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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的境遇 揭秘林则徐的流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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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的境遇 揭秘林则徐的流放生活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以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为后人称颂。但也是因为禁烟和抗英,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

功臣当了“替罪羊”

林则徐在广州的禁烟功绩,最初得到了道光皇帝的充分肯定。1839年7月28日,道光帝阅毕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报告,欣喜万分,誉为:“可称大快人心事!”不久,林则徐过55岁生日,道光帝又亲笔书写“福”、“寿”二字的大楷横匾,差人送往广州,以示嘉奖。不久,林则徐先后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两广总督。

但时隔不久,林则徐所面临的形势就迅速恶化起来。1840年6月,英军派舰队封锁珠江口,进攻广州。林则徐严密布防,使英军的进攻未能得逞。英军受阻后沿海岸北上,于7月5日攻占定海,8月9日抵达天津大沽口,威胁北京。这时,道光帝惊慌失措,急令直隶总督琦善前去“议和”;又命令两江总督伊里布查清英军攻占定海的原因,究竟是由于“绝其贸易”还是“烧其鸦片”,意欲将林则徐作为“替罪羊”。

从此,各种诬陷、打击和指责连续降临到林则徐的头上。琦善是妥协派的骨干,当然不会错过这一陷害和打击林则徐的机会。他声称英国所不满的只是林则徐一人,只要清廷惩治林则徐,所有问题都可解决。其间,林则徐两次上奏,大胆陈述禁烟抗英的合理性和正义性。道光帝翻脸,指责林则徐简直是一派胡言,实在可恶!

9月29日,道光帝下旨,革了林则徐的职,并命令“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听候部议”。这只是林则徐受到的初步惩罚,后面还有更严重的惩罚在等待着他。10月25日,林则徐又收到吏部文件,通知他暂留广州,等待新任钦差大臣琦善的审问和发落。1841年5月1日,林则徐又接到圣旨:降为四品卿衔,速赴浙江镇海听候谕旨。到镇海后,林则徐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海防建设事宜,力图“戴罪立功”。不久,接替琦善的靖逆将军奕山在率军与英军作战中打了败仗。为了开脱罪责,他竟造谣说,英方是愿意议和的,他们恨之入骨的只有林则徐一人。言外之意,就是必须再次惩办林则徐,英方才能罢兵议和。道光帝求和心切,便把广州战败的责任再次归罪于林则徐,说他在广州任职时没有积极筹划防务,以致英军发起进攻后,奕山招架不住。6月28日,道光皇帝下旨,革去林则徐“四品卿衔”, “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

遣戍途中治水患

林则徐再次遭到惩办,真是晴天霹雳。他深感报国壮志未酬,却身蒙不白之冤,心中充满悲伤和愤慨。他自制印章一枚,上刻“宠辱皆忘”四字,意欲把以往皇帝对自己的所有宠爱和屈辱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对仕途心灰意冷,今后但愿能为民众多做些好事。1841年7月14日,他怀着忧郁伤感的心情,一一告别前来送行的友人,凄然乘舟离开镇海。

但是,林则徐毕竟做过高官,也不是平庸之辈,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去 “戴罪立功”。在路过扬州时,林则徐接到道光帝的谕旨,要他推迟赴伊犁,先到河南开封去协助治理水患。

原来,这年8月初,黄河水势猛涨,开封西北祥符堤防决口,淹没了河南、安徽所辖六府十余县,开封城被洪水围困,当地官员惊骇万状,束手无策。清廷急命军机大臣王鼎赶赴河南治水。王鼎是林则徐的至交,他乘机向道光帝提出:林则徐做过东河河道总督,是治河能手,可以让他到河南协助完成抢堵决口的任务。王鼎的请求得到道光帝的批准。林则徐接到谕旨后奔赴开封城,旋即来到堵口工地,投入治河工程。他日夜奔波,亲自督率民工挑土筑坝。经过6个月的艰辛努力,1842年3月19日,坝口终于合龙,制住了水害。

