还是做了不少建设性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长期独立存在的陆军部、海军部和空军部在1964年分别改为三军委员会，并统一归于国防部和联合王国防务会议之下。蒙巴顿还为加强美英防务合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除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之外，几乎所有的美军参谋长都是他战争年代的旧交，或是在“火炬”计划时同联合作战司令部有过合作，或是曾在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工作过。在为英国引进“北极星”弹道导弹和建造核潜艇的计划上，蒙巴顿也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支持。在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的全力帮助下，英国人最终研制出了自己的“复仇”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这本是皇家海军使用了将近400年的传统舰名，但是为了避免刺激苏联人，首制艇名字在政治压力下最终改成了“决心” 号）。

到1965年，蒙巴顿已经65岁了，普通的英国人到了这个岁数，早已退休在家含饴弄孙了。他钟爱的妻子埃德温娜已经在1960年去世，这对他的打击也很大，精神常常不集中，有时还变得优柔寡断。6月底，蒙巴顿的退休申请获得了批准。他在30日前往白金汉宫，向表侄女和外甥媳妇伊丽莎白女王告别。女王说有件东西要赠送给他，接着，“她递给我一枚功臣勋章（Order of Merit）。她这样做实在是妙极了，”蒙巴顿回忆说。自从1902年爱德华七世创立功勋章、以表彰那些为大英帝国做出杰出贡献的人以来，他是第107个获得这个勋章的人，其他的获赠者包括丘吉尔、劳合·乔治这样的政治家，罗伯茨元帅、黑格元帅（一战英军统帅）、费席尔、杰里科和贝蒂这样的陆海军将领，作家托马斯·哈代，科学家拉瑟福德，童子军创办人巴登-鲍威尔，以及发明了鱼雷的怀特黑德和飞机设计师德·哈维兰。根据纹章院的规定，现在蒙巴顿在他“海军元帅”、“缅甸伯爵”的头衔后面还可以加上“KG, PC, GCB, OM, GCSI, GCIE, GCVO, DSO”（嘉德骑士、枢密院议员、巴斯大勋位、功臣勋位、印度之星勋位、印度帝国大骑士勋位、维多利亚大十字勋位、优异服务勋位）这一串长长的荣誉称号。

“我的舅祖父和名誉祖父”

从1913年进入奥斯本海军学校的那个生涩少年，到现在两鬓已秋的老年元帅，蒙巴顿已经为英国服务了整整52年。现在他终于要隐退田园了。对于半个世纪以来都过着有规律的海军生活的蒙巴顿来说，一下子进入这种无所事事的悠闲日子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迪基·蒙巴顿从埃德温娜那里继承了布罗德兰兹庄园（Broadlands）。这是她那有钱的外祖父留下的财产，位于英格兰南部、汉普郡的罗姆塞（Romsey），离南安普敦和朴次茅斯不远。二战结束后，蒙巴顿向罗姆塞镇上的战争纪念公园捐赠了一门缴获自缅甸战场的150毫米日本榴弹炮。布罗德兰兹庄园的主宅是一座四层的帕拉第奥式府邸，此外还有140英亩的土地，上面坐落着林地、牧场、马厩、谷仓、畜栏、奶牛场。这里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定期来访的五、六处私人宅邸之一。女王还经常光顾蒙巴顿的女儿帕特里夏在肯特哈奇港的家宅。帕特里夏与女王的友谊可以追溯到白金汉宫的女童子军“啄木鸟巡逻队”，她比女王大两岁，当时是巡逻队的队长，女王甚至在登基之后都一直保持着童年时对帕特里夏产生的一点儿敬畏感。由于这些关系，几十年里蒙巴顿家族被视为对英国王室最有影响力的人，一点儿也不奇怪。

