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运动前的欧洲概况

中世纪，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是一个黑暗的年代，愚昧与无知的统治主宰了几乎一千年。从公元5世纪罗马衰亡开始到公元15世纪，这将近一千年甚至被称为被遗忘的千年。但是就在这一千年中，在罗马文明的废墟上，一个年青而强壮的新的文明诞生了。罗马的毁灭，使一切都被迫推倒重来。如果把文明比作一件羊毛衬衫，欧洲文明不得不重新，播种育草，在饲养羊羔。等到羊羔长大时，才能剪毛制衣。中世纪的一千年正是欧洲重新编制文明的历程。
    如果把整个中世纪看作是一场舞台剧，那么它的高潮部分就是十字军东征。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十字军国家的建立对于欧洲的影响甚至与新大陆的发现同样重要。十字军运动则作为黎明到来的标志。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在黎明前，也是最为黑暗的时刻。
拜占庭是君士坦丁公元9世纪初，拜占庭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这与拜占庭实行军区制是密不可分。而拜占庭的衰落也和军区制有关，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军区制，也称塞姆制。七世纪初，皇帝希拉克略(610—639年)及其继任者由于战事吃紧，便在小亚西亚地区实行这一政策、随后在整个帝国推行这一“赋予拜占廷崭新活力的、意义深远的、大胆改革”并进一步完善了军区制。军区制是按照军区、军分区这样的军事序列管理帝国各级行政区。军区最高指挥官为军区司令，统称“将军”，行使所辖区域的最高军政大权。各级官兵均领受与其服役的军种和级别相应的土地，并将经营土地的收入作为维持生计和从事战事的经济来源。军区制提供稳定的兵员之外也保护了小农的权益，促进了帝国收入的增加，除了贸易税之外，农业税是拜占庭的主要财源。
但军区制得消极影响是培植了能与中央集权对立的地方分裂势力，在最先推行军区制的小亚细亚地区首先出现了拥兵自立，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大贵族。军事将领常利用为保卫边疆为名而征其的农民军来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当局。作为回击，官僚们遣散了农民军，让农民由服兵役改为交付现金。再用征集来的资金雇佣外国雇佣兵中包括诺曼人、日耳曼人、佩契涅格人和亚美尼亚人。但与前农民军相比这些外国雇佣兵是不可靠，在支付给他们的薪饷尚未筹得时，他们经常转而反对表面上由他们保卫的帝国。
    在巴西尔二世之后，拜占庭因为没有足够强大可以控制军区的皇帝而陷入持续的衰落。曼奇科特战役是帝国衰败的转折点。此役失败的主因就是皇后同官僚勾结一些军阀对皇帝进行背叛。在动乱中那意大利落入诺曼人手中，亚洲省份则被土耳其人的入侵变成了荒野。到了1081年阿列克塞一世，这位精明强干的皇帝登基，帝国的才得以起死回生。而军区制也被逐渐的废弃。拜占庭帝国衰落最终为两个文明的碰撞创造了机会。如果它依然强大，依然足以同时应付来自东方和西方的掠夺者。那么也就不会有十字军了。
   11世纪的欧洲，在农业、畜牧业上都有一定的进步，而且羊毛、金属加工、建筑等也有所进步，手工业和农业逐渐分离。同在这个世纪，西欧的城市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商业也在几个世纪的萎缩之后，焕发出生机。不仅在欧洲内，与拜占庭以及东方国家的贸易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以前无足轻重的贸易活动，现在吸引了更多城市的参加。这一时期欧洲的成就显而易见。罗马时期的城市自治传统，又重新复活，出现了像威尼斯，热那亚这样商业立国的城市共和国。他们渴望在东西方的贸易中占有比较有利的地位。对于贸易的渴望，促进了航海和海军的发展，地中海上的伊斯兰势力被彻底扫荡一空，威尼斯，热那亚还有拜占庭分享了地中海。为日后十字军提供了一条可靠的海上补给线。