到开封治河效力“赎罪”,本是道光帝给林则徐许下的诺言,但这一出自圣口的诺言却没有兑现。林则徐抢堵黄河决口,功劳最大,理应可以受赏免罪。王鼎也上奏道光帝说:林则徐治河认真得力,论功行赏应是第一,请皇上撤销对他的处罚,委以重任。但道光帝居然食言不认账,就在河工合龙之日下达了继续惩治林则徐的圣旨:“林则徐于合龙后,著仍往伊犁。”

虽心怀寒酸,但皇命难违,林则徐只能继续上路西行,踏上了前往伊犁的艰难旅途。

旅途中,林则徐曾因病滞留西安3个月。病体初愈后,他便告别不辞万里赶来送行的夫人,由两个儿子陪伴着继续向伊犁行进。他在离别家人时,写下了千古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842年12月10日,林则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伊犁。在伊犁,林则徐在精神上感到最不愉快的事情是失去与家人、亲友通信的自由。作为一个充军到边塞的官员,林则徐的言行都要受到严密监视,连来往信件也要被拆封检查,有些甚至被退回。为了能够保持与家人和亲友的正常通信,了解国家大事和海防情况,林则徐得到了伊犁将军布彦泰的大力帮助,借用官方信封将林则徐的书信寄送关内。

此外,布彦泰还让林则徐借阅只准在职官员阅读的、一种叫做《京报》的内部资料。就这样,林则徐在迢迢万里之外的边陲,继续与家人、师友保持联系,能够继续了解到时局、国事。由于这些消息和材料来之不易,林则徐将它们视为珍宝,都一一抄录、编辑,汇集成两册《衙斋杂录》和一本题为《软尘私议》的笔记,多少冲淡了一些郁闷心情。


垦荒屯田修水利

林则徐到新疆后,不仅看到了沙俄的勃勃野心,还目睹了这里的荒凉景象。林则徐认为,要充实边防和改善人民生活,最好的办法是实行屯田备边。他建议将垦地分给当地维吾尔族人民耕种,并把原来的屯兵制改为操防制,使边防驻军既从事耕种土地,又进行军事训练,做到屯田与边备结合、兵与民结合,在西北边疆筑起一道铜墙铁壁。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林则徐向布彦泰将军提出开垦荒地的要求,布彦泰采纳了这一意见。从1843年秋天开始,林则徐以他衰老的病躯,不辞劳苦,当起了“愚公”,负责开垦惠远城东边的阿齐乌苏荒地。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繁重的工程。要将不毛之地变成可以耕种的良田,必须开挖渠道,引水灌溉。林则徐带领民工,挑挖沙石,建坝筑堤,足足耗时一年零四个月,用工10万余,最终修成一条6里长的主干大水渠。水渠修成以后,为当地垦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屯田收到显著效果。到1844年11月,林则徐已开垦了大量荒地:阿齐乌苏地区33350亩、阿勒卜斯地区161000亩。

布彦泰在林则徐的垦地成功后,给道光帝写了一个奏章说:林则徐到伊犁后,劳绩可嘉,是一位好官,平生所见之人,再也没有比林则徐更好的了,如此有用之才,废置边塞,实在可惜,要求对他既往不咎,重新起用。但由于投降派从中作梗,道光帝不仅没有采纳布彦泰的这一建议,反而命令林则徐到南疆继续开垦荒地。

布彦泰见林则徐年老多病,便关心地问:是愿意去远的地方还是愿意在近的地方?林则徐毫不犹豫地回答:“林某愿远”。启程后,林则徐到一城,查一城,一年之内先后到达库车、乌什、阿克苏、和阗等九座边城,行程3万余里,足迹遍及天山南北的广袤地域,丈量和查勘垦地共计689718亩。从1843年秋到1845年11月,大约两年的时间,林则徐在新疆百姓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下,总共开辟各方屯田884068亩。有书籍记载林则徐的这一功绩说:“由于林则徐的查勘开垦,使新疆的大漠广野,都变成肥沃良田,农户炊烟相望,田野耕作皆满,合兵农为一体,每年为国家省经费无数,回民的生计亦由此而充裕。”