除了和王室的往来外，蒙巴顿的极高声望、处理棘手问题的高超水平和与外国政要的密切联系也被英国政府用来推行“私人外交”政策，他成了为英国解决麻烦问题的专家和非官方使者。1965年11月11日，罗得西亚自治领（今津巴布韦）的白人总理伊恩 ·史密斯（Ian Smith）宣布单方面独立，建立白人种族主义国家。英国一方面坚持“NIBMAR”（没有实现非洲人多数统治之前不能独立）的原则，不承认罗得西亚的非法独立，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另一方面准备采取一项名为“蒙巴顿使团方案”的行动。根据工党政府的设想，蒙巴顿作为英国政府特使派往罗得西亚，与反对单方面独立的汉弗莱·吉布斯总督一道建立一个联合抵制运动，有可能的话，蒙巴顿使团将联合罗得西亚军队中忠于英国的高层军官，发动一场推翻种族主义政府的军事政变。BBC将派出工作人员，协助政变部队干扰罗得西亚国家电视台和电台的信号。

蒙巴顿虽然对威尔逊的构想表示同意，但是对其可行性提出了置疑。他指出，在罗得西亚，势力最大的武装力量不是军队，而是警察部队，而罗得西亚警察头子是忠于史密斯政权的。此外，罗得西亚当局很可能不允许英国使团踏上他们的领土。罗得西亚政府此后的行动取消了英国派出使团的可能性：11月26日，吉布斯总督遭到软禁，总督府同英国的电话、电报联系被切断，总督卫队和车队被调走，英国飞机被禁止降落。白人的罗得西亚事实上已经断绝了同英国的一切联系。“蒙巴顿使团”方案无疾而终。

作为军人和王族成员，蒙巴顿要在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政党中保持中立，但他内心是倾向保守党的。工党提出的废弃“鹰”号和“皇家方舟”号航母的计划遭到他的猛烈抨击，1970年保守党上台后，不仅不废弃皇家海军最后的这两艘大型航母，反而同意拨款6600万英镑对其进行现代化改装。蒙巴顿对此很高兴，他从布罗德兰兹庄园采了一篮子鲜花送给爱德华·希思首相，并称颂他“你干得真不错！”

1965年11月，一个年轻人度过了17岁的生日。他是菲利普亲王的儿子，也将是未来蒙巴顿 -温莎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查理三世或者乔治七世。他的父母在温莎举行了一次小型晚宴，出席的有威尔逊首相、坎特伯雷大主教迈克尔·拉姆赛，联合王国大学校长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威尔逊爵士，女王的私人秘书，以及蒙巴顿元帅。他们被告知，查尔斯王子对于进大学读书一事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眼下他们的任务是商定最佳方案。由于他已经在苏格兰的学校读了5年书，因此大家的意见一致倾向于让他进入一所历史悠久的英格兰大学。爱德华八世念的是牛津，而乔治六世在剑桥读过一个时期，不过两人都没拿到学位。最后，“查尔斯最最喜爱的迪基舅爷”提出了理想的方案：“像他外祖父那样先进三一学院（剑桥），然后像他父亲和祖父那样去达特茅斯海军学院当学员，最后进皇家海军，最后担任指挥。”

长期以来，“迪基舅舅”一直是菲利普亲王的导师，由于菲利普的父亲、希腊的安德鲁亲王在和老婆分居后扔下孩子跑到法国花天酒地，因此蒙巴顿在精神上扮演了菲利普的父亲的角色。查尔斯王子也把“迪基舅爷”当成最值得敬佩的长辈。由于乔治六世去世很早，退位的爱德华八世又在法国过着一种类似于放逐的生活，身为王室中年龄最大的政治家，蒙巴顿在查尔斯王子的生活中起了帮他定型的作用，两人亲切地互称 “我的名誉祖父”和“我的名誉孙子”，查尔斯总是热切地希望得到睿智而经验丰富的“名誉祖父”给他的指引与建议。蒙巴顿批评过查尔斯在男女关系问题上那些越来越像其伯祖父爱德华八世的缺点，但是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代那些自由放纵的劣迹后，蒙巴顿也鼓励查尔斯在遇到合适的伴侣之前保持一种自由的单身汉生活。