   但是商业活动的发展的后果之一就是领主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领地的产出不足以满足领主对享乐奢侈品的需求。消费品的增加，要求领主支付更多的现金，但是农民也已经无力贡献更多的金钱和实物。忍受不了领主们的暴虐，农民不断揭竿而起反抗暴政，或者集体逃离领地。11世纪时，西欧的农民完全沦为农奴。只有少数地方的农民还保留着人身自由，不仅人数极为有限，而且地位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佃农也相差无几。农奴们既便卖身于领主。也不一定保护他们安全。“老爷吵架，农民倒霉”是个时代的真实写照。从保留下来的修道院文书中可以得知，封建主内战常常造成田园荒芜，十室九空。1050年的一件文书记了图朗地区的情形，由于时常发生战争，该地变成荒野，差不多有八年之久人烟绝迹。”1062年的文书又记载，安茹地区“土地荒废，无人耕种”。
   11世纪频发的饥荒和瘟疫更加重了人们的灾难，这和我们想像中的欧洲复兴的景象相距甚远。11世纪末，饥荒更加成为西欧农村的常客。根据统计尤其是从1087年至1095年，西欧各国都难逃厄运，饥饿洗劫了欧洲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所说的“七载荒年”。饥荒可怕，由饥荒带来的瘟疫则为可怕，它使得一个又一个地区人烟绝迹。被饥饿折磨的人，原本就身体虚弱，更难以抵御疾病的侵袭，纷纷倒毙。1094年，法国发生鼠疫，“许多村落中不见一个种田人”。另有记载，在仅仅三个月当中，累根斯堡的居民死于鼠疫的达到8500人。一些地方甚至发生食人的现象拉杜尔夫•格拉伯在其编年史中写道：“强有力者谋害过路人，把他们切成块，用火烧烤后狼吞虎咽。在许多地方，地里掘出来的尸体也用来充饥。吃人肉已经像家常便饭，甚至有人拿人肉煮熟了在图尔纽斯的市场上当牛肉卖。这个人被逮捕后，他并不抵赖自己的罪行；于是把他绑起来用柴堆烧死。把死尸埋在地下，但夜里又有人把它掘出来吃了。”在灾难的面前，绝望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在十字军之前，一些村庄发生集体性的自杀。
   人们的绝望不仅是他们本能的产生远走他乡的愿望。绝望就像一个放大器使人们的宗教热情高涨起来。绝望的人们无法看到未来，他们真的需要一个可以拯救自己的神。以人性面貌出现的上帝，是对他们心灵上的无限的安慰，也是对他们自身人性的贬低。为了上帝，他们随时可以奉献出自己的所有，甚至是宝贵的生命。在十字军前高涨的朝圣活动就是最好的例证。
  早期的基督教会并不提倡朝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朝圣逐渐获得教会的认同。8世纪查理大帝与哈里发哈伦•阿尔达成协议。使朝圣者的权利得到保护。渐渐的朝圣的形式由1无组织的朝圣活动被有组织的大规模朝圣活动所取代。尤其到11世纪中后期，十字军运动前，朝圣的规模越来越大。川流不息的朝圣者，一般在春天结伴出行。由于教会宣称见到圣墓就可以免除一切罪孽，因此就算是在最为偏僻的地方，人们产生朝圣的想法也是很正常。就连中世纪地位受到歧视的妇女，如果她宣称她要出门朝圣，他的丈夫也无权阻止。1064年到1065年在德国教会的鼓动下有将近1万名信徒前往东方朝圣。大批的领主和高级神职人员也会带着护卫和奴仆前往圣地朝圣。他们的行为有会得到领民和信徒的效仿。1035年诺曼底公爵不顾内忧外患，前往朝圣后，诺曼人中掀起了朝圣的热潮。教会的行为进一步的加剧了这种功德倾向。随着公元1000年第一天的黎明的的到来圣经中关于世界毁灭的灾难的预言没有实现。所有的人都惊喜万分，当然也不是没有疑虑。乌尔班二世则称1000年的世界末日不是已经过去，而是由于虔诚信徒的祈祷被推迟到1100年，人们应该清偿自己的罪孽。这个清偿的最好方式无疑是为基督献身。
     在欧洲宗教情绪弥漫着宗教情绪的时候，教会本身也经历了一场无声的变革，这场变革就是克吕尼运动。在克吕尼运动之前，教会的情况可以说是一团糟的。虽然格里戈利七世即位的时候虽然信誓旦旦的说每一个教皇都是品行端的圣徒。但实际上从公元872到1012年之间，有1/3的教皇结局是很悲惨，他们中有一些人是被继任的教皇杀掉的，而其他的则因为犯下了罪行不得不退位之后为了保住性命而逃离了罗马。例如约翰十二世本身就是前任教皇艾伯里克二世的私生子，父死子继。他的荒淫程度几乎直追古代罗马暴君尼禄，令罗马的居民胆战心惊。当时年轻的女教徒甚至不得不必开教皇的宫廷，以避免被偶尔出来劫色的教皇侮辱。教皇尚且如此，那些助教和教士们荒淫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当时一些修女甚至在修道院中公开的卖淫，举止行为如同妓女一样放荡。