林则徐在开垦荒地中,都十分重视兴修水利,改善农田灌溉。在吐鲁番,他发现一种被当地人称为“卡井”(坎儿井)的水利设施,看到水在土中穿穴而流,惊叹不已。后来经询问当地群众,才知道这是一种因地制宜、可长期采用、效果良好的地下水利工程。他很快就把这一灌溉方法加以改进:增挖穿井渠,每隔丈余挖一口井,连环导引水田,使井水通流。并推广到新疆各地,使“卡井”有如繁星满天,在伊犁河谷一带到处出现。新疆百姓就把“卡井”称为“林公井”,把水渠称为“林公渠”,以表示对林则徐造福地方的深切怀念和感激。


此外,林则徐在新疆还积极传播纺纱技术。内地人民使用的纺车,很早就传入吐鲁番等产棉地区,但一向不被重视。林则徐认为,像吐鲁番这样的产棉地区,棉多质好,更应该提高棉纺技术,改善纺纱质量。在他的倡导下,各地纷纷采用纺车,使内地的纺纱技术得到比较广泛的推广。当地人民为了纪念林则徐的这一贡献,便把他推广的纺车称为“林公车”。

跑遍新疆的林则徐绘制了很多翔实的边防地图,专门送给钦差大臣左宗棠,为左宗棠后来收复新疆帮了大忙。

到1845年,鸦片战争早已尘埃落定,投降派官员的罪恶真相大白。这时,道光帝终于良心发现,觉得还是林则徐可靠。于是,这年10月28日,道光帝以布彦泰奏陈林则徐在新疆开垦功绩为由下诏,命林则徐回京以四品京堂候补。