蒙巴顿退休之后关心的另一件大事是他自己的传记。在1979年遇害前，蒙巴顿作为英国的非官方使节，又出席过一些国事活动，包括1973年出席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的国葬，1974年访问中国。1975年，他带着“名誉孙子”查尔斯出席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的加冕典礼，在路过印度时，蒙巴顿兴致勃勃地领查尔斯参观了新德里，还带他看了印度总统府里的几个房间。蒙巴顿发现，副王殿下的豪华寝宫对于朴素的印度总统们来说太奢侈了，他们搬进了以前的一套客房，副王寝宫被改成了国宾住所。

除了这些国事活动外，70多岁高龄的蒙巴顿还担任20多个协会的主席或名誉主席，包括英缅协会、乔治国王海员基金会、瑞典皇家海军协会等等。从1965年起，他还是怀特岛的总督兼领主。不过，进入70年代后，蒙巴顿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了。在1970年7月的英国国会开幕式上，蒙巴顿被授予手持国剑站在女王旁边的殊荣，但是那一天十分炎热，身穿传统的貂皮大氅、纹丝不动地在碘灯下站立几个小时后，蒙巴顿几乎昏倒，上院议长诺福克公爵连忙令人冲上去扶住他，直至典礼结束。

随着岁月的流逝，蒙巴顿知道自己离死亡越来越近了。研究家谱之后，他发现家族中父系的男性有早逝的倾向。他父亲是67岁时去世的，长兄乔治只活了46岁，侄子大卫在1970年去世时只有51岁。在母系的亲戚里，他的伯蒂表哥（乔治六世）57岁时就早早去世，温莎公爵也在1972年因癌症死在法国。与蒙巴顿同时代的人一个个地离开，使他不得不开始考虑自己的丧事问题。他向国防部询问陆军元帅的葬仪规模，然后又明知故问地说“过去真的有2500名海军将士参加一位海军元帅的葬礼吗？”尽管人家对他的罗嗦有点儿厌烦，但还是一次次地回答了他应享有的葬礼规格。

1978年，黑森-莱茵家族的莫里茨王子被爱尔兰共和军绑架，虽然在交完赎金后很快被释放，但爱尔兰共和军让莫里茨给蒙巴顿伯爵带话，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他。蒙巴顿是爱尔兰共和军最理想的袭击目标：菲利普亲王的舅舅；战功卓著的二战英雄；最有威望的王室成员；“帝国主义英国”的印度副王、海军元帅和前国防参谋长……杀害他可以沉重地打击英国王室、震动整个英国。

接到警报后，英国政府加强了对蒙巴顿的警卫工作，派给他20多名保镖，日夜守卫在布罗德兰兹庄园，蒙巴顿每天晚上上床时还要在床头放一支装满子弹的猎枪。蒙巴顿并不害怕死亡，甚至抱着有点病态的好奇态度期待着死亡。然而死亡还是以一种出乎他意料的形式降临到了蒙巴顿的头上。

1979年8月，蒙巴顿去爱尔兰休假。在都柏林，英国大使警告他说爱尔兰共和军可能有所行动。为了保护蒙巴顿的安全，爱尔兰共和国政府派出了4名特种部队的保镖。然而蒙巴顿拒绝改变自己的休假计划。

8月27日，蒙巴顿在爱尔兰南部斯利戈郡的马勒莫小码头（Mullaghmore）登上了他的私人游艇，“阴影V”号捕虾船。一同登上游艇的还有女儿帕特里夏和女婿布拉伯恩男爵，以及帕特里夏的一对双胞胎儿子。此外男爵的老母亲和一个爱尔兰少年也上了游艇。11点半，游艇离开码头，向前几天在海里设下的几个捕虾笼驶去。

11点45分，“阴影V”号驶进了第一处捕虾笼。布拉伯恩老夫人望了望湛蓝的天空，说了句 “多么可爱的天气啊！”话音未落，“阴影V”号“轰”的一声爆炸了。爱尔兰共和军在船底下放了50磅硝化甘油炸药，使用遥控爆炸的方式，把这艘小小的渔船炸成了碎片。船上的人都落入了海中。