    克吕尼运动就是针对教会存在的腐化堕落而进行的改革。克吕尼派与存在教会生活腐化德的风气截然相反，主张加强教会的纪律，主张提高教会的声望。禁止教士娶妻和偷养情妇。公元910年法国南部的建立克吕尼修道院被视为克吕尼运动的开端。克吕尼运动最初目的只是想改革修道院的生活和制度。不过克吕尼运动的产生后果则是教会威望的恢复。教皇的权利也在这种情况下急剧膨胀，甚至比德国皇帝还要大。这使教会在于世俗政权的交力中处于优势的地位。格里戈利七世在使教权凌驾于世俗权利的斗争中也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卡诺莎事中，格里戈利七世迫使德皇亨利四世在雪地里跪了三天，空前提高提高了教会的声望和威势。
    教会世俗权利的扩张也得益于西方教会长期把持知识传播。当年查理曼大帝就对自己是一个半文盲的事情耿耿于怀。他要求教会传播包括数学在内的知识。为了构建官僚系统，依靠目不识丁的骑士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教会人员同时也担任了许多宫廷的政务官的角色。甚至离开了这些有着丰富知识的教士，国家的权利就运转就会发生困难。不仅在政务方面，最后教士也渗透到军务方面。国王的参谋和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同时也是教会的教士这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常见的。教士们对于教皇的忠诚，自然超过对于国王和领主的忠诚。
   自从查理曼大帝以来，欧洲形成了封建分封的制度。这种封建制度是建立在较为原始的局部分散防御军事思想基础上。每一位封建领主从国王那里得到土地．作为回报，他们每年都要奉国王之命，率领其士兵到自己的的防区以外作战，通常40天左右。因为四十天通常是那些国王国库能支持的极限。过了四十天，即便是给养也很难维持。领主最基本的任务则是负责自己保卫自己领地的安全。这种军事体制带来的结果并不好，国家需要军队集中起来打仗时， 只能依靠一支没有纪律，指挥松散的军队。这样的军队违反了自亚述帝国建立科学军事体制以来得出那些正确的理论的指导，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另外一个弊端则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一些大领主出现了。因为债务，或者武力吞并，一些领主成为了另外一些领主的附庸。在国王和骑士之中间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这样王权也就随之衰落。
但教会权利的扩张使欧洲出现了一了一个统一的权利中心，那就是教皇。从而使在欧洲范围内组织，超越国家界限的军事行动创造了可能性。在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前，教皇对于和自己矛盾较深的德皇，法王，英王处以破门之罪，禁止他们参加圣战。三国的君主果然就没有率军参加，这也是第一次十字军中没有欧洲主要国王的原因。
    当然也一些因素有些影响，比如说教会一直提倡诸子均分财产，但是中世纪西欧的封建领地继承制度的依然是核心是长子继承权。封建主死后，其领地并不分与诸子，而全部由长子继承。除长子而外，其余的儿子便成“无产阶级”。他们空有骑士头衔，而无实际家业。人们给予他们的绰号是“无地、无产的光蛋”。除非他们放弃结婚的权利回到成为所说的“居家子弟”成为兄长家的人，否则不要说维持奢华的生活。他们连生计也很难维持。除了作战他们也没有其他的技能，如果不能当佣兵为领主服务，在饿肚子与打家劫舍两者之间，他们就只好暂时放弃对主的虔诚。据说这帮被称为灾星的人，不仅仅打劫财物和粮食，甚至他们连农民的农具都不放过。当然教会中手无寸铁的修女和神父也是他们最喜欢打劫的对象之一。罗马教皇利奥九世曾写道：“我知道这种蛮横的人，凶悍达于极点，背信弃教甚于异教徒，到处破坏上帝的教会，追击基督徒，有时候以酷刑置他们于死地，他们对儿童、老人、妇女都不知怜惜。”受到东方财富的诱惑，这些无地骑士也是十字军运动的积极的拥护者。
    总之十字军运动前的欧洲就像是一个推满了干草的干草堆，而乌尔班二世的演讲就是在干草堆上点燃的烈火。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