至此,经过5年的苦熬,已经61岁的林则徐终于摘掉了“罪臣”的帽子。后来,林则徐又得到朝廷的重用,先后被任命为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并因制止回、汉冲突有功,被皇上授予“太子太保”头衔,赏戴花翎,重登人臣之极的地位。1850年10月17日,已经告老还乡的林则徐,又被新登基的咸丰皇帝再度起用,派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但抱病出征的林则徐,未及抵达广西,便于11月22日病死在广东潮州普宁县行馆,终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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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1840年,道光充分信任林则徐,不是因为大清因为国力的问题,向西方列强妥协的话,大清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各级军官奋勇作战,人民群众完全拥戴大清国军,军民团结如一人,鸦片战争会不会有另一种结果?会不会是英国人割地赔款,称臣纳贡 被逐出东亚?最差的结果,英国人也要灰头图脸的离开大清国,我们还是按照历史的惯性发展下去,那么我们现在的生活又将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林不是有这样的经历的话,他还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又这么高的地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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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球使者 金币 +6 发帖辛苦啦! 2010-12-10 2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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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不可能,因为首先当时的大清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导致没有适合海战的海船,英国可以打到大清,大清打不到英国,英国立于不败之地;其次没有船就无法很好地防御漫长的海岸线,英国却可以随时随地找个地方入侵,防不胜防,就算防住了也无法消灭敌人,英国人往海上一跑就无可奈何了;最重要的是一边是红日西沉的封闭落后的封建国家,一边是旭日东升不断发展壮大的资本主义帝国,根本没法比,十年后大清更加落后腐败,英国更加先进强大,挡得了一时,挡不住一世,迟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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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球使者 金币 +4 回复认真,鼓励! 2010-12-12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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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看了些有关当时情况的文章,个人觉得从狭隘的禁烟与不禁烟出发,是不能很全面的分析当时的情况的。你说禁烟就如何如何正确,伟大光荣正确,那今天中国在禁烟方面的努力可以算得上世界倒数的几名,又怎么说呢?都是能让人上瘾的东西,今天我党还不是要靠这个缴税。烟,其实有时只是一个借口。我试谈几点。
1 清王朝的腐败
当时的清王朝是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所谓闭关锁国,不是一个简单的四字成语,而是有具体的全国性措施。具体说,在国际贸易上,只允许广州一地,与外国通商,而且外国人都不得入城(为了洋人入城的问题,战端不止,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自己查询)。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怎么只有一个通商口岸(而且是官办官督),能够造成鸦片的大量流入,以至于林文正公认为全国(注意不是广州,不是广东,而是整个清王朝)的兵都会“无可战”了呢?所以说白了,当时的清王朝已经腐败透顶,广州通商口的官吏自然贪贿枉法,全国各地官吏更是专卖推销,坐地分赃。当然,我们固然可以大骂鸦片贸易这只苍蝇,但是不是也要反省一下这个臭得熏天的鸡蛋呢?至少,把鸦片卖给老百姓和官兵的,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连城都不能进,上不了岸。
2 贸易格局
由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只有广州的一个官员督办的菜市场可以买卖,中国的商品如瓷器,丝绸可以大量的卖到开放的资本主义市场,而外国人能卖到中国的东西本来因为文化差异已经很少(你不能指望中国老百姓穿西服吧),又有官吏可以随时限制交易,因此导致外国的大量逆差。当时没有WTO,也没有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更不可能有对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的平等对话。试想,其实当时清王朝实际上就是实行贸易壁垒,同时在国外倾销商品。虽然我们可以痛骂鸦片贸易的不道德,但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利益,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外国自然睁只眼闭只眼,想改变逆差,而商人并不是代表其政府,只是以个人来做交易,他们很难代表说其自己的国家。
3 林文正公的做法和中西文化差异
林文正公对清王朝的官吏腐败,贪贿贩毒避而不就,将所有矛头指向外国商人。如果今天有这样的官,只抓境外毒贩,对境内贪官,黑社会不法办,那我想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个官官相卫之人。所以要说林文正如何高尚,我看也未必好得到哪去。而且林则徐的一些手法,凸显中西文化的冲突。如他将外国商人及家属关起来,断水断粮,这是清朝特色的做法,但在当时的海权开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连坐”的做法已经是不能容忍的野蛮落后象征。而且西方已经开始讲法权,有罪无罪要依法判决,不能涉及无辜,哪怕是犯人的亲属。林则徐不懂这个,按自己的清朝标准行事。这在处理内务上,本无不可,但处理两国事务,就过了。说到底,林文正公以一种天朝官吏审理外夷的态度处理,只能说明他当时对中西方实力早已逆转的无知。
总之,中英贸易战争,不是简单的国仇家恨。涉及到双边贸易,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差异,中西实力的对比等等方面的关系。而我国教育,实行国仇家恨式的教育宣传,实无益于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评价,十分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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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球使者 金币 +26 精彩文章 希望再见兄弟大作 2010-12-12 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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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香烟和鸦片海洛因是一回事吗?你来卖毒品,我不要,你就杀人放火牵牛扒房,临了还来一句:我是在促进自由贸易。真TMD民猪柿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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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4楼

我说的几点到你嘴里怎么成了一句话呢?这种抹黑手法倒是国内常用的,如把西方民主说成是一人一票就是西方民主,然后论证一人一票不公正,所以西方民主是不公正的,还是中共好。呵呵,问题是你这套糊弄那些墙内人还是可以的,在墙外人面前使,不成了关公面前舞刀了吗?了解历史,首先多学些东西,为反对而反对,有什么意思?

香烟害处小,鸦片害处大,所以香烟可以鼓励。这倒也算是继承我党延安的特货传统。

贩卖鸦片,在当时是一种商人的个人行为,不是英国的国家行为。而林则徐禁烟之所以将个人行为上升到战争,这种国家行为,原因就像你说的那么简单?起码其禁烟过程中的某些做法凸显中西文化差异,这就是事实。就好像慈禧向18国开战,鼓励义和团一样,有人认为不智,有人认为义和团就是好,现在的人应该学习义和团,本来就是可以充分列明真相,充分讨论的。动不动把TMD搬出来,倒是真有几分当年义和团抱着尿壶上阵的英姿。呵呵,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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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球使者 金币 +6 回复认真,鼓励! 2010-12-12 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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