几分钟后，附近的渔船连忙赶来，将落水的伤员打捞起来，岸上的医生用门板和笤帚把做成临时担架，把他们送到斯利戈郡医院。帕特里夏的两个儿子里，14岁的尼古拉斯被当场炸死，提摩西眼睛受了伤，肺里充满了鲜血。布拉伯恩老夫人受伤最轻，但是因为年纪太大，在次日死在了医院中。帕特里夏和丈夫两腿都被炸成骨折，浑身血污，但是经过抢救之后活了下来。15岁的爱尔兰男孩保罗·麦克斯韦尔被当场炸死。

在“阴影V”号残骸几码外的水中，漂浮着脸部朝下的蒙巴顿勋爵。他的脸已经被炸烂，双腿也被炸掉，只有一点皮肉相连。当他被渔船捞上来的时候还有一点呼吸，但是接着就断了气。

暗杀成功后，爱尔兰共和军立刻给伦敦的几家大报纸寄去了声明：“处决蒙巴顿勋爵的行动就是要引起英国人民的注意。只要他们仍然占领着我们的国土，我们就要撕碎他们的帝国主义心脏……”他们本想通过这场暗杀在爱尔兰人民心中树立威望，然而却在爱尔兰引发了声讨爱尔兰共和军的浪潮。爱尔兰总统帕特里克·希拉里和总理杰克·林奇都严厉谴责这场针对79岁老人和14岁孩子的冷血暗杀。

这场残暴行为令英国和英联邦国家感到悲恸和震惊。各大国的领导人和尚健在的盟军将领都发来唁电表示哀悼。在印度，政府全部全国哀悼一周，娱乐场所停止营业，以纪念这位为他们国家的独立做出难忘贡献的英国人。在缅甸，去英国大使馆吊唁的人排成长龙，一直蜿蜒到花园中。

蒙巴顿的灵柩从爱尔兰运回英国，在布罗德兰兹庄园举行守灵仪式后由海军部专列运到伦敦，放在爱德华七世、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葬礼用过的炮车上，运到了白金汉宫旁边的皇后礼拜堂，在那里让公众瞻仰。9月5日，蒙巴顿勋爵的国葬仪式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这是1965年丘吉尔去世后英国最大的一次国葬，出席葬礼的除了整个英国王室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瑞典、挪威、西班牙的国王和女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希腊的前国王，以及美国、法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斯里兰卡、缅甸、南斯拉夫等国的元首、总统特使或政府代表。按照蒙巴顿生前特地声明的愿望，没有任何一个日本人被邀请出席葬礼。

10点40分，在19响礼炮的轰鸣下，一辆曾为三位英国国王葬礼服务过的海军炮架车将蒙巴顿的灵柩从皇后礼拜堂运往威斯敏斯特教堂。送葬队列的前面是由皇家海军、皇家空军、皇家海军陆战队、皇家近卫骑兵团的士兵，以及缅甸使馆武官苏峦上校和印度海军准将杜巴希组成的先导队，炮车后面是蒙巴顿的女儿和外孙（帕特里夏和丈夫仍在爱尔兰的医院里，没能参加葬礼），再后面是身穿海军制服的菲利普亲王、查尔斯王子、格洛斯特公爵和肯特公爵，以及国防参谋长特伦斯·卢因海军元帅。送葬队伍缓缓经过马尔波罗拱门、皇家林荫道、海军部拱门和海军部建筑群，经过白厅大街和国会大厦，于11点25分抵达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西门。

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查尔斯王子诵读了《圣经·诗篇》第101章，随后1400名来宾唱起了海军圣诗。查尔斯在他送的花圈上附了一张卡片，以表达自己的哀思，上面写的是他们爷孙两人彼此熟悉的速写字体。稍作研究之后，人们认出了这是一句出自肺腑的简短的送别辞：“献给我的名誉祖父、舅祖父——您忠实的、亲爱的名誉孙儿、甥孙敬挽”。悼念仪式后，蒙巴顿的灵柩被移上一辆军用越野车，驶向滑铁卢车站，一列皇室专列将把他送回罗姆塞安葬。下午3时，在皇家近卫炮兵团的隆隆礼炮声中，蒙巴顿勋爵的灵柩安葬于罗姆塞礼拜堂的墓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